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极权站出来！---兼论儒家之隐和道家之隐
余东海
儒家群和自由派，立场观点有异有同，可以辩异求同，也可以存异求同。当务之急是共同追求中国的进步自由。----东海曰
一
面对极权主义，正人君子必须站起来，应该站出来。站起来是底线，意味着不跪拜，不三帮；站出来则是自我道德要求，德所当然，份所当为。
一个国家不许说真话、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有风险的时候，恰恰是真话最缺而价值最高的时候，是说真话意义和功德最大的时候。说真话就是立言，是为民立功、为己立德最好的方式之一。这也是对人的品质最好的考验。如何应对，因人而异。下焉者随波逐流说假话，这是跪着的人；中焉者保持沉默守住底线，这是站起来的人；上焉者利用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说真话，这是站出来的人。
在海洋般的谎言中真言，底线是缄口；如雷鸣般的掌声中批判，底线是垂手；在不允许说不之地说不，底线是不说；在背天逆理的路上逆行，底线是无动。而真言、批判、说不、逆行都属于站出来的范畴。
要站出来，一定的物质经济准备不无必要，却很次要。过了反而不利，外则容易被挑毛病、抓把柄被挟持；内则容易丧失斗志，产生苟且偷安之念。所以，不少有志之士，准着备着就溺于商贾并毁于商贾了。
要站出来，更重要的是思想准备和法律准备。有了思想准备，才能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具备正确的思想观念，言之有理，批之有据，居高临下。
有了法律准备，就可以以马帮之法作为斗争武器。马帮本质是人治，无天无法，权大于法。但后极权时期，由于维护极权的需要，不得不制订法律、实行法制或倡导法治，这就为政治迫害设置了一层障碍，为法律斗争提供了可能。
但上述准备都不如道德准备重要。道德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这个准备是无止境的。在极权主义高压之下，没有一定的道德内力，根本站不起来；站出来之后更需要道德的充实，否则难免站而不坚，坚而不久。
道德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有文章题为《弱者必须反抗，这个世界施加在你身上的恶才会减少》云，很不错，还不够。更正确的说法是，要让这个世界施加在你身上的恶才会减少，弱者必须在道德上强大起来。
也只有道德强大者，才能进行更有力而有效的反抗，让作恶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自助者人助之，自助者天助之，自立自达自强不息就是最好的自助。
二
君子面对极权站出来，与“无道则隐”的圣训不矛盾，隐无碍于站。儒家的隐与道家的隐有所不同。
隐与仕相对。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隐与显相对。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显意味着富且贵，隐就意味着贫且贱。
所以，儒家的隐包括隐居但不限于隐居，不仕不贵不显达就是隐，孔子离开鲁国朝廷之后都处于隐的状态。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可以说，显则兼善天下，隐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指侧重于格致诚正的内圣功夫。说道德正理，走人生正道，是内圣题中应有之义。
而道家的隐是一种不负人道责任、有失人伦要求的隐。《论语微子篇》第六章记载了长沮、桀溺两位在泥水中从事劳动的隐者的言论和孔子对他们的评价。
长沮、桀溺劝子路说，天下滔滔到处都这样，谁能用什么改变这种现状呢？你与其跟随孔丘那样的避人之士，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之士呢。子路回来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说，人终究不能和鸟兽共同生活，我不与天下人相处，又与什么人相处呢？假若天下有道，我也不会追求改变了。
正因为天下无道，孔子才周游列国，寻求有变革、改良社会的机会。仁者之心，既不忍忘天下，也不会断定天下终于无道。这里的“鸟兽不可与同群”是事实陈述，意谓人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并非骂长沮和桀溺禽兽。
洞察人性本真和生命奥秘者知道，荒凉与阴冷不是人类社会之常，是可以改变也必须改变的。良知和真理的潜在力量不可小觑。蝴蝶微不足道，稻草轻如鸿毛，但是，一只蝴蝶有可能造成一场飓风，一根稻草有可能压垮一匹骆驼。
