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反派是怎样被自己打败的？
——简评《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
胡平
中国的文革研究，在国内虽然还是禁区，但在海外却早已是显学。在海外，有关文革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杰作佳篇。这里我向读者推荐《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一书，作者是美国德州司法部研究人员乔晞华博士和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荣休教授詹姆斯.莱特（James Wright）。本书由世界华语出版社于2019年4月出版，全书共360页。
关于本书的主旨，作者在正文前写了一篇“省思，从文革群众运动的失败开始”。作者说：“轰轰烈烈的文革群众运动以失败而告终。群众运动是被自己的内讧打败的。文革后的多次社会运动，依然继续在犯同样的错误。被歪曲的文革群众运动史，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文革群众运动与其他中国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认真地总结文革中群众运动失败的教训，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运动不无益处。本书为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启示和借鉴。”（第II页）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作者认为，文革群众运动是被自己打败的。通常人们都说文革群众运动是被中共当局、被中共官僚体系、被毛泽东镇压下去的。作者并非简单否认这一流行看法，但作者强调，文革群众运动首先是被自己打败的，是被自己的内讧打败的。
作者说，文革群众运动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对形势发生误判。“这一误判，部分源于他们没有分清真正的敌友。他们以为保守派已经完败，不可能死灰复燃。在对权力贪婪的驱动下，把曾经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当成敌人，试图一揽大权，独霸天下。这是致命的错误策略！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策略，才出现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裂。”（第265页）作者引用原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王复兴的话。王复兴说：“如果在1968年的夏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够冷静有智慧，能够停止武斗，实现联合，相互妥协，结合双方支持的干部组成联合政权，或许就不会发生工军宣队开进校园。也就不会发生尔后在抓‘五一六’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对造反群众的大规模镇压，致使原两派群众谁也没落好。那么历史就将改写。”（第264页）作者补充道：如果清华大学两派能和解，如果全国各地造反派能和解，“毛是否会让造反群众当权；如果造反群众当权，中国的情况将如何，并不令人乐观。但是如果造反群众没有内讧自毁，运动的走向和结局肯定会不一样，至少他们的下场一定不会这么悲惨”。（第267页）
由此，作者引出教训：文革群众运动的失败，在于民众缺乏包容和妥协。作者引用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革研究者、原清华大学‘四派”’第二号领袖孙怒涛先生的话：“妥协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理念”；“善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需要智慧。敢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更需要勇气！”（第256-257页）作者说，我们认同他的观点。
应该说，作者的观点和我不谋而合。我在《写在世纪之交》（1997年3月号《北京之春》）里写到：
文化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广泛的群众参与。这种广泛参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群众依据观点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别，派别之间进行激烈的斗争，其斗争导致了严重的暴力冲突。毛泽东将之戏称为“全面内战”。如何理解这场“全面内战”，无疑是理解文革的一个最有趣、也是最复杂和最困难的问题。
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 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没有理由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然而，“没有理由”的事情毕竟发生了。我们可以说，文革中的全面内战，既不是毛泽东事先期待的，也不是他事先料到的。那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想，群众组织闹派仗，搞武斗，屡劝不止，想来一定让中央也很伤脑筋。至於民众，我相信，如我一般反感者一定不少。一年後，清华大学发生百日大武斗，毛泽东批评学生造反派“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群众不满意”；同时派驻工人宣传队接管清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红卫兵造反运动从此寿终正寝。红卫兵造反运动如此下场，谁能说没有咎由自取的成份?
