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
本文选自《世界周刊》（1993年5月28日-6月3日），作者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子夜（笔名），原题为《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
社长总编 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愣。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没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门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愣，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道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继续给动乱制造者们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道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电话铃声继续不断，其中一个从香港打来的，询问北京发生的事情，接电话者正犹豫如何作答，一位编辑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诉他，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从这时起，凡来电话询问，一律如实证实。外人也许不知，这种作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笔法”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记者从民族文化宫附近的赵登禹路电话报告：军队已开进西单附近。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跟进。
印刷车间主任来催要版样，无稿可发，但有两块版可付排。一块是第三版国际新闻，一块是第四版的社会体育新闻。第四版已出样，都是一些旧稿，编辑起的题目颇具匠心，一条是“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原永州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条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有一条报道残疾人运动会的，标题却是：“不能征服的心”。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孙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笔法”，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能够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机关报里洒满悲愤泪
凌晨一时后，有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最早回来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张宝林的版面主编，其岳父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关事件时，曾被殴打致伤，当时周恩来还亲表慰问。他没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会面临另一场更大的血案。张宝林叙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见到军人开枪，市民倒地，血洒长街的惨景。当他撩起裤腿，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时，已低头泣不成声。
这时，另一位记者也回来了，就是我在纪念碑上找他不见的那位，他进门就哭。原来，他离开广场后，直奔西边，一直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观察。旋即军队突破前进，他马上躲到旁边的树丛里，蹲在一垛墙脚下，抱着脑袋趴着不动。没想到，一名武警仍然冲上来，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这时，众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着，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记者一个接一个归来，归来一个，大家痛哭一场，悲愤之泪洒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室。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大约二时半左右，第三版国际新闻已拼好，大样送到陆超琪面前。大家围上去看。头条新闻是报道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杀害学生”。上边居中二条是关于波兰的，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告诫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中东的，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陆超琪看完，随手签字付印。
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专业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乏聪明和文才，当局对这类被他们称为“小动作”的变相抗议防不胜防。但是，当京城大开杀戒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些了。他们从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一直背着黑锅。当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喊出最解恨的口号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社论题目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终于获得了市民的谅解和支持。当然，许多人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时，有读者来电话，告知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几层楼的厨房里被子弹击中身亡。一些医院、红十字会人员，也纷纷打电话报告伤亡情况。他们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人民日报准备不准备报道这件事？
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大家把目光转向陆超琪。事实上，他接替钱李仁临时主持这段时间工作，本身说明他已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他决不会为个人患得患失。但是，毕竟这是中共机关报，需要权衡利弊，并考虑后果。新华社这时根本就不发任何电讯稿了。一些记者哭着向陆超琪说：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犯过多少次错误，大跃进、文革大字报、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论，哪次不给整个社会、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人民日报还要继续欺骗人民吗？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还要背黑锅到什么时候？
陆超琪眼含泪水，他说，记者可以把稿子先写出来，如何安排，我们马上商量决定。
这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总编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报纸用通栏黑框，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赞同，但有人问，邮局不发怎么办？大家商量，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关键是核对数字。当两位最先回来的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大家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各医院和红十字会。
枪声密集 腥风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准备天亮以后分发报纸时当早餐。走出五号楼大门，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红，枪声密集，不但有初时感觉到的沉闷声，也有清脆连击的呼啸声。北边，似乎也传来了断续的枪声。唯报社所处的东边，还没有任何动静。但，已感到是腥风血雨了。
在报社北门宿舍区，一位刚进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匆匆从天安门回来。他告诉我说，军队已经开到天安门了，南河沿一带军民对峙严重。他说，从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与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东的路段，同军队相隔几十米之距，互相对视。军队坐下，市民也坐下；军队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次，军队在一声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见军队平端冲锋枪，那种异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怀疑开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话音未落，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过来。他眼见身旁几位市民在血泊中，临时找了辆自行车，回报社报告。
