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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徐水良   严家褀王丹等 《"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的基调根本错误 2019-04-17 07:33:59  [点击:1932]
《"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的基调根本错误

(简要批评)

徐水良

2019-4-16日



我一直很尊敬严家祺先生。但看了“胡耀邦逝世和八九民運三十週年紀念會”严家祺先生的讲话,看了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非常感慨。加了几点评论:

对严先生的评论:

看视频前:严家褀先生也去参加这种会议?太贬低抹黑自己了,太不值。

看视频后:严家祺先生老了,赶不上历史的步伐了。

对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见附件2)的评论:

恕我直言,这是什么宣言呀?太不伦不类了。

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早就伴随着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始而开始,早就在进行了,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而且其内容,完全不是你们说的杂乱的这一套。现在是迎接推翻中共极权统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革命时候,却要回头再来开始你们这里说的那种新文化运动,大概脑袋出了问题了。

有网友说:习包子恢复终身制是共产党棍一人独裁体制必然,与儒家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其实,这还算是小的。这个宣言的基调就根本错误,有的错误更大更离谱。

所谓2018年以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不知是不是指习近平和土共近年提倡儒家文化。但这种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如前面说的,第二次真正的新文化运动,早就进行了,早就伴随着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始而开始,

这个宣言的基调,就是《河殇》以来,包括无稽之谈蓝色文明黄色文明之类浩如烟海的垃圾文字,把马列文化的罪责,推到传统文化头上,硬要从传统文化去找马列文化制造的那些罪责的原因的基调,也就是早已经浩如烟海的垃圾文字的基调。此外还加上对一神教马列教及其文化的错误认识,告别革命的错误认识等等的一些基调。所以,从立足点和根本基调开始,这份宣言就根本错误。

中国第一次新文化的历史运动,其特点就是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引进外来马列教垃圾和共产党党文化。而所谓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其实早已经展开,其特点,恰恰是纠正第一次新文化运动的错误,就是批判外来马列教垃圾,打倒党文化,综合国际普世价值等先进文化的精华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创造领先于世界的、实行普适价值和人性复归的人本主义的新文化。它与严家祺先生等《"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的基调和精神,完全不同。

第一次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就是迎来了外来马列教的政治革命和马列教极权专制。而这一次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要推动和迎接推翻马列教共产党极权专制的民主革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如前所述,当这次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推翻马列教共产党极权专制的政治革命即将来临的时候,还要人们倒退回到新文化运动的初期,重新开始这些朋友提倡的、与这场新文化运动性质完全不同的,把马列罪责推到传统文化头上的错误的所谓“第二次新文化运动”,那就是完全转移和搞错了运动的方向。

这份宣言,如果要批评,需要花很多文字。为了大大简化这种批评,我把我的《也谈当代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及其原因》(见附件1),附在后面。供大家参考。

宣言的最后,要让儒家文化成為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以及其他文明之間的和平友好的橋梁。实际上,一神教马列教文化,正像陈寅恪等所说,与儒家文化、传统文化不可能相容。历史上儒家文化承担不了这个作用,今后也不可能承担这个作用。硬要儒家文化承担这种作用,那只能像蔣庆等儒棍那样,学习一神教改造儒家为儒教,为国教,变成西方一神教马列教文化垃圾,与儒家文化中的糟粕相结合,变成糟粕垃圾文化。


附件1

也谈当代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及其原因

徐水良

2017-8-20日



再强调一遍:

从《河殇》以来,这是一个被中共及其特线,被告别革命派、伪右派和伪精英故意搅混水,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

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初步的民主制度,但没有能在全国建立完全的民主宪政制度。其后,陷入军阀混战。

抗战胜利后,1947年,中国再一次初步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但随后,却被共产党发动的内战所推翻。

当代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失败,指的就是二战以后,民主宪政体制在中国的失败。

当代中国宪政失败的主要原因,非常清楚,就是极权专制的中共,在斯大林的苏联,用包括苏联军队、以及苏联俘虏的日本、满洲、朝鲜的大量军队和武器装备支持下,赢得了内战胜利。不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却东拉西扯谈其他,把原因转移到其他方面,完全是转移视线和方向,帮助中共掩盖主要原因,推卸中共罪责,从而达到推迟民主革命,阻碍推翻中共、实现民主宪政的过程。

我过去已经有许多文章论述这个问题。批驳与下面各位一样的观点。东西德,南北韩,台湾和大陆,日本和东欧,都是例子。都证明文章的作者和下面几位的说辞,基本都是说胡话。

这些文章有许多篇,下面给其中两篇文章的链接:

对内因论和素质论的哲学思考:
https://plus.google.com/111142178535963106499/posts/EXqy21cYCCY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292064

驳内因论和素质论: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305/xushuiliang/5_1.shtml
https://plus.google.com/111142178535963106499/posts/ULuv3vj1hGK

东西德,南北韩,下面各位遁词所例举的内部因素,几乎一样。大陆和台湾,也几乎差不多。但因为外因苏联及共产势力占领,与美国等民主国家占领的不同,结果天差地别。日本,下面各位遁词列举的内部因素,日本远不如东欧,但战后,日本民主了,东欧却从半民主倒退,变成共产极权专制。说明决定因素是外因,即苏联力量和美国力量,而不是他们下面这些胡话所列举的内部因素。

