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必然崩溃是毋庸置疑的，这在15-20年内必然发生，一则因为中共罪恶太大，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脱困的能力，任何修错，都会危及到它自身的“稳腚”，二则中共的计划生育，已经铸成不可逆的大错，令中共失去了以经济增长来维持政权的条件。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15-20年后，中国就会实现自由民主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作为民运人士，我殷切地希望中共垮台后，中国能够立即实现自由民主，但是愿望不等于客观发展趋向。
为什么中共垮台后中国注定无法一步到位地实现自由民主？因为没有条件。八十年代，在胡耀邦、赵紫阳政治开明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一度有着自由民主的共识，但随着“六四屠杀”和三十多年来共产党极权政治的重新强化，中国民主化转型的社会基础完全消失了：现在的中国大陆大学生，绝大多数是脑残粉红、当代义和团；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是利欲熏心、势利冷漠的鸡贼；在市场中捞得铂满盆盈的官僚公务员们，早已没有当初憧憬西方化的冲动，反而成为为保既得利益拼命阻挡民主化的死臭势力...总之，现今的中国人，毫无共识，一盘散沙，相互仇恨，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判若两个民族，在这种社会打造自由民主，就象在流沙上建高楼一样，不可能成功。
与民众的自由民主观念空前淡薄恰成对照的是：三十年来由于中共不断强化的“爱国主义”愚民洗脑，以脑残粉红和当代义和团为代表的伪民族主义昏热空前高涨，今天的中国，恰如晚清慈禧纵容义和团的时代。
由于中共披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外衣大肆煽情，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习近平在鼓吹民族主义；实际上，习近平所鼓吹的“爱国主义”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福祉没有任何关系，全为了中国共产党党专制的利益，因此中共鼓吹的“爱国主义”，是十足的伪爱国主义、伪民族主义，其实质是爱中国共产党主义。
由于中共的洗脑，这种把中共专制利益谬托为中国国家利益、中华民族利益的脑残伪民族主义现今在中国高涨，此种脑残伪民族主义熏陶出大批当代拳子，他们就象当年把满清缪托为中国的义和团一样愚昧扭曲，以这些的群众基础，想一步到位地搞自由民主，无疑是缘木求鱼。
只要比较中共国与前苏联发展的轨迹，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前景：
前苏联经由戈尔巴乔夫六年的“新思维”运动而解体，戈氏的民主化启蒙，比胡耀邦、赵紫阳的力度大得多、也透彻得多，戈氏时期的苏联，实现了新闻自由、人大代表真实选举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竞选制度，随着谎言的揭穿和历史的解密，斯大林、列疯子双双臭名昭著，民众对苏共的罪恶忍无可忍...这就是叶利钦时代得有高度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
而这样的社会基础在如今的中国有么（当然在八十年代部分地有）？由于中共已经挖空心思地汲取了苏联和平演变的教训，故中共今后决不会再有胡耀邦、赵紫阳式的领导人，而只会有袁世凯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因此，中共一定会在政变中垮台，不可能在经历戈尔巴乔夫式的新思维启蒙或胡耀邦、赵紫阳式的开明阶段。
因此，中共垮台后，中国很可能不会有“中国的叶利钦”时代，而直接进入“中国的普京”时代，是大概率的发展趋向；由于中国社会的民主素养，比俄罗斯更为薄弱，因此，“中国的普京”时代注定比俄罗斯的普京时代更为长久；因为惯性的力量是巨大，俄罗斯都不能免去普京的阶段，中国要想免俗是不可能的。
“普京的阶段”，就是民族主义威权的阶段。
俄罗斯之所以进入“普京的阶段”不是偶然的：共产党僵化体制积累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边疆少数民族的分裂危机、外国势力的肢解和渗透危机，在叶利钦时期的自由民主下都无法得到迅速而有效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困苦、民族自尊心重挫的民众，自然鄙视自由民主派，而选择民族主义威权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僵化体制积累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更为巨大，且中共的罪行更大，中共垮台后，中国民众鄙视自由民主派、选择民族主义威权的意愿当然会更强烈。
现在就已经很明显了，现在只讲自由民主而没有民族主义的民运人士，在大陆网上受到普遍的鄙视，被冠以“民逗”，尽情嘲讽。
由于中共更为邪恶，所以中共垮台后，中国的危机会更大。中共垮台后，中国至少面临五大危机：
一是空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
二是中共计划生育造成的年轻人口崩塌及空前的老龄化危机，这个人口危机又反过来大大加剧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三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分裂及汉人遭受大屠杀的危机；