他哭了。我让他赶快到总编室去。我转身进了自己家。妻子和儿子熟睡着。给北京饭店打了一个电话，张结凤仍然不在。我记得她同亚洲电视台的陈慧儿住在一起，都无回音。
我掩上门出来时，不知道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又回到总编室。这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记者自己查询外，友谊医院、红十字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病人情况。有些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医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泣不成声，大多是边哭边说。记者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平常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加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等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戒严指挥部的通告，二是戒严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谈话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下面是孙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压缩成一电讯新闻，言简意赅，并告诉版面编辑。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栏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新闻，仍然不失为党报的一个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题目就是“北京这一夜”。
陆超琪仍然对里面含糊的数字不满，要求记者继续查核。这时，有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军队已进广场。大家非常关心广场上的大学生，迫切想知道确切数字。当时，许多人头脑里反应最敏捷的是，天安门广场是这次学运的中心，那么，广场的伤亡也将是最严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时广场上大部分学生赶赴长安街、前门等地，因此，军队对广场的包围，其顺利超乎原来的估计。
接着，记者又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广场突然全部熄灯，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阵恐惧而又悲愤的气氛弥漫开来。几位记者自告奋勇要去广场，说那儿还有许多帐篷，或许学生还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劝住。
“红机子”下令不准报道
大约在四时左右，陆超琪桌子上那个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层。那位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喊陆超琪接电话，这是中宣部王唯纯打来，他负责与人民日报保持联系。这是当夜人民日报听到的唯一“中央声音”。他告诉陆超琪，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过去。陆超琪回答：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竟蛮不讲理：“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报道，谁报道谁负责。陆反问，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道恐怕影响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似开了锅。编辑、记者，包括老总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两位副总编商量了一下，决定稿子照上，但陆又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这时，解放军报社论传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还在包围之中，但社论已讲了，军队“以一往无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这是在制止动乱, 维护首都和全国安定团结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的。（几个月后，碰见解放军报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论已写好，并且严令军报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电话来问：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答：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他问，放什么位置？陆答：由于上面有戒严指挥部通知和李鹏讲话，社论只能放下面。王又问，你们如何报道清场？陆答，简单讲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这么样吧。
“这一夜”删成200字的短讯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 ‘自6月3日凌晨开始, 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这也成为他后来的一条罪状。）然后，他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称军队已全部占领广场。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正，于是，将电头改为：“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严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时间向外报道北京惨案的“党报”。
但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文章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说，不管空多少地方，就这么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于是，成了后来大家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大框，疏落几行文字，唯“北京这一夜”标题醒目。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文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轮印机轰然作响。编辑、记者不用去送报了。后来，大家评估：如果当夜用通栏黑框印报，然后由编辑记者发送，那么，不出半小时，军队将抹平报社大院，人民日报将不复存在。
枪声就是命令
总编室逐渐安静下来，众人离去。正是拂晓时分。五时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侧耳细听，是从报社东边传过来的。外面脚步声很杂，有些人朝报社南门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灯熄灭，朝外大街全然无人，到处是公共汽车做的路障。一种排山倒海的马达轰隆声继续从东边传过来。
轰隆声越来越近。红庙路口的汽车障碍，轰的一下被冲开一个大缺口。透过缺口看，竟是一望无尾的坦克车队，朝报社这边驶来西去。
报社南门挤满了人。我站在最外层默默看着。坦克车过来了，每辆车顶，各有三名士兵平端冲锋枪，分别盯着三个方向。前面数辆驶过，无甚反应。于是，一些编辑和记者，包括几个老年女记者，开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这时，平端冲锋枪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几串子弹喷焰而出，从头顶掠过。人群瞬时静了下来，象死一样。晨曦中，仅几米远的冲锋枪火光耀眼刺目。我顿生恐惧，似乎第一次感到离死亡这么近。我赶忙后撤，躲在人民日报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
从这时开始，似乎枪声就是命令，每驶过三、五辆坦克，就会向报社发射几排子弹。坦克车后面是装甲运兵车，然后是载满士兵的卡车，足足开了二十几分钟，估计有三百多辆。
历史镜头 未来证据
军车过完，大家又聚集到五号楼前。这时，还有不少记者彻夜不归，下落不明。编辑部各部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着急地探寻着自己辖下的记者。有些记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们，丈夫没消息，我们只能安慰。旁边一位老太太开着袖珍收音机，正播送戒严指挥部通告，听得人烦，大声斥之，让其关闭。
六时半，海外版二位记者从六部口打来电话。告之平安无事，但道路封锁，无法脱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记者在广场上和学生一起坚持到最后撤退，但却走散了。他们和学生从广场南口撤出拐向前门西大街，又至西单，六部口。尽管学生靠路边走，他们仍亲眼看见一辆装甲车疯狂朝人群压来，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顿时倒下，一大片自行车也在劫难逃，被压得稀烂。大家抱头痛哭，和学生告别。
七时左右，五号楼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变。一记者说，所有的杀人场面，他都拍下来了。其实，并不止一位，据我所知，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至八时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记者已安全返回。寻找丈夫的那几个女人也放心了。这时，一个还未结婚的青年记者跌跌撞撞跑回来，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沾满鲜血。他是整夜在长安街帮助救护人员抬运伤亡者。他站在五号楼前的台阶上，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目睹的惨案。
