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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公刘   沙裕光;〝密堔〞与〝领袖〞zt 2011-06-17 05:56:43  [点击: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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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探”与“领袖”

沙裕光

引言





首先请朋友们多包涵,因为这实在是一篇只与中国“极少数极少数人”有关的诛心之论。却又不得不涉及许多本不宜公诸于众的真人真事,诚恐流于偏激而为心地宽容的君子所不齿,所以,我惟有“推赤心置入腹面中”方为上策。



事情缘起于任畹町早在九七年便用文字形式针对我和杨靖先生发出《反密探通报》,并远传海外。我虽有耳闻,却苦无实据。(《通报》是我的叫法,任畹町实际视若“密诏”)。直至九八年五月十日,才由友人将《反密探通报》复印件送达我手中。面对那些颇具文革遗风的语汇,(只要把任文中的“民主”或“人权”字眼变换成“革命”一词,立刻能闻到任的一心想夺权,而且决不仅仅只向共产党夺权的“造反派”气息)。我第一反应便是以牙还牙。後经友人们劝止,三思之後,我亦认同为了民运大局,不宜再起内斗,以免贻笑大方。



克林顿访华前夕,我曾联署王泽臣先生执笔的《关于要求克林顿总统会见中国政治反对派代表徐文立先生的公开信》。因为我认为徐文立提出的民运总目标——“结束一党专制,建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和民运近期运作方式——“多读书,广交友,缓结社”是符合中国民运现实状况,并有利于确立中国民运将来发展方向的。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我又在《中国十九省市一百位政治反对派人士就浙江警方“7·10”大搜捕事件以及外交部污蔑、诽谤“持不同政见者”事致江泽民、朱镕基的公开信》上联名。虽然我认为政党应该是代表社会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而中国目前尚缺乏成立反对党的法律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群众基础、甚至思想基础。但我却不能同意将合法申请注册的王有才等人逮捕。这就如同:“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却誓死维护你说话的权利”一样。



两封公开信都没因我的参与而发生“不是被禁止就是故纵后被擒”的问题。但任畹町还是于七月二十一日再次将过去的《反密探通报》原封不动地又传真给徐文立。徐文立忍无可忍,旋即加批注,转各位朋友阅。一时为之哗然,甚至连最宽容的人士也忍无可忍,亲自登陆艇门敦促我必须反击任畹町。要反击,但是谈何容易。不知要挑破多少脓包,揭开多少疮疤?不过,任畹町此举已不单单限於针对我“投机民主,沽名钓誉”,更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嫌。事已至此,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一、 小仪任畹町



为文要在破题。关于任畹町,我也不敢自称对其了如指掌,但确知自九七年左右,便有人背地里给他起了两个外号——“诺奖”与“康生”。这是他撰文反对魏京生获诺贝尔奖与通报沙、杨为密探所得的意外收获。称之为“诺奖”,波为滑稽,但也许正中任的下怀。观其近年言谈行止,大有“当今之世,获诺奖者,舍我其谁”之慨。而呼其为“康生”,似有不以为然者。何?康生者——中共特务头子也,害人如麻,人神共怒。然而,康生害人尚须经由一定程序,关键必须有毛泽东首肯,康生不过是帮凶。比诸任畹町,请问他是谁人之帮凶?换言之,他又受何人之主使?



