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民主之聲》和一個異議者的冤魂
厚德路，是虹口區一條僻靜的小街。七九年元旦的清晨，在這條街上，有六個年輕人在一個十平方的亭子間橫七竪八地睡著了，他們太累了。這間房的主人是二十歲文質彬彬的陳軍，其餘的五個人是他幾天前在人民廣場上認識的。他們是傅申奇、張汝雋、趙振華、劉邵夫和李建明，清一色的青年工人。他們會聚在這裡，是為了創辦一份名為《民主之聲》的刊物。
因為怕深夜驚動隔壁鄰居，他們關著窗戶，悶熱的空氣中充滿了香煙的味道。張汝雋慷慨激昂地說，「為了這個刊物，就是坐幾年牢也值得」，其他人都為之動容。雖然大家都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國政治局勢抱樂觀的態度，但辦這樣一份政論性刊物畢竟有或多或少的風險，於是他們心中都有一種偷吃禁果的激動和興奮。劉劭夫引用了胡風 的話，「還是魯迅時代，還要魯迅精神」，又引了美國開國元勳傑弗遜的名言──「民主之樹是民主志士和暴君的鮮血共同澆灌的。」在當時的中國能引經據典，尤其是引用西方偉人的言論是博學多才的表現。 中國長期封閉的結果，使中國人只能從西方人的片言只語中汲取思想的營養。
最早不約而同提議辦刊物的是何永全、傅申奇、還有秦林山和溫定凱。他們都有過廣場演講的經驗，但覺得演講再怎麼好，都不如文章寫得清楚，而廣場上的大字報又太容易被撕掉和覆蓋。於是，這些青年人在陳軍和何永全家多次商議策劃創辦刊物，後來參與討論的還有王建偉、練增明等人。溫定凱因為不喜歡陳軍的縁故，不久退出討論和籌備工作，不喜歡的原因是比他小好幾歲的陳軍對他不夠尊敬，沒有把他當成權威。
「民主之聲」四個字由秦林山提名，陳軍書寫 ，臘紙鋼版也是陳軍刻寫的，雜誌的裝訂則在何永全家搞。這是一本十六開大小，大約二十多頁的印制粗劣的東西，以當時的條件和他們的水平來說卻是最好的成果了。第一期主要刊登了那篇曾經貼在廣場上的《人權與民主》長文，另外傅申奇以金驥為筆名發表了《略論社會主義》一文。傅在文章中引摘德國羅莎盧森堡 的話──「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種集團的統治，這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客的專政，就是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
這些年輕的反叛者慣用的方法就是借用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話來表達他們對文革，甚至對中共政權的批判，這是當時中國異議運動的一個理論特色。這個現象產生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個社會僅僅通用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的語匯和理論；另一方面，多數異議人士的頭腦中，都有著濃厚的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色彩。來自上海市建四公司的中共黨支部書記練增明自稱是「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鼓勵中國青年學習馬克思本人的著作是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提倡的，希望能平息人們對這一意外事件的疑惑。殊不料，最聰明最勇敢的中國青年因此看出了中共宣傳、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間的根本不同，從此中國當代異議運動的思想萌芽就在這兩者之間的縫隙中勃勃蓬蓬地鑽出來。
他們，以及其他人民廣場上的異議人士都稱這些手工印刷品為「民刊」。這裡有二重意義，一是民間刊物，以別於官方刊物；二是民主運動刊物，他們認為他們反抗專制的活動與民主有關。這種看法又可以說是中共長期宣傳的產物，中共一直宣稱他們的起源於反抗國民黨專制的革命正是民主革命，其目的是為了在中國實現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但是中共所謂的「人民當家作主」事實上更接近於窮苦人當家作主，顯然這是不同於西方民主的另一種民主。把共產黨所謂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相混淆，是許多歷史性錯誤的根源之一，中國的異議人士也很少能避免這個語義陷阱。
創辦《民主之聲》第一期的核心人物是這群人中最年輕的陳軍。
平時喜歡沉思默想，具有憂鬱氣質的陳軍出生於五八年二月，一個不幸的知識分子家庭。陳母是個中學教師，有過兩次婚姻。她的第一個丈夫是個報社的編輯，因為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的抗日宣傳隊，五六年被捕判刑。她的第二個丈夫就是陳的生父，也是一個教師。在陳的童年父母就分居了，以後父親又因為他的家庭與國民黨的某種關繫坐了牢，陳二十歲時文革結束後才再次見到父親。陳長年和一個遠房的叔叔生活在一起。叔叔是個右派分子，文革中又受到批鬥，處境十分悲慘。他先把自己的財物分寄給親友，陳軍也得到一份，然後有一天他便失蹤，留下一封信，說自己得了不治之癥，要到深山老林中去。後來有人說他在上海郊區的海邊自殺了。
從小在苦難中煎熬的陳軍是個神童式人物。他小學二年級就看小說，上了中學，開始博覧當時可以找得到的所有書。他的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六、七歲，他們都喜歡看書，千方百計借來各種各樣的書。據說，陳軍十七歲看完了魯迅主要的雜文集，十八到二十歲看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宁選集》。中國在八十年代初，開始出版西方哲學著作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著作，陳軍都曾經認真閱讀。
一九七六年陳軍中學畢業後進入上海冶金修建安裝公司當電焊工人。根據毛澤東的號召，公司組織了工人哲學學習小組，陳擔任組長，主要是宣講馬克思主義哲學。七七年恢復高考制度，陳軍先後參加了二次高考，但都名落孫山。一個原因是陳軍的家庭不是中共的紅色家庭，他又不是團員，而他所報考的復旦大學是全國重點，在七九年之前的兩次高考中還是看重這些條件。陳軍并不氣餒，繼續努力準備七九年夏天的第三次高考。對陳軍來說比較幸運的是單位領導對他的的印象很好，所以寫的政治評語很好，大多數情況下，領導的評語往往比團員身份更重要。
農歷年節之前，散發著油墨味的《民主之聲》第一期在廣場銷售，受到廣場群眾熱烈的歡迎，幾百份刊物一搶而空。《民主之聲》上的公開聯絡人是傅申奇，從此他在廣場上有了名聲，隨著《民主之聲》在全國異議運動圈子傳開，知道傅的人越來越多。北京有幾十種民刊，有幾十個民刊聯繫人，但上海只有兩份主要的民刊──《民主之聲》和《海燕》，由於《海燕》沒有積極主動與其它城市的異議運動廣泛交流，像個躲在家裡害羞的少女，在全國的知名度並不高。
