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身世、经历与自我流亡 ……

无论是在笔会外，还是在笔会内，只要是一发生争论，尤其当对方开始感到有点理屈词穷了，于是他或她便开始对我的“身世”、“来历”发生兴趣了。似乎指责对方的“来路不明”、“伪造简历”，是辩论中屡试不爽的的脱困解套术。

譬如那位刘晓波的小兄弟，肉麻地献上《刺穿黑暗的朝霞 ——谨以此文献给晓波老师53岁生日》的刘路（小丫头片子李晓蓓），在辩论中就有这样的提问：

你说你在国内坐过牢，那么管教是谁？监狱在哪？能不能把判决书、释放证明亮出来俺看看呢？

还有那位在笔会内借芦笛骂文而打响“反制”第一枪的杜导斌，也一脸“占据道义制高点”状地声讨道：

高寒吹牛说，自己受过一千万人的批斗，还会在乎一两人？我的天，一千万人，得多大的场子才能容得下？这一个地区的一千万人扶老携幼走几十几百里路集中起来批斗你？不诚实得离了谱！

当然还有我的那位老“战”友芦笛，几乎每战必挖个人身世：

还是那个你永远不敢答的老问题：高先生，你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么？如果加入过，请问您写过多少次申请，又有多少次被人家拒绝，最后是怎么死乞白赖、苦苦哀求、磕头作揖地赖进去的？

就更别提我的另一位老“战”友、自称为合肥科大“神童”的安魂曲，在互联网上满世界张贴的如下这个帖子了：

对高寒在国内经历的考证

本文的分析，采用的资料是高寒自己写的一篇关于他个人经历的文章：高寒小传。由于高寒的个人履历没有任何可资佐证的材料（这在下面将详细分析），所以只能采用高寒自己的陈述，材料完全取自网络以及google搜索。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国内篇、国外篇以及总结。下面就开始分析。

一、国内篇

首先分析高寒的出生以及青少年时期的状况。综合高寒在上述两文里的陈述：

【高寒（郭志），1951年3月出生，重庆人。半岁时，父亲因“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并被押送新疆劳改。为了划清界限，高寒母亲与其离婚，高寒改从母姓（注：郭）。1964年7月于重庆市南岸区野猫溪小学毕业。因“关、管、杀”的家庭成份而失学，自愿上山下乡到了地处大巴山区的大竹县高穴区五仓公社，时年13岁。】

这里有两个疑问，一是高寒称“其父押送新疆劳改”；二是高寒的13岁下乡。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中共建政之初，各类案犯都是在判刑的当地就近服刑，或是押送原籍服刑。押送新疆劳改大概是在80年代才开始实施的，之前没有这样的措施。另外，1952年，进疆没有铁路，押送犯人进疆绝对不可行。第二就是高寒的13岁下乡，这里的疑问是，在1964年，大饥荒刚结束，放弃城市户口而去农村，这是不可思议之举。毕竟，城镇户口还有粮票，而当时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这一点没人会不知道。这个疑惑后文还将提及。

上文还有两个实际单位和地址，一是“重庆市南岸区野猫溪小学”，二是“大竹县高穴区五仓公社”。打了好几个电话到“野猫溪小学”以及重庆市教育局，被告知，不可能查到1964年“野猫溪小学”的毕业生名单，据说是那时的小学生没有档案（注：很奇怪，这和毕业名单有什么关系？）。而怎样查询一个1964年到“大竹县高穴区五仓公社”落户的13岁少年？不动用国家专政机器是不可能的。

接着综合高寒的陈述：

【高寒在农村 8年，文革中因说过一句“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在林场的知青中引发了数日激辩。因他当时年龄太小而逃过农村“一打三反”（注：1970年）一劫，但却成为后来两次以“现行反革命”入狱的罪名。高寒于1975年9月第一次入狱，那时他已是达县专区罐头厂的工人。此案由赵紫阳派出的省委联合工作组平反，但于1977年2月，再次入狱。在四川省第三、第四监狱先后定为全狱“反改造典型”。1982年8月获得“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平反，并出狱。】

好，接着我们的分析。1964年的8年以后，就是1972年了。高寒那时的身份已经是“罐头厂的工人”。“达县专区罐头厂”现称“达州市罐头厂”，是个国有全民企业。我们不知道高寒在这个厂里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根据高寒在下面这篇文章的交待，审查他案情的“联合调查组”由省委工交政治部、省轻工局、省工会和团省委组成，以此推断应该是正式工。见：

http://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51149）。

高寒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他是于“七二年被招工到了达县专区罐头厂”见：

http://www.boxun.com/hero/gaohanwenji/3_1.shtml

总之，1972年，不管高寒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他重新获得了城镇户口。这一点很难令人信服，如高寒所说，他在农场说的话是他入狱的原因，那么在政审严格的1972年，他又怎么可能被招工？招工进厂当工人，在那个年代就是现在移民加拿大的概念。

高寒又说他在监狱是“反改造典型”，这一点也很奇怪。一般来说，坐过牢的，没有出来后说自己是“反改造典型”并以此为荣的。这是一个心理创伤问题——太残忍。另外一点，“反改造典型”很少很少有活着出狱的，或者，即使出狱精神也有问题了。大家如果没有和出狱人员打交道的直接经验，那么读读廖亦武的《证词》，或者《古拉格群岛》、《1984》，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总之，高寒的说法更像是一个没有坐过牢的人的自吹。关于高寒的坐牢情况，民运人士范似栋也有如下的疑惑：

“高的简历我以前看过，这次又重新看了一遍。有三个疑点：一是82年释放，依我经验，如纯是政治问题，应在80年解决，除非涉及其它问题；二是高说有人证明，又说是名人，我猜是证明投稿发表的那一段历史，那一段应该没问题,有问题的可能是在坐牢的原因和时间上。三是高如何到了匈牙利？是否是政治避难？我初步的设想是高没有因为政治原因吃过大苦，如果吃过大苦，必临事而惧，好谋而作。”