况且,任自己更不会认为其为康生,曾有一位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对我讲过,他的夫人在看了任亲自“送货上门”的《反密探通报》後,不经意地对任畹町说:“你是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不料任勃然大怒曰:“你的意思,你丈夫就是中国的列宁啦!”其反应过度一至于斯。试想,任畹町连捷尔任斯基尚且耻为伍,遑论康生乎?恕我直言,任畹町内心深处实以领袖自命。



任在其雄文《不要为中国人制造一个虚假的神》中有言:



“考虑到诺奖授给中国人的目的和实际後果等于迫使中国人民认同他在中国民主事务和民主历程中的特别位置甚至未来领导人。



任畹町作为坚定的人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



任畹町作为八九民运的发动者和运动中政治体制改选的发起者;



任畹町作为八九法庭上强烈作无罪说辩护的人;



任畹町作为在八九法庭上为八九民运作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辩护的人,不能对这一切缄口不语。”



这一套一口一个任畹町的大话是《不要为中国人制造一个虚假的神》最後部分的点睛之笔。图穷匕首见,任畹町要作为当然领袖简直呼之欲出。



同理同质的语言也见之于《反密探通报》:



“任是八九知名案犯中没有保外、没有假释、没有减刑的两个人之一,还是八九知名案犯中实际坐监最长的两个人之一。(还有鲍彤)。”



谢天谢地,任畹町居然没忘“还有鲍彤”。不过,鲍彤是无名之辈,任畹町是否屑于一顾?远的不说,民主墙人——山东青岛孙维邦(孙丰),因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关注时局,再度被捕,并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重刑十二年,至今仍然身陷囹圄。任畹町对于这种铁与血的事实不闻不问,却忙于和鲍彤先生论短争长,是否太无耻?



任畹町在《反密探通报》中的点睛之笔在于——“轻视、放弃、阻碍反密探就没有资格和权力掌握全局,一九八九年以来,反密探事务一直无人在全局上负责和过问是同民主发展不相称的。”言外之意,一九八九年以来,只有他正式下文,广为通报反密探,而且卓有成效,抓出沙、杨。当然具有掌握全局的资格和权力。



当我初闻“领袖”封我为“密探”,立马联想起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片中那个特别留意列宁耳朵的密探险些置列宁于死地。这是真正的密探与领袖,十足惊险。为增加拙作的“刺激性”,我遂不揣冒昧地命题为《“密探”与“领袖”》。既然“任领袖”锐意钦封“沙密探”,我索性一不作、二不休,顺势择要地给任畹町“揭揭密、泄泄底”。



二、 诺奖的奥秘



诺贝尔和平奖之所以一再属意于中国,自非原由一端。但关键取决于中国八九民运震惊全世界。在八九民运中,不管面对政治高压,还是面对军事镇压。其和平、理性、公开的原则始终是贯穿运动全过程的主旋律。从而赢得各国政治家与有识之士,当然包括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委员们成为中国民运的知音。



在重奖与殊荣面前,至为难能可贵的是绝大多数八九民运的政治精英和学运领袖、依然理性、依然以大局为重。



据我所知,在学运、工运和民运朋友之间,早自九三年便开始讨论酝酿理想的人选,以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造势。比较集中的人选是魏京生,但也有人提议陈子明、徐文立、王丹。当时,讨论完全是理性的,完全符合民主精神——往往同时提出或各自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当然,比较和批评是不可避免的,但并没有否定一个,肯定一个。决没有出于一己私利,更没有人身攻击。因此,更多体现了一种团结。但是,後来为此引发的对立与冲突令人痛心。而真正使民运朋友正常的分歧演变为公开化,扩大化,绝对化的分裂不是诺贝尔和平奖,始作俑者是任畹町致海外人士,致罗伯特·肯尼迪基金会,致美、英、法、德、日、意、加等西方各国国会入行政首脑,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公开信”——《魏京生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不要为中国人制造一个虚假的神》。



对此,我亦难辞其咎。





三、“领袖”请我作“特使”



