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
—— 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1998.6.）
郭罗基
海外民主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特色。
一九八二年的“中国之春运动”是海外民运的肇始。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抗议运动遭到镇压後，大批国内的民运人士流亡海外，海外民运得到发展。在海外民运的初创阶段，公费留学生王炳章曾作出贡献。可惜，他未能实现自我期许，有负公众委托。因触犯美国法律，他受到惩罚，又被他自己创建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开除出盟。在海外民运中几经浮沉之後，王炳章于一九九八年一至三月二度“闯关”进中国。但由于变造护照，又被美国当局羁押。无论如何，“闯关”的轰动效应已经造成。据说，“闯关”是为了前去中国成立地下组织，训练民运人士，发动革命，推翻政府。旋即被中国政府逮捕，驱逐出境。此事触发了海外民运的争论；有人认为“闯关”的意义是负面的，有人认为这是民运革命派打破民运改良派主导局面的尝试⑴。这种争论涉及海外民运的一些根本问题。
一，是民主运动还是革命运动？
王炳章是带着他的《民运手册》去“闯关”的。在《民运手册》中⑵，表达理念时，他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说明是不错的，但提出的纲领却是进行革命。民主的理念和革命的纲领是脱节的。王炳章使用了共产党的语言，“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手是演进，一手是革命；实际上，基调是革命。所以他要组织一个“革命民主政党”，进行一场“民主革命”。“革命民主”或“民主革命”，无论怎样颠来倒去，都不能证明追求民主和进行革命的必然联系。民主的实现不一定取决于革命；革命的结果也不一定就是民主。王炳章所说的革命，中国早已进行过，而且不止一次，共产党进行的“民主革命”还多了一个“新”字，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现状正是半个世纪不断革命的结果。
十九世纪末，中国发生过一次短暂的改良运动——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从此中国抛弃了改良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三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二五年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发动的国民革命（时人直呼“大革命”），一九二七年以武装斗争重新开始的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事成之後，必为民主。”每次革命都这样认为，革命成功之後就是民主。事实上，每次革命都没有带来民主。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之後又有袁世凯称帝，张勋扶持清帝复辟，而後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国民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但新军阀的独裁代替了旧军阀的独裁，而後是国民党一党专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大陆推翻了国民政府，但共产党一党专权又代替了国民党一党专权。中国人向往民主，所进行的却是革命运动，不是民主运动。人们认为祗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因此革命就超越了一切。每次革命又都利用了民主的口号，革命的理由就是反对当权者不民主，假定自己代表民主。反对不民主的人们上台以後，同样也不懂得民主、不实行民主。革命得到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人们不是反思革命，而是归之于革命不彻底，所以还要再来一次革命。一方面比赛革命，一方面糟蹋民主。革命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流血的代价一次比一次高，悲壮故事成了过眼云烟，民主制度还是遥遥无期。
为什么革命与民主无缘？
