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劳伦斯·赖特：美国大疫纪事：新冠悲剧背后的错误与挣扎（下）
发表于 2021 年 03 月 17 日 由 thchen
【原编者注：文章源自《纽约客》，作者：劳伦斯·赖特，编译，朱远奇。全文6万字，有很多以前外界不知道的细节，这可能也是纪录美国疫情最优秀的文字读本，此文为删节版，也是因为公号只能发最多5万字，全本请点击阅读原文，或输入网址caus.com查阅。】
11、计划就是没有计划
在另一次与特朗普的集体电话会议上，贝克抱怨说，“我们认真对待你提出的不要依赖国家储备的建议。我现在告诉你，我输给了联邦政府，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人要选择卖给你还是我，那我肯定争不过你啊。”
“价高者得。”特朗普冷冷地回答。
三月中旬，美国开始封锁。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敦促美国人在家工作。教育系统也改为线上。旅行和购物将会停止，餐馆和酒吧关门歇业，其目标是在15天内阻止病毒的传播，并“使曲线变平”。
特朗普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谈到这种病毒时说，“这种病毒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福奇纠正了他，指出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前面，并指出，“我们选择如何应对挑战，将决定最终的结果。”
特朗普与州长们举行了电话会议。他说，“我们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们”。然后他说，“呼吸器，所有的设备供给，你们得自己想办法。”
大多数州长自然而然的认为，就像在发生飓风或森林火灾时一样，联邦政府会迅速提供帮助，存放应急设备的仓库将会打开。面对呼吸机、N95口罩和鼻腔棉签严重短缺的情况，州长们以为特朗普会援引《国防生产法案》，迫使私营企业生产所有医疗必需品。
当然，这得有一个全国性的统筹计划。
当华盛顿州长英斯利意识到特朗普无意动员联邦政府时，大吃一惊。英斯利告诉他，“这相当于罗斯福在1941年12月8日说，祝你好运，康涅狄格，你自己去建造战舰吧。”
特朗普回应说，“我们只是后备力量。”
“我不是想让你做什么替补四分卫，”英斯利说。”我们需要你扮演汤姆·布雷迪（注，美国最优秀的四分卫）。”
马里兰州的共和党州长拉里·霍根被激怒了。他告诉特朗普：“你这是要陷我们于不义！”
副美国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格的弟弟保罗医生，一直从西雅图发来绝望的邮件。他听说一些医务人员用从家得宝（Home Depot，出售家庭装饰品与建材的零售商）买来的材料制作个人防护用品，用工业胶带和海洋级乙烯基做面罩，垃圾袋被用作外科手术服。
当地一名卫生官员写信给他说，“我们目前正在起草如何用布料自制口罩的指导方针，我已经询问了社区里的其他创新者，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点子，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波廷格给保罗写信说，“救援就在路上，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赶紧撕下床单，把它们做成实验室大褂，到救世军（Salvation Army，以基督教为信仰的国际性慈善公益组织）去找衣服，如果有必要的话，用胸罩代替口罩把脸包起来。”
国家战略储备是为应对这种紧急情况而存在的，但部长阿扎尔最近向参议院作证说，国家储备只有1200万个N95口罩，只能满足需求的一小部分。这个仓库曾经存放过1亿只口罩，但其中大部分都在2009年H1N1流感期间用掉了，而且也没有及时补货。
在特朗普明确表示各州要自己想办法以后，康涅狄格州州长内德·拉蒙特给附近地区的其他州长打了电话：新泽西州的州长菲尔·墨菲，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查理·贝克，罗德岛州的州长吉娜·雷蒙多，还有纽约州州长科莫。
拉蒙特说，各州需要共同行动。
“如果我关闭酒吧，科莫那边继续开着，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说。“每个人都会去他那里喝酒，然后再把感染带回来。”
州长们被他们面临的任务吓到了，康涅狄格州州长拉蒙特能够想象选民们的愤怒，“你们要关闭学校？我的上帝！”
所以，州长们的一致行动不仅能显示团结，还能提供了政治掩护。
州长们同时关闭了健身房、餐馆和酒吧。康涅狄格州州长拉蒙特、新泽西州州长墨菲和纽约州州长科莫禁止集会人数超过50人，马萨诸塞州州长贝克和罗德岛州长雷蒙多限定为25人。科莫宣布，“你们别指望举办毕业派对，纽约州办不了，在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都办不了。”
然而州长们发现，特朗普正在破坏他们保护公民的努力。马萨诸塞州州长查理·贝克，安排从中国购买300万个N95口罩，但联邦当局在纽约港将其没收，并向供应商支付了溢价后据为己有。
在另一次与特朗普的集体电话会议上，贝克抱怨说，“我们认真对待你提出的不要依赖国家储备的建议。我现在告诉你，我输给了联邦政府，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人要选择卖给你还是我，那我肯定争不过你啊。”
“价高者得。”特朗普冷冷地回答。
后来，贝克又悄悄地从中国弄来了120万个口罩，并得到了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在麻萨诸塞州福克斯堡的一支球队）所有者罗伯特·克拉夫特的帮助。克拉夫特用球队的飞机把这些口罩运到了洛根机场，在那里，马萨诸塞国民警卫队接收了口罩，偷偷将其带走了。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州州长科莫愤怒地说，50个州在争抢物资，不得不互相竞价。他摊开双手，“这有什么意义？联邦政府，联邦应急管理局，应该是采购代理负责人。”
罗德岛州州长吉娜·雷蒙多给联邦应急管理局施压，“我们能动用国家储备吗？”
她被搪塞了几天后，管理局承诺，一卡车的个人防护用品正在路上。晚上9点，她收到一条短信，说卡车已经到了。雷蒙多后来告诉《政治家》杂志 ，“我给我的卫生主任打了电话说，好消息，卡车终于来了！她说，州长，这是一辆空卡车，他们派来了一辆空卡车。”
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告诉我，“我们获得的个人防护用品中，只有11%来自联邦政府。”
想获得更多防疫物品的州长不得不对特朗普卑躬屈膝。加州的加文·纽森在得到总统提供一批棉签的承诺后，大拍其马屁。大约在这个时候，一名记者问特朗普，“你说有些州长没有尽到他们的本分。在这个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州长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很简单”，特朗普说。“我希望他们心存感激。”
今年春天，特朗普向美国联邦药品管理局施压，要求快速批准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羟氯喹，用于治疗新冠。福克斯新闻将这种药物吹上了天，说它将“改变游戏规”，福克斯的名牌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和劳拉·英格拉汉姆，播出了对格雷戈里·里加诺那令人作呕的采访。
里加诺曾与人合写了一篇“论文”，一篇自行发表在谷歌上的文档，称这种药物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他是一名律师，最近又创立了区块链基金，旨在“骗过死神”和“终结老年痴呆症”。
在3月23日到4月6日之间，羟氯喹在福克斯新闻上被提到了近300次。包括纳瓦罗在内的白宫官员大力宣传这种药物。
在一个工作小组的简报会上，福奇被问及羟氯喹是否能遏制冠状病毒。他说，“答案是否定的。”
特朗普怒目圆睁，走向麦克风说，“我是这种药物的超级粉丝。”
三个月后，美国联邦药品管理局撤销了授权，因为非但无效，还会导致“严重的心脏不良事件”和其他副作用，包括肾病和死亡。当羟氯喹和阿奇霉素（特朗普公开支持的一种组合）同时服用时，患者发生心脏骤停的可能性，是那些不服用这两种药物的患者的两倍。
福克斯新闻不再大肆宣传羟氯喹，但特朗普仍然想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纽约的病例每三天翻一番，医生们在中央公园的帐篷里治疗病人时，他宣称希望美国在复活节前“整装出发”。
病毒蔓延开来，不堪重负的员工们做出了不得已的决定，将两个单元病房合并起来，把床排列得很紧。许多搞不清楚位置的老兵爬错了床，这加速了疫情的蔓延。
总体来说，新冠的病死率为2%。但75岁以上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比30岁以下的人高出数百倍。老年人生命的贬值，在许多养老院的低护理标准中表现得很明显，美国40%的新冠死亡发生在养老院，但老年人的新冠病例只占了8%。
去年3月，在马萨诸塞州霍利奥克的士兵之家，235名退伍军人住在那里，他们中有些人参加过二战。最终，他们成了自己努力保护，但无法保护他们的体制的牺牲品。
根据该州委托进行的一项独立调查，家人和员工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人手不足，部分原因是州长贝克在2015年下令停止招聘人手。3月17日，一名出现症状数周的老兵被确诊患有新冠。他住在两个痴呆症病房中的一个。他没有被隔离，甚至在四天后他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也没有。
病毒蔓延开来，不堪重负的员工们做出了不得已的决定，将两个单元病房合并起来，把床排列得很紧。许多搞不清楚位置的老兵爬错了床，这加速了疫情的蔓延。一位娱乐治疗师说（娱乐治疗师是指使用娱乐、休闲和玩耍作为模式对治疗进行积极干预），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把她的病人“引向死亡”。
3月20日星期五，从陆军国民警卫队退休的迈克·米勒，接到了他的两个姐妹琳达和苏珊的电话。她们说，“他们认为爸爸可能熬不过今晚。”
他们的父亲詹姆斯·米勒现年96岁，自2015年以来一直住在军人之家。姐弟开车去了医院。一次只能有一名家庭成员进入。迈克走了进去，他的姐妹们在车里等着。他回忆说，父亲“看起来像具尸体，他就那样没有生气的躺了一个星期了，却没有人给我们打电话。”
在诺曼底登陆日，詹姆斯·米勒登陆了诺曼底海滩，还曾帮助解放德国诺德豪森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退伍后，他成为了一名邮政工人和一名消防员。他沉默寡言，很少和孩子们讨论他的军旅生涯。
现在，这位沉默的老兵在一片混乱中慢慢地死去。
“老人家们到处乱走，”迈克说。“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有个帘子特意为我父亲关着，其他老兵会打开帘子站在那里，里面还有我认识的人。他们并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旁边床上的一个男人，“只是在呻吟，他无法呼吸。当天晚上他就去世了。”
工作人员除了把吗啡放在舌头下面这样的安慰措施以外，什么都做不了。詹姆斯脱水严重，无法吞咽。迈克恳求道，“给他输液吧！”但工作人员没有被授权这么做，他们也不能把他送到医院。
迈克用湿润的棉签蘸了蘸爸爸的嘴，护士们非常难过。迈克回忆说，“他们爱我爸爸。但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他从未见过任何管理人员。
迈克每天都会来，他的姐妹们在停车场守夜。周六，他们目睹了一辆用于存放尸体的冷藏卡车到来。周一，詹姆斯·米勒去世了，在这一切结束之前，已经至少有75名退伍军人去世。
12、小非洲
在疫情肆虐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当艾博尼·希尔顿医生走进病房时，病人们会看到她的手术口罩上面那双大而灵动的眼睛。她的头发和身体都被帽子和长袍遮住了。
她带有南方口音，称自己为“乡村女孩”，这与她自信的态度不相称。当被要求给新冠患者插管时，她说，“这说明这病人快不行了，我之所以要插这根呼吸管，是因为病人的身体正在衰竭，所以如果我不插管，病人就死定了。但如果我给病人插管，我就有被传染的风险。”
38岁的希尔顿，是夏洛茨维尔市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麻醉师。弗吉尼亚大学医院有大约600个床位，但是希尔顿经常独自奋斗在工作岗位上，“我是整个医院唯一的麻醉师。在这一刻，我得挺住，不能回到房间，让恐惧把我吓倒。”
