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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鸡头肉   再说说“唱红打黑” 2012-09-09 05:42:12  [点击:6052]
人们一谈起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难免会联想到文革。的确,薄二的那一套与
老毛在文革中发动的群众运动形式雷同。这一联想产生于民间是自然而然的,大多数成年
人对文革的那场灾难记忆犹新。

今年三月十四日,温家宝透过记者会向外界发出了警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
革可能重新发生”,这个警告似乎表明宝宝同志也认可民间的联想。然而,俺在本帖中将
提醒网友,仅仅片面地强调薄二的“唱红打黑”与文革的联系,有可能会削弱人们对这一
运动本身的危险性的防范意识。温宝宝应当是熟悉党史的,他的一些话未免有些“顾左右
而言他”的痕迹。

也许有的网友认为,只有当“唱红打黑”运动的领导者彻底掌握了公权力(即合法的暴力
机器),才会出现类似于文革时期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并对社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
一观点可以引出若干貌似合理的“推论”。推论之一是,仅凭之前薄熙来的政治地位,似
乎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文革,故把重庆的“唱红打黑”描绘得很可怕颇有危言耸听
之嫌。另一种容易产生迷惑的说法是:如能通过党内两派竞争的“制度化”来限制最高领
导者的独裁,就没有必要特地强调“唱红打黑”的危害了——你可能会说,毕竟任何社会
运动都具有两面性,若从“善”的角度说,“唱红打黑”能够有效地遏制社会上的黑势力,
一旦运动本身的恶得到“制度”的制约,或许这场运动还有助于社会的公正化。

上面的几种说法实际上都很有些“花言巧语”(rhetoric)的色彩,这些“推论”不能成
立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忽略了“唱红打黑”的反人类本质。如所周知,反人类行为的主要
特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即严重侵犯或凌辱人性的尊严(有关的迫害往往是通过不符合程
序正义的惩罚手段达成的,如迫使“坏分子”带上高帽游街挨批斗,或有时仅凭着言论便
非法地制定“打黑”的名单),其二是罪行的发生一般均非孤立事件,而是系统性的,并
可能带有一定程度的“民意”支持。尽管“唱红打黑”的反人类恶行在文革期间发挥到了
极致,它的危害却远远不是单用文革做参照就能够穷尽的。这类运动是中共进行残酷的阶
级斗争的一贯手法,正如任兄在一个帖子中谈到的那样:“从1950年的镇反至今,共产党
始终在‘唱红打黑’,只是冠以不同的与时俱进的说法,有时激烈些,如文革,有时缓和
些,如1980年代中后期。”

俺们甚至可以将“唱红打黑”追溯到中共执政之前。例如,当年盘踞在陕北的中共为了消
灭知识分子中尚存的自由主义思想,老毛抛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整风
运动(即“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的学习文件,这篇讲话要求文学创作不得宣
扬“人性论”、“人类之爱”等等个人主义的内容,确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着重
强调了作品的阶级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
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据记载,老毛的《讲
话》发表后不到一年,仅在陕甘宁边区就出现了多达九百四十九个红色秧歌队,“翻身秧
歌”和“斗争秧歌”盛极一时,成为当时老百姓的主要娱乐。同时,笃信马列的文人王实
味因写了一篇批评“革命圣地”缺乏人际间温暖及对不公平的等级制不满的杂文《野百合
花》,被扣上“反党集团头目”、“托派分子”、“国民党探子”等帽子而遭到逮捕,几
年后被枪决。在同一时期,大量所谓的“内奸”和“特务”被抓并受到迫害,而老毛本人
的威望则扶摇直上。

老毛对文化人,即“知识分子”特别痛恨,恐怕既有报私仇的动机,也不乏有“公仇”的
成分。私仇可能来自早年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时的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老毛是个“精英
迷”,自以为涉猎过不少闲书,见识不浅,应能得到知识精英的赏识,但在现实中却感到
倍受冷落,尤其在胡适和傅斯年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中共执政后,滞留大陆的胡适之子胡
思杜和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不堪折磨,均自杀身亡;很多与胡适有渊源的学者也遭迫害致
死,有的甚至尸骨无存,其中胡适的弟子吴晗因其成为文革第一个祭刀者而最出名。老毛
的“公仇”是因为他很早就意识到,基于对个体尊重的自由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天敌,而大
多数文人学者天然就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由于“公私”两方面的原因,他在历次运动中
常以纵容虐杀知识分子为乐,尽管事后可能假惺惺地说“此人不必杀”。延安时代的王实
味之死只不过是小试牛刀。

