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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徐水良   对胡平《克服失败主义》一文的不同意见 2019-04-07 11:23:14  [点击:1809]
对胡平《克服失败主义》一文的不同意见

徐水良

2019-4-7日




其他不说,先说三点:

一、胡平又重复机会主义“风险最小”的言论。是不对的。

1、在一定情况下,确实是风险越小,越有可能吸引更多人的参加。但这里有严格的条件,这就是参与这种风险小的事情,有重大意义;但如果风险小,却没有大意义,那就不会吸引多少人参加。

2、这里有一个预期风险成本对收益结果的比率问题。这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预期收益对风险成本越高,或者说预期本益比越低,参加的人才会越多。即使风险成本很低,但预期收益也很小,参加的人仍然很少。所以,当年参与营救杨佳邓玉娇等风险大的行动,人很多;同时期发起者认为风险很小、参与人数必然很多的白衣行动,参与者却只有很少几个,彻底失败,原因就在这里。

3、革命和转型總是要付出代价的,妄图不付出代价而取得成功,完全是机会主义策略,根本是不可能成功的。

4、本人对这个问题写过许多文章,这是其中之一:

《驳胡平杨建利低风险低门槛等陈词滥调》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707/xushuiliang/13_1.shtml
(已经附在本文后)

二、胡平说:“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的唯一诀窍是规模,是参与者的数量”,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

参与者的数量,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但绝不会是唯一决定因素,更不会是唯一因素。

89民运参与人数,大大超过苏联819抗议人数,超过百倍以上,但苏联819胜利了,中国89民运却失败了。原因在哪里?

这里的原因很清楚,89民运的各种因素,几乎都优于苏联819抗议,几乎是唯一不如苏联的因素,就是叶利钦敢于反抗,而赵紫阳却不敢反抗。此外苏联政变者还有人性,不敢搞屠杀;中国邓小平等暴君毫无人性,敢于大开杀戒搞大屠杀。

没有一个队伍,统帅不敢反抗不敢战斗,能够取得胜利的。正是这个因素,而不是人数因素,是导致中国89民运失败的决定因素

此外,还有民众,尤其领导者的认识水平,策略水平,奋斗目标和一系列相关策略和政策,等等等等,许多问题,同样是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

三、胡平定义说:“什么是失败主义?失败主义是一种因为认定未来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的思想。”这个定义也完全不对。如果客观事实客观规律注定失败,例如,如果认定赵紫阳等统帅不敢抵抗那就注定失败,就根本不是失败主义,而是正确认识。只有具备相当程度的胜利可能性的事情,却一味认定注定失败,那才是失败主义。例如,胡平极力否定一切暴力抗争,包括全盘否定目前中国大陆相当普遍的民众低度暴力抗争,未来民主革命民主转型可能的暴力抗争和对抗,认为注定失败,那才是失败主义。至于“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的思想”,这是取消主义,不抵抗主义,或不行动主义,不作为主义,与失败主义属于两个问题,虽然两者有联系,但不是一个问题。胡平把它们混为一谈了。


附件一、
克服失败主义(胡平)




3月31日,一批清华大学校友发起致清华大学并邱勇校长公开信,要求立即恢复许章润教授工作。到4月3日早晨为止,已有273名清华校友、322名非清华校友签名。这封公开信欢迎加入签名,永久开放,持续更新。签名电邮是:profxu291@gmail.com。

这次公开信活动十分重要。它再次证明了:

1、言论自由的意义深入人心,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

2、争取和维护言论自由,相对而言,仍然是风险最小的:公开发表像许章润教授那样的言论也许有较大的风险,但公开发声维护许章润教授的言论自由权利的风险就小多了,一般人都能承受;

3、即便在今天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一定的表达异议的空间仍然是存在的,一定的争取和维护言论自由的空间仍然是存在的。

因此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运用这种空间,为许章润教授、也是为我们每个人自己,争取和维护言论自由。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参加这场公开信活动的人还很少。有很多很多人,他们完全认同言论自由原则,认同公开信的理念,也知道在这样的信上签名并不至于给自己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但是他们仍然不会参加签名,因为他们认为没用;他们认为当局不可能让步,我们的呼吁不可能成功。既然这场公开信活动注定要失败,为什么还要参加呢?为这样一种注定失败的活动付代价,哪怕代价很小,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们不参加。

这就是失败主义。什么是失败主义?失败主义是一种因为认定未来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的思想。失败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失败主义往往产生于失败之后。但是,单纯的失败并不至于产生失败主义,唯有当人们普遍认定失败是不可避免、是命中注定时,才会产生失败主义。失败主义的问题不在于认定未来注定会失败,失败主义的问题不是对形势评估的问题;失败主义的问题也不是害怕行动会招致重大风险,失败主义的问题也不是缺少勇气的问题。失败主义的问题是放弃本来可以采取的行动,放弃明知正确、本来完全可以采取、而且也知道不会有多大风险的行动。

我们知道,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的唯一诀窍是规模,是参与者的数量。对非暴力抗争而言,失败主义是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是一种致命的自我实现预言。因为失败主义的蔓延,很多人不参加抗争,因为很多人不参加抗争,致使抗争形不成巨大的规模,构不成足够的压力,故而难免于失败,失败又反过来强化了失败主义,导致更多的人不参加抗争,导致抗争更不可能获胜。越失败越不参加,越不参加越失败。于是,专制统治就这样得以维系下来。