她继续说，“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犹豫，想着这个病人可能会传染我。你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你必须穿上工作服立刻行动。”
三月初的一天，希尔顿收到了一个病人，一名患者感染了败血症，这意味着感染进入了她的血液，并在她的身体里肆虐。她的肾脏开始衰竭。通常，医生会怀疑细菌是病因，但感染的传播速度快得令人担忧，而且症状与医生报告的中国和意大利新冠肺炎患者的症状相符。
许多卫生保健工作者注意到，这种感染导致的死亡速度非常快。
希尔顿走进房间，戴着N95口罩。患者已经没有血压，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她缺氧的大脑几秒钟内就会开始死亡。插管过程中，需要在患者肩胛骨下放置一个枕头，使头部向后倾斜，处于“嗅探”的位置。
希尔顿确保病人接受了氧气，并注射了镇静剂和肌肉松弛剂；然后她撬开病人的嘴，把舌头推到一边，插入一个喉镜（一个弯曲的刀片附在一个柄上，看起来像一根拐杖头）。这个装置能将上颚提起，露出声带。如果声带无法露出，压迫喉部会使声带出现。
希尔顿缓慢地将一根塑料管穿过声带之间的狭窄入口，向下插入气管。管子一固定，病人就连上了呼吸机。
三月初的那个病人可能是希尔顿的第一个新冠肺炎患者，但也说不准，因为弗吉尼亚在三月初几乎没有任何检测设备。
“我们这里出了医生、律师、法官——我们这个非洲小社区培养了很多专业人士，因为我们非常重视教育，且彼此照顾。希尔顿来自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
希尔顿来自南卡罗莱纳州斯帕坦堡附近、一个叫做“小非洲”的社区。内战结束后，曾为奴隶的辛普森·福斯特和一个名叫伊曼纽尔·瓦德尔的切罗基人建立了这个社区，作为一个农业避难所。
希尔顿说：“它很小，红灯都没有。我们只有我叔祖父霍布斯的商店，还有为我们准备的零食和其他东西。”
小非洲在蓝岭山脉的山脚下。“当你坐在门廊上时，你可以看到山脊线，”希尔顿的母亲玛丽·希尔顿告诉我。她说，“我们这里出了医生、律师、法官——我们这个非洲小社区培养了很多专业人士，因为我们非常重视教育，且彼此照顾。希尔顿来自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
希尔顿八岁的时候，她的妹妹问妈妈他们是否可以有一个弟弟。希尔顿的妈妈玛丽很意外，但她诚实地回答说，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
“我当时17岁，”妈妈回忆说。“我从没听说过妇产科医生，我们都是去诊所做产检。“
她一个人去看医生，她的母亲正在摘棉花，玛丽想。在一次怀孕检查中，一名技术人员刺穿了她的羊膜囊，导致婴儿早产，男孩出生三天后就死了。
玛丽说，“我告诉希尔顿这段往事的时候，不知道这会改变她的生活。”
希尔顿下定决心要去学医，从那时起，妈妈就开始叫她希尔顿医生。
不久前，希尔顿和她的姐妹布兰迪和凯德兰，为他们素未谋面的哥哥立了一块墓碑，建在小非洲新贝德福德浸信会教堂的墓地里。
“他是个斗士，”希尔顿告诉我。“他试图努力活下来，所以我要代替他完成这个任务。”
希尔顿对自己未来的形象，是通过观看《女医奎恩》（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形成的。她上了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打算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
“一天晚上，当我在做妇产科值班时，有一位女士癫痫发作，她实际上是子痫，有个男人跑进房间，开始发号施令，比如，我要做A线（动脉穿刺和插管，通常在急诊科进行），你来打镁光灯。我靠过去问他是谁啊？其中一个医生说，哦，那是麻醉住院医师，”希尔顿对自己说。“我就想成为那种当出现混乱时，镇定自若知道该做什么的人。”
2013年，她成为1824年成立的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聘用的第一位黑人女麻醉师。2018年，弗吉尼亚大学聘用了她。
“随着我的医学知识越来越丰富，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有孩子，它的死亡风险实际上比我母亲的孩子还要高，”她说。她引用了杜克大学一项研究，其中将种族和教育水平联系起来。“如果你研究一下和我拥有相同学历的白人女性，我的孩子在一周岁前死亡的可能性是她们的五到七倍。历史上黑人女性就是这样。自奴隶时代以来，就健康层面而言，数据并没有改变多少。”
许多少数民族患有相同的疾病。“这就是社会阶层决定健康状况，”希尔顿说。哮喘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可能是空气污染的结果，比如来自低收入社区的工厂污染。
“如果你在一个封闭的社区里（通常高档社区才会有封闭设施），你就不会看到这些工厂冒出的滚滚浓烟，因为你有金钱和权力来影响政策制定者说，不能把有污染的工厂放在这里。”
心脏衰竭、肥胖和糖尿病，都与附近是否有健康的餐馆和杂货店有关。她指出，在南卡罗来纳州，五分之一的县没有医院，11个县没有妇产科医生。
希尔顿说，今年2月美国宣布第一例新冠死亡病例的那一刻，她就开始向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发推特风暴（指用户在推特上快速且连续发布讯息的行为）。
“我们知道种族健康差异存在，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就存在了，我们也清楚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她恳求道。“告诉我们你测试了谁，你没测试谁。”
《纽约时报》起诉疾控中心后，美国疾控中心直到7月份才公布了全面的数据。事实证明，这个国家的各个阶层正在经历完全同不的新冠疫情。
总的来说，每1万名美国人就有38例冠状病毒病例。但是，对于白人来说，这个数字是23，对黑人来说，是62人，对于西班牙裔，这个数字是73。在希尔顿的医院，前10名新冠死亡病例中有7个人属于有色人种。
希尔顿和她的同事前往夏洛茨维尔及其周边的少数族裔社区，在教堂和购物中心提供测试。她说，“少数族裔不太可能接受检测，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直接回家，在那里他们会感染整个社区。”
有色人种更容易暴露在病毒下，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工人。“只有五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国人可以在家办公，”她说。“西班牙裔在家办公的只有六分之一。”
弗吉尼亚大学医院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遗嘱都准备好了，希尔顿意识到她会长时间不能陪伴她的狗巴克利，所以她又买了一只小狗，“为我的狗买了一只狗”。她叫它为本特利，她承认它们相处地并不好。
希尔顿的邻居是新冠病房的一名护士，她有两个孩子，因为担心会把新冠传染给孩子，她住在地下室里。
“她被压垮了，她试图帮助别人。她被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国家给拖累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的，我们应该提前计划的。”
希尔顿所在的医院经历的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是49岁的洛娜·布林医生被送进了精神科。她的父亲菲利普·布林是一名退休的创伤外科医生，母亲罗斯玛丽·布林曾是罗娜住院病房的一名护士。洛娜一直住在曼哈顿，在纽约长老会艾伦医院主管急诊室。
当新冠病毒席卷纽约时，她的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有时候会延长到18个小时。她几乎没有睡觉时间。不到一周，布林自己也感染了新冠病毒。她一边在公寓里辛苦工作，一边远程管理她的部门。退烧后，她于4月1日重返工作岗位。
布林以活力而著称。她是一个舞者，还是一个业余管弦乐队的大提琴手。她跑马拉松，开一辆保时捷敞篷车，在业余时间，她攻读MBA。她的姐姐詹妮弗·菲斯特告诉我，“她超级喜欢开派对。”
布林告诉詹妮弗，一名创伤科护士正在急诊室里走来走去，根据病人的脸色对他们进行分类。纽约有如此多的医生生病，以至于布林一度同时在两家医院管理急诊室。
压力大任务重，正如她父亲后来说的那样，布林“就像一匹拉了太重货物的马，再也走不动了，最终倒下。”
一天早上，布林给她姐姐打电话说她坐不起来了。詹妮弗告诉我，“她精神紧张，新冠病毒伤到了她的大脑。”
詹妮弗和她的丈夫科里决定，布林需要回到弗吉尼亚的家中。一位康涅狄格州的朋友开车送布林去费城，另一个朋友带她去了巴尔的摩，詹妮弗在路边等着开车送她回夏洛茨维尔。
布林在弗吉尼亚大学医院度过11天，她很害怕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她知道，执照颁发委员会可能会标记她患有精神疾病。在被新冠感染之前，布林从来没有任何精神不稳定的迹象。詹妮弗和丈夫都是律师，他们向她保证不会吊销她的医师执照。布林似乎有所改善，她甚至尝试在手机上做MBA作业。
詹妮弗在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把布林带回家。第二天，布林自杀了。
这一场疫情给已经精疲力竭的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增加了难以想象的压力。詹妮弗告诉我，“她被压垮了，她试图帮助别人。她被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国家给拖累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的，我们应该提前计划的。”
13、华尔街的使命
但新冠就像一个不愿离开的晚餐客人，它赖着不走，还吃光了食品柜里所有的东西。
高盛在高级金融业是个有争议的名字。它的影响力渗透到美国的经济政策中。美联储12位主席中有三位曾在那里工作过。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就曾经是高盛的一员。许多批评者认为它是人能想象的贪婪最高峰，必须要为美国巨大的收入差距负责，因为高盛操纵政府政策，让富人更加富有。
但是，在高层权力机构中，高盛的成功文化备受尊崇。
在2020年第一季度，高盛对经济的看法是乐观的。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简·哈祖斯告诉我，“我们已经完全走出了2008年经济衰退的阴影。”
失业率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工资正在缓慢上涨。当然，收入中位数自70年代以来就没有大幅增长；贫富差距看来是无法弥补的。但这些都不是高盛的问题。这家公司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让有钱的客户更有钱。
当武汉爆发疫情时，美国面临的经济风险似乎很低。以前的疫情，如禽流感和非典，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几乎忽略不计。2月12日，由于新冠病毒渗入美国，道琼斯指数收盘于29551点，创下历史纪录。三周后，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说，“我们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收缩。”
哈祖斯做了高盛季度GDP预测。他说，“通常情况下，你可以通过将人们的消费倾向与他们的劳动收入或税收变化联系起来，或者把利率变化对购房意愿或能力的影响联系起来，来估计商业周期的起伏。”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这并不是说人们没钱下馆子，而是说他们不能下馆子。”
航空公司停止了飞行，汽车生产停止，整个行业必须从经济中剔除，“这更像是算术，而不是计量经济学。”
3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个世界末日般的标题——失业激增，美国新冠病例居世界首位。奇怪的是，到那个时候，道琼斯指数已经扭转了暴跌的趋势，开始了与实际经济明显不符的长期攀升。11月，该指数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史蒂夫·斯特朗金是高盛的高级顾问。六十二岁的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这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十九世纪的欧洲的有识之士的形象，活像没有鬓角的易卜生（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他告诉我，“人们经常把市场比作一个巨大的赌场，但它们实际上有一个深刻的经济功能，那就是把资本，包括股权和债务，从不再具有价值的企业转移到我们今天需要的企业。”
