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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杜智富   百年中國夢---從嚴復思想的變遷看習近平的中國夢 2013-06-03 19:48:55  [点击:11067]
百年中國夢---從嚴復思想的變遷看習近平的中國夢
2013 06 04
杜智富

追求國家富強無疑是中國百年之夢,過去一年來習近平多次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內涵同樣是要实现中國的富強,那麼我們此時從新檢視一下,中國百年來追求這個夢的經歷和思想的變遷就很有意義了。

中國的富強夢上可以追索到李鴻章,張之洞等人,他們意識到同治中興的師夷長技以保儒教之本, 已不足以應對來自工業化後西方列強的挑戰, 甲午戰敗及拳亂之後中國更面臨了在保教和救亡之間做一抉擇的時刻,士大夫上層已經有人意識到救亡更為首要,國將不國, 教何以立,為了救亡,國體必須脫胎換骨, 儒教若不能富國強兵,則可以捨去,當時嚴復在回复梁啟超的一封信中提出儒教不能保矣, 即為一例。中國儒法傳統下的政治經濟體系, 對國家的要求是自給自足,對人民則講求和諧和守本份,這樣的前現代體制,此時已無法應對工業化後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強,那麼如何才能超越同治中興師夷長技的局限, 進一步學習西方以期達到富國強兵,這就需要從東西方思想差別中理出一個全盤的思路, 嚴復可謂是當時深入探討西方富強根原的第一人。本文的宗旨是要從嚴復思想後期的變遷來看中國向西方學習所面臨的困境和自身的局限, 從而可以檢視今日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否面臨相同的困竟。

嚴復早期的思想可以說是激進的, 是屬於全盤西化派的, 在他翻譯西方思想最鼎盛的時期,他的譯著包括了天演论(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原富(亚当•斯密的Wealth of Nations),群学肄言(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群己权界论(John Stuart Mill的On Liberty),穆勒名学(John Stuart Mill的A System of Logic),社会通诠(Edward Jenks 的A History of Politics),法意(Montesquieu 的De l'esprit des lois 和名学浅说(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Primer of Logic)。從這樣廣泛的譯著中嚴復總結出西方的不同處在於,他們有旺盛的精力,有公共精神,能夠凝聚社會的合力成為強大的國力,作為一個外來者,嚴復往往能夠洞見一些西方人習以為常而不太自覺的現象,反觀當時中國社會所表現出來的是普遍的無力感, 思想上懶惰,消極,社會上正像梁啟超說的只有私德,沒有公德,對士大夫的腐敗貪婪, 儒教並不起作用, 但對國家的不能富強, 儒教下自給自足的政治經濟理想卻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不過被認為是全盤西化論者的嚴復並不全面反對傳統文化,嚴復古文功底深厚, 詩文俱佳,他的傳統學養可以歸類為桐城派,講究的是文字嚴謹優雅和言之有物,從嚴復譯著要求的信雅達可以看出他桐城派的功力,在傳統思想裡,嚴復試圖從中國古代思想裡尋求民主,自由,和形而上的因素,他尤其推崇老子和莊子的思想,認為與儒家相比, 道家包含了更多自由和民主的因素, 嚴復在這方面的努力, 有時顯得相當牽強, 不過無論古聖先賢的思想裡是否有這些因素,關鍵是中國自秦以降,兩千多年中央集權體制下,最後發展出來的社會形態是如此的頹廢和無力,這樣的政治經濟后果,嚴復主要歸因於文化和思想上的因素,這固然有其合理的成份, 但是總的來說是有失偏頗的。

在嚴復全盤西化派時期,他所傳達的主要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的社會達爾文思想, 嚴復的翻譯不是一種直接的翻譯,而是翻譯中帶有個人的理解和評述, 無論是達爾文或斯賓塞都是從科學或社會科學的角度來闡述一種現象, 他們的理論都不是一種主義, 但是到了嚴復手裡就變成了中國該如何改變自己的指導思想,嚴復認為中國最需要的是用歸納性邏輯(Mill’s inductive logic)為基礎的科學方法來規劃社會的發展, 斯賓塞的個人主義追求在嚴復這裡就變成了個人應如何建立貢獻社會和國家的美德, 雖然如此, 嚴復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深信不疑,即萬物由簡到繁, 由同一到分化, 物競天擇下的道德觀(即不斷的鬥爭和弱肉強食之必然),和人類社會的進程必然是西方所呈現的形式等思路。