打电话给一个司法部的朋友，询问有无可能了解1980年左右监狱案犯的档案。朋友告诉我：要么是当事人的律师，要么是司法部或是公安部等国家机关的正式公函，否则监狱案犯的档案不对外。打电话到“达州市罐头厂”，得到回答是：如果不是该厂现在的职工，该厂就没有他的档案。要查询30多年前的职工名册，不可能。至于为什么“不可能”，原因大概是我不是以国家机关的身份进行的调查。

接着高寒的简历：

【1982年8月，高寒出狱；

1984年5月－10月，北京崇文区文法学院任教哲学、政治经济学；

1986年1月－10月，重庆工商联文史会，经济史料撰写员；

1986年11月－1988年1月，任重庆社会科学院《理论动态》编辑；

1988年5月－11月，参与《海南经济报》创刊，任理论版主编、主任记者；

1991年8月流亡匈牙利；

1997年11月流亡美国】

如果高寒的简历属实（？），根据每一段工作时间的长短，应该都是临时工。由于临时工都无档案，我也没费心再去一一核查。1988年至1991年，这长达三年的时间（六四也在这个时期段内），高寒简历里没有任何记载。至于高寒公布的发表纪录，由于年代久远，又是偏门小杂志，在国外检索很困难，其真伪我就忽略不计了。

简单总结一下，高寒在国内没有参加过任何民运活动，这与他出国后突然“高调革命”很不连贯。高寒在国内的经历最为奇怪的两点是：没有任何旁证；没有任何可以展开调查的线索。

只要简单的在google搜索一下就会发现，所有别的公开身份的民运人士，其在国内的经历都可以得到另一个人的佐证，而高寒除外；所有别的公开身份的民运人士，其简历提到的求学、工作单位等等信息，都可以作为线索求证，而高寒又除外----高寒身上没有任何可以展开调查的线索，他自己编写的履历，所有细节都不可求证，所有关键信息非常完美的隐藏了。这份简历初看上去很粗糙，仔细分析后才发现其实很专业。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所有高寒自己叙述的履历，都可以在今后由他任意解释、发挥。

这就太离奇了。改天有空，继续国外篇，更有意思。

哈哈，正因为这个在海外网上流传甚广的帖子其思路太有意思了，所以实在不忍割爱而全文留此存照。

如果说以上均是来自右派方面的质疑，下面则是来自左派方面的质疑了。只不过，这个质疑，比右派要晚了十年，并且最终都殊途同归地以引用上面那篇《对高寒在国内经历的考证》为依据。以下质疑便来自著名左派《红色中国》网的马甲仙人掌（2012年7月11日）：

请红中网诸位网友研读一下这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寒先生在多维网博客上的自我介绍：“高寒，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政治流亡者。1951年3月出生，重庆人。半岁遇镇反运动失父，13岁因出身低劣失学，至今为小学文凭持有者。13岁上山下乡到大巴山区。8年艰难困苦的知青生涯，奠定了对中国底层的认识、人文社科知识基础乃至马克思主义信仰。1975年与1976年曾作为四川省达县地区著名的工人政治犯而两度入狱。在狱中受尽酷刑，经历大小批斗上百次，被判刑18年。现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名自愿奉献者。愿为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制度而奉献一切，包括生命。自我期许：横跨理论与实践两栖的中国民运战将。基本主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中国正处于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前夜；革命与改良均为中国民主运动总战略的组成部分；基本价值与政治操作的有机结合；坚定信仰与多元包容的有机结合。目前客居纽约，被剥夺回国权。”

1951年3月出生的高寒半岁时，其父被中共以反革命镇压；1964年随其母回乡务农，小学毕业却自称知识青年；文革中的1975年因恶毒攻击共产党、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被判刑，粉碎四人帮后出狱；因不懂外语未能参加研究生录取，进不了社科机构，后出国滞留纽约。

高寒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与中共和毛泽东不共戴天，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是高先生的独门秘笈。

顺便提醒一下，13岁不是青年，是儿童、少年。本人孤陋寡闻，只知道有少管所，但从来还没有听说过毛泽东执政时期有13岁少年孤身一人被下乡的事儿。

以下对高寒身世、简历的质疑，则来自《红色中国》的另一马甲黄雀，其力挺仙人掌：

1、既然您认为13岁的高寒是孤身一人自愿下乡的，其母当时是否还在人世？这个女人为什么如此狠心让13岁的孩子孤身一人下乡？

2、高寒其父姓甚名谁？为什么儿子半岁时被以反革命罪被镇反了？1951年被判15年，按1966年服刑期满，其父是回重庆找不到家了，还是家没有了？

3、高寒究竟姓高还是姓郭？为什么姓郭？

4、高寒的户口是不是随迁到农村了？文革中的高寒为什么没有返城？（好像挺遗憾的）

5、1991年高寒是怎么出国的？手续时是如何办的？是正常出去的还是流亡的？流亡到哪里了？是直接流亡到美国的吗？

6、高寒在组建《中国社会民主党》是否成功了？这个党是干什么的？

7、高寒为什么被禁回国？

自从互联网兴起有了虚拟社区之后，马甲战真身、蒙面打真人，便渐渐成为一种网站战术和网战时髦了。如果说，马甲用于观点的探讨和辩论还无可厚非，但用于谩骂和攻击，则胜之不武，那么，以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假名，去打假他人真身的简历，就更是互联网时代开出的一朵鲜艳诱人、不伦不类的奇葩了。

在我近20年的网上江湖生涯中，面对国人中无轮是右派还是左派社区均左右一致、左右看齐、左右共识得无以复加的共同文风：“论理不够，论人来凑”，本人均从来都是只打架不辫诬。你说我“伪造简历”我不辫诬，你说我“假冒他人姓名”我也不辫诬，除非指控者愿就其指控与我展开平等的辩论。所谓平等，就是你对本人的个人隐私感兴趣，那么就得拿你自己的隐私来交换。在我回答完你问题，满足了你的好奇心后，你就照样得回答我的问题，满足我的好奇心了。我的这套“拖刀”战法，自从让芦笛当年栽了筋斗——他好奇于我的“入党”问题，我则好奇于他的“赴宴”问题——“盘遁”而去之后，无论是芦笛，还是安魂曲，就都再不敢与我面对面过招“隐私”话题了。而芦笛，则更是从此绝口不提那一次辩论擂台赛决斗，及其最终的可耻“盘遁”术。

