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劳伦斯·赖特：美国大疫纪事：新冠悲剧背后的错误与挣扎（上）
发表于 2021 年 03 月 15 日 由 thchen
【原编者注：文章源自《纽约客》，作者：劳伦斯·赖特，编译，朱远奇。全文6万字，有很多以前外界不知道的细节，这可能也是纪录美国疫情最优秀的文字读本，此文为删节版，也是因为公号只能发最多5万字，全本请点击阅读原文，或输入网址caus.com查阅。】
1、乌云压城
在长达一年的新冠疫情灾难中，曾出现过三个关键时刻，可能会导致疫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是在2020年1月3日，当时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交谈。雷德菲尔德刚收到一份报告说，武汉市发现了一种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病毒。
长期以来，公共卫生领域一直被像1918年流感那样的大规模呼吸系统疾病的爆发所困扰，为此雷德菲尔德很担心。追问之下，高福向他保证，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毒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当时的理论是，每一个案例都来自野味菜市场的动物。
雷德菲尔德就注意到，在27个报告的病例中，有几个家庭聚集病例，不可能每个人被同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狸猫或是浣熊感染。
几天后，在与雷德菲尔德的另一次谈话中，高福哭了，他说：“我们怕是太晚了。”
也许高福才刚刚知道，至少从2019年11月起，这种病毒就已经在中国传播了。当然，雷德菲尔德并不知道，病毒已经在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出现了，并将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在马萨诸塞、威斯康辛、爱荷华、康涅狄格、密歇根和罗得岛传播。
这些病例远远早于美国公布的第一例官方病例。
雷德菲尔德相信，如果疾控中心的专家团队能够在1月初访问中国，他们就会清楚世界正面临着什么。这种新的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当时人们认为它就跟它的表亲非典病毒一样，只具有轻微的传染性。
这种假设是错误的，武汉出现的病毒传染性要大得多，而且主要是通过无症状传播。雷德菲尔德最近告诉我，“根据症状诊断病例，隔离病例，并在患者周围追踪接触者，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这样做，你会漏掉一半的病例。直到二月底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
第一个错误已经犯下，第二个错误就要发生。
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特朗普对这一威胁不以为然，他说，“这只是从中国来的一个人，没什么大不了。一切都会好的。”
马修·波廷格（美国前新闻记者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2019年9月22日以来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开始有点紧张。或许是因为他很难被归类，他成了特朗普领导下的白宫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在中国待了七年，曾为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做报道。32岁时他离开了新闻业，加入了海军陆战队，这个决定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意外。
在阿富汗，他与中将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前美国安全顾问，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合写了一篇影响力广泛的关于改进军事情报的论文。当特朗普任命弗林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时，弗林选择了波廷格作为亚洲事务主管。
随后的丑闻（2017年2月13日，弗林因涉嫌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与俄罗斯的外交人员秘密接触，违反了非外交官不得接触外交机密的规定，使他辞去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在任仅24日，是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几乎一夜之间就让弗林丢掉了职务，但波廷格却被留了下来，为随后的五名国家安全主管服务。
2019年9月，特朗普任命他为副国家安全顾问。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政府里，他已悄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在华尔街日报，波廷格曾报道过2003年非典的爆发。当时死亡率约为百分之十，非典蔓延至香港、河内、新加坡、台湾、马尼拉、乌兰巴托、多伦多和旧金山。它最终感染了大约30个国家。由于公共卫生官员的英勇努力以及非典自身的缓慢传播特性，8个月后疫情得到了控制。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全球事态发展，并为总统提供应对方案。
1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跨部门会议来讨论这种病毒。
1月20日， 美国发现了第一例病例，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说，“患者是在美国工作的35岁年轻人，他曾经到过武汉。”
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特朗普对这一威胁不以为然，他说，“这只是从中国来的一个人，没什么大不了。一切都会好的。”
2020年1月23日，美国参议员们聚集在一起，就特朗普的弹劾案展开第二天的开庭辩论。这不过是走过场，因为结果早就注定。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说了，他将阻止民主党引入证人或新证据，“我们掌握着选票。”
弹劾审判给仍在参加竞选党内初选的四位民主党参议员带来了困难。周五晚上，诉讼程序刚一休庭，其中两位候选人就匆忙前往参加周末的竞选活动，然后又回到华盛顿，听取一场输赢已定的辩论。
在一片死气沉沉的气氛中，麦康奈尔宣布，“早上10点半，全体成员将听取关于新冠病毒的简报。”
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提到新冠疫情。
就连福奇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新冠并不是美国人需要“担心或害怕的东西”，但他补充说，“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化”。
1月24日，简报会在健康、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的听证室举行，这个委员会由田纳西州共和党人拉马尔 · 亚历山大主持。帕蒂·默里是委员会里的民主党资深成员，她曾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已经当了27年的参议员。她的父亲一直经营着一家廉价便利店。十五岁时，她父亲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而无法工作，从那以后，他们家只能靠着救济金生活。
疾病如何从经济上摧毁人们的生活，对此她深有体会，也知道政府应该如何提供帮助。
几天前，她听说了美国首例新冠确诊病例。这名男性病患从武汉来到了她所在的华盛顿州。默里联系了当地的公共卫生官员，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很正确：男子已经被安排住院，卫生官员正在追踪几个可能的接触者。
突然，他们的追踪名单扩展到几十人。默里对自己说，“哇，形势有点严峻，火已经烧到自家门口了。”
在疫情爆发的早期，果断及时地采取措施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几乎没有其他政治家关注到这一点。上一次的大规模疫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蔓延到热带丛林和爱斯基摩人的村庄，距今已有一个世纪。那时，科学家们还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病毒。
在21世纪，传染病虽然是一种麻烦，但不是什么致命的威胁。那些曾经引领世界抗击疾病和保持美国人健康的机构，预算在逐年减少，这反映出人们对病毒关注度越来越少。一些相关的医院关闭了，应急设备的库存也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
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如幽灵般的未知病毒，让某些公共卫生官员感到噩梦般的恐惧，但并没有出现在大多数美国决策者的议程上。
大约20名参议员出席了安东尼·福奇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长达一小时的简报会，卫生当局对疫情表现的轻描淡写。雷德菲尔德说，“我们已经做好了防范措施。”
当天，波廷格召集了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内阁级官员在内的42人，举行了一次会议。那时中国刚刚宣布封锁武汉，这是一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意味着人际传播可能正在发生。
事实上，波廷格的工作人员报告说，另一个城市黄冈也被封锁了。在此前一天，国务院加强了对前往武汉地区的乘客的旅行警告，与会人员讨论了如何实施另一项预防措施：将所有来自武汉的乘客送往美国的五个机场，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健康检查后再入境。
第二天，波廷格出席了在国会山举行的华人新年晚会。资深外交人员、中国的移民，转述了从朋友和家人那里传来的关于疫情的消息。人们开始害怕起来，听起来像是非典重演。
波廷格回到家，翻出了他曾经做报道时的档案，寻找可能的信息来源，包括中国医生的电话号码。然后他打电话给在西雅图做传染病医生的兄弟保罗。保罗一直在Listservs（一种电子邮件群组讨论列软件）上阅读这种新病毒的报道，但他认为，就像非典一样，只是“昙花一现”。
波廷格问道，如果来自中国的航班停飞，美国是否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
保罗很犹豫。像大多数公共卫生从业者一样，他认为旅行禁令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会使正在应对疫情蔓延的国家遭到舆论压力，同时会阻碍医生和医疗设备的流通。而且，当限制措施到位时，这种疾病往往已经渗入边境，使得整个行动毫无意义。
但是波廷格对于停飞中国航班的态度很坚决，人们对这种病毒知之甚少，只知道它会像野火一样蔓延，火苗通过航班从一个城市蹿到另一个城市。
保罗告诉波廷格，要尽一切所能减缓病毒的蔓延，让美国有机会建立检测和接触者追踪等相关措施，这样才能控制住病毒的爆发。否则，接下来的一年可能是灾难性的。
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疾病当时已经传播得如此广泛。就连福奇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新冠并不是美国人需要“担心或害怕的东西”，但他补充说，“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化”。
