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批判----兼论国民党和台湾问题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堪称现代最佳史学巨著，然对元清评价过低，亦是一病。清末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成灾，无限拔高民国、无度吹捧洪杨而极端恶评元清，已成朝野共识，民国诸儒亦难免受到一定影响。当然，比较国共两党，钱穆先生其病甚微。
国共两党都高度赞美洪杨帮。洪杨帮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权主义和恶性神本主义的杂交体，共党是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统一体，与洪杨一路货色；国党和洪杨虽有正邪之别，然国党以民族主义革命推翻清朝，复以三民主义立国，充满民粹主义倾向。亲洪杨而恶元清也是理所当然的。
民粹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将很多好东西主义起来，使之扩大化、极端化、神圣化和本位化。例如，集体、种族、民族、社会、民主、平等、科学等等，都是好东西，一旦主义起来，就变坏了，走向了反面，成了极权主义的思想帮凶。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有五个面相：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儒主义、集体主义。
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属于集体主义范畴，即民粹主义的五个面相之一，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则有强烈的民粹倾向。民族、民权、民生都是政治必须高度重视关心的对象，但它们本身都不能主义化。民族主义易轻视个体，民权主义易怠慢政权，民生主义易忽略其它内政外交问题。《大禹谟》说为政三事为正德、利用、厚生。利用即利物之用，属于科学；厚生即厚民之生，属于民生，两者都不能放在第一位，唯正德可以放在第一位。民生主义错在把民生替代了正德。
主义即本位。儒家政治基本原则是民本位、即民主义，但民主义与三民主义大不同。民族主义化，置个体于何地？民生主义化，置正德于何地？民权主义也不能泛泛而谈，必须将主权、治权、教权区别开来，不能让民权侵犯政权和教权。
儒家政治高度关爱民族，但立足于关爱每一个个体的民；高度重视民生，但把正德放在第一位，正德而后利用后生，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就是重视民生。儒家高度重视民权，但并不一味讲民权，而是主张主权、治权、教权三权分立，主权在民，人民最大；治权在君，政府最大；教权在儒，儒家最大。
泛泛地、笼统地讲“人民最大”或“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问题很大。《尚书•大禹谟》：“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极权主义最擅于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民粹主义最擅于违道以干百姓之誉。
或说：“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继承儒家思想，这就是春秋大义”云。非也。民主的制度品质确实优于家天下和族天下的君主制。然孙中山建立起来的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民主制，而是三民主义党主制，内贼纷起，内乱不断，进而招来日寇，继而开启极权。说孙中山继承儒家思想也是妄誉。
孙中山开启的是一个空前反孔反儒的黑暗时代。如果说共和国是高级坏，盗贼的坏，魔鬼的坏，民国就是初级坏，是小人的坏，丛林的坏；如果说马邦是高级黑，极端黑，民国就是初级黑，为后来的高级黑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民国，那就是乱，人心大乱，政治、社会、思想、道德无不乱成一团。在价值观念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正确与错误、正常与反常混在一起。除了新儒家那几个人，几乎所有人都眼瞎心盲，轻者成了是非不明的糊涂蛋，重则变成善恶颠倒的王八蛋。
民国作为亞洲第一共和國，未能如美欧诸国一样进入和平盛世，反而内忧外患越来越深重，短短三十八年就被极权主义取而代之，其内因可分为文化、政治、领导层三个方面，文化又是根本因。也就是说，三民主义从根本上决定了民国和国民党的命运。
三民主义本身既开不出自由民主，更开不出王道礼制。盖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以民为本，出自于仁本主义文化；自由政治和民主制度以人为本，出自于个人主义哲学。而三民主义是泛民粹主义，造反有余，建设不足；捣乱有余，导良不足，导不出任何良政良制。台湾民主的成功，恰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明合力将三民主义架空的结果。由于三民主义依然在宪，台湾政治民粹倾向不轻。
中华民国之名无论在陆在台，都名不符实。在陆是民粹之国，民粹主义恶潮泛滥，成就了共产党；在台是民主之国，但民粹倾向仍然不轻，成就了民进党。台湾虽然民主化了，远优于民粹时期，但也不是真正的中国。没有王道就没有中国。
