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当“取消文化”进入校园 芝加哥大学学生谈应对之道
章乐古
华盛顿 —
“我投票是因为新冠病毒不会毁了美国，但社会主义可以，” 芝加哥大学大二学生艾薇塔·达菲(Evita Duffy)说。
去年3月，芝加哥大学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tics)举办一项投票倡议活动。学生们手举白板，按照“我投票是因为XXX”的格式亮出自己的投票原因。
有的学生说，“我投票是因为该有全民医保”；有的学生说，“我投票是因为小孩们不该被关在笼子里”。
而达菲的回答出乎很多同学的意料。她手举白板的照片顿时传遍校园各大社媒平台，各种批评、辱骂和人身威胁接踵而至。
“我被称为种族主义者和仇外分子...有人说要亲自阻拦我投票，很多人为那些针对我的人身攻击辩护，说我活该被欺负，说我不属于芝加哥大学...很多人告诉我，我是校园里最被讨厌的人，” 达菲在她事后发表于学生报纸《芝加哥栗色报》(Chicago Maroon)上的观点文中写到。
最后，达菲还收到一份来自某个学生的死亡威胁。
“用纸笔反击”：保守派学生创办校园报纸
“收到这堆仇恨攻击的第一晚，我没回复，哭着睡着了，” 达菲对美国之音说，“但我在几天后就下定决心：得为此做点什么了。”
事发后第三天，达菲就发表那篇观点文，回应仇恨攻击，并呼吁希望自己“这段悲伤的插曲”能引起整个校园对于文明辩论、观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重视。
达菲说，这篇文章团结了一些校园里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年级的奥黛丽·昂维弗斯(Audrey Unverferth)就是其一。
现已是大三学生的昂维弗斯上个月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她之所以选择上芝加哥大学，就是因为它以致力于保护言论自由的传统而闻名。初入芝大校园，她就兴奋地跟身边的朋友和同龄人分享她的保守立场。
“但很快，我就成了宿舍里的那个‘共和党女孩’，受到充满敌意和仇恨的对待，” 昂维弗斯说。
去年夏天，达菲和昂维弗斯与另外几名保守派学生讨论后，决定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出版一份展示和捍卫保守派、自由主义派(Libertarian)理念和价值观的报纸——《芝加哥思考者》(Chicago Thinker) 。
“我尝过‘取消文化’的滋味，奥黛丽和我们其他几个朋友也一样。到了去年夏天，我们突然就觉得，受够了，不想再‘被取消’了，我们要取消‘取消文化’，” 达菲在上个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
报纸的9名创始编委会成员在他们的创办宣言中称，虽然芝加哥大学著名的“芝加哥原则”禁止针对异议言论进行行政处罚，但现实中，有很多学生和教授并没接受和践行这一原则。他们列举一系列学生因公开表达保守观点而在校园里遭辱骂和恐吓的事例。
“‘取消文化’如此强大，不信仰左翼教条的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只能臣服，任由‘取消者’们定义真理、惩罚异议者；要么就以纸笔为武器反击，” 宣言中说。
争议重重的“取消文化”
“取消文化”最初是指公众人物或公司因冒犯性言行而遭公众抵制，主要以集体羞辱的形式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被公众用作表达反对和施加社会压力的方式。
随着美国社会政治的日趋两极化，“取消文化”的对象近两年从明星等公众人物逐渐波及至学者、教授、作家、企业高管，甚至是普通民众。
反对“取消文化”的人认为，“取消文化”制造恐惧，威胁言论自由。
支持“取消文化”的人认为，“取消”是一种问责，言论自由不带表言论无后果。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候选人林垚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取消文化”是“一种利用社会舆论压力来对某一类言论或者表达构成压制、反抗或者制衡的做法”，是互联网时代普通民众与精英群体争夺话语权的有力工具，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取消文化”事件都侵犯言论自由。
林垚认为，那些所谓“取消过火”的极端事例背后是社会相关立法不够健全的法律议题。若有人因自己的政治言论而丢了饭碗，那就是保护员工权益的相关法律不够完善。
公共事务顾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助理德鲁·霍尔登(Drew Holden)告诉美国之音：“对公认的恶言恶行进行正当问责，与仅因某人的政治观点而将其生计连根拔起，这是有区别的，这些事件落在‘取消文化’这把尺子的不同刻度上。而我们这个社会群体要在划清合理界限上达成一致又困难重重。”
霍尔登也认为，若要预防“取消文化”侵蚀自由，针对社会舆论问责界限的讨论和立法是很有必要的。
