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璐先生驾鹤西归，享年103岁。重貼旧文，以示悼念。
活历史，真传奇--推荐司马璐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胡平）
海外久负盛名的中共党史学家司马璐先生，以85岁的高龄，完成了他的近四十万字的大部头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实在令人惊叹，令人佩服。
司马璐的一生极富传奇性。司马璐本名马义，生於五四运动那一年即1919年，是个私生子，又是个孤儿，生活贫困，只上过几年小学，在颠沛流离中刻苦自修，好学不倦，从小就关心时事，参加左翼秘密读书会，十八岁加入共产党，后来投奔延安，当过抗大图书馆主任，曾受陈云指派到敌占区做地下工作，还当过朝鲜义勇队的中共代表，由於目睹党内斗争的残酷，司马璐於1943年退出中共，继续争取自由民主，又参加了民主同盟，创办《自由东方》杂志，组织中国人民党，1949年中共建政逃至香港，在香港组织过中国自由作家联谊会，成立自联通讯社，出版《展望》杂志，创立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先后出席过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应邀访问西德、苏联等国。1983年六十四岁移居美国，开始学英语，主持《探索》杂志，创建中华学人联谊会，八十岁还学习用电脑，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司马璐先生一生着述甚丰，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斗争十八年》，写出自己从投奔共产党到醒悟，到选择自由的曲折历程，轰动一时。五十年后，余英时教授在写给司马璐的诗里还提到“曾读斗争十八年，香江反共万人传。”司马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他主编的一套《中共党史暨文献精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他还对若干中共领导人物，如瞿秋白、张国焘等作过深入的专门研究。这本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按内容分为三篇，第一篇是写个人经历，第二篇写中共第一代人物，第三篇专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最后是结尾，作者表达他最后的愿望，学习蔡元培，不断学习，不断创造，敢於挑战旧教条，迎接一切新思想，不断进步。
司马璐先生被人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词典”。他说：“我这一生中，一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共产党人中我见过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博古、刘少奇、张闻天、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彪、陈云、邓小平、江青、康生、高岗、潘汉年、王稼祥、柯庆施、董必武等。民主党派中见过章伯钧、罗隆基、张澜、沈钧儒、张申府、张君劢、梁漱溟等。国民党人中见过蒋介石、蒋经国、陈诚，还结识过徐复观、雷震。中共党内的几个着名的知识份子，王实味、邓拓、田家英，都是司马璐在延安时期的好朋友（顺便一提，司马璐和江泽民的养父江上清也相当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关系称作“亦师亦友”）。事实上，司马璐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当代中国历史，他非同寻常的经验与阅历，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眼光，还有他的高龄以及一位饱经沧桑者宠辱不惊的晚年心境，使得他这本回忆录具有独特的、他人不可替代的并且多方面的宝贵价值。
司马璐先生对我说，他这本书中有些怪事、怪人、怪话，都是有关当事人口述。
这些口述很重要，但在一般正史中是查不到的。譬如书中写道，他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告诉他，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就是犯上。”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说是：“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司马璐还写道，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沈痛检讨，突然向毛下跪，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道：“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这两段话非常重要，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那里，马克思主义到底占什么地位，党章到底占什么地位。像这样的对话与场景，一般党史书上是没有记载的，那些身居党国高位的老革命在写回忆录也不会说的。这只是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司马璐此书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原《新观察》主编，大陆着名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今年八十七岁的戈扬女士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提起司马璐与戈扬两人的故事，那真是比童话还优美，比戏剧还感人。司马璐与戈扬是江苏海安同乡，少年时代一起参加过左翼秘密读书会，以后又都加入了共产党，时聚时散，1940年两人在重庆又见了面，皖南事变后天各一方，彼此失去了联系，由於两人都改了名字，所以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作为三八式老干部和党内著名才女，戈扬女士从1950年起出任《新观察》杂志主编，但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四人帮”垮台后平反，重新主办《新观察》，热心鼓吹自由化，八九民运期间应邀访美，“六四”后开始流亡生活，和分离五十年的司马璐在纽约相聚，戈扬诗云：“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人。”2002年，八十三岁的司马璐与八十五岁的戈扬在纽约结婚。这一段充满传奇与浪漫的因缘，正像著名学者周策纵在贺诗里说的那样：“找遍古今中外，也找不到你们的样。”
借写此书评之机，谨向司马璐先生和戈扬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2005年2月1日
