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關在紐約聯邦監獄，第二天就上庭見到了沃爾伍德大法官。這是個白髮蒼蒼的猶太人，鷹鉤鼻子，慈眉善目，語調平和，看上去不像人們印象中那些威嚴的法官，倒像法學院的老教授。沃爾 伍德法官給我的命令是：“不許保釋，三個月後上庭。”
指控我的檢控官是一位黑頭發、藍眼睛的義大利裔女士，個子不高，三十多歲，顯得非常單薄、瘦弱。我內心深處為她擔憂，我這樣的重案，壓在一個如此柔弱的女人身上，是不是太殘酷了點？
我對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不甚感冒，檢察官起訴罪名就好像老漁翁撒網，有魚沒魚先撒一網再說。比如說對我的起訴，三個一級殺人罪，無非是說休斯頓滅門案、老張之死和阿忠之死都是我幹的。這不胡扯嗎？且不說休斯頓滅門案跟我連點影子都不沾，阿忠是被越南軍人開槍殺死的，至少有七個在美國的福建移民可以證明這一點，檢控官說我殺的，有何證據？老張是因為襲擊我被船老大打死的，我身上還有他開槍造成的槍傷，怎麼成了我殺了他？再說，檢控官從哪裡找來證據證明我殺了他？目擊證人就船老大一個人，他還是當事人，怎麼證明？更可笑的是，這兩個案子案發地都在東南亞的越泰邊境，連“受害人”也都不是美國公民，跟美國沒有一毛錢關係，美國法院憑什麼管轄？所以，這些罪名看起來很嚇人，其實不堪一擊。不過檢控官起訴的另外幾個小罪倒是比較難纏。比如說非法持有偽造的證件罪，我的護照是老張給我的，真的假的我也搞不清楚，如果他們硬說是假的，老張又死了，我是持這個“假護照”入境美國的，給我定罪應該問題不大啊。還有所謂的“間諜罪”，我原來是中國公民，是歸化入籍的新移民，本來在陪審團眼裡就是“非我族類”，不堪信任。最近這些年華人在美國鬧騰地厲害，動不動就舉著五星紅旗人山人海去抗議，連個六歲的小屁孩在電視臺上說“為了賴債要殺死所有中國人”都當回事，鬧了個不亦樂乎，以美國當地民眾為主體組成的陪審團會對我這個中國佬什麼印象？更何況我一直在中國間諜的操控下，幹了那麼多事。這次入境中國又被中國安全部“捉放曹”，裡面有什麼貓膩，恐怕給我十張嘴也說不清楚。因此美國佬給我弄個間諜的罪名扣在頭上，應該說是非常容易的，被陪審團定罪也不困難。
還有，美國的司法制度有個特點，看上去程式很複雜，很公正，實際上定罪很隨意。雖然不能像安全部老楊攻擊的那樣，冤假錯案堆積如山，但冤案頻發倒也是事實。就拿世界日報公佈的案例來說，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紐約法庭就為一個叫迪肯的當事人平反，認定二十五年前法庭判他故意殺害妻子案不成立，這個案子的改判是因為當年的目擊證人重新修改了證詞，而這位肯迪已經因為她的謊言坐了二十五年冤獄。
同年十一月九日世界日報還報導過一件案子，一名洛杉磯男子瑞吉斯特被控在一九七九年槍殺一名老人，也是因為當年唯一的目擊證人說的是一片謊言，新的證人站出來說明當年老人之死系另有他人所為，這位倒楣鬼坐了三十四年大牢才被無罪釋放。
美國著名大律師德肖維茨曾經辛辣地諷刺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在司法審判中，除非對自己有利，沒有人需要正義。
所以，當年輕的女檢控官提出跟我做控辯交易的建議時，我沒有別的選擇，只好答應了。
女檢控官說：如果全部罪名都成立，趙先生可能被判好幾個終生監禁另加上百年的刑期，恐怕就要永遠呆在監獄裡了。但是如果你選擇認罪，政府可以放棄指控一些罪名，以節省司法資源。
我笑著說：“我承認非法使用虛假證件罪。雖然我不知道這個證件是真是假，它是怎麼來的。但我不是通過合法手段拿到的，為了這個疏忽，我願意承擔罪責。”
女檢控官：“那麼還有其他十幾項罪名呢，你都不想認罪嗎？”
“正好相反，只要您能在法官大人開庭之前，拿出像樣的證據和理由來，我都願意認罪。”
“我拿出證據來，還需要你認罪嗎？直接上陪審團判你不就得了？”
“你若沒有證據，隨便扣一堆罪名，我都隨意認罪，那不是對美國司法的嘲弄嗎？法律的尊嚴何在？美國引以為豪的司法制度的光榮何在？”
女檢控官在我的反擊之下，面紅耳赤，說：“那好，我們去搜集證據！”