国民党不少正人，不乏君子，但那是拜残留的中华文化所赐，与三民主义无关。三民主义本身既培养不出正人君子，也不足以收拾人心，只能搞乱人心。人心乱了，政治、社会就乱了。三民主义既容易招引外敌，又容易培养内敌，大陆共党和台湾民党都是国民党“培养”和“树立”起来的。
遗憾地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国民党历尽艰难险阻，饱经风雨沧桑，依然未能认识到三民主义思想问题的严重性，面对儒家，至今还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大大小小的国民党人，至今还没有学会尊师重道。 孟子说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古来伟大的中华帝王，必有伟大的帝王师。国民党从孙中山到马英九，国民党历代总统都不知尊师，都是无师之徒。仅此一点，就难以大有为，就伟大不起来。
在政治上，儒家为君则尽君道，为臣则尽臣道；在文化上，儒家则要尽师道，要维护师道尊严。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中道而立能者从之，都是师道尊严的表现。对于政治家和领导人来说，都应该尊师重道。若非中道圣贤，即使居于总统之位，也不能自居师道，而应该重仁之道，尊儒为师。、
有必要说明一下，我是儒家，儒家不是我。主张尊儒，并非要求他人和社会尊重自己。自尊和要人尊己是两回事。儒家这个词，或指儒家学说，或指儒家学派，或指儒家人物，因语境不同而异。有时候说及儒家，或许包括自己，但也不等于自己。敬请旧雨新朋明鉴。
东海曾经一度寄望于台湾，先让台湾儒家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和中华文明示范区，进而儒化大陆。然很快觉悟国民党孺子不可教，遑论民进党。台湾两党文化政治立场不同，但一样只想独善其身，民进党明独，国民党暗独。
现在的国民党，对于大陆人民已经基本丧失同胞之情和救助之念，只想抛弃大陆，自了自度。这样的台湾，必然富而不强。没有道义性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感召力，强不起来也。即使获得外部支持，也强不到哪里去。何况道义不足，外援亦有限。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再无可能。历史给过丰厚的机会，可惜三民主义的文化水平和国民党的政治能力非常有限，既搞不定大陆，也搞不定台湾。当然，马主义更不行，和平统一毫无可能，武力统一也基本不可能。即使侥幸统一，非台湾之福非大陆之福，亦非马帮之福也，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成为其不可承受之重。
而今唯有仁本主义，最有可能实现中国的良性统一。任何政党若欲重新统一中国，都应该高举仁本主义旗帜，以儒立党，让两岸同归于儒，同归于仁。2021-5-14 首发于儒家网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堪称现代最佳史学巨著，然对元清评价过低，亦是一病。清末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成灾，无限拔高民国、无度吹捧洪杨而极端恶评元清，已成朝野共识，民国诸儒亦难免受到一定影响。当然，比较国共两党，钱穆先生其病甚微。
国共两党都高度赞美洪杨帮。洪杨帮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权主义和恶性神本主义的杂交体，共党是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统一体，与洪杨一路货色；国党和洪杨虽有正邪之别，然国党以民族主义革命推翻清朝，复以三民主义立国，充满民粹主义倾向。亲洪杨而恶元清也是理所当然的。
民粹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将很多好东西主义起来，使之扩大化、极端化、神圣化和本位化。例如，集体、种族、民族、社会、民主、平等、科学等等，都是好东西，一旦主义起来，就变坏了，走向了反面，成了极权主义的思想帮凶。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有五个面相：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儒主义、集体主义。
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属于集体主义范畴，即民粹主义的五个面相之一，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则有强烈的民粹倾向。民族、民权、民生都是政治必须高度重视关心的对象，但它们本身都不能主义化。民族主义易轻视个体，民权主义易怠慢政权，民生主义易忽略其它内政外交问题。《大禹谟》说为政三事为正德、利用、厚生。利用即利物之用，属于科学；厚生即厚民之生，属于民生，两者都不能放在第一位，唯正德可以放在第一位。民生主义错在把民生替代了正德。
主义即本位。儒家政治基本原则是民本位、即民主义，但民主义与三民主义大不同。民族主义化，置个体于何地？民生主义化，置正德于何地？民权主义也不能泛泛而谈，必须将主权、治权、教权区别开来，不能让民权侵犯政权和教权。
儒家政治高度关爱民族，但立足于关爱每一个个体的民；高度重视民生，但把正德放在第一位，正德而后利用后生，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就是重视民生。儒家高度重视民权，但并不一味讲民权，而是主张主权、治权、教权三权分立，主权在民，人民最大；治权在君，政府最大；教权在儒，儒家最大。