四是外国势力肢解中国的危机：一直以来，日本和俄罗斯都希望中国肢解成七大块，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也是美、英和英联邦和一些欧洲国家暗中的心愿；中共垮台后，它们一定会明里暗里地扶持少数民族分裂势力、扶持中国各地割据势力、并阻挠中国统一，以图肢解中国，一如民国北洋时期那样；
五是中国共产党的复辟危机。中共通过“沉船计划”，早已转移了天文数字的离岸资金，因此中共在野势力具有巨大政治能量，它们必然会以海外为据点，勾结新政权中的内鬼，利用后中共时代的危机和混乱，对新政权进行猖獗的颠覆活动。
应对这五大危机，宪政民主肯定是捉襟见肘的，民族主义威权政府和特务统治，必然会应运而生。
提到特务统治，民运异议人士多会嗤之以鼻，其实特务统治因为其强大的反渗透反极权的功能，是国家处于战争、分裂、极权势力颠覆等危难关头必不可少的。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三十年代剿共一度大获成功，攻灭中共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把三十万中共武装打成不足万人的流贼，窜入陕北山沟，蒋介石当时为何能如此成功？百分之百地端掉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是关键，打掉了隐藏于国民党党政军中的共特，令中共自1933年之后断了对国民党的情报来源。
为何三十年代国民党能百分之百地端掉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蒋介石仿效纳粹德国冲锋队设立的特务组织“蓝衣社”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渗透能力非凡，单靠“军统”、“中统”是不够的，当时的“蓝衣社”拥有戴笠、康泽、郑介民、桂永清等“十三太保”，成员达几十万人，群众渗透战术与共产党针尖对麦芒，不折不扣成为中共头号克星；
万分遗憾的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脑子进水，开始限制“蓝衣社”的规模和行动，1937年与日本死磕之后，蒋介石急于转投美、英，着力洗脱国民党身上为西方左派所诟病的“法西斯”色彩，于1940年正式解散了蓝衣社。
蒋介石不适时地大幅地削减特务力量，埋下了四十年代国民党遭中共全面渗透，内战中国军大面积投共的祸根。实事求是地说，倘若蓝衣社不解散，国民党不可能丢失大陆，如果特工天才戴笠不死，民国至少保得半壁江山。
除蒋介石外，纵观民国各路诸侯，特工力量强者，无不成为共产党的克星。
从1933年到1945年，盛世才凭借在新疆公安系统之外组建的庞大特务特务系统——“督办侦缉队”，独霸新疆12年，不仅牢牢控制着政权，甚至涮了斯大林一大把：利用苏联扶持获得新疆统治权的盛世才，抓住德国闪电战，斯大林无力东顾的机会，驱逐了苏联势力，并把中共在新疆的组织一网打尽。
而阎锡山绕开国民党军统、中统，另立的山西特务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总部为太原绥靖公署政治保卫处），密探遍布山西国民党党政军，极为有限地反制着中共的渗透，令中共山西地下党势力长期一筹莫展，在国统区被共特渗透得千疮百孔的四十年代中后期，山西竟如注射了强效疫苗一般铁板一块，成为中共渗透啃不动的骨头。
由于阎锡山缺乏军事才能，阎军对战中共，败多胜少，但尽管如此，阎军始终未发生蒋军和其他国民党军队那样的大规模倒戈，原因即在于阎锡山拥有强大的特务组织。
因此，阎锡山指挥晋军，能在太原一直顽抗到解放军攻占南京之后的1949年4月24日，太原光荣地成为华北最后一个陷落的城市。城破之日，阎锡山的特务组织骨干分子杨贞吉、梁吉庆、李子云等多人，和阎锡山的五妹阎惠卿自知不免，遂悲壮地集体自戕殉国。
相比之下，空有军事才能，却没有特务系统傅作义被中共渗透得千疮百孔，连自己女儿都成了中共的地下党，傅作义的军事才能也就毫无用处，徒让中共不战而得北平。
由此可断，中共垮台之后，能够站住脚的中国新政权，必然有着强大的特务系统。非此不能承担起反分裂、反屠汉、反外国肢解、反中共复辟的艰巨任务。
曾节明 2021.4.5 暖春夜
友请广大网友光临在下油管寒舍，不才虽口拙，但保证你能听到独一无二的东西，别人只有逻辑推理，寒舍既有逻辑推理，又有玄学古今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KI_cojzxlufGCp-CLzWr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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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共垮台后中国注定无法一步到位地实现自由民主？因为没有条件。八十年代，在胡耀邦、赵紫阳政治开明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一度有着自由民主的共识，但随着“六四屠杀”和三十多年来共产党极权政治的重新强化，中国民主化转型的社会基础完全消失了：现在的中国大陆大学生，绝大多数是脑残粉红、当代义和团；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是利欲熏心、势利冷漠的鸡贼；在市场中捞得铂满盆盈的官僚公务员们，早已没有当初憧憬西方化的冲动，反而成为为保既得利益拼命阻挡民主化的死臭势力...总之，现今的中国人，毫无共识，一盘散沙，相互仇恨，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判若两个民族，在这种社会打造自由民主，就象在流沙上建高楼一样，不可能成功。
与民众的自由民主观念空前淡薄恰成对照的是：三十年来由于中共不断强化的“爱国主义”愚民洗脑，以脑残粉红和当代义和团为代表的伪民族主义昏热空前高涨，今天的中国，恰如晚清慈禧纵容义和团的时代。