七九年二月，可能忙於準備高考，陳軍主動退出《民主之聲》活動。第二期《民主之聲》是許多人合辦的。從四月份的第三期開始，傅申奇成為《民主之聲》的主辦者，開始挑起了這個重擔。隨著知青回城問題的解決，隨著當局的態度由熱轉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發生了一個重大轉折，開始了一個新時期，以傅申奇為旗手的民刊活動逐漸成為上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的主要聲音。
頎長，大約身高一米七七，嘴唇薄削，臉色不好看，又灰又黃，好像有病或者營養不良的樣子，戴一副金屬架子的近視眼鏡，那就是傅申奇。他時常皱眉，眉宇間透著堅毅的神情；他的眼神時常閃爍，尤其在和別人談話的時候。冬天的時候，他時常披一條灰色的羊毛長圍巾，像一個五四時代的大學生。他不像有些人整天泡在廣場上，更多的時間，他用於聯絡同志，出版刊物。他能說會道，但更注重實幹。
傅申奇最早在廣場上的活動是在七八年十一月的下旬，那時他和王建偉、何永全等人在廣場上貼了兩張署名「振興社」的大字報。「振興社」看似好像一個團體的名稱，其實是他們這些人的共同筆名。 據參與者之一的何永全回憶，當時他們寫完大字報，傅申奇隨手就寫上了這個筆名。這樣使用筆名的做法來源文革，文革初期，寫大字報的人們總喜歡署一個團體或組織的名稱，最好是帶有軍事意義的大名稱，如某某兵團，某某司令部。這樣做顯然是希望別人把作者當成背後有一幫人或很有勢力，從而引起大家的注意。毛澤東是這種虛張聲勢作風的榜樣，他在文革初期，把他的敵人，以前的同事劉少奇稱為「資產階級司令部」。
傅申奇，五四年七月生於上海，祖籍江西。傅的祖父死於中日戰爭，留下三十畝地，祖父一家人口很多，所以家境并不富裕。傅的父親年輕時在南昌讀書，後來到上海，在上海他考取了國民政府的交通警。共產黨當政後，他和大多數警察被允留任。五零年土改，江西老家被評為地主，祖母被積極土改的農民活活打死。傅的父對老家被劃為地主成份不服，一直申訴。這是政治不好的表現，為此他不能再在公安局工作了。六三年，他轉業到了上海消防器材廠。在接踵而來的四清運動中，他自己也被定為地主分子。地主，這是中共規定的眾多階級敵人中的第一號，一直受到中共最深重的歧視和迫害。傅的母親以前是里委會主任，現在由於丈夫的成份改變，她再不能當這主任了。
文革中，傅的父親被上門抄家的紅衛兵批鬥和毆打，但是，這一家人并沒有記恨這個政府。因為，和其他許多受迫害的家庭一樣，傅的父母一貫教育子女：毛澤東是神聖的，共產黨的政策也是正确的，做壞事的僅是一些不好的基層幹部，他們違背和歪曲了中央的政策。這其實是中國幾千年流傳的傳統思想，皇帝是好的，官吏是壞的。父親用這個道理解釋自己為什麼被錯劃為地主分子，因此整個家庭只有冤屈的情緒，而沒有仇恨和反叛的念頭。
七一年，懞懞懂懂的傅申奇中學畢業，分配到了南市區擁有近二千人的上海動力機廠。七二年家裡發生了一件事，使傅對這個社會有了新的認識。
傅家的住房屬於政府所有，為了拆建，房管所安排傅家搬到一個比原來住房面積小二平米的房間。這樣做不符合當時的政策，政策是住房面積不因搬遷而縮小。傅家因此表示不滿，向房管所申訴。房管所和傅父工作的單位商量後，聯合對傅父進行批鬥。傅申奇去房管所交涉，也被罵了一通。
中共一貫的宣傳是，家庭出身不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可以選擇。過去傅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的一員，和地主家庭成份並無關繫，應該受到社會的尊敬，現在才認識到地主分子的帽子不僅戴在他父親的頭上，也壓在他的身上。他是地主的兒子，就是地主階級的一份子，永遠不可改變他的階級屬性。即使他曾努力和這個家庭劃清界線，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還是不予承認，他將永遠是這個社會被侮辱受迫害的對象。傅申奇極其悲憤，但又無可奈何。
年少氣盛的傅申奇決心投身政治。政治是中國最偉大的魔術師，可以改變個人甚至一個階級的社會地位，中共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文革中造反的王洪文，四人幫中的一位，就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從一個普通工人一步登天，成為黨的領導人。
傅的第一步是閱讀他可以找到的政治書，先看毛澤東的著作，魯迅的著作，然後看斯大林和列寧的著作。他的工資很少，每月只有三十六塊錢，但他還是買下了斯大林和列寧的許多著作。在舊書店裡，這些磚頭一樣的書落滿灰塵，無人問津。他寫了一篇五萬字的長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寫完後他自己的感覺，比中共的理論家張春橋還寫得好。
七五年後，傅開始刻苦攻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五卷本的考茨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使傅如痴如醉。傅的記憶力驚人，他可以背下許多漂亮或富有哲理的句子。這時候，傅覺得自己是個民主社會主義者。
熱情洋溢的傅開始物色志同道合的朋友，這是他改變人生的第二步，這在形式上是效仿毛澤東年輕時讀書尋友的做法。
晚年的毛澤東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以為認真學習的人就會接受毛的理論，成為毛的信徒，其實結果恰恰相反，中共的宣傳說教經不起任何理性的推敲，凡是認真閱讀馬克思著作的人，都會立即成為真正的異議人士。傅要找的朋友就是這樣的異議人士。七五年底，他在虹口區圖書館結識了同樣憤世嫉俗的青年工人何永全和王建偉。
七六年五月的一天，他又來到黃浦區圖書館，打開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撤戰爭史》，同時台上再放一本凱恩斯的《利息理論與貨幣通論》。 那個年代，像他這樣年紀的人一般不對這樣的書感興趣，沒有一定理論基礎的人也根本看不懂這些學術名著。這實際上是一種尋友的廣告。於是，上海華師大前大學生王申酉好奇的目光被捕獲了。他們經過簡單的自我介紹，就彼此推心置腹，分手時他們已約定下次再見面。
不久，傅約何永全，還有另外一個朋友，在明亮寬敞的上海圖書館與王申酉會見。那天，比傅申奇還高一點，說話的聲音輕而溫柔，表情卻有一絲憂鬱的王申酉，穿一件絳紅色棉質運動服。何永全的第一個印象是，他結實得像個運動員。
王申酉坦誠地談了自己的思想，他說：「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筆下的社會主義毫無關繫。毛澤東是祸國殃民的罪魁祸首，要改變社會，首先要反對毛澤東。」傅申奇等人感到十分震驚，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全面否定毛澤東，思想上一下子無法接受。在這之前他們認為，文革的錯誤在於有林彪那樣的激進分子。
王申酉以兄長的那種語氣繼續說下去：「你們應該有一個收音機，收聽海外廣播對大家了解形勢很重要。我是學無線電專業的，制造一台短波收音機很容易。」他還說他有一批書籍，可以出借給志同道合的朋友們。關於今後的聯繫和來往，王申酉要求其他人不要過多地和他聯繫，因為他是被監視的人。王最後誠懇地說「我不想連累你們」。