2、狡猾的病毒
但是，曾经有一个国家的准备工作很充分，那就是美国。
2019年10月，首个《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发布，这是一份清醒的报告，指出整个世界基本上都没有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
“不幸的是，加强卫生安全保障措施的政治意愿陷入了恐慌和忽视的死循环。”报告的作者们观察到，“没有一个国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曾经有一个国家的准备工作很充分，那就是美国。
在向特朗普政府过渡期间，奥巴马政府曾递交了一份69页的文件，名为《早期应对重大新发传染病威胁和生物事件的战术手册》。这本书是对抗“潜在疫情”的细致指南，它包含了政府资源的目录，一旦事情开始失控，就可以查阅这些资源。
其中最危险的病原体是呼吸道病毒，包括正痘病毒（天花）、新型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对于国内爆发的疫情，《手册》明确指出，”虽然各州在除了个别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以外的公共卫生事件上，拥有重大自主权，但公众仍会期待美国政府采取统一行动。
手册概述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各种联邦机构应积极参与。有关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传染性的问题，应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环境保护局报告。
如何确定对接触者追踪力度？如果病例激增，该地区的临床护理是否可扩展？手册对许多这样的问题提出了决策建议并指定了负责的机构。附录中描述了五角大楼的军事空中医疗后勤小组等组织，可以被召集起来运送病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可以召集灾难殡葬行动反应小组，其中包括法医、病理学家和牙科助理。
特朗普政府抛弃了奥巴马的策略。
2019年，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开展了“赤色传染”（Crimson Contagion）测试。这是一个模拟实验，测试政府控制流行病的能力。参与者包括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医院、地方和地区卫生保健部门、美国红十字会和12个州政府。实验设想的是，一个国际旅游团感染了一种新型流感，并将其传播到全世界。这种病毒没有对应的疫苗，并且抗病毒药物无效。
“赤色传染”实验，并没有让人们对政府应对疫情有信心。联邦机构说不清楚谁是负责人；各州在资源储备的努力上屡屡受挫。整个模拟过程中，一些城市无视了疾控中心关闭学校的建议。
这场演习的结论是，政府的准备不够充分，而且“经常发生冲突”。公共卫生应急基金和国家战略储备已经严重消耗；N95口罩和其他医疗必需品供应短缺，国内生产能力不足。
美国国会听取了实验结果的简报，但从未公开，到新冠疫情到来时，也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实事来弥补这些缺陷。
直到去年，美国疾控中心一直保持着公共卫生界黄金标准的声誉，它的运作凌驾于政治之上，并一再证明了开明政府的价值，以及科学对推进文明的必要性。
“我就是对传染病感兴趣，”疾控中心新冠应对小组的首席医疗官约翰·布鲁克斯对我说。“我知道疾病是可怕的，它们会杀人。但它们的某些东西吸引着我。”
每一代人都在与疾病做斗争。1939年，布鲁克斯的母亲琼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她的腿上布满了手术留下的疤痕，而且她的右腿明显比左腿短。布鲁克斯回忆说，“她经常谈起那段经历，她是如何被人取笑、侮辱或公然歧视的。”
对于同性恋的布鲁克斯来说，他那一代人面对的是艾滋病。他在华盛顿特区的杜邦圈（Dupont Circle，华盛顿老城区，）附近长大，那里有大量的同性恋人群，他看着自己认识的男人消逝，“男人变瘦了，出现病变，然后就消失了。”
科学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办法，这很可怕，这也是布鲁克斯决定成为一名医生的原因。被哈佛医学院录取的那天，他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庆祝。
“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10美元看手相的人，她说她看到我娶了一个高大的瑞典女人，拥有一架飞机，带着我们的三个孩子飞遍了世界各地，”他大笑起来：“我应该要求退钱的。”
2015年，布鲁克斯成为了疾控中心艾滋病部门的首席医疗官。面对这种疾病的各种表现，每一位艾滋病研究人员都深感自己的无知。布鲁克斯说，每一次爆发都有不同，会有各种各样被感染的情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有意思了。布鲁克斯研究艾滋病毒的经历，最终帮助他应对新冠可能带来的各种花招。
美国疾控中心成立于1946年，原名传染病中心。亚特兰大之所以成为总部，是因为这座城市位于所谓的“疟疾地带”的中心。五年后，美国宣布为无疟疾地区。疾控中心的任务扩大到打击其他疾病：斑疹伤寒、小儿麻痹症、狂犬病。
1981年，传染病中心更名为疾病控制中心，在洛杉矶报告了第一例已知的艾滋病病例。直到去年，美国疾控中心一直保持着公共卫生界黄金标准的声誉，它的运作凌驾于政治之上，并一再证明了开明政府的价值，以及科学对推进文明的必要性。
在20世纪，美国人的寿命增加了30岁，主要是因为公共卫生的进步，特别是疫苗的接种。
疾控中心的场地像一所中等规模的大学，还有更多的建筑正在建设中，其中包括一座针对世界上最危险疾病的高封闭设施。实验室的动物，像老鼠、雪貂、猴子，都被安置在生物安全级别为4的笼子里。人类在它们周围移动，就像穿着充气服的深海潜水员，被拴在头顶的气流系统上。
应急操作中心则是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有一排排的木质办公桌，面对着一整面墙的电视屏幕。这个地方散发出一种紧迫感和冷静的专业气息。在房间的一侧，接线员对来电进行分类。
2014年埃博拉病毒危机期间，布鲁克斯接到来自达拉斯的县执法官克莱·詹金斯的电话。一位来旅游的利比里亚公民托马斯·邓肯感染了这种疾病，詹金斯想知道如何安全地接近邓肯的未婚妻和她的家人。
通过监视器，布鲁克斯可以看到由直升机从上方拍摄的那位未婚妻公寓的画面。布鲁克斯告诉詹金斯，只要这家人没有症状，就可以安全地进入公寓。对他来说，选择同情而不是恐惧，将是对公众非常重要的表态。
布鲁克斯观看了詹金斯护送这家人走出大楼的视频。邓肯最终去世，曾经照顾过他的两名护士感染，但活了下来。
但那个时候，疾控中心已经在特朗普政府的控制之下了。
布鲁克斯当时与同为流行病专家的格雷格·阿姆斯特朗在新冠应对小组工作。阿姆斯特朗负责高级分子检测项目，这是疾控中心新建的人畜共患传染病中心的一部分（人畜共患疾病来自动物，冠状病毒也是如此）。人类对野生地区的侵占，加上气候变化迫使动物离开传统栖息地，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的疾病，包括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
最初，新冠病毒被称为SARS-CoV-2，看上去是一种并不致命的冠状病毒，就像普通感冒一样，传播迅速，有时没有症状。事实上，SARS – CoV -2更像脊髓灰质炎。大多数脊髓灰质炎感染是无症状或非常轻微的发烧和头痛，但有时就会变得致命。医生们实际看到的小儿麻痹症病例大约是200个感染者中的一个，隐形传播是脊髓灰质炎始终难以根除的原因。
阿姆斯特朗在盐湖城进行培训时，注意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态》。这篇文章是最早描述这种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文章之一，阿姆斯特朗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任何有流行病学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这就是人际间传播。”
接着，他注意到了表1中的“患者特征”，其中记录了他们感染的原始来源。在1月1日前已知的感染病毒的中国人中，26%的人既没有接触过武汉海鲜野味市场，也没有接触过有明显呼吸道症状的人。在随后的几周里，没有明显感染源的人数超过了70%。
阿姆斯特朗注意到隐藏在表1中的细节，与非典或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中东呼吸综合征，也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的呼吸系统传染病）等冠状病毒疾病不同，许多SARS-CoV-2感染可能是无症状或轻微的，光进行接触者追踪、隔离和检疫可能还不够。
其他关于怀疑无症状传播的报告也开始出现。尽管SARS-CoV-2与非典和MERS病毒在基因上有关联，但它与这两种病毒在两个关键地方明显不同：感染者在出现症状之前就可能具有传染性，一些感染者永远不会表现出症状。2月底，以劳伦·迈耶斯为首的德克萨斯大学科学家报告称，这种病毒可能有一个“负序列间隔”，也就是说，一些感染者会比传染他们的病毒携带者更早出现症状。
美国疾控中心的早期指导文件没有提到这种可能性，因为无症状传播的证据不足。布鲁克斯说：“在一开始，对于任何一个表明序列间隔比潜伏期短的数学分析，其他分析报告都会表示并没有这种区别。当科学研究发现新证据的时候，我们的看法变了，我们的建议也改变了。”
但那个时候，疾控中心已经在特朗普政府的控制之下了。
作为新冠应对小组首席医师的布鲁克斯说，新病毒有三件事让他震惊。首先，它直接感染血管内皮细胞。他还没见过其他人类呼吸道病毒有这种功能，这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内皮细胞通常帮助保护身体免受感染。当SARS-CoV-2侵入它们时，内皮细胞强大的化学成分注入到血液中，导致身体其他部位发炎。单个内皮细胞的破裂会使血管内壁变粗，造成阻断和粗糙的斑点，导致血流不稳定。
第二个令人惊讶的是高凝性——患者有明显的血栓倾向。这让布鲁克斯想起了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美国畅销书作家、医生、影视制片人、导演兼编剧，被称为“科幻惊悚小说之父”）1969年的小说《仙女座菌株》。在小说中，一种病原体会导致瞬间凝血，一步不停地击倒受害者。
布鲁克斯说，“两者还是不太一样的，新冠引起的病症叫做肺栓塞，很麻烦，血栓形成了，它移动到肺部，破坏组织，阻塞血液流动，产生压力，从而导致心脏问题。”
更令人费解的是，有证据表明，血块有时在肺部形成，导致急性呼吸困难。布鲁克斯提到了一份记录受害者尸体解剖的早期报告。几乎所有人都有肺血栓。在尸检之前，没有人想到肺栓塞的存在，更没人想到肺栓塞会是新冠感染者的死因。
“最后一个是超免疫反应，”布鲁克斯说。大多数传染病是通过触发过度的免疫系统反应而致人死亡的。与肺炎一样，新冠病毒会激发人体释放白细胞，使肺部充满液体，使患者有类溺水的风险。
但新冠病毒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还会以多种方式导致身体机能失常。有些病人肝脏受损或者需要肾透析；病毒会影响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导致精神错乱、中风和持久的神经损伤。病毒也可能对心脏造成奇怪的影响，医院开始接收到有心脏骤停症状的病人，病人胸痛、呼吸困难，医生要对病人进行紧急冠状动脉导管插入术。
“但他们的冠状血管是干净的，”布鲁克斯说，“没有堵塞。相反，一种免疫反应引发了心肌炎。你能做的非常有限，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自己能挺过去。”
德国对100名平均年龄49岁的新冠康复者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2名患者有持久的心脏问题，包括心肌疤痕。