一时改变不了不要紧，儒者进退自如，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即使独善其身，也可立德立言，传道授业，为荒凉与阴冷的世界，坚持仁爱的火热，保守理想的美好。这就是儒家的文化责任和历史生命。
《论语微子篇》第七章记载记载了荷蓧丈人和孔子师徒对他的评价。
子路追随孔子而落后了，遇见一位老人，用木杖挑着竹器。子路问：“您看见我老师了吗？”老人说：“四肢不勤劳，五谷不分辨，谁是老师？”把木杖插在地上去除草。子路拱手站在一旁。老人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黍米饭给子路吃，让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告诉了这件事。孔子说：“是位隐士。”让子路返回去看老人。到那里，老人已经走了。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意思是说，一味隐居没了道义。长幼礼节不可废弃，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弃呢？只想洁身自好却乱了大的伦常。君子之所以要出仕，是要尽他的义务。道之不能行，已知道了。”
“子路曰”这段话估计是孔子所授，欲以告丈人者，丈人已经离开，子路遂对丈人二子言，或者是《论语》编者记录在这里，以明理而飨读者。儒家强调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荷莜丈人有二子让他们出来相见，可见仍讲究父子亲情和长幼礼节。孔子认为仅此还不够，所以想通过子路一步提醒诲喻之。
君臣以义合。君子出不出仕，可以因人而异，因时代环境和个人情况不同而异，但不能一概反对出仕，一概以不仕为高。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可以不仕无义之君，不可废弃君臣之伦，这是儒家的态度，无可无不可。不论有道无道，一味避世隐居，则不合乎道义，虽然洁身自好，废了君臣之伦。儒道两家区别在此。
《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这段话，可以代表儒家对道家式隐士的批评。世易时移，君臣一伦随着君主制的结束早已不存在，但道理是一样的。在任何时代，人类除了家庭生活，还应该有政治社会生活并承担相应责任。
儒家欣赏隐士和道家清高自由的精神及不合作态度，但不认同其某些观点。庄子说“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与其是尧而非桀，不如相忘于江湖”，而儒家致力于教化世俗引导社会及政治改良，严辨华夷、王霸、义利、善恶、正邪之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寸土不让。“是尧而非桀”正是儒者本分。
三
综上所述可知，儒家的隐不限于站起来，无碍于是站出来；道家的隐意味着守住了底线，虽不站出来，但站起来了，守住了不助恶的底线，也值得赞肯和敬重。儒家对于道家隐士无论怎样道不同，都会给予基本尊重。
孔孟时代礼崩乐坏，但礼乐制度仍然残留，社会道德没有崩溃，儒家仍有言行自由。马家社会大不一样，学彻底绝，道彻底丧，道德彻底崩溃，民德民智甚至比暴秦时代都不如。
陈胜、吴广起义前相为谋，说了一句历史名言：“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现在逃跑被抓回来是死，发动起义也是死，同样是死，为复国而死如何？可见，暴秦时间短暂，秦学洗脑和奴化功能低下，奴隶们的血性、斗志和反抗精神尚存。
而在马邦，大多数人久已习惯于跪着，成了深度奴化的现代贱奴。即使垂死，未必还有挣扎的勇气。它们会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反正都是死，不如一死了之，何必多此一举。它们中一些人还可能还没有见到屠刀就先自我了断了。如果有人反抗，很可能受到它们的围攻。
极权暴政之下，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民众，都有可能怯懦万分，奴性十足。浏览过一个不知哪个国家的短视频：几大排站立着的民众，一个个非常顺从地、乖巧地躺下，让一个军人模样的人用手枪陆续屠杀。军人慢腾腾地换子弹的时候，他们就麻木地等着，也有人抬起头来呆呆地看着，等军人慢慢走过来对自己开枪。没有人反抗，甚至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来。杀人者固然畜生不如，这些被杀的黑压压的跪族，同样畜生不如。猪狗牛马被屠杀，至少还能鸣叫。