我直至一九九六年七月四日才第一次见任畹町,也就是那次任颇为自负的一出狱便有人为其接风的通县同和居饭庄聚会。我对任畹町久仰久仰,任畹町对我一见如故。初次见面,彼此的印象应该说是不错的。这可由任畹町很快便约我七月七日到他家进一步深谈作为佐证。当然,任可以说这是这密探特技迷惑所致。但令人不解的是,在任家,他只关心民运人士之间的矛盾,询问甚详,而我所知有限。及至问他准备如何应对动作,任却闪烁其辞,所以我在受封为密探後,常对朋友苦笑道:“我和他也不是谁探谁呢?”如果任畹町认为这就叫“反咬一口”,完全可以还嘴。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任家,大约是这一天,我与“任领袖”攀上了校友。原来我们都是原北京建筑工程学校财会训练班毕业。任长我一岁,早我一届。任畹町原名任安。後因偷越国境于云南畹町被抓而改名,不知最近出的“简历”中何以缺如也?母校现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有朋友分析,任耻于自己毕业时母校尚处中专类水平。因此就像江青整赵丹、郑君里一样对待我。我却不相信任会下劣到如此田地。这一点,似可由任畹町于九六年十一月左右约我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见面,并嘱我一定要带照相机并合影留念为证。



那天,是我与任畹町第三次见面。其间,任神色庄重地交给我一个大公文袋,要我先收好,暂不开看,待到一个安全场所再谈。我想最安全的场所莫过于我家,而且我请客原则上都在自家吃饭。任畹町欣然同意。看来,当时“任领袖”来不及多想我家有没有监视窃听装置?



就在这一天,我第一次拜读了任的大作——《不要为中国人制造一个虚假的神》。我本能地感觉这很像“炮打司令部”,但是“任领袖”理由充足,态度坚决,执意要我找另一个朋友复印四十份,然後由我散发。声称先在自己人内部小范围传阅。任使我感觉他根本不考虑自己《人权同盟》的朋友却十分倚重我,这不但成功地满足了我的自尊心,而且使我感到任畹町依然是像当年那样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敢言之士。何况,作为老校友,由于尚处“剥权期”才登门求助,确实却之不恭。只是自刘念春被判“劳教”後,我屡遭其妻非议,并由于去了一趟西安,竟喷有烦言,称我为徐文立的特使。所以面露难色,任在问明原因後,慷慨地说:“那你就再作一回我的特使。”



作为回报,任畹町主动提出要我与刘妻斡旋。并告诫道:“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直至我获得《反密探通报》才恍然大悟,原来任畹町竟把自己与这个“不一般的女人”相提并论。不过他对这个不一般的女人不称之为“刘妻”,而呼:“刘弟媳”,什么意思呢?就是“纽约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弟弟的媳妇儿。”——刘青与刘念春乃亲兄弟也。“任领袖”果然手段高强,没用八杆子就打中了中国人权主席。但是且慢!请问“任领袖”,阁下把“刘妻”称为“刘弟媳”是否太势利眼了?是否太不把刘念春放在眼里了?



四、 节外生枝



不承想出师不利,任委托为他复印的那位朋友看到反魏获诺奖的文章,既不同意任的观点,也不赞同任的方式,拒绝复印。任只好亲自出马,又要不花钱,又要多办事,真是勉为其难。在这一过程中,我察觉任畹町并非首选于我,而是在他自己《人权同盟》朋友那里碰壁之後,才回头找到我。事情的真相是他先前已经把反魏获诺奖文章独印多份,并发至海外,仍不知足,还要继续复印,扩大国内影响,这当然不仅仅对我自尊心是个打击,但真正促使我猛醒的是我在北京西城护国寺宾馆斜对面的萤桥火锅城与三位原《人权同盟》朋友聚餐时,听到他们对任反魏获诺奖深恶痛绝的肺腑之言。不但引以为耻,而且竟至迁怒于我。



聪者察事于未萌,而愚者暗于成事,我不得不冷静思考一下了,也就是说,难道反魏获诺奖在客观上真会更有利于“炒作”魏,反而进一步提高其知名度吗?我至今仍记得任畹町信誓旦旦地说:“我写这篇东西决不是为了个人获诺奖。”但是,其效果何以如此恶劣呢?