以我的个人经验而论。文革时，我在四川成都。当时成都的造反派分为“八二六”（以四川大学造反派八二六兵团为首）和“红成”（以成都其他几所高校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为首）两大派。我属于八二六派。从一开始，我就对造反派闹分裂、打内战很不赞同。我主张两派求同存异，主张大联合。那时我也找到了不少同道，有本派的，也有对立派的，有本校的，也有外校外单位的。但令人困惑的是，采取我们这种态度的人并不多。有些人在不公开的小圈子的讨论中，表现得很开放、很通情达理，但一到公开的大场合却又表现得很派性，唯恐被别人视为立场不坚定。作为一派的成员，我们无不感到一种同派的压力，派性的压力。那时，两派中都有一批自称“钢杆”、“铁杆”的成员，他们热烈地、不问青红皂白地拥护本派的一切，并且以此为荣。有的尤其走极端，他们不仅自己对另一派采取绝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而且还要求本派的其他人也采取同样的强硬态度，否则就斥为“右倾投降”。这种人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在组织内部一向很少有人正面抵制，所以显得颇有气势。连那些总部的头头们也对他们忌惮三分。我参加过几次八二六总部召开的大会。会场内强硬派的声音甚嚣尘上，以至于让我担心，在这种场合下，若有哪位头头提出太温和的主张，只怕也会被轰下台的。我不禁想，头头们的强硬大概也是让底下的群众逼出来的吧；但反过来想，底下群众的强硬不也常常是让头头们逼出来的吗？应该说，在每一派内部都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趋势，把整个组织朝极端的方向推进。
两派内部的强硬派都是不喜欢联合的。当我们一批温和派走到一起积极呼吁联合时，立刻招致他们的反对。他们给我们扣上“第三势力”的帽子。这个称谓在当时带有贬义。过去国共内战，一批民主人士出面调停，被称为“第三种力量”，其主张被称为“第三条道路”。这件事在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受到批评的。所谓“不偏不倚”、“客观中立”一向是被视作虚伪，视作“貌似公正”，并大有“出卖原则”的嫌疑。另外，称你是“第三势力”还带有这样一种明示或暗示，那就是把你打成争权夺利的又一方。尽管有着最高指示和报上社论作后盾，联合的主张堂堂正正，我们的声音还是显得很弱小，我们这些人在自己一派之内还是或多或少的受排挤。
文革中，一个堪称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毛泽东的权力空前的强大，轻轻发下一句话就足以宣布一个“大人物”的政治死刑。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权力又空前的无能，譬如说，毛泽东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下面的群众似乎都置若罔闻，阳奉阴违。有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毛泽东去南方视察，发现在他乘坐的专车上的乘务人员分为两派。毛亲自出面劝说他们实行联合。在很费了一番唇舌后（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两派代表终于宣布联合成功。谁知毛一下车，这个联合就泡汤了。
不错，造反派热衷于斗争哲学，不懂得妥协，这正是多年来共产党宣传教育的结果。在文革中，造反派搞武斗、打内战，不可开交，也是毛泽东和中共当局鼓动、利用，又出尔反尔、翻云覆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造反派群众自己也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王复兴写到，北大有师生13000多人，在半年武斗期间，两派的人加起来也只有1600多人，绝大部分师生都不支持不参与。校园被两派激进的头头所掌控，两派核心层的理性“鸽派”，被激进的头头称为“机派”（机会主义派）。“这似乎表明，在群众运动中，越运动越激进，谁激进谁上台，谁激进谁掌权，理性者则失去话语权。这些激进的掌权人只知进不知退。他们不懂妥协，不懂见好就收，直到撞了南墙，碰得鼻青脸肿，甚至粉身碎骨。这一现象，人们在1989年于天安门广场再次看到”。（第264页）孙怒涛总结道：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斗争中实行必要的妥协，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这一经验教训对今后的政治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也就是作者在篇首语讲到的：“认真地总结文革中群众运动失败的教训，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运动不无益处。本书为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议报》首发
——简评《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
胡平
中国的文革研究，在国内虽然还是禁区，但在海外却早已是显学。在海外，有关文革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杰作佳篇。这里我向读者推荐《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一书，作者是美国德州司法部研究人员乔晞华博士和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荣休教授詹姆斯.莱特（James Wright）。本书由世界华语出版社于2019年4月出版，全书共360页。
关于本书的主旨，作者在正文前写了一篇“省思，从文革群众运动的失败开始”。作者说：“轰轰烈烈的文革群众运动以失败而告终。群众运动是被自己的内讧打败的。文革后的多次社会运动，依然继续在犯同样的错误。被歪曲的文革群众运动史，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文革群众运动与其他中国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认真地总结文革中群众运动失败的教训，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运动不无益处。本书为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启示和借鉴。”（第II页）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作者认为，文革群众运动是被自己打败的。通常人们都说文革群众运动是被中共当局、被中共官僚体系、被毛泽东镇压下去的。作者并非简单否认这一流行看法，但作者强调，文革群众运动首先是被自己打败的，是被自己的内讧打败的。
作者说，文革群众运动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对形势发生误判。“这一误判，部分源于他们没有分清真正的敌友。他们以为保守派已经完败，不可能死灰复燃。在对权力贪婪的驱动下，把曾经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当成敌人，试图一揽大权，独霸天下。这是致命的错误策略！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策略，才出现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裂。”（第265页）作者引用原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王复兴的话。王复兴说：“如果在1968年的夏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够冷静有智慧，能够停止武斗，实现联合，相互妥协，结合双方支持的干部组成联合政权，或许就不会发生工军宣队开进校园。也就不会发生尔后在抓‘五一六’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对造反群众的大规模镇压，致使原两派群众谁也没落好。那么历史就将改写。”（第264页）作者补充道：如果清华大学两派能和解，如果全国各地造反派能和解，“毛是否会让造反群众当权；如果造反群众当权，中国的情况将如何，并不令人乐观。但是如果造反群众没有内讧自毁，运动的走向和结局肯定会不一样，至少他们的下场一定不会这么悲惨”。（第267页）
由此，作者引出教训：文革群众运动的失败，在于民众缺乏包容和妥协。作者引用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革研究者、原清华大学‘四派”’第二号领袖孙怒涛先生的话：“妥协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理念”；“善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需要智慧。敢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更需要勇气！”（第256-257页）作者说，我们认同他的观点。
应该说，作者的观点和我不谋而合。我在《写在世纪之交》（1997年3月号《北京之春》）里写到：
文化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广泛的群众参与。这种广泛参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群众依据观点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别，派别之间进行激烈的斗争，其斗争导致了严重的暴力冲突。毛泽东将之戏称为“全面内战”。如何理解这场“全面内战”，无疑是理解文革的一个最有趣、也是最复杂和最困难的问题。
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 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没有理由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然而，“没有理由”的事情毕竟发生了。我们可以说，文革中的全面内战，既不是毛泽东事先期待的，也不是他事先料到的。那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想，群众组织闹派仗，搞武斗，屡劝不止，想来一定让中央也很伤脑筋。至於民众，我相信，如我一般反感者一定不少。一年後，清华大学发生百日大武斗，毛泽东批评学生造反派“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群众不满意”；同时派驻工人宣传队接管清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红卫兵造反运动从此寿终正寝。红卫兵造反运动如此下场，谁能说没有咎由自取的成份?
