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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寒江月   歷史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2016-09-27 15:41:32  [点击:1605]
我研究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事件的《一九五九拉薩》在台灣和香港問世後,已經過了六年。最近,經補充修訂後的英文版Tibetin Agony: Lhasa 1959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在英文版中補充了近幾年新發現的歷史文獻和資料,刪去了對西方讀者過於隔膜的少量枝節,補充了西方讀者需要的若干背景說明。英文版的修訂和翻譯過程歷時兩年多,我和翻譯Susan Wilf所付出的精力和收穫的甘苦,不小於對那段歷史的研究和重寫一本新書。

  歷史不能任意打扮

  來自大陸的中國人都知道一句話,「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們以前也相信這話有道理,毛澤東時代公開提倡「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既然要用,自然可以「打扮」,怎麼打扮是階級立場問題。如今的中國領導則變了一下說法,不跟著他「打扮」歷史,就是「歷史虛無主義」。連「虛無」這個詞的詞義,也變成了相反的意思。

  據說,「任人打扮」這句話是胡適說的。近幾年有人考證,胡適沒有說過這句話,這是大陸給胡適栽的贓。我相信台灣人根本不需要作這樣的考證,因為胡適是一個歷史學家,他是提倡「小心求證」的,如果信奉「任人打扮」的歷史哲學,那是荒唐的自我詆毀。

  沒有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會相信「任人打扮」的歷史觀。歷史學家可能承認自己無知,但不會承認自己胡鬧。二十多年前我在布蘭戴斯大學跟著猶太教授學歷史的時候,教授常說,通過文本研究來重建史實,就像偵探破案,要對文本進行解讀、考證,交叉駁正,要在分散的證據之間建立起邏輯聯繫,稍有疏忽,你就會造成一個假案錯案。

  歷史學家對於現實問題和自己研究的歷史事件,也有屬於自己個人的觀點、評價和立場,特別是西藏問題這樣還在連續進行中的歷史事件,研究者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立場,史學家們不可能要求自己和同行絕對中立。但是,研究者對歷史事件的重建方法,必須是客觀的,任何結論都必須有證據,這些結論和證據必須讓同行研究者來複驗和考證。這就要求研究者呈現出來的研究成果必須符合史學研究的學術規範,「偏向(bias)」是史學界的一個髒詞,人人避之不及。

  雖然你自己覺得你拿出來的東西是客觀而不偏向的,然而學界同行是不是認同,是另一個問題,特別是面對西方同行和讀者,更是讓人如履薄冰。我和翻譯Susan都把自己家人好友動員起來閱讀原稿,以讀者的角度來尋找敘述中資料引述的缺失和邏輯鏈的嚴謹。有些引述缺失是我面向中國讀者寫作的時候感覺不出來的,比如,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西藏展開的「民主改革」、「宗教制度改革」,以及所謂的「土地改革」,那既不「民主」,也不是「改革」,對此我覺得不需要考證,但面對西方讀者卻不能不加以解釋,而且得拿出證明來。毛澤東對達賴喇嘛出走是否主動「讓路」,最近幾年出現了相當多的否定的和肯定的資料,其中多有真真假假,循環引證和文學性編造,必須對所有資料進行對比分析,才敢拿出結論來。

  細節和格式

  在解密的官方文件中,有很多當年的通知、內部講話和決議,在解密後往往又重復編輯成集或修訂再版。中共是強調內外有別的,文獻內容要看時間場合和對象,必須站在當時當地的語境來理解「文外」之義。最常見的是中共幹部面對統戰對象的講話,和同一時間中共高層關起門來的討論,語調相差甚大,內容南轅北轍。公開場合常常顯得慈眉善目,卻不可以照字面理解,以此作為當時的中共政策,還需要找到當時不公開的內部文件,才能知道「慈眉善目」背後的殘忍猙獰。還有一些情況是,公開發表的文獻在以後的歲月裡似乎是後悔披露了,於是在成集或再版的時候刪去關鍵詞句甚至修改,這在國際史學界不可思議的事情,卻頻頻發生於漢語出版物,在網上的引用中更可能變得意思大為走樣。有時候,為了一篇似乎平常的文獻,我得設法找到歷年所有的印刷出版物,經比對後從中找出最完整、最「原生態」的版本。

  記得當初跟著猶太教授學習猶太歷史,教授對細節格式極其挑剔,例如文獻引用的格式和注釋的應用,簡直到了把學生逼瘋的地步,如今到了將當年的訓練付諸實踐時,才知道自己深深得益於老師的嚴格。

  文獻引用必須格式統一,這似乎是老生常談,但西藏當代史文獻又有其特殊性。我的英文版涉及英漢藏三種語言,由於上世紀的政治變革,藏區地名變化很大,所有地名都要對歷史上的藏文名稱和當下政治構架下的名稱一一對應,所有藏語人名地名都要有威利和羅馬兩種拉丁拼法,以滿足專業人士和普通讀者的需要。我的研究使用了大量公開、半公開和不公開的中文資料,在引用時出版物名稱必須全部用漢語拼音完整呈現,以便同行研究者檢索、查詢和復核原始文獻的準確性,這就像科學論文中的實驗數據一樣,你的實驗必須是同行可以重復的才算站得住腳。

  感謝朋友與合作者的幫助

  在這個過程中,我有幸得到很多朋友的幫助。我可以隨時打電話給藏人朋友,詢問西藏三區的傳統地名,當地藏語方言的叫法,諸如此類只有當地藏人才能知道的細節。精通藏語文的藏學家Matthew Akester在藏文文獻方面給了我極大的援助。傳統藏人牧民社會的Shokka,漢語通常譯為「部落」,這樣的翻譯有幾成的正當性和準確性?英語中,Shokka通常譯成tribe,是否合適?就為了這個詞,我和Matthew來回信件討論,非常糾結。此書翻譯者Susan不僅是在翻譯,她成了我的合作研究者,協助我一句一句地查核文獻證據鏈的完整性。她的先生是數學教授,甚至替我把書中的數據全部核實了一遍,以確保我沒有算錯。兩年多的合作,現在對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藏歷史中文文獻熟悉程度,即使是在藏學界,能和Susan相比肩的人也不會多。她是語言天才,中英文語感俱佳,普通話比我標準得多,特別是在漢字拼音時的後鼻音,我這個南方人常犯錯誤,都是她來糾正我。對於一些英語表達的微妙之處,她常常回過頭去返工,給我幾種不同的表述,談論哪一種更符合我希望表達的意思。

  我也很感謝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他們有專業的分工,圖片、版權和引用許可、文字和格式,都有專業分工,為了一個標點符號,一個數字,一句話的資料依據,都會數番往復。在專業水準如此嚴格的要求下,歷史當然不可以「任人打扮」了。

  可見,仍然相信「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地方,其實就是還沒有建立起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史學學術規範和專業標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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