专制统治的维系和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心理学的问题。心病还需心药医。为了成功,我们必须克服失败主义。

******

RFA首发。2019-04-04

附件二:
驳胡平杨建利低风险低门槛等陈词滥调



徐水良

2017-6-25日





我前一段时间的帖子说:

“这些年,广大民众低度暴力抗争,风起云涌。那是民众的选择。也是对中共特线们不断污蔑暴力抗暴的有力回击。是民众用自己的暴力抗争,对胡平及花瓶民运们的反暴力或和、理、非谬论,进行有力的批驳。”

可是,这段时间,胡平、杨建利不断重复他们的陈词滥调,继续宣扬他们的长期谬论。

本文,我主要对杨建利的两个帖子,《对非暴力抗争的几条简述》和《杨建利给国内外暴力革命派的调查问卷》,仅仅对其中的要害问题,进行最简要的批驳。其他许多问题,只好放到今后适当的时机,再来进一步批驳。


一、简驳杨建利《对非暴力抗争的几条简述》(杨文见附1)

暴力抗争还是非暴力抗争,改良还是革命,和平改良还是暴力改良,和平革命还是暴力革命,这些,都仅仅是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及实现自由民主的策略,它们本身不是目的。

任何策略,都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制定的。暴力抗争还是非暴力抗争,改良还是革命,和平改良还是暴力改良,和平革命还是暴力革命,都是由客观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决定的。而且是随着客观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在毛时代,民主派或者广大民众反对毛共的斗争,毫无疑问必须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法,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小心翼翼地去批判和反对毛和毛共的某些具体东西。否则,不打红旗,直接采用毫不掩饰的批判方式,那是冒险主义。那样的做法,不仅不可能产生大的、有效的效果,而且几乎肯定要掉脑袋。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仍然采用这种办法,打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去批判马列毛和中共,那就纯粹是不识事务。

同样,用过去极度艰难情况下严格的和平非暴力策略,来反对和限制目前广大民众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不断采取的低度暴力抗争,同样也是不识事务。

而坚持用过去(和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或者坚持目前的低度暴力抗争,来放弃未来可能条件下,比较高度的暴力抗争和暴力革命的权利,反对一切情况下以暴制暴的权利,或者坚持告别革命的谬论,反对未来一切和平革命或暴力革命,甚至反对一切暴力改良和激进和平改良(改良,一般都是激进变革),只坚持和平、渐进或者缓进,只要量变,不要质变,那就是纯粹的叛徒行为。

顺便说,在无敌派那里,非暴力抗争,非暴力不合作,往往只剩下非暴力,没有抗争或不合作。相反,在他们那里,一般是非暴力合作,非暴力“良性互动”,非暴力“和解合作”、妥协合作,建设性“反对”派,等等。看刘晓波和花瓶民运许多人过去的文章,就可以知道,非暴力不合作,他们往往只抓住非暴力,相反,他们从来不强调不合作,而是强调妥协,强调“和解合作”,“良性互动”。相信大家还记得那无数次关于“和解合作”、“原谅”宽容中共罪犯等等问题的辩论。而且,那没有敌人,那和解合作,那良性互动,只对中共有效。相反,他们把反共革命派看作敌人,不断污蔑攻击。你看那柴玲,提倡宽容谅解邓小平李鹏,但绝不宽容谅解对她有不同意见的民运人士。就是例子。

胡平、杨建利,花瓶民运,中共特线,和一切没有敌人的无敌派,他们扶植起来的,中国特有的,以伪造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肆意撒谎为特点的告别革命派,都非要把以前某些特殊情况下的特殊策略,包括和、理、非,变成永久的策略,甚至变成不可动摇的原则。

当现在国内低度暴力抗争早已风起云涌的时候。胡平杨建利坚持鼓吹的非暴力白衣行动、黑衣等行动、杨建利的走路秀等等,既没有风险,但也没有意义,因此没有人参与,不断遭到失败,已远远落后于客观实际,远远落后于民众的觉悟水平。他们这个时候还要坚持他们的那一套,不断否定或者反对民众的必要的低度暴力抗争,站到革命民主派和广大民众的对立面,纯属不识时务。

他们那一套所谓没有风险的低门槛策略,所谓和平非暴力没有风险或者低风险的东西,如黑衣行动,白衣行动,杨建利的走路秀等等,他们以为只要门槛低,群众自然就会踊跃参与。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没有人对他们那一套和平非暴力没有风险或者低风险低门槛的东西感兴趣,他们的那一套不断失败。

将近十年前,我就早已经指出,他们那一套必然失败,失败的原因是:你那种低风险的东西,早已远远落后于客观需要。你那一套,风险确实很低,可是,却根本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你风险再低,你也无法吸引民众去参与这种现在已经没有意义的儿童式的游戏,因此只能搞得冷冷清清,以失败告终。结果,你们那种低门槛、低风险的游戏,不断出于你们自己的意料之外,不断遭到失败,那是是必然的。

相反,包括低度暴力抗争在内的民众抗暴运动,那风险自然比胡平杨建利的低门槛、低风险游戏大的多,但因为那不是游戏,而是真正的有重大意义的抗争,所以,这些高风险的抗争,仍然在全国风起云涌。