即使布鲁克斯认为新冠肺炎已经没什么新花招了，另一个后遗症还是让他感到困惑：病好了，感觉好多了，但病情又会出现反复。在成年人中，可能只是一个皮疹，但有些孩子会患上多器官炎症综合征。布鲁克斯说，“他们患有结膜炎，眼睛变得非常红，腹痛，然后会继续经历心血管衰竭。”
3、蛋白
大约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下不了床：腰部以下都瘫痪了。那是50年代初小儿麻痹症的年代，这病还没有治愈的方法。我还记得母亲眼中的惊恐。我们的家庭医生来看我，他坐在床边，量了量我的体温和脉搏。除此之外，他无能为力。当时，小儿麻痹症的恐怖笼罩着世界各地的儿童和家长。
我是幸运的。过了一天左右，腿又能动了。我一直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短暂的瘫痪，但这段往事记忆深刻。1955年，乔纳斯·索尔克发明的小儿麻痹症疫苗问世后不久，我和其他数百万儿童一起接种了疫苗。
所以，当我走进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主校区的40号楼时，也是出于个人兴趣。那里有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疫苗研究中心副主任、病毒致病实验室和转化科学核心主任巴尼·格雷厄姆医生在二楼工作。他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并设计疫苗。
关于格雷厄姆，你会注意到他的很多特点，身材高大，195厘米，留着灰色山羊胡，举止干净利落。格雷厄姆在传染病研究院的上司安东尼·福奇告诉我，“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了解疫苗学。”
开始那几年真的很艰难，几乎所有得病的人都死了。
格雷厄姆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他研究过的各种病毒的3d彩色打印图，包括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流感病毒。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准备一部出版小说《十月底》，这是一部关于致命传染病的小说，格雷厄姆帮我设计了一种虚构的病毒，并为它研制了疫苗。
在我们的合作中，我开始意识到像格雷厄姆这样的研究人员本质上是解谜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解决了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他是首批获准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的总设计师，疫苗由Moderna和辉瑞公司生产，两者只是在输送系统上有所不同。
格雷厄姆的墙上有一张堪萨斯州地图，他是在那里长大的，父亲是一位牙医，母亲是一位教师。在童年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住在养猪场里。
格雷厄姆和他弟弟干了很多农活。在和动物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学到了很多兽医学知识。在莱斯大学，他主修生物学，然后在堪萨斯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并在那里遇到了妻子辛西娅，一名精神科医生。
1978年，在医学院的一次传染病轮岗中，他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了福奇。“我的妻子辛西娅注意到我当时是多么兴奋，”格雷厄姆回忆说。“人们的想法互相碰撞，我妻子认为我会在那里奋斗一生。”
但是首先，他和辛西娅必须完成住院实习。两人想住在同一个城镇，这是许多职业情侣都面临的问题，而且辛西娅是黑人，这使他们的情况更加复杂。她建议搬去纳什维尔（Nashville，田纳西州首府），这样他可以申请范德比尔特医学院，而她可以申请梅哈里医学院，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医学院。田纳西州最近才废除了一项禁止跨种族通婚的禁令。
平安夜，格雷厄姆开车从马里兰州回堪萨斯州时，在范德比尔特医学院停留了一下。令他惊讶的是，实习项目主任托马斯·布里廷汉姆当时就在他的办公室，并且愿意立即与他见面。谈话结束后，格雷厄姆告诉布里廷汉姆，“我知道这是南方，我要娶一个黑人女性，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我就不能来这里了。”
布里廷汉姆说这不是问题，立刻就对格雷厄姆表示欢迎。辛西娅也被梅哈里医学院录取了，所以他们搬到了纳什维尔。
到1982年，格雷厄姆已成为纳什维尔综合医院的住院总医师。那一年，他接诊了一个同时患有五种感染的病人，包括隐球菌脑膜炎和单纯疱疹。这是个谜，因为大多数感染一般都是单独发生的。
医护人员吓坏了。格雷厄姆意识到他正在治疗田纳西州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他说，“我们让他活了三个星期。”
数百万人的命运被这种无情的、难以捉摸的疾病所改变，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当时还是新兴领域的免疫学被这场战斗彻底改变了。
“我们花了几年时间才搞清楚HIV是一种病毒，”格雷厄姆说，他开始进行疫苗试验，“直到90年代中期，我们才有了像样的治疗方法。开始那几年真的很艰难，几乎所有得病的人都死了。”
很有可能，在遥远的过去，感冒病毒和新冠病毒一样致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产生了抵抗力。
2000年，国家卫生研究院聘请格雷厄姆创建了一个疫苗评估诊所。他坚持保留一个由24位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实验室，他的实验室主要研究三类呼吸道病毒的疫苗：流感，冠状病毒，和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称为呼吸道合胞体的病毒（RSV），这种病毒在新冠疫苗的研发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会导致儿童喘息性肺炎，并且比其他疾病更容易导致5岁以下儿童住院。作为最后一种没有疫苗的儿童传染病，它和季节性流感一样导致老年人死亡。它的传染性很强，为了阻止其在医院儿科病房的传播，工作人员必须戴手套、口罩和护目镜；如果遗漏了其中任何一项，RSV病例就会激增。
与新冠病毒一样，它通过颗粒飞沫和被污染的表面传播。在20世纪60年代，一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RSV疫苗使儿童病情加重，并导致两人死亡，致死原因是一种被称为疫苗增强病的综合征。格雷厄姆花了20年的时间试图解开RSV的成因之谜，但他所需要的技术仍在开发中。
2008年，他的运气来了。研究艾滋病毒疫苗的博士后杰森·麦克莱伦离开了楼上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尽管有非凡的技术进步和设计疫苗的精妙新理论，但艾滋病毒仍被认为无法用疫苗来解决的。麦克莱伦回忆说，“我当时想，还是换一种更容易对付的病毒来试验吧，格雷厄姆认为RSV是用来研究基于结构的疫苗的完美选择。”
疫苗可以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病毒并对抗病毒。利用成像技术，结构生物学家可以直观地了解病毒及其蛋白质的轮廓，然后复制这些结构来制造更有效的疫苗。麦克莱伦谈到他的研究领域时说：“我们可以通过结构的认识来确定功能，就像看到一辆有四个轮子和门的汽车，就可以推断它是运输工具。”
RSV病毒颗粒的表面有一种名为F的蛋白质。在蛋白质的顶部有一个称为抗原表位的斑点，它是体内抗体的着陆点，然后病毒会被消灭。但是当病毒侵入细胞时，会有不寻常的反应，F蛋白勃起膨胀，掩盖了抗原表位，有效地隐藏了它，使抗体无法消灭入侵的病毒。不管怎样，麦克莱伦必须阻止F蛋白的膨胀。
那个时候，疫苗学家使用的主要成像工具之一，低温电子显微镜，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可视化病毒蛋白，因为病毒蛋白质极其微小。麦克莱伦说，“整个领域被称为超微小生物学（blobloology）。”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发展了x射线晶体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用x射线照射一种病毒，或者仅仅是病毒上的一个蛋白质结晶，湿气产生散射图案，就像霰弹爆炸一样。
通过这种方法，从电子的分布就可以确定结晶物的结构。麦克莱伦给我看了一个RSV病毒上F蛋白的“原子学解释”，这个蛋白质可视化后看起来像一堆粟米膨化零食。这个很考验想象力，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及其团队对F蛋白进行操作，基本上是通过克隆它，并插入突变而将限制它的膨胀。麦克莱伦说：“这里面有很多操作的艺术。”
2013年，麦克莱伦和格雷厄姆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基于结构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融合糖蛋白疫苗的设计》（Structure-Based Design of a Fusion Glycoprotein Vaccine for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演示了他们如何稳定F蛋白，防止它的膨胀来保护抗原表位，抗原表位正是疫苗中引发免疫反应的部分，这样疫苗产生的抗体就可以攻击F蛋白，消灭病毒。
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确定他们的疫苗可以给孕妇注射，并给腹中的胎儿提供足够的抗体，使其在前六个月的关键期存活下来。这篇论文开辟了与传染病作斗争的新战线。在随后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该团队宣称，他们已经建立了“基于结构的疫苗设计概念的临床证明”，预示着“精准疫苗学时代”到来的RSV的疫苗正处于人体试验的第三阶段。
2012年，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出现在沙特阿拉伯。这种病毒非常危险：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死亡。不幸的是，这是十年来的第二种新型冠状病毒。冠状病毒已经感染人类长达八个世纪之久，但在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之前，它们只引起普通感冒。很有可能，在遥远的过去，感冒病毒和新冠病毒一样致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产生了抵抗力。
使用高倍透镜，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改良了MERS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创造了疫苗。在老鼠身上效果很好。他们正在研制一种人类适用的版本，但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导致数百人死亡后，这种病毒对人类的直接威胁逐渐消失，研究经费也随之逐渐减少。
格雷厄姆感到沮丧，他认为这样的反应是目光短浅的，但他同时也很清楚他的精力不会白费。目前已知有二十多种病毒会感染人类，而格雷厄姆的实验室研发的战胜RS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武器可能会用在别的病毒上。
传递改良蛋白质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格雷厄姆了解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Moderna，已经在被称为信使RNA的遗传物质条带上编码了一种改良过的蛋白质。该公司从未向市场推出过疫苗，而是专注于提供罕见疾病的治疗，而这些疾病的利润不足以引起大型制药公司的兴趣。但是Moderna在RNA上编码改良蛋白质的做法非常有效。