故置身极权社会，站出来特不容易，只能是自我要求，不可苛责于他人他家。对于那些当仁而让、见义不为者，都应该予以包容和理解。无论什么原因，无论是力所不能、智所不及还是意所不愿、胆所不敢，都可以理解，只要守住不信邪、不助恶、不反正义的三不底线就好，就值得肯定。
但那些积极主动地站出来的人，才是最值得敬重和赞美的，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雄。我深深知道，他们所面对是常人不敢面对的恐怖，所承受的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沉重，包括威逼利诱、美丽陷阱和各种形式的迫害，还有政治氛围、社会气候造成的孤立和压力，甚至还有他们试图拯救的跪族们的敌视围剿！
值得一再重申的一个东海律：无论弱势群体怎样怯懦奴性，无论特权阶级怎样阴险诈力猖獗一时，两极主义都是没有未来的。要因有四：一、正义力量不能容；二、同道势力不相容；三、恶性内斗不能止；四内忧外患不能防，防不胜防。
同道势力不相容，包括极权主义与极端主义不相容，不同的极权主义之间、不同的极端主义之间不相容。归根结底，两极主义背天逆理，极端反常，极端违反常理常情常道，既反天道又反人道，必被天道、人道和人类反掉。
马国川先生在《我的元旦献词：世界史只能沿着人性的方向前进》引用了美国学者傅佛果《中江丑吉在中国》一书中的一段话，深得我心，录此共赏：
“世界史只能沿着人性的方向前进。换句话说，唯有肩负人性者才能作为世界史的真正推动力量。这是世界史发展的规律。没有把握使人性持续发展方向者，不管其如何强大，结局只有崩溃。”
这里的人性一词，人性的核心是良知。反人性、反人权、反人道就是反良知，一切反良知的东西，无论怎样强盛猖獗一时，都将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抛弃。
四
启蒙教化和追求王道，是所有时代儒家共同的责任。但不同时代的儒家，文化、社会责任同中有异。文化责任包括弘扬中道、宣传王道和批判异端邪说。
春秋时期道家影响有限，孔子略批而已；战国时代杨墨泛滥成灾，孟子大声疾辟；宋朝佛道狂澜滔天，程朱奋起力挽。现中国马家当道，制造了无数人道灾难，批判马列就成了这个时代儒家的当务之急和最大的责任。借用孟子的话说，不能言距马列者，非圣人之徒也。
圣学王道与极权暴政互为天敌，儒马互为天敌。反儒必秦，政治性反儒是愚昧化、邪恶化和通往极权的捷径；秦必反儒，极权必然反儒；儒必反秦，儒家必然反对极权。
遗憾地是这个时代的儒生，对政治问题和民生疾苦缺乏应有的关怀，对于涉政问题和话题普遍恐惧或反感。这与儒家精神不符。
却也可以理解。经过空前残酷持久的焚坑，儒家刚刚一阳来复，还不成气候。儒家的思想、道德成长和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假以时日，儒家终将为反对极权主义、重建中华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面对极权主义，勇于站出来者以自由派为多。他们中不少人为了反抗暴政、追求自由付出了种种代价，包括生命代价。故东海虽然文化立场与自由派不同，但对他们始终保持相当的尊重，并多次强调，儒家群和自由派，立场观点有异有同，可以辩异求同，也可以存异求同，共同追求中国的进步自由。
未来中国走自由主义道路，离不开儒家的配合，因为儒家最为擅长道德建设，可以为自由之路提供必要的和更好的道德基础；走仁本主义道路，也要吸收美西的精华，因为王道要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就需要借鉴美西的丰富经验和成果。
有必要提醒一点，某些自由派反孔反儒，大错特错。反儒社会远远坏于无儒社会。无儒社会最坏也有限，反儒社会坏起来无底线无止境。反掉儒家之后，必然邪说泛滥，人伦败坏，社会生态迅速恶化，无法无天，不仅无礼而已。
民国时期，内忧频繁，外患不断，正人君子迅速边缘化，正义力量迅速衰弱化，根本原因就在于反儒。反儒不仅反掉王道，也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点。随着五四运动和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的深入，逆淘汰的反常，天翻地覆的颠倒，史无前例的浩劫，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
我相信，经此一劫，中国将对反儒反常的思想产生历史性的群体免疫力，再也不会发生类似劫难了。随着儒家的复兴，中国将获得新生。在新的历史平台上，王道政治和中华文明将抵达全新的境界，直到实现大同理想。2021-2-5
首发于议报https://yibaochina.com/?p=240686