实际上,决定人们行动的,往往是人们的收获和付出之比,或者利益和风险之比,这才是许多人常常在实际中,考虑和决定自己行动的东西。你风险再大,可是获益更大,还是有许多人会去积极参与。你风险再低,门槛再低,但几乎没有意义,徒劳无功,就没有人会去参与。

可是,胡平和杨建利们,迄今都不明白这些道理,或者装作不明白这个道理,迄今都在不断重谈他们那种地门槛、低风险的陈词滥调。坚持站到风起云涌的民众低度暴力抗争的对立面,客观上或者主观上起到帮助中共维稳的作用。

实际上,武装到牙齿的是中共。中共掌握着国家暴力,军队和警察的暴力的是中共。胡平杨建利们应该向中共去宣扬和平非暴力,他们无的放矢地、喋喋不休地对目前手无寸铁的民众宣扬和平非暴力,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劝胡平杨建利们,你们无的放矢地喋喋不休地宣扬和平非暴力,完全是不识事务。也许,未来革命中,当军队起义或倒戈,反共队伍及民众手里掌握武器的时候,你们载来宣扬,也还不迟。不过,到那个时候,也许你们早就从一个非暴力极端走向另一个暴力极端了。即使你们仍然坚持宣扬你们的非暴力那一套,民众恐怕也早就把你们当作噪音,或叛徒内奸了。

因篇幅限制,我的批驳无法写得很长。包括许多概念上的混乱以及许多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次都只好放在一边。为了节省篇幅,请朋友们参阅本人过去文章:
附3:《花瓶民运可以休矣!》附4:《杨佳邓玉姣的短刀胜过一千个花瓶民运组织》,附5:《驳胡平:人人学习杨佳邓玉娇反抗精神有什么不好?》(已经附在本文之后)


二、对《杨建利给国内外暴力革命派的调查问卷》的批驳(杨文见附件2)

胡平贴出:《杨建利给国内外暴力革命派的调查问卷》

本人认为,杨建利这个问卷,完全是误导。

革命,无论是暴力还是和平,最重要的是客观历史条件的成熟。

64以后,目前仍然没有产生新的革命,原因不在于某个人或某些人、某些组织的主观愿望,而在于客观历史条件迄今没有成熟。

可是,调查却没有这一类非常重要的选项。

第二、没有判断当代互联网时代历史条件下,将会产生或必然产生的革命形式。调查没有这个选项。

当代互联网时代的革命,完全是突发事件形式的革命。而突发事件的产生,完全取决于客观实际情况。常常取决于突发偶然事件,谁也无法预见、更无法决定突发偶然事件和突发革命在哪一天、在哪个地方发生。

参见后面附6本人文章:《中共灭亡取决于突发偶然事件》。

杨建利的调查,不仅没有这一类选项。恰恰相反,杨建利按照孙中山和毛时代的陈旧革命思维,来误导他人,似乎互联网时代的革命,还是孙中山和毛时代的就是革命,是由某个人、某些人、某个组织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搞出来的。这完全是地地道道的误导。

此外还有其他重要问题其他选项,也都缺少。

互联网时代的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互联网时代的革命,一般是天鹅绒革命,或者花季革命,很难归入暴力革命的范畴。

实际上,革命派的一切努力,都是努力推动和创造历史条件。并且按照互联网时代的革命特点,去推动历史的发展。去促进和制造产生突发偶然事件的客观条件。但突发偶然事件的发生,却不是任何人可以凭主观愿望来决定的。

没有历史条件,或者思想停留在孙中山毛泽东时代的旧式革命上,不懂得、不符合互联网时代崭新的革命形式,不知道必须按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就无法推进革命。像杨建利及胡平那样,那纯粹就是走歧路,搞空想及误导。

因此,任何人,只要到互联网批判揭发中共,鼓吹推翻中共的革命,都是为突发偶然事件,以及突发偶然事件产生的革命,创造历史条件,都是为革命做贡献,都属于革命派。

相反,中共的维稳,中共情报机构及其特线制造的各种谬论,包括造谣污蔑、攻击抹黑革命或者暴力革命,都是在阻挡革命的发生。包括胡平、杨建利、刘晓波、余杰、小乔和其他花瓶民运大量攻击、污蔑、抹黑和反对革命和革命派,以及污蔑攻击必要并可能的暴力抗争等等各种陈词滥调,都是站在革命对立面,给革命制造阻力,来阻挡革命。

可是,中国革命的这些阻力极其强大,并且,其中大量阻力,包括攻击和污蔑革命、无条件顽固坚持“和、理、非”,无条件反对一切合理并且可能的暴力的大量谬论,还有其他许多谬论,都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中国革命民主派处境,在中共庞大的国家力量及其情报机构庞大力量,以及他们的庞大特线和花瓶们的巨大压迫下,异常艰难。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革命派,像中国革命民主派一样,不得不几十年长年累月与这些谬论作战,不得不经受特线们和花瓶们长年累月的造谣、污蔑、围攻和攻击。

但是,杨建利却通过他自己调查问卷这种误导,就把革命是否产生,变成暴力革命派想不想搞的问题,这样,调查变成误导,就变成强迫人们按照杨建利主观空想、主观误导,做出回答。

无敌派、告别革命派就是故意完全违背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孙中山和毛泽东时代的旧思想来攻击污蔑革命派,企图逼迫革命派走旧道路,或者走恐怖主义冒险主义道路,从而帮助中共当局扑灭革命,其用心,极其险恶。

实子(批评胡平杨建利):h.现在还不具备条件

为什么没有这一条?

