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教训延续至今和自由主义被“结构性控制”
作者：李明
摘自《揭橥民主化之正确路线以及这三十年来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线为何全败？》（——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五）)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439741
中共的“结构性控制”和改良派占据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
现在提出两个问题，1、改良派占据主流的原因，2、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为了说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从两方面来谈。第一先对于八九民运以及以后三十年的民运界、公知界作一个结构性分析，第二再从思想和路线上作深究。
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八九学运，保守派的长期运作加上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猜忌（《鲍彤谈六四》法广台2019年），双方就学运展开角逐，但是依中共法则，邓和保守派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在上层政治斗争中改革派倒台是迟早的事。就体制内外的改良派一方而言，当时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上层软弱无力，中上层改革派的抗争以陈一咨等“三所一会”发表的《六点声明》为首，但无济于事。其二，严家其、包遵信、方励之等带领体制内知识分子支持学运。其三，市民和工人的支持。其四、私营企业主（四通）万润南在其同情学运的岳父——中顾委委员李昌等要求下介入学运，力劝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其五，海外民运的支持。但是最有力量的是民间的陈子明、王军涛等人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的介入，他们还结合了体制内外的知识界力量，又以王丹、刘刚、陈小平等直接介入学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首联”）就是社经所主导下建立。所有上述力量都没有明确提出民主化的纲领（如普选、国家权力之分立制衡等，极少数人才有此意识），主要是模糊的民主口号和反“四二六社论”、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的只反腐败没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八九民运所言的“民主”主要在所谓“社会主义民主”范围内，学生基本没有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想法。总而言之，这是一场改良主义的民运学运。就其提出的政治纲领的高度而言，还不如晚清的立宪党人的立宪纲领，更不如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的主张。
六四之后的三十年里，当年曾是改良主义的学运一代大略分化成五派，1、封从德等反思历史传统结合中华民国台湾，为民主化前途计，转进为民国派、革命派。2、许多人转进为反共求民主的立场，但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3、相当多的人畏惧了中共暴力和受制于“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继续走在改良主义旧轨道上，但是改良主义里又分反共改良主义和保共改良主义两派。4、也有不少人投降权势和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向专制臣服，钻营有成，甚至于成为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从而背离了学运精神，自我否定成为“保皇党”。5、更多的人无奈于现实政治而淹没在庸众里为个人发展而尽心尽力。
六四之后中共改革派基本被边缘化，部分改革派转进成民主派，如李慎之、李锐等，构成了改良派的极右翼，李慎之还被部分自由派拥立为“领军人物”。流亡海外的改革派如陈一咨、严家其、万润南等，难以融入反共的海外民运，如严家其任民阵第一任主席，就与反共色彩强烈的民联刻意保持距离，由于改革派官员对于是否成为反共的改良派（即路线改良和目的求民主反共）呢？大多数人立场不坚定，或者情感难以认同，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想里含有民主，所以改革派官员淡出了海内外的民运。六四30年周年前，严家其还表示30年不能庆祝中共国国庆非常痛心，六四平反后能回到中国还会继续庆祝中共国的国庆（见https://m.youtube.com/watch?v=j_7aad4UrD0）。海外的原体制内知识分子如王若望、刘宾雁、郑义等等虽然不象一些原改革派官员那样与海外民运难以和谐，但是大多没有成为革命派，至多成为反共求民主的改良派。原体制内民主派知识分子和改革派随着时间消磨，社会的活动力、影响力渐渐趋小，但是海外的异议知识界还是主要由他们构成，且由他们掌握话语权和相关资源。再者他们在国内公知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由于体制内出身，在能力上不如象社经所那样的民间化知识分子群体有活动能量。社经所及其影响的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海内外的公知界、反对派甚至于民运里起到了较大作用，这是要重视的。