像閃電劃破了夜空，王申酉為他們揭示了一個新世界。那天的談話後，傅申奇和何永全深信他們有了一個良師益友。以後，何永全和傅申奇得到王申酉給的那批書，約二十本，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中國政府自行編撰供批判用的《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看中國》，以及西方經濟學方面的書籍。
這些書是七零年王申酉和另一個「思想反動學生」，六九屆中文系的史建清一起從華師大圖書館裡偷出來的。 那時，他倆都被學校當局命令不準回家，呆在學校裡接受監督和批判，當監管人不在時，偌大的華師大校園就是他們的天下。他們是思想的饑餓者，那批被封存的圖書早就是他們垂涏已久的獵物。
一個沒有月亮和星星的晚上，王申酉手腳並用從一個小窗口爬進圖書館，然後把書分批傳給守候在外面的史建清。王喜歡的是社科類書籍，史鍾意的是外國翻譯小說。等全身灰塵，衣服也被扯破的王申酉狼狽地爬出來時，史已經帶著大部分書籍不見了。王一怒之下就到校革會告發，結果東窗事發，全校都知道了他們偷書的事。兩個朋友為了書而翻臉，由此可知書在他們心中的份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王申酉出生於一個從河南逃荒來上海的貧困家庭。六十年代，他父親是區委看門的勤雜工，他的母親是一家紡織廠的工人，因病退職。父母倆的工資加起來才七十二元，卻要養活六口之家。他曾經激動地在日記裡寫道：「我再次呼籲，我要吃飯‥‥‥」進入大學後，他曾經為得到三元助學金而欣喜若狂。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家太窮了。
在中共統治下，工人的社會地位名義上提高了，被稱為這個國家的領導階級，但是，除了極少數用作招牌的工人以外，大多數工人的地位和利益沒有得到改善。和以前的私人企業主相 比，工人的工資很少，依然陷於貧困；和當時的官吏比，他們沒有任何權力和威望，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利益，所以他們並沒有做主人翁的真實感受。
王申酉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優秀青年，很早就看到了這個社會的陰暗面和欺騙性，但另一方面，他又書生氣十足，對現實的凶險缺乏戒備之心。在這方面，他實在比同時代的優秀青年幼稚很多，可能是因為他的工人家庭成份給他太多虛幻的安全感。
六五年，王申酉和同學們一起在崇明參加四清。有一天，他的日記被人偷看，其中流露的思想不合當局思想控制的要求，因而被視為異類。幸好文革來了，政治鬥爭的目標改為走資派，像他這樣紅色家庭出身的學生則成為文革初期的動力。王一度參加紅衛兵，曾批判華師大的前黨委書記，也曾參加紅衛兵組織「新師大公社」的機關刊物的編輯工作。
六八年初，「清隊運動」 掀起，他大難臨頭。在學校物理樓的實驗室裡，他曾被一個政治輔導員領著幾個學生以審查的名義折磨、毒打，以後又被押送到拘留所關了一年多，罪名是書寫反動日記、收聽敵臺等。
六九年春天，他被定為有嚴重思想問題的學生，釋放回華師大。他的同學們已經畢業，由當局分配到全國各地。偌大的校園冷冷清清，宿舍裡空空蕩蕩，他的衣物、被褥和生活用具都不見了，他在學校裡轉了一圈，只有校園裡雪白的梔子花依然怒放。花兒又白又大，晶瑩似雪。
學校為他聯繫工作，但沒有單位敢接受他這樣一個剛從拘留所出來的反動學生。七零年一十月他被放逐到華師大江蘇省大豐縣的幹校，參加各種苦役：犁田、插秧、收割、挖河。幹校裡有一間沒人管的圖書館，裡面有許多他喜歡的書。他後來寫道：「我在一年的時間裡利用業餘時間閱讀了幾千萬字的社會科學著作，做了一百多萬字的筆記，寫鈍了幾個筆尖，吸幹了十幾瓶墨水。」
七二年六月，他又被從大豐農場調回華師大物理系做清潔工作，有時去奉賢學校所屬農場勞動。七六年二月，他又被調回學校，政治身份又一次改為「反革命分子」，然後在學校裡挖防空洞。這期間，校方每月給他十五元，作為生活費。總的來說，學校當局對他的管理不是很嚴苛，因此他有時間經常到全市的圖書館看書，學了幾種外語，看了很多社會科學和哲學方面的書。
他有過愛情，前三個女朋友都是因為他的政治問題而告吹。七六年初夏，他又愛上了一個青年女工吳順娣，她由於父母和其他人的反對尚且猶豫不決是否接受這份愛情。王申酉就想寫封信告訴女方，中國的政局多變，自己的處境有可能很快改變。毛澤東逝世的那天晚上，華師大保衛組接到市革會加強戒備的通知後，為了落實這一通知精神，決定第二天把王申酉暫時看管起來。
早上，他正在學校人防休息室裡埋頭繼續寫那封特長的信。房間沒有門鎖，改裝了插銷，留下了一個洞，外人可從那個洞觀察裡面的情況。突然，有人猛烈地敲門，王面色大變，立即撕碎信件，又把碎片塞進嘴裡，來不及塞又把一部分碎片扔進水槽，想用水沖走。這個情形被外面學校保衛組的人從那個小洞裡看到，於是他們更急著要進入。終於門被猛力撞開，一部分碎片落到了保衛組的手裡。他們把撕碎的紙片拼起來，作為王申酉反對當局的證據。這事被認為是當局一直警戒的「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當天下午王申酉就被押解到區公安區關押，並於當夜審訊。
面對審訊王申酉總是據理力爭。一個多月後，審訊人員說，「你既然有這麼多的理由，那麼你把你的信再重新寫出來。」王從報紙上已看到四人幫倒台的消息，推斷中國政局必有大變，對前途滿懷信心，因此六天內寫下六萬字的長篇供詞，直白自己真實思想。內容包括：他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對蘇聯歷史和中國歷史，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等等問題的看法。他對毛澤東褒貶參半，「充分肯定定毛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的豐功偉績，對毛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造，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則認為有空想社會主義成份。」 王申酉也提及「尊重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實行對外開放等一系列改革主張」。 王申酉的這些想法是當時許多先進人士的心裡話，只是沒有人公開說，更不會傻到向當局坦白。很快，這個不幸的異議人士被轉到了第一看守所。
七七年二月，新上台的華國鋒欲殺人立威，中共發了五號和六號文件，指示全國鎮壓反革命分子。三月二十八日華又批轉國務院三十號文件，規定「對寫反革命大字報、大標語的人要堅決逮捕法辦，」「對極少數罪惡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要堅決殺掉。」為了落實中央指示，不管有沒有所謂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必須殺一些人。
王申西不幸被選中了。選中王申酉的理由很簡單，因為當時上海的看守所裡沒有第二個因政治原因被關押並且可以被殺的人。如果上海真有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那就輪不到王申酉。中共常常說的一句話是「落實中央指示」，這句話的意思不管中央指示是否正確，是否合符當地情況，下級幹部也要想方設法，包括弄虛作假的方法，完成中央指出的目標。中共建政後的歷次運動都是這樣搞起來的。