我现在有点怀疑你们的真实用心了。

暴力革命需要条件。当暴力革命发生的时候,你们挡也挡不住。

连我都开始怀疑你们了。

附1:
杨建利:对非暴力抗争的几条简述





(胡平转发,并在邮件组说杨建利讲得很好)

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是社会或政治运动范畴的概念,准确的说法是非暴力抗争或不合作,而运动的整体结果就是非暴力革命。因此,另一些范畴的暴力并不在我们议论的范围,如正当防卫、个人复仇等。非暴力不否认暴力抗争的权利,只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非暴力抗争具有更清晰的战略价值,是可以产生预期政治效果的手段。

那种认为非暴力抗争面对极权政府一定会失败的观点,是一种历史的无知。成功的范例很多,不必再次赘述。米奇尼克说过,选择非暴力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枪”。我不反对正当防卫,也不反对个人复仇,但当我们探讨民众集体抗争的策略、尤其探讨一场革命时,如果没有枪却高喊暴力,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非暴力抗争在中国不可行的原因是中共太野蛮残暴,它不是甘地等所面对的诸政府。这个说法蕴含的逻辑是:因为中共太暴力太暴戾,故我们要和它玩暴力比暴戾。这不就是说它什么强我们就和它比什么吗?非暴力抗争恰恰是要在暴力以外寻找力量,在中共弱的方面入手,从根本上改变力量的对比,最终取得政治上优势。

有人说六四后,非暴力抗争一次次失败,现在只能依靠暴力。莫忘记,六四屠杀使暴力抗争比以往更具有了正义性,28年来,暴力的呼声从未止过,然而高谈暴力革命的领袖们,他们的行动在哪里?如果说非暴力抗争屡尝败绩的话,那么,政治运动层面的暴力抗争28年来实际上从未发生过,因而连失败都谈不上。

从社会动员的角度讲,既然我们连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都无法有效组织起来,谁又有能力组织成功的暴力抗争?更何况,非暴力抗争即使面对中共政权,也并非一无所获,比如我曾组织的东京空运、麻雀行动,即使在海外,也能起到一些实际作用。国内维权成功的案例也不少见。关键在于行动,在于更多人参加。

民众是否参与抗争首要因素是所能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暴力抗争所招致的暴力镇压和迫害通常大于非暴力抗争,故比非暴力抗争的民众参与门槛更高(参与人数是抗争胜利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此为暴力革命家用力鼓动但一直无法形成行动的原因。领导者若一厢情愿认为英雄计算成本的公式适于一般民众,那他肯定会犯策略错误。杨佳不可能靠运动领袖的推动而形成有规模的复制。

附2:
胡平:杨建利给国内外暴力革命派的调查问卷




杨建利的推文-

久倡未行的国内外暴力革命派,无论您从六四、、还是晓波死得出和平变革的路已无之结论,我特想知您迄今未采取暴力行动的原因属下列哪一种:

a.本未想行动

b.己不动期待别人动

c.己不动鼓动别人动

d.试了,发现做不了

e.受非暴力思想控制

f.被非暴力派物理阻挡

g.在策划,很快行动

附3:
花瓶民运可以休矣!



徐水良

2009-5-23




现在的国内,老百姓铺天盖地反共,不仅网路上,而且家里,街头巷议,菜市场老头儿老太太见面议论,全都在骂共产党,赞杨佳,赞邓玉姣,赞他们拿起匕首、修脚刀,对付共产党,赞他们杀贪官,杀共产党走卒。邓玉姣事件成为全国铺天盖地的全民反共抗共事件。

花瓶民运号称反对派,反对共产党。但是,很奇怪,他们对这件已经成为铺天盖地反共产党的大事,对这件老百姓异常关心的大事,丝毫不关心。本人从邓玉姣事情一开始,在几乎没人关心的时候,就立刻发出一篇又一篇,一组又一组报道、文章和评论,来唤起民众,来呼吁、推动和帮助解决邓玉姣事件,揭露共产党统治的黑暗、腐败、没有法治、没有天良。忙得没日没夜、不可开交。我很奇怪,这个时候,全国老百姓越来越以空前的热情,关心邓玉姣,抨击共产党的时候,邓玉姣事件成为全国铺天盖地反对共产党事件的时候,花瓶民运却依然毫不在乎,没人关心,没人呼吁。他们在那里自顾自做与老百姓没有关系的公民行走路秀、讨论研讨秀、白衣秀,自顾自在那里出风头,骗老外的资助。自顾自在那里赞扬89民运的缺点,把64纪念重点,集中到“89民运不反共”等方面。他们还站到民众对立面,大反“民粹”,恶毒咒骂杨佳,甚至把杨佳称作纳粹法西斯。他们反对革命,反对民众和杨佳的暴力,搞08宪章,要和解合作。他们努力扑灭铺天盖地冲天而起的反共怒火,努力转移大方向,把大家注意力转移到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上去。

花瓶民运站到远不足5%,与民众对立的势力一边,置95%以上的民众于不顾。

他们不关心民众,民众也不会关心他们那种与民众没有关系走路秀、讨论秀、白衣秀。

花瓶民运,可以休矣!