斯特朗金说，市场最初的反应是，“我们只要按兵不动，蛰伏一段时间，疫情自然会过去，然后我们就能恢复如初。”
在那个阶段，华尔街的职能在于提供资金的流动，因为客户开始求助于保值策略，筹集现金、提取信贷额度等，同时等待危机的结束。但新冠就像一个不愿离开的晚餐客人，它赖着不走，还吃光了食品柜里所有的东西。
“当人们意识到无症状携带者的可怕性时，大家都被迫重新评估危机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斯特朗金说。“这意味着所有先前的控制都将失败。数千家企业将关闭。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见过如此大规模的灾难。规则必须改变，新冠疫情是一个历史性的颠覆者，迫使人们从短期思维转向长期思维。”
斯特朗金曾写过一篇论文，名为《危机幸存者指南》，他说，“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看到人们急于抓住机会。”
投资者转向了新的阶段，追随赢家的脚步。市场的复苏是由五支股票，Facebook，苹果，微软，谷歌和亚马逊主导的，它们占标准普尔指数的20%以上。
然而，“资本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实，并不是关于这五个赢家的杰出表现，”斯特朗金说。“而是要拿走5万名失败者手中的钱。这是经济体系的核心，我们不支持失败。”
他表示，政府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是帮助人们创办新的小型企业。“目前股市和就业人数之间的差距是一个醒目的警告，表明经济和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把钱花到地方，痛苦将是非常真实的，政治后果也很危险。”
14、那个不戴口罩的男人
在特朗普的白宫戴口罩似乎是一种近乎叛国的行为。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控制感染的机会是口罩，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或许也是最有效的。但美国政府和美国没有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3月4日，马特·波廷格开车前往白宫时，正在与一位中国医生通话。他一边开车，一边在信封背面做笔记，他听到了关于中国如何控制病毒的宝贵新信息。
这名医生提到了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它在美国刚刚成为一种可能的治疗方法。医生强调，口罩对阻隔新冠病毒非常有效，比阻隔流感更有效。
医生说，“随身携带洗手液的方法很好，但口罩的作用更大。”
当波廷格把他的手动挡奥迪停在西行政大道西面的时候，他还在打电话，忘了踩刹车。当他冲进他的办公室时，汽车向后滑动，差一点撞上副总统的豪华轿车，最后撞在一棵树上停了下来。
在特勤局检查那辆犯了错的奥迪时，波廷格还在琢磨口罩的事。，美国的疫情应对已经迟钝了。测试盒的麻烦又使这个国家浪费了几个月。但口罩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
黛比告诉波廷格，戴口罩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但不能指望美国人会遵守。波廷格开始觉得美国的公共卫生体制在帮倒忙。卫生局局长杰罗姆·亚当斯在推特上写道，“停止购买口罩！它们不能有效地防止普通公众感染新冠病毒。“
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囤积医院用的口罩，但它们等于劝阻人们不要使用任何形式的口罩。在早期，美国医疗机构在研究SARS- CoV-2时，只是简单地应用了非典的逻辑——病人应该戴口罩，但其他人不需要。
疾控中心的雷德菲尔德告诉我，“直到3月中旬，我们才明白许多新冠患者没有症状，却同时具有高度传染性。”
然而，波廷格认为，很明显，只要大多数人都戴着口罩，传染就会“完全停止”。香港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但那里没有社区传播病毒，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台湾每天为2300万人口生产1000万个口罩，几乎未受疫情影响。这两个地方都毗邻震中中国大陆。
波廷格的观点激起了公共卫生部门出乎意料的严厉反应。在波廷格看来，当雷德菲尔德， 福奇， 黛比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专员史蒂文·汗发言时，倒像是一种群体性思维，呼应了他们在口罩问题上的公共发言。
白宫没人戴口罩。3月中旬波廷格戴上口罩。走进白宫西翼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戴上了小丑的鼻子，人人都目瞪口呆。
特朗普问他是否病了，波廷格回答说，“我只是不想被以后的历史说成是用新冠杀死总统的人。”
许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战况室工作，监测新闻和全球动态。他们像呼叫中心的工人一样挤在一起。波廷格请病毒学专家教大家如何戴口罩。有些人很生气，戴口罩已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许多保守主义者谴责戴口罩的规定是对自由的侵犯，在特朗普的白宫戴口罩似乎是一种近乎叛国的行为。
波廷格震惊地得知，官员们怎么想其实不重要，反正白宫也没有现成的口罩存货。
他打电话给中国台湾的一位官员，询问如何控制病毒。他又被告知要戴口罩。那次通话后不久，台湾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捐赠了50万个口罩。波廷格拿走了3600个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白宫医疗单位，并将其余的送到国家库存。
4月初，新的研究表明，戴上口罩后，传染率大幅下降。波廷格把这些研究的副本装订在文件夹里，供特别工作组主要成员查阅。中国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说，一名感染病毒的旅客乘坐了两次长途巴士。他在第一次乘车时就开始咳嗽，然后在登上一辆小巴前买了一个口罩。第一班有五名乘客被感染，第二班则没有。另一项研究显示，在佩戴外科口罩的实验对象的气溶胶或飞沫中没有检测到任何病毒颗粒。
4月3日，疾控中心终于宣布，口罩是至关重要的武器。这是有效遏制这一病毒的最后机会。
雷德菲尔德承认，疾控中心突然改变口风令人尴尬，“我们不得不改变传达的信息，但是第二个信息传达的并不顺利。”
更糟糕的是，当特朗普宣布新的口罩建议时，他强调说，“这是自愿的。”
然后他补充说，“我不会这么做。”
“我才他妈的不买口罩呢，”俄亥俄州37岁的退伍军人理查德·罗斯在Facebook上发帖说。“我之所以能走到现在，就是不相信那些该死的炒作。”
他于去年7月1日检测出阳性，三天后死亡。
特朗普是一个出了名的细菌恐惧症患者。他讨厌和人握手，只要有人靠近他打喷嚏，他就会往后退。他曾在总统办公室的镜头前斥责别人，“如果你要咳嗽，请离开房间。”
在新冠出现多年前，特朗普曾告诉别人，他有洗手强迫症，这“可能是一种心理问题”。这是特朗普绝无仅有愿意承认的弱点，他似乎深受污染恐惧的困扰。
这样的人为什么在疫情期间拒绝戴口罩呢？
不只是特朗普，他周围的人都以他为榜样。彭斯访问梅奥诊所（梅奥诊所是一家非盈利的美国学术医疗中心，专注于综合医疗保健、教育和研究）时没有戴口罩，这违反了医院的规定。许多共和党议员即使在他们的核心小组成员被感染后也不戴口罩。
还好美国并不是只有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认为应该始终戴口罩的人数比例是共和党的两倍。相比男性，女性更愿意接受戴口罩。相比白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更愿意戴口罩。如果你说出每个最不可能戴口罩的群体的名字，结果与特朗普的选民大致相符。
一些反口罩者称新冠病毒是一场骗局，还有一些人认为病毒并没有那么危险。但不戴口罩的总统形象，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支持者。
特朗普想让自己看起来毫无顾忌，充满男子气概，无坚不摧。他知道这种病毒有多危险，在二月的一次采访中，特朗普告诉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新冠“甚至比严重的流感还要致命”。那次采访几个月后浮出水面。
然而，特朗普却不害怕接触病毒，就像李尔王在暴风雨中狂怒一样（注，莎士比亚的知名剧作中的一幕）。
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效仿特朗普。肆意蔓延的病毒延长了失业时间，摧毁了重新开放经济的努力，并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我才他妈的不买口罩呢，”俄亥俄州37岁的退伍军人理查德·罗斯在Facebook上发帖说。“我之所以能走到现在，就是不相信那些该死的炒作。”
他于去年7月1日检测出阳性，三天后死亡。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
令人沮丧的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大规模的实施这样一个简单的预防措施，美国本可以避免如此多的痛苦、死亡、贫困和悲伤。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堪萨斯州，州长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但允许各县选择不戴。堪萨斯就好像在用自己进行临床试验。在两个月内，戴口罩的县的感染率下降了6%；在其他地区，感染率上升了100%。
奇怪的是，与自我隔离相比，戴口罩的负担要小得多。尽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断播放人们不听劝阻坚持去酒吧和购物的视频，但更多的美国人还是听从了专家的建议，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情感损失为代价，与世隔绝数个月。
我和妻子住在奥斯汀，随着隔离的持续，我们强迫自己偶尔开车出去，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持汽车电池的活力。我们会在市中心空荡荡的街道上蜿蜒而行，沮丧地注意着自上次开车以来，哪些店铺关门了。
四月的一个下午，我到家附近学校的跑道上慢跑。一群年轻女子在参加百米赛跑计时赛。她们是我见过跑得最快的人。偶尔，当我转弯的时候，一位年轻女子像起飞一般从我身边绝尘而去，而我就像卡通片里只能吃灰尘的形象。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运动员？”我问其中一个正在休息的人。
“哦，我们不是学校运动员，”她说。“我们是奥运选手。”
她们没有在东京比赛，而是在奥斯汀一所中学的跑道上，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她们努力保持最佳状态，等待奥运会的再次举办。
这么多的梦想，被推迟或放弃。
15、我无法呼吸
“对于黑人男性来说，每千人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面临着因遭遇警察而死亡的风险。如果你想想这个数字，就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黑人会说，要誓死捍卫民权、要参加抗议，说受够了的原因。警察暴行几乎是一种传染病，一种世世代代的传染病。人们会有这么一种想法，反正无论如何我都会死，与其死于看不见的病毒，不如为看得见的种族病毒而战。”
解剖台上的尸体是一名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中年黑人男子。他身高1米9，体重约100公斤，患有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麻醉师艾伯尼·希尔顿向我描述过的许多并发症。法医发现他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症状，尸检发现了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一种兴奋剂）的存在，这可以被认为是复发病变，尽管这些并非死因。