五、“领袖”要我当“替身”



任畹町可能大大低估了魏获诺奖面临的阻力,他不得不又回头找自己《人权同盟》的朋友复印,结果搞来搞去,也不过复印了十份左右。物以稀为贵,这就不能轻易给人了,。任亲自从我的纪念像册中挑选了八位有名望、有地位、有影响的人,指名道姓要分送给他们。任的等级观念、门阀意识又一次得以印证,从中隐隐显露任有强烈的攀龙附凤的陋习。因为我的像册中三教九流,群英荟萃,而任的选择取向太一元化了。我暗暗叫苦不迭,因为任所瞄准的知名人士决非激进分子,我虽然有缘拜会他们,并合影留念,但并不说明倾向性。假使突如其来送上一份反魏获奖的“雄文大作”,诚恐人家不仅仅莫明其妙,或许还会耻笑于我。而且原《人权同盟》朋友的决绝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再者,通县聚会时重逢《中国人权宣言》签署人之一宋兰杰先生,他看到我在香港《争鸣》杂志发表的文章《戏说毛泽东和老虎》,以此为契机,通过努力,为我在XD广告公司谋了个文案工作,更无暇旁顾。所以散发魏获诺奖文章的事便搁浅了。争奈“任领袖”生就也是一个“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伟人,对自己的事抓得特紧。当其得知我要去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参观一个广告展,马上约定在这个中间地点晤面,并表示他十分热衷广告业。



午餐时,任畹町敦促我要提高效率,尽快把他的雄文传达到位,并要求我与此同时宣传他本人的事迹。(那时“任领袖”尚未出“简历”)。在我答应後,“任领袖”又进而提出:“能不能对外界说《不要为中国人制造一个虚假的神》就是你(沙裕光)写的?”(任文绝少用第一人称“我”,而总是代之以任畹町,确象第三者手笔)。大概任畹町认准我同样热衷于“沽名钓誉”,但我总不至于假冒伪劣呀!故当即表示不同意见:“我虽然名气不大,但毕竟在国内外都发表过文章,文笔文风与你(任畹町)明显不同;而且外界也知道我的观点;关键是不符合事实。我看这样,对他人没有必要说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任击掌叫绝。後来,任夫人在电话中对我讲:“老任夸你很有能力……”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只是我有一事不明,《中国人权宣言》发表时共有七人签名,据我所知有陈旅、齐诗(王泉山)、赵兴(赵建新)、宋义(宋兰杰)、孙延、胡默加任畹町,时号七君子。想当年,草拟人权宣言时,六君子总不至于“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吧?那么,任畹町为什么在最近急就的“简历”中涉及人权宣言时,“当仁不让”,只字不提六君子呢?又为什么对其亲笔所书的反魏获奖文章却如此大度,拱手要我当替身呢?两相比较,明眼人不会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吧?



不过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有朋友断定:由于我违令拒绝当替身,因之开罪“任领袖”,招至“任领袖”终于惯以“老牌密探”大帽,封杀了事。对此我又不敢狗急跳苟同。



六、“领袖”封我“老密探”



任畹町最後一次与我见面是一九九七年元月十六日左右,其时我刚从XD广告公司“自动”离职回家。



我九六年初进XD广告公司,言明作文案人员,讲定月薪一千元(业务人员六百元)。九七年伊始,年轻的H总经理授意由我草拟公司规章制度。其中明文规定员工工资八百元正。这实际等于抹杀了文案人员与业务人员的区别。而发薪时,我却发现只发我五百元,我当即找总理询问原因。因其急于外出,只简略回答,必须能联系业务者才享受八百元工资。这究竟是要迫我就范联系业务,还是另有含义呢?下班後,我便分别给一些朋友打电话宣泄,朋友们自然规劝一番,然而莫衷一是。我一时心血来潮,想到朋友介绍过LG广告公司W总经理,她作为广告人,也许会给我一个忠告。始料不及的是,W总经理听後告诉我,她认识H总经理,她因正忙,约定两天後再通电话——“纸包不住火了”。我只好自动“离职”。