当然，网上除了数不清的马甲围攻之外，我也的的确确曾遇到过一位实名者的质询。这就是那位跟着其姐张戎出名而浪得虚名的张扑。2007年7月，在本人与胡平、王军涛、吴仁华等持续一月的网络大辩论——为刘晓波坚持要拿下高智晟、郭飞熊、陈光诚名字，否则便抵制我们借奥运的人道救援案——中，张扑跳将出来振振有词地发出他有如“审干”般一连串质问。尽管张扑与他姐张戎，均以骂毛批毛而著名，但仅从他的这些个貌似气势汹汹发问中，却完全可以看出他们这帮托毛之福而在特权大院中成长起来的红色小衙内们，是如何不食人间烟火和如何不知民间疾苦了：他竟然依据自己对当代中国底层冷暖的全然无知无识而一脸严肃地质问他人诚信，真好一个“何不食肉糜？”者族也：

在评价高寒（郭志）的诚实度之前，我想就这份简历，向高寒问几个问题：

你说你13岁就上山下乡，那应该是1964年。当时有13岁的知青吗？

你8年后回城应该是1972年。当时正逢上山下乡的高潮，你是怎么回城的？

你回城后，在四川达县什么地方什么工厂当工人？

你是哪一年被判18年徒刑？请具体谈谈你被判刑的原因是什么？

你的案子是哪家法院判的？什么时候判的？请把判决书放上网来。

你坐了多长时间的牢？是否提前出狱？原因是什么？

你在被捕后写过悔过书或认罪书没有？如果写过，也请放上网来。

面对张扑当时在独立评论公众论坛“审干”式的连珠炮般的发问，鉴于当时本人正处于网上大战之中，鉴于此刻我的对手是铁嘴钢牙的胡平及其背后的一大帮拥趸，故我破例给予了正面的回答。在我作答之后，这位张扑便对此鸦雀无声了：

严格说起来，我虽年龄算“文革老三届”和“大学重新招生”的一代，但其阅历却大大地超出了他们的特殊一代人。文革那些年，自己尽管因黑五类狗崽子出身而心向造反派，但却因身处大巴山边远山区，故对文革风暴就只能感受点余波而已。后来进厂当了工人，无意中得罪了厂（四川达县地区罐头厂）党委书记李作乾而成了“现行反革命”。……所以，当胡平们欢天喜地进入北大之时，当任畹町在民主墙刷大字报之时，我却与胡风为伴，带着十八年的刑期，入住了四川省第三监狱。

省第三监狱是一个关无期、死缓的地方，在那里我遇到一代又一代的杀剩下来“反革命”。民运中许多人，总认为中国民运史是从自己这里开始的，……[1]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已到了我该向世人大致交待一下我的个人身世、人生简历的时候了。

我1951年3月出生在重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0年代，在当时的陪都重庆，父母思想均左倾。母亲郭禄云，四川涪陵（现重庆）人，在重庆读师范时便参加了中共重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还是一个小组的负责人；父亲戴邦峻（字：子樱），四川南江人，则是重庆一个报馆的记者，据称还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党人。

1952年初，当时我尚未满一岁，父亲据说因有“对现实不满言论”，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判刑十五年，押解新疆劳改。随即父母离婚，我改从母性。

因从小随母亲长大，故在我记忆中就从无父亲的任何印象。但从读小学时起，我就逐步开始被要求不断与这位我这从不认识的父亲划清界限。此后一生一世，除了曾在1978年我的那份被判处18年徒刑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决书上，载有“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之外，我从无更多父亲的信息，他对我而言亦算是至今生死不明。

母亲1950年代在重庆工商联当科员；60年代则在重庆南岸野猫溪小学教书，直至退休，1980年代“落实政策”改为离休，于2012年逝世，卒年92岁。

1964年，我小学毕业。因家庭成分属“杀关管”[2]这种黑五类之最[3]，故考中学落榜。当然，我本可再考“民办中学”，但我却因羞于见人而放弃。因当年我在小学是全校有名的常拿六科[4]100分的三好生，作文常被当作范文在全学区各校朗读，图画曾参加过全市少年宫比赛展览，……。所以，我报考了全市最好的三所中学：一中、三中、四十一中（当时13岁的我哪里知道这些中学都是所谓“贵族学校”？）。可后来我不仅没有得到这些中学的录取通知，甚至就连我报考的第四志愿，与我们小学隔街相望的三十八中也未给予录取。正是这种“无脸见人”的心态，让我去街道办事处自愿申请上山下乡，甚至我妈还应我的要求以自费购买当时免费发给每个下乡知青的被褥、蚊帐、脸盆等物品，来表明自己坚决要求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决心。这样，经过自己的死缠滥磨，才在1964年9月3日，我作为当时重庆市年龄最小的一名知青，去了四川大竹县高穴区五仓公社社办林场，时年仅13岁。故我当年的这“知识青年”身份，看来确还有冒充之嫌。

1964年上山下乡一月后的13岁小知青高寒（站立第一排右二）

文革中，我不愿当“户口兵”、不愿“回城闹革命”，认为这有违当初自愿申请上山下乡的初衷，故而呆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里，伴着煤油灯自得其乐地啃了好几年马列毛原著和大量文革前期刊。这些书刊，多半来自当时“破四旧”以一斤废纸换一斤挂面的途径汇集于各生产队面房。这样，早年对抽象思维的兴趣，在无缘涉足数理化的日子里，便偶然地拐进了哲学的幽谷，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终与哲学、人文科学结下不解之缘，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让后来的大半生吃尽苦头。