真正的死因，是一名警官的膝盖顶住他的脖子导致窒息。死者名叫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非裔美国人，2020年5月被警员活活压死，并引发了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在那段全世界都能看到的视频中，四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给弗洛伊德戴上手铐，将他脸朝下按在街上，并杀死了他。那一天是老兵节，一名警察站在一旁看着两名警察跪在弗洛伊德的背上，抓住他的腿，而第四名警察，德里克·迈克尔·肖万，用膝盖顶着弗洛伊德的脖子长达9多分钟。
当卫生官员们请求人们待在家里避开人群时，明尼阿波利斯爆发了抗议活动，然后蔓延到了美国各地。他们想起了1918年的自由贷款游行——这些游行曾是致命流感的最好载体。然而，1300名公共卫生官员签署了一封支持示威的信。
6月7日，希尔顿参加了夏洛茨维尔的抗议活动。数百人游行到弗吉尼亚大学的圆形大厅，他们举着“黑人的命也是命”和“让我们呼吸”的标语牌。
我问希尔顿是否担心大规模的集会导致疫情爆发。她说，她预计感染病例会增加。然后她补充说，“对于黑人男性来说，每千人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面临着因遭遇警察而死亡的风险。如果你想想这个数字，就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黑人会说，要誓死捍卫民权、要参加抗议，说受够了的原因。警察暴行几乎是一种传染病，一种世世代代的传染病。人们会有这么一种想法，反正无论如何我都会死，与其死于看不见的病毒，不如为看得见的种族病毒而战。”
令人惊讶的是，游行似乎并没有成为传染的催化器。
“我们对数千人进行了检测，”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说，“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影响。”
一项研究发现，游行者的感染率低于周围社区。流行病学家的结论是，戴口罩和在户外活动可以保护抗议者。此外，抗议者在不停地移动。奥斯特霍尔姆说，静止人群中的人更有可能被感染。换句话说，参加抗议游行从本质上来说比参加政治集会危险要小。
16、一路狂奔
特朗普自3月份以来就没有和支持者们聚会，现在他迫切地想要重新投入那些吹捧者的簇拥中。竞争活动定于6月20日举行。
“这将是一场狂欢夜晚，”他在推特上保证说：“几乎有100万人索要周六晚上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集会的门票！”
实际上只有6200人出席。特朗普被这凄凉的出席率给激怒了，但还是像往常一样发表了他的豪言壮语。俄克拉何马州的新冠病毒病例刚刚创下了历史新高，所以与会者被要求免除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任何责任。就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两名特勤局官员和六名竞选工作人员的检测呈阳性。
观众席上的赫尔曼·凯恩，是教父披萨（Godfather’s Pizza，披萨连锁店）的前CEO，也曾是总统候选人，现在他已成为特朗普最重要的黑人支持者之一。
几乎和所有人一样，他没戴口罩。第二天，凯恩飞回亚特兰大的家，感到精疲力竭，他的女儿梅兰妮觉得是因为旅行的缘故。
那天是父亲节，她顺路过来给凯恩送礼物，拥抱。她看到了父亲在集会上的一张照片，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戴口罩。凯恩曾在他主持的网络连续剧《赫尔曼·凯恩秀》中宣扬社交距离和洗手的好处，他在公共场合通常都戴口罩的。
凯恩告诉女儿，每个进入塔尔萨会场的人都检查有没有发烧，但这样的检查远远不够。
梅兰妮一整周都在她爸爸的节目里工作。到了周五，他们都感觉不舒服，但凯恩又拍了一集。身旁是美国国旗和一幅里根的画像，他看上去脸色苍白，眼睛湿润。他引用了一份报纸的标题：“美国新冠死亡率连续第三天下降。”
凯恩抱怨说，其他新闻报道夸大了病例数的上升，并补充说，“他们从来没有提到死亡率正在下降。”
周一，两人的病情都严重到要去诊所做检查。凯恩感觉很虚弱，所以他在车旁等着，而梅兰妮则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突然，他昏了过去。一辆急救车把他送到了急诊室。梅兰妮回忆说，“他们给他做了检查，说他没事。”
他们回到检测诊所，两人的结果都是阳性的。
女儿的病情很轻微。但是7月1日，凯恩住院了。那天，他在推特上发了一篇关于特朗普即将在拉什莫尔山举行集会的文章。
“戴口罩不是强制性的，”凯恩在推特上带着赞扬的口气写道，“人们已经受够了！”
这可能是对特朗普最无底线的支持。7月30日凯恩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对总统来说，这就是场真人秀罢了。”
对于一些公共卫生官员来说，黛比·伯克斯已经成为嘲讽的对象。一名疾控中心的前负责人说她是个灾难，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家格雷格·冈萨尔维斯在推特上写道：黛比·伯克斯医生，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到底什么情况？你的前同事为你感到羞愧。
人们谴责黛比纵容了一位无能且不诚实的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当特朗普建议注射消毒剂或使用强光治疗新冠时，还说消毒剂可以注射进体内，通过皮肤或其他方式，电视镜头里她脸上的表情尴尬成了一个大写的表情包，突显出特朗普到底对科学有多无知。
但是公众不知道她私下里做出的努力。
黛比向同事透露，自己已经对疾控中心失去了信心。她对中心关于新冠的报告不屑一顾，这些报告依赖的是模型，而不是实打实的数据。疾控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科学》杂志，汇总流行病的每日精确总数是不可能的。
但在黛比宣布，药物瑞德西韦只能分配给那些准确上报住院患者新冠数据的医院后，医院很快就上交了准确数据。
8月，神经放射学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福克斯新闻的常客斯科特·阿特拉斯医生，加入了白宫疫情工作组。他坚定地认为孩子们应该回到学校，美国儿科学会也这么认为，学会敦促孩子们在秋季“安全返回”学校，并发出长期在家里有可能引发学习障碍、身体或性虐待以及抑郁症的警告。
这个观点有待商榷，但阿特拉斯关于新冠肺炎的大多数观点似乎都很鲁莽。他坚持认为，口罩在阻止传播方面收效甚微，主张通过让病毒在低风险人群中自由传播来创造“群体免疫”。理论上，当大约70%的人口通过感染或接种疫苗具有对该疾病的有效抗体时，群体免疫就能实现。
阿特拉斯一到白宫，特朗普就不想听其他健康顾问的话了。可以通过什么都不做来实现群体免疫，这多好，总统心照不宣把这个当成了政策。阿特拉斯鼓励特朗普和其他人相信，疫情正在消退。据报道，白宫经济顾问斯蒂芬·摩尔说，“他的声音与福奇的危言耸听相比，真的很动听。”
白宫否认“总统、白宫或政府中的任何人追求或提倡实现群体免疫的策略”。
黛比和阿特拉斯在总统办公室当着特朗普的面吵了起来。黛比指责阿特拉斯用他毫无根据的理论牺牲了美国人的生命。阿特拉斯诅咒她，在军队服役了28年的黛比立马还击。
阿特拉斯表示，年轻的无症状患者不应该接受检测，“她只是想把他们锁起来，不让他们好好过日子。”
两位顾问一直冲着对方大喊大叫，但特朗普不吭声，没有表现出倾向任何一方。黛比的一位同事说，“对总统来说，这就是场真人秀罢了。”
对峙之后，黛比要求彭斯赶走阿特拉斯，但彭斯拒绝了。阿特拉斯坐稳位置后，疫情工作组开始解散。
她们看到了乡村和城市，红色和蓝色的区域；她们开车经过棉花田和大豆田，看到了废弃的石油钻井平台和废弃的工厂，这是正在消失的工业时代的遗迹，她们经过了光彩夺目的城市，大胆而明亮，建筑起重机直耸天际；她们也经过了破败的城镇，在衰败中摇摇欲坠，曾经的辉煌一去不返。
当黛比在非洲工作时，她和她的首席流行病学家伊鲁姆·扎伊迪会见了非洲各地的总统和村庄长老，学习了个人外交的价值。
传染病已从美国沿海地区蔓延到中心地带，这两位科学家决定一起在美国进行一次公路旅行。去年6月，当病毒开始在德克萨斯州传播时，黛比和扎伊迪前往达拉斯与州长阿博特会面。阿博特对疫情的应对策略左右摇摆，两面挨批：民主党人攻击他，指出当他过早地取消限制时，死亡率就飙升；而共和党人则称他为暴君，因为他实施了所有的限制。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黛比敦促德克萨斯人戴上口罩，尤其是年轻人。
“如果他们与父母和祖父母交流，他们应该戴口罩，”她说。“没有人想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她赞扬了阿博特关闭酒吧的做法，因为她知道阿博特正面临全面开放经济的压力。阿博特很快下达了戴口罩的命令。
扎伊迪在亚特兰大长大，父亲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学家。度假时，他们会开着车长途旅行，这种热情也传递给了扎伊迪。她喜欢开快车。当他们离开达拉斯时，一名州警让她靠边停车，因为她已经跑到了时速170公里。
“小姑娘，急什么呀？”警察问道。
扎伊迪解释说，他们刚见过阿博特州长，下一个是新墨西哥州州长。
“你肯定认识黛比医生，”她说。
警察放行了。
在他们访问新墨西哥州后不久，州长米歇尔·卢扬·格里沙姆宣布对在公共场合不戴口罩的人处以100美元罚款。
黛比和扎伊迪前往亚利桑那州，见到了州长道格·杜西。黛比解释说，即使是病例增长的比例稍有上升，哪怕只是从3.5%上升到5%，也可能引发一场难以控制的危机。杜西很快宣布，“如果你想为亚利桑那州做点好事或贡献，请你戴上口罩。”
黛比和扎伊迪8次横穿这个国家，总共走了2.5万英里，访问了43个州，其中许多州拜访了不止一次。
她们看到了乡村和城市，红色和蓝色的区域；她们开车经过棉花田和大豆田，看到了废弃的石油钻井平台和废弃的工厂，这是正在消失的工业时代的遗迹，她们经过了光彩夺目的城市，大胆而明亮，建筑起重机直耸天际；她们也经过了破败的城镇，在衰败中摇摇欲坠，曾经的辉煌一去不返。
红色是指支持共和党，蓝色是支持民主党
这两位定期接受新冠检测的女士建立了自己的防疫方案，用高乐氏湿巾清洁租车和汽车旅馆房间。一大早，他们就到星巴克买咖啡和点心，午餐通常是用塑料刀涂花生酱夹面包。晚餐是在免下车窗口买。
咖啡店店员和加油站服务员是社区疫情信息的提供者，可以作为当地口罩遵守情况的指标。黛比和扎伊迪会见了市长和社区组织者，去了医院和养老院，把艾滋病毒活动家变成了新冠病毒活动家。
在亚特兰大，她们敦促官员对在养鸡场工作的移民进行检测。她们访问了三十多所大学，确认每周对学生进行强制检测的学校的确诊率低于1%；在那些只对有症状的人进行检测的学校，确诊率为12%至15%。
她们听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州长同样的抱怨：只要特朗普不起带头领导作用，很多人就不会听。
黛比和扎伊迪遇到的最有影响力的州长之一，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吉姆·贾斯蒂斯。他发布了戴口罩的命令，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死于新冠的西弗吉尼亚州人的名字。他敦促居民们“成为伟大、友爱的邻居”。这个州制定了一项安全重开学校计划，通过不断评估每个县的风险水平，并将这些数据呈现在一张彩色编码的地图上。
“这是每个县、每个州都可以做的事情，”黛比说。“西弗吉尼亚州正是我们想在全国看到的，基于数据的常识性方法。”
流行病暴露了美国社会的弱点。
黛比和扎伊迪看到了一个甚至在新冠病毒袭击之前、就已经饱受健康问题困扰的国家，在美国，40%的成年人肥胖，近一半患有心血管疾病，每13人中就有1人患有哮喘。她们走访了原住民的保留区，与受疫情影响特别严重的美国原住民见面。亚利桑那州的盐河皮马·马里科帕印第安人社区，送给了黛比一个有盐河部落盾牌标志的口罩。
当北达科他州创下全国最高感染率时，黛比见了州长道格·伯古姆以及当地、州和部落的官员。黛比斥责了他们，“这是我们到过的地区中使用口罩最少的地方。”
她还说，“一切都是从从社区开始的，社区决定让孩子上学很重要，社区决定不让养老院工作人员受到感染也很重要。”
伯古姆最终同意了戴口罩的要求。
不过在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说抽不出时间与黛比见面。
在近六个月的时间里，黛比想办法把政界人士、医院高管和公共卫生官员第一次串到一起，带着幻灯片和图表，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宣传关于口罩、社交距离、透明度和负责任的领导等简单而一致的信息。
这么做的联邦官员只有她一个。
10月的一天，黛比和扎伊迪正在犹他州的一个路边站吃午饭，在邦纳维尔盐滩可以看到，盐滩像一片冰封的海洋一样绵延不绝。
他们租了一辆蓝色吉普牧马人。扎伊迪说，“我们必须得进入越野模式了，就一会儿。”
黛比凝视着巨大的白色盐滩，说，“别撞到人就好。”