我这辈子,接触过、打过交道的人,成千成万、成千成万。而与民运人士打交道,因为历史长,大概算是打交道比较多的一个人,但我算算,打过交道的,也不过是二百来人。

可是,我粗粗估算了一下,我这辈子遇到的坏人,如果不算在坏人集中的看守所、监狱和劳改队中碰到的坏人,那么,我碰到的坏人,80%以上,是民运人士。而且,其中最坏的人,全部是在民运圈中碰到的。与民运圈的坏人相比,社会上的坏人,简直不算坏人。即使劳改队监狱中的坏人,也没有坏到这种程度。

我经历过很多很多,回忆起来,心酸不已,不说它了。

这个狭义民运圈几乎已经变成了花瓶民运圈,已经变成一个沦陷区。

这个沦陷区,纯是一个是非之地。即使你是天使,他们也能众口一词,把你抹黑成魔鬼;相反,即使是魔鬼,特务线人们也能把他打扮成天使。

这个沦陷区,不是人待的地方。

多年以前,我就开始努力撤离这个沦陷区,并且争取这个圈子中尽可能多的真民运朋友一起撤离。然而,我们这一辈子,为民主事业、民主运动奋斗,为民主运动担杀头坐牢风险,我个人,为民主运动坐牢十几年,为民主运动付出了我最好的年华,付出了三十六七年来自己的几乎全部人生精力。我们与民主运动,生死相依。我们与狭义民运圈的联系,形形色色,千丝万缕。要撤离,比进入还要难。撤离工作相当艰难。

自从2004年我卸任民联主席,坚辞民联总部委员职务,退出公民议政,以后,我不再有民运职务,事实上已经不把自己看作这个圈子的人了。去年声明退出民联,我就不再是民运组织的成员。但是,因为历史原因,往往藕断丝连。

今后,应该与这个圈子离的更远点。除了某些私人关系必须保留,这个圈子的公开活动,除了某些特殊场合,像与达赖喇嘛见面之类,其他纯这个圈子的活动,应该尽可能不去参与。

没有办法,是我们发起了民主运动,连民主运动这个名字,也是由我在1979年取的。从那以后,我就被自己和社会盖上民运人士的印记。虽然从民主墙开始,我就颇为不悉于同狭义民运圈中许多人为伍。但是,我们既然发起了民主运动,走上了民运道路,我们不会离开这条道路,不会脱离民主运动,我们永远是民运人士。

只是,我们不再是狭义民运圈沦陷区的民运人士。我们将是狭义民运圈沦陷区之外的民运人士,也许将是未来或许会形成的第二民运圈的民运人士。

民运圈是政治圈,事关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关注和批评狭义民运圈沦陷区这个圈子,但是,今后,我们不再以这个圈子成员的身份来批评这个圈子。

附4:
杨佳邓玉姣的短刀胜过一千个花瓶民运组织

(花瓶民运没落和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升起)

徐水良

2009-6-12



邓玉姣拿起修脚刀,来维护自身权益,来维权抗暴,来反抗不法侵害,来正当防卫,并且得到了全国老百姓舖天盖地的赞扬。

这一切,又一次给了和解骗子和花瓶民运一个大大的耳光。让他们对老百姓的不断欺骗,即欺骗老百姓在自己被屠杀,并且杀人者顽固坚持杀得对的条件下,去乞求杀人者和解合作的欺骗手法和谎言,在邓玉姣修脚刀的光辉下,他们的软骨头和欺骗本质,再一次暴露无遗。也让这些人的奴才本性,再一次原形毕露。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和花瓶民运,鼓吹无条件的和平非暴力,反对革命,反对必要的正当防卫和以暴抗暴,诬蔑杨佳用匕首抗暴,是纳粹法西斯,他们大力鼓吹提倡所谓的精英主义,诬蔑攻击所谓的“民粹主义”。他们站到95%以上的网民和全国人民的对立面,站到远小于5%甚至1%的,以500个权贵特权家庭为主体的中国官僚权贵一边。起到非常恶劣的小骂大帮忙、大骂大帮忙的帮凶作用。

杨佳的匕首和邓玉姣的修脚刀,对中国人的启蒙、教育和鼓舞作用,远超过一千个花瓶民运组织。在杨佳的匕首和邓玉姣的修脚刀面前,和解骗子和花瓶民运,苍白无力。

当今的中国,需要杨佳的匕首和邓玉姣的修脚刀。虽然花瓶民运或者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或者对他们漠不关心;但全国网友和老百姓超乎寻常地关心杨佳邓玉姣,使邓玉姣杨佳,成为中国震惊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花瓶民运却一点也不关心民众关心的大事,几乎没有人为邓玉姣呼吁。因此,民众当然也不关心花瓶民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发起的花瓶秀。今年花瓶民运的走路秀、白衣秀、颂扬八九民运不反共的不反共秀,和解合作秀等等花瓶秀,丢到中国国内民众的大海中,连个泡沫也不起。他们不顾本人和其他少数朋友批评白衣秀胆小落后,不合时宜,预言白衣秀脱离民众,必定失败的警告,竭尽全力,大造舆论,花全力推动白衣秀,自吹白衣秀多么有策略,多么没有风险,多么好,多么伟大,但最后,竟然没人关注,连他们自己在国内的花瓶们,都没人去穿那伟大的白衣,于是只好非常惊愕地感叹这个惨败。这些脱离民众,转移方向的花瓶秀,完全变成了今年花瓶民运的大笑料。

花瓶民运已经衰落,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杨佳、邓玉姣、瓮安、藏民、正当防卫刺死暴力拆迁暴徒的英雄、包围滥用暴力没有人性的城管队长,把他打得跪在地上求饶的民众,所有这一切,每日每时都在传递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信息。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让我们以万分高兴的心情,欢送花瓶民运的落日走进历史,迎接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的旭日从东方升起,光耀天空!