第二从思想和路线来深究的话，八九民运原来主流的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六四屠杀之后举什么旗帜呢？六四屠杀导致反共呼声高涨，而且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随着共产党暴政历史的揭露，共产党及其所谓的“社会主义”不仅失去光环，反而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国际社会对于红色的异议力量也不会支持。如此形势下，八九民运主流的“不反共的改良主义”共识必然崩溃，昔日的学运里、知识分子里的主流不可能不“改弦易帜”，也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发展，在这背景和内在需要下，举自由主义旗帜成为海内外的多数共识，也就是说路线还是改良主义的，立场和目的是自由民主，这就是自由主义大旗的要义，也可以称之为“反共的改良主义”，这就接上了西方价值观、普世潮流，容易得到西方的理解和支持。其温和的改良路线也容易得到追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西方国家的认同，反之革命派会使西方顾虑与中共的关系而不支持且防范之。所以革命派是孤立无援的，但是中国的形势发展最终会使革命派成为主导力量，21世纪民国派的兴起使革命派成势。习近平上台后改良派梦破，唯利是图的西方国家则“梦醒”，当前的美中贸易战和新冷战危及中共统治，于是革命话语得以流行。
总之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和源流复杂、成员复杂、思想复杂，须知八九民运时没有几个自由主义者。虽然在大陆举旗者以学者、知识分子为首，但是主要的还是经历过八九民运的然后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但是这种接受的程度也是不高的，因为他们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有限，而且有意识形态熏陶过的“先有”、“先见”等，不纯粹。所以海内外的自由派阵营里是没有多少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反而实用主义者更多，机会主义者也不少。自由派这样的层次不高的总体结构，使得八九以来的旧有的改良主义没有被清算反而沉淀下来。这样单薄的自由派，面对强大的中共政权，再加上西方国家从在华利益出发惧革命选改良，所以必然延续改良主义路线。这有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ce)，更有自由派的内外背景、国际国内形势、利害得失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所以中国自由主义如果要纯粹化，要找到自我的归宿和前途，可能路漫漫，甚至于要指望下一代。
从民主运动依靠的社会动力来审察路线问题。首先八九民运就是以学运和知识精英为中心的改良主义民运，因为改良主义局限性，当然不能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相反八九民运时民众同情和支持他们，他们当中许多人反而惧怕发动民众，唯恐触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中共政权的“镇压防线”，甚至于担忧中共改革不下去。六四镇压后，他们虽然易帜而高举“自由主义”大旗，但是在中共无所不在的高压统治下，患得患失，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能力依旧不具备，也缺乏此心，六四屠杀反而使之有畏惧之情。这是他们继续选择改良主义的内在原因。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是革命派的路线，改良派只能走上层路线企图以压力和劝谏使统治者改良。
八九民运原来就是改良主义主导的，深究一下很多人在“六四”之后举“自由主义”大旗的路线上的诱因是什么呢？首先省察一下他们的洋师——英美自由主义。英美自由主义早期就是一套精英主义的话语体系，也是贵族和王权博弈的产物，并且有诸多的成果如英国大宪章，后来又演变成社会中上层和王权旧贵族特权的博弈，形成和平孤岛的英国的特殊渐进民主化道路，自由主义发挥了作用。再往下是社会中下层与社会上层的博弈，民主不再是上等人的民主而演进成全民的民主了，英式民主化才算完成，这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兴起且担当重任，自由主义的地位和作用都大为下降了。直到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兴起时，自由主义才应声高涨。但是在极权主义的中共统治下，有阶级之间、人民与统治者良性博弈的制度和政治习俗吗？答案是否定的。自由派食洋不化的举“自由主义”旗帜，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要继续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与英美自由主义有似是而非的共鸣。其实英美自由主义是理性的且以社会力量为基础的，而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却是懦弱性的且不能以社会力量为基础，这是难言之隐。自由派解读英美自由主义而产生的共鸣不是理性上的而是这难言之隐上的错乱共鸣。洋自由主义对于中国自由派的路线上的诱因大概如此。尽管自由派误读了英美自由主义，举“自由主义”大旗与体制内改革派“同床异梦”，共走上层路线，不发动社会动员民众，与虎谋皮，结果必然是挟民运和公知的话语权三十年，结果整整失败了三十年，可以说庸俗自由派和改良主义合体是这全面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现在窃居民运界、公知界的“教主之位”而不甘让出，因为利在其中，习近平上台后他们依然梦死心不死。