在小白鼠身上，格雷厄姆已经证明了基于结构的疫苗对中东呼吸综合征有效，同时对另一种特别致命的尼帕病毒也有效。2017年，格雷厄姆组织了一个防疫示范项目，使用Moderna的信使RNA平台，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尼帕病毒制作人类疫苗。大约三年后，当他准备开始尼帕病毒疫苗的人体试验时，他听到了来自武汉的消息。
格雷厄姆打电话给麦克莱伦，麦克莱伦正好在犹他州的帕克城，穿着热塑的滑雪靴。
如果他的疫苗起作用，数百万人可能会活下来，但如果计划失败或推迟，那就是格雷厄姆的错。
麦克莱伦已经成为结构生物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并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录用，在那里他可以使用低温电子显微镜。作为一个非常了解格雷厄姆的人，麦克莱伦察觉出他声音里的紧迫感。格雷厄姆怀疑中国出现的肺炎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他试图获得基因组序列。这是一个在现实环境中验证他们理论的机会。麦克莱伦和他的团队愿意“重回战场”并帮助他制造疫苗吗？
“当然，”麦克莱伦说。
“我们在1月10日周五晚上拿到了所有的序列，” 格雷厄姆告诉我。这些照片是中国人贴在网上的。“我们11号一醒来，就开始设计蛋白质。”
9天后，新冠病毒正式抵达美国。
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下载了SARS-CoV-2的序列后不到一天，他们就设计出了修改过的蛋白质。如此神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改变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1月13日，他们把他们的计划交给了Moderna，进行生产。六周后，Moderna开始将疫苗用于临床试验。
格雷厄姆告诉我，开发过程之快“创下历史记录”。
一般来说，从研制出疫苗到生产出可供测试的产品，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优先考虑安全性和成本，而不是速度。
格雷厄姆在设计疫苗时必须做出几个关键决定，包括从哪里开始编码信使RNA上的尖刺蛋白序列。错误的选择可能会降低疫苗的有效性，使其变得毫无价值。他征求同事的意见。每个人都说最终的决定取决于他，因为没有人比他拥有更丰富的设计疫苗的经验。最终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然后，在Moderna已经开始制造过程后，公司发回了一些初步数据，这让他担心自己搞砸了工作。格雷厄姆惊慌失措，他向来是个沉稳冷静的人，所以妻子辛西娅感到惊慌。她说：“这是一场我在他身上从未看到的信心危机。”
能否迅速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至关重要。格雷厄姆的实验室起步很快。如果他的疫苗起作用，数百万人可能会活下来，但如果计划失败或推迟，那就是格雷厄姆的错。
在这种疫苗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后，很明显，格雷厄姆的设计选择是合理的。第一次人体试验于3月16日开始。一周后，Moderna开始扩大产量，达到每月100万剂。
4、这更像是1918年
“老天，我想我们陷入了困境。”
自2016年以来，里克·布莱特医生一直管理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开发管理局，这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个部门，负责应对生物恐怖主义或流行病的医疗对策。
据吹哨人的描述，1月22日，布莱特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最大的医用口罩制造商、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Prestige Ameritech公司高管迈克·鲍文的电子邮件。
鲍文写道，他有四条几乎全新的N95生产线，但没有投入使用。他补充说，“重新启动这些机器将非常困难和昂贵，但在形势严峻的时候，如果政府愿意提供帮助的话是可以实现的。”
在另一条信息中，鲍文写道，“我们是美国国内最后一家大型口罩公司……我的电话响个不停，所以我并不需要政府给我介绍生意。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果情况真的恶化了我可以帮你保护我们的基础设施。我首先是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个商人。”
布莱特已经对美国国家战略储备中可能出现个人防疫装备短缺感到担忧。他认为，在开发针对病毒的诊断方法方面做得不够。1月23日，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的会议上，布莱特警告说，“病毒可能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只是没有检测出来而已。”
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似乎打定主意不理睬分享坏消息的科学家。
1月25日，鲍文再次写信给布莱特，称他的公司收到了“大量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口罩需求”，这是一项惊人的情报。美国使用的口罩约有一半来自中国，如果这种供应中断，美国的医院的口罩很快就会用完。
布莱特继续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口罩短缺，但他发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没有反应。
1月27日，鲍文写道：“老天，我想我们陷入了困境。”
“不要跟2003年比较，它更像是1918年，”医生说。
同一天，在白宫，波廷格召开了一次内阁官员和副手的跨部门会议。与会者分为四个阵营：有一些公共卫生机构，如雷德菲尔德、福奇、阿扎尔这样以数据为导向的人，但是他们当时手上还没有足够清晰的数据；另一个阵营是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以及来自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和运输部的官员们，他们正专注于计算如果采取极端措施将会造成的经济损失；国务院一派主要关心后勤问题，比如把美国人从武汉撤出；最后还有波廷格，他认为这种病毒不仅是医学和经济上的挑战，也是国家安全的威胁。他希望现在就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疫情蔓延。
公共卫生特遣队不想在没有确切情报的情况下做出隔离或旅行禁令的决定。当波廷格提出一项减少来自中国的旅行的提议时，经济顾问们嘲笑他小题大做。旅行禁令违反与中国的贸易协定，这是需要严肃考虑的因素，除了个人防护设备，中国还生产了大量美国所依赖的重要药品。
可想而知，公共卫生代表也持反对态度，旅行禁令减缓了紧急援助的速度，而病毒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传播的途径。此外，每天至少有1.4万名来自中国的旅客抵达美国：没有办法将他们全部隔离。
这些观点最终将被推翻。越南和新西兰等实施旅行禁令并实行严格隔离的国家，都将疫情维持在了可控范围内。
国务院开始从中国撤离美国人，被派去接美国人的747飞机上装满了18吨的个人防护用品，包括口罩、医用长袍和纱布。这个决定让很多人后悔不已，尤其是当一些替代品后来以极高的价格卖回美国时。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波廷格与一位在中国治疗病人的医生进行了交谈。人们被感染了，却没有办法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在哪里发生的——这是一个被称为社区传播的传染阶段。
波廷格问道：“这会和非典一样严重吗？”
“不要跟2003年比较，它更像是1918年，”医生说。
1918那次流感持续了两年，导致了四千万到一亿人的死亡。
1月28日，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把波廷格带到美国总统办公室，特朗普正在那里听取每日情报简报。根据当时在场的人的记录，这次会议上，简报员提到了病毒，但并没有将其列为头号威胁。
奥布莱恩提醒总统，“这将是你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
特朗普问疫情是否会造成和非典一样大的危险，简报人回答说目前还不清楚。
波廷格站了出来，讲述了他从消息来源那里听到的消息——最令人震惊的是，半数以上的疾病传播归因于无症状携带者。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飞往美国。
特朗普问：“我们应该关闭旅行吗？”
波廷格回道：“是的。”
波廷格离开总统办公室，走进了战况室——一个新成立的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正在那里开会。人们对他很恼火。福奇说，“一个没有症状的人引发呼吸道疾病是不常见的。”
就非典的情况来说，这种说法确实没错。福奇仍然希望美国科学家从中国获得更多数据报告。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认为现在采取破坏性行动还为时过早。他说，在中国以外只有少数病例，而在美国，这种病原体的传播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公共卫生团队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建议道：“让数据来指导我们。”
波廷格指出，“我们没有得到可靠的数据！”
与此同时，经济顾问们也急疯了，因为旅行禁令会扼杀航空业，关闭全球供应链。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一直在质疑形势是不是真有那么严重性，他无法使末日预言与股市的表现保持一致。
“所有的钱都是傻瓜吗? ”他说。“所有人都在玩忽职守？我只是很难相信这一点。”
库德洛后来说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
波廷格觉得自己需要后援，于是带上了彼得·纳瓦罗。纳瓦罗是一位粗暴的经济顾问，许多白宫官员认为纳瓦罗是一个疯子，但众所周知，纳瓦罗是总统跟前的红人之一，因为他主张关税战争和其他民族主义措施。
纳瓦罗警告说，“我们现在必须封锁边境。这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市场。），你是在用渐进主义的方式掷骰子。”
几分钟之内，纳瓦罗就和房间里的每个人发生了争执。他指出，这种新病毒比季节性流感或非典传播得更快，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生命损失是惊人的。但阿扎尔坚持认为旅行禁令是一种过度反应。那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纳瓦罗的态度非常强硬，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禁止他参加以后的会议。
但随后浮出水面的数据改变了大家的观点。1月中旬，一名芝加哥女子从中国旅行回来。不到一周，她就因新冠肺炎住院。1月30日，她没有去过中国的丈夫检测呈阳性。福奇、雷德菲尔德和公共卫生队伍中的其他人改变了想法：人际传播显然正在美国发生。
特朗普被告知了这一消息。这个时间点对他来说再糟糕不过了。不过，特朗普同意第二天宣布旅行禁令。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但不够全面。美国政府禁止非美国人从中国入境，但美国公民、居民及其家人可以自由入境。对来自武汉地区的旅客实施了为期两周的隔离，但与严格执行隔离措施的台湾、澳大利亚、香港和新西兰的做法不同，美国几乎没有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新冠很快就渗透进美国。