以我的个人经验而论。文革时，我在四川成都。当时成都的造反派分为“八二六”（以四川大学造反派八二六兵团为首）和“红成”（以成都其他几所高校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为首）两大派。我属于八二六派。从一开始，我就对造反派闹分裂、打内战很不赞同。我主张两派求同存异，主张大联合。那时我也找到了不少同道，有本派的，也有对立派的，有本校的，也有外校外单位的。但令人困惑的是，采取我们这种态度的人并不多。有些人在不公开的小圈子的讨论中，表现得很开放、很通情达理，但一到公开的大场合却又表现得很派性，唯恐被别人视为立场不坚定。作为一派的成员，我们无不感到一种同派的压力，派性的压力。那时，两派中都有一批自称“钢杆”、“铁杆”的成员，他们热烈地、不问青红皂白地拥护本派的一切，并且以此为荣。有的尤其走极端，他们不仅自己对另一派采取绝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而且还要求本派的其他人也采取同样的强硬态度，否则就斥为“右倾投降”。这种人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在组织内部一向很少有人正面抵制，所以显得颇有气势。连那些总部的头头们也对他们忌惮三分。我参加过几次八二六总部召开的大会。会场内强硬派的声音甚嚣尘上，以至于让我担心，在这种场合下，若有哪位头头提出太温和的主张，只怕也会被轰下台的。我不禁想，头头们的强硬大概也是让底下的群众逼出来的吧；但反过来想，底下群众的强硬不也常常是让头头们逼出来的吗？应该说，在每一派内部都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趋势，把整个组织朝极端的方向推进。
两派内部的强硬派都是不喜欢联合的。当我们一批温和派走到一起积极呼吁联合时，立刻招致他们的反对。他们给我们扣上“第三势力”的帽子。这个称谓在当时带有贬义。过去国共内战，一批民主人士出面调停，被称为“第三种力量”，其主张被称为“第三条道路”。这件事在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受到批评的。所谓“不偏不倚”、“客观中立”一向是被视作虚伪，视作“貌似公正”，并大有“出卖原则”的嫌疑。另外，称你是“第三势力”还带有这样一种明示或暗示，那就是把你打成争权夺利的又一方。尽管有着最高指示和报上社论作后盾，联合的主张堂堂正正，我们的声音还是显得很弱小，我们这些人在自己一派之内还是或多或少的受排挤。
文革中，一个堪称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毛泽东的权力空前的强大，轻轻发下一句话就足以宣布一个“大人物”的政治死刑。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权力又空前的无能，譬如说，毛泽东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下面的群众似乎都置若罔闻，阳奉阴违。有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毛泽东去南方视察，发现在他乘坐的专车上的乘务人员分为两派。毛亲自出面劝说他们实行联合。在很费了一番唇舌后（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两派代表终于宣布联合成功。谁知毛一下车，这个联合就泡汤了。
不错，造反派热衷于斗争哲学，不懂得妥协，这正是多年来共产党宣传教育的结果。在文革中，造反派搞武斗、打内战，不可开交，也是毛泽东和中共当局鼓动、利用，又出尔反尔、翻云覆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造反派群众自己也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王复兴写到，北大有师生13000多人，在半年武斗期间，两派的人加起来也只有1600多人，绝大部分师生都不支持不参与。校园被两派激进的头头所掌控，两派核心层的理性“鸽派”，被激进的头头称为“机派”（机会主义派）。“这似乎表明，在群众运动中，越运动越激进，谁激进谁上台，谁激进谁掌权，理性者则失去话语权。这些激进的掌权人只知进不知退。他们不懂妥协，不懂见好就收，直到撞了南墙，碰得鼻青脸肿，甚至粉身碎骨。这一现象，人们在1989年于天安门广场再次看到”。（第264页）孙怒涛总结道：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斗争中实行必要的妥协，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这一经验教训对今后的政治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也就是作者在篇首语讲到的：“认真地总结文革中群众运动失败的教训，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运动不无益处。本书为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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