陆超琪请辞 语带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给张结凤打电话，没人接。给王业隆打电话，也没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还响着枪声，远处似有炮。
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处理情况。然后，他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室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然后，他又请在座各位编辑主任、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安全为要。说到此处，老人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我知道，这一页即将结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时，外面下起了雨，并没有雷电。但家住广场边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广场上雷电交加，霹雳震耳，极为罕见。他妻子怀孕在家，惊恐不安。我说，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个月，我发现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总有雨。但没人信，说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人民日报改组 杀尽做绝
六·四晚上，与王业隆的电话接通了，但他已判若两人，话不连气，语不成句，情绪明显反常，我知道事态对他的刺激，劝他及早坐飞机离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张结凤还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拿起一听，正是她。原来，六月三日凌晨接我电话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门被子弹击中额头，幸好是橡皮子弹，被人送进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医院。她刚从医院出来，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机回家。她听上去情绪极不稳定。惊讶之余，我告诉她，已无法请她吃饭了。她说，这时候还请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几位朋友以后的命运。
以后几天，在高层批来的“指令性”稿件中，时而发现有江泽民的签字或批语，大家估计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的角色。但在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总书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改组，高狄从党校调任人民日报社长。开始了新一轮整肃，美其名曰“不留隐患”，其实是“杀尽做绝”，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文革。毕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把自己政治生命做赌注的“左王”，终因姓社姓资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而遭废黜，狼狈离开报社。
一九八九，对人民日报来说，绝不会成为昨天，它蕴蓄着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不灭的希望。
北京这一夜
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 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 “自6月3日凌晨开始, 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3日22时左右, 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 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 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时止, 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The link: People's Daily (June 4, 1989)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sites&srcid=ZGVmYXVsdGRvbWFpbnxzaXhmb3VyZXZlbnR8Z3g6MzExOGY1MTMwMWEzNGNlYg
本文选自《世界周刊》（1993年5月28日-6月3日），作者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子夜（笔名），原题为《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
社长总编 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愣。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没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门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愣，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道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继续给动乱制造者们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道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电话铃声继续不断，其中一个从香港打来的，询问北京发生的事情，接电话者正犹豫如何作答，一位编辑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诉他，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从这时起，凡来电话询问，一律如实证实。外人也许不知，这种作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笔法”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记者从民族文化宫附近的赵登禹路电话报告：军队已开进西单附近。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跟进。
印刷车间主任来催要版样，无稿可发，但有两块版可付排。一块是第三版国际新闻，一块是第四版的社会体育新闻。第四版已出样，都是一些旧稿，编辑起的题目颇具匠心，一条是“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原永州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条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有一条报道残疾人运动会的，标题却是：“不能征服的心”。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孙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笔法”，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能够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机关报里洒满悲愤泪
凌晨一时后，有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最早回来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张宝林的版面主编，其岳父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关事件时，曾被殴打致伤，当时周恩来还亲表慰问。他没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会面临另一场更大的血案。张宝林叙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见到军人开枪，市民倒地，血洒长街的惨景。当他撩起裤腿，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时，已低头泣不成声。
这时，另一位记者也回来了，就是我在纪念碑上找他不见的那位，他进门就哭。原来，他离开广场后，直奔西边，一直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观察。旋即军队突破前进，他马上躲到旁边的树丛里，蹲在一垛墙脚下，抱着脑袋趴着不动。没想到，一名武警仍然冲上来，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这时，众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着，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记者一个接一个归来，归来一个，大家痛哭一场，悲愤之泪洒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室。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大约二时半左右，第三版国际新闻已拼好，大样送到陆超琪面前。大家围上去看。头条新闻是报道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杀害学生”。上边居中二条是关于波兰的，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告诫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中东的，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陆超琪看完，随手签字付印。