（待续）
发表于 2021 年 03 月 15 日 由 thchen
【原编者注：文章源自《纽约客》，作者：劳伦斯·赖特，编译，朱远奇。全文6万字，有很多以前外界不知道的细节，这可能也是纪录美国疫情最优秀的文字读本，此文为删节版，也是因为公号只能发最多5万字，全本请点击阅读原文，或输入网址caus.com查阅。】
1、乌云压城
在长达一年的新冠疫情灾难中，曾出现过三个关键时刻，可能会导致疫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是在2020年1月3日，当时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交谈。雷德菲尔德刚收到一份报告说，武汉市发现了一种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病毒。
长期以来，公共卫生领域一直被像1918年流感那样的大规模呼吸系统疾病的爆发所困扰，为此雷德菲尔德很担心。追问之下，高福向他保证，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毒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当时的理论是，每一个案例都来自野味菜市场的动物。
雷德菲尔德就注意到，在27个报告的病例中，有几个家庭聚集病例，不可能每个人被同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狸猫或是浣熊感染。
几天后，在与雷德菲尔德的另一次谈话中，高福哭了，他说：“我们怕是太晚了。”
也许高福才刚刚知道，至少从2019年11月起，这种病毒就已经在中国传播了。当然，雷德菲尔德并不知道，病毒已经在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出现了，并将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在马萨诸塞、威斯康辛、爱荷华、康涅狄格、密歇根和罗得岛传播。
这些病例远远早于美国公布的第一例官方病例。
雷德菲尔德相信，如果疾控中心的专家团队能够在1月初访问中国，他们就会清楚世界正面临着什么。这种新的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当时人们认为它就跟它的表亲非典病毒一样，只具有轻微的传染性。
这种假设是错误的，武汉出现的病毒传染性要大得多，而且主要是通过无症状传播。雷德菲尔德最近告诉我，“根据症状诊断病例，隔离病例，并在患者周围追踪接触者，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这样做，你会漏掉一半的病例。直到二月底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
第一个错误已经犯下，第二个错误就要发生。
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特朗普对这一威胁不以为然，他说，“这只是从中国来的一个人，没什么大不了。一切都会好的。”
马修·波廷格（美国前新闻记者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2019年9月22日以来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开始有点紧张。或许是因为他很难被归类，他成了特朗普领导下的白宫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在中国待了七年，曾为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做报道。32岁时他离开了新闻业，加入了海军陆战队，这个决定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意外。
在阿富汗，他与中将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前美国安全顾问，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合写了一篇影响力广泛的关于改进军事情报的论文。当特朗普任命弗林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时，弗林选择了波廷格作为亚洲事务主管。
随后的丑闻（2017年2月13日，弗林因涉嫌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与俄罗斯的外交人员秘密接触，违反了非外交官不得接触外交机密的规定，使他辞去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在任仅24日，是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几乎一夜之间就让弗林丢掉了职务，但波廷格却被留了下来，为随后的五名国家安全主管服务。
2019年9月，特朗普任命他为副国家安全顾问。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政府里，他已悄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在华尔街日报，波廷格曾报道过2003年非典的爆发。当时死亡率约为百分之十，非典蔓延至香港、河内、新加坡、台湾、马尼拉、乌兰巴托、多伦多和旧金山。它最终感染了大约30个国家。由于公共卫生官员的英勇努力以及非典自身的缓慢传播特性，8个月后疫情得到了控制。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全球事态发展，并为总统提供应对方案。
1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跨部门会议来讨论这种病毒。
1月20日， 美国发现了第一例病例，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说，“患者是在美国工作的35岁年轻人，他曾经到过武汉。”
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特朗普对这一威胁不以为然，他说，“这只是从中国来的一个人，没什么大不了。一切都会好的。”
2020年1月23日，美国参议员们聚集在一起，就特朗普的弹劾案展开第二天的开庭辩论。这不过是走过场，因为结果早就注定。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说了，他将阻止民主党引入证人或新证据，“我们掌握着选票。”
弹劾审判给仍在参加竞选党内初选的四位民主党参议员带来了困难。周五晚上，诉讼程序刚一休庭，其中两位候选人就匆忙前往参加周末的竞选活动，然后又回到华盛顿，听取一场输赢已定的辩论。
在一片死气沉沉的气氛中，麦康奈尔宣布，“早上10点半，全体成员将听取关于新冠病毒的简报。”
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提到新冠疫情。
就连福奇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新冠并不是美国人需要“担心或害怕的东西”，但他补充说，“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化”。
1月24日，简报会在健康、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的听证室举行，这个委员会由田纳西州共和党人拉马尔 · 亚历山大主持。帕蒂·默里是委员会里的民主党资深成员，她曾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已经当了27年的参议员。她的父亲一直经营着一家廉价便利店。十五岁时，她父亲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而无法工作，从那以后，他们家只能靠着救济金生活。
疾病如何从经济上摧毁人们的生活，对此她深有体会，也知道政府应该如何提供帮助。
几天前，她听说了美国首例新冠确诊病例。这名男性病患从武汉来到了她所在的华盛顿州。默里联系了当地的公共卫生官员，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很正确：男子已经被安排住院，卫生官员正在追踪几个可能的接触者。
突然，他们的追踪名单扩展到几十人。默里对自己说，“哇，形势有点严峻，火已经烧到自家门口了。”
在疫情爆发的早期，果断及时地采取措施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几乎没有其他政治家关注到这一点。上一次的大规模疫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蔓延到热带丛林和爱斯基摩人的村庄，距今已有一个世纪。那时，科学家们还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病毒。
在21世纪，传染病虽然是一种麻烦，但不是什么致命的威胁。那些曾经引领世界抗击疾病和保持美国人健康的机构，预算在逐年减少，这反映出人们对病毒关注度越来越少。一些相关的医院关闭了，应急设备的库存也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
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如幽灵般的未知病毒，让某些公共卫生官员感到噩梦般的恐惧，但并没有出现在大多数美国决策者的议程上。
大约20名参议员出席了安东尼·福奇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长达一小时的简报会，卫生当局对疫情表现的轻描淡写。雷德菲尔德说，“我们已经做好了防范措施。”
当天，波廷格召集了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内阁级官员在内的42人，举行了一次会议。那时中国刚刚宣布封锁武汉，这是一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意味着人际传播可能正在发生。
事实上，波廷格的工作人员报告说，另一个城市黄冈也被封锁了。在此前一天，国务院加强了对前往武汉地区的乘客的旅行警告，与会人员讨论了如何实施另一项预防措施：将所有来自武汉的乘客送往美国的五个机场，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健康检查后再入境。
第二天，波廷格出席了在国会山举行的华人新年晚会。资深外交人员、中国的移民，转述了从朋友和家人那里传来的关于疫情的消息。人们开始害怕起来，听起来像是非典重演。
波廷格回到家，翻出了他曾经做报道时的档案，寻找可能的信息来源，包括中国医生的电话号码。然后他打电话给在西雅图做传染病医生的兄弟保罗。保罗一直在Listservs（一种电子邮件群组讨论列软件）上阅读这种新病毒的报道，但他认为，就像非典一样，只是“昙花一现”。
波廷格问道，如果来自中国的航班停飞，美国是否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
保罗很犹豫。像大多数公共卫生从业者一样，他认为旅行禁令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会使正在应对疫情蔓延的国家遭到舆论压力，同时会阻碍医生和医疗设备的流通。而且，当限制措施到位时，这种疾病往往已经渗入边境，使得整个行动毫无意义。
但是波廷格对于停飞中国航班的态度很坚决，人们对这种病毒知之甚少，只知道它会像野火一样蔓延，火苗通过航班从一个城市蹿到另一个城市。
保罗告诉波廷格，要尽一切所能减缓病毒的蔓延，让美国有机会建立检测和接触者追踪等相关措施，这样才能控制住病毒的爆发。否则，接下来的一年可能是灾难性的。
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疾病当时已经传播得如此广泛。就连福奇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新冠并不是美国人需要“担心或害怕的东西”，但他补充说，“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化”。
2、狡猾的病毒
但是，曾经有一个国家的准备工作很充分，那就是美国。