正像我在《小议宗教、中共、民众、文化、帝国主义等等》一文中说的,苏联及其马列教共产主义,具有非常强的帝国主义侵略性。无论他们占领哪里,无论是俄国和东欧的基督教地区,非洲的原始部落和南美的基督教地区,还是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和中亚广大的伊斯兰地区,还是西藏蒙古柬埔寨等佛教地区,还是儒家文化区,只要他们占领,一律实行马列共产极权专制制度,而且一律实行毁灭当地传统文化的政策。无论当地的传统文化是那一种,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点。相反,只有在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占领的地区,当地人们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才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并且由于占领国及其民主制度的影响,才往往逐步走向民主。

因此,把马列及其专制的罪责,推到当地传统文化头上,把共产阵营占领区无法实行民主宪政的责任,推到当地传统文化头上,不仅毫无道理,而且全部都是为马列和共产制度推卸罪责的遁词。几十年来,中国和世界,从传统文化找原因的浩如烟海、铺天盖地的文章和文字,不仅全部都是垃圾,而且几乎全部是有意无意,帮助马列及当局推卸罪责的反动谬论。而很多人,就被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洗脑,把这些谬论当作自然而然、不容他人怀疑的常识。

所以,下面各位,徐文立先生把宪政失败的原因说成是:“商業社會需要的「誠信」、「契約」、「守約」「失約後的救助和懲處」,以及最重要的「信仰」才是憲政的基石。”而中国社会却缺少这些“民主社會的基石”及他杜撰的“人類正常社會秩序”;而耿国阶先生则长篇大论,把它归结到中国的传统和传统文化的“价值、制度、行为模式、救济机制四个方面”。他们都几乎是故意不看战后明摆着的客观事实,都故意回避苏联阵营以及马列和马列专制问题。因此,他们的理论,全部都是我上面说到的垃圾和谬论。

徐水良

2017-8-20日


原附1:

Kang Bi wrote:
徐老,卫珍女士的补充很好。民主政制、民主政治及支撑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三位一体,不可一蹴而就。问好

推荐一本书:康多莉扎·赖斯的:
Democracy:StoriesfromtheLongRoadtoFreedom–May9,2017
byCondoleezzaRice(Author)
https://www.amazon.com/Democracy-Stories-Long-Road-Freedom/dp/1455540188/ref=sr_1_1?ie=UTF8&qid=1503063695&sr=8-1&keywords=democracy+long++freedom

在2017年8月21日上午1:20,徐文立写道:(徐水良按:其中日期时间应该是中国大陆日期时间,所以徐水良文章是20日,徐文立文章是21日。)

商業社會需要的「誠信」、「契約」、「守約」「失約後的救助和懲處」,以及最重要的「信仰」才是憲政的基石。中國社會在民國和現在開始慢慢有了,儘管那麼令人失望。
所以,我才寫了「中國大勢」(2010年)的「位移論」和「民主社會的基石論」及「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2008香港出版)。依然沒有人真正的認為是回事,只有悲涼。

2017-08-20陈卫珍写道:

把推翻中共作为实现宪政民主的充分条件,是非常错误并且狭隘的。推翻中共,是否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必要条件,这个还需要观察。事实上,就连中产及以上阶层的人们,都普遍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宪政民主政体,决非单单把中共推翻就万事大吉。显然,还有更加内在更加重要更加根基性的因素需要预备与考虑,有更加隐蔽甚至可以上升到行上格局的因素,导致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是难以确立起来。我真的希望相关学者与专家的思考,能够更加深入与全面。但无论如何,推翻中共等于宪政民主政体,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至少在当前的情况下绝对如此.

这篇文章很多论述也是不全面甚至偏颇。但是因为在海外的民主人士当中,我就没有看到比较像样的思考并论述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制度究竟如何才能确立起来?过去是怎么失败的?失败的内外因素?今后的宪政民主政体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内外在因素与条件的预备?很多人就是咬牙切齿要推翻中共。吃瓜的民众进来一看,第一个感觉是,中共不好,可是中共推翻以后怎么弄?到这个层面,基本就是一片空白了。所以说,民众如何能够有足够的信心与动力,去支持民运去推翻中共?像我的弟弟跟我聊到这个问题说,他们要反共,反共究竟目的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国内无论是维权的还是抗暴的,基本都是自身被逼到无可奈何的处境下而起来抗争。很遗憾,也仅仅是为了抗争而抗争,是一种本能的对暴政的反抗。我坚决维护这种抗暴的权利,我也绝对表示认同与理解,但是就宪政民主政体的建造,显然无法仅仅在民众出自本能的大规模抗暴之基础上就能够水到渠成。他需要更为内在更为重要更为根基性的因素与条件为支撑。

陈卫珍

书摘: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及其原因
作者:耿国阶

20世纪初期,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宪政治理实践,但以失败告终。本文从价值、制度、行为模式、救济机制四个方面分析其失败的原因。