……
（完）
发表于 2021 年 03 月 17 日 由 thchen
【原编者注：文章源自《纽约客》，作者：劳伦斯·赖特，编译，朱远奇。全文6万字，有很多以前外界不知道的细节，这可能也是纪录美国疫情最优秀的文字读本，此文为删节版，也是因为公号只能发最多5万字，全本请点击阅读原文，或输入网址caus.com查阅。】
11、计划就是没有计划
在另一次与特朗普的集体电话会议上，贝克抱怨说，“我们认真对待你提出的不要依赖国家储备的建议。我现在告诉你，我输给了联邦政府，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人要选择卖给你还是我，那我肯定争不过你啊。”
“价高者得。”特朗普冷冷地回答。
三月中旬，美国开始封锁。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敦促美国人在家工作。教育系统也改为线上。旅行和购物将会停止，餐馆和酒吧关门歇业，其目标是在15天内阻止病毒的传播，并“使曲线变平”。
特朗普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谈到这种病毒时说，“这种病毒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福奇纠正了他，指出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前面，并指出，“我们选择如何应对挑战，将决定最终的结果。”
特朗普与州长们举行了电话会议。他说，“我们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们”。然后他说，“呼吸器，所有的设备供给，你们得自己想办法。”
大多数州长自然而然的认为，就像在发生飓风或森林火灾时一样，联邦政府会迅速提供帮助，存放应急设备的仓库将会打开。面对呼吸机、N95口罩和鼻腔棉签严重短缺的情况，州长们以为特朗普会援引《国防生产法案》，迫使私营企业生产所有医疗必需品。
当然，这得有一个全国性的统筹计划。
当华盛顿州长英斯利意识到特朗普无意动员联邦政府时，大吃一惊。英斯利告诉他，“这相当于罗斯福在1941年12月8日说，祝你好运，康涅狄格，你自己去建造战舰吧。”
特朗普回应说，“我们只是后备力量。”
“我不是想让你做什么替补四分卫，”英斯利说。”我们需要你扮演汤姆·布雷迪（注，美国最优秀的四分卫）。”
马里兰州的共和党州长拉里·霍根被激怒了。他告诉特朗普：“你这是要陷我们于不义！”
副美国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格的弟弟保罗医生，一直从西雅图发来绝望的邮件。他听说一些医务人员用从家得宝（Home Depot，出售家庭装饰品与建材的零售商）买来的材料制作个人防护用品，用工业胶带和海洋级乙烯基做面罩，垃圾袋被用作外科手术服。
当地一名卫生官员写信给他说，“我们目前正在起草如何用布料自制口罩的指导方针，我已经询问了社区里的其他创新者，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点子，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波廷格给保罗写信说，“救援就在路上，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赶紧撕下床单，把它们做成实验室大褂，到救世军（Salvation Army，以基督教为信仰的国际性慈善公益组织）去找衣服，如果有必要的话，用胸罩代替口罩把脸包起来。”
国家战略储备是为应对这种紧急情况而存在的，但部长阿扎尔最近向参议院作证说，国家储备只有1200万个N95口罩，只能满足需求的一小部分。这个仓库曾经存放过1亿只口罩，但其中大部分都在2009年H1N1流感期间用掉了，而且也没有及时补货。
在特朗普明确表示各州要自己想办法以后，康涅狄格州州长内德·拉蒙特给附近地区的其他州长打了电话：新泽西州的州长菲尔·墨菲，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查理·贝克，罗德岛州的州长吉娜·雷蒙多，还有纽约州州长科莫。
拉蒙特说，各州需要共同行动。
“如果我关闭酒吧，科莫那边继续开着，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说。“每个人都会去他那里喝酒，然后再把感染带回来。”
州长们被他们面临的任务吓到了，康涅狄格州州长拉蒙特能够想象选民们的愤怒，“你们要关闭学校？我的上帝！”
所以，州长们的一致行动不仅能显示团结，还能提供了政治掩护。
州长们同时关闭了健身房、餐馆和酒吧。康涅狄格州州长拉蒙特、新泽西州州长墨菲和纽约州州长科莫禁止集会人数超过50人，马萨诸塞州州长贝克和罗德岛州长雷蒙多限定为25人。科莫宣布，“你们别指望举办毕业派对，纽约州办不了，在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都办不了。”
然而州长们发现，特朗普正在破坏他们保护公民的努力。马萨诸塞州州长查理·贝克，安排从中国购买300万个N95口罩，但联邦当局在纽约港将其没收，并向供应商支付了溢价后据为己有。
在另一次与特朗普的集体电话会议上，贝克抱怨说，“我们认真对待你提出的不要依赖国家储备的建议。我现在告诉你，我输给了联邦政府，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人要选择卖给你还是我，那我肯定争不过你啊。”
“价高者得。”特朗普冷冷地回答。
后来，贝克又悄悄地从中国弄来了120万个口罩，并得到了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在麻萨诸塞州福克斯堡的一支球队）所有者罗伯特·克拉夫特的帮助。克拉夫特用球队的飞机把这些口罩运到了洛根机场，在那里，马萨诸塞国民警卫队接收了口罩，偷偷将其带走了。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州州长科莫愤怒地说，50个州在争抢物资，不得不互相竞价。他摊开双手，“这有什么意义？联邦政府，联邦应急管理局，应该是采购代理负责人。”
罗德岛州州长吉娜·雷蒙多给联邦应急管理局施压，“我们能动用国家储备吗？”
她被搪塞了几天后，管理局承诺，一卡车的个人防护用品正在路上。晚上9点，她收到一条短信，说卡车已经到了。雷蒙多后来告诉《政治家》杂志 ，“我给我的卫生主任打了电话说，好消息，卡车终于来了！她说，州长，这是一辆空卡车，他们派来了一辆空卡车。”
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告诉我，“我们获得的个人防护用品中，只有11%来自联邦政府。”
想获得更多防疫物品的州长不得不对特朗普卑躬屈膝。加州的加文·纽森在得到总统提供一批棉签的承诺后，大拍其马屁。大约在这个时候，一名记者问特朗普，“你说有些州长没有尽到他们的本分。在这个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州长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很简单”，特朗普说。“我希望他们心存感激。”
今年春天，特朗普向美国联邦药品管理局施压，要求快速批准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羟氯喹，用于治疗新冠。福克斯新闻将这种药物吹上了天，说它将“改变游戏规”，福克斯的名牌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和劳拉·英格拉汉姆，播出了对格雷戈里·里加诺那令人作呕的采访。
里加诺曾与人合写了一篇“论文”，一篇自行发表在谷歌上的文档，称这种药物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他是一名律师，最近又创立了区块链基金，旨在“骗过死神”和“终结老年痴呆症”。
在3月23日到4月6日之间，羟氯喹在福克斯新闻上被提到了近300次。包括纳瓦罗在内的白宫官员大力宣传这种药物。
在一个工作小组的简报会上，福奇被问及羟氯喹是否能遏制冠状病毒。他说，“答案是否定的。”
特朗普怒目圆睁，走向麦克风说，“我是这种药物的超级粉丝。”
三个月后，美国联邦药品管理局撤销了授权，因为非但无效，还会导致“严重的心脏不良事件”和其他副作用，包括肾病和死亡。当羟氯喹和阿奇霉素（特朗普公开支持的一种组合）同时服用时，患者发生心脏骤停的可能性，是那些不服用这两种药物的患者的两倍。
福克斯新闻不再大肆宣传羟氯喹，但特朗普仍然想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纽约的病例每三天翻一番，医生们在中央公园的帐篷里治疗病人时，他宣称希望美国在复活节前“整装出发”。
病毒蔓延开来，不堪重负的员工们做出了不得已的决定，将两个单元病房合并起来，把床排列得很紧。许多搞不清楚位置的老兵爬错了床，这加速了疫情的蔓延。
总体来说，新冠的病死率为2%。但75岁以上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比30岁以下的人高出数百倍。老年人生命的贬值，在许多养老院的低护理标准中表现得很明显，美国40%的新冠死亡发生在养老院，但老年人的新冠病例只占了8%。
去年3月，在马萨诸塞州霍利奥克的士兵之家，235名退伍军人住在那里，他们中有些人参加过二战。最终，他们成了自己努力保护，但无法保护他们的体制的牺牲品。
根据该州委托进行的一项独立调查，家人和员工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人手不足，部分原因是州长贝克在2015年下令停止招聘人手。3月17日，一名出现症状数周的老兵被确诊患有新冠。他住在两个痴呆症病房中的一个。他没有被隔离，甚至在四天后他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也没有。
病毒蔓延开来，不堪重负的员工们做出了不得已的决定，将两个单元病房合并起来，把床排列得很紧。许多搞不清楚位置的老兵爬错了床，这加速了疫情的蔓延。一位娱乐治疗师说（娱乐治疗师是指使用娱乐、休闲和玩耍作为模式对治疗进行积极干预），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把她的病人“引向死亡”。
3月20日星期五，从陆军国民警卫队退休的迈克·米勒，接到了他的两个姐妹琳达和苏珊的电话。她们说，“他们认为爸爸可能熬不过今晚。”
他们的父亲詹姆斯·米勒现年96岁，自2015年以来一直住在军人之家。姐弟开车去了医院。一次只能有一名家庭成员进入。迈克走了进去，他的姐妹们在车里等着。他回忆说，父亲“看起来像具尸体，他就那样没有生气的躺了一个星期了，却没有人给我们打电话。”
在诺曼底登陆日，詹姆斯·米勒登陆了诺曼底海滩，还曾帮助解放德国诺德豪森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退伍后，他成为了一名邮政工人和一名消防员。他沉默寡言，很少和孩子们讨论他的军旅生涯。
现在，这位沉默的老兵在一片混乱中慢慢地死去。
“老人家们到处乱走，”迈克说。“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有个帘子特意为我父亲关着，其他老兵会打开帘子站在那里，里面还有我认识的人。他们并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旁边床上的一个男人，“只是在呻吟，他无法呼吸。当天晚上他就去世了。”
工作人员除了把吗啡放在舌头下面这样的安慰措施以外，什么都做不了。詹姆斯脱水严重，无法吞咽。迈克恳求道，“给他输液吧！”但工作人员没有被授权这么做，他们也不能把他送到医院。
迈克用湿润的棉签蘸了蘸爸爸的嘴，护士们非常难过。迈克回忆说，“他们爱我爸爸。但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他从未见过任何管理人员。
迈克每天都会来，他的姐妹们在停车场守夜。周六，他们目睹了一辆用于存放尸体的冷藏卡车到来。周一，詹姆斯·米勒去世了，在这一切结束之前，已经至少有75名退伍军人去世。
12、小非洲
在疫情肆虐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当艾博尼·希尔顿医生走进病房时，病人们会看到她的手术口罩上面那双大而灵动的眼睛。她的头发和身体都被帽子和长袍遮住了。
她带有南方口音，称自己为“乡村女孩”，这与她自信的态度不相称。当被要求给新冠患者插管时，她说，“这说明这病人快不行了，我之所以要插这根呼吸管，是因为病人的身体正在衰竭，所以如果我不插管，病人就死定了。但如果我给病人插管，我就有被传染的风险。”
38岁的希尔顿，是夏洛茨维尔市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麻醉师。弗吉尼亚大学医院有大约600个床位，但是希尔顿经常独自奋斗在工作岗位上，“我是整个医院唯一的麻醉师。在这一刻，我得挺住，不能回到房间，让恐惧把我吓倒。”
