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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所跟帖: 寒江月 [转帖]子女眼里的李井泉: 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   2013-10-07 08:55:08  


作者: 春秋冬月2   申(李)再望,李井泉第五子,不悔过,还想翻案。 2013-10-07 10:40:08  [点击:4997]
还想忽悠普通中国老百姓。

说什么他三哥孙巨(一)在美国读完博士,取得两项技术专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给出很高的待遇条件,

据我所知:所谓美国的博士,不自己申请工作就有美方想要留用一说是胡扯。

李井泉的儿子替李井泉评功摆好,翻历史的案,是不会得到赞同的。



1940年,李井泉在延安与肖里相识,次年结为夫妻。两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两人的感情始终如一。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五个儿子相继出生,每个孩子的取名来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取名黎风,明清,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过“黎明风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泽东对“七大”的总结“巨大统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泽东的文句“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排行第五,叫“在望”,出自毛泽东所写的“新年祝词”标题“胜利在望”。我在文革结束后,把名字改成了“再望”,因为我经历了大难而不死,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战争年代,父母的战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子女,我们家儿子多,父母就把儿子送人。三哥送给孙志远(原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弟弟华川送给张经武(原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把我送给了申国藩(原成都市委监委常务委员,老红军)。我们家兄弟因此有不同的姓,各住一方。

父亲和贺龙在战争年代就结下生死之交,解放后我大哥一直住在贺龙家,二哥到北京念书后也住在贺龙家。四哥到北京念书后住在孙志远家。从1962年到文革初期,我和两个妹妹一直在四川,与父母住在一起。

父亲一年到头忙工作,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很少过问。“读书要靠自己,生活要靠自己,将来工作更要靠自己,”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兄弟姐妹考大学选专业,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每次都说,通通去学数理化,学技术,今后谁也不要从政,也不要经商。于是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华大学,分别学工程物理学和无线电电子学,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弟弟张华川进了南开大学学半导体,大妹妹李大蓉进了江西医学院学医,二妹李力清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三哥孙巨在美国读完博士,取得两项技术专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给出很高的待遇条件,父亲闻知,要他回国工作,三哥很快就回来了。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生涯,在长征中,他先后在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任职,两过草地,历尽艰险,是我军少有的参加过长征的三个方面军的红军高级将领。我曾多次问他长征经历,他都不肯说。只有一次吃晚饭时,他突然谈到过草地吃牛皮的往事,说牛皮很难煮烂,硬邦邦的,咬不动,咽下去后肚子疼。

1965年末,我们中学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舞蹈《秋收暴动》,我演了一个红军战士,父亲闻知非常高兴,这个节目在成都人民公园为群众演出时,他亲自来看。

美国作家哈里森 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到四川采集素材,我几次接待陪同他。他得知我父亲是长征将领,想要做采访,我打电话到北京,父亲没有同意。后来索尔兹伯里通过我请父亲推荐关于长征的书,父亲对我说,杨成武写的《忆长征》符合事实。当时书店脱销,父亲就把他读过的那本给了我。我把书寄往美国,索尔兹伯里收到后十分高兴,当即给我来信表示感谢,以后又来信说,这本书对他写作很有帮助。

父亲的经历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很有价值,我曾数次提议为他录音,把他的回忆保留下来,但他不同意。他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

关于父亲的许多往事,我是陆续从一些文献和文集里看到的。2001年,中共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单位联合制作了一部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使命》,这部文献片的第三集介绍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只能选七十人,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要照顾“山头”,必须要把井冈山那批人里拿掉几个人,一个李井泉,一个陈光。90多岁的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说:“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父亲在世时,从来没对我们讲过这件事。对于官位、荣誉,他看的很淡。

抗日战争初期,中央派他率游八路军120师358旅的游击支队北出绥远,在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创建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功勋。1942年,他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我军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李井泉同志生平》中,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李井泉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四川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先生在建川博物馆《中流砥柱馆》,专版展览了李井泉的抗战事迹和照片,并在“壮士广场”为他立像。樊建川对我说,他父亲是跟随贺龙、李井泉的部队南下解放成都的,他父亲生前对他说,李政委是我们的好领导,是抗战的功臣。

文革中,父母遭受林彪、“四人帮”集团残酷迫害,母亲在秘密监狱被迫害致死。我的二哥在北航被造反派拷打致死。其他兄弟姐妹也无一幸免,四哥、弟弟被关进北京“黑干子女学习班”强迫“改造”,大妹妹和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学校牛棚“劳改”。文革结束时,北航准备处理打死我二哥的两个学生,征求我父亲意见时,父亲强忍悲痛说,参与打人的学生当时还年轻,不懂事,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和蒙蔽,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他们一个出路。这两个学生得以“解脱”,分配了工作。

得知肖里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许多老同志感到悲愤。1972年,邓小平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江西把我和两个妹妹接到他们家过年,邓伯伯亲自下厨房为我们炒菜做饭,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

1978年,父亲到四川参加了肖里同志骨灰安放仪式。那一天前来参加仪式的老同志很多,许多人泣不成声。父亲与他们一一握手,致以感谢。会后他立刻去了自贡、江津、宜宾、达县、万县等多个地方,勉励当地同志把对“四人帮”的痛恨化作建设国家的动力。

父亲多年来积劳成疾,加上文革期间身心受到极度摧残,身体每况愈下,腹部动脉长了血管瘤,住进北京医院,为防病灶扩散,他的下肢被截除。我与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10月,我从英国回来路过北京,到医院看望他。当时他已不能讲话,也不能进食,全靠鼻饲维持营养,事实上已是植物人。我握着他几乎干枯的冰凉的手,想对他说几句话,却没有说出来,他已经听不到儿子的声音了。他把许许多多的事放在心里,默默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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