選中王申酉的人是嚴佑民。嚴是個老公安，解放初期就在東北當公安局長，文革前，是公安部的一個副部長。七五年，毛澤東下令重新啟用一些老幹部，嚴又出任公安部副部長。七七年，嚴來到上海，擔任市委書記，具體負責政法方面的工作。
在嚴佑民決定之後，還要經過三個做做樣子的程序。首先要經一些單位的群眾評議，然後交上海市革委會開會決定，最後開全市性的公判大會。當時蘇振華、倪志福和彭沖是市革會的主要領導人，他們是否開會聽取並同意了五十六個死刑判決案，我們沒有資料可以證實。 後來有人根據會議召開的時間，推斷出會上「平均每六分鐘通過一個死刑案」。 這些領導人要在六分鐘裡挨個看完一張判決書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能他們連判決書都沒有看，更不可能了解案情。實際情況是，嚴佑民宣讀一張事先準備好的文件，用幾句話介紹每一個案子當事人的姓名和主要罪行，以及法院的審理意見，市革會主要領導人不表示反對意見就算通過了。所以真正殺死王申酉的兇手是嚴佑民，而不是蘇振華，雖然蘇當時是上海市的最高領導。
王申酉等人被押上警車，去刑場執行槍決的那一天是七七年的四月二十七日。 被槍決的前一天王申酉還在監房昏暗的燈光下閱讀馬克思著作，在書的空白處寫下他的看法，字字句句都流露他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操。二十七日那天清晨，當聽到獄警的呼叫後，他抱著從家裡帶來的那條單薄的棉被走出牢房，還茫然地問獄警，「是不是換監房？」
王申酉被捕後，傅申奇一度很緊張。他們原有個約會，約在王出事的第二天，那天傅在約定地點沒有等到王，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以後，傅去王申酉家門口守候多次，希望能看到王申酉從那個門裡走出來。深夜，街上沒有人了，鄰居都已關門睡覺，他才敢上前敲門。王母簡單地說了句，「王申酉被捕了」，就再也不肯多說。
傅曾擔心地問何永全，王申酉會不會把他說出來？何毫不猶豫地說不會。
傅和王之間的交談已經多次，雙方的政治觀點和見解已經互相了解。在傅申奇的記憶中，王申酉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他所見到的最完整最系統的科學理論，整體上沒有其它理論可以超過它，他特別推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對現實生活的批判態度。王申酉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價，局限於當時中國是封閉的，沒有人可以接觸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學術思想和理論。
王申酉曾對傅申奇表示，馬克思主義被蘇聯、中國的那些所謂的繼承者庸俗化、宗教化了。中國共產黨是少數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一個農民政黨，毛澤東不過是一個帶軍帽的農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存在著封建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對立，斯大林與毛澤東都是封建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代表。蘇聯在否定斯大林之後出現的改革則是科學社會主義的表現，在中國，隨著文革派的垮台，必將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時代。
傅關心王申酉也關心他自己，因為只要王申酉鬆一鬆口，向警方交代他和傅申奇的關繫以及他們之間的談話內容，那麼傅難逃一劫。但是傅申奇一直安然無恙。王申酉要出賣的話，除了傅申奇，還可以出賣很多人，但王申酉一個也沒有出賣。只要他出賣一個人，從而被當局認為有悔改之心或有立功表現，他就不會死。
王申西是個高尚的人，他的高尚不在於他的死，他的死是別人決定的，他無法逃避；也不在於他的異議思想，那是正常思考的必然結果；他的高尚僅僅體現在：最危險的關頭，他沒有出賣朋友，他咬著牙拼死守住了做人的底線。
真實的王申酉可以在他寫給他女朋友信中的一段充滿真情的話中找到：「我在一家新華書店裡偶然發現，在櫥窗裡暗藏著不公開出賣的總理大幅遺像，我買了一張掛在寫字台前，每當有空就熱淚盈眶地凝視著。你不要以為我有什麼不切實際的幻想，我深切地知道，即使總理健在，能在黨內占統治地位，或逝世後由鄧小平執政，政府貫徹總理路線，我個人的政治生命，仍然注定早已失去，成了政治上的犧牲品，決無改善的希望，不過是想到整個國家的命運有了希望，這才是個人最大的安慰。
這些真切的話語可以說明王申酉是一個愛國者，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個期待中共開明政治的人。在文革後期，這樣的人當然很不錯，稱得上優秀。但是，如果以王申酉這樣的思想水平為中國當時的最高水平，如果把王申酉譽為中國當代思想先驅，那麼不了解情況的人會以為當時這麼大的中國，這麼多的中國人，居然不存在懷疑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和中共統治的人，而事實上，這種人確確實實地存在，而且也不是一個二個。
王申酉死之後，傅申奇結交天下英雄豪傑的活動仍在進行。七八年春，通過何永全的關繫，傅又認識了上海小南門毛巾廠工人兼共青團幹部鷗。風度翩翩的鷗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他僅比傅大一歲，卻不可思議地自學了兩種外語──俄語和英語。在鷗的帶領下，他們辦了一個同人刊物《魚園》。《魚園》刊印了三、四期，每期印三十份，內容主要是翻譯文章，詩歌和小說，只有少數幾篇和政治有點關繫。因為這一段經歷，何永全和傅申奇對辦刊物饒有興趣，並掌握了編排印刷的基本技能。
傅申奇在《魚園》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評論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學思想，另一篇是研討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原文已無從查找，給人印象深刻的是這兩篇都是大題目，評判的對象都是西方的大師巨擘。由此我們依稀窺見傅申奇性格的另一面──好高騖遠，誇誇其談。
雖然鷗的才學非凡，但他始終沒有參與廣場的異議運動，可能對鷗來說，廣場異議運動的社會層次太低。七九年，鷗和傅申奇、何永全還有來往，有時鷗會打聽一下廣場運動的大概情況，但總得來說不很關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政治見解和生活目標，八十年代末，鷗成為上海一家雜誌的總編。
傅申奇參加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因為數學太差總分不夠沒有考上，但是卻接到上海第四師範學校的錄取通知。七八年四月他帶薪上學。幾個月後聽說畢業後的分配去向是當小學教師，志向遠大的傅申奇決定退學，又回到工廠當工人。他在等待新的時機，他相信古代詩人的一句著名詩句──「天生我材必有用」。