她继续说，“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犹豫，想着这个病人可能会传染我。你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你必须穿上工作服立刻行动。”
三月初的一天，希尔顿收到了一个病人，一名患者感染了败血症，这意味着感染进入了她的血液，并在她的身体里肆虐。她的肾脏开始衰竭。通常，医生会怀疑细菌是病因，但感染的传播速度快得令人担忧，而且症状与医生报告的中国和意大利新冠肺炎患者的症状相符。
许多卫生保健工作者注意到，这种感染导致的死亡速度非常快。
希尔顿走进房间，戴着N95口罩。患者已经没有血压，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她缺氧的大脑几秒钟内就会开始死亡。插管过程中，需要在患者肩胛骨下放置一个枕头，使头部向后倾斜，处于“嗅探”的位置。
希尔顿确保病人接受了氧气，并注射了镇静剂和肌肉松弛剂；然后她撬开病人的嘴，把舌头推到一边，插入一个喉镜（一个弯曲的刀片附在一个柄上，看起来像一根拐杖头）。这个装置能将上颚提起，露出声带。如果声带无法露出，压迫喉部会使声带出现。
希尔顿缓慢地将一根塑料管穿过声带之间的狭窄入口，向下插入气管。管子一固定，病人就连上了呼吸机。
三月初的那个病人可能是希尔顿的第一个新冠肺炎患者，但也说不准，因为弗吉尼亚在三月初几乎没有任何检测设备。
“我们这里出了医生、律师、法官——我们这个非洲小社区培养了很多专业人士，因为我们非常重视教育，且彼此照顾。希尔顿来自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
希尔顿来自南卡罗莱纳州斯帕坦堡附近、一个叫做“小非洲”的社区。内战结束后，曾为奴隶的辛普森·福斯特和一个名叫伊曼纽尔·瓦德尔的切罗基人建立了这个社区，作为一个农业避难所。
希尔顿说：“它很小，红灯都没有。我们只有我叔祖父霍布斯的商店，还有为我们准备的零食和其他东西。”
小非洲在蓝岭山脉的山脚下。“当你坐在门廊上时，你可以看到山脊线，”希尔顿的母亲玛丽·希尔顿告诉我。她说，“我们这里出了医生、律师、法官——我们这个非洲小社区培养了很多专业人士，因为我们非常重视教育，且彼此照顾。希尔顿来自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
希尔顿八岁的时候，她的妹妹问妈妈他们是否可以有一个弟弟。希尔顿的妈妈玛丽很意外，但她诚实地回答说，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
“我当时17岁，”妈妈回忆说。“我从没听说过妇产科医生，我们都是去诊所做产检。“
她一个人去看医生，她的母亲正在摘棉花，玛丽想。在一次怀孕检查中，一名技术人员刺穿了她的羊膜囊，导致婴儿早产，男孩出生三天后就死了。
玛丽说，“我告诉希尔顿这段往事的时候，不知道这会改变她的生活。”
希尔顿下定决心要去学医，从那时起，妈妈就开始叫她希尔顿医生。
不久前，希尔顿和她的姐妹布兰迪和凯德兰，为他们素未谋面的哥哥立了一块墓碑，建在小非洲新贝德福德浸信会教堂的墓地里。
“他是个斗士，”希尔顿告诉我。“他试图努力活下来，所以我要代替他完成这个任务。”
希尔顿对自己未来的形象，是通过观看《女医奎恩》（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形成的。她上了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打算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
“一天晚上，当我在做妇产科值班时，有一位女士癫痫发作，她实际上是子痫，有个男人跑进房间，开始发号施令，比如，我要做A线（动脉穿刺和插管，通常在急诊科进行），你来打镁光灯。我靠过去问他是谁啊？其中一个医生说，哦，那是麻醉住院医师，”希尔顿对自己说。“我就想成为那种当出现混乱时，镇定自若知道该做什么的人。”
2013年，她成为1824年成立的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聘用的第一位黑人女麻醉师。2018年，弗吉尼亚大学聘用了她。
“随着我的医学知识越来越丰富，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有孩子，它的死亡风险实际上比我母亲的孩子还要高，”她说。她引用了杜克大学一项研究，其中将种族和教育水平联系起来。“如果你研究一下和我拥有相同学历的白人女性，我的孩子在一周岁前死亡的可能性是她们的五到七倍。历史上黑人女性就是这样。自奴隶时代以来，就健康层面而言，数据并没有改变多少。”
许多少数民族患有相同的疾病。“这就是社会阶层决定健康状况，”希尔顿说。哮喘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可能是空气污染的结果，比如来自低收入社区的工厂污染。
“如果你在一个封闭的社区里（通常高档社区才会有封闭设施），你就不会看到这些工厂冒出的滚滚浓烟，因为你有金钱和权力来影响政策制定者说，不能把有污染的工厂放在这里。”
心脏衰竭、肥胖和糖尿病，都与附近是否有健康的餐馆和杂货店有关。她指出，在南卡罗来纳州，五分之一的县没有医院，11个县没有妇产科医生。
希尔顿说，今年2月美国宣布第一例新冠死亡病例的那一刻，她就开始向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发推特风暴（指用户在推特上快速且连续发布讯息的行为）。
“我们知道种族健康差异存在，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就存在了，我们也清楚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她恳求道。“告诉我们你测试了谁，你没测试谁。”
《纽约时报》起诉疾控中心后，美国疾控中心直到7月份才公布了全面的数据。事实证明，这个国家的各个阶层正在经历完全同不的新冠疫情。
总的来说，每1万名美国人就有38例冠状病毒病例。但是，对于白人来说，这个数字是23，对黑人来说，是62人，对于西班牙裔，这个数字是73。在希尔顿的医院，前10名新冠死亡病例中有7个人属于有色人种。
希尔顿和她的同事前往夏洛茨维尔及其周边的少数族裔社区，在教堂和购物中心提供测试。她说，“少数族裔不太可能接受检测，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直接回家，在那里他们会感染整个社区。”
有色人种更容易暴露在病毒下，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工人。“只有五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国人可以在家办公，”她说。“西班牙裔在家办公的只有六分之一。”
弗吉尼亚大学医院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遗嘱都准备好了，希尔顿意识到她会长时间不能陪伴她的狗巴克利，所以她又买了一只小狗，“为我的狗买了一只狗”。她叫它为本特利，她承认它们相处地并不好。
希尔顿的邻居是新冠病房的一名护士，她有两个孩子，因为担心会把新冠传染给孩子，她住在地下室里。
“她被压垮了，她试图帮助别人。她被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国家给拖累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的，我们应该提前计划的。”
希尔顿所在的医院经历的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是49岁的洛娜·布林医生被送进了精神科。她的父亲菲利普·布林是一名退休的创伤外科医生，母亲罗斯玛丽·布林曾是罗娜住院病房的一名护士。洛娜一直住在曼哈顿，在纽约长老会艾伦医院主管急诊室。
当新冠病毒席卷纽约时，她的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有时候会延长到18个小时。她几乎没有睡觉时间。不到一周，布林自己也感染了新冠病毒。她一边在公寓里辛苦工作，一边远程管理她的部门。退烧后，她于4月1日重返工作岗位。
布林以活力而著称。她是一个舞者，还是一个业余管弦乐队的大提琴手。她跑马拉松，开一辆保时捷敞篷车，在业余时间，她攻读MBA。她的姐姐詹妮弗·菲斯特告诉我，“她超级喜欢开派对。”
布林告诉詹妮弗，一名创伤科护士正在急诊室里走来走去，根据病人的脸色对他们进行分类。纽约有如此多的医生生病，以至于布林一度同时在两家医院管理急诊室。
压力大任务重，正如她父亲后来说的那样，布林“就像一匹拉了太重货物的马，再也走不动了，最终倒下。”
一天早上，布林给她姐姐打电话说她坐不起来了。詹妮弗告诉我，“她精神紧张，新冠病毒伤到了她的大脑。”
詹妮弗和她的丈夫科里决定，布林需要回到弗吉尼亚的家中。一位康涅狄格州的朋友开车送布林去费城，另一个朋友带她去了巴尔的摩，詹妮弗在路边等着开车送她回夏洛茨维尔。
布林在弗吉尼亚大学医院度过11天，她很害怕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她知道，执照颁发委员会可能会标记她患有精神疾病。在被新冠感染之前，布林从来没有任何精神不稳定的迹象。詹妮弗和丈夫都是律师，他们向她保证不会吊销她的医师执照。布林似乎有所改善，她甚至尝试在手机上做MBA作业。
詹妮弗在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把布林带回家。第二天，布林自杀了。
这一场疫情给已经精疲力竭的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增加了难以想象的压力。詹妮弗告诉我，“她被压垮了，她试图帮助别人。她被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国家给拖累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的，我们应该提前计划的。”
13、华尔街的使命
但新冠就像一个不愿离开的晚餐客人，它赖着不走，还吃光了食品柜里所有的东西。
高盛在高级金融业是个有争议的名字。它的影响力渗透到美国的经济政策中。美联储12位主席中有三位曾在那里工作过。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就曾经是高盛的一员。许多批评者认为它是人能想象的贪婪最高峰，必须要为美国巨大的收入差距负责，因为高盛操纵政府政策，让富人更加富有。
但是，在高层权力机构中，高盛的成功文化备受尊崇。
在2020年第一季度，高盛对经济的看法是乐观的。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简·哈祖斯告诉我，“我们已经完全走出了2008年经济衰退的阴影。”
失业率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工资正在缓慢上涨。当然，收入中位数自70年代以来就没有大幅增长；贫富差距看来是无法弥补的。但这些都不是高盛的问题。这家公司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让有钱的客户更有钱。
当武汉爆发疫情时，美国面临的经济风险似乎很低。以前的疫情，如禽流感和非典，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几乎忽略不计。2月12日，由于新冠病毒渗入美国，道琼斯指数收盘于29551点，创下历史纪录。三周后，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说，“我们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收缩。”
哈祖斯做了高盛季度GDP预测。他说，“通常情况下，你可以通过将人们的消费倾向与他们的劳动收入或税收变化联系起来，或者把利率变化对购房意愿或能力的影响联系起来，来估计商业周期的起伏。”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这并不是说人们没钱下馆子，而是说他们不能下馆子。”
航空公司停止了飞行，汽车生产停止，整个行业必须从经济中剔除，“这更像是算术，而不是计量经济学。”
3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个世界末日般的标题——失业激增，美国新冠病例居世界首位。奇怪的是，到那个时候，道琼斯指数已经扭转了暴跌的趋势，开始了与实际经济明显不符的长期攀升。11月，该指数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史蒂夫·斯特朗金是高盛的高级顾问。六十二岁的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这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十九世纪的欧洲的有识之士的形象，活像没有鬓角的易卜生（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他告诉我，“人们经常把市场比作一个巨大的赌场，但它们实际上有一个深刻的经济功能，那就是把资本，包括股权和债务，从不再具有价值的企业转移到我们今天需要的企业。”