附5:
驳胡平:人人学习杨佳邓玉娇反抗精神有什么不好?



徐水良

2009-06-12






人人学杨佳邓玉娇反抗精神,有什么不好?

胡平兄的一贯特点,就是思想混乱和混淆不同概念。

像他著名的、只能最多争取防止失败,而永远反对见好以后,去继续努力赢得胜利、因此永远阻止争取胜利,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策略,和从空想想象出发、抹煞历史事实的《民主和革命》等文章那样。


(对胡平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策略,一直想写点批评文章,但一直拖下来没写,这里顺便提及这个策略的本质。实际上,不仅见好就收是反对人们去赢得胜利,而且见坏就上,也有可能是盲目冒险,葬送进步力量。)

人人都学习杨佳邓玉娇,学他们的反抗精神,这有什么不好?广大网民都在号召大家学邓玉姣,都错了?

人们提倡学习某人、学习某先进事迹的时候,总是指的学习他们的精神。学79民运、89民运、学挡坦克的王维林,等等,都指的是学习他们的某种精神,而不是死板学习他们的某种具体做法。

胡平兄是真不懂,还是故意不懂提倡学习某人,就是提倡学习他们的某种精神,不是学习每个具体做法这种常识?

杨佳邓玉娇只是个案典型,反映的是维权抗暴以及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的本质,而不是要人人去学杨佳邓玉娇个案,学习他们的每个具体做法。一句话,就是要学习和发扬反抗精神,就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抗暴,而不是像刘晓波、余杰、胡平那样,去贬低、否定、挑剔或指责这种反抗,尤其是像余杰刘晓波那样,把这种反抗称为原始暴力,或诬蔑为纳粹法西斯。

至于具体的反抗手段,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每个人的个人选择来决定,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我出国以后,尤其是通过编发《网路文摘》,始终就是在号召、影响和发起这种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并且以此与花瓶民运相区隔。幸运的是,现在这个运动已经变成轰轰烈烈的全民性运动,与花瓶民运的冷冷清清形成鲜明对照。

仅仅去年和今年,从雪灾,矿灾,铁路灾难,到西藏事件,到512地震,到瓮安,到杨佳,及到现在邓玉娇等一系列事件,就表现出这个民权运动的内容,异常丰富。只是在最近,发生邓玉娇事件,引起全国网友和老百姓铺天盖地的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的一个新高潮,全国网友和老百姓才又着重提倡杨佳和邓玉娇的反抗。而全国网友和老百姓的这种热情介入,对中国人的启蒙、教育和鼓舞作用,难道不是远远超过一千个花瓶民运组织能够起的作用?

胡平以及花瓶民运们,对这些铺天盖地惊天动地的事情,或者漠不关心,或者像刘晓波余杰那样对杨佳的反抗精神大肆挞伐。而他们花九牛二虎之力,拼命发起的走路秀、白衣秀,像本人事先预言的那样,在国内连个泡沫也没有,变成了今年花瓶民运的大笑料。他们这种立场和策略,把花瓶民运引入死胡同。

而胡平兄自己,正是白衣秀的发起人,在本人多次批评和预言这种落后民众、脱离民众,胆小落后的白衣秀的必然失败以后,胡平兄继续坚持,并且加大力度来宣传他的白衣秀,结果,失败得灰头土脸。

但面对这种鲜明的对照,和他们自己的失败,胡平兄不仅不吸取教训,相反却来攻击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胡平兄仅仅抓住这个运动当前的部分内容,抹煞这种内容反映的真正实质,即民权运动那种反共抗暴的维权反抗精神,把这个运动歪曲成号召大家都去学杨佳邓玉娇的具体做法,然后加以攻击,说这是笑话。这种做法,不仅反映了胡平兄的肤浅,而且反映他缺少实事求是之心。

胡平兄拥有一些挖空心思苦想出来的小策略、小表述,而从来不拥有真正他自己的理论、却被人误认为“理论家”。胡平兄背了这个包袱,为了维护这个包袱,结果常常使自己误入歧途。那些称他海外马克思的人的吹捧,胡平兄在这种吹捧中形成的习惯,实实在在是误了胡平兄自己。

附:

胡平:号召大家都去学杨佳学邓玉娇是开玩笑。2009-06-12

杨佳案与邓玉娇案都是个案,无法成为可群起效仿的模式。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这些事件从来不足以形成改变政权改变制度的方式或模式。鲁达、武松都凭个人的勇气杀死过贪官恶霸,那时,他们还可以躲入佛门;但只有在他们投奔梁山之后,才构成对政权的挑战。号召杨佳邓玉娇们上梁山上井冈山,这是说得通的;号召大家都去学杨佳学邓玉娇,这就是开玩笑了。

附6
徐水良:中共灭亡取决于突发偶然事件




[按]本文是不久以前,希望之声记者苏菲采访本人,而在最近发表的报导,大小标题也为记者所加。这里本人对采访录音翻成文字时产生的技术性错误,(如“超临界”术语误为“超凝结”等),做了技术性更正,重新发表。