“取消文化作为一种(纠正不公不义的)工具，我不觉得它是有开关的——不会出现一个所谓取消文化正好够用了的点，让大家都觉得过去的错误已经得到足够的纠正...” 霍尔登说，“而且你一旦赢得了那些社会和文化权力，自然不太会轻易放弃，很容易继续使用这些资源来打击任何与你意见不同的人。”
达菲对美国之音说：“批评和批判别人肯定没问题，这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但‘取消文化’更阴险...仅因某人的政治观点而试图毁掉他的生活，这太让人害怕了。它不是为了激发讨论或创造学习机会，而是为了煽动恐惧。”
“取消文化”引发校园寒蝉效应？
据达菲介绍，虽然《芝加哥思考者》在还仅是一个想法的时候就受到很多谩骂和攻击，但在首次上线发行之后也收到很多来自校园内部的“悄悄”支持。
“有很多偏左派的学生联系我，他们说——虽然我做不到公开支持你们，但我支持你们，” 达菲告诉美国之音，“保守派学生告诉我说——我不敢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表示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我私下可以告诉你，我完全认同这些观点。”
达菲和昂维弗斯也都收到来自一些教授们的支持。达菲说：“有教授说，他在课堂上害怕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害怕被学生‘取消’。”
昂维弗斯在上个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甚至也有外校学生私下联系她。“这名学生对我们表示感谢，他说：我真的一度以为我是校园里唯一的保守派学生，” 她说。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民调公司YouGov在2020年联合进行的一项全国性民调显示，62%的美国人表示，当前的政治气候下他们因担心自己的政治观点可能会冒犯到别人而不敢表达。
《高等教育界》(Inside Higher Ed) 2020年在全美大学生中进行的民调显示，55%的大学生表示害怕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开设独立播客平台的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文学系教授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ohter)去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题为“学术圈真的真的很担心自己的自由”的文章。他在文中回顾，2020年夏初他一度在三星期内收到150多封来自学术圈人士的邮件，都表示他们非常害怕因自己的观点偏离激进左派的正统信条而职业前途受损。
据美国全国学者学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一份名为“追踪高校‘取消文化’”的统计列表显示，2020年至2021年3月期间，共追踪到91起“取消”案例，被“取消”对象包括教授、学生和大学员工。
达菲对美国之音说，大学本该是个自由辩论精神的代表性场所，而现在教授和学生们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件很可怕的事。
“《芝加哥思考者》的存在也是为了让那些平时不敢表达观点的保守派学生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并没那么被孤立，以此鼓励他们积极地通过这个平台发声，” 达菲说。
校园言论自由能否推进有效对话？
但为《芝加哥栗色报》撰稿的芝加哥大学大一学生克拉克·科瓦克斯(Kovacs)告诉美国之音，也有一些保守派学生对他说，《芝加哥思考者》发表的有些文章观点太过极端，反而让他们更不敢在校园里亮明自己的保守派身份。
科瓦克斯举例《芝加哥思考者》今年2月发表的一篇提议分裂美国的文章，探讨红州蓝州各自为政的可能性。撰文的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学生卢克斯·博伯(Lukus Berber)在文中表示，美国国内政治分歧程度已到没必要强行团结的地步。他认为，由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真实存在，美国需要经历一场“离婚”。
科瓦克斯说，这样的观点让有些保守派学生觉得尴尬，觉得自己作为校园保守派的处境更困难了，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被代表”了，整个校园把这看成是所有保守派学生的立场。
去年12月，科瓦克斯在《芝加哥栗色报》上撰文呼吁左派学生可以先迈出第一步，认真对待保守派的观点和立场，用具体的理据去辩论和批判，而不是一味攻击保守派学生的人格或否定这些观点存在的权利。
“取消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不允许对话发生，在不改变任何人想法的情况下直接下达判决，” 科瓦克斯说。