泛泛地、笼统地讲“人民最大”或“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问题很大。《尚书•大禹谟》：“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极权主义最擅于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民粹主义最擅于违道以干百姓之誉。
或说：“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继承儒家思想，这就是春秋大义”云。非也。民主的制度品质确实优于家天下和族天下的君主制。然孙中山建立起来的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民主制，而是三民主义党主制，内贼纷起，内乱不断，进而招来日寇，继而开启极权。说孙中山继承儒家思想也是妄誉。
孙中山开启的是一个空前反孔反儒的黑暗时代。如果说共和国是高级坏，盗贼的坏，魔鬼的坏，民国就是初级坏，是小人的坏，丛林的坏；如果说马邦是高级黑，极端黑，民国就是初级黑，为后来的高级黑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民国，那就是乱，人心大乱，政治、社会、思想、道德无不乱成一团。在价值观念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正确与错误、正常与反常混在一起。除了新儒家那几个人，几乎所有人都眼瞎心盲，轻者成了是非不明的糊涂蛋，重则变成善恶颠倒的王八蛋。
民国作为亞洲第一共和國，未能如美欧诸国一样进入和平盛世，反而内忧外患越来越深重，短短三十八年就被极权主义取而代之，其内因可分为文化、政治、领导层三个方面，文化又是根本因。也就是说，三民主义从根本上决定了民国和国民党的命运。
三民主义本身既开不出自由民主，更开不出王道礼制。盖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以民为本，出自于仁本主义文化；自由政治和民主制度以人为本，出自于个人主义哲学。而三民主义是泛民粹主义，造反有余，建设不足；捣乱有余，导良不足，导不出任何良政良制。台湾民主的成功，恰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明合力将三民主义架空的结果。由于三民主义依然在宪，台湾政治民粹倾向不轻。
中华民国之名无论在陆在台，都名不符实。在陆是民粹之国，民粹主义恶潮泛滥，成就了共产党；在台是民主之国，但民粹倾向仍然不轻，成就了民进党。台湾虽然民主化了，远优于民粹时期，但也不是真正的中国。没有王道就没有中国。
国民党不少正人，不乏君子，但那是拜残留的中华文化所赐，与三民主义无关。三民主义本身既培养不出正人君子，也不足以收拾人心，只能搞乱人心。人心乱了，政治、社会就乱了。三民主义既容易招引外敌，又容易培养内敌，大陆共党和台湾民党都是国民党“培养”和“树立”起来的。
遗憾地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国民党历尽艰难险阻，饱经风雨沧桑，依然未能认识到三民主义思想问题的严重性，面对儒家，至今还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大大小小的国民党人，至今还没有学会尊师重道。 孟子说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古来伟大的中华帝王，必有伟大的帝王师。国民党从孙中山到马英九，国民党历代总统都不知尊师，都是无师之徒。仅此一点，就难以大有为，就伟大不起来。
在政治上，儒家为君则尽君道，为臣则尽臣道；在文化上，儒家则要尽师道，要维护师道尊严。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中道而立能者从之，都是师道尊严的表现。对于政治家和领导人来说，都应该尊师重道。若非中道圣贤，即使居于总统之位，也不能自居师道，而应该重仁之道，尊儒为师。、
有必要说明一下，我是儒家，儒家不是我。主张尊儒，并非要求他人和社会尊重自己。自尊和要人尊己是两回事。儒家这个词，或指儒家学说，或指儒家学派，或指儒家人物，因语境不同而异。有时候说及儒家，或许包括自己，但也不等于自己。敬请旧雨新朋明鉴。
东海曾经一度寄望于台湾，先让台湾儒家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和中华文明示范区，进而儒化大陆。然很快觉悟国民党孺子不可教，遑论民进党。台湾两党文化政治立场不同，但一样只想独善其身，民进党明独，国民党暗独。
现在的国民党，对于大陆人民已经基本丧失同胞之情和救助之念，只想抛弃大陆，自了自度。这样的台湾，必然富而不强。没有道义性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感召力，强不起来也。即使获得外部支持，也强不到哪里去。何况道义不足，外援亦有限。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再无可能。历史给过丰厚的机会，可惜三民主义的文化水平和国民党的政治能力非常有限，既搞不定大陆，也搞不定台湾。当然，马主义更不行，和平统一毫无可能，武力统一也基本不可能。即使侥幸统一，非台湾之福非大陆之福，亦非马帮之福也，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成为其不可承受之重。
而今唯有仁本主义，最有可能实现中国的良性统一。任何政党若欲重新统一中国，都应该高举仁本主义旗帜，以儒立党，让两岸同归于儒，同归于仁。2021-5-14 首发于儒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