1·中国宪政尝试的价值体系

在英国那样的先发宪政国家,宪政价值体系是经历过几百年的演化内生形成的。因此,宪政价值体系已经扎根民情,成为社会信仰,是社会力量整合的价值纽带。但是,1912年开始的中华民国是由于革命骤然开始的,是基于“宪政”富国强兵的功效而人为“移植”的,而社会内在价值的演化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远远没有达到支持这种骤然的“制度移植”的程度。可以说,在20世纪初期,人们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习惯,更多受中华治理传统价值体系的影响,更多转型期的混乱和自相矛盾,宪政的运行缺乏坚实的社会性价值根基。

2.中国宪政尝试的制度体系

借鉴并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制度体系,20世纪初中国的宪政实践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度体系。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明确规定了人们的各种权利,以及政府的组成。

仅就宪政文本而言,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军队制度等西方宪政治理带有共性的基本制度都在临时约法中得以具体体现,并不逊于某些内生宪政国家的制度文本。

3.中国宪政尝试的行为模式

在中国宪政实践时期,较为完善的宪政制度体系并没有催生新的宪政行为模式,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角色的行为仍然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行为模式的延伸,“宪政”沦为装饰和装潢。

权力的运行和博弈依然是由暴力和权力主宰。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依靠暴力和权术登台,也依靠暴力和权术治国。北洋军阀时期一幕幕选举闹剧和一次次权力更替,更是说明了权力的运行和博弈的真正规则是什么。

权利的维护,权利与权力的对抗依靠暴力,而不是程序。在暴力和权术主宰的强权之下,权利的维护、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没法期望按照成熟宪政治理国家的稳定程序进行,实现“政治问题司法化”、“社会运动体制化”,只能依靠非常常规的手段来解决,也就是中华治理传统中的暴力救济。

当一种制度架构没有相应的行为模式匹配的时候,可以说,这种制度基本是失败的。

4.中国宪政尝试的救济机制

民国初期的宪政制度设计中包含着截然不同于传统中国治理的救济制度(如选举、弹劾等),但是并未形成实践,政治实践发展仍然是暴力决定的“成王败寇”,政权更迭。

以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例,国共两党虽然正式签下了协议,但最终的决定因素仍然是“枪杆子”。

5.中国宪政尝试失败的原因

与西方宪政治理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宪政治理尝试除了制度体系是移植而来,可以在文本上速成以外,其他三个宪政治理的重要要素----价值体系、行为模式、救济制度---都不能匹配和支撑宪政文本制度的要求,而这三者才是宪政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个。

首先,宪政制度缺乏社会性文化---心理根基。在先发宪政国家,“宪政”扎根于民众的信仰,是民众解决问题的一种习惯和规则,这种情况在英伦尤其典型。英伦的宪章源于古老的习俗,千百年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正是依靠这种习俗休养生息。所以,在那里,“宪政制度”不过是对其内在治理传统的一种概括和提炼,而不仅仅是外在于其社会传统和生活习惯的“文字”。“宪政制度文本”可以一夜速成,但这种内生的信仰和习俗却只能经由缓慢的演化而成。

相反,中国的宪政尝试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对真诚推行宪政的人而言,只是宪政有利于富国强兵、挽救时局。如1898年的百日维新,清末激进的立宪派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均是这种立宪决定论的具体体现。显然,这种思想陷入了“制度决定论”,而忽略了制度运行所依赖的根基。对于不相信宪政的人而言,宪政只是一种斗争策略。

因此,自由、权利、民主、法治等基本宪政价值并非当时社会力量的价值纽带,也难以成为以此为价值核心来整合社会力量支持宪政制度。

其次,宪政制度缺乏政治支持。第一,真正支持宪政的力量并没有严格有力的政治组织,不能将对
宪政的支持有效地转化为政治支持。以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以及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中间势力”为例,两者在当时皆有比较大的声势,但是同盟会内部鱼龙混杂难以形成一个真正效忠于临时约法的有力的政治组织;20世纪40年代中期,主张宪政与和平的“中间势力”虽然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但党派纷呈难以整合成为一有力的政治联盟,影响实际政治发展进程,徒具声势而已。第二,掌握实际政治、军事、财政资源的组织或领导人几乎没有真正支持宪政的,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再到蒋介石,皆以暴力和权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宪政”不过是其工具和装饰。缺乏政治支持的“宪法”或者是一纸空文,或者沦为表达统治者意志的副本。

最后,不利的发育环境。中国宪政尝试先天不足,缺乏内生的价值和政治支持,后天也连遭厄运。先天不足的宪政模式需要一个较长期的相对稳定和平的环境才能得到比较好的发育,但是在当时的中国面临深刻的政治社会危机,内战频繁,日本的侵略步步紧逼,民族处于分裂和灭亡的边缘,宪政所需的社会基础的发育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

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虽然有一定的必然性,却不能归之于“宪政”本身的失败,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展开自己,没有真正开始过。


原附2:
小议宗教、中共、民众、文化、帝国主义等等

徐水良

2017-5-14日


一、宗教

伊斯兰的今天,就是基督教的昨天。现在原教旨基督教神棍,包括中国原教旨神棍,竟然想努力复辟想复辟退回到基督教的昨天,来与伊斯兰对抗。实际上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企图回到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互相战争厮杀的时代。