厚德路，是虹口區一條僻靜的小街。七九年元旦的清晨，在這條街上，有六個年輕人在一個十平方的亭子間橫七竪八地睡著了，他們太累了。這間房的主人是二十歲文質彬彬的陳軍，其餘的五個人是他幾天前在人民廣場上認識的。他們是傅申奇、張汝雋、趙振華、劉邵夫和李建明，清一色的青年工人。他們會聚在這裡，是為了創辦一份名為《民主之聲》的刊物。
因為怕深夜驚動隔壁鄰居，他們關著窗戶，悶熱的空氣中充滿了香煙的味道。張汝雋慷慨激昂地說，「為了這個刊物，就是坐幾年牢也值得」，其他人都為之動容。雖然大家都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國政治局勢抱樂觀的態度，但辦這樣一份政論性刊物畢竟有或多或少的風險，於是他們心中都有一種偷吃禁果的激動和興奮。劉劭夫引用了胡風 的話，「還是魯迅時代，還要魯迅精神」，又引了美國開國元勳傑弗遜的名言──「民主之樹是民主志士和暴君的鮮血共同澆灌的。」在當時的中國能引經據典，尤其是引用西方偉人的言論是博學多才的表現。 中國長期封閉的結果，使中國人只能從西方人的片言只語中汲取思想的營養。
最早不約而同提議辦刊物的是何永全、傅申奇、還有秦林山和溫定凱。他們都有過廣場演講的經驗，但覺得演講再怎麼好，都不如文章寫得清楚，而廣場上的大字報又太容易被撕掉和覆蓋。於是，這些青年人在陳軍和何永全家多次商議策劃創辦刊物，後來參與討論的還有王建偉、練增明等人。溫定凱因為不喜歡陳軍的縁故，不久退出討論和籌備工作，不喜歡的原因是比他小好幾歲的陳軍對他不夠尊敬，沒有把他當成權威。
「民主之聲」四個字由秦林山提名，陳軍書寫 ，臘紙鋼版也是陳軍刻寫的，雜誌的裝訂則在何永全家搞。這是一本十六開大小，大約二十多頁的印制粗劣的東西，以當時的條件和他們的水平來說卻是最好的成果了。第一期主要刊登了那篇曾經貼在廣場上的《人權與民主》長文，另外傅申奇以金驥為筆名發表了《略論社會主義》一文。傅在文章中引摘德國羅莎盧森堡 的話──「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種集團的統治，這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客的專政，就是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
這些年輕的反叛者慣用的方法就是借用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話來表達他們對文革，甚至對中共政權的批判，這是當時中國異議運動的一個理論特色。這個現象產生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個社會僅僅通用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的語匯和理論；另一方面，多數異議人士的頭腦中，都有著濃厚的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色彩。來自上海市建四公司的中共黨支部書記練增明自稱是「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鼓勵中國青年學習馬克思本人的著作是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提倡的，希望能平息人們對這一意外事件的疑惑。殊不料，最聰明最勇敢的中國青年因此看出了中共宣傳、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間的根本不同，從此中國當代異議運動的思想萌芽就在這兩者之間的縫隙中勃勃蓬蓬地鑽出來。
他們，以及其他人民廣場上的異議人士都稱這些手工印刷品為「民刊」。這裡有二重意義，一是民間刊物，以別於官方刊物；二是民主運動刊物，他們認為他們反抗專制的活動與民主有關。這種看法又可以說是中共長期宣傳的產物，中共一直宣稱他們的起源於反抗國民黨專制的革命正是民主革命，其目的是為了在中國實現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但是中共所謂的「人民當家作主」事實上更接近於窮苦人當家作主，顯然這是不同於西方民主的另一種民主。把共產黨所謂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相混淆，是許多歷史性錯誤的根源之一，中國的異議人士也很少能避免這個語義陷阱。
創辦《民主之聲》第一期的核心人物是這群人中最年輕的陳軍。
平時喜歡沉思默想，具有憂鬱氣質的陳軍出生於五八年二月，一個不幸的知識分子家庭。陳母是個中學教師，有過兩次婚姻。她的第一個丈夫是個報社的編輯，因為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的抗日宣傳隊，五六年被捕判刑。她的第二個丈夫就是陳的生父，也是一個教師。在陳的童年父母就分居了，以後父親又因為他的家庭與國民黨的某種關繫坐了牢，陳二十歲時文革結束後才再次見到父親。陳長年和一個遠房的叔叔生活在一起。叔叔是個右派分子，文革中又受到批鬥，處境十分悲慘。他先把自己的財物分寄給親友，陳軍也得到一份，然後有一天他便失蹤，留下一封信，說自己得了不治之癥，要到深山老林中去。後來有人說他在上海郊區的海邊自殺了。
從小在苦難中煎熬的陳軍是個神童式人物。他小學二年級就看小說，上了中學，開始博覧當時可以找得到的所有書。他的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六、七歲，他們都喜歡看書，千方百計借來各種各樣的書。據說，陳軍十七歲看完了魯迅主要的雜文集，十八到二十歲看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宁選集》。中國在八十年代初，開始出版西方哲學著作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著作，陳軍都曾經認真閱讀。
一九七六年陳軍中學畢業後進入上海冶金修建安裝公司當電焊工人。根據毛澤東的號召，公司組織了工人哲學學習小組，陳擔任組長，主要是宣講馬克思主義哲學。七七年恢復高考制度，陳軍先後參加了二次高考，但都名落孫山。一個原因是陳軍的家庭不是中共的紅色家庭，他又不是團員，而他所報考的復旦大學是全國重點，在七九年之前的兩次高考中還是看重這些條件。陳軍并不氣餒，繼續努力準備七九年夏天的第三次高考。對陳軍來說比較幸運的是單位領導對他的的印象很好，所以寫的政治評語很好，大多數情況下，領導的評語往往比團員身份更重要。
農歷年節之前，散發著油墨味的《民主之聲》第一期在廣場銷售，受到廣場群眾熱烈的歡迎，幾百份刊物一搶而空。《民主之聲》上的公開聯絡人是傅申奇，從此他在廣場上有了名聲，隨著《民主之聲》在全國異議運動圈子傳開，知道傅的人越來越多。北京有幾十種民刊，有幾十個民刊聯繫人，但上海只有兩份主要的民刊──《民主之聲》和《海燕》，由於《海燕》沒有積極主動與其它城市的異議運動廣泛交流，像個躲在家裡害羞的少女，在全國的知名度並不高。
七九年二月，可能忙於準備高考，陳軍主動退出《民主之聲》活動。第二期《民主之聲》是許多人合辦的。從四月份的第三期開始，傅申奇成為《民主之聲》的主辦者，開始挑起了這個重擔。隨著知青回城問題的解決，隨著當局的態度由熱轉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發生了一個重大轉折，開始了一個新時期，以傅申奇為旗手的民刊活動逐漸成為上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的主要聲音。
