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轻薄子，西化派杂家----东海客厅论胡适
余东海
论及胡适，说好听点，名士风范；说难听点，轻薄子耳。
其轻薄表现于学术，于西方文化不求甚解，对儒佛道皆浮光掠影，喜欢信口雌黄。胡适“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之言很好，可惜自己做不到。对于儒家，他怀疑倒非常大胆，求证却毫不小心，常常乱求一通，不通不通。
当年曾为其赫赫之名所动，购其《说儒》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翻之下，大失所望，打心底里鄙视之，知其为绣花枕头，欺世盗名之徒。
文化人不懂文化，不考虑文化问题，或者在文化立场上无可无不可，都是致命的问题。胡适作为自由派巨擘，对马列主义之邪、三民主义之劣认识不清，说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殊不知，没有好主义就没有好制度，无数政治社会问题就源于坏主义的泛滥和得势。
民国多数大师大多不大，其中反儒派尤其小，德性既薄弱，学问更肤浅。他们批孔批儒的文章，无非门外汉的瞎猜胡疑乱批妄判，冠诸儒家的种种罪名，无非居心不良的莫须有和想当然。东海早就指出，要了解自由主义和西方文化，须读西方大师的著作，不能读五四启蒙派的作品，否则很容易被误导。
欲学西方思想而不像，似存传统伦理而无实，似新非新，似旧非旧，似禽不能飞，似兽不擅行，这是半吊子自由主义的通病，胡适最为典型。蒋介石挽胡适联：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不知蒋内心究竟这么想。仅就挽联而言，貌似赞扬，实为皮里阳秋。
胡适之轻薄，表现于言行，喜欢讪君卖直，功则归于己，过则卸于君，缺乏大文化人和政治家的凝重庄严和责任承担，缺乏对元首应有的尊重。
胡适晚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在公开会议上接着蒋君讲话，开宗明义一句话就是批评蒋君“总统你错了”云云。君子对暴君和仁君，态度大不同。蒋君虽非贤君更非圣王，但也不乏英明，属于可教可匡可引导之君。民国知识群体往往以对待暴君的方式对待之，动辄公开批评乃至恣意羞辱，令人厌恶！
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给自己弄了几十个博士文凭。很多人对此赞不绝口，简直莫名其妙。任何时候，代表国家形象的大使都应自尊自持，并以本职工作为重，何况当时正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胡适却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在这种无关紧要的闲事上，玩物丧志，不务正业！
蒋介石先生多次在日记中表达对胡适的鄙视厌恶之情，良有以也。
蒋君于儒家和中西文化同样一知半解，以中道文化标准衡量之，也是不学无术的一介武夫。看到一张蒋介石与胡适并坐的合影：胡一手插兜，架着二郎腿，目光倾斜，神态自信而轻浮；蒋双手放在腿上正襟危坐，颇有拘谨局促之色。这张合影形象地暴露了双方文化道德底蕴的不足：蒋缺乏自信和威重，胡缺乏诚敬而自以为是。民国政治文化界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尚且如此，可发一叹。
但比起胡适之来，蒋君还是厚重一些。故晚年还能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而胡一辈子都是不中不西的文化门外汉和无礼无术的政治轻薄子。借用孔子评价晋文齐桓的话，东海断曰：蒋先生正而不中，胡适之谲而不正。
当然，相比其它五四蒙启派，胡适之又不失为佼佼者，无愧于特色自由派的魁首。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此之谓也。
东海曾有月旦评：梁启超、胡适、鲁迅皆非君子，然品格有别，文品人品皆有等差。梁启超学术根基浅薄，粗率游移，然不失为正人。胡适等而下之，中西混杂，更加浮皮潦草，还不失为善人。至于鲁迅，为文不学无术，中西双昧；为人缺德无品，一无可取。一生邪言恶语，恶果累累，纯属邪恶之徒。
胡适和鲁迅都是三昧分子，胡适昧于中华文化、文明和历史，鲁迅更昧，中西双昧。传胡适曾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如此为鲁迅辩护，不仅无效，恰恰暴露了胡适的无知。
很多人惯于将胡适和鲁迅相提并论，对胡适很不公平。都是杂家，鲁迅是赤化杂家，胡适是西化杂家，性质大不同。鲁迅是心邪而恶，妖为鬼蜮必成灾；胡适是人好而愚，僧是愚氓犹可训。胡适的问题只是眼瞎心盲，是非不明，圣贼不分，错向孔子泼污水，误把鲁迅当正人。
有学者谓胡适比吴晗糟糕百倍，大不当。胡适与吴晗有师生关系，然道不同。胡适是西化派；吴晗是北化派，性质不同。胡适或许对吴晗有误导，于马学有助益，无意中促进了马学在中国的传播，但正邪终究有别。就像荀子教导出了两个法家大腕，荀学于法家有助益，但荀子与韩非李斯辈，仍有正邪之别。
胡适之虽然轻薄，不失为正常人，比上大不足，比下亦有余。有人代表“学界”将胡适、李泽厚、余英时、徐复观、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列为君子和大师。依中道标准，牟宗三不愧为君子，徐复观、梁漱溟、余英时逊之，不失为正人，胡适、李泽厚为正常人。冯友兰奸人耳，不配与上述人士相提并论。2021-5-29
首发于儒家网https://www.rujiazg.com/