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我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一个事由,心情颇沮丧,身体也欠佳。但任畹町情绪却满好,一见面就说:“我们胜利了。”我莫名其妙。他接着说:“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没有颁发给魏京生,这是那篇文章起了作用。”我说:“可能吗?”任说:“我有把握,也是有根据的,现在魏小涛(即“魏弟”)急了,魏小涛有股邪劲。他认识你家吗?”我说:“他不认识,但是储海蓝(即“刘弟媳”)认识。”任说“那就麻烦了,如果他(“魏弟”)找到你,你什么也别跟他说。”这是任反复叮嘱的一句话,记得直至我送他到汽车站,临上车时任还不忘叮咛这句话,现在看来,任畹町心中肯定有鬼。



任畹町又宣布,“刘弟媳“说是你出卖了刘念春,她是有证据的。(可能这就是“任领袖”定我为密探的“根据”)。当时我着实一惊。因为此前只听胡默(当年《中国人权宣言》签署人之一,任的挚友。)转告过,“刘弟媳”向他诉说我骚扰她。而且胡默还告诉我,“刘弟媳”向徐文立、何德普等人都说过,并对这些人未能及时转告而为我抱不平。我找这些人核对,朋友都劝我先避嫌,不要再和“刘弟媳“有任何接触,等念春出来再说。(附带说一句,我与刘念春、“刘弟媳”关系曾非法友好。)万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弟媳”竟变本加厉,又向任畹町诉说我出卖刘念春。据我所知,类似事情也曾发生在纽约中国人权主席刘青门下,“刘弟媳”通过长途电话对刘青说另一个朋友的坏话。应当承认,因当时刘念春突然被抓,故其情有可原。但刘青毅然挂断电话,面对同一个“刘弟媳”,耳闻同一性质的“话”,刘青显然不同于任畹町。



过去,刘念春连去外地都不轻易示人。而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念春是从自家被公安局带走。(念春正被监视居住)。出卖从何谈起?我曾指出,“出卖”太难听,应改为“推销”。那么,究竟是谁最热衷推销刘念春呢?究竟是谁向外界不断散发“劳盟”一期负责人刘念春,二期负责人更是刘念春的打印材料,竟将刘念春成功地推销为工运领袖,直至于热销为中国现今在押的第一政治犯呢?我想,这一切,“刘弟媳”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



此前,因刘念春和张林,王仲秋在我家起草“劳盟”申请注册全权委托书,我被拘传,公安局咬定,刘念春说是在你家起草的全权委托书,并一再提醒(不叫威胁吧!)放明白点儿,这次是有备而来的!但我对“劳盟”确实没参与,当然更谈不上“卧底”。据我所知,“劳盟”发起人是北京大学讲师袁红冰。但我与袁红冰只有一面之交,根本没涉及“劳盟”。我只不过与刘念春去过一次劳动部申请注册。起因是我去拜访宋书元先生。由於宋书元先陪同刘念春去民政部申请注册已十分疲劳,念春临时决定走马换奖,改由我陪同,是防一旦出事,有人报信。念春干事往往要两个人以上,大约都基于这种考虑吧!



至于全权委托书,我连看都没看。那天念春在我家里屋写委托书,我一直在外屋执行吃饭喝酒,这一点,想必念春、张林、王仲秋都不会忘记吧!念春、张林、王仲秋更不应忘记,三位光临寒舍决非因我“邀约饮酒”,我更没有“设套”叫念春在我家写全权委托书。但公安局根本不相信,反复纠缠。我不知道我的什么话会构成给念春定罪的证据,但无论如何——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无论主观上,抑或客观上,我都决不会,也决不可能“将刘念春等多人投入监狱”。