頎長，大約身高一米七七，嘴唇薄削，臉色不好看，又灰又黃，好像有病或者營養不良的樣子，戴一副金屬架子的近視眼鏡，那就是傅申奇。他時常皱眉，眉宇間透著堅毅的神情；他的眼神時常閃爍，尤其在和別人談話的時候。冬天的時候，他時常披一條灰色的羊毛長圍巾，像一個五四時代的大學生。他不像有些人整天泡在廣場上，更多的時間，他用於聯絡同志，出版刊物。他能說會道，但更注重實幹。
傅申奇最早在廣場上的活動是在七八年十一月的下旬，那時他和王建偉、何永全等人在廣場上貼了兩張署名「振興社」的大字報。「振興社」看似好像一個團體的名稱，其實是他們這些人的共同筆名。 據參與者之一的何永全回憶，當時他們寫完大字報，傅申奇隨手就寫上了這個筆名。這樣使用筆名的做法來源文革，文革初期，寫大字報的人們總喜歡署一個團體或組織的名稱，最好是帶有軍事意義的大名稱，如某某兵團，某某司令部。這樣做顯然是希望別人把作者當成背後有一幫人或很有勢力，從而引起大家的注意。毛澤東是這種虛張聲勢作風的榜樣，他在文革初期，把他的敵人，以前的同事劉少奇稱為「資產階級司令部」。
傅申奇，五四年七月生於上海，祖籍江西。傅的祖父死於中日戰爭，留下三十畝地，祖父一家人口很多，所以家境并不富裕。傅的父親年輕時在南昌讀書，後來到上海，在上海他考取了國民政府的交通警。共產黨當政後，他和大多數警察被允留任。五零年土改，江西老家被評為地主，祖母被積極土改的農民活活打死。傅的父對老家被劃為地主成份不服，一直申訴。這是政治不好的表現，為此他不能再在公安局工作了。六三年，他轉業到了上海消防器材廠。在接踵而來的四清運動中，他自己也被定為地主分子。地主，這是中共規定的眾多階級敵人中的第一號，一直受到中共最深重的歧視和迫害。傅的母親以前是里委會主任，現在由於丈夫的成份改變，她再不能當這主任了。
文革中，傅的父親被上門抄家的紅衛兵批鬥和毆打，但是，這一家人并沒有記恨這個政府。因為，和其他許多受迫害的家庭一樣，傅的父母一貫教育子女：毛澤東是神聖的，共產黨的政策也是正确的，做壞事的僅是一些不好的基層幹部，他們違背和歪曲了中央的政策。這其實是中國幾千年流傳的傳統思想，皇帝是好的，官吏是壞的。父親用這個道理解釋自己為什麼被錯劃為地主分子，因此整個家庭只有冤屈的情緒，而沒有仇恨和反叛的念頭。
七一年，懞懞懂懂的傅申奇中學畢業，分配到了南市區擁有近二千人的上海動力機廠。七二年家裡發生了一件事，使傅對這個社會有了新的認識。
傅家的住房屬於政府所有，為了拆建，房管所安排傅家搬到一個比原來住房面積小二平米的房間。這樣做不符合當時的政策，政策是住房面積不因搬遷而縮小。傅家因此表示不滿，向房管所申訴。房管所和傅父工作的單位商量後，聯合對傅父進行批鬥。傅申奇去房管所交涉，也被罵了一通。
中共一貫的宣傳是，家庭出身不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可以選擇。過去傅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的一員，和地主家庭成份並無關繫，應該受到社會的尊敬，現在才認識到地主分子的帽子不僅戴在他父親的頭上，也壓在他的身上。他是地主的兒子，就是地主階級的一份子，永遠不可改變他的階級屬性。即使他曾努力和這個家庭劃清界線，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還是不予承認，他將永遠是這個社會被侮辱受迫害的對象。傅申奇極其悲憤，但又無可奈何。
年少氣盛的傅申奇決心投身政治。政治是中國最偉大的魔術師，可以改變個人甚至一個階級的社會地位，中共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文革中造反的王洪文，四人幫中的一位，就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從一個普通工人一步登天，成為黨的領導人。
傅的第一步是閱讀他可以找到的政治書，先看毛澤東的著作，魯迅的著作，然後看斯大林和列寧的著作。他的工資很少，每月只有三十六塊錢，但他還是買下了斯大林和列寧的許多著作。在舊書店裡，這些磚頭一樣的書落滿灰塵，無人問津。他寫了一篇五萬字的長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寫完後他自己的感覺，比中共的理論家張春橋還寫得好。
七五年後，傅開始刻苦攻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五卷本的考茨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使傅如痴如醉。傅的記憶力驚人，他可以背下許多漂亮或富有哲理的句子。這時候，傅覺得自己是個民主社會主義者。
熱情洋溢的傅開始物色志同道合的朋友，這是他改變人生的第二步，這在形式上是效仿毛澤東年輕時讀書尋友的做法。
晚年的毛澤東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以為認真學習的人就會接受毛的理論，成為毛的信徒，其實結果恰恰相反，中共的宣傳說教經不起任何理性的推敲，凡是認真閱讀馬克思著作的人，都會立即成為真正的異議人士。傅要找的朋友就是這樣的異議人士。七五年底，他在虹口區圖書館結識了同樣憤世嫉俗的青年工人何永全和王建偉。
七六年五月的一天，他又來到黃浦區圖書館，打開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撤戰爭史》，同時台上再放一本凱恩斯的《利息理論與貨幣通論》。 那個年代，像他這樣年紀的人一般不對這樣的書感興趣，沒有一定理論基礎的人也根本看不懂這些學術名著。這實際上是一種尋友的廣告。於是，上海華師大前大學生王申酉好奇的目光被捕獲了。他們經過簡單的自我介紹，就彼此推心置腹，分手時他們已約定下次再見面。
不久，傅約何永全，還有另外一個朋友，在明亮寬敞的上海圖書館與王申酉會見。那天，比傅申奇還高一點，說話的聲音輕而溫柔，表情卻有一絲憂鬱的王申酉，穿一件絳紅色棉質運動服。何永全的第一個印象是，他結實得像個運動員。
王申酉坦誠地談了自己的思想，他說：「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筆下的社會主義毫無關繫。毛澤東是祸國殃民的罪魁祸首，要改變社會，首先要反對毛澤東。」傅申奇等人感到十分震驚，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全面否定毛澤東，思想上一下子無法接受。在這之前他們認為，文革的錯誤在於有林彪那樣的激進分子。
王申酉以兄長的那種語氣繼續說下去：「你們應該有一個收音機，收聽海外廣播對大家了解形勢很重要。我是學無線電專業的，制造一台短波收音機很容易。」他還說他有一批書籍，可以出借給志同道合的朋友們。關於今後的聯繫和來往，王申酉要求其他人不要過多地和他聯繫，因為他是被監視的人。王最後誠懇地說「我不想連累你們」。
像閃電劃破了夜空，王申酉為他們揭示了一個新世界。那天的談話後，傅申奇和何永全深信他們有了一個良師益友。以後，何永全和傅申奇得到王申酉給的那批書，約二十本，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中國政府自行編撰供批判用的《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看中國》，以及西方經濟學方面的書籍。