革命运动是夺取权力的运动，直接的结果是权力的转移，没有改变权力的性质。专制之所以为专制，因为权力不可制约。不可制约的权力从一些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些人手中，还是不可制约。造反起义，夺取权力，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上习以为常的社会变革方式。这种变革方式的特征是权力更迭、制度延续；你下台、我上台，换了一批演员上演同样的剧本。三千七百多年前，成汤推翻了夏桀的统治，改夏朝为商朝，自称“永革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但并非“永革天命”，成汤的後代殷纣王又被周武王革了命。如是者循环往复无数次。成汤革命成功以後，被尊为“民主”。古代的“民主”概念是“民之主”。“民之主”是为民作主，近代的民主是人民自己作主；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革命只能产生为民作主的“民主”，已为几千年的历史所证实。近代，为人民自己作主而进行革命，求之不得。革命和民主的矛盾就在于企图以传统的方式走出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不应当只是简单地追求变革，而是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的变革方式。如果像王炳章的纲领那样，还是以革命运动来追求权力的转移，只是陷入旧的变革方式的又一轮循环。与革命运动不同，民主运动不是夺取权力，而是争取人民自己作主的利权⑶，从而改变权力的性质。
中国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虽然以民主为号召，实际上引导人们走向革命。一九七六年发生的“四五”运动不再是夺取权力，而是争取利权，主要是表达自由。这是中国出现独立的民主运动的标志。後来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自由化运动特别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以迄于今，是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中国的历史已经出现了从革命运动到民主运动的转变，但人们在思想上、战略上尚未完成这种转变。一些人往往用革命的思维方法和话语系统来论说民主，还是停留在以反对不民主假定为民主。在民主运动队伍中，也没有学会用民主的规则来协调内部的矛盾。
王炳章和他的追随者，热衷于夺取权力的革命运动。他们要在海外民运中发动革命和改良的两条路线斗争。将民主运动区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倒是没有错，错在无条件地对革命赋予褒义，对改良赋于贬义。革命和改良的对立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固定概念，而且具有伦理色彩，革命就是好，改良就是坏，革命光荣，改良可耻。人们总是抢着给自己戴革命派的帽子，给别人戴改良派的帽子。海外民运中的“革命派”同样如此，还在那里重复陈旧的语言，什么“路线斗争无法回避、不可调和”，什么“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等等。我自愿报名当改良派。我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当过革命派，现在要当一回改良派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号召“革革过命的人的命”，不少“老革命”成了“反革命”。由于痛感革命的悖论和人生的悲剧，我认为当代中国不需要革命了，不妨试一试改良。革命无益，改良无害。改良并非改良主义；改良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改良主义是从目的到手段都不过囿于对旧事物、旧秩序的修理和补充。改良派的主张是：达到的目的必须彻底，使用的手段不妨温和；手段的温和正是为了目的的彻底。革命派相反，手段激烈，目的模糊；夺取权力之後如何实行民主，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野，首先是目标模式不同。在夺取权力的目标模式中，革命是有效的，改良是无效的。但在改变制度的目标模式中，革命未必有效，改良未必无效。我是改良派，又不仅是改良派。对同一事物不是只能下唯一的、僵死的定义。从政治理念来说，我是民主派；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态度来说，我是反对派；从反对现实政治、达到目的的手段来说，我才是改良派，改良派也就是改革派；从实现民主的过程来说，我是渐进派；从最终的追求来说，我是宪政派。说得完全一点，这一派的主张是：从民主的理念出发，反对中国的现实政治，使用改良即改革的手段，通过渐进的过程，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革命派”的全部论证是以两个抽象的假定为前提。
第一个抽象的假定：在专制统治下不可能走向民主，所以必须革命。