由此可见,任畹町何其偏信这位“不一般的女人”。只凭这位女人的一句话,任畹町竟敢于做出如此疯狂的结论,无怪乎人称“康生”!如果任畹町一朝权在手,更不知将铸造成多少冤假错案。



任畹町接着又转述了“刘弟媳”的一句话:“沙裕光是个高中生,他会写什么文章?”我不明白这句话从何说起?是什么意思?现在看来,大约暗示我写文章也由公安局捉刀代笔?但我当时只是很气愤地说:“我写了那么多文章,难道都是抄的不成?”“任领袖”可能想不到,最叫我发火无名的就是这句话。其实,我对“刘弟媳”并无恶感,终究朋友一场,况且念春身系囹圄,她将积怨转向我,迁怒于我,均无可厚非。关键是任畹町,他应该客观公正,对於骚扰“刘弟媳”、出卖刘念春,任抱什么态度姑且不论,惟论他连我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毕业都不敢证明难以原谅。



想当初,任畹町托我向学校索要建工学院成立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品,主管老师说我,怎么和任这种人来往,还为他要纪念品,这次纪念品数量有限,早发完了……当时,我没有一点儿含糊,我对老师坚持说,我和任见过,并不像宣传的那样。他毕竟是由我们学校毕业的,非常希望能得到一份纪念品,如果把纪念品给他,更能体现母校的温暖和师生情谊。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今天,任畹町总不至于认为我送他纪念品也是得益于公安局出面斡旋,以便“老密探”取信于他吧?对比任畹町,在“刘弟媳”面前,连句真话都不敢讲,还能从中斡旋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刘弟媳”的传声筒而已。我愤然地想,这回可算是看透任畹町了。没有任何必要再跟这种人费话,这可能即任所说:“九七年初,沙的密探身份被任当面质问揭穿,沙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後来,任畹町追问反魏文章事,当听说还有一部份仍滞留在我手中,极为不满,埋怨我干事效率不高,指责我怕吃苦,其实我倒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毕竟送出不少吧?任忽又转念,要我把所有反魏文章交给他,他自己想办法。奇怪的是,他连一式两份,留在我手中的那份由他开列的八位知名人士名单也同时要走了。



那天,我更清楚记得是任在得知我离职原因後,不禁大动感情,他对我说:“你五百块钱就不干了?现在我一分钱都没人给,你五百块钱就不干了?你还是有钱……”又气呼呼地说:“你不干,你打声招呼,让别人干也行啊!”任畹町好像又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端出来,摆进去了,最後还说:“你再找一个挣五百块钱的地方给我看看!”



在当时情况下,任的这一番话对我产生的压力决不亚于“刘弟媳”。我越发沮丧,不过,平心而论,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任还是真挚的,也在为我惋惜。即令任在其後指我为密探,我也要力戒反唇相讥,只是我深知,任待人接物的法则很像取自于我们小时候一边拍屁股一边跺脚唱的北京儿歌——“谁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崩!”任畹町名利想独占,风险要均摊,尤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不顾後果的禀赋带有一种致命的危害性。他也许真心认为自己适于当领袖,因为在他眼中“世无英雄”嘛!任畹町对于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更包藏着一种致命的危害性。



七、缘何指我为密探



任畹町为什么公然指我为密探呢?除却上述及其他原因,窃以为主要与我在和他分手三、四天之後即到LG广告公司上班有关,原来该公司正苦于缺少文案人员,所以当我按约与W总经理通电话,她得知我已“自动”离职後,便马上要我见公司头人。在看过我为XD广告公司写的大量文案之後,我被聘为创意策划。我立即又投入为LG广告公司写文案,并联系媒体与客户,我的名字也因之登在《中国青年报》上。我把重新工作的喜讯分别告诉了朋友们,惟独没有对任畹町讲。因为一想起他扼腕惋惜,并要我再找一个挣五百块钱的地方给他看的样子。心中便不是滋味。仿佛告诉他是在炫耀自己似的;另一个原因,则对他作为校友,却在“刘弟媳”面前连我是建工学院毕业都不敢证明的卑怯嘴脸十分反感。任畹町为什么如此敬畏“刘弟媳”呢?大概总不会是怕“刘弟媳”向“中国人权主席”告他的状吧?说穿了,大概总不至于为了刘青掌握的美元吧?莫非诚如鲁迅所言——专制者的反面便是奴才?总之,我需要平静一下暂时不愿再和他打交道。本来任畹町曾邀我和夫人春节(那年春节约为二月初)到他家做客,我也没去。



