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正按：
經濟學界普遍認爲，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一個是較早的凱恩斯，另一個是后來的費里德曼。與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完全不同，費里德曼原則上反對政府干預，强調經濟自由化，認爲只要央行維持適當的低幅度貨幣擴張，經濟就能正常運轉。
一般情況下，經濟學者的經濟論述都是事後諸葛亮式的，但是費里德曼對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綫所表達的失業通脹關係的批判和修正被美國經濟後來的表現完全證實。直到現在他修正後的菲利普斯曲綫理論仍然被許多國家作爲政策指南。
費里德曼1980年和1988年兩次訪問中國，曾在趙紫陽下臺前大半年會見趙紫陽。費里德曼不但主張經濟自由，還主張最大限度的政治、社會制度和個人選擇自由。他的思想在美國、世界有巨大影響。直到現在，在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中仍然有市場。見下邊轉貼的文章。
趙紫陽會見費里德曼舊照片。
改革的目的就是增加公民的选择自由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读后记
陈敏昭
尽管我国三十多年的变革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面对巨大的权力惯性和根深蒂固的集权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我们仍然处在“一切依靠政府的计划和权力指令向经济人自主决策的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正处在关键时期，犹如翻越山峰的翻越山脊阶段，不能松懈，否则“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国人也越来越看到，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就是人们选择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选择了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选择了自由，改革无疑就是增加和巩固公民的选择自由。
《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张琦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08年版；商务印书馆曾经在1982年出版过由胡骑、席学媛、安强等翻译、朱泱校对的版本，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最初是为一个电视片编写的解说词，后应读者和编辑的要求扩充而成，并与妻子罗斯•弗里德曼同期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一起，作为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父子向公众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通俗读本。按作者自己的说法，《自由选择》的形成还有另外一个基础，那就是他们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那也是一部相对通俗的著作。正是这种通俗性使得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走向美国民间，得以普及，从而直接推动了自七十年代中期始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复兴。
《自由选择》共十三个部分：前言和导言；第一章市场的力量；第二章控制的专横；第三章危机的剖析；第四章从摇篮到坟墓；第五章天生平等；第六章学校的问题在哪里？第七章谁保护消费者？第八章谁保护工人？第九章通货膨胀的医治；第十章潮流在转变；最后是两个附录：1928年的社会党纲领和限制联邦开支宪法修正案草案。
我最初看到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在数年前在郑州开会时，当时只是感觉有新意，有启发，随手买了一本，并没有认真阅读。今年年初，当新一届中央政府再提大部制改革的时候，我想起了这本书，于是静下心来认真阅读。虽然距初版的英文版（1979年）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获得教益，尤其是对处在变革的关键时期的中国，更有意义。
尽管书名及书的开头所宣称的“将平行地论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很容易让带有“主义”眼光的人想到意识形态问题，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此书的主题是探讨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其最核心主题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有限政府论”。
关于政府，历来有两个神话：一个是人们相信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区别于经济人是为私人利益服务，因此，政府官员应该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用弗里德曼在书中的话说，这是对“好人政府”的迷信；另一个是人们认为自由市场具有与生具来的缺陷，即所谓“市场失灵”，而政府的功能正好可以弥补自由市场的缺陷，尤其在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外部性以及促进平等方面，用弗里德曼的话讲，就是对“有效政府”的迷信。
对“好人政府”的迷信，认为政府官员是“好人”，实际是在经济学上造就了“双重标准”：一个标准对着经济人，经济学假设经济人是自利的；一个标准对着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是“他利”的。双重标准如果是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很好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无非就“内圣外王”四个字。即一个人只有首先搞好了自身道德修养，然后才有资格作官，也就是孔子讲的“修己以安人”，或者说先“修身齐家”，然后再谈“治国平天下”，都在讲当官者必须要有超过一般人的道德水平才行。但可鄙的是,在政治文化传统迥异于中国的西方，“双重标准”开始也存在。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另一篇名为《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回忆的，几乎从斯密到布坎南以前的经济学界“一直遵循着双重标准”。向来就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针对哈耶克等人对计划经济的责难，认为“问题并不在经济计划的改变,.....而甚至是计划的扩大”，但“我们需要的是（计划者也就是政府官员）正确的道德思想的恢复──回复到我们社会哲学的正统的道德价值观”。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的包括哈耶克在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一开始也认为，“政府官员（无论是通过选举的还是任命的）都无私地献身于公共事业”，因而，经济学家所要作的，只是告诉“那些无私地献身于公共事业的政府官员如何去做才最佳”。