余东海
儒家群和自由派，立场观点有异有同，可以辩异求同，也可以存异求同。当务之急是共同追求中国的进步自由。----东海曰
一
面对极权主义，正人君子必须站起来，应该站出来。站起来是底线，意味着不跪拜，不三帮；站出来则是自我道德要求，德所当然，份所当为。
一个国家不许说真话、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有风险的时候，恰恰是真话最缺而价值最高的时候，是说真话意义和功德最大的时候。说真话就是立言，是为民立功、为己立德最好的方式之一。这也是对人的品质最好的考验。如何应对，因人而异。下焉者随波逐流说假话，这是跪着的人；中焉者保持沉默守住底线，这是站起来的人；上焉者利用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说真话，这是站出来的人。
在海洋般的谎言中真言，底线是缄口；如雷鸣般的掌声中批判，底线是垂手；在不允许说不之地说不，底线是不说；在背天逆理的路上逆行，底线是无动。而真言、批判、说不、逆行都属于站出来的范畴。
要站出来，一定的物质经济准备不无必要，却很次要。过了反而不利，外则容易被挑毛病、抓把柄被挟持；内则容易丧失斗志，产生苟且偷安之念。所以，不少有志之士，准着备着就溺于商贾并毁于商贾了。
要站出来，更重要的是思想准备和法律准备。有了思想准备，才能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具备正确的思想观念，言之有理，批之有据，居高临下。
有了法律准备，就可以以马帮之法作为斗争武器。马帮本质是人治，无天无法，权大于法。但后极权时期，由于维护极权的需要，不得不制订法律、实行法制或倡导法治，这就为政治迫害设置了一层障碍，为法律斗争提供了可能。
但上述准备都不如道德准备重要。道德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这个准备是无止境的。在极权主义高压之下，没有一定的道德内力，根本站不起来；站出来之后更需要道德的充实，否则难免站而不坚，坚而不久。
道德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有文章题为《弱者必须反抗，这个世界施加在你身上的恶才会减少》云，很不错，还不够。更正确的说法是，要让这个世界施加在你身上的恶才会减少，弱者必须在道德上强大起来。
也只有道德强大者，才能进行更有力而有效的反抗，让作恶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自助者人助之，自助者天助之，自立自达自强不息就是最好的自助。
二
君子面对极权站出来，与“无道则隐”的圣训不矛盾，隐无碍于站。儒家的隐与道家的隐有所不同。
隐与仕相对。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隐与显相对。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显意味着富且贵，隐就意味着贫且贱。
所以，儒家的隐包括隐居但不限于隐居，不仕不贵不显达就是隐，孔子离开鲁国朝廷之后都处于隐的状态。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可以说，显则兼善天下，隐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指侧重于格致诚正的内圣功夫。说道德正理，走人生正道，是内圣题中应有之义。
而道家的隐是一种不负人道责任、有失人伦要求的隐。《论语微子篇》第六章记载了长沮、桀溺两位在泥水中从事劳动的隐者的言论和孔子对他们的评价。
长沮、桀溺劝子路说，天下滔滔到处都这样，谁能用什么改变这种现状呢？你与其跟随孔丘那样的避人之士，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之士呢。子路回来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说，人终究不能和鸟兽共同生活，我不与天下人相处，又与什么人相处呢？假若天下有道，我也不会追求改变了。
正因为天下无道，孔子才周游列国，寻求有变革、改良社会的机会。仁者之心，既不忍忘天下，也不会断定天下终于无道。这里的“鸟兽不可与同群”是事实陈述，意谓人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并非骂长沮和桀溺禽兽。
洞察人性本真和生命奥秘者知道，荒凉与阴冷不是人类社会之常，是可以改变也必须改变的。良知和真理的潜在力量不可小觑。蝴蝶微不足道，稻草轻如鸿毛，但是，一只蝴蝶有可能造成一场飓风，一根稻草有可能压垮一匹骆驼。