但在今年1月，芝加哥大一学生凯莉·许(Kelly Hui)在《芝加哥栗色报》上发表题为“如何避免制造下一个泰德·克鲁兹”的文章，批评“芝加哥原则”对言论自由的界定太过宽松，合法化了“偏执狭隘的意识形态”，也鼓励了这些观点的滋生。她在文中特别点名《芝加哥思考者》，并呼吁芝加哥大学对言论自由做出“重新想象”，抵制“披着智慧言论外衣的种族主义言论”。
作为《芝加哥思考者》执行主编的达菲立即撰文驳斥，嘲讽许的文章“诚实地承认了”左派就是把大学视作思想灌输工具而非教育场所。
但持左派观点的大一学生基坦·桑古普塔(Ketan Sangupta)也反对许的提议。他在《芝加哥栗色报》上发表题为“芝加哥原则保护所有人安全”的文章，呼吁校园里的激进派和自由派学生坚守住言论自由事业。
“我们没法反击自己看不见的东西......必须把我们正在抗争的东西牢牢保持在视线内,” 桑古普塔在文中说，“...以为只要把一种想法从公众视野中移除就能扼杀这个想法，这是误解，且是个致命的误解。这只会把这个想法推入一个使之进一步激进化的空间，变得更难去监督。”
左右两边正渐行渐远？
科瓦克斯也坦言，《芝加哥思考者》近几个月中频频发表的极端观点又让他开始觉得双方互相理解和理性对话的空间可能越来越小了。
科瓦克斯认为，大家虽没必要以寻求对方认同为目标写文章，但至少得做到能让对方理解你为何会有这样的观点。
“一方面，我也理解，他们本来就觉得自己是被噤声的一方，所以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科瓦克斯说，“但他们并没有真的着眼于促进校园政治对话的长远目标，而是仅仅专注于让保守派观点发声。”
达菲告诉美国之音：“我觉得当初大家对我的观点会做出那种反应，因我反对社会主义而对我恶言相加，大部分原因是他们不习惯在校园里听保守派说出保守的观点。”
她认为，通过在《芝加哥思考者》这个平台上持续展示保守派观点和思考方式，久而久之或许可以让学生群体越来越习惯保守派观点的存在，而不再立刻将之当成“精神失常般”的奇谈怪论。
“他们仍旧不喜欢我们，但至少他们在听到一种不同的看待问题方式，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达菲告诉美国之音。
但科瓦克斯说，左派学生其实很熟悉保守派论点。和桑古普塔一样，他也收看福克斯新闻，也会去阅读各种保守派刊物，了解了不少保守派的观念。但他仍觉得，左右两边似乎在渐行渐远。
“比如那些质疑大选结果和新冠疫情方面的观点让我觉得离谱到难以认真对待，” 科瓦克斯说，“当我们都不再相信同一个现实时，真的很难认真对待彼此了。”
虽然科瓦克斯对于左右双方真诚对话和辩论的图景越来越悲观，但还是心怀希望。他觉得问题关键在于，两边都把开启对话的重担放在对方肩上，都等着对方开始做些妥协。
“双方都不想做出改变，又都坐等改变，” 科瓦克斯说。
章乐古
华盛顿 —
“我投票是因为新冠病毒不会毁了美国，但社会主义可以，” 芝加哥大学大二学生艾薇塔·达菲(Evita Duffy)说。
去年3月，芝加哥大学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tics)举办一项投票倡议活动。学生们手举白板，按照“我投票是因为XXX”的格式亮出自己的投票原因。
有的学生说，“我投票是因为该有全民医保”；有的学生说，“我投票是因为小孩们不该被关在笼子里”。
而达菲的回答出乎很多同学的意料。她手举白板的照片顿时传遍校园各大社媒平台，各种批评、辱骂和人身威胁接踵而至。
“我被称为种族主义者和仇外分子...有人说要亲自阻拦我投票，很多人为那些针对我的人身攻击辩护，说我活该被欺负，说我不属于芝加哥大学...很多人告诉我，我是校园里最被讨厌的人，” 达菲在她事后发表于学生报纸《芝加哥栗色报》(Chicago Maroon)上的观点文中写到。
最后，达菲还收到一份来自某个学生的死亡威胁。
“用纸笔反击”：保守派学生创办校园报纸
“收到这堆仇恨攻击的第一晚，我没回复，哭着睡着了，” 达菲对美国之音说，“但我在几天后就下定决心：得为此做点什么了。”
事发后第三天，达菲就发表那篇观点文，回应仇恨攻击，并呼吁希望自己“这段悲伤的插曲”能引起整个校园对于文明辩论、观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重视。
达菲说，这篇文章团结了一些校园里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年级的奥黛丽·昂维弗斯(Audrey Unverferth)就是其一。
现已是大三学生的昂维弗斯上个月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她之所以选择上芝加哥大学，就是因为它以致力于保护言论自由的传统而闻名。初入芝大校园，她就兴奋地跟身边的朋友和同龄人分享她的保守立场。
“但很快，我就成了宿舍里的那个‘共和党女孩’，受到充满敌意和仇恨的对待，” 昂维弗斯说。
去年夏天，达菲和昂维弗斯与另外几名保守派学生讨论后，决定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出版一份展示和捍卫保守派、自由主义派(Libertarian)理念和价值观的报纸——《芝加哥思考者》(Chicago Thinker) 。
“我尝过‘取消文化’的滋味，奥黛丽和我们其他几个朋友也一样。到了去年夏天，我们突然就觉得，受够了，不想再‘被取消’了，我们要取消‘取消文化’，” 达菲在上个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