这样一直耗到三、四月份,我在公司突然接到任的电话。(不知他如何搞到了电话号码?这又是一个不知谁探谁的问题。)



这是我与任最後一次通话。任反复问我是不是沙裕光?大概连我的声音也有猜疑,在确认无误後,我感觉任连呼吸都不均匀了。劈头一句就是:“你不要对人说你的工作是我给找的!”我冲口而出:“什么?我的工作是你给我的!”这真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我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讲,这次工作是我自己找的。任畹町不容分说,又讲:“我的朋友给你找工作,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你以後也别再找我的朋友,你是干什么的你自己知道……”我打断他的话:“我先问你,许良英先生的书你看完没有?”因为早些时候,我谈起许先生有本《中国的良心》,书中有一篇任写的文章,任听後迫不及待地托我借阅,不想书到任手後,迟迟不还。但许先生借书记录本上有我的签名,再说岂能失信于人。我数度催讨,任最後反客为主地说:“我争取让你还。”真是岂有此理,但一直无回音。今天猫地想起,岂能放过?任态度很恶劣地说:“我已经还了,你不用管了……”任畹町最後有些语无伦次:“你现在很独立,我的照片你也不要再给我送来了。各国的警察都是公开的,而密探是最可耻的。”任不容我出声,“啪”地挂断了电话。任这种打电话方式不知多少人领教过。可能崇拜“任领袖”的人会认为我在“造谣”。但仅我知道就有不止两三位朋友反映过这个问题。所以,任畹町根本不配自称人权主义者,也不配自称民主主义者,甚至都不配自称什么政治家。不客气地讲,任未免太有些帮派分子作风。



当时,对於“任领袖”来说,迫切需要的是更新知识,转换观念,调整心态,康复精神。否则,“任领袖”将面临的危险决不是被密探所出卖,而是为历史所淘汰。“任领袖”当不会至死不悟,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须知:民主决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心态。甚至可以具化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语言方式,直至升华为一种思维方式。只有外在结构与内涵实质皆达于和谐的境界,才真正符合民主化的本意。



不错!任畹町是读过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政论。



不过据朋友讲,任畹町熟读的却是联共(布)党史。再说以我们当年所处的时代,特别是母校当年图书馆的规模,“任领袖”很难“读书破万卷”。因此奉劝“任领袖”还是稍微谦虚一点儿,千万不要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精通“政史经哲”的民运理论家。



不错!任畹町是撰写过“中国人权宣言”,组建过“中国人权同盟”,主编过“中国人权”,坐过牢。



然而,民主墙人当然不会忘记,早在民主墙诞生之前,贵阳《启蒙社》黄翔等人就在天安门前石破天惊地扯出人权大旗。



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任领袖”何以把中国的“民主的事业”定义为“坐牢的事业”。而我坚信:民主的事业永远是公民的事业,决非坐牢的事业!



不错!任畹町是有机会参加八九年这场重大变革,得过罗伯特·肯尼迪奖,而且奖旗名列于首。还出了文集。



但是,任畹町要当领袖,则未免欠缺一点——除缺乏自知之明外,其致命缺陷是嫉贤妨能,惟我独尊。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如一对连体双胞胎。



我分析,任畹町也许认为我的工作是公这局给予安排的,所以不敢告诉他。“他一分钱都没人给”。而我钱少就不干!後脚刚出了XD广告公司,前脚就进LG广告公司,谁能如此神通广大?没有後台可能吗?既然公安局能给任畹町解决房子,当然也会为沙裕光安排工作,尤其沙裕光写了那么多文章,还出头露面演讲,多次参与民运,多次被拘传,为什么不判他坐牢?不坐牢权且罢了,又为什么竟能平趟广告公司?