5岁知青高寒1966年春送别来社办林场探望的母亲摄于大竹县城

1969年春，为适应大批“老三届”新知青的到来，原社办林场老知青们被撤场插队。即使到了生产队，我那已养成习惯了的自发“读马列”的瘾，也丝毫不减。生产队每天出工，男人兜里是叶子烟袋，女人兜里则是鞋底、绣花巾，而我的兜里则是马列毛单行本或各类哲学人文社科读物。我的马克思主义，就都是当年插队时，在每日“五（歇）气”[5]的田坎树荫下，伴随着老农们吧嗒吧嗒的吸叶子烟声和说黄段子的嬉笑声，以及每晚按部就班的煤油灯下，积数年如一日之功，而一本接一本地给啃完并汇集于心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给予你无穷无尽的内驱力。艰难困苦的知青时代，就是我的“大学”，我的“党校”和我的“研究生院”。

我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不是那种急就章、实用主义似的“带着问题学”，当然更不是为了应付什么考试的死记硬背。但又的的确确是想探索解决中国当代史中的深层问题而去寻找答案和方法。所以，渐渐地，我便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官方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思维视角，一种完全不同的民间版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我的如醉如痴的嗜读怪癖，在农村、后来到了厂里，甚至在监狱中，均引来一些好奇、以至于异样的眼光，常被视之为“不合群”。面对来自各色人等那数不清的询问：“你成天读那些玩意儿有啥用呀？”，我早已形成一种让人易于理解、且“一剑封喉”使之不再发问的标准答案：“跟有烟瘾一样！”尽管我其实并不知道那“烟瘾”究竟是个啥味道。

达县地区罐头厂工人高寒的业余时间（1973年摄于达县罗江蘑菇收购点）

然而我的这种嗜读如痴、对哲学有瘾的怪癖，既给我带来过欢乐，也给我带来过苦恼。我知青时的朦胧初恋，就一句“你一天到晚看那些书有啥子用嘛？！”如当头棒喝、棒打鸳鸯而给驱离的。

我今天的理论功底，包括后来在数不清的网战中大显身手的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基本功，大都是那时给奠定的。总之，对未知领域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什么事都想弄个究竟，都想自己动手，的确让我终生受益匪浅。当年，我能在中国走南闯北四处打工，蓝领、白领都能干，后只身闯匈牙利练摊，再后又流亡到纽约，终于在蹉跎十年，摸索十年，干过《明报》北美版编辑、电脑装配工、电召车司机、旧房装修倒卖、冰淇淋店老板、……等十几种活之后，以年近60还通过了让许多新移民均望而生畏又令人羡慕的“国企”工的公开考试（电气+电子+机械），最终端上了其收入、福利均属中产阶级的纽约地铁蓝领技工这个“铁饭碗”；以及被逼无奈自己干律师，将官司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说到底，其实均与此有关。

1972年春，靠在农村拼命练乐器而练就的“敲门砖”，敲开了四川达县专区工农罐头厂（后达州市食品罐头总厂）文艺宣传队这个大门。几乎是在刚开始对知青招工时就进了工厂。当上工人后的业余时间也就大大地多于农村了。于是我开始不停地练笔写稿、投稿。当时投稿没有稿费，故我多是一稿多投。用复写纸誊写5份，投出前面清晰的4份。后终于在《学习与批判（复旦学报）》1974年11月号上，以本名“郭志”发表了我的处女作《世异则事异——论西汉前期的复辟反复辟斗争》，文末注明：（作者是四川省达县地区工农罐头厂工人）。

1975年《川大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我与李泉元合写的《论楚汉战争》。李泉元现为重庆市委党校退休教授。

1975年春，我接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邀请，去出版社驻社写书稿《论秦末社会的复辟反复辟斗争》。现成都很著名的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巴蜀书社的创建人袁庭栋先生，就是我当时那部书稿的责任编辑。

这个选题和书名，是我到了出版社才定下的。此前，我曾经向该社投过一部研究认识论的哲学书稿，在出版社压了一年没有用。1974年全国正值“评法批儒”的高潮期，故出版社在看过我的哲学稿和我在《学习与批判》上那篇“评法批儒”的文章后，认为我还有一定基础，于是便向我发出了邀请。当时正提倡上层建筑领域向工农兵开放，所以那时邀请基层工人、农民到出版社来写稿，也算是个很时髦的事。到了出版社后我才知道，并不是邀请我去修改那部哲学书稿，而是要让我写一部有关评法批儒的史学书稿。至于选题，则任由我自己定。很快我就确定写秦末汉初这一段。尽管文革高潮时我一直呆在边远的农村，但我那时的思想却完完全全是造反派的，甚至是其中最“左”的，主张巴黎公社制、彻底反官僚。记得驻社约两三周后，编辑部专门为我确定选题召开过一个会议，出版社的社长、副社长、编辑部主任、好些编辑，坐了一屋子。我平生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大阵仗。编辑们的询问均是围绕着问我为啥偏偏要选“秦末的复辟反复辟”这个主题。询问当然不是从当时的政治需要、影射史学这个角度，因为那些在当时是不言而喻和无需置疑的。询问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秦末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矛盾，还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这一点上。而这些又不得不涉及到史料解读，历史分期，等等。由于这几周在责任编辑袁庭栋先生的悉心帮助下，我在史料的消化上做了精心的准备，同时又充分运用了我所见长的哲学和逻辑分析，于是便使得我那天还真有点“舌战群儒”味道的主题答辩，发挥得相当好。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些长者、学者们，开始恐怕并没有料到我这个工人小青年，居然信手拈来这么多文言史料，并将对询问的回答，毫不回避问题挑战地阐述得至少能自圆其说。于是，我的这个选题便被一致通过了。

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我住在一间有四张单人床，中间放一个书桌的小平房里，这是出版社的四间客房之一。我的出门右侧，是去后面食堂的通道。而通道的那一边，与客房呈90度角的另一长排房的第一间套房，则住的是四川名人田禾，当时他降职到出版社任副社长，此前则为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四川反西南王李井泉的著名老干部、76年10月政变后坐牢）的秘书，管过《四川日版》。田禾瘦瘦高高，一口外省腔，说话很和蔼，一点没有架子。他还曾邀请我到他家中作过客，聊过天，吃过饭。