“双重标准”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结束，是由詹姆斯•布坎南以及戈登•塔洛克两人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因而《自由选择》一书承认对此的分析是循着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二人的思路。公共选择理论首次将政府官员也作为经济人看待，他们也一样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或者说是在“最大化他们的偏好”。尽管他们不参与市场交易，但他们与民众之间实质上是交易关系：民众以纳税的方式赋予他们尊严而体面的生活，他们则利用自身的资源为民众公共利益服务，他们是民众雇佣来为民众服务的。这一理论被认为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运作方式及政府官员行为的选择。在经济学上，这种理论还终于将私人决策与公共决策两个看似不同的决策过程统一起来了，如同物理学中统一场理论一样。这一理论还有更重要的意义。米尔顿•弗里德曼深刻地指出：“在这个世界上，圣徒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由此，它宣告了“好人政府”神话的破产。
“好人政府”神话的破产带来的效应却是十分积极的。一方面，由于将政府官员看成是经济人，政府则不过是由民众花钱雇佣来为民众提供服务的经济人组成，所以，我们首先要摆正政府的位置：政府不是高明于民众，官员不是才大于百姓。相反，政府工作人员是“公仆”：不是我们某些人天天挂在嘴边的“形而上”的公仆，而是作为雇主的公众花了钱雇佣过来的仆人，他们理应按市场运作的一般规律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就是由这些人组成。因而，《自由选择》一书中说，要“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官员也不过是追求自利的经济人，加之民众又通过契约把一部分权利交给了政府，因而，始终存在着他们利用政府的名义亦即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增进私人收益的可能，即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就是《自由选择》书中所言，“在‘全体福利’的幌子下，为其本阶层谋利益”。正是基于此，书中提出，一方面要尽可能限制政府的权利过分膨胀，另一方面要通过权利的分设，以权利制约权利。两方面加总，即限权与分权。现代国家吏治的理论根据就在于此。
今天，当新一届中央政府经过所谓的“大部制”改革后开始履新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即便是完全有“好人”组成的政府，也不要把权力看得过于神圣，不要滥权，不要主动行使权力，而是“保守地”执行权利委托人（人大？政协？人民？）的法令，留一片空间给社会和个人，让他们自由地做选择。从古到今，政府始终都是人们的一种被动的无奈的选择，绝非万能的，它必须是有严格限制的。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当人们的个人自治和社区自治还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政府还是要行使有限的权力。
毕竟，言行自由和经济自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基础，我们偏离这个基础已经很久很久了！而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权力的高度集中，无论这个权力是集中在政府手里还是在政党手中，亦或在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手中，它都将损害公民的自由和利益。
2013年3月17日星期日初稿；2013年10月11日星期五修改，三门峡上阳书院
发布于 2020-04-17
經濟學界普遍認爲，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一個是較早的凱恩斯，另一個是后來的費里德曼。與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完全不同，費里德曼原則上反對政府干預，强調經濟自由化，認爲只要央行維持適當的低幅度貨幣擴張，經濟就能正常運轉。
一般情況下，經濟學者的經濟論述都是事後諸葛亮式的，但是費里德曼對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綫所表達的失業通脹關係的批判和修正被美國經濟後來的表現完全證實。直到現在他修正後的菲利普斯曲綫理論仍然被許多國家作爲政策指南。
費里德曼1980年和1988年兩次訪問中國，曾在趙紫陽下臺前大半年會見趙紫陽。費里德曼不但主張經濟自由，還主張最大限度的政治、社會制度和個人選擇自由。他的思想在美國、世界有巨大影響。直到現在，在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中仍然有市場。見下邊轉貼的文章。
趙紫陽會見費里德曼舊照片。
改革的目的就是增加公民的选择自由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读后记
陈敏昭
尽管我国三十多年的变革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面对巨大的权力惯性和根深蒂固的集权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我们仍然处在“一切依靠政府的计划和权力指令向经济人自主决策的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正处在关键时期，犹如翻越山峰的翻越山脊阶段，不能松懈，否则“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国人也越来越看到，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就是人们选择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选择了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选择了自由，改革无疑就是增加和巩固公民的选择自由。
《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张琦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08年版；商务印书馆曾经在1982年出版过由胡骑、席学媛、安强等翻译、朱泱校对的版本，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最初是为一个电视片编写的解说词，后应读者和编辑的要求扩充而成，并与妻子罗斯•弗里德曼同期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一起，作为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父子向公众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通俗读本。按作者自己的说法，《自由选择》的形成还有另外一个基础，那就是他们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那也是一部相对通俗的著作。正是这种通俗性使得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走向美国民间，得以普及，从而直接推动了自七十年代中期始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复兴。
《自由选择》共十三个部分：前言和导言；第一章市场的力量；第二章控制的专横；第三章危机的剖析；第四章从摇篮到坟墓；第五章天生平等；第六章学校的问题在哪里？第七章谁保护消费者？第八章谁保护工人？第九章通货膨胀的医治；第十章潮流在转变；最后是两个附录：1928年的社会党纲领和限制联邦开支宪法修正案草案。