报纸的9名创始编委会成员在他们的创办宣言中称，虽然芝加哥大学著名的“芝加哥原则”禁止针对异议言论进行行政处罚，但现实中，有很多学生和教授并没接受和践行这一原则。他们列举一系列学生因公开表达保守观点而在校园里遭辱骂和恐吓的事例。
“‘取消文化’如此强大，不信仰左翼教条的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只能臣服，任由‘取消者’们定义真理、惩罚异议者；要么就以纸笔为武器反击，” 宣言中说。
争议重重的“取消文化”
“取消文化”最初是指公众人物或公司因冒犯性言行而遭公众抵制，主要以集体羞辱的形式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被公众用作表达反对和施加社会压力的方式。
随着美国社会政治的日趋两极化，“取消文化”的对象近两年从明星等公众人物逐渐波及至学者、教授、作家、企业高管，甚至是普通民众。
反对“取消文化”的人认为，“取消文化”制造恐惧，威胁言论自由。
支持“取消文化”的人认为，“取消”是一种问责，言论自由不带表言论无后果。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候选人林垚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取消文化”是“一种利用社会舆论压力来对某一类言论或者表达构成压制、反抗或者制衡的做法”，是互联网时代普通民众与精英群体争夺话语权的有力工具，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取消文化”事件都侵犯言论自由。
林垚认为，那些所谓“取消过火”的极端事例背后是社会相关立法不够健全的法律议题。若有人因自己的政治言论而丢了饭碗，那就是保护员工权益的相关法律不够完善。
公共事务顾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助理德鲁·霍尔登(Drew Holden)告诉美国之音：“对公认的恶言恶行进行正当问责，与仅因某人的政治观点而将其生计连根拔起，这是有区别的，这些事件落在‘取消文化’这把尺子的不同刻度上。而我们这个社会群体要在划清合理界限上达成一致又困难重重。”
霍尔登也认为，若要预防“取消文化”侵蚀自由，针对社会舆论问责界限的讨论和立法是很有必要的。
“取消文化作为一种(纠正不公不义的)工具，我不觉得它是有开关的——不会出现一个所谓取消文化正好够用了的点，让大家都觉得过去的错误已经得到足够的纠正...” 霍尔登说，“而且你一旦赢得了那些社会和文化权力，自然不太会轻易放弃，很容易继续使用这些资源来打击任何与你意见不同的人。”
达菲对美国之音说：“批评和批判别人肯定没问题，这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但‘取消文化’更阴险...仅因某人的政治观点而试图毁掉他的生活，这太让人害怕了。它不是为了激发讨论或创造学习机会，而是为了煽动恐惧。”
“取消文化”引发校园寒蝉效应？
据达菲介绍，虽然《芝加哥思考者》在还仅是一个想法的时候就受到很多谩骂和攻击，但在首次上线发行之后也收到很多来自校园内部的“悄悄”支持。
“有很多偏左派的学生联系我，他们说——虽然我做不到公开支持你们，但我支持你们，” 达菲告诉美国之音，“保守派学生告诉我说——我不敢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表示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我私下可以告诉你，我完全认同这些观点。”
达菲和昂维弗斯也都收到来自一些教授们的支持。达菲说：“有教授说，他在课堂上害怕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害怕被学生‘取消’。”
昂维弗斯在上个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甚至也有外校学生私下联系她。“这名学生对我们表示感谢，他说：我真的一度以为我是校园里唯一的保守派学生，” 她说。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民调公司YouGov在2020年联合进行的一项全国性民调显示，62%的美国人表示，当前的政治气候下他们因担心自己的政治观点可能会冒犯到别人而不敢表达。
《高等教育界》(Inside Higher Ed) 2020年在全美大学生中进行的民调显示，55%的大学生表示害怕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开设独立播客平台的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文学系教授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ohter)去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题为“学术圈真的真的很担心自己的自由”的文章。他在文中回顾，2020年夏初他一度在三星期内收到150多封来自学术圈人士的邮件，都表示他们非常害怕因自己的观点偏离激进左派的正统信条而职业前途受损。