一神教中,基督教是老二,伊斯兰是老三,基督教是伊斯兰的二哥。二哥三哥,老二老三,互相打得不可开交,到今天还在打。两家还曾经一起迫害屠杀大哥犹太教,迫害屠杀其他宗教,镇压和抵抗自由民主普适价值。内部也是屠杀教内无数异端。烧死无辜的女巫及科学家。把世界搅得一塌糊涂。

而准宗教马列教和纳粹教,则是一神教的同母异父的异姓小兄弟。是他们的老四老五。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两个小兄弟,比他们的哥哥们更厉害。

全世界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是泛神论多神教。一神教产生于中东地区。后来被犹太神棍摩西,改造成极权专制屠杀人类反人类的极权专制的宗教。

当代世界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的根本任务,是反对马列教一神教及其衍生问题。马列党棍和原教旨一神教恐怖主义神棍,是当代世界的两大敌人。所以,不涉及这个问题也不可能。

大家尽可能把矛头对向马列教,一神教则要自觉抛弃原教旨主义,不要老是喋喋不休地坚持把自己的原教旨信仰推销给大家,尤其不要顽固坚持在中国搞“国度性福音化”,那样,才能避免矛盾,趋向一致。

像有的一神教神棍那样,不断宣扬“国度性福音化”,宣扬全民信基督,才有民主。否则,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垃圾,就不配民主。这就必然引起争论论战。

二、中共镇压和民众抗争

中共的残暴无以复加,中国人的抗争可歌可泣。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类似抗争,达到那28年前那一次抗争规模的十分之一。中国人的抗争,超过所有共产国家。那一次抗争虽然在机枪坦克的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它改变了整个世界。共产阵营很快在短时间内崩溃,轰然倒塌。这是中华民族的贡献和骄傲。谁说中国人是懦弱奴性的民族?

在那一场抗争中,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主事业献身的烈士们,将永远在中国人的心里,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垂不朽。他们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那次的失败责任,不在民众,在邓的残暴和赵紫阳的软弱。没有办法,中国人民、中国老百姓的对手,是最残暴最无耻最腐败最没有人性的对手。中国人只能更多地付出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全民族自由民主的未来。

实际上,马列极权,与奴性无关。在数百万枪杆子压力下,任何一种文化,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都无法抵抗,都是屈服的。暴力和暴政的统治,反过来又制造出空前的奴性。

俄国人有叶利钦,所以,比中国抗争规模小得多的抗争,胜利了。中国人有软弱不敢反抗的老赵和精英,所以,特大规模的抗争,失败了。

没有一个国家,有今日中国这样特大规模、迄今连绵不绝的群体抗争。我们大家都别自卑。

三、文化:原因和结果

请问那些把问题归到传统文化,为马列推卸罪责的人:基督教天主教的东欧,东正教的俄国和附从国,伊斯兰的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联盟一些国家,还有中亚那些伊斯兰国家,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埃塞俄比亚,非洲几个国家,还有天主教基督教世界的古巴,佛教儒教的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这些共产党国家中,有哪一个国家,当年的抗争能够达到中国抗争规模的十分之一?今日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今日中国这样、迄今连绵不绝的大规模群体抗争?

在当年共产党时代,全世界其他共产国家的抗争合起来,那总体的抗争规模,恐怕也不及中国大。

最近的委内瑞拉,货币贬值99%以上,那群体抗争,其烈度,倒是有点向中国靠拢。

只是,中国人抗议、抗争的对像——中共,动不动使用暴力,这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其维稳规模,维稳经费竟然远超国防经费,这也是任何国家没有的,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最近正在搞的北京一带一路会议,那维稳,典型地表现了任何国家,任何历史都没有的、空前的维稳力度。

那些拼命把马列专制的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的人,说:“历史是看结果的。只有无聊的历史学家才扯皮看过程。”我劝这些人,要讲点逻辑。你们一直在说原因。你们一直在说传统文化通过奴性造成马列专制的过程,但却又要自我矛盾,说历史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自己一直在说历史原因时,同时却说历史不看原因,只看结果,纯粹是不讲逻辑、自相矛盾、诡辩。

转移目标,把马列文化及暴力造成的原因,说成传统文化造成。被批驳了,就说历史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连过程也不看,当然更加是不讲原因。那不是纯粹诡辩是什么?只看结果不讲原因,那你不断找原因,把马列和暴力罪责推到传统文化头上做什么?

事情明明白白,中国问题是共产党及其马列文化、党文化造成的,你拼命转移方向,说成是传统文化的问题,说得通吗?

在东正教的苏联,天主教基督教的东欧,古巴,埃塞俄比亚,非洲,伊斯兰的阿尔巴尼亚、南联盟一些国家,中亚国家和地区,甚至现在的委内瑞拉,那里也是同样马列共产问题,你们为什么就不说那是他们传统文化一神教导致的问题呢?