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专业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乏聪明和文才，当局对这类被他们称为“小动作”的变相抗议防不胜防。但是，当京城大开杀戒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些了。他们从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一直背着黑锅。当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喊出最解恨的口号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社论题目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终于获得了市民的谅解和支持。当然，许多人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时，有读者来电话，告知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几层楼的厨房里被子弹击中身亡。一些医院、红十字会人员，也纷纷打电话报告伤亡情况。他们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人民日报准备不准备报道这件事？
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大家把目光转向陆超琪。事实上，他接替钱李仁临时主持这段时间工作，本身说明他已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他决不会为个人患得患失。但是，毕竟这是中共机关报，需要权衡利弊，并考虑后果。新华社这时根本就不发任何电讯稿了。一些记者哭着向陆超琪说：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犯过多少次错误，大跃进、文革大字报、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论，哪次不给整个社会、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人民日报还要继续欺骗人民吗？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还要背黑锅到什么时候？
陆超琪眼含泪水，他说，记者可以把稿子先写出来，如何安排，我们马上商量决定。
这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总编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报纸用通栏黑框，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赞同，但有人问，邮局不发怎么办？大家商量，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关键是核对数字。当两位最先回来的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大家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各医院和红十字会。
枪声密集 腥风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准备天亮以后分发报纸时当早餐。走出五号楼大门，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红，枪声密集，不但有初时感觉到的沉闷声，也有清脆连击的呼啸声。北边，似乎也传来了断续的枪声。唯报社所处的东边，还没有任何动静。但，已感到是腥风血雨了。
在报社北门宿舍区，一位刚进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匆匆从天安门回来。他告诉我说，军队已经开到天安门了，南河沿一带军民对峙严重。他说，从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与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东的路段，同军队相隔几十米之距，互相对视。军队坐下，市民也坐下；军队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次，军队在一声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见军队平端冲锋枪，那种异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怀疑开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话音未落，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过来。他眼见身旁几位市民在血泊中，临时找了辆自行车，回报社报告。
他哭了。我让他赶快到总编室去。我转身进了自己家。妻子和儿子熟睡着。给北京饭店打了一个电话，张结凤仍然不在。我记得她同亚洲电视台的陈慧儿住在一起，都无回音。
我掩上门出来时，不知道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又回到总编室。这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记者自己查询外，友谊医院、红十字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病人情况。有些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医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泣不成声，大多是边哭边说。记者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平常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加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等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戒严指挥部的通告，二是戒严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谈话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下面是孙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压缩成一电讯新闻，言简意赅，并告诉版面编辑。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栏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新闻，仍然不失为党报的一个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题目就是“北京这一夜”。
陆超琪仍然对里面含糊的数字不满，要求记者继续查核。这时，有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军队已进广场。大家非常关心广场上的大学生，迫切想知道确切数字。当时，许多人头脑里反应最敏捷的是，天安门广场是这次学运的中心，那么，广场的伤亡也将是最严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时广场上大部分学生赶赴长安街、前门等地，因此，军队对广场的包围，其顺利超乎原来的估计。
接着，记者又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广场突然全部熄灯，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阵恐惧而又悲愤的气氛弥漫开来。几位记者自告奋勇要去广场，说那儿还有许多帐篷，或许学生还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劝住。
“红机子”下令不准报道
大约在四时左右，陆超琪桌子上那个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层。那位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喊陆超琪接电话，这是中宣部王唯纯打来，他负责与人民日报保持联系。这是当夜人民日报听到的唯一“中央声音”。他告诉陆超琪，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过去。陆超琪回答：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竟蛮不讲理：“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报道，谁报道谁负责。陆反问，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道恐怕影响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似开了锅。编辑、记者，包括老总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两位副总编商量了一下，决定稿子照上，但陆又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这时，解放军报社论传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还在包围之中，但社论已讲了，军队“以一往无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这是在制止动乱, 维护首都和全国安定团结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的。（几个月后，碰见解放军报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论已写好，并且严令军报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电话来问：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答：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他问，放什么位置？陆答：由于上面有戒严指挥部通知和李鹏讲话，社论只能放下面。王又问，你们如何报道清场？陆答，简单讲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这么样吧。