2019年10月，首个《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发布，这是一份清醒的报告，指出整个世界基本上都没有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
“不幸的是，加强卫生安全保障措施的政治意愿陷入了恐慌和忽视的死循环。”报告的作者们观察到，“没有一个国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曾经有一个国家的准备工作很充分，那就是美国。
在向特朗普政府过渡期间，奥巴马政府曾递交了一份69页的文件，名为《早期应对重大新发传染病威胁和生物事件的战术手册》。这本书是对抗“潜在疫情”的细致指南，它包含了政府资源的目录，一旦事情开始失控，就可以查阅这些资源。
其中最危险的病原体是呼吸道病毒，包括正痘病毒（天花）、新型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对于国内爆发的疫情，《手册》明确指出，”虽然各州在除了个别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以外的公共卫生事件上，拥有重大自主权，但公众仍会期待美国政府采取统一行动。
手册概述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各种联邦机构应积极参与。有关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传染性的问题，应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环境保护局报告。
如何确定对接触者追踪力度？如果病例激增，该地区的临床护理是否可扩展？手册对许多这样的问题提出了决策建议并指定了负责的机构。附录中描述了五角大楼的军事空中医疗后勤小组等组织，可以被召集起来运送病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可以召集灾难殡葬行动反应小组，其中包括法医、病理学家和牙科助理。
特朗普政府抛弃了奥巴马的策略。
2019年，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开展了“赤色传染”（Crimson Contagion）测试。这是一个模拟实验，测试政府控制流行病的能力。参与者包括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医院、地方和地区卫生保健部门、美国红十字会和12个州政府。实验设想的是，一个国际旅游团感染了一种新型流感，并将其传播到全世界。这种病毒没有对应的疫苗，并且抗病毒药物无效。
“赤色传染”实验，并没有让人们对政府应对疫情有信心。联邦机构说不清楚谁是负责人；各州在资源储备的努力上屡屡受挫。整个模拟过程中，一些城市无视了疾控中心关闭学校的建议。
这场演习的结论是，政府的准备不够充分，而且“经常发生冲突”。公共卫生应急基金和国家战略储备已经严重消耗；N95口罩和其他医疗必需品供应短缺，国内生产能力不足。
美国国会听取了实验结果的简报，但从未公开，到新冠疫情到来时，也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实事来弥补这些缺陷。
直到去年，美国疾控中心一直保持着公共卫生界黄金标准的声誉，它的运作凌驾于政治之上，并一再证明了开明政府的价值，以及科学对推进文明的必要性。
“我就是对传染病感兴趣，”疾控中心新冠应对小组的首席医疗官约翰·布鲁克斯对我说。“我知道疾病是可怕的，它们会杀人。但它们的某些东西吸引着我。”
每一代人都在与疾病做斗争。1939年，布鲁克斯的母亲琼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她的腿上布满了手术留下的疤痕，而且她的右腿明显比左腿短。布鲁克斯回忆说，“她经常谈起那段经历，她是如何被人取笑、侮辱或公然歧视的。”
对于同性恋的布鲁克斯来说，他那一代人面对的是艾滋病。他在华盛顿特区的杜邦圈（Dupont Circle，华盛顿老城区，）附近长大，那里有大量的同性恋人群，他看着自己认识的男人消逝，“男人变瘦了，出现病变，然后就消失了。”
科学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办法，这很可怕，这也是布鲁克斯决定成为一名医生的原因。被哈佛医学院录取的那天，他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庆祝。
“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10美元看手相的人，她说她看到我娶了一个高大的瑞典女人，拥有一架飞机，带着我们的三个孩子飞遍了世界各地，”他大笑起来：“我应该要求退钱的。”
2015年，布鲁克斯成为了疾控中心艾滋病部门的首席医疗官。面对这种疾病的各种表现，每一位艾滋病研究人员都深感自己的无知。布鲁克斯说，每一次爆发都有不同，会有各种各样被感染的情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有意思了。布鲁克斯研究艾滋病毒的经历，最终帮助他应对新冠可能带来的各种花招。
美国疾控中心成立于1946年，原名传染病中心。亚特兰大之所以成为总部，是因为这座城市位于所谓的“疟疾地带”的中心。五年后，美国宣布为无疟疾地区。疾控中心的任务扩大到打击其他疾病：斑疹伤寒、小儿麻痹症、狂犬病。
1981年，传染病中心更名为疾病控制中心，在洛杉矶报告了第一例已知的艾滋病病例。直到去年，美国疾控中心一直保持着公共卫生界黄金标准的声誉，它的运作凌驾于政治之上，并一再证明了开明政府的价值，以及科学对推进文明的必要性。
在20世纪，美国人的寿命增加了30岁，主要是因为公共卫生的进步，特别是疫苗的接种。
疾控中心的场地像一所中等规模的大学，还有更多的建筑正在建设中，其中包括一座针对世界上最危险疾病的高封闭设施。实验室的动物，像老鼠、雪貂、猴子，都被安置在生物安全级别为4的笼子里。人类在它们周围移动，就像穿着充气服的深海潜水员，被拴在头顶的气流系统上。
应急操作中心则是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有一排排的木质办公桌，面对着一整面墙的电视屏幕。这个地方散发出一种紧迫感和冷静的专业气息。在房间的一侧，接线员对来电进行分类。
2014年埃博拉病毒危机期间，布鲁克斯接到来自达拉斯的县执法官克莱·詹金斯的电话。一位来旅游的利比里亚公民托马斯·邓肯感染了这种疾病，詹金斯想知道如何安全地接近邓肯的未婚妻和她的家人。
通过监视器，布鲁克斯可以看到由直升机从上方拍摄的那位未婚妻公寓的画面。布鲁克斯告诉詹金斯，只要这家人没有症状，就可以安全地进入公寓。对他来说，选择同情而不是恐惧，将是对公众非常重要的表态。
布鲁克斯观看了詹金斯护送这家人走出大楼的视频。邓肯最终去世，曾经照顾过他的两名护士感染，但活了下来。
但那个时候，疾控中心已经在特朗普政府的控制之下了。
布鲁克斯当时与同为流行病专家的格雷格·阿姆斯特朗在新冠应对小组工作。阿姆斯特朗负责高级分子检测项目，这是疾控中心新建的人畜共患传染病中心的一部分（人畜共患疾病来自动物，冠状病毒也是如此）。人类对野生地区的侵占，加上气候变化迫使动物离开传统栖息地，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的疾病，包括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
最初，新冠病毒被称为SARS-CoV-2，看上去是一种并不致命的冠状病毒，就像普通感冒一样，传播迅速，有时没有症状。事实上，SARS – CoV -2更像脊髓灰质炎。大多数脊髓灰质炎感染是无症状或非常轻微的发烧和头痛，但有时就会变得致命。医生们实际看到的小儿麻痹症病例大约是200个感染者中的一个，隐形传播是脊髓灰质炎始终难以根除的原因。
阿姆斯特朗在盐湖城进行培训时，注意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态》。这篇文章是最早描述这种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文章之一，阿姆斯特朗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任何有流行病学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这就是人际间传播。”
接着，他注意到了表1中的“患者特征”，其中记录了他们感染的原始来源。在1月1日前已知的感染病毒的中国人中，26%的人既没有接触过武汉海鲜野味市场，也没有接触过有明显呼吸道症状的人。在随后的几周里，没有明显感染源的人数超过了70%。
阿姆斯特朗注意到隐藏在表1中的细节，与非典或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中东呼吸综合征，也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的呼吸系统传染病）等冠状病毒疾病不同，许多SARS-CoV-2感染可能是无症状或轻微的，光进行接触者追踪、隔离和检疫可能还不够。
其他关于怀疑无症状传播的报告也开始出现。尽管SARS-CoV-2与非典和MERS病毒在基因上有关联，但它与这两种病毒在两个关键地方明显不同：感染者在出现症状之前就可能具有传染性，一些感染者永远不会表现出症状。2月底，以劳伦·迈耶斯为首的德克萨斯大学科学家报告称，这种病毒可能有一个“负序列间隔”，也就是说，一些感染者会比传染他们的病毒携带者更早出现症状。
美国疾控中心的早期指导文件没有提到这种可能性，因为无症状传播的证据不足。布鲁克斯说：“在一开始，对于任何一个表明序列间隔比潜伏期短的数学分析，其他分析报告都会表示并没有这种区别。当科学研究发现新证据的时候，我们的看法变了，我们的建议也改变了。”
但那个时候，疾控中心已经在特朗普政府的控制之下了。
作为新冠应对小组首席医师的布鲁克斯说，新病毒有三件事让他震惊。首先，它直接感染血管内皮细胞。他还没见过其他人类呼吸道病毒有这种功能，这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内皮细胞通常帮助保护身体免受感染。当SARS-CoV-2侵入它们时，内皮细胞强大的化学成分注入到血液中，导致身体其他部位发炎。单个内皮细胞的破裂会使血管内壁变粗，造成阻断和粗糙的斑点，导致血流不稳定。
第二个令人惊讶的是高凝性——患者有明显的血栓倾向。这让布鲁克斯想起了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美国畅销书作家、医生、影视制片人、导演兼编剧，被称为“科幻惊悚小说之父”）1969年的小说《仙女座菌株》。在小说中，一种病原体会导致瞬间凝血，一步不停地击倒受害者。
布鲁克斯说，“两者还是不太一样的，新冠引起的病症叫做肺栓塞，很麻烦，血栓形成了，它移动到肺部，破坏组织，阻塞血液流动，产生压力，从而导致心脏问题。”
更令人费解的是，有证据表明，血块有时在肺部形成，导致急性呼吸困难。布鲁克斯提到了一份记录受害者尸体解剖的早期报告。几乎所有人都有肺血栓。在尸检之前，没有人想到肺栓塞的存在，更没人想到肺栓塞会是新冠感染者的死因。
“最后一个是超免疫反应，”布鲁克斯说。大多数传染病是通过触发过度的免疫系统反应而致人死亡的。与肺炎一样，新冠病毒会激发人体释放白细胞，使肺部充满液体，使患者有类溺水的风险。
但新冠病毒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还会以多种方式导致身体机能失常。有些病人肝脏受损或者需要肾透析；病毒会影响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导致精神错乱、中风和持久的神经损伤。病毒也可能对心脏造成奇怪的影响，医院开始接收到有心脏骤停症状的病人，病人胸痛、呼吸困难，医生要对病人进行紧急冠状动脉导管插入术。
“但他们的冠状血管是干净的，”布鲁克斯说，“没有堵塞。相反，一种免疫反应引发了心肌炎。你能做的非常有限，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自己能挺过去。”
德国对100名平均年龄49岁的新冠康复者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2名患者有持久的心脏问题，包括心肌疤痕。
即使布鲁克斯认为新冠肺炎已经没什么新花招了，另一个后遗症还是让他感到困惑：病好了，感觉好多了，但病情又会出现反复。在成年人中，可能只是一个皮疹，但有些孩子会患上多器官炎症综合征。布鲁克斯说，“他们患有结膜炎，眼睛变得非常红，腹痛，然后会继续经历心血管衰竭。”