——徐水良2007/11/30

【大纪元11月27日讯】(希望之声记者苏菲采访报导)美国《网络文摘》主编徐水良先生接受采访指出,共产党从一产生,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势力。它的性质,是一个卖国党,它的行为,是杀人屠夫,它的腐败程度远远超过希特勒的纳粹党和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徐水良先生把中国社会现状比喻为“超临界”、“超饱和”状态,他认为:这个邪党有可能随时灭亡,它不灭亡,就没有天理了,它的灭亡取决于突发的偶然事件。

(一)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共产党都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政党

人类社会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经济为本

徐水良先生指出,共产党从一产生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势力。人类历史向前进,向民主和自由发展,向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可是共产党主张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以经济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它以经济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马克思本人也说反对异化,可是他恰恰是用经济异化来反对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其它方面,因此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反人类的。

他把经济讲成是决定社会的力量。经济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决定经济,不是经济决定人,是社会决定经济,不是经济决定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反动的理论。发展到列宁主义,搞无产阶级专政,搞专制,消灭一切自由民主。

二十世纪最邪恶的反动逆流

徐水良先生说:如果说二十世纪有什么最邪恶的东西,那就是它产生了巨大反动逆流,一个就是共产主义反动逆流,在共产主义反动逆流之下,又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即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反动逆流,这两种逆流实际上是一股逆流,就是社会主义反动逆流。

共产党讲共产社会主义,主张共产制度的社会主义,希特勒主张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两个都是社会主义范畴。共产党是一种非常左的逆流,搞阶级斗争,希特勒更左,还搞种族主义。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共产党在俄国掌权。两个社会主义邪恶国家,联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邪恶的力量,一个是希特勒,杀了1千万犹太人,一个是斯大林,杀了2千多万俄国人、波兰人和其它国家的人。他们一手瓜分波兰,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像共产党历史上讲的,光是希特勒发动的,而是斯大林和希特勒联手发动的,联手瓜分波兰发动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秘密条约,希特勒入侵波兰,斯大林在旁观火。当波兰人抵抗希特勒时,斯大林从波兰东部入侵波兰,俘虏了波兰军人,并杀了8、9万俘虏的波兰军人。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杀人魔王

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杀人魔王比起毛泽东还是小巫见大巫,毛迫害死的中国人超过它们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现在一般比较专门的统计认为:毛迫害死中国人8千多万人,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还要多。8千多万是一个大国的概念。8千多万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比起希特勒、斯大林杀人数总和还要多一倍多。希特勒杀死1千多万,斯大林杀死2千多万,合起来是3千多万。毛泽东害死8千多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是1千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亡人数是5千多万,包括希特勒那1千多万。两次大战死亡人数不过是6千多万,毛泽东就害死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还要多。因此共产党是比起纳粹更加残暴,比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法西斯更加残暴。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比希特勒、斯大林、比纳粹更邪恶的杀人魔王。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贪到这个程度、腐败到这个程度的

徐水良先生说,中国共产党比希特勒的纳粹党、比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也更加邪恶,因为它不仅是杀人多,而且它还腐败。希特勒纳粹只是一个专制党,到现在没有看到纳粹党有什么大的贪污行为。现在共产党拼命讲它经济搞得好,但希特勒的纳粹党比共产党搞经济搞得好,它在全世界大萧条经济条件下,创造了不少经济奇迹。它靠的是纳粹党的献身精神,都深入到街道上去组织生产。可是现在中共邪党,没有一个不腐败、无官不贪,这是在苏联、在希特勒、在蒋介石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贪到这个程度、腐败到这个程度的。

还有一点希特勒杀人是杀犹太人,它不搞卖国,它相反要搞侵略;斯大林也要向外侵略;可是中共邪党一产生就是一个汉奸党,就是它听命于苏联,出卖中国的领土,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杀中国人。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它都是一个邪党,它的性质是一个卖国党,它的行为是杀人屠夫,而且是比希特勒、斯大林更加凶残的屠夫;它的受贿、腐败程度都远远超过希特勒的纳粹党和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共产党都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政党,它能够长期统治下去,它不灭亡,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没有天理了,就不符合历史规律了,它必然要垮台。

问题是在于中共非常专制,它用暴力镇压一切反抗,不允许任何有反抗的组织力量存在。

二)中国社会的“超临界”现状

徐水良先生把中国社会称作“超临界”状态,中国社会“超临界”状态是什么意思呢?自然科学上讲,比如水蒸气,在一定的压力下就凝结成雨或凝结成水;溶液里面比如放砂糖呀什么呀,它就溶解,到饱和程度它就开始结晶,可是在特殊情况下,由于没有结晶凝聚核心、没有有组织的结构,它的压力已经远远超过临界状态了,它的溶解点、饱和程度远远超过结晶点了,可是它没有结晶,这就是“超临界”“超饱和”阶段了。之所以产生这种超临界、超饱和状态,是因为缺乏产生凝聚的核心,缺乏有组织的结构。共产党超临界状态造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把任何组织,把任何有组织的结构都破坏掉了、都消灭掉了。如果空气中大气中存在大量的水蒸气,没有凝聚核心,它不会凝结,不会结晶成雨点落下来,人工降雨就是这个原因,向天空发射一定物质,产生大量微小晶体,让水蒸气附着在上面,凝结成水滴,然后落下来变成雨。

