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国，凡还在议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左派，均意味着其仍深陷斯大林主义（即所谓“马列主义”）之泥沼难以自拔。长此以往，他们将难逃为今日中国这最后的（或复辟了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殉葬的命运。
中国从无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文明，何来什么“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从无一丝一毫的（科学）社会主义——到处充斥着的都是被《共产党宣言》早就尖锐批评过的封建社会主义——又何来什么“资本主义复辟”？！
从苏版马列主义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2018年11月7日)
高寒
今天，大家都在谈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是为了总结，也是为了前瞻。无疑，中国的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这就自然而然使得今天的纪念，应当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与发端，回顾那个导致中国不得不改革开放的前30年。
然而，中国共产党要真正认清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就不仅需要联系毛泽东时代的30年，还需要联系中国共产党走过的70年，联系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分道扬镳后，各自所走过的截然不同的100年。甚至，还应回顾西方如何走出中世纪黑暗的500年，乃至中国却至今还走不出的那个历史周期律怪圈的3,000年。
今天，谁也不否认习近平有心想干大事，但他能否干成大事却是另外一回事；谁也不否认习近平想守住共产党的“家业”，但他能否守得住这份“家业”则是另外一回事。可见，中国今天问题之所在，就与其说是习近平的个人集权本身，倒不如说是习近平集权后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和最终干成了什么。历史只算大帐，对历史人物的定位，均拿最终成绩单来说话。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要干成大事，均必须认清大势。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不审势，则左右都错。
认清大势，须有历史与国际这时、空两大维度。历史维度，就是从整个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一步步文明阶梯中，看中国今天究竟是走到了文明的哪一级，这是纵向比较。国际维度，则是在当今全球竞争格局中，看中国的综合竞争力何在，这属横向比较。
但从根本上说，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强弱，则是依赖于它的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国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文明程度愈高，往往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竞争力就愈强，反之亦然。基于此，这文明程度与竞争实力又会互相促进、互为因果：或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
所以，能否准确地认清中国今天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阶梯中的确切位置，从而清醒地把握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竞争态势，这将决定着习近平能否干成其大事、能否成就其伟业，并最终落脚到习近平念兹在兹的能否守得住中国共产党的“家业”上。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那么，何谓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阶梯呢？譬如，手推磨、蒸汽磨、机械磨、电子磨，就标志着人类生产力进步史上的好几级文明阶梯。再如，五马分尸、凌迟肢解，斩首、枪毙、注射处死，也标志着人类刑法进步史上的好几级文明阶梯。又如，同样是战俘，充作军粮、收为奴隶、回营受辱与英雄凯旋，也标志着人类战争史上的几级文明阶梯。同理，子民还是公民，父母官还是公仆，官员财产保密还是公示；以及，人治还是法治，党大还是法大，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罪责株连还是刑责自负；被告、囚犯是否有基本人权，官帽该捏在老百姓手中还是上司手中，老百姓是否享有信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工人农民是否具有自组工会农会的权利，……诸如此类，不也统统都标志着政治制度进步史上的不同文明阶梯吗？
可见，认清中国今天究竟是处在人类文明演进阶梯的哪一个历史阶段，究竟是处在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阶段，还是处在低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阶段，从而弄明白中国共产党如今所面临的改革开放大势；弄明白中国今天在国际竞争中究竟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今天无论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还是面向世界的崛起战略，均是须臾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
世界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自近代航海术将人类各部分文明连成一片、从而人类开始真正的世界史以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便与人类各文明在其原本封闭或半封闭下所达成的那种文明阶段遭遇了。如此，便发生了人类史上其文明程度高低有别的各文明发展阶段，在地球上不同区域的同时并存状态。从横向上看，在时间轴上它们是同时的：譬如，今天大家都处于公元2018年；但从纵向上看，在文明史上彼此又是不同时的：如既有处于前现代文明时期的国度，又有已进入后现代文明时期的国度，如此等等。这就是寓文明发展程度于文明多样性之中，或曰：从文明多样性中所体现出来的世界文明发展程度。
不错，各民族各文明均有着自己的特色。同样不错，世界秩序从来都是强者制订的。然而，承认这两个前提，却既可以导向打开国门，奋起直追，亦可以导向关起门来，盲目自信。综观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各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民族特色的冲突只是表象，而文明程度的较量才是本质。所以，凡在国际竞争中因文明程度落败便以民族特色为托词或遁词者，十个便有十个在骨子深处并不具备自身文明的自省力和自信力。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而不论现实如何让你痛苦。所以，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口中常念叨着的“落后就要挨打”，就绝非仅是器物落后、硬件落后要挨打，而尤其指制度落后、软件落后要挨打。至于今天中国有人热衷于将自己那“举国体制”，演绎阐发为比西方三权分立的“扯皮”体制更高更先进的文明，这便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曾辛辣嘲讽过的脓疮美学来：“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嗟夫！有如此这般“国家美学”垫底，以这一类心态去描画“中国模式”、“中国话语权”和“厉害了我的国”，又怎能不将中国的富国强兵大战略，引向捉襟见肘的窘境？又怎能不与大国崛起、大国竞争的中国梦，南其辕而北其辙呢？
曾有联赞诸葛孔明并警示后人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然而，要能“深思”，那你学与思的功夫就得过硬。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则是整个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过硬，和以史为镜从失败中学习的本领得过硬。
现在回过头去看，无论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打出“在中国干资本主义100年”的新民主主义旗帜，还是邓小平后来在北京打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均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分别从自己打天下或坐天下时代的屡屡挫折中，不得不突破了斯大林主义（学名：马列主义）的教条，开始触摸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历史唯物论，开始领悟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社会主义文明只能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而已。
诚然，无论从毛泽东其后在建国实践中的反复，还是从邓小平后来在改革开放中的反复，均在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历史强人，当年分别对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的突破，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把握，均最终不无遗憾地还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但即使如此，即使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感性把握，这种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却也又都实实在在地分别给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时代带去了立竿见影、突飞猛进的旧貌换新颜。