活历史，真传奇--推荐司马璐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胡平）
海外久负盛名的中共党史学家司马璐先生，以85岁的高龄，完成了他的近四十万字的大部头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实在令人惊叹，令人佩服。
司马璐的一生极富传奇性。司马璐本名马义，生於五四运动那一年即1919年，是个私生子，又是个孤儿，生活贫困，只上过几年小学，在颠沛流离中刻苦自修，好学不倦，从小就关心时事，参加左翼秘密读书会，十八岁加入共产党，后来投奔延安，当过抗大图书馆主任，曾受陈云指派到敌占区做地下工作，还当过朝鲜义勇队的中共代表，由於目睹党内斗争的残酷，司马璐於1943年退出中共，继续争取自由民主，又参加了民主同盟，创办《自由东方》杂志，组织中国人民党，1949年中共建政逃至香港，在香港组织过中国自由作家联谊会，成立自联通讯社，出版《展望》杂志，创立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先后出席过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应邀访问西德、苏联等国。1983年六十四岁移居美国，开始学英语，主持《探索》杂志，创建中华学人联谊会，八十岁还学习用电脑，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司马璐先生一生着述甚丰，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斗争十八年》，写出自己从投奔共产党到醒悟，到选择自由的曲折历程，轰动一时。五十年后，余英时教授在写给司马璐的诗里还提到“曾读斗争十八年，香江反共万人传。”司马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他主编的一套《中共党史暨文献精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他还对若干中共领导人物，如瞿秋白、张国焘等作过深入的专门研究。这本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按内容分为三篇，第一篇是写个人经历，第二篇写中共第一代人物，第三篇专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最后是结尾，作者表达他最后的愿望，学习蔡元培，不断学习，不断创造，敢於挑战旧教条，迎接一切新思想，不断进步。
司马璐先生被人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词典”。他说：“我这一生中，一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共产党人中我见过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博古、刘少奇、张闻天、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彪、陈云、邓小平、江青、康生、高岗、潘汉年、王稼祥、柯庆施、董必武等。民主党派中见过章伯钧、罗隆基、张澜、沈钧儒、张申府、张君劢、梁漱溟等。国民党人中见过蒋介石、蒋经国、陈诚，还结识过徐复观、雷震。中共党内的几个着名的知识份子，王实味、邓拓、田家英，都是司马璐在延安时期的好朋友（顺便一提，司马璐和江泽民的养父江上清也相当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关系称作“亦师亦友”）。事实上，司马璐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当代中国历史，他非同寻常的经验与阅历，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眼光，还有他的高龄以及一位饱经沧桑者宠辱不惊的晚年心境，使得他这本回忆录具有独特的、他人不可替代的并且多方面的宝贵价值。
司马璐先生对我说，他这本书中有些怪事、怪人、怪话，都是有关当事人口述。
这些口述很重要，但在一般正史中是查不到的。譬如书中写道，他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告诉他，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就是犯上。”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说是：“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司马璐还写道，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沈痛检讨，突然向毛下跪，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道：“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这两段话非常重要，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那里，马克思主义到底占什么地位，党章到底占什么地位。像这样的对话与场景，一般党史书上是没有记载的，那些身居党国高位的老革命在写回忆录也不会说的。这只是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司马璐此书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原《新观察》主编，大陆着名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今年八十七岁的戈扬女士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提起司马璐与戈扬两人的故事，那真是比童话还优美，比戏剧还感人。司马璐与戈扬是江苏海安同乡，少年时代一起参加过左翼秘密读书会，以后又都加入了共产党，时聚时散，1940年两人在重庆又见了面，皖南事变后天各一方，彼此失去了联系，由於两人都改了名字，所以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作为三八式老干部和党内著名才女，戈扬女士从1950年起出任《新观察》杂志主编，但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四人帮”垮台后平反，重新主办《新观察》，热心鼓吹自由化，八九民运期间应邀访美，“六四”后开始流亡生活，和分离五十年的司马璐在纽约相聚，戈扬诗云：“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人。”2002年，八十三岁的司马璐与八十五岁的戈扬在纽约结婚。这一段充满传奇与浪漫的因缘，正像著名学者周策纵在贺诗里说的那样：“找遍古今中外，也找不到你们的样。”
借写此书评之机，谨向司马璐先生和戈扬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2005年2月1日
[独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