不久，我隔壁客房则住进了达县钢铁厂来的罗中立（著名《油画》父亲的作者，后重庆美院院长），以及绵阳等地来的另两位画家。他们均是出版社邀请来驻社画连环画的。客房中放下四张床和一个书桌后就已经没有放椅凳的空间了。我就是将书桌拉近，坐在床沿上写作的。罗中立他们3或4人，则是各自靠在自己的床头，以膝盖支撑画板作画。我房中的其他三张床上，因放满了我从出版社图书馆中借出的一摞一摞线装书，所以，一般不是很有必要，我房中都不安排其他来客。所以几位画家好羡慕我一人独占一房。由于我与罗中立都来自达县专区的地区级大厂，又都是重庆知青，操一样的乡音，故在那半年里，我们成了“铁哥们”，侃大山很投机，逛大街散步都常常一道。我还记得我们一道混进电影院去站着看刚到的新片《春苗》时的情景。晚上他们隔壁熄了灯，罗中立还爱装几声猫儿叫春，引得大家发笑。

那半年，是我整个人生中唯一获得的一段“专业研究”时光。我简直是沉浸在一种我从未有过的读书、思考、写作的精神享受之中。过去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工厂，我常常都曾梦寐以求向往着能有整块整块的读书和写作时间。现在，这样的时光终于降临了。除了吃喝拉撒睡，成天就完完全全地泡在线装书中，贪婪地傲游在文言史料这些未知领域，如饥似渴地吸允着、消化着那些沉淀在书中的数千年前的故事，解读着其中的历史线索和信息。由于在过去农村读马列大部头时不求进度而求消化所养成的习惯，我读书一直是都从不放过书中的注脚和尾注。这便为后来我自己的写作养成了某种近乎苛刻的考据癖。我总是在客观许可的情况下，力求不穷尽一切可能的资料不提笔。这也让我的写作总是快不起来，尤其不善写急就章，老想追求一种严整美和完善美。长期以来，一般来说，我无论是写作一篇长文还是一部书稿，基本上都形成了某种规律，大约得花4/5的时间是检索消化相关资料，而真正动笔写作的时间，则仅占其1/5。事实上，我的这种考据癖，使我后来在美国打官司被迫干起法律文书写作时也获益不少，借助于互联网上的不厌其烦的细心检索，我既查到相关法条和案例，也检索到若干很有用的信息。

1975年春夏我在成都驻社写稿期间，正遇姚文元、张春桥先后发表了两篇重头理论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但读后，仅凭我当时对自己啃过的马列经典理论的积累，均觉得不甚解渴。于是，我便跃跃欲试想就此写出一篇与之不同视角的文章来。本来就是，对我这个多年来，啃马列大部头如同看长篇小说一般啃了一部又一部的人来说，写影射史学实在太转弯抹角，仅是不得已而为之，哪有直接剖析当今制度来得直接？于是我便以一种按奈不住的冲动，全力以赴地转向写作这篇文章了。我的责任编辑老袁原本就是川大八二六的骨干，对此似乎也很理解，根本就不催我史学书稿的进度。于是，我还是花了约大半个月收集消化理论资料，于5月下旬写出了一篇题为《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该文的立论基础，当然并未超出毛泽东当时“继续革命”的思想框架，更没有达到我现在所持的“从唯物史观出发，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历史阶段不容跨越”的思想高度。但是，我从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出发，从恩格斯和列宁的“半国家”概念出发，提出了一个“社会化间接所有制”的概念。并由此来建立我的基本立论：批判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制度型官僚主义。此文脱稿后，我将其投向了当时的四川省委内部理论刊物《四川通迅》。没想到时隔一天，老袁就转告我，《四川通讯》来电话让我立即去编辑部一趟。我骑车赶往设在省委大院中一个精致小院的《四川通讯》编辑部。是林凌（后为四川社科院副院长）先生接待的我。他满面笑容很客气地对我说，此文写得很有深度也很尖锐，编辑部决定立即发表此文，但本期杂志的编辑已送印刷厂，打算撤下一稿而上我这篇稿。他征求我的意见，可否将稿子压缩到7,500字之内（我原稿超出了10,000字）。不过林凌也还说道，若实在压不下来，就只好放到下一期发表了。我答应回去试试看。但因此稿引用的马恩列原文太多，而这些引文又都不好省略割爱，故我第二天就回电话给林凌说，那就干脆放到下一期发吧。于是，《四川通讯》便将此稿印出来，先内部发给在蓉的各社科理论单位和各大学去征求意见。后据说反馈回的意见争议性太大，故此文便最终没能问世。

不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后来想，要是我的这一篇旁征博引马恩列语录而狠批“社会主义”之制度性官僚主义的尖锐文章得以面世，恐怕我在1982年就未必就能获得“宣告无罪”的彻底平反了，而且林凌老先生也必将受到株连，就像袁庭栋先生，还有采访过我的两名新华社记者廖永祥先生和刘宗堂先生，受到我案的株连一样。

后因我一回厂就闯祸，我那本约20余万字的书稿《论秦末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并未出版。而我此前的一切手稿，除了已查获的从当知青第一天起记下几十本日记均作为“罪证”保留达州市公安局的案卷中外，其他均被我的亲人付之一炬了。尽管《秦末》一稿严格说来还算是一篇命题作文，但它毕竟是我当时全力以赴的一篇习作，故它与我那篇《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理论长文，应可算是反映了四十年前我的思想、文字所能达到和已经达到的高度。不过，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中国“王朝政治”的变幻无常，翻云覆雨，其历史切割的势不两立与残酷地将反对派扫地出门，或许永远也找不回我之前——以1976年10月为界——的那些文字了。

1975年7月中旬，罐头厂来电话紧急召我回厂。谁知返厂当天即闯祸，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就开始改写了。

返厂后第一件事就是去食堂打饭。在食堂，自然而然围拢一圈单身青工叙别后之情。当时正值邓小平重新上台的“整顿”期间，厂里订出一个“罚款十二条”，其中每一条都冠之以“偷”字。如：一、凡偷吃猪肉、牛肉、水果……；二、凡是偷拿公物，三、凡偷……之类，我听后便说了一句：“不是说我们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么？怎么把我们全当贼了？”可我万没想到自己顺口说的这一句话，却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食罐车间的两位青年工人罗振刚和肖大生，竟然在下午下班后的例行政治学习讨论“十二条”时，当作自己的发言在小组会上去说了。而对阶级斗争新动向特别敏感的食罐车间支部书记刘兴民，则似乎敏感到有哪点不对味：这些大道理可不像罗振刚、肖大生平时发言说出来的话，何况罗振刚还是车间团支部的委员，怎么会跟党唱起反调来了呢？于是，他便开始追查。起初，罗、肖二人还嘴硬，说是自己通过学习毛著和党报的体会。但最终还是查到刚从省城返厂的我的头上。