据美国全国学者学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一份名为“追踪高校‘取消文化’”的统计列表显示，2020年至2021年3月期间，共追踪到91起“取消”案例，被“取消”对象包括教授、学生和大学员工。
达菲对美国之音说，大学本该是个自由辩论精神的代表性场所，而现在教授和学生们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件很可怕的事。
“《芝加哥思考者》的存在也是为了让那些平时不敢表达观点的保守派学生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并没那么被孤立，以此鼓励他们积极地通过这个平台发声，” 达菲说。
校园言论自由能否推进有效对话？
但为《芝加哥栗色报》撰稿的芝加哥大学大一学生克拉克·科瓦克斯(Kovacs)告诉美国之音，也有一些保守派学生对他说，《芝加哥思考者》发表的有些文章观点太过极端，反而让他们更不敢在校园里亮明自己的保守派身份。
科瓦克斯举例《芝加哥思考者》今年2月发表的一篇提议分裂美国的文章，探讨红州蓝州各自为政的可能性。撰文的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学生卢克斯·博伯(Lukus Berber)在文中表示，美国国内政治分歧程度已到没必要强行团结的地步。他认为，由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真实存在，美国需要经历一场“离婚”。
科瓦克斯说，这样的观点让有些保守派学生觉得尴尬，觉得自己作为校园保守派的处境更困难了，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被代表”了，整个校园把这看成是所有保守派学生的立场。
去年12月，科瓦克斯在《芝加哥栗色报》上撰文呼吁左派学生可以先迈出第一步，认真对待保守派的观点和立场，用具体的理据去辩论和批判，而不是一味攻击保守派学生的人格或否定这些观点存在的权利。
“取消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不允许对话发生，在不改变任何人想法的情况下直接下达判决，” 科瓦克斯说。
但在今年1月，芝加哥大一学生凯莉·许(Kelly Hui)在《芝加哥栗色报》上发表题为“如何避免制造下一个泰德·克鲁兹”的文章，批评“芝加哥原则”对言论自由的界定太过宽松，合法化了“偏执狭隘的意识形态”，也鼓励了这些观点的滋生。她在文中特别点名《芝加哥思考者》，并呼吁芝加哥大学对言论自由做出“重新想象”，抵制“披着智慧言论外衣的种族主义言论”。
作为《芝加哥思考者》执行主编的达菲立即撰文驳斥，嘲讽许的文章“诚实地承认了”左派就是把大学视作思想灌输工具而非教育场所。
但持左派观点的大一学生基坦·桑古普塔(Ketan Sangupta)也反对许的提议。他在《芝加哥栗色报》上发表题为“芝加哥原则保护所有人安全”的文章，呼吁校园里的激进派和自由派学生坚守住言论自由事业。
“我们没法反击自己看不见的东西......必须把我们正在抗争的东西牢牢保持在视线内,” 桑古普塔在文中说，“...以为只要把一种想法从公众视野中移除就能扼杀这个想法，这是误解，且是个致命的误解。这只会把这个想法推入一个使之进一步激进化的空间，变得更难去监督。”
左右两边正渐行渐远？
科瓦克斯也坦言，《芝加哥思考者》近几个月中频频发表的极端观点又让他开始觉得双方互相理解和理性对话的空间可能越来越小了。
科瓦克斯认为，大家虽没必要以寻求对方认同为目标写文章，但至少得做到能让对方理解你为何会有这样的观点。
“一方面，我也理解，他们本来就觉得自己是被噤声的一方，所以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科瓦克斯说，“但他们并没有真的着眼于促进校园政治对话的长远目标，而是仅仅专注于让保守派观点发声。”
达菲告诉美国之音：“我觉得当初大家对我的观点会做出那种反应，因我反对社会主义而对我恶言相加，大部分原因是他们不习惯在校园里听保守派说出保守的观点。”
她认为，通过在《芝加哥思考者》这个平台上持续展示保守派观点和思考方式，久而久之或许可以让学生群体越来越习惯保守派观点的存在，而不再立刻将之当成“精神失常般”的奇谈怪论。
“他们仍旧不喜欢我们，但至少他们在听到一种不同的看待问题方式，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达菲告诉美国之音。
但科瓦克斯说，左派学生其实很熟悉保守派论点。和桑古普塔一样，他也收看福克斯新闻，也会去阅读各种保守派刊物，了解了不少保守派的观念。但他仍觉得，左右两边似乎在渐行渐远。
“比如那些质疑大选结果和新冠疫情方面的观点让我觉得离谱到难以认真对待，” 科瓦克斯说，“当我们都不再相信同一个现实时，真的很难认真对待彼此了。”
虽然科瓦克斯对于左右双方真诚对话和辩论的图景越来越悲观，但还是心怀希望。他觉得问题关键在于，两边都把开启对话的重担放在对方肩上，都等着对方开始做些妥协。
“双方都不想做出改变，又都坐等改变，” 科瓦克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