八九民运教训延续至今和自由主义被“结构性控制”
从民主运动的本质而言，所有的民主运动都是以否定专制者的合法性为出发点，以自由民主为目的。就此而言，尽管八九学运民运规模很大，但是如果严格判断其性质的话，八九民运应该是思想不成熟的初级阶段的民运。因为他们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反共的人是很少的且边缘化的），他们是以反腐败与平反要求（反四二六社论）为主，其追求民主和反专制的要求是不够的，这是改良路线的患得患失造就的，改良主义是八九民运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由于目前海内外的自由派和民运的主流人士大多经历八九民运而来的，他们往往拔高八九民运的地位和意义，而不是反思八九民运的本质性缺失，出身改革派的群体则拔高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地位，两者结合把持话语权，利益在其中，人为把八九民运推崇成“民主图腾”，主导了异议知识界和民运的思想。这样子就必然缺乏反省和思想进步，三十年前八九民运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行为模式犹如“基因”，继续存活于知识界和民运里。这使得八九民运的本质性缺失被遮蔽，人们被误导进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如优先争取言论自由、建立公民社会、结社自由（如1998年组党），优先推动维权运动、公民运动（其实中共统治下只允臣民而不允公民），并且回避否定极权主义的中共政权、中共国，为了改良不惜掩盖“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程晓农语），“革命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唯一的选择”（王天成语）的真相，掩盖唯有颜色革命的路线才是所有民主力量的唯一正确出路的真相，其结果使得人民力量在达不到目的的改良路线上被白白消耗时间和力量，中共只要下一纸红头文件，维权成果就会落空了，追求到的公民权利就会形同虚设，所有政治要求就会遭遇严厉镇压，这就是极权主义的面目和八九民运以来三十年路线错误的真相。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倒行逆施都是畅通无阻没有遇到有力的抗争，他应该感谢八九民运以来的三十年的错误路线，自由派和改良派都是功莫大焉的难兄难弟！
总之由于上述的诸多原因，八九之后的这三十年里，“学步”英美自由主义及其渐进民主化路径和“告别革命”成为主流观念，自由派的“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由此产生。值得玩味的是其中的“告别革命”说、“救亡压倒启蒙”说的提出和广泛传播且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实质是保共改良派的“杰作”。李泽厚等当年提出这类观念，很快相关的书和文章在中共国得到出版和受到热议，使六四镇压后普遍不满和寻找出路的各界人士，找到了安心配合中共的统治、发展经济、追求利益的理论依据。这有没有中共做社会思潮的“结构性控制”的作用呢？李泽厚是中共国培养出的学者，其保共改良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八九学运时知识分子对于学运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其一，以温元凯为代表，道义上的学运派，立场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学运的前提下希望顾全大局，给政府脸面。戴晴、李泽厚也是这种意见比较坚定的持有者。”（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1996年，页391）。秦晖在《改良未必更和平，革命未必更暴力》一文中透露李泽厚在1990年代晚期针对他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的文章，指责仅仅做学术研究的秦晖等人的观点，“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告别革命”说、“救亡压倒启蒙”说所倡导的“启蒙”，其真实的目的和现实动机就是主张反革命和保共改良。
再者，基于中国的文革经验，错位深入反思法国—俄国的激进革命，明确地提出中国应当告别法国传统，转向英美传统，由此思路清理中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遗产。这一思潮在中共国风行弥久，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领潮人物是王元化。王元化曾经在1983年至198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2012年被称为“习王体制”之一的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二号人物王歧山，出于反革命的保共反腐改良的目的，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要求全党反思法国革命。可见这一思潮不仅是思想界的，更有中共高层对于社会思潮做“结构性控制”。
所以说自由主义思潮席卷知识界和民运界，其奉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的主张，中共必定很关注并且出于对于社会思想的“结构性控制”而助长之。中共的宣传部、统战部等不是不懂自由派讲英美传统、法德传统，其实最后是讲民主化路线，最终还是想要结束中共专制统治，所以中共必然会作出反制且企图“结构性控制”人们的思想动向，以利于统治。所以中共限制自由派主体的发展，但是助长其有利于中共统治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路线，使自由派的宗旨和路线分裂错位，使其“神经分裂”而无力，同时反面促成了保共改良主义成为主流，这就是中共的“结构性控制”。