這些書是七零年王申酉和另一個「思想反動學生」，六九屆中文系的史建清一起從華師大圖書館裡偷出來的。 那時，他倆都被學校當局命令不準回家，呆在學校裡接受監督和批判，當監管人不在時，偌大的華師大校園就是他們的天下。他們是思想的饑餓者，那批被封存的圖書早就是他們垂涏已久的獵物。
一個沒有月亮和星星的晚上，王申酉手腳並用從一個小窗口爬進圖書館，然後把書分批傳給守候在外面的史建清。王喜歡的是社科類書籍，史鍾意的是外國翻譯小說。等全身灰塵，衣服也被扯破的王申酉狼狽地爬出來時，史已經帶著大部分書籍不見了。王一怒之下就到校革會告發，結果東窗事發，全校都知道了他們偷書的事。兩個朋友為了書而翻臉，由此可知書在他們心中的份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王申酉出生於一個從河南逃荒來上海的貧困家庭。六十年代，他父親是區委看門的勤雜工，他的母親是一家紡織廠的工人，因病退職。父母倆的工資加起來才七十二元，卻要養活六口之家。他曾經激動地在日記裡寫道：「我再次呼籲，我要吃飯‥‥‥」進入大學後，他曾經為得到三元助學金而欣喜若狂。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家太窮了。
在中共統治下，工人的社會地位名義上提高了，被稱為這個國家的領導階級，但是，除了極少數用作招牌的工人以外，大多數工人的地位和利益沒有得到改善。和以前的私人企業主相 比，工人的工資很少，依然陷於貧困；和當時的官吏比，他們沒有任何權力和威望，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利益，所以他們並沒有做主人翁的真實感受。
王申酉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優秀青年，很早就看到了這個社會的陰暗面和欺騙性，但另一方面，他又書生氣十足，對現實的凶險缺乏戒備之心。在這方面，他實在比同時代的優秀青年幼稚很多，可能是因為他的工人家庭成份給他太多虛幻的安全感。
六五年，王申酉和同學們一起在崇明參加四清。有一天，他的日記被人偷看，其中流露的思想不合當局思想控制的要求，因而被視為異類。幸好文革來了，政治鬥爭的目標改為走資派，像他這樣紅色家庭出身的學生則成為文革初期的動力。王一度參加紅衛兵，曾批判華師大的前黨委書記，也曾參加紅衛兵組織「新師大公社」的機關刊物的編輯工作。
六八年初，「清隊運動」 掀起，他大難臨頭。在學校物理樓的實驗室裡，他曾被一個政治輔導員領著幾個學生以審查的名義折磨、毒打，以後又被押送到拘留所關了一年多，罪名是書寫反動日記、收聽敵臺等。
六九年春天，他被定為有嚴重思想問題的學生，釋放回華師大。他的同學們已經畢業，由當局分配到全國各地。偌大的校園冷冷清清，宿舍裡空空蕩蕩，他的衣物、被褥和生活用具都不見了，他在學校裡轉了一圈，只有校園裡雪白的梔子花依然怒放。花兒又白又大，晶瑩似雪。
學校為他聯繫工作，但沒有單位敢接受他這樣一個剛從拘留所出來的反動學生。七零年一十月他被放逐到華師大江蘇省大豐縣的幹校，參加各種苦役：犁田、插秧、收割、挖河。幹校裡有一間沒人管的圖書館，裡面有許多他喜歡的書。他後來寫道：「我在一年的時間裡利用業餘時間閱讀了幾千萬字的社會科學著作，做了一百多萬字的筆記，寫鈍了幾個筆尖，吸幹了十幾瓶墨水。」
七二年六月，他又被從大豐農場調回華師大物理系做清潔工作，有時去奉賢學校所屬農場勞動。七六年二月，他又被調回學校，政治身份又一次改為「反革命分子」，然後在學校裡挖防空洞。這期間，校方每月給他十五元，作為生活費。總的來說，學校當局對他的管理不是很嚴苛，因此他有時間經常到全市的圖書館看書，學了幾種外語，看了很多社會科學和哲學方面的書。
他有過愛情，前三個女朋友都是因為他的政治問題而告吹。七六年初夏，他又愛上了一個青年女工吳順娣，她由於父母和其他人的反對尚且猶豫不決是否接受這份愛情。王申酉就想寫封信告訴女方，中國的政局多變，自己的處境有可能很快改變。毛澤東逝世的那天晚上，華師大保衛組接到市革會加強戒備的通知後，為了落實這一通知精神，決定第二天把王申酉暫時看管起來。
早上，他正在學校人防休息室裡埋頭繼續寫那封特長的信。房間沒有門鎖，改裝了插銷，留下了一個洞，外人可從那個洞觀察裡面的情況。突然，有人猛烈地敲門，王面色大變，立即撕碎信件，又把碎片塞進嘴裡，來不及塞又把一部分碎片扔進水槽，想用水沖走。這個情形被外面學校保衛組的人從那個小洞裡看到，於是他們更急著要進入。終於門被猛力撞開，一部分碎片落到了保衛組的手裡。他們把撕碎的紙片拼起來，作為王申酉反對當局的證據。這事被認為是當局一直警戒的「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當天下午王申酉就被押解到區公安區關押，並於當夜審訊。
面對審訊王申酉總是據理力爭。一個多月後，審訊人員說，「你既然有這麼多的理由，那麼你把你的信再重新寫出來。」王從報紙上已看到四人幫倒台的消息，推斷中國政局必有大變，對前途滿懷信心，因此六天內寫下六萬字的長篇供詞，直白自己真實思想。內容包括：他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對蘇聯歷史和中國歷史，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等等問題的看法。他對毛澤東褒貶參半，「充分肯定定毛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的豐功偉績，對毛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造，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則認為有空想社會主義成份。」 王申酉也提及「尊重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實行對外開放等一系列改革主張」。 王申酉的這些想法是當時許多先進人士的心裡話，只是沒有人公開說，更不會傻到向當局坦白。很快，這個不幸的異議人士被轉到了第一看守所。
七七年二月，新上台的華國鋒欲殺人立威，中共發了五號和六號文件，指示全國鎮壓反革命分子。三月二十八日華又批轉國務院三十號文件，規定「對寫反革命大字報、大標語的人要堅決逮捕法辦，」「對極少數罪惡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要堅決殺掉。」為了落實中央指示，不管有沒有所謂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必須殺一些人。
王申西不幸被選中了。選中王申酉的理由很簡單，因為當時上海的看守所裡沒有第二個因政治原因被關押並且可以被殺的人。如果上海真有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那就輪不到王申酉。中共常常說的一句話是「落實中央指示」，這句話的意思不管中央指示是否正確，是否合符當地情況，下級幹部也要想方設法，包括弄虛作假的方法，完成中央指出的目標。中共建政後的歷次運動都是這樣搞起來的。
選中王申酉的人是嚴佑民。嚴是個老公安，解放初期就在東北當公安局長，文革前，是公安部的一個副部長。七五年，毛澤東下令重新啟用一些老幹部，嚴又出任公安部副部長。七七年，嚴來到上海，擔任市委書記，具體負責政法方面的工作。
