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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杜智富   zt: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设计 2012-01-27 14:32:22  [点击:8724]
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设计
作者:金融时报|来源:文摘|日期:2012-01-26 21:09:53

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都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举行,已有42年历史。每年都有个宏大主题。它是一个精密的“议程设置“工程,用来测试该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见领袖的脉搏和体温。
今年的主题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转型:寻找新模式)。对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这类主题很熟悉,是老生常谈,甚至有时空穿越的错觉。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30多年中,改革、转型和新模式这些用语,几乎独用于中国、越南以及前苏联、东欧一党威权国家向市场经济的演革过程,但很少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和反思。1979年之后,中国由复出的务实派领导人邓小平主政,开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对转型的理解一直存有差异,但它已成为中国社会从上至下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我们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或前提:彼岸以市场经济和选举民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实践,已在制度竞赛中胜出,已成型完备,进入长期的稳定。
这次看到达沃斯会议手册上“大转型:寻找新模式”的字眼,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之后,面对欧美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达沃斯论坛——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信奉者和推进者,不得不思考改革了。长达五天的议程,有近300个分会场的讨论和活动。头天清早,第一场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我赶去旁听时,过道上已站满了人。
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 开场伊始,他对在座的几百位代表做了一个举手民调。结果发现,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五人嘉宾阵容,颇有象征意味:澳大利亚人巴罗(Sharan Burrow),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全球工会联盟(ITUC)的总干事长,国际工运最高领导人;金融界领军人物、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首席执行官莫尼汉(Brian T Moynihan);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让江(Raghuram G Rajan);私募基金——凯雷(Carlyle)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以及电信集团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总裁佛瓦言(Ben J. Verwaayan)。
每位嘉宾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工会劳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学界的,跨国服务业的。
达沃斯虽是资本主义大本营,但崇尚多元,也不惧争议。它每年都邀请不少工会领袖出席,80年代还曾邀请与铁娘子撒切尔斗法的英国煤炭工会领袖斯卡基尔(Arther Scargill)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斯卡基尔宣告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死亡。
坐在正中的巴罗女士率先亮明劳工阶层观点。她说,富人避税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游戏。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资本主义已失去方向;公司拥有有过多权力;金融业正将你致于死地。
“资方人士”佛瓦言立即反驳:“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这段话令我想起,中国80年代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也出现过同样的逻辑——共产主义理论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实施。
巴罗抢过话头,再度抨击。她说,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显示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失效。“商业界已经失落了道德的罗盘。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模式。我们必须重新启动。制止贪婪。除非雇主,工人和政府坐下谈判,这个制度将继续走向失败。”
私募基金经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近来遭到批评,被指责交税太少,低于一般中产阶级的税率。针对富人避税的指责,美洲银行总裁莫尼汉听后觉得坐不下去,作了辩护:“世界上没有人想多加税,除了巴菲特先生。罗姆尼只是按章办事,交应交的税款。如果大家不满意,可以提出来,要求修改法律,让他们多交税。”
鲁宾斯坦则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资本主义,一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中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自本主义。至少少目前看,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效率。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不改良自己,国家资本主义就会最后胜出!”
印度裔的美国教授让江,在讨论中思维最为慎密。他提醒大家,收入差距的加大,大体上是因为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的提高。其实,寻租行为在高收入群体中也很有限。对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角力,他有不同看法。他说:“只要贫穷国家在经济上能赶上发达国家和它们的产业,国家资本主义就不会成功。两种资本主义都有其局限。但西方有一个强项,就是创新。以前,资本主义的日子比现在好过,是因为需求就在家门口,现在则要创造全球的需求。”
他还谈到,财富分配是个大问题,主要集中在富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增长已放缓,低于预期。而这些国家的公众对生活水准的高预期,是超前消费,是国家能力所不及。
当下,欧洲一些国家就业惨淡。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失业率高达30%至40%,失业的多半是年轻人。巴罗女士说,她是全球劳工的领导人,她要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剥削的就业环境,企业要在全球各地创造就业机会,不要用一个地方的就业来牺牲其它地方的就业。她呼吁,公司须每年拿出2%至3%的年收入用于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显然,莫尼汉觉得,进入新世纪才12年,关于主义的讨论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说,假如把今天的讨论往前推100年,也就是1912年,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他说,现在如果回顾一下,资本主义还是或多或少履行了它的承诺,无论是就业,财富还是社会理想。现在,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工作机会受到威胁,影响增长的风险加大,经济周期无法消除,加上贫富差距,这些都是制度的弱点。
佛瓦言在回应其它嘉宾对资本主义的反省时说:“我们不要过于怀旧,要向前看。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不知道方向,我们也不知道方向。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面对新技术,24/7已经不够,要的是25/8。”
提问时间,一位代表激言:你们台上五位嘉宾,为何没有一个人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承担一些个人责任?
听完这场火药味的辩论,在场的一位FT资深同事感到很失望。他说,讨论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拥戴者,还是反对者,观点都过于模糊,谈得过于空泛,对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没有作基本的定义。
我的看法,倒是稍有不同。第一,资本主义碰到了百年来之大变局,必须改革。这个议题由大家戏称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的达沃斯提出,来自堡垒内部,用意良苦,是个很有价值的开端。
第二,嘉宾们未能找到一个彼此认同的剖析资本主义的思路,也可以理解。大家都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已很久没人就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价值发出如此的质疑了。
第三,过去30多年,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一直用“不争论”来消解。但达沃斯无缘享受这种特权,因为绕不过去。这场不如人意的辩论,至少告诉我们,除了乔姆斯基这样孤独的永远的批判者,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得意者,正在启动反思。
资本主义正在生一场大毛病,但它并不需要退场。即便对它的批判者来说,它仍是不完美的制度竞赛的优胜者。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独特的时代: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中国式的威权主义,将不再互为敌手,而是同时进入一个制度的自省和改革期。在全球化的运行中,在资本、商品、人力和思想的流动中,这两种制度的互动,到底会结成怎样的果子? 尚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进入21世纪,现在轮到资本主义举起改革的旗帜,开始它对制度的重新设计和修补。

作者张力奋,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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