斯特朗金说，市场最初的反应是，“我们只要按兵不动，蛰伏一段时间，疫情自然会过去，然后我们就能恢复如初。”
在那个阶段，华尔街的职能在于提供资金的流动，因为客户开始求助于保值策略，筹集现金、提取信贷额度等，同时等待危机的结束。但新冠就像一个不愿离开的晚餐客人，它赖着不走，还吃光了食品柜里所有的东西。
“当人们意识到无症状携带者的可怕性时，大家都被迫重新评估危机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斯特朗金说。“这意味着所有先前的控制都将失败。数千家企业将关闭。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见过如此大规模的灾难。规则必须改变，新冠疫情是一个历史性的颠覆者，迫使人们从短期思维转向长期思维。”
斯特朗金曾写过一篇论文，名为《危机幸存者指南》，他说，“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看到人们急于抓住机会。”
投资者转向了新的阶段，追随赢家的脚步。市场的复苏是由五支股票，Facebook，苹果，微软，谷歌和亚马逊主导的，它们占标准普尔指数的20%以上。
然而，“资本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实，并不是关于这五个赢家的杰出表现，”斯特朗金说。“而是要拿走5万名失败者手中的钱。这是经济体系的核心，我们不支持失败。”
他表示，政府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是帮助人们创办新的小型企业。“目前股市和就业人数之间的差距是一个醒目的警告，表明经济和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把钱花到地方，痛苦将是非常真实的，政治后果也很危险。”
14、那个不戴口罩的男人
在特朗普的白宫戴口罩似乎是一种近乎叛国的行为。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控制感染的机会是口罩，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或许也是最有效的。但美国政府和美国没有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3月4日，马特·波廷格开车前往白宫时，正在与一位中国医生通话。他一边开车，一边在信封背面做笔记，他听到了关于中国如何控制病毒的宝贵新信息。
这名医生提到了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它在美国刚刚成为一种可能的治疗方法。医生强调，口罩对阻隔新冠病毒非常有效，比阻隔流感更有效。
医生说，“随身携带洗手液的方法很好，但口罩的作用更大。”
当波廷格把他的手动挡奥迪停在西行政大道西面的时候，他还在打电话，忘了踩刹车。当他冲进他的办公室时，汽车向后滑动，差一点撞上副总统的豪华轿车，最后撞在一棵树上停了下来。
在特勤局检查那辆犯了错的奥迪时，波廷格还在琢磨口罩的事。，美国的疫情应对已经迟钝了。测试盒的麻烦又使这个国家浪费了几个月。但口罩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
黛比告诉波廷格，戴口罩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但不能指望美国人会遵守。波廷格开始觉得美国的公共卫生体制在帮倒忙。卫生局局长杰罗姆·亚当斯在推特上写道，“停止购买口罩！它们不能有效地防止普通公众感染新冠病毒。“
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囤积医院用的口罩，但它们等于劝阻人们不要使用任何形式的口罩。在早期，美国医疗机构在研究SARS- CoV-2时，只是简单地应用了非典的逻辑——病人应该戴口罩，但其他人不需要。
疾控中心的雷德菲尔德告诉我，“直到3月中旬，我们才明白许多新冠患者没有症状，却同时具有高度传染性。”
然而，波廷格认为，很明显，只要大多数人都戴着口罩，传染就会“完全停止”。香港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但那里没有社区传播病毒，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台湾每天为2300万人口生产1000万个口罩，几乎未受疫情影响。这两个地方都毗邻震中中国大陆。
波廷格的观点激起了公共卫生部门出乎意料的严厉反应。在波廷格看来，当雷德菲尔德， 福奇， 黛比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专员史蒂文·汗发言时，倒像是一种群体性思维，呼应了他们在口罩问题上的公共发言。
白宫没人戴口罩。3月中旬波廷格戴上口罩。走进白宫西翼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戴上了小丑的鼻子，人人都目瞪口呆。
特朗普问他是否病了，波廷格回答说，“我只是不想被以后的历史说成是用新冠杀死总统的人。”
许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战况室工作，监测新闻和全球动态。他们像呼叫中心的工人一样挤在一起。波廷格请病毒学专家教大家如何戴口罩。有些人很生气，戴口罩已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许多保守主义者谴责戴口罩的规定是对自由的侵犯，在特朗普的白宫戴口罩似乎是一种近乎叛国的行为。
波廷格震惊地得知，官员们怎么想其实不重要，反正白宫也没有现成的口罩存货。
他打电话给中国台湾的一位官员，询问如何控制病毒。他又被告知要戴口罩。那次通话后不久，台湾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捐赠了50万个口罩。波廷格拿走了3600个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白宫医疗单位，并将其余的送到国家库存。
4月初，新的研究表明，戴上口罩后，传染率大幅下降。波廷格把这些研究的副本装订在文件夹里，供特别工作组主要成员查阅。中国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说，一名感染病毒的旅客乘坐了两次长途巴士。他在第一次乘车时就开始咳嗽，然后在登上一辆小巴前买了一个口罩。第一班有五名乘客被感染，第二班则没有。另一项研究显示，在佩戴外科口罩的实验对象的气溶胶或飞沫中没有检测到任何病毒颗粒。
4月3日，疾控中心终于宣布，口罩是至关重要的武器。这是有效遏制这一病毒的最后机会。
雷德菲尔德承认，疾控中心突然改变口风令人尴尬，“我们不得不改变传达的信息，但是第二个信息传达的并不顺利。”
更糟糕的是，当特朗普宣布新的口罩建议时，他强调说，“这是自愿的。”
然后他补充说，“我不会这么做。”
“我才他妈的不买口罩呢，”俄亥俄州37岁的退伍军人理查德·罗斯在Facebook上发帖说。“我之所以能走到现在，就是不相信那些该死的炒作。”
他于去年7月1日检测出阳性，三天后死亡。
特朗普是一个出了名的细菌恐惧症患者。他讨厌和人握手，只要有人靠近他打喷嚏，他就会往后退。他曾在总统办公室的镜头前斥责别人，“如果你要咳嗽，请离开房间。”
在新冠出现多年前，特朗普曾告诉别人，他有洗手强迫症，这“可能是一种心理问题”。这是特朗普绝无仅有愿意承认的弱点，他似乎深受污染恐惧的困扰。
这样的人为什么在疫情期间拒绝戴口罩呢？
不只是特朗普，他周围的人都以他为榜样。彭斯访问梅奥诊所（梅奥诊所是一家非盈利的美国学术医疗中心，专注于综合医疗保健、教育和研究）时没有戴口罩，这违反了医院的规定。许多共和党议员即使在他们的核心小组成员被感染后也不戴口罩。
还好美国并不是只有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认为应该始终戴口罩的人数比例是共和党的两倍。相比男性，女性更愿意接受戴口罩。相比白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更愿意戴口罩。如果你说出每个最不可能戴口罩的群体的名字，结果与特朗普的选民大致相符。
一些反口罩者称新冠病毒是一场骗局，还有一些人认为病毒并没有那么危险。但不戴口罩的总统形象，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支持者。
特朗普想让自己看起来毫无顾忌，充满男子气概，无坚不摧。他知道这种病毒有多危险，在二月的一次采访中，特朗普告诉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新冠“甚至比严重的流感还要致命”。那次采访几个月后浮出水面。
然而，特朗普却不害怕接触病毒，就像李尔王在暴风雨中狂怒一样（注，莎士比亚的知名剧作中的一幕）。
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效仿特朗普。肆意蔓延的病毒延长了失业时间，摧毁了重新开放经济的努力，并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我才他妈的不买口罩呢，”俄亥俄州37岁的退伍军人理查德·罗斯在Facebook上发帖说。“我之所以能走到现在，就是不相信那些该死的炒作。”
他于去年7月1日检测出阳性，三天后死亡。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
令人沮丧的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大规模的实施这样一个简单的预防措施，美国本可以避免如此多的痛苦、死亡、贫困和悲伤。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堪萨斯州，州长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但允许各县选择不戴。堪萨斯就好像在用自己进行临床试验。在两个月内，戴口罩的县的感染率下降了6%；在其他地区，感染率上升了100%。
奇怪的是，与自我隔离相比，戴口罩的负担要小得多。尽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断播放人们不听劝阻坚持去酒吧和购物的视频，但更多的美国人还是听从了专家的建议，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情感损失为代价，与世隔绝数个月。
我和妻子住在奥斯汀，随着隔离的持续，我们强迫自己偶尔开车出去，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持汽车电池的活力。我们会在市中心空荡荡的街道上蜿蜒而行，沮丧地注意着自上次开车以来，哪些店铺关门了。
四月的一个下午，我到家附近学校的跑道上慢跑。一群年轻女子在参加百米赛跑计时赛。她们是我见过跑得最快的人。偶尔，当我转弯的时候，一位年轻女子像起飞一般从我身边绝尘而去，而我就像卡通片里只能吃灰尘的形象。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运动员？”我问其中一个正在休息的人。
“哦，我们不是学校运动员，”她说。“我们是奥运选手。”
她们没有在东京比赛，而是在奥斯汀一所中学的跑道上，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她们努力保持最佳状态，等待奥运会的再次举办。
这么多的梦想，被推迟或放弃。
15、我无法呼吸
“对于黑人男性来说，每千人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面临着因遭遇警察而死亡的风险。如果你想想这个数字，就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黑人会说，要誓死捍卫民权、要参加抗议，说受够了的原因。警察暴行几乎是一种传染病，一种世世代代的传染病。人们会有这么一种想法，反正无论如何我都会死，与其死于看不见的病毒，不如为看得见的种族病毒而战。”
解剖台上的尸体是一名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中年黑人男子。他身高1米9，体重约100公斤，患有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麻醉师艾伯尼·希尔顿向我描述过的许多并发症。法医发现他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症状，尸检发现了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一种兴奋剂）的存在，这可以被认为是复发病变，尽管这些并非死因。