3、蛋白
大约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下不了床：腰部以下都瘫痪了。那是50年代初小儿麻痹症的年代，这病还没有治愈的方法。我还记得母亲眼中的惊恐。我们的家庭医生来看我，他坐在床边，量了量我的体温和脉搏。除此之外，他无能为力。当时，小儿麻痹症的恐怖笼罩着世界各地的儿童和家长。
我是幸运的。过了一天左右，腿又能动了。我一直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短暂的瘫痪，但这段往事记忆深刻。1955年，乔纳斯·索尔克发明的小儿麻痹症疫苗问世后不久，我和其他数百万儿童一起接种了疫苗。
所以，当我走进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主校区的40号楼时，也是出于个人兴趣。那里有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疫苗研究中心副主任、病毒致病实验室和转化科学核心主任巴尼·格雷厄姆医生在二楼工作。他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并设计疫苗。
关于格雷厄姆，你会注意到他的很多特点，身材高大，195厘米，留着灰色山羊胡，举止干净利落。格雷厄姆在传染病研究院的上司安东尼·福奇告诉我，“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了解疫苗学。”
开始那几年真的很艰难，几乎所有得病的人都死了。
格雷厄姆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他研究过的各种病毒的3d彩色打印图，包括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流感病毒。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准备一部出版小说《十月底》，这是一部关于致命传染病的小说，格雷厄姆帮我设计了一种虚构的病毒，并为它研制了疫苗。
在我们的合作中，我开始意识到像格雷厄姆这样的研究人员本质上是解谜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解决了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他是首批获准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的总设计师，疫苗由Moderna和辉瑞公司生产，两者只是在输送系统上有所不同。
格雷厄姆的墙上有一张堪萨斯州地图，他是在那里长大的，父亲是一位牙医，母亲是一位教师。在童年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住在养猪场里。
格雷厄姆和他弟弟干了很多农活。在和动物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学到了很多兽医学知识。在莱斯大学，他主修生物学，然后在堪萨斯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并在那里遇到了妻子辛西娅，一名精神科医生。
1978年，在医学院的一次传染病轮岗中，他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了福奇。“我的妻子辛西娅注意到我当时是多么兴奋，”格雷厄姆回忆说。“人们的想法互相碰撞，我妻子认为我会在那里奋斗一生。”
但是首先，他和辛西娅必须完成住院实习。两人想住在同一个城镇，这是许多职业情侣都面临的问题，而且辛西娅是黑人，这使他们的情况更加复杂。她建议搬去纳什维尔（Nashville，田纳西州首府），这样他可以申请范德比尔特医学院，而她可以申请梅哈里医学院，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医学院。田纳西州最近才废除了一项禁止跨种族通婚的禁令。
平安夜，格雷厄姆开车从马里兰州回堪萨斯州时，在范德比尔特医学院停留了一下。令他惊讶的是，实习项目主任托马斯·布里廷汉姆当时就在他的办公室，并且愿意立即与他见面。谈话结束后，格雷厄姆告诉布里廷汉姆，“我知道这是南方，我要娶一个黑人女性，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我就不能来这里了。”
布里廷汉姆说这不是问题，立刻就对格雷厄姆表示欢迎。辛西娅也被梅哈里医学院录取了，所以他们搬到了纳什维尔。
到1982年，格雷厄姆已成为纳什维尔综合医院的住院总医师。那一年，他接诊了一个同时患有五种感染的病人，包括隐球菌脑膜炎和单纯疱疹。这是个谜，因为大多数感染一般都是单独发生的。
医护人员吓坏了。格雷厄姆意识到他正在治疗田纳西州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他说，“我们让他活了三个星期。”
数百万人的命运被这种无情的、难以捉摸的疾病所改变，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当时还是新兴领域的免疫学被这场战斗彻底改变了。
“我们花了几年时间才搞清楚HIV是一种病毒，”格雷厄姆说，他开始进行疫苗试验，“直到90年代中期，我们才有了像样的治疗方法。开始那几年真的很艰难，几乎所有得病的人都死了。”
很有可能，在遥远的过去，感冒病毒和新冠病毒一样致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产生了抵抗力。
2000年，国家卫生研究院聘请格雷厄姆创建了一个疫苗评估诊所。他坚持保留一个由24位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实验室，他的实验室主要研究三类呼吸道病毒的疫苗：流感，冠状病毒，和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称为呼吸道合胞体的病毒（RSV），这种病毒在新冠疫苗的研发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会导致儿童喘息性肺炎，并且比其他疾病更容易导致5岁以下儿童住院。作为最后一种没有疫苗的儿童传染病，它和季节性流感一样导致老年人死亡。它的传染性很强，为了阻止其在医院儿科病房的传播，工作人员必须戴手套、口罩和护目镜；如果遗漏了其中任何一项，RSV病例就会激增。
与新冠病毒一样，它通过颗粒飞沫和被污染的表面传播。在20世纪60年代，一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RSV疫苗使儿童病情加重，并导致两人死亡，致死原因是一种被称为疫苗增强病的综合征。格雷厄姆花了20年的时间试图解开RSV的成因之谜，但他所需要的技术仍在开发中。
2008年，他的运气来了。研究艾滋病毒疫苗的博士后杰森·麦克莱伦离开了楼上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尽管有非凡的技术进步和设计疫苗的精妙新理论，但艾滋病毒仍被认为无法用疫苗来解决的。麦克莱伦回忆说，“我当时想，还是换一种更容易对付的病毒来试验吧，格雷厄姆认为RSV是用来研究基于结构的疫苗的完美选择。”
疫苗可以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病毒并对抗病毒。利用成像技术，结构生物学家可以直观地了解病毒及其蛋白质的轮廓，然后复制这些结构来制造更有效的疫苗。麦克莱伦谈到他的研究领域时说：“我们可以通过结构的认识来确定功能，就像看到一辆有四个轮子和门的汽车，就可以推断它是运输工具。”
RSV病毒颗粒的表面有一种名为F的蛋白质。在蛋白质的顶部有一个称为抗原表位的斑点，它是体内抗体的着陆点，然后病毒会被消灭。但是当病毒侵入细胞时，会有不寻常的反应，F蛋白勃起膨胀，掩盖了抗原表位，有效地隐藏了它，使抗体无法消灭入侵的病毒。不管怎样，麦克莱伦必须阻止F蛋白的膨胀。
那个时候，疫苗学家使用的主要成像工具之一，低温电子显微镜，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可视化病毒蛋白，因为病毒蛋白质极其微小。麦克莱伦说，“整个领域被称为超微小生物学（blobloology）。”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发展了x射线晶体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用x射线照射一种病毒，或者仅仅是病毒上的一个蛋白质结晶，湿气产生散射图案，就像霰弹爆炸一样。
通过这种方法，从电子的分布就可以确定结晶物的结构。麦克莱伦给我看了一个RSV病毒上F蛋白的“原子学解释”，这个蛋白质可视化后看起来像一堆粟米膨化零食。这个很考验想象力，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及其团队对F蛋白进行操作，基本上是通过克隆它，并插入突变而将限制它的膨胀。麦克莱伦说：“这里面有很多操作的艺术。”
2013年，麦克莱伦和格雷厄姆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基于结构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融合糖蛋白疫苗的设计》（Structure-Based Design of a Fusion Glycoprotein Vaccine for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演示了他们如何稳定F蛋白，防止它的膨胀来保护抗原表位，抗原表位正是疫苗中引发免疫反应的部分，这样疫苗产生的抗体就可以攻击F蛋白，消灭病毒。
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确定他们的疫苗可以给孕妇注射，并给腹中的胎儿提供足够的抗体，使其在前六个月的关键期存活下来。这篇论文开辟了与传染病作斗争的新战线。在随后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该团队宣称，他们已经建立了“基于结构的疫苗设计概念的临床证明”，预示着“精准疫苗学时代”到来的RSV的疫苗正处于人体试验的第三阶段。
2012年，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出现在沙特阿拉伯。这种病毒非常危险：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死亡。不幸的是，这是十年来的第二种新型冠状病毒。冠状病毒已经感染人类长达八个世纪之久，但在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之前，它们只引起普通感冒。很有可能，在遥远的过去，感冒病毒和新冠病毒一样致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产生了抵抗力。
使用高倍透镜，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改良了MERS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创造了疫苗。在老鼠身上效果很好。他们正在研制一种人类适用的版本，但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导致数百人死亡后，这种病毒对人类的直接威胁逐渐消失，研究经费也随之逐渐减少。
格雷厄姆感到沮丧，他认为这样的反应是目光短浅的，但他同时也很清楚他的精力不会白费。目前已知有二十多种病毒会感染人类，而格雷厄姆的实验室研发的战胜RS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武器可能会用在别的病毒上。
传递改良蛋白质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格雷厄姆了解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Moderna，已经在被称为信使RNA的遗传物质条带上编码了一种改良过的蛋白质。该公司从未向市场推出过疫苗，而是专注于提供罕见疾病的治疗，而这些疾病的利润不足以引起大型制药公司的兴趣。但是Moderna在RNA上编码改良蛋白质的做法非常有效。