说它是一个假定，因为不符合历史事实。最早立宪成功的英国就是在专制统治下走向民主的。通过逐步立法，不断改良，结果竟是王朝专制统治变为现代议会民主。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是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协定，仍带有封建性，但它为後世开启了一种方法，可以用宪章来争取利权。起初是记载特权，特权的扩大以至普遍化，少数人的特权变为一切人的特权，专制就变为民主。这种转变发生在十七世纪。一六二八年，国会向国王提出的《利权请愿书》，是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一六七六年，国会又通过《人身保护法》，进一步保障人民的利权，对抗王权。一六八九年国会通过的《利权法案》成为确立君主立宪的标志。争取人民利权的同时，就是制约君主权力，主权在君逐渐转移到主权在民。英国虽然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和惯例就是实行民主的保证。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是在专制统治下走向民主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後，日本和中国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走的是不断改良的道路；二次大战以後，在美国的压力下加速改良。现在日本已跻身于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世界七强之列。中国走的是不断革命的道路，结果，一个半世纪之後还是有人鼓吹要革命。迷思的中国人，应当醒悟了。这种假定纯粹是用抽象思维构造起来的。在思维中将专制和民主绝对地对立，非此即彼。事实上，没有绝对的专制，也没有绝对的民主。专制中有民主的因素，民主中有专制的因素。当代最民主的国家美国，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妇女才争得选举权，六十年代黑人才争得选举权。在此之前，剥夺妇女和黑人的选举权不是专制的因素吗？英国和日本的改良之所以奏效，不是证明专制中有民主的因素吗？利用任何一点微小的民主去争取更多、更大的民主，终将影响大局，变专制为民主。专制和民主的两极思维，总是要求推倒重来。中国立宪的历史至今整整一百年，宪法颁布了十几部，过程不短，花样不少，但能够继承下来的东西不多。就因为每次立宪都是很快被否定，下一次又另起炉灶，法制缺乏连续性。宪法和法律的稳定性是发挥作用、树立权威的必要条件。美国只有一部宪法，可以不断修正，不必推倒重来，故已用了二百多年。利用现有的法制去争取更好、更高的法制，比起推倒重来，是一条现实的走向民主的道路。
第二个抽象的假定：推翻了专制就是民主，所以革命有效。
这个假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法国大革命可说是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革命了，但革命没有直接带来民主制度，并未出现人们预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义，攻破巴士底狱，政权转到制宪会议，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制宪会议发表了《人权宣言》，它的第一条就是“在利权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一七九一年，《人权宣言》成为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言。但《人权宣言》的原则和宪法的规定并没有成为事实，相反，夺权开了头，又夺来夺去，经历了长期的动荡。革命不能保障人民的利权，甚至连革命者自身的利权都不能保障，先前的革命者被後来更激进的革命者打成“反革命”因而也纷纷上了断头台，最後则轮到把革命者打成“反革命”的最最革命的罗伯斯庇尔等一批人走上断头台。人民利权无保障，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就不能实现，竟出现拿破仑称帝，走向了革命的反面。过了半个世纪，法国才重新开始民主化，而民主化依然是不断改良的渐进过程。可见，从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到建立民主制度，中间有一个历史的缺口。法国跨过了历史的缺口。俄国十月革命以後七十多年没有跨过历史的缺口，苏维埃政权强大一时而终于顷刻瓦解。
“革命派”的第一个假定用的是绝对对立的抽象思维，第二个假定用的又是绝对同一的抽象思维。革命和民主事实上不是一回事，但“革命派”在思维中把它们等同起来了。他们也是按“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逻辑，认为革命夺得了权力就有了民主。革命的手段可以夺取权力，不能建设民主；因为不是以民主的手段来取得政权，所以也不会以民主的手段来运用政权。一向是非法运作的人，怎么能期望他们上台後就会合法运作？革命只能造就军事强人、政治强人，出现权威政治。革命的过程，为了与专制的权威相对抗，必须树立强有力的革命的权威。革命的结果，破坏了旧秩序，为了建立新秩序，更需要强有力的革命的权威。革命的权威不足或缺乏，就会产生袁世凯或拿破仑。跨过从革命到民主的缺口，必须改换手段。中国共产党至今不愿改换手段，夺权时以武装斗争为“法宝”，掌权时以人民解放军为“柱石”，所以总是停留在峡谷的边缘。再一次向共产党夺权，取而代之，凭什么能保证重新上台的人实行民主？除了空洞的许诺，什么保证都没有。