其实,一神教倒恰恰是马列祖师爷。中国传统文化却与共产党及马列教没有关系。

四、马列教毁灭其他文化,实行帝国主义政策

马列教进入任何地区,都是要清除该地区的传统文化的。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儒家,都要清除,而不是结合。

只有毁灭其他文化,马列教才能畅通无阻地发展。

一神教与马列教相通的东西多,所以被马列教允许保留的传统垃圾多。

儒家和中国文化,则受到空前的批判和毁灭。这种批判和毁灭力度,是任何国家,整个人类历史所没有的。甚至远超过伊斯兰毁灭佛教等文化的力度。儒家垃圾和精华,被保留的程度,都远小于一神教。

一神教和马列教都是偏执的强势文化。弱势的佛教和儒家文化,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马列教借20世纪左倾大倒退历史潮流,一度在欧亚大陆横行,还肆虐非洲一些国家,和美洲的古巴等等。马列在这些地区打败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佛教,儒家等所有其他文化、思想和信仰的总和。

我过去的文章多次说,古罗马、秦、汉、蒙古帝国等等古代的帝国主义,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列宁和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纯粹是胡扯。等以后有空,还需要好好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谬论。

实际上,苏俄兼共产国际的帝国主义,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其中也包括文化帝国主义。

马列共产主义,恰恰是五四运动打倒传统文化以后,才能进入中国。

日本明治维新以儒家为思想武器及指导思想,日本和台湾迄今尊崇儒家及传统文化,韩国也没有批儒家。他们没有马列专制。为什么大批特批儒家和传统文化的中国大陆,恰恰是马列共产专制?

那些不断攻击儒家的人,恐怕从来没有读过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

因此,说马列与儒家结合才有共产专制,纯粹是说胡话。

有人责问:“哪个国家是靠儒家走向自由民主的?”

其实,我早就一再强调,儒家是一般专制。既与推进自由民主无关,也与实行马列极权专制无关。我一再强调,推进自由民主,不能靠儒家。相反,自由民主也要反对儒家家长制式的专制。前几天我就强调了几次。

有人问,别的国家民主了,中国为什么还没有?

对这个问题,我已经无数次解释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却没能改变自己。共产阵营的崩溃,有中国的贡献。但为什么中国没有能改变自己?因为那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别人有叶利钦,以及还有良知、不敢大开杀戒搞屠杀的领导人。中国却有大开杀戒的邓,有软弱的不敢反抗的赵及伪精英。

为什么对那些把责任推给传统文化的胡搅蛮缠做法,不能不管?因为这种胡搅蛮缠的做法,是从河殇黄色文明蓝色文明无稽之谈以来,某党策划炮制的、有组织、有目的的、长期的行动,其目的,当然就是推卸马列罪责,把它推到传统文化头上,转移斗争大方向。我们当然只能应战。

有人说别人民主了,我们却没有,因此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并说我的说法自相矛盾,是悖论。

这种说法当然不对。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上面又强调了一次。这里再重复一次,这主要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别人有敢于反抗的叶利钦、和仍然保持一定良知不敢屠杀的领导人。我能们却有邓,和不敢反抗的赵紫阳及伪精英。何来悖论之说?

有人说我是满口儒家文化的儒家骗子。

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从来说儒家是一般的专制文化,从来批判儒家。我什么时候变儒家了?这种说法,恐怕是精神异常失去判断能力了。

下面是就我无数批评儒家文章中的一篇。

《再谈儒家问题》
https://twishort.com/zUSlc

有朋友认为专制就是专制,儒家专制和马列专制都是专制。

在这类朋友那里,似乎所有的坏人都是一个人,所有的坏东西都是一种东西。没有差别,没有犯罪责任的不同,也没有大坏、小坏的差别。

下次谁要抓杀人犯,就让这些朋友抓小偷来代替。

当然,马列共产暴政,是特大屠杀人类反人类土匪集团。不是一般专制一般杀人犯、更不是小偷小摸能比拟的。


附件2:
王丹、王军涛、李进进、严家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4月15日首发-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紀念「八九民運」三十周年、「五四」一百周年

(說明: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0週年,也是八九民運開始的日子。六四30週年的全球紀念活動,算是正式起跑。原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祺老師親自執筆,並點名指令我領銜,故我們發表這個宣言,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同時也是對八九民運的文化反思的一部分)



"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

——紀念「八九民運」三十周年、「五四」一百周年
現在是北京時間四月十五日,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國人民尊敬的開明國家領導人胡耀邦去世。胡耀邦逝世引發了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但是最後以大屠殺告終。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六四"大屠殺。中國近代的民主運動是從100年前的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為起點。"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新文化運動"產物。在紀念一九八九年那場偉大民主運動三十周年和"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的日子裏,我們這些"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在紐約聚會,發表『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

三次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三種結局

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開始,中國人民以天安門為中心發起了三次民主運動,即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和一九八九年以"六四大屠殺"註入史冊的民主運動。第一次的"五四運動"以反對列強和不平等條約為出發點,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是以悼念國家領導人為出發點。這三次運動都是學生和其他廣大民眾對當時中國政府的政策懷著強烈的不滿而爆發的,目的都是要改變中國,讓國家強大,人民富裕,建立一個自由和民主的中國。但是三次天安門運動結局大不相同。