嚴復雖然深信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人類最高的社會形式, 但是他總是把英美傳統對自由平等民主和權利等作為終極理想的追求轉換成國家富強的必須條件, 如此一來,嚴復對自由平等民主和權利的要求就變成了一種功利性的條件要求, 這個情況可以從他把赫胥黎(Huxley)的進化與道德一書(Evolution and Ethics)翻成了天演論可以看得出來,赫胥黎的原意是要批判斯賓塞的進化論道德觀, 即弱肉強食之必然,赫胥黎認為進化不一定全是進步,人的社會應該有道德的和理想上的追求, 用以克制自然律的隨機性和殘酷性,嚴復則認為斯賓塞的社會理論更為徹底,嚴復認同人的私心是社會動力之本,同情心則是末, 認為赫胥黎顛倒本末了。

可以說嚴復衡量東西方思想的主要尺度是能否使國家富強, 在當時中國面臨瓜分的危機下,這個可以理解,但是由於這個尺度的功利性, 使得嚴復對自由平等和權利等西方理想的哲學性和終極性 (as ends in itself)的認識不足, 嚴復大部分的翻譯集中在英國思想家中也造成了他對西方思想了解上的局限。

另外嚴復把中國社會變革缺乏動力的主因歸咎於思想因素, 使他低估了中國在東亞沒有受到其他巨大文明挑戰的結構性因素,也使他忽視了亞當斯密的基本生存形態決定社會結構的理論,更不用說馬克思的生產形式決定論了, 嚴復的無視社會主義理論也造成了後來寫嚴復傳的王栻可以用共產主義的眼光來批判他。

根據嚴復的另一個傳記作者周振甫的說法, 嚴復的思想在晚年變回保守, 退回到傳統思想中去,哈佛的史瓦茲教授 (Benjamin Schwartz)在他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中提出不同的看法, 認為嚴復一向是保守的, 但是他的保守是進化論式的保守,嚴復深受英國思想家們的熏陶,懷疑一切激進和革命的言論,更相信社會的重大變遷必須是漸進的演化的和保守的, 必需先建立條件和提高人們的素質。另外嚴復此時由於對革命黨人的看法,開始認識到自由是需要有所規範的,即使在西方個人主義也不能絕對化,因而他把John Stuart Mill 的論自由(On Liberty)翻譯成群己權界論, 用以表明群體權利和個人權利之間是需要有所平衡的,總的來說,嚴復回歸保守之說並不是說他要回歸傳統儒家治國的理想, 他對傳統中國社會的頹廢消極和不作為可以說是深惡痛絕的, 對人類社會進化的歷程則深信不疑。

嚴復相信漸進演化造成了他先支持了維持滿清的立憲運動, 和後來支持袁世凱的立場,他認為中國的演變和改進必須在一個穩定的局面下進行, 朝廷的威嚴及其後的政治強人對嚴復來說都是穩定秩序的必要條件,雖然他否認支持袁世凱稱帝之舉, 不過在袁世凱和楊度的壓力下, 他的名字出現在支持帝制的籌安會名單上,這個局面造成他難以在革命成功後的民國時代繼續發展,嚴復終於回到了故鄉福建, 告老退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嚴復的思想出現了重大的波動, 由於嚴復對自由平等和權利的嚮往是功利性的,認為自由平等和權利的實行是英國富強的條件, 那麼當德日展現出沒有民主自由的富強時,他的思想開始動搖了, 使嚴復更為動搖的是來自於他對西方進程的反思,西方三百年的突飛猛進最終竟迎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種世界從未經歷過的無比慘烈和互相毀滅的局面,在這方面史瓦茲提出西方文明的浮士德個性:即為了追求能量的最大化即使出賣靈魂也在所不惜,這樣就造成了不斷的爭霸,而不是像史賓塞所預言的,西方在進入工業化後會從軍事化政體轉換成合作性政體, 事實剛好相反。此時嚴復看到了西方的“自私性, 好戰性,和無恥性”。