在任眼中,答案只能是:“沙,投机民主,沽名钓誉,贪生怕坐牢,也是紧贴在重点监探对象和知识分子身边的老牌密探。”



但是,任畹町为什么不调查一下,我写了那么多文章,都是什么主张?我出头露面讲演,都是什么情况?我多次参与民运,都是什么性质?我多次被拘传,都是什么後果?我平趟广告公司,究竟什么原因?任畹町可能自认为是个“自由主义者”,关键自恃为“领袖”,因此连康生也要作作样子的形式都免了,根本无须调查,便“自由自主”地封我为“老牌密探”。甚至扬言,绝不允许有人持不同意见,(参见《反密探通报》)。只可惜我这个“老牌密探”与“任领袖”交往多半年时间,大多纠缠在反魏获奖问题上,至今竟抖露不出“任领袖”还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长达多半年时间,竟未曾置其于死地。



由於“任领袖”自己强争,外加共产党与外国人有意无意地赞助,更包括朋友们或有心或无私地给予。使任畹町获得了超常的名声。更兼拥有超常的通讯手段(电话、传真、网络)以及超常的联络渠道,因此,一般人很难与之相匹敌。已有相当长时间,我刻意减少甚至力求避免与朋友联系。再也不敢无忧无虑地广结善缘。深恐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因为我无法知道哪位朋友曾聆听“刘弟媳口谕”;哪位朋友曾拜读“任领袖密诏”,而我又不肯“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妄费口舌。同时也担心恰巧我与朋友联系于前,公安局对朋友骚扰于後,我则跳进黄河洗不清,尤其担心倘若不慎再结识一位视“民主的事业”是“坐牢的事业”的英雄,一旦其壮烈被捕,英勇放狱,後果更不堪设想。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毕竟不同于过去的中国,时代毕竟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尽管“任领袖”从未间断以“安全”为由,处心积虑地孤立我。但是,“任领袖”终归不能一手遮天。



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再由任畹町来摘“老牌密探帽子”。我只借此机会正告任畹町:从今往後,再也不要把毛泽东式“阶级斗争”,斯大林式“肃反”针对中国民运;再也不要把任畹町式“密探或别的帽子”扣在其他朋友头上!





结束语



一个曾经任畹町朋友的知识分子讲话也许很有代表性——不要醉心于当领袖,还是考虑怎样作人吧!



沙裕光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于北京





电话/传真:86-10-63495911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红居巷十号

邮编:100055







在中国,民主的事业是坐牢的事业,艰险的事业,绝不能宽容无耻密探。同情姑息,害人害己。

反密探是坚定人心稳定队伍考察朋友教育同志保证安全的大事。民主的“公开性合法性”战略决定了我们从根本上不怕密探,然而,在技术上不能以民主的“公开性合法性”为由,无视密探的危害并任其活动,况且,“公开信合法信”的解释权不在我们手中。

有人争发言权,(你说谁是密探,我就说谁不是密探)网罗密探,扩充势力,被密探利用,甚至向密探透露反密探消息,是绝不允许的,也是会自我暴露的。

现在,沙杨利用袒护,利用海外关系蒙蔽国内朋友,还进一步打探海外动向,特提起注意,断绝联络,务使周知。





此件二十日收到,转各位朋友阅。

徐文立 7·21



沙杨即沙裕光、杨靖,均系民主墙时期人。沙裕光是《中华四五》主编。

杨靖是《四五论坛》编辑之一。

一九八一年被捕,坐牢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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