第一次天安門學生運動,「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的目標得以實現,強化了中國人民不受屈辱的意誌,是後來國民黨政府、共產黨人以及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力量。沒有五四運動的勝利,就沒有抗日戰爭的勝利。

第二次天安門運動,雖然當時遭到了鎮壓,但在三年後在中國大地上恢復了真相。可以說,1976年的天安門學生運動不翻案,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

第三次天安門學生運動,由於鄧小平把悼念胡耀邦的學生運動在《人民日報》社論上稱為「動亂」,由於學生要求鄧小平承認學生運動不是「動亂」,最後遭到了數十萬軍隊參與的、動用坦克機槍的大屠殺。三十年來,中國沒有正義、沒有法治,貪汙腐敗、冤假錯案,充斥大地。天安門母親和六四受難者沒有一天不生活在痛苦中。

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不久,毛泽东針對劉少奇派工作組到學校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毛泽东是共產黨專制王朝的開創者,他都知道不能鎮壓學生運動。一九八九年發生的第三次天安門運動,不僅是鎮壓了學生運動,而且是對學生和北京市民瘋狂的大屠殺。三十年過去了,至今還活著的"六四"儈子手李鵬沒有得到懲罰。人們在問,為什麽毛澤東所說的「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對李鵬等人沒有適用?

歷史的教訓需要總結

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五四」後中國的方向

人們常常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聯系在一起。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兩個不同的運動。五四運動是一九一九年五月月四日以北京學生為主體的抗議運動,新文化運動從一九一五年開始,目標是"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在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運動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一分為二,一些人仍然主張自由民主,另一些人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從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王朝以來,除了辛亥革命外,造成王朝更叠就是軍事政變和農民戰爭。毛澤東的革命,是繼太平天國革命後又一次農民革命。毛澤東為了讓這場農民革命穿上了馬克思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外衣,就把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而進行的暴力革命,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以學生為主體的、抗議北洋政府賣國的運動。當年毛澤東26歲,在五四運動爆發前2個月,毛澤東離開了北京,回到了家鄉湖南。毛澤東肯定五四運動,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概念,狹義的五四運動,就被毛澤東誇大為劃分時代的一條分界線。毛澤東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中華民國時期。歷史事實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改變了「五四」後中國的方向,共產黨用暴力奪取大陸政權,根本無關民主,完全談不上什麽「新民主主義革命」。

一百年後,中國政治的歷史又在重復

第一次新文化運動發生在"五四"前。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發生,與袁世凱復辟帝制直接相關。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廢除了皇帝,建立了國家元首有任期的共和政體。袁世凱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不久,就想當皇帝,為了登上皇位,大搞尊孔祭天。在尊孔祭天的大環境中,袁世凱公布了《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大總統任期由5年改為10年,連選可以連任。袁世凱確立了總統終身制後,下一個目標就是恢復君主制,正式稱帝。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向袁世凱大總統獻上推薦書,推薦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袁世凱正式稱帝,這一年改為「洪憲元年」。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提出「打倒孔家店」,與袁世凱尊孔、稱帝密切相關。

毛澤東在取得共產黨的領導權後,打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旗幟,通過暴力革命取得國家政權,「人民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新的王朝,這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紅色王朝。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將自由民主思潮一步步在中國大地上加以清除。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自由民主被徹底埋葬。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持續政變,通過提倡個人崇拜、打倒走資派,建立了毛澤東一人的絕對權威,毛澤東成了紅色王朝專制帝王。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運動——"四五"運動是向毛澤東專制權力的挑戰。歷史事實表明,沒有第二次天安門運動,沒有這次運動的翻案,就沒有一九七八年後開始的改革開放。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是王朝循環和分合循環的歷史。現在,這種歷史似乎又在重演。一百年年後的中國,習近平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一手廢除了一九八二年憲法對國家元首「連任次數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公開宣告,他的中國夢就是皇帝夢。二零二二年,他要不顧一切,將其皇帝夢做到底。

一百年前,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要做皇帝,一百年後的今天,名為「共和國主席」的習近平,要當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新皇帝。在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習近平廢除憲法「連任次數不得超過兩屆」以前,實際上已經一次又一次踐踏了憲法。憲法明文規定,中國的最高行政權屬於國務院,習近平作為憲法上的「虛位元首」多年中一直竊取國務院的最高行政權、一次又一次地違反憲法第35條規定,踐踏人權。習近平一次又一次踐踏憲法得逞而沒有受到制止,終於在去年公開廢除了憲法「連任次數不得超過兩屆」的條文。
正是在習近平企圖稱帝時,中國到處出現了揭露批判習近平的事件。二零一八年年二月,清華大學許章潤發表文章《保衛改革開放》、王丹等人在紐約《世界日報》上發出了《關於中共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緊急聲明》。同年三月《冰點》前主編李大同、學者趙小莉、楊鵬、胡佳,對修憲刪除任期限制發表公開的抗議。中國女企業家王瑛公開批評習近平恢復終身制。五月,北京大學樊立勤在北大貼出大字報《中國必須堅決反對搞個人崇拜》。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湖南株洲女孩董瑤瓊,在上海陸家嘴海航大廈旁,現場視頻直播向習近平巨幅畫像潑墨。她直播中說,「反對習近平獨裁專制暴政」。在國外,反對習近平廢除任期限制的海報首先出現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廣告欄裏,隨後蔓延到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等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九所大學。這就是繼一百年前的第一次新文化運動的新運動——第二次新文化運動的開端。