海外民运中“革命派”的主张，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他们在思维方法上的失足之处，就在于或是强调绝对对立或是强调绝对同一。
二，争取利权还是夺取权力？
王炳章及其追随者鼓吹“革命必然爆发，民运接管政权”，或者说，“民主运动必须具有鲜明的执政诉求”。既是民主运动，又要接管政权，他们还没有弄清楚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首先是追求的目的不同，革命运动是夺取权力，民主运动是争取利权。其次是采取的手段不同，革命运动总是采取非法的暴力的手段来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民主运动只能采取和平、理性、渐进的手段，通过运用法律和改变法律来达到争取利权的目的。可以说，民主运动本来就是改良运动。
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利权（rights）和权力（power）关系的颠倒。
专制的特征是：政府权力不可制约，人民利权没有保障。(谁来保障？如果不是权力)人民多少有一点利权是政府赐予的。专制的两个特征归结为一点：权力决定利权。
民主的特征是：人民利权有保障，政府权力可制约。政府的所有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民主的两个特征归结为一点：利权决定权力。
民主制度的机制就是：以人民利权制约政府权力；以政府权力保障人民利权。这种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根本关系又决定了另外两种关系：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平权的，不承认特权；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分权的，允许极权。权力之所以不可制约，因为它是不可分割的绝对权力。反过来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必须使它分割。在分割的权力之间实行权力和权力的相互制约，才便于人民对一切权力的制约。记载这些关系的是宪法；以宪法确立的民主制度就是宪政。
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全球主流思想界对革命已有所检讨。但若说因为革命残忍，对社会有破坏作用，所以不要革命，似乎还不是充分的论据。狂热的革命者会说，付出必要的代价，换来一个新世界是值得的。问题就在于革命不能创造新世界。它的弊病，从利权和权力的关系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革命运动虽然反对专制，但没有从根本上反对权力决定利权的公式。以为专注于夺取权力就可以赐予人民以利权，正是遵循专制的同样的公式，所以它推翻了一种专制以後可以走向另一种专制。民运中“革命派”的“执政诉求”，充其量只是把坏政权换成好政权。即使出了一个好政权，是否能长久好下去？毫无制度上的保证。五十年代，共产党曾经建立一个廉洁政府，代替国民党的贪渎政府；曾几何时，廉洁政府又变成了贪渎政府。前车已覆，後车胡不鉴？民主运动遵循的是利权决定权力的公式，以争取利权改变权力的性质，从而变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就是改良派的诉求，看起来是温和的，引起的社会变革却是深刻的。民主政党提出“执政诉求”也是可以的，但必须通过为人民争取利权的道路上台，这样在执政与建设民主制度之间就不会缺口，合法上台才会合法运作。民主政治的反对派是合法的反对派，也是合作的反对派。有时反对派采取不合作的策略，这说明本来是合作的。美国人都知道，什么是反对派？民主党执政，共和党是反对派；共和党执政，民主党是反对派。中国人把政权看作“镇压之权”，同时把反对派理解成造反派，“反对”就是翻天、拆台。民主政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活你也活，但免不了你来我往、讨价还价。不是翻天，而是合法地反对；不是拆台，而是既合作又反对。所以我针对中国人理解上的困难，将民主政治的反对派加上“合法”、“合作”的定语，在美国人看来是没有必要的。不料有人还是不理解。民主政治中还有loyal oppsition（忠诚的反对派），对有些人就更不好理解了。台湾的民进党就是从革命派转变为合法的、合作的反对派才找到出路。海外民运要学会当民主政治的反对派，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