余东海
论及胡适，说好听点，名士风范；说难听点，轻薄子耳。
其轻薄表现于学术，于西方文化不求甚解，对儒佛道皆浮光掠影，喜欢信口雌黄。胡适“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之言很好，可惜自己做不到。对于儒家，他怀疑倒非常大胆，求证却毫不小心，常常乱求一通，不通不通。
当年曾为其赫赫之名所动，购其《说儒》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翻之下，大失所望，打心底里鄙视之，知其为绣花枕头，欺世盗名之徒。
文化人不懂文化，不考虑文化问题，或者在文化立场上无可无不可，都是致命的问题。胡适作为自由派巨擘，对马列主义之邪、三民主义之劣认识不清，说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殊不知，没有好主义就没有好制度，无数政治社会问题就源于坏主义的泛滥和得势。
民国多数大师大多不大，其中反儒派尤其小，德性既薄弱，学问更肤浅。他们批孔批儒的文章，无非门外汉的瞎猜胡疑乱批妄判，冠诸儒家的种种罪名，无非居心不良的莫须有和想当然。东海早就指出，要了解自由主义和西方文化，须读西方大师的著作，不能读五四启蒙派的作品，否则很容易被误导。
欲学西方思想而不像，似存传统伦理而无实，似新非新，似旧非旧，似禽不能飞，似兽不擅行，这是半吊子自由主义的通病，胡适最为典型。蒋介石挽胡适联：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不知蒋内心究竟这么想。仅就挽联而言，貌似赞扬，实为皮里阳秋。
胡适之轻薄，表现于言行，喜欢讪君卖直，功则归于己，过则卸于君，缺乏大文化人和政治家的凝重庄严和责任承担，缺乏对元首应有的尊重。
胡适晚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在公开会议上接着蒋君讲话，开宗明义一句话就是批评蒋君“总统你错了”云云。君子对暴君和仁君，态度大不同。蒋君虽非贤君更非圣王，但也不乏英明，属于可教可匡可引导之君。民国知识群体往往以对待暴君的方式对待之，动辄公开批评乃至恣意羞辱，令人厌恶！
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给自己弄了几十个博士文凭。很多人对此赞不绝口，简直莫名其妙。任何时候，代表国家形象的大使都应自尊自持，并以本职工作为重，何况当时正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胡适却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在这种无关紧要的闲事上，玩物丧志，不务正业！
蒋介石先生多次在日记中表达对胡适的鄙视厌恶之情，良有以也。
蒋君于儒家和中西文化同样一知半解，以中道文化标准衡量之，也是不学无术的一介武夫。看到一张蒋介石与胡适并坐的合影：胡一手插兜，架着二郎腿，目光倾斜，神态自信而轻浮；蒋双手放在腿上正襟危坐，颇有拘谨局促之色。这张合影形象地暴露了双方文化道德底蕴的不足：蒋缺乏自信和威重，胡缺乏诚敬而自以为是。民国政治文化界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尚且如此，可发一叹。
但比起胡适之来，蒋君还是厚重一些。故晚年还能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而胡一辈子都是不中不西的文化门外汉和无礼无术的政治轻薄子。借用孔子评价晋文齐桓的话，东海断曰：蒋先生正而不中，胡适之谲而不正。
当然，相比其它五四蒙启派，胡适之又不失为佼佼者，无愧于特色自由派的魁首。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此之谓也。
东海曾有月旦评：梁启超、胡适、鲁迅皆非君子，然品格有别，文品人品皆有等差。梁启超学术根基浅薄，粗率游移，然不失为正人。胡适等而下之，中西混杂，更加浮皮潦草，还不失为善人。至于鲁迅，为文不学无术，中西双昧；为人缺德无品，一无可取。一生邪言恶语，恶果累累，纯属邪恶之徒。
胡适和鲁迅都是三昧分子，胡适昧于中华文化、文明和历史，鲁迅更昧，中西双昧。传胡适曾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如此为鲁迅辩护，不仅无效，恰恰暴露了胡适的无知。
很多人惯于将胡适和鲁迅相提并论，对胡适很不公平。都是杂家，鲁迅是赤化杂家，胡适是西化杂家，性质大不同。鲁迅是心邪而恶，妖为鬼蜮必成灾；胡适是人好而愚，僧是愚氓犹可训。胡适的问题只是眼瞎心盲，是非不明，圣贼不分，错向孔子泼污水，误把鲁迅当正人。
有学者谓胡适比吴晗糟糕百倍，大不当。胡适与吴晗有师生关系，然道不同。胡适是西化派；吴晗是北化派，性质不同。胡适或许对吴晗有误导，于马学有助益，无意中促进了马学在中国的传播，但正邪终究有别。就像荀子教导出了两个法家大腕，荀学于法家有助益，但荀子与韩非李斯辈，仍有正邪之别。
胡适之虽然轻薄，不失为正常人，比上大不足，比下亦有余。有人代表“学界”将胡适、李泽厚、余英时、徐复观、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列为君子和大师。依中道标准，牟宗三不愧为君子，徐复观、梁漱溟、余英时逊之，不失为正人，胡适、李泽厚为正常人。冯友兰奸人耳，不配与上述人士相提并论。202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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