回顾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70年，在今天，完全可以这么说，无论是打天下时期还是坐天下时期，凡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突破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教条，而让资本主义在中国有所发展时，中共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而凡中国共产党固守那个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的禁锢（如什么：社会主义就是超时空的“善”，资本主义就是超时空的“恶”；公有制无条件地高于、优于、先进于私有制；不干“社会主义”还是共产党人吗？……等等、等等），而阻挠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时，中共的事业就踯躅不前，甚至陷入深重的危机。对于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执政前还是执政后，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均一再重复出现的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从客观上看，是历史规律不可抗拒，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共产党——不，整个自“十月革命”以降的一切后发国家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把握，一直还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
今天，已到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来的时候了。如此，中国共产党将凤凰涅槃，再创辉煌；否则，中国共产党将难逃李自成、洪秀全的宿命，再时髦的摩天大厦和西装革履，也难掩其瓤子深处的农民革命致命伤：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习近平今天面临的真正挑战，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的真正挑战，其实正在这里。
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还只有过夺取政权前共产党人干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却从无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人还得干资本主义的理论。不仅如此，在列宁之前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武库中，根本就缺了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干革命这一大块。质言之，对于东方后发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其成功地领导了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政权后，究竟该走怎样的必由之路才不致因违背历史必然性而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这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中，迄今还是一大空白，有的也只是唯物史观的一般指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总原则。而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均也只留下了既成功又失败的艰苦探索记录。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今天所面临的宽严皆误、左右不是、进退失据、反复折腾的困境，就绝非来自战术层面的失误，而是基于战略层面的失误了。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要再上一个台阶，就绝非只从改革开放的应用理论入手，而尤其应从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着眼了。
因此，在今天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不整个地革新和提升自己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不整个地重新审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实用主义的提法，不整个地抛弃王沪宁这位意识形态化妆师专投上所好而不断变换辞藻而弄出来的那些个不伦不类的“理论”，那么，中国共产党在今天的全球竞争格局下，便是偏要以己之短去迎敌之长，偏要以过时的历史文明去挑战先进的当代文明了。既如此，其结局如何，不可想而知吗？
社会主义不是超时空的“善”，资本主义也非超时空的“恶”，一切均得以具体时、空为转移，以生产关系是否适应并促进生产力，上层建筑是否适应并促进经济基础为转移，——这些，均本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ABC。然而，它们却在自“十月革命”以降的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革命中，因把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主动性”推向极端，因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而给弄颠倒、弄模糊了。可见，真理哪怕是向着相同方向多挪半步便会即刻通向谬误。因而，今天在中国仍颇为时髦的那种用超时空的善恶观去解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去解读公有制与私有制，其实就正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后发的东方国家后被逐渐宗教化了的结果；是原本已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空想发展到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却又在东方革命实践中重新沦落为空想的结果。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至今还在吃着那个被俄国人宗教化了的、应打上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即号称“马列主义”教的亏。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突破马列主义教的结果；中国的现实困局，又是囿于马列主义教的结果。同理，中国共产党拿下全国政权，是突破马列主义教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所走过的一切弯路，包括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层困局，也统统是囿于这个马列主义教的结果。
习近平今天要干出一番事业，要有大作为，首当其冲，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国基本理论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意识形态上，有大突破和大提升才行。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能否再上一个台阶，中国共产党自身能否在这改革开放中凤凰涅槃，均无不受制于这个既有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意识形态瓶颈。
不过，作为后来人，我辈今天之所以能看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波尔布特们所走过的历史大弯路，能看到老一辈布尔什维克那在理论上或实践中所走过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难道不正是因为我辈恰好有幸站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那饱经风霜的肩头上？所以在今天，习近平应当在老一辈共产党人曾艰难探索的重重跌倒之处重新爬起来，毫不犹豫地站在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们那不无悲壮的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继承前辈，扬弃前辈，又超越前辈。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是建立一个可根绝一切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复辟的那种制度的超越；是共产党人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新型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超越，是将这种共产党人所创新的新型资本-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引向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引向共产党人那永不熄灭理想的超越。
试问，若今天习近平能以这种彻底的历史唯物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文明得以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为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从而致使中国共产党既能在市场经济中学会清廉与效能，又能在多元竞争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去与特朗普和彭斯们的那种以神创说或人性论为据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价值观的竞争，去谋划中国的崛起战略和大国战略，那么，如此软实力，如此后发优势，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就还有谁能拦得住？倘如此，习近平还用得着忧心忡忡于共产党的“家业”难以为继吗？
如果说，当年在欧洲历经千年中世纪黑暗之后的路德和加尔文的基督教变革被称作宗教革新的话，那么今天这个在东方革命历经百年摸索后的重回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重回科学社会主义的正本清源，就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去宗教化革新，或去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复兴了。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和批判的，而不是御用的和卫道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更不是国教。在今天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刻，在今天中国改革开放正处于进退维谷的时刻，愿中国共产党能更上一层楼，彻底告别马列主义教，即彻底告别斯大林主义，在今天这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革新与复兴中，能大有作为！
2018年11月7日 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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