如果说,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和共党执政后的文革有着相似的政治环境——老毛都是政权
元首兼“唱红打黑”的发动者(差别只是运动的范围和规模:一个局限于“革命圣地”而
另一个遍及全国),那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党擅自领导的“农民运动”则为另一
类政治环境下的“唱红打黑”提供了样本,其中政权元首(蒋介石)与运动的发动者(毛
共)是分离的。俺认为,对该样本的考察更有助于理解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一套为何具有
相当大的(潜在)危害。

第一次国共党际合作是在孙文“联俄容共”的政策下展开的,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
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进行活动。这个政策一方面造成越来越多的共党分子合法地窜上
了“体制内”的高位,获得更大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也允许共产党将基层的民众
组织起来,为日后“唱红打黑”的农民运动打下基础。在意识形态方面,国民党认为自己
是全民政党,但中共信奉马列主义,以阶级的观点看待一切。在共党的话语体系之中,国
民党乃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而共产党则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于是,由
多数“右派”组成的国民党和由少数“左派”组成的共产党开始了一场“和平竞争”,竞
争的同时伴随着两党之间古怪的相互渗透。

好景不长。

首先,孙文同志在错误的时间撒手归了西,一位左派党和右派党都得给面子的老同志就这
么没了。其次,用马列主义或毛左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派,你想让他们一直保持合法的和平
竞争而不搞带有暴力倾向的“唱红打黑”阶级斗争,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些同志在城市的
影响力太小,只能在报纸上骂骂“三妈”,建立几个工人纠察队,却无法有效地发展壮大
无产阶级的力量(那时城市无产阶级的规模确实很小),于是他们便流窜到乡村,成立了
农民协会,猛搞农民运动,组织梭镖队,用不合法律程序的暴力镇压“土豪劣绅”,并将
“一切权力归农会”。当时的乡村民众耳熟能详的红歌有:

“霹雳一声哪震乾坤哪
打倒土豪和劣绅哪
往日穷人矮三寸哪
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哪
天下的农友要啊翻身啊
自己当家作主人哪
一切权力归农会啊
共产党是我们引路的人啊
粗黑的手哇掌啊大印哪
共产旗帜照人心哪
鸟铳梭镖握得紧哪
坚决革命向前进哪”

一九二七年三月,老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得意洋洋地写到:“农民的主要攻
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
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
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
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
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
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
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
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
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
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
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
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
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
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老毛的这篇文章记录
了农会犯下的十数桩反人类罪行。

在这场“唱红打黑”的运动中,一些文人或知识分子注定难逃厄运。

记得本坛有位前网友曾不遗余力地鼓吹非主流的帝制——俺之所以对其有印象,是因为该
同学以前在本坛每发一帖,必在帖中插进一幅与论题毫无关系的美女画。据他自己的解释,
放图片乃是为了“养眼”。这门养眼的技巧很可能传自俺将要谈到的旧时一位文人,名叫
叶德辉。德辉兄爱把春宫画片放到自己的藏书之中——这样读起书来既养眼,据说还能避
火神,一举两得。碰巧的是,这位老兄也是个帝制的热情鼓吹者。

却说德辉同志出生于湖南长沙府,自小酷爱读书,少年时代属于极不甚安分的同志,读书
读闷了便弃学做一把买卖,生意场中混得没劲了又回去读读书。因其每本书里都有个春宫
画做动力,学问长势凶猛,十九岁时就打算参加科举考试,但因县籍问题未能成行。随后
他买了个湘潭的县籍,在二十一岁中举,七年后(光绪十八年)又考中进士,官授吏部主
事。做了两年的京官,颇觉沉闷,便请假回湘潭,精研经学、小学,兼及藏书、校书、刻
书诸事,著作等身。德辉生性保守,曾抨击梁启超等人推动的君主立宪,亦反感暴力。六
十三岁那年,农会请这位名士写对联,德辉写下的竟是“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杂种
上市;会场阔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批为长沙方言“斌尖卡傀”,意指不文
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结果因这副对联,德辉被农会的梭标队抓走,并
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铲除反革命分子”的集会上当场被枪决。德辉之子叶尚农给日
人松崎柔甫的信中这样描述了父亲遇害的情况:

“今将先父遇难被害各情节,涕泣陈之。先父于夏历三月初七日晚六时,被农工界
在家捕去,送押长沙县署内。当即遍恳有力各要人,出为救援,均归无效。初十日,
由长沙县转送特别法庭,于下午三时提讯一次,所犯刑律,帝制嫌疑。四时,送往
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遂遭惨死。呜呼,痛哉!
是日,全家大小,恐被逮捕,均皆逃避,妻离子散,惶惧万分。家中所有藏书,以
及金石字画、古铜遗稿、应用金银珠玉、衣服器具等要件,均被彼等抢劫一空。家
中仅存少数书籍、碑帖、书版,充为中山图书馆所有。现恳友人疏通,故未搬移他
处。住宅充为馆址,并设办事处,管理有人,闻有散失。家藏宋元及善本书籍,计
存无几。现事仍未解严,棘人合家大小,男女人丁,至今隐逸,逃往四方,仍未团
聚。霎时家败人亡,不知所犯何律。先严近撰《观古堂藏书记》、年谱、诗稿、经
学各书,均被没充。刻在托友说项,不知能否发还。棘人遭此大故,现在流离失所,
寝馈难安,神情恍怫,如若颠狂,一切苦衷,罄竹莫宣。知我如兄,其将何以教之,
而将何以救之耶!棘人叶尚农泣血顿首夏历七月十四日。”

叶德辉的死亡引起了全国的震动。章太炎得知消息后,曾作挽联“死有重于生,槁项何如
兵解烈;狂克念作圣,百年争此刹那心”。然而,在那个年代,真正能看清楚这一事件所
蕴涵的巨大的悲剧性,需要有极高的悟性。王国维觉悟到了整个事件全部的悲剧含义,他
不忍心再看到此后注定将出现的无数次“唱红打黑”运动中文人的生存即意味着受辱的惨
状,于是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来到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从容自沉于鱼藻轩处,并在衣袋
里留下了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梁启超曾写信给他的女儿
梁思顺,信中谈到王国维之死: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
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
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
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
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
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
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
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从这些故事中俺们可以看到,“反抗”在错用精神资源的时候是有极其沉重的社会代价的,
这种代价包括扼杀掉一切富有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能力的人,留下一堆活跃的破坏者
和大量唯唯诺诺夹起尾巴跟风的僵尸。“唱红打黑”正是错用了精神资源的反抗。在任何
正常的社会,极具建设性的人和极具毁坏力的人都是少数,大多数的人皆为平庸的“消费
者”,没什么影响力,就如一条正态分布的曲线。中国社会的曲线形状跟正常社会的不同,
各个领域都冒不出大师,人们因为迷恋权力杀戮得太厉害了,伤了整个民族的元气,消灭
了桀骜不羁的自由思考者。英国数学家哈密顿十五岁时在他的日记本里写过一句话,“谁
不愿意享有阿基米德的名声而想去当他的征服者马切卢斯呢?” (Who would not rather
have the fame of Archimedes than that of his conqueror Marcellus?),后来成为英
语世界作者们广泛引用的名言,这样的价值观扎根在民众的心底。然而,在中国,马切卢
斯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大救星和红太阳,阿基米德则是臭老九。“唱红打黑”需要这种扭
曲的价值观来造神,来羞辱人性的尊严,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会自我实现
并成为主流。

当俺们在历史中寻找线索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唱红打黑”的发动者并非政权
的元首,“唱红打黑”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其可能造成的社会灾难不是随便
可以低估的。让俺们设想一下,如果不出现王立军事件,如果放任薄熙来同志以毛左思想
为武装继续在重庆搞他的“唱红打黑”,最后的结果会怎样?会出现司令所说的“左派党”
和“右派党”的和平竞争局面吗?历史其实已经告诉过俺们答案了。就在叶德辉被处死之
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开始收缴城市里的工
人纠察队的武装了。俺发觉老王们在谈论很多事情时,经常(也许是故意地)忽略一个基
本的事实:“唱红打黑”跟和平竞争的民主模式是不相容的。一方面,民主社会不可能一
直让反人类的罪行通行无阻,另一方面,“唱红打黑”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奴役和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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