由于中共披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外衣大肆煽情，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习近平在鼓吹民族主义；实际上，习近平所鼓吹的“爱国主义”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福祉没有任何关系，全为了中国共产党党专制的利益，因此中共鼓吹的“爱国主义”，是十足的伪爱国主义、伪民族主义，其实质是爱中国共产党主义。
由于中共的洗脑，这种把中共专制利益谬托为中国国家利益、中华民族利益的脑残伪民族主义现今在中国高涨，此种脑残伪民族主义熏陶出大批当代拳子，他们就象当年把满清缪托为中国的义和团一样愚昧扭曲，以这些的群众基础，想一步到位地搞自由民主，无疑是缘木求鱼。
只要比较中共国与前苏联发展的轨迹，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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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共垮台后，中国很可能不会有“中国的叶利钦”时代，而直接进入“中国的普京”时代，是大概率的发展趋向；由于中国社会的民主素养，比俄罗斯更为薄弱，因此，“中国的普京”时代注定比俄罗斯的普京时代更为长久；因为惯性的力量是巨大，俄罗斯都不能免去普京的阶段，中国要想免俗是不可能的。
“普京的阶段”，就是民族主义威权的阶段。
俄罗斯之所以进入“普京的阶段”不是偶然的：共产党僵化体制积累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边疆少数民族的分裂危机、外国势力的肢解和渗透危机，在叶利钦时期的自由民主下都无法得到迅速而有效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困苦、民族自尊心重挫的民众，自然鄙视自由民主派，而选择民族主义威权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僵化体制积累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更为巨大，且中共的罪行更大，中共垮台后，中国民众鄙视自由民主派、选择民族主义威权的意愿当然会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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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共更为邪恶，所以中共垮台后，中国的危机会更大。中共垮台后，中国至少面临五大危机：
一是空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
二是中共计划生育造成的年轻人口崩塌及空前的老龄化危机，这个人口危机又反过来大大加剧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三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分裂及汉人遭受大屠杀的危机；
四是外国势力肢解中国的危机：一直以来，日本和俄罗斯都希望中国肢解成七大块，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也是美、英和英联邦和一些欧洲国家暗中的心愿；中共垮台后，它们一定会明里暗里地扶持少数民族分裂势力、扶持中国各地割据势力、并阻挠中国统一，以图肢解中国，一如民国北洋时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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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这五大危机，宪政民主肯定是捉襟见肘的，民族主义威权政府和特务统治，必然会应运而生。
提到特务统治，民运异议人士多会嗤之以鼻，其实特务统治因为其强大的反渗透反极权的功能，是国家处于战争、分裂、极权势力颠覆等危难关头必不可少的。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三十年代剿共一度大获成功，攻灭中共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把三十万中共武装打成不足万人的流贼，窜入陕北山沟，蒋介石当时为何能如此成功？百分之百地端掉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是关键，打掉了隐藏于国民党党政军中的共特，令中共自1933年之后断了对国民党的情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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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阎锡山指挥晋军，能在太原一直顽抗到解放军攻占南京之后的1949年4月24日，太原光荣地成为华北最后一个陷落的城市。城破之日，阎锡山的特务组织骨干分子杨贞吉、梁吉庆、李子云等多人，和阎锡山的五妹阎惠卿自知不免，遂悲壮地集体自戕殉国。
相比之下，空有军事才能，却没有特务系统傅作义被中共渗透得千疮百孔，连自己女儿都成了中共的地下党，傅作义的军事才能也就毫无用处，徒让中共不战而得北平。
由此可断，中共垮台之后，能够站住脚的中国新政权，必然有着强大的特务系统。非此不能承担起反分裂、反屠汉、反外国肢解、反中共复辟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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