“这一夜”删成200字的短讯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 ‘自6月3日凌晨开始, 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这也成为他后来的一条罪状。）然后，他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称军队已全部占领广场。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正，于是，将电头改为：“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严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时间向外报道北京惨案的“党报”。
但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文章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说，不管空多少地方，就这么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于是，成了后来大家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大框，疏落几行文字，唯“北京这一夜”标题醒目。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文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轮印机轰然作响。编辑、记者不用去送报了。后来，大家评估：如果当夜用通栏黑框印报，然后由编辑记者发送，那么，不出半小时，军队将抹平报社大院，人民日报将不复存在。
枪声就是命令
总编室逐渐安静下来，众人离去。正是拂晓时分。五时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侧耳细听，是从报社东边传过来的。外面脚步声很杂，有些人朝报社南门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灯熄灭，朝外大街全然无人，到处是公共汽车做的路障。一种排山倒海的马达轰隆声继续从东边传过来。
轰隆声越来越近。红庙路口的汽车障碍，轰的一下被冲开一个大缺口。透过缺口看，竟是一望无尾的坦克车队，朝报社这边驶来西去。
报社南门挤满了人。我站在最外层默默看着。坦克车过来了，每辆车顶，各有三名士兵平端冲锋枪，分别盯着三个方向。前面数辆驶过，无甚反应。于是，一些编辑和记者，包括几个老年女记者，开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这时，平端冲锋枪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几串子弹喷焰而出，从头顶掠过。人群瞬时静了下来，象死一样。晨曦中，仅几米远的冲锋枪火光耀眼刺目。我顿生恐惧，似乎第一次感到离死亡这么近。我赶忙后撤，躲在人民日报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
从这时开始，似乎枪声就是命令，每驶过三、五辆坦克，就会向报社发射几排子弹。坦克车后面是装甲运兵车，然后是载满士兵的卡车，足足开了二十几分钟，估计有三百多辆。
历史镜头 未来证据
军车过完，大家又聚集到五号楼前。这时，还有不少记者彻夜不归，下落不明。编辑部各部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着急地探寻着自己辖下的记者。有些记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们，丈夫没消息，我们只能安慰。旁边一位老太太开着袖珍收音机，正播送戒严指挥部通告，听得人烦，大声斥之，让其关闭。
六时半，海外版二位记者从六部口打来电话。告之平安无事，但道路封锁，无法脱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记者在广场上和学生一起坚持到最后撤退，但却走散了。他们和学生从广场南口撤出拐向前门西大街，又至西单，六部口。尽管学生靠路边走，他们仍亲眼看见一辆装甲车疯狂朝人群压来，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顿时倒下，一大片自行车也在劫难逃，被压得稀烂。大家抱头痛哭，和学生告别。
七时左右，五号楼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变。一记者说，所有的杀人场面，他都拍下来了。其实，并不止一位，据我所知，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至八时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记者已安全返回。寻找丈夫的那几个女人也放心了。这时，一个还未结婚的青年记者跌跌撞撞跑回来，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沾满鲜血。他是整夜在长安街帮助救护人员抬运伤亡者。他站在五号楼前的台阶上，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目睹的惨案。
陆超琪请辞 语带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给张结凤打电话，没人接。给王业隆打电话，也没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还响着枪声，远处似有炮。
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处理情况。然后，他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室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然后，他又请在座各位编辑主任、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安全为要。说到此处，老人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我知道，这一页即将结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时，外面下起了雨，并没有雷电。但家住广场边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广场上雷电交加，霹雳震耳，极为罕见。他妻子怀孕在家，惊恐不安。我说，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个月，我发现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总有雨。但没人信，说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人民日报改组 杀尽做绝
六·四晚上，与王业隆的电话接通了，但他已判若两人，话不连气，语不成句，情绪明显反常，我知道事态对他的刺激，劝他及早坐飞机离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张结凤还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拿起一听，正是她。原来，六月三日凌晨接我电话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门被子弹击中额头，幸好是橡皮子弹，被人送进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医院。她刚从医院出来，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机回家。她听上去情绪极不稳定。惊讶之余，我告诉她，已无法请她吃饭了。她说，这时候还请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几位朋友以后的命运。
以后几天，在高层批来的“指令性”稿件中，时而发现有江泽民的签字或批语，大家估计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的角色。但在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总书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改组，高狄从党校调任人民日报社长。开始了新一轮整肃，美其名曰“不留隐患”，其实是“杀尽做绝”，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文革。毕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把自己政治生命做赌注的“左王”，终因姓社姓资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而遭废黜，狼狈离开报社。
一九八九，对人民日报来说，绝不会成为昨天，它蕴蓄着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不灭的希望。
北京这一夜
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 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 “自6月3日凌晨开始, 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3日22时左右, 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 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 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时止, 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The link: People's Daily (June 4, 1989)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sites&srcid=ZGVmYXVsdGRvbWFpbnxzaXhmb3VyZXZlbnR8Z3g6MzExOGY1MTMwMWEzNGNlY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