在小白鼠身上，格雷厄姆已经证明了基于结构的疫苗对中东呼吸综合征有效，同时对另一种特别致命的尼帕病毒也有效。2017年，格雷厄姆组织了一个防疫示范项目，使用Moderna的信使RNA平台，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尼帕病毒制作人类疫苗。大约三年后，当他准备开始尼帕病毒疫苗的人体试验时，他听到了来自武汉的消息。
格雷厄姆打电话给麦克莱伦，麦克莱伦正好在犹他州的帕克城，穿着热塑的滑雪靴。
如果他的疫苗起作用，数百万人可能会活下来，但如果计划失败或推迟，那就是格雷厄姆的错。
麦克莱伦已经成为结构生物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并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录用，在那里他可以使用低温电子显微镜。作为一个非常了解格雷厄姆的人，麦克莱伦察觉出他声音里的紧迫感。格雷厄姆怀疑中国出现的肺炎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他试图获得基因组序列。这是一个在现实环境中验证他们理论的机会。麦克莱伦和他的团队愿意“重回战场”并帮助他制造疫苗吗？
“当然，”麦克莱伦说。
“我们在1月10日周五晚上拿到了所有的序列，” 格雷厄姆告诉我。这些照片是中国人贴在网上的。“我们11号一醒来，就开始设计蛋白质。”
9天后，新冠病毒正式抵达美国。
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下载了SARS-CoV-2的序列后不到一天，他们就设计出了修改过的蛋白质。如此神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改变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1月13日，他们把他们的计划交给了Moderna，进行生产。六周后，Moderna开始将疫苗用于临床试验。
格雷厄姆告诉我，开发过程之快“创下历史记录”。
一般来说，从研制出疫苗到生产出可供测试的产品，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优先考虑安全性和成本，而不是速度。
格雷厄姆在设计疫苗时必须做出几个关键决定，包括从哪里开始编码信使RNA上的尖刺蛋白序列。错误的选择可能会降低疫苗的有效性，使其变得毫无价值。他征求同事的意见。每个人都说最终的决定取决于他，因为没有人比他拥有更丰富的设计疫苗的经验。最终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然后，在Moderna已经开始制造过程后，公司发回了一些初步数据，这让他担心自己搞砸了工作。格雷厄姆惊慌失措，他向来是个沉稳冷静的人，所以妻子辛西娅感到惊慌。她说：“这是一场我在他身上从未看到的信心危机。”
能否迅速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至关重要。格雷厄姆的实验室起步很快。如果他的疫苗起作用，数百万人可能会活下来，但如果计划失败或推迟，那就是格雷厄姆的错。
在这种疫苗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后，很明显，格雷厄姆的设计选择是合理的。第一次人体试验于3月16日开始。一周后，Moderna开始扩大产量，达到每月100万剂。
4、这更像是1918年
“老天，我想我们陷入了困境。”
自2016年以来，里克·布莱特医生一直管理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开发管理局，这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个部门，负责应对生物恐怖主义或流行病的医疗对策。
据吹哨人的描述，1月22日，布莱特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最大的医用口罩制造商、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Prestige Ameritech公司高管迈克·鲍文的电子邮件。
鲍文写道，他有四条几乎全新的N95生产线，但没有投入使用。他补充说，“重新启动这些机器将非常困难和昂贵，但在形势严峻的时候，如果政府愿意提供帮助的话是可以实现的。”
在另一条信息中，鲍文写道，“我们是美国国内最后一家大型口罩公司……我的电话响个不停，所以我并不需要政府给我介绍生意。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果情况真的恶化了我可以帮你保护我们的基础设施。我首先是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个商人。”
布莱特已经对美国国家战略储备中可能出现个人防疫装备短缺感到担忧。他认为，在开发针对病毒的诊断方法方面做得不够。1月23日，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的会议上，布莱特警告说，“病毒可能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只是没有检测出来而已。”
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似乎打定主意不理睬分享坏消息的科学家。
1月25日，鲍文再次写信给布莱特，称他的公司收到了“大量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口罩需求”，这是一项惊人的情报。美国使用的口罩约有一半来自中国，如果这种供应中断，美国的医院的口罩很快就会用完。
布莱特继续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口罩短缺，但他发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没有反应。
1月27日，鲍文写道：“老天，我想我们陷入了困境。”
“不要跟2003年比较，它更像是1918年，”医生说。
同一天，在白宫，波廷格召开了一次内阁官员和副手的跨部门会议。与会者分为四个阵营：有一些公共卫生机构，如雷德菲尔德、福奇、阿扎尔这样以数据为导向的人，但是他们当时手上还没有足够清晰的数据；另一个阵营是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以及来自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和运输部的官员们，他们正专注于计算如果采取极端措施将会造成的经济损失；国务院一派主要关心后勤问题，比如把美国人从武汉撤出；最后还有波廷格，他认为这种病毒不仅是医学和经济上的挑战，也是国家安全的威胁。他希望现在就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疫情蔓延。
公共卫生特遣队不想在没有确切情报的情况下做出隔离或旅行禁令的决定。当波廷格提出一项减少来自中国的旅行的提议时，经济顾问们嘲笑他小题大做。旅行禁令违反与中国的贸易协定，这是需要严肃考虑的因素，除了个人防护设备，中国还生产了大量美国所依赖的重要药品。
可想而知，公共卫生代表也持反对态度，旅行禁令减缓了紧急援助的速度，而病毒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传播的途径。此外，每天至少有1.4万名来自中国的旅客抵达美国：没有办法将他们全部隔离。
这些观点最终将被推翻。越南和新西兰等实施旅行禁令并实行严格隔离的国家，都将疫情维持在了可控范围内。
国务院开始从中国撤离美国人，被派去接美国人的747飞机上装满了18吨的个人防护用品，包括口罩、医用长袍和纱布。这个决定让很多人后悔不已，尤其是当一些替代品后来以极高的价格卖回美国时。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波廷格与一位在中国治疗病人的医生进行了交谈。人们被感染了，却没有办法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在哪里发生的——这是一个被称为社区传播的传染阶段。
波廷格问道：“这会和非典一样严重吗？”
“不要跟2003年比较，它更像是1918年，”医生说。
1918那次流感持续了两年，导致了四千万到一亿人的死亡。
1月28日，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把波廷格带到美国总统办公室，特朗普正在那里听取每日情报简报。根据当时在场的人的记录，这次会议上，简报员提到了病毒，但并没有将其列为头号威胁。
奥布莱恩提醒总统，“这将是你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
特朗普问疫情是否会造成和非典一样大的危险，简报人回答说目前还不清楚。
波廷格站了出来，讲述了他从消息来源那里听到的消息——最令人震惊的是，半数以上的疾病传播归因于无症状携带者。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飞往美国。
特朗普问：“我们应该关闭旅行吗？”
波廷格回道：“是的。”
波廷格离开总统办公室，走进了战况室——一个新成立的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正在那里开会。人们对他很恼火。福奇说，“一个没有症状的人引发呼吸道疾病是不常见的。”
就非典的情况来说，这种说法确实没错。福奇仍然希望美国科学家从中国获得更多数据报告。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认为现在采取破坏性行动还为时过早。他说，在中国以外只有少数病例，而在美国，这种病原体的传播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公共卫生团队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建议道：“让数据来指导我们。”
波廷格指出，“我们没有得到可靠的数据！”
与此同时，经济顾问们也急疯了，因为旅行禁令会扼杀航空业，关闭全球供应链。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一直在质疑形势是不是真有那么严重性，他无法使末日预言与股市的表现保持一致。
“所有的钱都是傻瓜吗? ”他说。“所有人都在玩忽职守？我只是很难相信这一点。”
库德洛后来说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
波廷格觉得自己需要后援，于是带上了彼得·纳瓦罗。纳瓦罗是一位粗暴的经济顾问，许多白宫官员认为纳瓦罗是一个疯子，但众所周知，纳瓦罗是总统跟前的红人之一，因为他主张关税战争和其他民族主义措施。
纳瓦罗警告说，“我们现在必须封锁边境。这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市场。），你是在用渐进主义的方式掷骰子。”
几分钟之内，纳瓦罗就和房间里的每个人发生了争执。他指出，这种新病毒比季节性流感或非典传播得更快，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生命损失是惊人的。但阿扎尔坚持认为旅行禁令是一种过度反应。那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纳瓦罗的态度非常强硬，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禁止他参加以后的会议。
但随后浮出水面的数据改变了大家的观点。1月中旬，一名芝加哥女子从中国旅行回来。不到一周，她就因新冠肺炎住院。1月30日，她没有去过中国的丈夫检测呈阳性。福奇、雷德菲尔德和公共卫生队伍中的其他人改变了想法：人际传播显然正在美国发生。
特朗普被告知了这一消息。这个时间点对他来说再糟糕不过了。不过，特朗普同意第二天宣布旅行禁令。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但不够全面。美国政府禁止非美国人从中国入境，但美国公民、居民及其家人可以自由入境。对来自武汉地区的旅客实施了为期两周的隔离，但与严格执行隔离措施的台湾、澳大利亚、香港和新西兰的做法不同，美国几乎没有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新冠很快就渗透进美国。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