孙中山说，宪法“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人民在事实上享有利权，宪法才可加以保障；本来无权，从何保障？宪法并不能“赋予”人民以利权。人民的利权需要自己来争取。民主运动就是人民争取利权的运动，就是以人民利权制约政府权力的运动。人民争取到的利权逐渐扩大，就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日益加强，总有一天将改变权力的性质。专制的权力变为民主的权力，才能达到以政府权力保障人民利权的目的。所以说，革命运动只是换演员，民主运动才是改剧本；只要剧本改了，演员换不换都可以。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成功了，毛泽东换下了蒋介石，一党专权的剧本没有改。共产党在军事上打败了国民党，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战胜国民党，反而自己也变成了国民党。政治上战胜国民党的是台湾的民主运动。民主运动冲破了报禁、党禁，人民争得了表达自由、组党自由，虽然蒋经国这位演员没有换，但一党专权的剧本改了。
中国人习惯于夺取权力，还没有完全学会争取利权，而且往往把别人争取利权的运动看成夺取权力的运动。《民运手册》中说，美国就是以暴力革命实行民主的。如果说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一次革命，这是一次颇为特殊的革命。它所反对的不是本国的专制统治，而是外国的殖民统治。而且它追求的本来就是利权，不是权力。！?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在费城诞生的《独立宣言》宣布“独立的原因”，是实现“人人生而平等”、“不可转让的利权”，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独立宣言》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独立战争打跑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之後就直接面对人民的利权要求，而自己的历史上也没有专制的剧本可以上演。一七八七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国宪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寿命最长的一部宪法，至今一直有效。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的利权也要自己去争取。民主运动就是民权运动。六十年代，美国黑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权运动。中国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全国到处游行示威。但中国的支持是希望黑人“推翻美国政府”、“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一九六四年，美国黑人争得了与白人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利权法案的形式肯定了下来。如果坐等“推翻美国政府”，也许美国黑人至今还是无权。
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必须符合民主制度的机制。革命运动的过程并不符合民主制度的机制，所以结果就不会出现民主制度。孙中山看到了革命和民主之间的缺口，他并不认为民主会随着革命自然到来，因此他设计了革命和民主之间由此达彼的桥梁。在军政时期结束之後，必须经过训政时期，才能还政于民，过渡到宪政时期。训政就是政府训人民。毛泽东嘲笑了训政的主张。如果由政府来训人民，谁来训政府？把社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生来训人，一部分命该受训，这不是训练民主，而是训练专制。所以，国民党的训政训出了一党专权。劝说已经垄断了政权的人“还政于民”，无异与虎谋皮。毛泽东抓住了孙中山的漏洞，又从根本上否定实行民主政治需要训练，认为一旦取得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天然就会当家作主。结果，只有“党主”，没有民主。
实行民主，政府和人民都需要受训。政府是从人民中产生的。一个恶劣的政府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人民的沉默和容忍。只有人民起来，才能改变恶劣的政府。所以，改变恶劣的政府，首先必须改变人民。改变人民，不是靠“救星”，而是靠人民自己；也是像孙中山所设想的，事先受训好了再实行民主，而是投入一种社会机制，受训的过程同时是实行民主的过程。民主运动就是这种社会机制，人民争取利权的过程是人民接受民主训练的过程，人民以利权制约权力的过程也是政府接受民主训练的过程。