真正的死因，是一名警官的膝盖顶住他的脖子导致窒息。死者名叫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非裔美国人，2020年5月被警员活活压死，并引发了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在那段全世界都能看到的视频中，四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给弗洛伊德戴上手铐，将他脸朝下按在街上，并杀死了他。那一天是老兵节，一名警察站在一旁看着两名警察跪在弗洛伊德的背上，抓住他的腿，而第四名警察，德里克·迈克尔·肖万，用膝盖顶着弗洛伊德的脖子长达9多分钟。
当卫生官员们请求人们待在家里避开人群时，明尼阿波利斯爆发了抗议活动，然后蔓延到了美国各地。他们想起了1918年的自由贷款游行——这些游行曾是致命流感的最好载体。然而，1300名公共卫生官员签署了一封支持示威的信。
6月7日，希尔顿参加了夏洛茨维尔的抗议活动。数百人游行到弗吉尼亚大学的圆形大厅，他们举着“黑人的命也是命”和“让我们呼吸”的标语牌。
我问希尔顿是否担心大规模的集会导致疫情爆发。她说，她预计感染病例会增加。然后她补充说，“对于黑人男性来说，每千人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面临着因遭遇警察而死亡的风险。如果你想想这个数字，就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黑人会说，要誓死捍卫民权、要参加抗议，说受够了的原因。警察暴行几乎是一种传染病，一种世世代代的传染病。人们会有这么一种想法，反正无论如何我都会死，与其死于看不见的病毒，不如为看得见的种族病毒而战。”
令人惊讶的是，游行似乎并没有成为传染的催化器。
“我们对数千人进行了检测，”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说，“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影响。”
一项研究发现，游行者的感染率低于周围社区。流行病学家的结论是，戴口罩和在户外活动可以保护抗议者。此外，抗议者在不停地移动。奥斯特霍尔姆说，静止人群中的人更有可能被感染。换句话说，参加抗议游行从本质上来说比参加政治集会危险要小。
16、一路狂奔
特朗普自3月份以来就没有和支持者们聚会，现在他迫切地想要重新投入那些吹捧者的簇拥中。竞争活动定于6月20日举行。
“这将是一场狂欢夜晚，”他在推特上保证说：“几乎有100万人索要周六晚上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集会的门票！”
实际上只有6200人出席。特朗普被这凄凉的出席率给激怒了，但还是像往常一样发表了他的豪言壮语。俄克拉何马州的新冠病毒病例刚刚创下了历史新高，所以与会者被要求免除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任何责任。就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两名特勤局官员和六名竞选工作人员的检测呈阳性。
观众席上的赫尔曼·凯恩，是教父披萨（Godfather’s Pizza，披萨连锁店）的前CEO，也曾是总统候选人，现在他已成为特朗普最重要的黑人支持者之一。
几乎和所有人一样，他没戴口罩。第二天，凯恩飞回亚特兰大的家，感到精疲力竭，他的女儿梅兰妮觉得是因为旅行的缘故。
那天是父亲节，她顺路过来给凯恩送礼物，拥抱。她看到了父亲在集会上的一张照片，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戴口罩。凯恩曾在他主持的网络连续剧《赫尔曼·凯恩秀》中宣扬社交距离和洗手的好处，他在公共场合通常都戴口罩的。
凯恩告诉女儿，每个进入塔尔萨会场的人都检查有没有发烧，但这样的检查远远不够。
梅兰妮一整周都在她爸爸的节目里工作。到了周五，他们都感觉不舒服，但凯恩又拍了一集。身旁是美国国旗和一幅里根的画像，他看上去脸色苍白，眼睛湿润。他引用了一份报纸的标题：“美国新冠死亡率连续第三天下降。”
凯恩抱怨说，其他新闻报道夸大了病例数的上升，并补充说，“他们从来没有提到死亡率正在下降。”
周一，两人的病情都严重到要去诊所做检查。凯恩感觉很虚弱，所以他在车旁等着，而梅兰妮则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突然，他昏了过去。一辆急救车把他送到了急诊室。梅兰妮回忆说，“他们给他做了检查，说他没事。”
他们回到检测诊所，两人的结果都是阳性的。
女儿的病情很轻微。但是7月1日，凯恩住院了。那天，他在推特上发了一篇关于特朗普即将在拉什莫尔山举行集会的文章。
“戴口罩不是强制性的，”凯恩在推特上带着赞扬的口气写道，“人们已经受够了！”
这可能是对特朗普最无底线的支持。7月30日凯恩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对总统来说，这就是场真人秀罢了。”
对于一些公共卫生官员来说，黛比·伯克斯已经成为嘲讽的对象。一名疾控中心的前负责人说她是个灾难，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家格雷格·冈萨尔维斯在推特上写道：黛比·伯克斯医生，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到底什么情况？你的前同事为你感到羞愧。
人们谴责黛比纵容了一位无能且不诚实的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当特朗普建议注射消毒剂或使用强光治疗新冠时，还说消毒剂可以注射进体内，通过皮肤或其他方式，电视镜头里她脸上的表情尴尬成了一个大写的表情包，突显出特朗普到底对科学有多无知。
但是公众不知道她私下里做出的努力。
黛比向同事透露，自己已经对疾控中心失去了信心。她对中心关于新冠的报告不屑一顾，这些报告依赖的是模型，而不是实打实的数据。疾控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科学》杂志，汇总流行病的每日精确总数是不可能的。
但在黛比宣布，药物瑞德西韦只能分配给那些准确上报住院患者新冠数据的医院后，医院很快就上交了准确数据。
8月，神经放射学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福克斯新闻的常客斯科特·阿特拉斯医生，加入了白宫疫情工作组。他坚定地认为孩子们应该回到学校，美国儿科学会也这么认为，学会敦促孩子们在秋季“安全返回”学校，并发出长期在家里有可能引发学习障碍、身体或性虐待以及抑郁症的警告。
这个观点有待商榷，但阿特拉斯关于新冠肺炎的大多数观点似乎都很鲁莽。他坚持认为，口罩在阻止传播方面收效甚微，主张通过让病毒在低风险人群中自由传播来创造“群体免疫”。理论上，当大约70%的人口通过感染或接种疫苗具有对该疾病的有效抗体时，群体免疫就能实现。
阿特拉斯一到白宫，特朗普就不想听其他健康顾问的话了。可以通过什么都不做来实现群体免疫，这多好，总统心照不宣把这个当成了政策。阿特拉斯鼓励特朗普和其他人相信，疫情正在消退。据报道，白宫经济顾问斯蒂芬·摩尔说，“他的声音与福奇的危言耸听相比，真的很动听。”
白宫否认“总统、白宫或政府中的任何人追求或提倡实现群体免疫的策略”。
黛比和阿特拉斯在总统办公室当着特朗普的面吵了起来。黛比指责阿特拉斯用他毫无根据的理论牺牲了美国人的生命。阿特拉斯诅咒她，在军队服役了28年的黛比立马还击。
阿特拉斯表示，年轻的无症状患者不应该接受检测，“她只是想把他们锁起来，不让他们好好过日子。”
两位顾问一直冲着对方大喊大叫，但特朗普不吭声，没有表现出倾向任何一方。黛比的一位同事说，“对总统来说，这就是场真人秀罢了。”
对峙之后，黛比要求彭斯赶走阿特拉斯，但彭斯拒绝了。阿特拉斯坐稳位置后，疫情工作组开始解散。
她们看到了乡村和城市，红色和蓝色的区域；她们开车经过棉花田和大豆田，看到了废弃的石油钻井平台和废弃的工厂，这是正在消失的工业时代的遗迹，她们经过了光彩夺目的城市，大胆而明亮，建筑起重机直耸天际；她们也经过了破败的城镇，在衰败中摇摇欲坠，曾经的辉煌一去不返。
当黛比在非洲工作时，她和她的首席流行病学家伊鲁姆·扎伊迪会见了非洲各地的总统和村庄长老，学习了个人外交的价值。
传染病已从美国沿海地区蔓延到中心地带，这两位科学家决定一起在美国进行一次公路旅行。去年6月，当病毒开始在德克萨斯州传播时，黛比和扎伊迪前往达拉斯与州长阿博特会面。阿博特对疫情的应对策略左右摇摆，两面挨批：民主党人攻击他，指出当他过早地取消限制时，死亡率就飙升；而共和党人则称他为暴君，因为他实施了所有的限制。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黛比敦促德克萨斯人戴上口罩，尤其是年轻人。
“如果他们与父母和祖父母交流，他们应该戴口罩，”她说。“没有人想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她赞扬了阿博特关闭酒吧的做法，因为她知道阿博特正面临全面开放经济的压力。阿博特很快下达了戴口罩的命令。
扎伊迪在亚特兰大长大，父亲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学家。度假时，他们会开着车长途旅行，这种热情也传递给了扎伊迪。她喜欢开快车。当他们离开达拉斯时，一名州警让她靠边停车，因为她已经跑到了时速170公里。
“小姑娘，急什么呀？”警察问道。
扎伊迪解释说，他们刚见过阿博特州长，下一个是新墨西哥州州长。
“你肯定认识黛比医生，”她说。
警察放行了。
在他们访问新墨西哥州后不久，州长米歇尔·卢扬·格里沙姆宣布对在公共场合不戴口罩的人处以100美元罚款。
黛比和扎伊迪前往亚利桑那州，见到了州长道格·杜西。黛比解释说，即使是病例增长的比例稍有上升，哪怕只是从3.5%上升到5%，也可能引发一场难以控制的危机。杜西很快宣布，“如果你想为亚利桑那州做点好事或贡献，请你戴上口罩。”
黛比和扎伊迪8次横穿这个国家，总共走了2.5万英里，访问了43个州，其中许多州拜访了不止一次。
她们看到了乡村和城市，红色和蓝色的区域；她们开车经过棉花田和大豆田，看到了废弃的石油钻井平台和废弃的工厂，这是正在消失的工业时代的遗迹，她们经过了光彩夺目的城市，大胆而明亮，建筑起重机直耸天际；她们也经过了破败的城镇，在衰败中摇摇欲坠，曾经的辉煌一去不返。
红色是指支持共和党，蓝色是支持民主党
这两位定期接受新冠检测的女士建立了自己的防疫方案，用高乐氏湿巾清洁租车和汽车旅馆房间。一大早，他们就到星巴克买咖啡和点心，午餐通常是用塑料刀涂花生酱夹面包。晚餐是在免下车窗口买。
咖啡店店员和加油站服务员是社区疫情信息的提供者，可以作为当地口罩遵守情况的指标。黛比和扎伊迪会见了市长和社区组织者，去了医院和养老院，把艾滋病毒活动家变成了新冠病毒活动家。
在亚特兰大，她们敦促官员对在养鸡场工作的移民进行检测。她们访问了三十多所大学，确认每周对学生进行强制检测的学校的确诊率低于1%；在那些只对有症状的人进行检测的学校，确诊率为12%至15%。
她们听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州长同样的抱怨：只要特朗普不起带头领导作用，很多人就不会听。
黛比和扎伊迪遇到的最有影响力的州长之一，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吉姆·贾斯蒂斯。他发布了戴口罩的命令，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死于新冠的西弗吉尼亚州人的名字。他敦促居民们“成为伟大、友爱的邻居”。这个州制定了一项安全重开学校计划，通过不断评估每个县的风险水平，并将这些数据呈现在一张彩色编码的地图上。
“这是每个县、每个州都可以做的事情，”黛比说。“西弗吉尼亚州正是我们想在全国看到的，基于数据的常识性方法。”
流行病暴露了美国社会的弱点。
黛比和扎伊迪看到了一个甚至在新冠病毒袭击之前、就已经饱受健康问题困扰的国家，在美国，40%的成年人肥胖，近一半患有心血管疾病，每13人中就有1人患有哮喘。她们走访了原住民的保留区，与受疫情影响特别严重的美国原住民见面。亚利桑那州的盐河皮马·马里科帕印第安人社区，送给了黛比一个有盐河部落盾牌标志的口罩。
当北达科他州创下全国最高感染率时，黛比见了州长道格·伯古姆以及当地、州和部落的官员。黛比斥责了他们，“这是我们到过的地区中使用口罩最少的地方。”
她还说，“一切都是从从社区开始的，社区决定让孩子上学很重要，社区决定不让养老院工作人员受到感染也很重要。”
伯古姆最终同意了戴口罩的要求。
不过在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说抽不出时间与黛比见面。
在近六个月的时间里，黛比想办法把政界人士、医院高管和公共卫生官员第一次串到一起，带着幻灯片和图表，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宣传关于口罩、社交距离、透明度和负责任的领导等简单而一致的信息。
这么做的联邦官员只有她一个。
10月的一天，黛比和扎伊迪正在犹他州的一个路边站吃午饭，在邦纳维尔盐滩可以看到，盐滩像一片冰封的海洋一样绵延不绝。
他们租了一辆蓝色吉普牧马人。扎伊迪说，“我们必须得进入越野模式了，就一会儿。”
黛比凝视着巨大的白色盐滩，说，“别撞到人就好。”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