终极目标上反共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共走反革命求改良的道路，这道路行得通吗？首先世界上没有共产党国家改良成民主国家的先例，理论逻辑上也讲不通。期待改良中共而自由化，然后再民主化，这是行不通的“梦幻之路”。这种路线只会使自由派与改良派混杂在一起，因为自由派惧怕中共极权主义“虎口”而不敢彰明其民主化目的，但是“铁幕”下的社会群众没有那么深的政治水平，只看到表相上异口同声主张改革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而看不懂两者在宗旨上的根本差异，所以最终自由主义的宗旨和目的被保共改良主义“淹没”不彰，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保共改良主义反而被助长成主流。如此必然使得中共的“改革路线”——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由于缺乏民间反对力量的冲击而巩固，中共改良了统治使红色帝国崛起，主张威权化改革的新权威主义、新左派等保共改良派也随之较有市场。到了习时代，被当局操控的党国民族主义泛滥成灾，险些使洋色彩的自由派有“灭顶之忧”，自由派进一步被限制被边缘化而更加无力抗争，而受这“伪自由主义路线”指引的民运和公知也同样无力化边缘化。这就是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挟持民运和公知的话语权达三十年的恶果。
八九民运其实已经给三十年后今天的失败和困惑预告了答案。八九民运的教训有二：1、体制内改良之路不通，随着胡耀邦、赵紫阳的失败，改良已经不可能。改革派必然被边缘化三十年且无限期边缘下去。2、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路线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的全面失败。学运和民运的反腐败求政治改良的要求不高，且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场，戒严期间维护住北京秩序。最终遭到了党国武力的血洗。八九之后的三十年可以说大事无成，其原因还是改良主义路线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没有进步就必然收获同样的失败。可叹这三十年里寄望于体制内改革的声音绵绵不绝，特别是对于八九后至今的知识界民运界有较大作用的昔日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多数还不悔悟。
作者：李明
摘自《揭橥民主化之正确路线以及这三十年来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线为何全败？》（——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五）)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439741
中共的“结构性控制”和改良派占据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
现在提出两个问题，1、改良派占据主流的原因，2、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为了说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从两方面来谈。第一先对于八九民运以及以后三十年的民运界、公知界作一个结构性分析，第二再从思想和路线上作深究。
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八九学运，保守派的长期运作加上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猜忌（《鲍彤谈六四》法广台2019年），双方就学运展开角逐，但是依中共法则，邓和保守派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在上层政治斗争中改革派倒台是迟早的事。就体制内外的改良派一方而言，当时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上层软弱无力，中上层改革派的抗争以陈一咨等“三所一会”发表的《六点声明》为首，但无济于事。其二，严家其、包遵信、方励之等带领体制内知识分子支持学运。其三，市民和工人的支持。其四、私营企业主（四通）万润南在其同情学运的岳父——中顾委委员李昌等要求下介入学运，力劝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其五，海外民运的支持。但是最有力量的是民间的陈子明、王军涛等人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的介入，他们还结合了体制内外的知识界力量，又以王丹、刘刚、陈小平等直接介入学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首联”）就是社经所主导下建立。所有上述力量都没有明确提出民主化的纲领（如普选、国家权力之分立制衡等，极少数人才有此意识），主要是模糊的民主口号和反“四二六社论”、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的只反腐败没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八九民运所言的“民主”主要在所谓“社会主义民主”范围内，学生基本没有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想法。总而言之，这是一场改良主义的民运学运。就其提出的政治纲领的高度而言，还不如晚清的立宪党人的立宪纲领，更不如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的主张。
