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身份

我是浙江台州人，出生於一九七三年，農民的後代，祖上三代沒出一個讀書人。一九九〇年以全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本來想考本校的研究生，但是因為一件莫名其妙的案子被學校當局警告，回到原籍。一九九六年憑自學考取律師資格，當上了律師。後來做了一些人權案件，漸漸有了名氣，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和二〇〇八年五月先後兩次到美國訪問，引起了國家安全部門的關注和監控，二〇〇八年九月第三次訪問美國時，被註銷了護照，不得已滯留在美國。目前在一個華人律師樓當中文助理，聊以謀生。

我當年做律師的時候，司法局律師管理處要求將檔案存放于人才交流中心，我持律師所的調檔函到原單位取出檔案，發現檔案居然有好幾公斤重。出於好奇，我偷偷打開了自己的檔案，發現從高中畢業鑒定、高考試卷、大學各學期的操行評語、獎勵及處分，林林總總，什麼都有。最可怕的是居然有我數次參加北大民主沙龍的監控記錄，有學生特務關於我的報告，精確到什麼時間跟什麼人見面參加了什麼活動發表了什麼意見等等，以及學校當局認定我不能留在北京的意見。當然更多的是我在網路上寫的文章、在系裡的檢討和系黨團委對我的處理意見。我把這些決定了我一輩子的檔案材料抽出來付之一炬。拿著沒有劣跡的乾淨檔案去了人才交流中心。好在存放檔案的人才交流中心的人只管收錢，對檔案內容不予審查。就這樣讓我蒙混過關了。

在家鄉當律師的時候，因為參與人權案件的辯護，當地的安全機關對我嚴密監控，還抓了我的一個助理讓他給他們當線人，監控我的一舉一動。我的手機也被監聽，因此我不得不經常換手機，但是這樣一來對律師業務非常不方便，不得已就只好多備幾個手機。有一年我在北京跟一位老鄉——政法大學的教授喝酒，這位仁兄喝多了，翻我的手提包找錢，要去歌廳唱歌，沒想到居然翻出七個手機。這位仁兄很不解，問我是不是販賣手機？我只好苦笑著道出實情：為了防止監聽。這位老鄉一聽大怒，打電話叫來跟他有聯繫的一位國安部的處長，當著我的面逼著人家給我家鄉的安全局打電話，取消對我的監控。這位姓張的處長一面應付他，一面悄悄對我說：這種事是我這種小官能管得了的嗎？

我至此突然想起來了，我的這位教授老鄉就姓楊。但是電話口音不對，而且他在北京，不會突然來到美國吧，雖然他曾經在美國當過一年的訪問學者。

想起了楊教授，我覺得這是個線索，就決定給他電話聯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