我的律師也是政府指派的公職律師，也是個女士。（這種律師是免費的，我才不會為了一樁子虛烏有的罪名去浪費我的積蓄呢。） 她對我的優異表現喜出望外，不斷地向我豎起拇指。她大概不知道，我在中國當出庭律師的時間比她長多了。
指控我的檢控官是一位黑頭發、藍眼睛的義大利裔女士，個子不高，三十多歲，顯得非常單薄、瘦弱。我內心深處為她擔憂，我這樣的重案，壓在一個如此柔弱的女人身上，是不是太殘酷了點？
我對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不甚感冒，檢察官起訴罪名就好像老漁翁撒網，有魚沒魚先撒一網再說。比如說對我的起訴，三個一級殺人罪，無非是說休斯頓滅門案、老張之死和阿忠之死都是我幹的。這不胡扯嗎？且不說休斯頓滅門案跟我連點影子都不沾，阿忠是被越南軍人開槍殺死的，至少有七個在美國的福建移民可以證明這一點，檢控官說我殺的，有何證據？老張是因為襲擊我被船老大打死的，我身上還有他開槍造成的槍傷，怎麼成了我殺了他？再說，檢控官從哪裡找來證據證明我殺了他？目擊證人就船老大一個人，他還是當事人，怎麼證明？更可笑的是，這兩個案子案發地都在東南亞的越泰邊境，連“受害人”也都不是美國公民，跟美國沒有一毛錢關係，美國法院憑什麼管轄？所以，這些罪名看起來很嚇人，其實不堪一擊。不過檢控官起訴的另外幾個小罪倒是比較難纏。比如說非法持有偽造的證件罪，我的護照是老張給我的，真的假的我也搞不清楚，如果他們硬說是假的，老張又死了，我是持這個“假護照”入境美國的，給我定罪應該問題不大啊。還有所謂的“間諜罪”，我原來是中國公民，是歸化入籍的新移民，本來在陪審團眼裡就是“非我族類”，不堪信任。最近這些年華人在美國鬧騰地厲害，動不動就舉著五星紅旗人山人海去抗議，連個六歲的小屁孩在電視臺上說“為了賴債要殺死所有中國人”都當回事，鬧了個不亦樂乎，以美國當地民眾為主體組成的陪審團會對我這個中國佬什麼印象？更何況我一直在中國間諜的操控下，幹了那麼多事。這次入境中國又被中國安全部“捉放曹”，裡面有什麼貓膩，恐怕給我十張嘴也說不清楚。因此美國佬給我弄個間諜的罪名扣在頭上，應該說是非常容易的，被陪審團定罪也不困難。
還有，美國的司法制度有個特點，看上去程式很複雜，很公正，實際上定罪很隨意。雖然不能像安全部老楊攻擊的那樣，冤假錯案堆積如山，但冤案頻發倒也是事實。就拿世界日報公佈的案例來說，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紐約法庭就為一個叫迪肯的當事人平反，認定二十五年前法庭判他故意殺害妻子案不成立，這個案子的改判是因為當年的目擊證人重新修改了證詞，而這位肯迪已經因為她的謊言坐了二十五年冤獄。
同年十一月九日世界日報還報導過一件案子，一名洛杉磯男子瑞吉斯特被控在一九七九年槍殺一名老人，也是因為當年唯一的目擊證人說的是一片謊言，新的證人站出來說明當年老人之死系另有他人所為，這位倒楣鬼坐了三十四年大牢才被無罪釋放。
美國著名大律師德肖維茨曾經辛辣地諷刺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在司法審判中，除非對自己有利，沒有人需要正義。
所以，當年輕的女檢控官提出跟我做控辯交易的建議時，我沒有別的選擇，只好答應了。
女檢控官說：如果全部罪名都成立，趙先生可能被判好幾個終生監禁另加上百年的刑期，恐怕就要永遠呆在監獄裡了。但是如果你選擇認罪，政府可以放棄指控一些罪名，以節省司法資源。
我笑著說：“我承認非法使用虛假證件罪。雖然我不知道這個證件是真是假，它是怎麼來的。但我不是通過合法手段拿到的，為了這個疏忽，我願意承擔罪責。”
女檢控官：“那麼還有其他十幾項罪名呢，你都不想認罪嗎？”
“正好相反，只要您能在法官大人開庭之前，拿出像樣的證據和理由來，我都願意認罪。”
“我拿出證據來，還需要你認罪嗎？直接上陪審團判你不就得了？”
“你若沒有證據，隨便扣一堆罪名，我都隨意認罪，那不是對美國司法的嘲弄嗎？法律的尊嚴何在？美國引以為豪的司法制度的光榮何在？”
女檢控官在我的反擊之下，面紅耳赤，說：“那好，我們去搜集證據！”
我的律師也是政府指派的公職律師，也是個女士。（這種律師是免費的，我才不會為了一樁子虛烏有的罪名去浪費我的積蓄呢。） 她對我的優異表現喜出望外，不斷地向我豎起拇指。她大概不知道，我在中國當出庭律師的時間比她長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