六四之后的三十年里，当年曾是改良主义的学运一代大略分化成五派，1、封从德等反思历史传统结合中华民国台湾，为民主化前途计，转进为民国派、革命派。2、许多人转进为反共求民主的立场，但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3、相当多的人畏惧了中共暴力和受制于“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继续走在改良主义旧轨道上，但是改良主义里又分反共改良主义和保共改良主义两派。4、也有不少人投降权势和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向专制臣服，钻营有成，甚至于成为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从而背离了学运精神，自我否定成为“保皇党”。5、更多的人无奈于现实政治而淹没在庸众里为个人发展而尽心尽力。
六四之后中共改革派基本被边缘化，部分改革派转进成民主派，如李慎之、李锐等，构成了改良派的极右翼，李慎之还被部分自由派拥立为“领军人物”。流亡海外的改革派如陈一咨、严家其、万润南等，难以融入反共的海外民运，如严家其任民阵第一任主席，就与反共色彩强烈的民联刻意保持距离，由于改革派官员对于是否成为反共的改良派（即路线改良和目的求民主反共）呢？大多数人立场不坚定，或者情感难以认同，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想里含有民主，所以改革派官员淡出了海内外的民运。六四30年周年前，严家其还表示30年不能庆祝中共国国庆非常痛心，六四平反后能回到中国还会继续庆祝中共国的国庆（见https://m.youtube.com/watch?v=j_7aad4UrD0）。海外的原体制内知识分子如王若望、刘宾雁、郑义等等虽然不象一些原改革派官员那样与海外民运难以和谐，但是大多没有成为革命派，至多成为反共求民主的改良派。原体制内民主派知识分子和改革派随着时间消磨，社会的活动力、影响力渐渐趋小，但是海外的异议知识界还是主要由他们构成，且由他们掌握话语权和相关资源。再者他们在国内公知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由于体制内出身，在能力上不如象社经所那样的民间化知识分子群体有活动能量。社经所及其影响的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海内外的公知界、反对派甚至于民运里起到了较大作用，这是要重视的。
第二从思想和路线来深究的话，八九民运原来主流的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六四屠杀之后举什么旗帜呢？六四屠杀导致反共呼声高涨，而且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随着共产党暴政历史的揭露，共产党及其所谓的“社会主义”不仅失去光环，反而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国际社会对于红色的异议力量也不会支持。如此形势下，八九民运主流的“不反共的改良主义”共识必然崩溃，昔日的学运里、知识分子里的主流不可能不“改弦易帜”，也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发展，在这背景和内在需要下，举自由主义旗帜成为海内外的多数共识，也就是说路线还是改良主义的，立场和目的是自由民主，这就是自由主义大旗的要义，也可以称之为“反共的改良主义”，这就接上了西方价值观、普世潮流，容易得到西方的理解和支持。其温和的改良路线也容易得到追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西方国家的认同，反之革命派会使西方顾虑与中共的关系而不支持且防范之。所以革命派是孤立无援的，但是中国的形势发展最终会使革命派成为主导力量，21世纪民国派的兴起使革命派成势。习近平上台后改良派梦破，唯利是图的西方国家则“梦醒”，当前的美中贸易战和新冷战危及中共统治，于是革命话语得以流行。
总之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和源流复杂、成员复杂、思想复杂，须知八九民运时没有几个自由主义者。虽然在大陆举旗者以学者、知识分子为首，但是主要的还是经历过八九民运的然后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但是这种接受的程度也是不高的，因为他们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有限，而且有意识形态熏陶过的“先有”、“先见”等，不纯粹。所以海内外的自由派阵营里是没有多少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反而实用主义者更多，机会主义者也不少。自由派这样的层次不高的总体结构，使得八九以来的旧有的改良主义没有被清算反而沉淀下来。这样单薄的自由派，面对强大的中共政权，再加上西方国家从在华利益出发惧革命选改良，所以必然延续改良主义路线。这有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ce)，更有自由派的内外背景、国际国内形势、利害得失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所以中国自由主义如果要纯粹化，要找到自我的归宿和前途，可能路漫漫，甚至于要指望下一代。