從傳統儒家文化中剔除帝制根源

一百年來的兩次新文化運動,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要找出辛亥革命廢除了皇帝制度後,本來是普普通通的人,還想做皇帝的文化根源,也就是說,要從中國文化中發掘出一個人有了權,就想擁有專制權力、終身獨裁的思想根源。兩次新文化運動,帶有政治性,是提倡新文化的運動。

儒家文明既有精華,又有糟粕。一百年前的第一次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一百年後的今天,在儒家復興中,掀起了吹捧王陽明的熱潮。十六世紀初,王陽明在貴州流放了三年,在習近平推崇王陽明後,貴陽市修建了王陽明主題公園,建立了博物館展示他的成就,將他曾經居住的洞穴變成一個神殿。

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的形成有根本性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沒有儒家,就沒有中華文明。文明與國家、民族相比,是一個外延更大的概念。一個文明是形成一個人有"歸屬感"的最大文化圈。美國和英國都屬於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圈,對印度尼西亞和中東的穆斯林來說,伊斯蘭文明高於他們的祖國。中華文明是文明兩字的一種廣義用法,是以儒家為基礎、包含佛教和中國化的其他宗教在內的文明。亞洲一些國家也推崇儒家,這些國家的一些地區,也包含在儒家文化圈中,但不能說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

儒家又可以稱為儒學、儒家學說、孔孟之道,是一種非宗教的倫理思想和學說。儒家「以仁、恕、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輕徭薄賦,抨擊暴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移風易俗,保國安民,富於入世理想與人文主義精神。」(維基百科)

人類社會存在多種文明,是一種自然現象。每一種文明有它自己特有的形成、發展過程。文明也會變化,但需要有百年、千年才能看到明顯的變化。一些文明也會消亡。宗教倫理是構成文明的重要因素,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建立在宗教基礎上不同,儒家文明不是以宗教為基礎的文明。儒家文明有三大精華:

一是儒家富有理性精神。儒家是一種理性主義的人際關系思想,這就是孔子提倡的「仁愛」思想。十九世紀末,康有為發起孔教運動,以對抗日益增長的西方影響。起草中國民國憲法時,康有為的追隨者要求以孔教為國教,引起了激烈爭論,最後遭到否定。儒家無法「宗教化」,儒家重視現世生活,不求來世。儒家的天,不是神,而是一種對人、包括對帝王有巨大威威懾力的一種力量。

二是儒家富有包容精神。陳寅恪說:「中國自來號稱儒釋道三教,其實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決不能與釋道二家並論。」正因為儒家不是宗教,信奉儒家的人能友好地與各種宗教教徒相處。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沒有歐洲那樣的宗教戰爭,沒有幾百年經院哲學的繁瑣爭論。儒家有能力吸收外來文化,不斷地改進自身,使儒家學說適應於時代需要。

三是儒家富有全人類共同精神。儒家崇尚真善美,倡導誠信、仁愛、和而不同、「己所勿欲,勿施於人」等。這些精神與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與普世價值是相通的,是普世價值的中文表述。

正因為儒家文明有這三大精華,第一次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是錯誤的。儒家文明不是有神論文明,從孔老夫子起就相信存在一個「仁愛的人際關系」的理想境界,儒家學說就是要在人間實現這種理想的「人際關系」。孟子提出「仁政」,著意把孔子的「仁愛」思想搬到君王和民眾的關系中,這是孟子與孔子的區別。經過漢朝的董仲舒,和孔子後1600年的宋朝的朱熹,以及明朝的王陽明,大大修正了孔子的儒家學說,為中國專制政治制造了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朱熹提出的「理學」和王陽明提出的「心學」,是中國崇拜君權、扼殺人權的「理學」和「心學」。在儒家的歷史上,特別是朱熹和王陽明,融合了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把儒家思想塑造成一種為鞏固專制統治、禁錮人思想的新的儒家學說。

儒家除了精華一面外,還存在糟粕。西漢董仲舒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南宋大儒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明代大儒王陽明的「心學」,是明顯的糟粕。問題是許多糟粕,在專制主義中國的大環境中,今天還被當作精華廣為宣揚。2015年兩會期間,習近平說,王陽明的心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之一。精華與糟粕,是非混肴、黑白顛倒。這些糟粕,可以歸納為三點:

一是在提倡「仁義」「道德」時,沒有「權力限制、權利保障」觀念。儒家並沒有否定一切權利,但缺乏「權力限制、權利保障」思想,儒家提倡在人與人相互關系中要講仁義時,這只是一種模棱兩可的道德限制,而否定了「每個人有一個不容官方或他人進入的、不容侵犯的權利領域」的思想。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子還說,一個人還要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有人願意遵循孔子這些教誨,是他的權利,但當君王和官方用這些話來約束民眾、並形成社會風尚時,每一個人擁有的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勢必受到侵犯,甚至剝奪。王陽明所謂的「心學」,假借「良知」,把「良知」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涉及政治,判斷對與錯的標準就是維護專制秩序。儒家發展到近代階段,這種糟粕使假仁假義在中國大地上泛濫成災。