事情立即汇报到了厂党委书记李作乾处。他气急败坏，气不打一处出：“这还了得！这还了得！厂里送他去省城呆了几天，回来就敢打翻天印了！”他当即决定全厂开紧急职工大会。各车间立即停产紧急集合在空罐车间前的露天操场，党委副书记戴如元主持大会，李作乾发言。李点名批判我道：一回厂不是站在培养他、送他去省城深造的厂党委一边，而是私自在下面工人中搞煽动，与党委对着干！我也没想到一回厂嘴巴不留神就给闯下了祸，于是我便立即写了一张纸条要求发言说明一下情况。可全厂几百号人却没人敢递这一张条子。这样我便只好自己从最后一排走到主持台前，将条子递给了坐在桌旁的厂党委副书记戴如元说：“我要求发言！”谁知戴接过条子一把当众撕毁，边撕还边说：“你一个反党分子还发个什么言？！”既然不让我讲话，我便立即大步流星地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当然，最后我还是被连劝带拖地给拉回了会场。这样一来，矛盾便骤然激化了。全厂各车间当晚便立即总动员地四处刷出和挂出大标语：“彻底清查郭志的反党言行！”“坚决将郭志的反党嚣张气焰打下去！”……。

而此时此刻刚从成都回厂不到一天的我，在省城那种春风得意、心高气傲的心情还没有调整过来，眼下便戏剧般地骤然一落千丈到了“反党”的地步，这反差也忒大了一点！加之本人实际上还不过是一位从农村大山中长大成人的“愣头青”，从未见识过城里机关单位这种驾轻就熟整人运动的盛大场面。因本人既无上辈人“反右”中的远期历练，也无“造反派”受压的近期经历。虽属“黑五类”，但因有“知青”身份给罩着，故较之农村中的地富子女成天夹着尾巴做人，还真不知这“锅儿是铁铸的”。从而阴差阳错地使自己不仅有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憨劲，更有一种自己在农村数年如一日地啃下的满肚子马列毛书本理论终于有可能派上用场的快感。于是，我便不知天高地厚地真的就与罐头厂的党官僚们对着大干了起来。第二天，我立即在饭堂贴出一篇“告全厂工人书”。其中强调：既是让工人讨论，却为何不让工人说话？并特别引用“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个在当时颇为时髦的理论，来质疑厂里的诸多不正之风。连续几天，我陆续将毛的相关语录和中央相关文件的内容，写成若干小标语贴到每一条大标语的下面，还包括厂党委书记李作乾寝室兼办公室的两扇窗户和门上。你的标语大，我的数量多，且还不断有翻新的内容。这样厂里一下便热闹了起来，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只弹丸之地的达县城区。于是，厂里很快又升级办我的“学习班”，可这“学习班”总得学马列毛啊，这不正是我长处吗？故倾全厂之力调来学习班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一两个月过去了，对我的“反动气焰”就是压不下去。再后来，“学习班”上发生了武斗，我便以此为由拒绝出席学习班了。经一周出奇的“安静”，一天晚上突然厂里高音喇叭呼叫全厂紧急集合开大会。还是在空罐车间的那个操场上，李作乾宣布经上级批准，将我拘留收押反省。就这样我便突然给五花大绑地押到了达县公安局关押小偷、盲流的留审处。

那年头，副食品紧张，吃肉得凭票。故罐头厂的猪骨头，猪油、还有罐头，就是各单位都追之若鹜的翘货。当然那达县公安局也不例外了：罐头厂党委书记李作乾是得罪不起的。可我这事，正式拘留逮捕又还够不上，那就先关进临时收审盲流的留审处，先压压他的气焰吧。可哪知这看管留审处的，又都是专区各大厂抽调去的工人民兵，而我为罐头厂工人说话这一件事，近几月早已成了达县城内家喻户晓盛传不衰的热门话题。于是我待在留审处的日子，不仅没吃任何苦头，反而让我在那里清清净净地休养了几天。厂里各种消息随时都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来。原来，李作乾已经骑虎难下了：他在厂里搞了我两个月搞不下来，送留审处只是为了打一打我的“嚣张”气焰。但县公安局长批这“留审”也非常勉强，也只给了罐头厂“关押一周”的“人情”。一周刚过，达县公安局就一再通知罐头厂来接人，还声称：若不来接，他们就直接放人了。于是厂里就有人来劝服我“私了”：只要回厂后能做到在全厂的批判大会上我不开腔，给“党委”一个面子，让大家下得来台，此事也就了结算了。

1975年国庆节前夕，我被押回厂批斗。在全厂大会上我沉默相向,不发一言，这样批斗会就进行得很顺利。会议结束时，李作乾宣布：经过帮助教育，郭志的态度有所转变，现在他可以回车间正常上班了。可他哪知我则趁着国庆节几天的假期，给李作乾办公室门缝下留下一张纸条：“李作乾：我现赴蓉去省委上访告你去了！”等他国庆节结束到厂上班，可此刻我已经到了省城成都了。

这一次重返成都，我的身份便与三个月前大不一样了。但毕竟我的故事在这三个月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似乎有点特别，故我被要求留在成都等请示领导后的处理意见。从十月等到十一月，此时此刻的全国政治风向已渐渐地转变了，北京已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赵紫阳这时也刚刚调到了四川。不久，我便获得省委公交政治部的正式通知：放心回厂上班，已通知罐头厂党委，停止对我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听候省委的调查处理。那年底，四川省委派出了由省委公交政治部，轻工局，省总工会、团省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到厂里调查。次年三月，达县地委主管公交的姚书记便到厂宣读了中共省委的调查处理意见：罐头厂党委全错。并代表中共达县地委为我平反。时值全国政治风向大变，已转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如此一来，我便突然又被中共四川省委树立为与社会上的造反派有根本区别的“在党委领导下的‘反潮流’典型”，并作为特邀工人代表列席了那年春夏之交在成都召开的省委公交会议，并在锦江大礼堂作了大会发言。会后我又被安排在省直机关、大专院校巡回“宣讲”，算是那年头不由自主地在“党的领导下”，搭上了“四人帮”的最末一班车。