从民主运动依靠的社会动力来审察路线问题。首先八九民运就是以学运和知识精英为中心的改良主义民运，因为改良主义局限性，当然不能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相反八九民运时民众同情和支持他们，他们当中许多人反而惧怕发动民众，唯恐触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中共政权的“镇压防线”，甚至于担忧中共改革不下去。六四镇压后，他们虽然易帜而高举“自由主义”大旗，但是在中共无所不在的高压统治下，患得患失，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能力依旧不具备，也缺乏此心，六四屠杀反而使之有畏惧之情。这是他们继续选择改良主义的内在原因。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是革命派的路线，改良派只能走上层路线企图以压力和劝谏使统治者改良。
八九民运原来就是改良主义主导的，深究一下很多人在“六四”之后举“自由主义”大旗的路线上的诱因是什么呢？首先省察一下他们的洋师——英美自由主义。英美自由主义早期就是一套精英主义的话语体系，也是贵族和王权博弈的产物，并且有诸多的成果如英国大宪章，后来又演变成社会中上层和王权旧贵族特权的博弈，形成和平孤岛的英国的特殊渐进民主化道路，自由主义发挥了作用。再往下是社会中下层与社会上层的博弈，民主不再是上等人的民主而演进成全民的民主了，英式民主化才算完成，这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兴起且担当重任，自由主义的地位和作用都大为下降了。直到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兴起时，自由主义才应声高涨。但是在极权主义的中共统治下，有阶级之间、人民与统治者良性博弈的制度和政治习俗吗？答案是否定的。自由派食洋不化的举“自由主义”旗帜，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要继续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与英美自由主义有似是而非的共鸣。其实英美自由主义是理性的且以社会力量为基础的，而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却是懦弱性的且不能以社会力量为基础，这是难言之隐。自由派解读英美自由主义而产生的共鸣不是理性上的而是这难言之隐上的错乱共鸣。洋自由主义对于中国自由派的路线上的诱因大概如此。尽管自由派误读了英美自由主义，举“自由主义”大旗与体制内改革派“同床异梦”，共走上层路线，不发动社会动员民众，与虎谋皮，结果必然是挟民运和公知的话语权三十年，结果整整失败了三十年，可以说庸俗自由派和改良主义合体是这全面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现在窃居民运界、公知界的“教主之位”而不甘让出，因为利在其中，习近平上台后他们依然梦死心不死。
八九民运教训延续至今和自由主义被“结构性控制”
从民主运动的本质而言，所有的民主运动都是以否定专制者的合法性为出发点，以自由民主为目的。就此而言，尽管八九学运民运规模很大，但是如果严格判断其性质的话，八九民运应该是思想不成熟的初级阶段的民运。因为他们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反共的人是很少的且边缘化的），他们是以反腐败与平反要求（反四二六社论）为主，其追求民主和反专制的要求是不够的，这是改良路线的患得患失造就的，改良主义是八九民运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由于目前海内外的自由派和民运的主流人士大多经历八九民运而来的，他们往往拔高八九民运的地位和意义，而不是反思八九民运的本质性缺失，出身改革派的群体则拔高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地位，两者结合把持话语权，利益在其中，人为把八九民运推崇成“民主图腾”，主导了异议知识界和民运的思想。这样子就必然缺乏反省和思想进步，三十年前八九民运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行为模式犹如“基因”，继续存活于知识界和民运里。这使得八九民运的本质性缺失被遮蔽，人们被误导进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如优先争取言论自由、建立公民社会、结社自由（如1998年组党），优先推动维权运动、公民运动（其实中共统治下只允臣民而不允公民），并且回避否定极权主义的中共政权、中共国，为了改良不惜掩盖“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程晓农语），“革命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唯一的选择”（王天成语）的真相，掩盖唯有颜色革命的路线才是所有民主力量的唯一正确出路的真相，其结果使得人民力量在达不到目的的改良路线上被白白消耗时间和力量，中共只要下一纸红头文件，维权成果就会落空了，追求到的公民权利就会形同虚设，所有政治要求就会遭遇严厉镇压，这就是极权主义的面目和八九民运以来三十年路线错误的真相。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倒行逆施都是畅通无阻没有遇到有力的抗争，他应该感谢八九民运以来的三十年的错误路线，自由派和改良派都是功莫大焉的难兄难弟！