在嚴佑民決定之後，還要經過三個做做樣子的程序。首先要經一些單位的群眾評議，然後交上海市革委會開會決定，最後開全市性的公判大會。當時蘇振華、倪志福和彭沖是市革會的主要領導人，他們是否開會聽取並同意了五十六個死刑判決案，我們沒有資料可以證實。 後來有人根據會議召開的時間，推斷出會上「平均每六分鐘通過一個死刑案」。 這些領導人要在六分鐘裡挨個看完一張判決書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能他們連判決書都沒有看，更不可能了解案情。實際情況是，嚴佑民宣讀一張事先準備好的文件，用幾句話介紹每一個案子當事人的姓名和主要罪行，以及法院的審理意見，市革會主要領導人不表示反對意見就算通過了。所以真正殺死王申酉的兇手是嚴佑民，而不是蘇振華，雖然蘇當時是上海市的最高領導。
王申酉等人被押上警車，去刑場執行槍決的那一天是七七年的四月二十七日。 被槍決的前一天王申酉還在監房昏暗的燈光下閱讀馬克思著作，在書的空白處寫下他的看法，字字句句都流露他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操。二十七日那天清晨，當聽到獄警的呼叫後，他抱著從家裡帶來的那條單薄的棉被走出牢房，還茫然地問獄警，「是不是換監房？」
王申酉被捕後，傅申奇一度很緊張。他們原有個約會，約在王出事的第二天，那天傅在約定地點沒有等到王，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以後，傅去王申酉家門口守候多次，希望能看到王申酉從那個門裡走出來。深夜，街上沒有人了，鄰居都已關門睡覺，他才敢上前敲門。王母簡單地說了句，「王申酉被捕了」，就再也不肯多說。
傅曾擔心地問何永全，王申酉會不會把他說出來？何毫不猶豫地說不會。
傅和王之間的交談已經多次，雙方的政治觀點和見解已經互相了解。在傅申奇的記憶中，王申酉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他所見到的最完整最系統的科學理論，整體上沒有其它理論可以超過它，他特別推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對現實生活的批判態度。王申酉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價，局限於當時中國是封閉的，沒有人可以接觸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學術思想和理論。
王申酉曾對傅申奇表示，馬克思主義被蘇聯、中國的那些所謂的繼承者庸俗化、宗教化了。中國共產黨是少數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一個農民政黨，毛澤東不過是一個帶軍帽的農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存在著封建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對立，斯大林與毛澤東都是封建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代表。蘇聯在否定斯大林之後出現的改革則是科學社會主義的表現，在中國，隨著文革派的垮台，必將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時代。
傅關心王申酉也關心他自己，因為只要王申酉鬆一鬆口，向警方交代他和傅申奇的關繫以及他們之間的談話內容，那麼傅難逃一劫。但是傅申奇一直安然無恙。王申酉要出賣的話，除了傅申奇，還可以出賣很多人，但王申酉一個也沒有出賣。只要他出賣一個人，從而被當局認為有悔改之心或有立功表現，他就不會死。
王申西是個高尚的人，他的高尚不在於他的死，他的死是別人決定的，他無法逃避；也不在於他的異議思想，那是正常思考的必然結果；他的高尚僅僅體現在：最危險的關頭，他沒有出賣朋友，他咬著牙拼死守住了做人的底線。
真實的王申酉可以在他寫給他女朋友信中的一段充滿真情的話中找到：「我在一家新華書店裡偶然發現，在櫥窗裡暗藏著不公開出賣的總理大幅遺像，我買了一張掛在寫字台前，每當有空就熱淚盈眶地凝視著。你不要以為我有什麼不切實際的幻想，我深切地知道，即使總理健在，能在黨內占統治地位，或逝世後由鄧小平執政，政府貫徹總理路線，我個人的政治生命，仍然注定早已失去，成了政治上的犧牲品，決無改善的希望，不過是想到整個國家的命運有了希望，這才是個人最大的安慰。
這些真切的話語可以說明王申酉是一個愛國者，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個期待中共開明政治的人。在文革後期，這樣的人當然很不錯，稱得上優秀。但是，如果以王申酉這樣的思想水平為中國當時的最高水平，如果把王申酉譽為中國當代思想先驅，那麼不了解情況的人會以為當時這麼大的中國，這麼多的中國人，居然不存在懷疑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和中共統治的人，而事實上，這種人確確實實地存在，而且也不是一個二個。
王申酉死之後，傅申奇結交天下英雄豪傑的活動仍在進行。七八年春，通過何永全的關繫，傅又認識了上海小南門毛巾廠工人兼共青團幹部鷗。風度翩翩的鷗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他僅比傅大一歲，卻不可思議地自學了兩種外語──俄語和英語。在鷗的帶領下，他們辦了一個同人刊物《魚園》。《魚園》刊印了三、四期，每期印三十份，內容主要是翻譯文章，詩歌和小說，只有少數幾篇和政治有點關繫。因為這一段經歷，何永全和傅申奇對辦刊物饒有興趣，並掌握了編排印刷的基本技能。
傅申奇在《魚園》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評論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學思想，另一篇是研討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原文已無從查找，給人印象深刻的是這兩篇都是大題目，評判的對象都是西方的大師巨擘。由此我們依稀窺見傅申奇性格的另一面──好高騖遠，誇誇其談。
雖然鷗的才學非凡，但他始終沒有參與廣場的異議運動，可能對鷗來說，廣場異議運動的社會層次太低。七九年，鷗和傅申奇、何永全還有來往，有時鷗會打聽一下廣場運動的大概情況，但總得來說不很關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政治見解和生活目標，八十年代末，鷗成為上海一家雜誌的總編。
傅申奇參加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因為數學太差總分不夠沒有考上，但是卻接到上海第四師範學校的錄取通知。七八年四月他帶薪上學。幾個月後聽說畢業後的分配去向是當小學教師，志向遠大的傅申奇決定退學，又回到工廠當工人。他在等待新的時機，他相信古代詩人的一句著名詩句──「天生我材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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