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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寒江月   ZT: 刘宪阁:“我为革命造谣言” 2013-10-11 06:16:52  [点击:5098]
刘宪阁:“我为革命造谣言”

发布时间:2013-10-10 18:10 作者:刘宪阁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737次

  当下媒体的各种言说中,不少人会选择诉诸历史(当然还有诉诸外来和尚或其他权威的,有时还搅在一起)。借古讽今也好,影射史学也罢,这确为不争的事实。比如《南方都市报》,就专辟了一个《历史评论》版,对时事热点从历史角度予以解读。类似的还有很多,有心的读者自可留意。在此过程中,选择哪些史实来进行言说,就很耐人寻味了。比如今年的各种纪念史学中,不少媒体把目光瞄向了二次革命爆发的1913年,毕竟逢百年,算大庆。所以宋教仁遇刺案,以及民国的歧路等话题就很热闹。而对其他一些逢十逢百的年份,比如此前十年,即1903年的苏报案及相关问题,则似较少注意。

  倒是凤凰网2011年推出的一个专题,值得注意。当时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他们策划制作了一套颇为别致的清末十年特刊《穿越报》。其第三期尤为有趣,总题为:“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为革命造谣言”,结合学界有关研究成果,对发生在1903年的苏报案之前因后果及相关话题,进行了比较通俗简明的介绍。比如指出清政府在苏报案上说不上搞文字狱,反倒是号称英雄的章士钊、章太炎等人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且不说他们的大部分推翻政府的言论在任何文明国家都可以算得上是犯罪,就是为宣传革命而捏造消息甚至伪造“上谕”,亦更成问题。多年以后,作为当事人的章士钊回忆说:登载《严拿留学生密谕》后,清廷谴责为捏造,《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抄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一迹象,可从《苏报案纪事》字里行间看出”。凤凰网标题中的“我为革命造谣言”,脱胎于此。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新闻人这样做只是偶一为之。“我为革命造谣言”的活动,辛亥革命前后还在不断上演。比如武昌起义爆发后,《民立报》发表的很多消息,说什么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外国友邦乐观支持等,就并非事实,而是为了鼓舞人心而刻意编造出来的“谣言”。当时在伦敦的章士钊再度大显身手,笔杆儿一摇,就向国内发回不少这样的不实信息。类似的情况,在有名的《新青年》杂志上也上演过,而且是“双簧”。

  当时陈独秀等发起文学革命,反响寂寥,他又“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怎么办?好比做戏,得有“反角”,只好自己撰文反对自己了,何况,使反对言论于己有利的最好办法就是由自己冒名提供反对言论。于是,钱玄同炮制出一封王敬轩来信,刘半农则以编者身份奉答。两信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载于1918年3月的《新青年》。即便如此,也没有引来预期的“反响”。戏还得演下去。6月,刊出一封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来信,作答的陈独秀似乎不知“妄人”王敬轩的来历,但他应知道“崇拜王敬轩者”乃何许人:全信仅两行字,却有三处(浮一大白、崇论宏议、自由讨论学理)为其本人的习用语!7月,钱玄同借批“戴主一来信”(系伪造)来“驳王敬轩君来信之反动”,称“本志易卜生号之通信栏中,有独秀君答某君之语,请足下看看,便可知道半农君答王敬轩君如此措词的缘故。来书中如‘胡言乱语’、‘狂妄’、‘肆无忌惮’、‘颜之厚矣’诸语,是否不算骂人?”躲在黑暗中骂自己,然后对公众说是别人在骂他,并对这种无耻的詈骂感到强烈的义愤,以致回骂起来理直气壮——这也算一种奇观了。

  为此感到不安的胡适,在给好友任鸿隽的信中透露了“王敬轩来信”的内幕。后者很吃惊,不敢相信:一是“君等无暇作此”,更重要的是“为保《新青年》信用计,亦不宜出此”。陈衡哲说,“此为对外军略,似亦无妨”。任鸿隽以为不然:假如“外间知《新青年》中之来信有伪造者,其后即有真正好信,谁复信之?又君等文字之价值虽能如旧,而信用必且因之减省,此可为改良文学前途危者也”。可惜,如任鸿隽这样的清醒者太少。更多的人,倒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我为革命造谣言”、“我为革命演双簧”的不归路……中国新闻人百年前的这种选择,可谓流毒匪浅。诚如一位网友留言所说:这个观察,到如今还适用吗?不妨清夜扪心自问。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 《青年记者》9月 | 责任编辑:邵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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