一时改变不了不要紧，儒者进退自如，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即使独善其身，也可立德立言，传道授业，为荒凉与阴冷的世界，坚持仁爱的火热，保守理想的美好。这就是儒家的文化责任和历史生命。
《论语微子篇》第七章记载记载了荷蓧丈人和孔子师徒对他的评价。
子路追随孔子而落后了，遇见一位老人，用木杖挑着竹器。子路问：“您看见我老师了吗？”老人说：“四肢不勤劳，五谷不分辨，谁是老师？”把木杖插在地上去除草。子路拱手站在一旁。老人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黍米饭给子路吃，让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告诉了这件事。孔子说：“是位隐士。”让子路返回去看老人。到那里，老人已经走了。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意思是说，一味隐居没了道义。长幼礼节不可废弃，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弃呢？只想洁身自好却乱了大的伦常。君子之所以要出仕，是要尽他的义务。道之不能行，已知道了。”
“子路曰”这段话估计是孔子所授，欲以告丈人者，丈人已经离开，子路遂对丈人二子言，或者是《论语》编者记录在这里，以明理而飨读者。儒家强调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荷莜丈人有二子让他们出来相见，可见仍讲究父子亲情和长幼礼节。孔子认为仅此还不够，所以想通过子路一步提醒诲喻之。
君臣以义合。君子出不出仕，可以因人而异，因时代环境和个人情况不同而异，但不能一概反对出仕，一概以不仕为高。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可以不仕无义之君，不可废弃君臣之伦，这是儒家的态度，无可无不可。不论有道无道，一味避世隐居，则不合乎道义，虽然洁身自好，废了君臣之伦。儒道两家区别在此。
《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这段话，可以代表儒家对道家式隐士的批评。世易时移，君臣一伦随着君主制的结束早已不存在，但道理是一样的。在任何时代，人类除了家庭生活，还应该有政治社会生活并承担相应责任。
儒家欣赏隐士和道家清高自由的精神及不合作态度，但不认同其某些观点。庄子说“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与其是尧而非桀，不如相忘于江湖”，而儒家致力于教化世俗引导社会及政治改良，严辨华夷、王霸、义利、善恶、正邪之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寸土不让。“是尧而非桀”正是儒者本分。
三
综上所述可知，儒家的隐不限于站起来，无碍于是站出来；道家的隐意味着守住了底线，虽不站出来，但站起来了，守住了不助恶的底线，也值得赞肯和敬重。儒家对于道家隐士无论怎样道不同，都会给予基本尊重。
孔孟时代礼崩乐坏，但礼乐制度仍然残留，社会道德没有崩溃，儒家仍有言行自由。马家社会大不一样，学彻底绝，道彻底丧，道德彻底崩溃，民德民智甚至比暴秦时代都不如。
陈胜、吴广起义前相为谋，说了一句历史名言：“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现在逃跑被抓回来是死，发动起义也是死，同样是死，为复国而死如何？可见，暴秦时间短暂，秦学洗脑和奴化功能低下，奴隶们的血性、斗志和反抗精神尚存。
而在马邦，大多数人久已习惯于跪着，成了深度奴化的现代贱奴。即使垂死，未必还有挣扎的勇气。它们会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反正都是死，不如一死了之，何必多此一举。它们中一些人还可能还没有见到屠刀就先自我了断了。如果有人反抗，很可能受到它们的围攻。
极权暴政之下，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民众，都有可能怯懦万分，奴性十足。浏览过一个不知哪个国家的短视频：几大排站立着的民众，一个个非常顺从地、乖巧地躺下，让一个军人模样的人用手枪陆续屠杀。军人慢腾腾地换子弹的时候，他们就麻木地等着，也有人抬起头来呆呆地看着，等军人慢慢走过来对自己开枪。没有人反抗，甚至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来。杀人者固然畜生不如，这些被杀的黑压压的跪族，同样畜生不如。猪狗牛马被屠杀，至少还能鸣叫。
