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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鸡头肉   闲下来歪解一把“文化决定论”-_- 2014-02-14 18:15:14  [点击:8015]
对于一个稍具数理知识的人而言,着手建立简单的“数学模型”来描述某些复杂的社会现象
无疑有很大的诱惑性。这种诱惑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常常有同志宁可冒着被他人挑刺甚至
嘲笑的危险,也坚决要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呈现给公众。本坛就有这样的网友——俺还记
得有位叫 YANKEE 的同学曾经引进“智熵”的“概念”,并借用 Boltzmann-Gibbs-Shannon
熵的表达式试图对各种社会的“优越程度”进行评估。可想而知,该同学的帖子一出,处境
便大大地不妙,引来了网友们的一片哄笑。剥掉帖中那些哥猜式的花言巧语,YANKEE同学想
说的无非是北韩社会的声音最单一(民众意见最统一),因此最优越;中国社会尽管存在着
些许杂音,主旋律仍然压倒性地明晰,故比美国社会强多了。

网络上这类酷爱哥猜的同志远远不止 YANKEE 一个。更早的时候,马悲鸣为了“论证”我党
的“经济成就”,吹嘘说他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在对那些哥猜性质的“规律”作了
一翻文字描述后,该同志勇敢地写下了一个经济增长率依赖于时间的定量关系:1 - exp(t),
颇有阿基米德当年发现浮力原理时光着身子大喊“Eureka!”的快感。看到老马这等可笑的
模样,俺只好做大惊失色状,呼吁全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共同关注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严峻
走势,并用老马的公式画了一张曲线图贴附在帖子里——那条曲线实际上随时间在迅速滑坡。
老马见后只得把公式改成 1 - exp(-t),可立即就有(包括云儿在内的)网友指出修改后的
曲线仍然不符合马悲鸣用文字表述的那些“规律”。当人们请他先把公式写得能与文字上的
定性描述对上号时,这位老兄便默不做声了。

俺回顾这些小故事是想说明,用数学模型刻画复杂的社会现象绝非易事,俺们这等业余网友
闭门造车胡思乱想几个小时通常是搞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公式的。如今,政治或经济问题的数
理研究已经高度专业化了——随手翻开一篇学者的文章(例如关于总统在与立法机构的博弈
过程中行使否决权的策略问题),你都能发现论文中有一大堆复杂的定理及其数学推导。正
是因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专业学者在构造模型时是相当谨慎的,他们了解每个模型都有其
前提假设,这些假设经常是理想性的,有些模型仅仅为了启迪思路而提出,故只带有“玩具
性质”(所谓的 toy-model)。

一些热衷于寻找社会现象“第一推动”的网友也许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或者主张宗教、或者
主张文字决定了社会进步的程度之时,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数学模型——这个模型简单地由
某个单调函数 y=f(x) 给出,其中自变量 x 为宗教或文字等“文化变量”,而因变量 y 则
是“社会进步程度变量”。不难想象,俺们不可能搞对这么一个公式,因为这里遇到的系统
实在太复杂了。文化决定论本质上就是假定了单调函数 f 的存在,其草率性是明显的。

一旦意识到上述问题,如果马悲鸣同学在的话,他可能会孜孜不倦地继续研究,添加诸如地
缘因素、气候环境等等在内的新的自变量,把原模型修改成多变元函数 Z = F(X, Y, ...),
甚至还可能将其中某几个自变量设置成随即变量,以描述这个世界中的一些不确定现象。在
俺看来,这类努力仍然是徒劳的——在缺乏基本原理的情况下构造此类函数只能依靠经验数
据的拟合(文化决定论的主张者在他们的“论证”中就是这么做的),但数据的样本极其有
限,远不足以确定出一个有实际预言能力的公式。

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正如 aops 兄观察到的那样,文化和社会进步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
种神秘的关联。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写道,“在西方的
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近代民主首先而且主要出现在基督教国家。到一九八
八年,基督教或新教是主要宗教的四十六个国家中有三十九个是民主国家。这三十九个民主
国家在整个六十八个以西方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中占了百分之五十七。当然,相比之下,
五十八个以其他的宗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中只有七个,即百分之十二是民主国家。民主在那
些以伊斯兰教、佛教或儒教为主的国家尤其少见。”

上述相关性不应在文化决定论的意义上去理解。用亨廷顿的原话说,“这种相关并不证明两
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在讨论呈现统计关联但又缺乏明显因果关系的两个变量 X、Y 时,人
们为了方便,引进了文献中称为 Intervening variable 的新变量 Z,这一概念超越了古典
函数论中单纯只包含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概念。作为例子,人们观察到高收入者和长寿者之间
有正相关性。显然,收入多并非活得长久的直接原因,但高收入者通常享有较好的医疗条件,
后者对寿命的影响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如果收入是自变量 X,寿命是因变量 Y,那么
将医疗条件作为一个 Intervening variable 的新变量 Z 是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俺们
不必(通常也不可能)简单地写出一个函数关系式 Y=F(X),识别变量 Z 更为重要。在“社
会进步”这个问题上,俺注意到包括新网友 cwing 在内的一些同志正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
尽管他们各自寻找的 Intervening variable 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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