受中共破获迫害的危险与秘密组织人数成几何级数
共产党特别专制,任何社会,大多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共产党却把所有的反对派、包括民运,它一定要破坏掉。就秘密组织而言,从统计学来讲,一个秘密组织,人数越多,被发现被破获的可能性,随人数成几何级数增加。文革期间,无论什么秘密组织,秘密团伙,超过3个5个人,就可能被发现被破获,尤其超过10个人,几乎没有不被破获的。共产党统治就是靠暴力、靠对所有反对派组织的镇压,靠欺骗,来维持。

针对有一部份人认为中国经济好起来了,人民生活也比以往不同,因此怀疑“有退党大潮和中共要灭亡”的说法,徐水良先生指出:中国的百姓自己清楚,外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侨根本不明白中国的情况,几乎都受误导。其实,有时,当人们认为共产党形势稳定的时候,恰恰往往是共产党要垮台了。苏联东欧也是这样,当人们认为形势大好时,恰恰是形势非常坏。

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们根本不了解中共那个制度是多么的邪恶、多么地讲假话,多多少少相信了一些假话的西方人,他们看不懂中国的真实情况;而华人有利益在,还有共产党的收买。像杨振宁,文革把中国搞成那样,他还大唱文革的赞歌;到了海外的华人也是这样。海外华人要发财也要依靠大陆、要做生意要讨好中共;有的人是因为有亲属在大陆、家人在国内,怕得罪了邪党回不去大陆,家人也要受牵连。

专制政府崩溃的决定因素是时机和条件

徐水良先生指出:“中共垮台”完全是可能的。专制政府崩溃时往往是它统治非常牢固时。中国的情况,可以讲中共政府有非常多的反对派,有89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规模,人类历史上,从来的运动规模,连它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光北京就几百万、全国上千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在东德、在苏联,没有多少异议人士,包括东欧、苏联、波兰全欧洲都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反对派人数多;从苏联到东欧,也没有老百姓像中国这么反对共产党。

大陆的军队十分不稳定。当时(89年)中国(民主)的发展情况,比东欧等好的多。好像当时苏联、东欧比中国还稳定的多。但最后先崩溃的却是苏联、东欧等国家而不是中国。所以反对派的强弱、有没有组织力量,都不是变革的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时机、条件。

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超临界状态经常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它的突然变化也是由偶然事件造成的,是以突发事件来解决的。像溶剂里加一点灰尘等下去,全部就凝结起来,表面看是溶液,其实是超饱和状态,一般人不理解,人们多听到过“饱和”状态,空气中水蒸汽再多也是饱和状态,实际上不是,它是超临界超饱和状态。它溶液中的凝结远远超过饱和状态,比如它的饱和状态是20克,超临界可能是50克。突发事件,它的结晶是自然的、无序的、分散状态的结晶。

超临界状态取决于偶然,用突发事件来解决

人类社会也是这样,超临界不是普通规律的状态,往往取决于偶然因素。比如中国的6.4,当时中国的条件好的多了,比苏联的情况不知要好多少;苏联东欧表面上看也稳定的多,当时红场上只有几万人,而“89”天安门广场上几百万人,比苏联的规模不知大多少。中国的军队也不稳定的多,都在等赵紫阳下命令,但是赵紫阳没有这样做,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苏联,叶利钦只是俄罗斯共和国的,而不是全苏联的领导,当时他没有很高的职位;而赵紫阳在中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拥有最高领导权,一切情况都比苏联好,就是因为领导人态度不同、勇气不同,结果完全不同。

赵紫阳不愿意犯罪,在这一点上我们尊重他,他当时没有犯罪,保住了良知、良心,可是他没有为中华民族立功。在某种意义上,赵紫阳没有担当起历史责任来,也是失职,有过。我说很多东西取决于偶然因素,如果苏联是赵紫阳,中国是叶利钦,那中国就胜了,苏联就败了。一个统帅不敢打仗,这个军队还能胜吗,不可能胜。所以很多情况取决于偶然因素,人类历史上的革命,很多是有组织的,也有很多是没有组织起来的,比如俄国二月革命,开始是居民抢粮,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政党来领导,结果二月革命成功了。东欧革命没有组织领导,除了波兰,许多国家的情况,是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所以这种革命根本不取决于有没有组织,有没有领导,它是超临界状态,取决于偶然,它用突发事件来解决。

中共是一手暴力、一手欺骗,它既然没有给任何有组织的力量、任何有组织的结构存在的条件,那么,中国的无序、突变和不稳定状态,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在谈到目前年岁稍大些的人,尤其是在海内、海外都居住过的人,能够对中共有个正确认识,选择退出中共;而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共的歪理中长大,在欺骗中长大,他们怎么能顺应这个潮流,认清中共谎言选择退出中共的问题时,徐水良先生认为,中共的腐败专制是透过社会的方方面面表露出来的,人们是能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年岁大的人通过比较能认清中共的本质,年轻人他们没有包袱,一旦认清中共的邪恶是会自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徐水良先生说:问题是中共为了自己的私利,毁坏人类的文化、人类的道德,毁灭整个民族的道德,制造全民族的腐败,目的是使中国人不分是非,从而放任共产党统治。将来的道德重建是非常艰巨的。
最后编辑时间: 2019-04-07 15: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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