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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寒江月   ZT:博古之子: 周恩来让父亲把权交给毛泽东 2011-06-18 09:41:07  [点击:971]
《新华月报(记录)》2011年03期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到父亲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1954年,我进入101中学读初中。101中学的学生大都是干部子弟,父辈们很多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对父亲(秦邦宪—编者注)有了概念,因为历史课上老师总是提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虽然我那时候还小,也不懂得什么叫“三次左倾”,但我还是知道爸爸是犯了错误的,对父亲的事情,潜意识里有种逃避心理。

  父亲1907年生在杭州,却是无锡人。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第32代孙。秦家有一个著名的“寄畅园”,清朝康熙、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在无锡时都是由秦家接驾。可是到了我爷爷那一代,已经家道衰落,爷爷被迫将祖宅典卖掉。

  父亲早年在苏州公专读书时,便是一个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1925年9月,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一个月后就加入了共产党。第二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共中央批准,他乘船远赴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苏联人要求他们必须起一个俄文名字,父亲取了“博古诺夫”。回国后,他曾用“伯虎”、“卜古”的笔名发表文章,直到1931年才固定用“博古”。这后来就成了他的名字,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1930年5月,父亲回国。他先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当时父亲只有20岁出头,资历也比较浅。谁也没想到,一些历史契机把他推到了中共最高权力的位置上。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处在非常混乱的状态。当时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2万块,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银元1万块。

  9月初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父亲住处,告诉他说,因为上海形势紧张,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检查中回忆,他当时听了大吃一惊,提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和王明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发个电报就可以了。就这样,24岁的父亲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历史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捉摸。

  父亲与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到一个小酒店会面。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后,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陈绍禹(王明)、周恩来与卢福坦3个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他们重新组织新的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王云程9人组成;秦邦宪、张闻天与卢福坦为常委。

  关于父亲的新职务,各种正规史料里面也是说法不一。比如《辞海》1999年版称博古为“负总责”,也有的资料称“总负责”;“中共党史网”上则称他为“总书记”。而1933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我倾向于“负总责”一说。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和周恩来都不同意,于是定下来不设总书记,而叫“负总责”。不管名称是什么,从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父亲是中共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现在很多史料在提到这一段时,都称其为“中共临时中央”。但是如果查看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会发现上面根本没有“临时”的字样;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也只写“中央”,而没有“临时”字样。父亲当年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里就写过:“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二字在上海时未听见过,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过。”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父亲与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父亲任总书记。不久长征开始,父亲与周恩来、李德组成了“军事领导三人小组”。他们的分工是:秦邦宪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公认的中共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很多人忽略了一点:父亲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主持了整个会议。这次会议有几项重要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其中周恩来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确立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这次会上,并没有让李德发言,我后来从父亲留下的笔记中看到,会上,当其他同志向他发难时,他没有打断任何人的发言,也没有提出中止会议。父亲虽然在事实上失去了领导权,但此时,他仍然保留着总书记的头衔。

  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到父亲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父亲听罢,认为周恩来说的有道理,他没有任何怨言,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都交给周恩来。当时,凯丰等人建议父亲不要交权,要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最后来处置。但是,父亲还是从大局出发,第二天,就把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父亲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之职,与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共同领导长征。

  交接完权力之后,那时候父亲唯一的考虑是必须要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的批准。因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电台在长征中被毁坏,导致原有的联系中断。早在1931年,王明到苏联前,曾与我父亲约定一个中间联络人,因为那个时候白色恐怖还是很厉害的,他们就选择了潘汉年。潘汉年精明能干,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能背诵电报密码。父亲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做了汇报。王明对我父亲的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表示能接受——我叔叔的儿子秦福铨当年对这一段历史很感兴趣,他在1950年初曾去上海采访过潘汉年,这些细节都是潘汉年向我的堂哥秦福铨回忆的。

  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成为最高的军事领导核心,“军事领导三人组”取代了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起来。三渡赤水后,一些中高层部队领导人对部队大规模迂回不满,认为这样会拖垮部队。林彪为此还给张闻天写信,要求撤下毛泽东,换上彭德怀。当时父亲和周恩来两人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面给大家做工作,把事情平息下去。

  如果说父亲早期还对自己的指挥权被剥夺有一些想法,到了后来,他则完全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发自内心地支持他。当张国焘要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还曾经找过我父亲,反复强调说遵义会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但是父亲没有动摇。后来毛泽东向周恩来说:“秦邦宪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10月27日常委分工,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1934年秦邦宪没有处理我,叫我当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又提名我当政治局委员,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

  毋庸讳言,父亲曾经一度对遵义会议有不同意见,转不过弯子来,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误。路线上如果有问题,那是共产国际来负责的;军事指挥是和周恩来负责的,他最想不通的,是把肃反扩大化的责任全加在他的身上,他觉得非常冤。直到1943年,党的“七大”召开之前,他才真正认识到遵义会议是正确的。

  妈妈曾多次告诉过我:你父亲因为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所以走了一段弯路。但是后来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他勇于承认错误,也对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悔恨莫及,所以他在“七大”的检查做得很深刻,得到了大家的谅解。我妈妈说,你爸爸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父亲一度身体不是很好,医生建议他不要过度劳累,可是父亲依然故我。也许他在用这种方式“赎”自己的“罪”。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父亲被整得非常厉害。父亲认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妈妈和《解放日报》的人只好经常陪着他,给他化解,让他放松。我手里还有一份父亲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写的检查,里面有诸如“罪孽深重”、“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无产阶级之骨”之类的话,也可以感觉出他所遭受的压力。

  父亲内心肯定也有他的委屈。我想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你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不就是不听共产国际的,所以被撤掉了吗?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让中国革命吃够了苦头。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6期,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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