故置身极权社会，站出来特不容易，只能是自我要求，不可苛责于他人他家。对于那些当仁而让、见义不为者，都应该予以包容和理解。无论什么原因，无论是力所不能、智所不及还是意所不愿、胆所不敢，都可以理解，只要守住不信邪、不助恶、不反正义的三不底线就好，就值得肯定。
但那些积极主动地站出来的人，才是最值得敬重和赞美的，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雄。我深深知道，他们所面对是常人不敢面对的恐怖，所承受的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沉重，包括威逼利诱、美丽陷阱和各种形式的迫害，还有政治氛围、社会气候造成的孤立和压力，甚至还有他们试图拯救的跪族们的敌视围剿！
值得一再重申的一个东海律：无论弱势群体怎样怯懦奴性，无论特权阶级怎样阴险诈力猖獗一时，两极主义都是没有未来的。要因有四：一、正义力量不能容；二、同道势力不相容；三、恶性内斗不能止；四内忧外患不能防，防不胜防。
同道势力不相容，包括极权主义与极端主义不相容，不同的极权主义之间、不同的极端主义之间不相容。归根结底，两极主义背天逆理，极端反常，极端违反常理常情常道，既反天道又反人道，必被天道、人道和人类反掉。
马国川先生在《我的元旦献词：世界史只能沿着人性的方向前进》引用了美国学者傅佛果《中江丑吉在中国》一书中的一段话，深得我心，录此共赏：
“世界史只能沿着人性的方向前进。换句话说，唯有肩负人性者才能作为世界史的真正推动力量。这是世界史发展的规律。没有把握使人性持续发展方向者，不管其如何强大，结局只有崩溃。”
这里的人性一词，人性的核心是良知。反人性、反人权、反人道就是反良知，一切反良知的东西，无论怎样强盛猖獗一时，都将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抛弃。
四
启蒙教化和追求王道，是所有时代儒家共同的责任。但不同时代的儒家，文化、社会责任同中有异。文化责任包括弘扬中道、宣传王道和批判异端邪说。
春秋时期道家影响有限，孔子略批而已；战国时代杨墨泛滥成灾，孟子大声疾辟；宋朝佛道狂澜滔天，程朱奋起力挽。现中国马家当道，制造了无数人道灾难，批判马列就成了这个时代儒家的当务之急和最大的责任。借用孟子的话说，不能言距马列者，非圣人之徒也。
圣学王道与极权暴政互为天敌，儒马互为天敌。反儒必秦，政治性反儒是愚昧化、邪恶化和通往极权的捷径；秦必反儒，极权必然反儒；儒必反秦，儒家必然反对极权。
遗憾地是这个时代的儒生，对政治问题和民生疾苦缺乏应有的关怀，对于涉政问题和话题普遍恐惧或反感。这与儒家精神不符。
却也可以理解。经过空前残酷持久的焚坑，儒家刚刚一阳来复，还不成气候。儒家的思想、道德成长和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假以时日，儒家终将为反对极权主义、重建中华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面对极权主义，勇于站出来者以自由派为多。他们中不少人为了反抗暴政、追求自由付出了种种代价，包括生命代价。故东海虽然文化立场与自由派不同，但对他们始终保持相当的尊重，并多次强调，儒家群和自由派，立场观点有异有同，可以辩异求同，也可以存异求同，共同追求中国的进步自由。
未来中国走自由主义道路，离不开儒家的配合，因为儒家最为擅长道德建设，可以为自由之路提供必要的和更好的道德基础；走仁本主义道路，也要吸收美西的精华，因为王道要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就需要借鉴美西的丰富经验和成果。
有必要提醒一点，某些自由派反孔反儒，大错特错。反儒社会远远坏于无儒社会。无儒社会最坏也有限，反儒社会坏起来无底线无止境。反掉儒家之后，必然邪说泛滥，人伦败坏，社会生态迅速恶化，无法无天，不仅无礼而已。
民国时期，内忧频繁，外患不断，正人君子迅速边缘化，正义力量迅速衰弱化，根本原因就在于反儒。反儒不仅反掉王道，也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点。随着五四运动和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的深入，逆淘汰的反常，天翻地覆的颠倒，史无前例的浩劫，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
我相信，经此一劫，中国将对反儒反常的思想产生历史性的群体免疫力，再也不会发生类似劫难了。随着儒家的复兴，中国将获得新生。在新的历史平台上，王道政治和中华文明将抵达全新的境界，直到实现大同理想。2021-2-5
首发于议报https://yibaochina.com/?p=240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