嚴復一向不願把中國的問題歸罪於西方民族國家和帝國(nation state)的侵略, 他強調中國的問題百份之七十是自身的問題, 這個態度無疑是正確的, 但是由於不提西方民族國家和帝國等因素,使得嚴復低估了西方的富強與民族國家和帝國興起之間的密切關係,史瓦茲指出西方的進程中不全是社會的理想性, 即自由平等和人權作為終極目標的追求之外,國家強盛的規劃在西方是一直存在的, 只不過在理論上不太突出,史瓦茲同時指出西方的理想和國力之間的關係並不確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嚴復開始理解到理論可以破滅, 也重新理解到中國古聖先賢自給自足理想的先見性, 使得東方避免了浮士德式自我毀滅的道路。工業化也不像斯賓塞說的會帶領西方從軍事化社會進入全球合作性的社會形態,相反, 工業化帶來更為強大的民族國家和帝國, 過去一個世紀軍事技術的突飛猛進就是明證, 不過史瓦茲繼續指出,西方對自由平等和權利作為終極目標的追求是有長久歷史淵源的, 包括古希臘的斯多亚哲学,後來羅馬和基督教對斯多亞哲學的繼承和發揚, 16世紀的宗教改革, 英國的保守(Tory tradition)和法治傳統和龐大的律師階層等, 這都不是一個沒有自由傳統的中國能夠光從知識的吸收就可以完全克服的。

那麼從嚴復的反思東西方文明,我們對今天習近平說的中國夢又能如何定性呢?习近平是這麼阐释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要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這麼看今天的中國夢還是功利性的,習近平的阐释裡雖然也有提及“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但是與人民幸福有基礎性關係的社會理想:自由, 平等,權利等作為終極目標在習近平的阐释裡是完全不見踪影的,起碼嚴復還明確地把自由平等和權利的保障看成人類社會最高的形態和富強的條件, 而今天中國談富強和人民的幸福卻可以不講自由平等和權利的保障,那么中國走的无疑是威权式沒有自由的富強老路。用史賓塞的比喻来看, 沒有一種生物可以不顧其細胞的健康而能保持整體的長久強大,没有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富强, 是否人民真正和长久的幸福,我们可以质疑。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習近平的中國夢在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是這麼說的:“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這個說法看似不錯,但是我們光從國家的角度來解這道難題已經一百多年了而仍沒有達到人民的幸福,我們是否應該嘗試一下逆向思維, 即先不從富國強兵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回到問題的核心,必須先把保障人民幸福的社會理想:自由,平等,法治作為終極目標來追求,這些社會的理想達成之後, 國家的富強是順理成章的,是可長可久的,也就是說自由平等法治是因, 富國強兵是果,舍自由法治之因以求富國強兵之果,百年來的失敗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政體只要保障法治平等和人民的自由則足夠矣,人民的幸福已在其中矣,正是习近平说的要 “不断为人民造福"。嚴復總結東西方巨大差異的一大要素在於西方法治的普及性,當下中國執政者的首要責任是建立進步的環境,這個說難也不難,可以先從法治的建立, 和司法專業隊伍的壯大和尊嚴開始。

嚴復的反思向我們啟示, 今日的中國既不能不參與競爭, 但是競爭的同時也要警惕自己不要掉入西方浮士德式的悲劇個性,這裡其實有一個融合西方和東方思想的契機, 在今日全球面對環境嚴重透支和破壞的局面下,東方自給自足的理想要是能夠剔除因循頹廢的傾向(在今日國家之間不斷競爭的環境下, 不剔除因循頹廢不是一個可選項), 其追求和諧和知本份的理想會對人類環境和資源的保護有所助益。
最后编辑时间: 2017-10-28 13: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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