我正是在成都四川省铁路局礼堂作“宣讲”时获悉毛的去世的。而10月6日的“热月政变”后，包括赵紫阳在内的省委书记一个个都自身难保了，于是我也就成了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砧板上的肉，被定为“地师级”四人帮分子——“达县地区点名批判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我早年在农村当知青时曾说过的两句话：“对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学习毛主席著作”，被搜罗了出来作为我的“恶攻”首罪。1977年-1978年，我在看守所期间，大大小小被五花大绑批斗过上百场，包括将有线喇叭接到全专区十几个县的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机关单位的号称有上千万人的批斗大会——这就是“笔会开除案”始作俑者杜导斌，一方面省略掉“有线喇叭接到全专区十几个县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机关单位”这样的关键信息，另一方面又爬上道义制高点作人格声讨道：“我的天，一千万人批斗你？不诚实得离了谱！”——的原始信息出处。所以，当老三届中的佼佼者们欢天喜地跨进北大、清华、复旦、科大之时，于1978年10月，我却带着十八年的刑期，与胡风先生为邻，入住了坐落于我的第二故乡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只不过不是衣锦还乡，而是镣铐还乡。

刚到三监，我就从《四川日报》上读到，新建不久的四川省社科院，尝试越过招研究生而迳直公开招收“实习研究员”。其条件就只有一个：交一篇论文。出看守所时，我被捕时曾遭抄走的那些马列大部头原著，还是统统发还给了我，除了我用自己第一个月薪水买的那一套崭新的《资本论》不翼而飞。尽管我已有整整两年因看守所生涯而没有读过书写过字了，但此刻省社科院的招聘广告，却似乎让我找到一个可以验证自己可否够格上大学的机会。于是我写了一篇《社会化间接所有制论》的政治经济学稿，寄给在重庆的我姐郭佳，敦促她以此稿去省科院报名试一试。据我姐说。文章寄出不到一个月，省社科院就派人去她单位重庆烟厂政审去了。可我姐受我的牵连，政审根本就通不过也在意料之中。

在我不断的申诉下，1982年8月，我终获“宣告无罪”。由于我是文革高潮已过才由知青招工进厂的，故其实我与当地的文革可说是毫无关系。我的“罪行”，也就只有1975-76年那一段。而这一段，又恰恰与任何“造反派”无缘，反而使中共四川省委和达县地委脱不了干系。至于将我在上海复旦学报《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成是我“与四人帮有通天联系”（记得1978年夏看守所曾广播过一篇《人民日报》的批上海朱永嘉的长文，其中倒是特别提到朱对我那文的评语：“写得尖”），则纯属胡乱上纲上线，在法律上的证明力更弱不禁风。况且，我当年那两句“恶毒攻击”罪——“对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学习毛主席著作”——此时此刻却已属“思想解放”的先知先觉。不过，至少就我所知，在这整个“四人帮案”中，除了本案，还似乎没有听谁获得过“宣告无罪”这种彻底平反的。我能获得此结果，其实与我坚不认罪、拒不“吐人”有着极大的关系。

我刚入狱时，审讯最频的就是问谁是我的后台。因为，达县地区的第一大右派、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的第一死敌、原达县地区中级法院院长、老红军朱乐秋，多年来就一直下放在我厂劳改。在我成了“帮派骨干”后，李香山还想置朱于死地。于是便千方百计总想将他打成我的后台。而我呢，则一口否认，并坚称我的后台就是赵紫阳和李香山——因为我当时本来就是你省委、地委竖起来的“反潮流典型”嘛！其实，真实情况却是，我不仅与朱有联系，而且还有很深的联系。我与他，本就同为实罐车间的工人。在我1975年夏第一次遭难被批斗时，作为“死老虎”的右派分子朱乐秋也总被揪出来陪斗。然而我俩一老一少，又都拒不认罪，死辩到底，弄得厂党委书记李作乾狼狈不堪。这样的战斗情谊，也就使得在我1976年春突然被“红”起来时，他曾特托我请专程来厂采访我的新华社记者廖永祥和刘忠棠，向中央转交过他的翻案申诉和揭发李香山的材料。而此事，只有他知我知并无任何第三者。故在看守所，我就是咬死不认。你要怎么定，随便你，反正我就是不招。也许是受了共产党“宁死不屈”文化的熏陶，也许是性格使然，面对审讯员无孔不入的挑拨离间，我当时就定下了“宁可朋友负我，我决不负朋友”的反审讯策略。正是这样的生死之交，使得朱乐秋在“十月政变”之后那杀气腾腾的“揭批查”运动中，躲过了一劫。哪知过了两年，形势丕变，朱乐秋右派改正后竟然返回了达县地区中级法院。心里有数的他，便主动拼了老命也要为我这个“帮派骨干分子”翻案。尽管由于李香山的阻挠，朱没能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中级法院院长，但他以中院顾问的身份，调动起他在四川省高院和最高法院中那些多年来共同受苦受难、且此时此刻已官复原职的右派老关系，终于将李香山定性为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顽固反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凡是派”，并从达县地委第一书记任上给调去成都当了一名挂名的副书记。于是，我案即被全案推翻，获得了“宣告无罪”的平反。当然，倘若当年李香山握有死刑权，此刻我也就只能是“地下有知，含笑九泉”了。出狱返达后，朱乐秋见我第一面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我说媒，要将他在延安时的一位老战友、老红军的女儿介绍给了我，出于对朱乐秋的感激之情，我也欣然应允。