改良有理，我又不赞成“告别革命”⑷。因为革命也是人民不可剥夺的利权。人民有推翻或建立政府的利权，推翻政府也有使用暴力的利权。剥夺革命的利权，必须抗争；但有此利权不是非用不可。言论自由意味着人们有讲错话的利权，有谁会故意讲几句错话以求一逞？人民同样也有使用非暴力改变政府的利权。在当代中国，究竟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这是基于同样的利权而作出的选择，不是利权的有无。阿Q说：“我要革命！”假洋鬼子挥舞着哭丧棒说：“不准革命！”我站在阿Q一边，维护他要革命的利权。如果阿Q和小D讨论问题，小D不赞成阿Q的革命，主张改良，我站在小D一边，支持他的正确选择。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具有官逼民反的潜在可能。如果出了陈胜、吴广，政府加以镇压，镇压是非正义的，人民的反抗是正义的。但正义的一方并非都是正确的。历史证明，暴动、起义、革命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在可以选择的几种可能之间就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阿Q是正义的，假洋鬼子是非正义的；同样是正义的，小D是正确的，阿Q是不正确的。人民的自发行动是一回事，一种运动、一个政党的指导方针是另一回事。指导方针负有引导人民的责任，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避免错误的选择。总结历史的教训，不再以革命求民主，而是以改良求民主，这就是正确的选择。革命的利权可以不用，但不能放弃；可以不选择革命，但不能保证“告别革命”。以往的革命，虽堪叹息，不可鄙夷，并非全是无谓之举，也不能以“告别革命”一言蔽之。近代的历次革命，考察其结果，则曰得不偿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未得到应有的社会进步；但研究其发生，也有某些合理的原因。革命的理想主义，革命的牺牲精神，革命的工作热情，依然是崇高的；革命者创造的带血的文明，永远是珍贵的。当代中国，国际国内的条件不同了，以往发生革命的原因起了变化。革命的遗产就是叫我们不要再选择革命。
中国人的步伐完全可以脱离陈旧的轨迹，走向新天地。研究历史总是“事後诸葛亮”。但不是事後都会成“诸葛亮”，就怕事後还是“刘阿斗”。另外，将革命局限于暴力夺取政权，这是一个狭窄的定义。如果说，凡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变革就是革命，那么人类社会永远需要革命，更不可“告别革命”。
三、必须手段正当还是可以不择手段？
王炳章虽然寄希望于城市暴动、农村起义，但无能为力，只能坐等。他所能设计的行动是:“抢劫银行”、“绑架官员”、“暗杀”、“炸毛泽东塑像，毛泽东的祖坟，李鹏的祖坟”、“可用炸药炸毁桥梁、公路、机场、铁路”等等。真正的革命搞不成，王炳章的所谓“革命”，成了恐怖活动；进行恐怖活动的“地下组织”无异于“黑社会”。在王炳章那里，不但理念和纲领脱节，还有纲领和行动脱节；革命并非民主，恐怖更非革命。一部《民运手册》，看到最後竟是《恐怖手册》，不由得使人哈哈大笑了。正巧，王炳章被中国驱逐出境後没几天，发生了武汉长江大桥客车爆炸事件，死伤五十多人。以往，这类事总是怀疑新疆的分裂主义分子干的，或是下岗工人中心怀不满的人干的；现在，人们又多了一种怀疑，可能是“民运分子”干的。（侦查的结果，都不是。）“民运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反对恐怖活动的。
王炳章的“闯关”还给国内的民运人士找了麻烦。对方在不知他的真实身分的情况下受到了连累。先後被公安部门传讯、拘留、逮捕的有蚌埠的王庭金夫妇、张玉祥夫妇、南京的徐水良、上海的杨勤恒、张汝俊、倪锦彬等。王庭金被关了一个多月，又投入劳动教养。杨勤恒也投入了劳动教养。王炳章本人享受了两天四菜一汤後安全返航，国内的民运人士却实实在在地处于危险境地。
王炳章的《民运手册》中说，采取什么手段与策略，“不取决于我们，而主要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共产党论辩方式。共产党在批判“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观点时就是这样说的：但愿用和平的手段取得政权，问题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统治者的态度。统治者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所以只能用暴力解决问题。这种论辩方式，只适用于夺取政权，不适用于建设民主社会。手段必须与目的一致。民主运动的手段，不是“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而是取决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印度的民主就不是用革命手段取得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运动，面对“执政者”的凶恶和残暴始终不改初衷，完全取决于自身的信念。要达到民主的目的，必须采取相应的民主的手段；采取非民主的手段，企图达到民主的目的，无异南辕北辙。采取革命手段还可以说“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采取恐怖手段又取决于什么？《民运手册》中写道：“一万个无组织的人和十个有组织的人，谁的力量大？十个人的力量大。他们十个人，可以把一万个人全部杀掉，只要一个一个地去杀。”王炳章所研究的，不是革命的策略，而是密谋的策略，把少数人组织起来去战胜多数人，“只要一个一个地去杀”。