二是在提倡「德治」「仁政」時,缺乏「法治」「憲政」觀念。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馮友蘭一九四七年在美國寫的《中國哲學簡史》中說:「在儒家的政治哲學中,只有聖人才能成為真正的君王。」馮友蘭還說:「孟子認為,國君如果言行舉止不配做一個國君,按孔子『正名』的主張,他在道德上就已不再是國君,而變成了一個『獨夫』」,「殺掉國君,只是殺一個不義之人,不算『弒君』。」在儒家的政治哲學中儒家政治理想是君王要實行仁政,這是孟子從孔子的「仁學」中發展而來的,是孟子學說中的"民本"、"王道"、"性善論"等政治理想之一。所以,儒家把「國」看作「家」的放大,主張君王要實行德治和仁政,王道就是聖王之道。儒家這種「德治」「仁政」「王道」思想,長期以來被當成了儒家的精華,實際上是儒家的糟粕。翻開中國的全部歷史,只有個別君王在一段時間內實行了接近儒家理想的德治、仁政,絕大多數君王都做不到,當暴政橫行時,中國就發生農民起義或軍事政變。改朝換代的結果,中國仍然是君主政治,不能走出王朝循環。法治是法的統治,是憲法至上,君王也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也就是君王也要受法的統治,而儒家完全沒有這種法治觀念。所以,儒家「德治」「仁政」「王道」思想是維護專制政治的意識形態,是中國幾千年不能擺脫王朝循環的思想根源。

三是看不到國際關系與人際關系的區別,用儒家「家天下」思想處理國際關系。儒家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儒家經常把處理人際關系的方法用到治理國家和處理國際關系中。「國」不是「家」的放大,國際關系也不是人際關系,只有極少數政治家在發揮個人魅力時,儒家的人際關系思想可以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儒家還把全世界看作「天下」,儒家的國際關系觀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在這種觀念支配下,國力上升時,會狂妄自大,產生「天朝大國」、「萬國衣冠會長安」的妄想;國力衰退時,會遭受屈辱,導致清王朝和北洋大臣在與外國談判時的萎靡狀態。一百年前,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的失敗,引發了五四運動。看一看中國在談判時的外交姿態,就可以看到在中國處理國際關系中的儒家烙印。全部人類史表明,國際關系不是人際關系,國家的決策中心並不是固定一個人的大腦,而是由統治者或首腦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驅動的。今日中國,還陶醉在「天朝大國」、「萬國朝聖」的夢幻中。

"五四"一百年來,經歷了兩次工業革命的中國,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現在的中國社會,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是一黨專政下的兩極分化的「老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在事實上被中國人民所拋棄,中國社會思想形成了一個大空隙,傳統儒家思潮趁機在中國復興。今天中國儒家復興中最大危機是,儒家糟粕,沈渣泛起,又使中國社會中彌漫在皇權崇拜中,這是儒家糟粕對普世價值的最後一次抵抗。

正義的陽光必將照耀中國大地

在"六四"屠殺三十周年後的今天,在中國大地上調查"六四"大屠殺真相刻不容緩。在中國大地上調查"六四"屠殺真相,就是讓正義的陽光照耀中國大地。"八九"民主運動不是暴亂,不是動亂,"六四"的鎮壓是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一個國家,只有在正義的陽光照耀下,才能有法治、才能有全社會良好的道德風尚。在"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之際,中國第二次新文化運動正在興起。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後,由於西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傳入中國,新文化運動實際上被打斷。在一百年後的今天,當習近平學習袁世凱時,一場大規模的新文化運動,從北京向全中國和全世界華人區域蔓延。

第二次新文化運動與第一次一樣,是為了探討探討幾十年前的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怎麽擔任了國家首腦,就想終身在位,是為了探討帝制復辟現象在中國文化中的根源。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知道,儒家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基礎,孔家店不能打倒,但儒家文明中還是有糟粕,只有剔除糟粕,發揚儒家文明的精華,中華文明才能真正復興。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雖然共產黨保住了政權,但共產主義被中國人民拋棄了。在共產主義被人們拋棄時,儒家復興的同時,儒家的糟粕趁機泛起。今天我們在第二次新文化運動中要做的是,堅定不移地剔除儒家糟粕,把儒家精華發揚光大。

當"六四"屠殺真相在中國大地上得到曝光、當正義的陽光照耀中國大地時,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將面臨一次二千多年來的偉大革新。從二零一八年以來的中國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將在吸收全人類普世價值的基礎上,剔除儒家維護專制政治的糟粕,使儒家文明在21世紀得到復興。在未來,當的糟粕了糟粕的儒家文明、將成為猶太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以及其他文明之間的和平友好的橋梁。

歡迎大家簽名

宣言發起人:
王丹(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
王軍濤(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李進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
嚴家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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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时间: 2019-04-17 12: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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