到1982年秋我获平反时为止的四年服刑期间，在不停地写申诉之余，我曾就当时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论战“真理的阶级性”，写过一篇约35,000字的长文《真理之主观性与真理的质的规定性——从真理有无阶级性的论战谈起》。尽管我一直拒不认罪，但我内心还是不得不作好将那十八年刑期坐满，即要到一九九五年才能出狱的精神准备。面对险恶丛生的生存环境和如此漫长的牢狱岁月，我便开始尝试着钻进哲学的殿堂去寻求片刻的内心宁静和现实逃避。然而，即使为了争取到此“内心宁静”的权利，我与省三监也免不了一场“法”的较量。开始，狱方以“犯人服刑的要务是认罪服法、悔过自新”为由，多次干扰我的写作。我则以“犯人可以从事于国家于社会有益的科研活动”之劳改条例为据，坚称我的哲学写作就是那种“于国家于社会有益的科研活动”。直弄得狱方左右为难，哭笑不得。于是官司打到四川省劳改局，而省劳改局又还真就将此文送到了中国社科院去鉴定。一天晚上，犯人常规学习时，我的老对头，三中队主管管教蒋云贤大步流星地来到铁栏紧锁一长排监舍前，在我所在那个“仓”前停下，用那种念法院驳回裁定书的语调，放声朗读中国社科院与川大哲学系的两封回函。此两信均不过是中国学术官僚的那种官场八股，当然不会去说我的文章有何学术价值。其大意是：此课题确属目前哲学界正在深入研究和探讨的热门课题，但你作为犯人在狱中首要的还是应当遵守监规，服从管教，云云。蒋在数百犯人们的屏息声中念完那“驳回书”后，便用他那阴柔的娘娘腔哼着鼻子丢下一句“一个劳改犯，还要研究什么哲学，没见过！”。话虽如此，但自那以后，对我的写作，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自打知青年时练笔起，多年来我就一直有个“无独道见解不提笔”的为文习惯，故此文之基本立论是否有其独创性，现尽可由读者们去品评了。在省四监（宜宾）时，我曾将此文中所涉及到的几个与官方教科书解释迥异的基本哲学概念，写成词条，寄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辑委员会，当然是泥牛入海。出狱后，我曾将此文的主要论点缩写成一篇争鸣稿，发表在四川社科院的《社会科学研究》八三年第四期上，题为：“不应求‘爱’于被反映者－－与黄楠森、陈志尚先生商榷”。黄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陈则任该系教授。

尽管平反回厂，工龄也连续计算，但冤狱期的工资却分文未补发，也未获得任何经济补偿。厂里还是李作乾掌权。故我便一直领取的60%的病休工资——19.77元/月——在外四处飘零打临工。我曾在北京崇文区文法学院代过（哲学、政经）课，在重庆社科院干过编辑。后一听说海南要建特区便第一批去闯海南。在《海南日报》干过理论板主编和主任记者，在国家科委属下的南亚公司干过经理部经理。1989年夏，我公司两名员工出差北京，在我公司北京分部的大楼窗外向下垂挂出两条赫然醒目的声援学运的大标语。海南在“六四”后的清查来得较晚。那年11月份国家科委才派出清查工作组来到海口。就在工作组即将进驻公司的前一晚，我特通风报信让那两位同事赶快“走路”。后工作组进驻后，我看来者不善，有一步步找茬针对我这个唯一有前科（坐过牢）者的势头。于是我当机立断，“三十六计走为上”——我才不愿被“隔离审查”，再失去自由。由于我当时还兼着总经理王天怡的秘书，深得其信任。我很尊重他，他是我到那时为止所见过的少有的我打内心佩服可干大事的人，故我绝不想因为我的任何原因而牵连到他。于是，我将手头还未完结的一些琐事列成一个清单压在办公桌上，当晚便乘夜班船一走了之。海南毕竟是个山高皇帝远之地，人一走，事也就化了。我“警惕”了大约半年，便正常住回了成都家中去了。可内地的清查却大不一样，要严峻得多。我记得直到1991年初春，重庆老友王康还处在逃亡之中。他逃亡途中来成都我家时，还颇显神情警觉。我们只匆匆见面不到两小时，临走时我顺手将我逃亡时用过的假发送给了他，因为他那秃顶前额太过明显。自成都一别，四分之一世纪过去，迄今我们亦未曾再谋面。尽管他后来也来到了美国，也住在美东。当然，他住得离郑义更近。

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当初作为右派的海外民运，还是后来兴起作为左派的毛派，说我“来路不明”也并非无一定道理的。因为我所走过的曲折人生轨迹，不仅超出了他们的任何人的阅历，甚至还超出了他们所可能夸张的想象。于是，人们根据已知信息推论未知故事，从皮亚杰的建构心理学原理来看，我的这些超常、反常的、让人难以置信的人生经历，便自然给好事之徒以无限的遐想了。譬如同样一个高寒简历中的“持小学文凭”，右派们解读出：隐瞒高学历；左派则解读出：冒充“知识青年”。二者却都指向同一个道义谴责：说谎！再如，名甲安魂曲就常常理直气壮、甚至怒发冲冠地发问：“高寒的简历中恰恰就缺了‘8964’这一大块，如果他真在64期间干过什么支持学运的事，他为何要刻意去隐瞒呢？”在一个以己度人、乃至度全世界的“聪明人”——他就曾自诩为中国科技大学神童——那精致的自私自恋心目中，自吹、甚至是拼命地自吹，才是正常的和可予理解的；而反过来，不屑自吹，不屑提“当年勇”，则太反常于他所熟悉的那个精致的利己主义圈子了，太大大地超出他那脑袋瓜儿的理解力了。

我是1991年8月合法出国的，是侥幸搭上了免签出国的最后一班车，随西伯利亚“国际倒爷”的洪流而走出国门的。在数年的走南闯北四处飘零打临工生涯之后，我终于将当时政府一再鼓励的国企职工“下岗打工，自谋生路”，给“打”出了国门，“谋”向了世界。

但据说因此本人自1964年当知青开始的数十年工龄，便统统被归零了。自己作为国企职工为中国政府打工数十年的退休养老权益，这种在计划经济时代以低薪为前提的退休养老金，亦即每一个国企职工与中国政府实际存在的某种民事契约债权，便统统被毁约拒付了。这当然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