把责任推给对方，不过是论辩的技巧，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任何决策都是主体的作为。采取革命的手段，不是“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还是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对权力的觊觎。“我们”横竖要夺取权力，“你们”识相，“我们”就和平地夺取，“你们”不识相，“我们”就暴力地夺取。一般来说，执政者是不会自愿放弃权力的，所以结论就是只能暴力夺取。恐怖手段也是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对权力的觊觎而达于不择手段。
采取革命的手段，虽然对建设民主来说未必有效，但还是正当的，而采取恐怖的手段完全是不正当的。
往往有人认为，只要目的正当，手段可以在所不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夺权的全民演习，处处夺权，时时夺权，夺了“走资派”的权又夺“造反派”的权。夺权者都自封为“革命行动”，认为目的正当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不惜“打、砸、抢”。起初，发明“打、砸、抢”的人占了便宜；别人也来“打、砸、抢”，自己就惶惶不安了。为了夺权而不择手段，结果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人们只能看到不正当的手段，看不到正当的目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是一次破坏性试验，证明迷恋夺权再加不择手段就是疯狂。同样的道理，恐怖活动能得逞，是以别人不搞恐怖活动为前提；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得益，是因为别人采取正当的手段而受损。如果大家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将无人得益而社会陷入普遍混乱。法律就是为了预先防止社会陷入普遍混乱而禁止一切不正当的手段。假如民主正义党因使用恐怖和密谋而夺到政权，也不能禁止别人使用恐怖和密谋再向民主正义党夺权。冤冤相报，未有穷期。恐怖活动祸及无辜，是全社会的公害，必须群起而制之。
正当的目的要求采取正当的手段；手段的不正当反证目的的不正当。恐怖的手段与民主的目的完全无关。“民运分子”采取恐怖手段是政治上、道德上的堕落。
海外民运是一支庞杂的队伍⑸。在国内受过共产党迫害的人，深感民主之可贵。但有些人怀有强烈的复仇情绪，念念不忘“革命”是为了有朝一日对共产党镇压“反革命”。他们虽然对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在思维方法上却与共产党有许多共同之处。海外民运中表面上大家都在反对共产党的不民主，出发点并不一致，归宿点也必然不同。反对共产党不民主的人也可能比他所反对的对象更不民主，苏联瓦解时格鲁吉亚的领导人就是如此。成为一个民运人士，并非仅仅取决于他反对什么，更为根本的是他自身的素质、为人的方式表明了什么。企图用语言来说服复仇分子、反共分子改变头脑是很困难的。政治上、道德上的分野既然是客观存在，又无法消除，只能坦然面对。不必学共产党的样子，搞什么“两条路线斗争”。按民主的规则，不同政见，各色人等，可以相安无事、和平竞赛。分野必须弄清楚，便于人民进行选择，留给实践证明真理，等待历史作出结论。
一九九八年四月
注释
⑴代表性的言论见倪育贤《九州生气恃风雷——从王炳章闯关看民运的路线之争》，《世界周刊》一九九八年三月八日。
⑵见电子刊物《大参考》http://members.tripod.com/~zmd/demo_manual.zip
⑶rights通常作权利。“权利”（rights）和“权力”（power），在现代汉语的普通话中，发音是一样的。中国人在观念上常常将权利和权力混淆，相同的发音也助张了这种混淆。日语中表达rights一词的是“利权”，而“利权”还是来自中国。据陆惠风先生考查，中国古代“利权”和“权利”是通用的。故现代汉语也应以“利权”表达rights为好。以“利权”与“权力”相对，词意更清皙。“利权”是自身拥有的维护利益之权，“权力”是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
⑷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出版），对“要改良不要革命”这一点作了很好的说明。民运中的“革命派”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李泽厚虽然说“我也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革命”（第72页），但“告别革命”这一口号很容易被解释成与现实中和历史上的革命一刀两段，对未来的革命彻底杜绝。
⑸据张伟国分析，海外民运中有五种类型的人：一是“有仇的”，二是“有‘病’的”，三是“有瘾的”，四是“有任务的”，五是“有利益的”。见《北京之春》一九九八年一月号。所说“有瘾的”，是指一些理想主义者，求民主成瘾。从类型来说，只占五分之一，从人数来说，应是大部分。
原载：纽约《世界周刊》 1998.0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