我最初看到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在数年前在郑州开会时，当时只是感觉有新意，有启发，随手买了一本，并没有认真阅读。今年年初，当新一届中央政府再提大部制改革的时候，我想起了这本书，于是静下心来认真阅读。虽然距初版的英文版（1979年）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获得教益，尤其是对处在变革的关键时期的中国，更有意义。
尽管书名及书的开头所宣称的“将平行地论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很容易让带有“主义”眼光的人想到意识形态问题，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此书的主题是探讨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其最核心主题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有限政府论”。
关于政府，历来有两个神话：一个是人们相信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区别于经济人是为私人利益服务，因此，政府官员应该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用弗里德曼在书中的话说，这是对“好人政府”的迷信；另一个是人们认为自由市场具有与生具来的缺陷，即所谓“市场失灵”，而政府的功能正好可以弥补自由市场的缺陷，尤其在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外部性以及促进平等方面，用弗里德曼的话讲，就是对“有效政府”的迷信。
对“好人政府”的迷信，认为政府官员是“好人”，实际是在经济学上造就了“双重标准”：一个标准对着经济人，经济学假设经济人是自利的；一个标准对着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是“他利”的。双重标准如果是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很好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无非就“内圣外王”四个字。即一个人只有首先搞好了自身道德修养，然后才有资格作官，也就是孔子讲的“修己以安人”，或者说先“修身齐家”，然后再谈“治国平天下”，都在讲当官者必须要有超过一般人的道德水平才行。但可鄙的是,在政治文化传统迥异于中国的西方，“双重标准”开始也存在。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另一篇名为《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回忆的，几乎从斯密到布坎南以前的经济学界“一直遵循着双重标准”。向来就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针对哈耶克等人对计划经济的责难，认为“问题并不在经济计划的改变,.....而甚至是计划的扩大”，但“我们需要的是（计划者也就是政府官员）正确的道德思想的恢复──回复到我们社会哲学的正统的道德价值观”。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的包括哈耶克在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一开始也认为，“政府官员（无论是通过选举的还是任命的）都无私地献身于公共事业”，因而，经济学家所要作的，只是告诉“那些无私地献身于公共事业的政府官员如何去做才最佳”。
“双重标准”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结束，是由詹姆斯•布坎南以及戈登•塔洛克两人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因而《自由选择》一书承认对此的分析是循着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二人的思路。公共选择理论首次将政府官员也作为经济人看待，他们也一样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或者说是在“最大化他们的偏好”。尽管他们不参与市场交易，但他们与民众之间实质上是交易关系：民众以纳税的方式赋予他们尊严而体面的生活，他们则利用自身的资源为民众公共利益服务，他们是民众雇佣来为民众服务的。这一理论被认为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运作方式及政府官员行为的选择。在经济学上，这种理论还终于将私人决策与公共决策两个看似不同的决策过程统一起来了，如同物理学中统一场理论一样。这一理论还有更重要的意义。米尔顿•弗里德曼深刻地指出：“在这个世界上，圣徒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由此，它宣告了“好人政府”神话的破产。
“好人政府”神话的破产带来的效应却是十分积极的。一方面，由于将政府官员看成是经济人，政府则不过是由民众花钱雇佣来为民众提供服务的经济人组成，所以，我们首先要摆正政府的位置：政府不是高明于民众，官员不是才大于百姓。相反，政府工作人员是“公仆”：不是我们某些人天天挂在嘴边的“形而上”的公仆，而是作为雇主的公众花了钱雇佣过来的仆人，他们理应按市场运作的一般规律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就是由这些人组成。因而，《自由选择》一书中说，要“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官员也不过是追求自利的经济人，加之民众又通过契约把一部分权利交给了政府，因而，始终存在着他们利用政府的名义亦即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增进私人收益的可能，即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就是《自由选择》书中所言，“在‘全体福利’的幌子下，为其本阶层谋利益”。正是基于此，书中提出，一方面要尽可能限制政府的权利过分膨胀，另一方面要通过权利的分设，以权利制约权利。两方面加总，即限权与分权。现代国家吏治的理论根据就在于此。
今天，当新一届中央政府经过所谓的“大部制”改革后开始履新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即便是完全有“好人”组成的政府，也不要把权力看得过于神圣，不要滥权，不要主动行使权力，而是“保守地”执行权利委托人（人大？政协？人民？）的法令，留一片空间给社会和个人，让他们自由地做选择。从古到今，政府始终都是人们的一种被动的无奈的选择，绝非万能的，它必须是有严格限制的。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当人们的个人自治和社区自治还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政府还是要行使有限的权力。
毕竟，言行自由和经济自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基础，我们偏离这个基础已经很久很久了！而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权力的高度集中，无论这个权力是集中在政府手里还是在政党手中，亦或在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手中，它都将损害公民的自由和利益。
2013年3月17日星期日初稿；2013年10月11日星期五修改，三门峡上阳书院
发布于 2020-04-17
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1-03-02 19: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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