总之由于上述的诸多原因，八九之后的这三十年里，“学步”英美自由主义及其渐进民主化路径和“告别革命”成为主流观念，自由派的“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由此产生。值得玩味的是其中的“告别革命”说、“救亡压倒启蒙”说的提出和广泛传播且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实质是保共改良派的“杰作”。李泽厚等当年提出这类观念，很快相关的书和文章在中共国得到出版和受到热议，使六四镇压后普遍不满和寻找出路的各界人士，找到了安心配合中共的统治、发展经济、追求利益的理论依据。这有没有中共做社会思潮的“结构性控制”的作用呢？李泽厚是中共国培养出的学者，其保共改良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八九学运时知识分子对于学运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其一，以温元凯为代表，道义上的学运派，立场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学运的前提下希望顾全大局，给政府脸面。戴晴、李泽厚也是这种意见比较坚定的持有者。”（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1996年，页391）。秦晖在《改良未必更和平，革命未必更暴力》一文中透露李泽厚在1990年代晚期针对他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的文章，指责仅仅做学术研究的秦晖等人的观点，“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告别革命”说、“救亡压倒启蒙”说所倡导的“启蒙”，其真实的目的和现实动机就是主张反革命和保共改良。
再者，基于中国的文革经验，错位深入反思法国—俄国的激进革命，明确地提出中国应当告别法国传统，转向英美传统，由此思路清理中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遗产。这一思潮在中共国风行弥久，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领潮人物是王元化。王元化曾经在1983年至198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2012年被称为“习王体制”之一的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二号人物王歧山，出于反革命的保共反腐改良的目的，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要求全党反思法国革命。可见这一思潮不仅是思想界的，更有中共高层对于社会思潮做“结构性控制”。
所以说自由主义思潮席卷知识界和民运界，其奉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的主张，中共必定很关注并且出于对于社会思想的“结构性控制”而助长之。中共的宣传部、统战部等不是不懂自由派讲英美传统、法德传统，其实最后是讲民主化路线，最终还是想要结束中共专制统治，所以中共必然会作出反制且企图“结构性控制”人们的思想动向，以利于统治。所以中共限制自由派主体的发展，但是助长其有利于中共统治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路线，使自由派的宗旨和路线分裂错位，使其“神经分裂”而无力，同时反面促成了保共改良主义成为主流，这就是中共的“结构性控制”。
终极目标上反共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共走反革命求改良的道路，这道路行得通吗？首先世界上没有共产党国家改良成民主国家的先例，理论逻辑上也讲不通。期待改良中共而自由化，然后再民主化，这是行不通的“梦幻之路”。这种路线只会使自由派与改良派混杂在一起，因为自由派惧怕中共极权主义“虎口”而不敢彰明其民主化目的，但是“铁幕”下的社会群众没有那么深的政治水平，只看到表相上异口同声主张改革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而看不懂两者在宗旨上的根本差异，所以最终自由主义的宗旨和目的被保共改良主义“淹没”不彰，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保共改良主义反而被助长成主流。如此必然使得中共的“改革路线”——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由于缺乏民间反对力量的冲击而巩固，中共改良了统治使红色帝国崛起，主张威权化改革的新权威主义、新左派等保共改良派也随之较有市场。到了习时代，被当局操控的党国民族主义泛滥成灾，险些使洋色彩的自由派有“灭顶之忧”，自由派进一步被限制被边缘化而更加无力抗争，而受这“伪自由主义路线”指引的民运和公知也同样无力化边缘化。这就是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挟持民运和公知的话语权达三十年的恶果。
八九民运其实已经给三十年后今天的失败和困惑预告了答案。八九民运的教训有二：1、体制内改良之路不通，随着胡耀邦、赵紫阳的失败，改良已经不可能。改革派必然被边缘化三十年且无限期边缘下去。2、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路线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的全面失败。学运和民运的反腐败求政治改良的要求不高，且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场，戒严期间维护住北京秩序。最终遭到了党国武力的血洗。八九之后的三十年可以说大事无成，其原因还是改良主义路线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没有进步就必然收获同样的失败。可叹这三十年里寄望于体制内改革的声音绵绵不绝，特别是对于八九后至今的知识界民运界有较大作用的昔日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多数还不悔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