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儒和宋明儒
汉唐儒和宋明儒各有侧重和特长，又各有不足。汉唐儒侧重外王，长于制度建设，内圣功夫有所逊色，在佛道面前难占上风；宋明儒侧重内圣，长于道德建设，外王追求略嫌不足，在制度方面优势未彰。
然复须知，内圣外王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内圣是外王的道德依靠，外王是内圣的政治作用，内圣开外王。略微侧重内圣，原是儒家应有之义。故比较而言，宋明儒更合孔孟之道，更得道统之正。
有学者将儒学分为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认为宋儒属于心性儒学，此论有误。不同的儒家学派，于心性和政治，或有所侧重和偏重，但只要是儒家，都不会偏废。盖心性政治两面一体，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偏废了任何一块，就自绝于儒门了。
不仅五经，宋儒最重的四书，都是心性政治并重、内圣外王不二的。宋儒特别重视内圣即心性学，是时代的需要。
当时最大的问题，并非制度落后，而是因为佛道过度旺盛，导致思想价值混乱，社会流弊多多；导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大量英雄豪杰入佛道彀中。
对于家国天下，佛道并非全不关心，而是关心的深度、高度、正义度和全面性都很不够，关心不到位。上不足以正君心，下不足以正民心，内不足以正政治，外不足以御敌寇，正面意义有限，负面作用很大。故宋儒辟佛道，实在是迫不得已。宋儒将工作重点放在内圣和形上领域，理所当然，势所必然。
佛道可以为儒家政治锦上添花，但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反客为主，凌驾儒家之上，否则后患无穷，不仅危害政治，也会祸及自身。唐初儒家兴旺，故佛教鼎盛道气充盈无妨；武则天时，佛教独大起来，国家忧患也随之越来越多和大。唐朝后期，终于遭到崇信道教的唐武宗的大规模摧残。呜呼！
常有学人说宋儒辟佛道是出于门户之见，实在太无知于宋朝历史又小看程朱了。程朱唯理是从，唯道为尊，他们的门户就是孔孟的门户，岂有孔孟之外、天理之外之门户哉。小贩之心度大儒之腹，乌乎可！
宋朝制度没有大问题，整体品质优于辽金，领先世界。但到了明朝，制度问题开始凸显出来，而明儒未能及时将主要关注点转移到外王层面。这是明儒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明儒的内圣功夫有失纯正。
相对于汉唐儒，宋明儒可以合言。然宋儒与明儒同中有异，有所不同。论内圣功夫，程朱高于陆王，程朱甚正，陆王略偏；在外王方面，宋儒无失，明儒有失，宋儒不重制度应该，明儒不重制度不应该。
汉唐宋明四朝儒家，宋儒最正。汉唐儒内圣功力不足，导致佛道泛滥；明儒外王追求不足，导致制度越来越僵化并开始落后于西方。外王不足的根本因还是在内圣。陆王本来有偏，阳明后学更偏。
注意，一般说宋儒，都是指程朱和理学派，不包括三苏的蜀学派和王安石的新学派。蜀学远逊理学，新学又等而下之。王安石不失为正人，其新学团队则正人罕见，小人成群。根本原因在于王安石和新学。王安石为儒门杂家，其学为儒家杂学，杂入了诸子百家特别是佛道和商韩，正义性严重不足。新学上升为北宋指导思想之后，宋朝政治品质急遽下降，内忧外患迅速上升，数十年即告灭亡。
顺便为宋儒作两点辩护。
其一、有一个相当持久而普遍的学术误会，认为理学吸收乃至抄袭了佛道思想，或认为理学是儒释道融合的产物。殊不知，理学是纯粹的儒学，完全延续孔孟之道，只是在形上层面更加精细化，是在批判、排斥佛道的过程中对儒家内圣学的深层展开。东海《宋儒和理学》（待出版）一书已对此予以分析澄清。
对于人性的认识，程朱理学最符合儒家人性观。泛泛说宋儒主静无欲，皆不明理学者。理学以程朱为主，程朱都是反对主静和无欲的。周敦颐虽为二程业师，因有主静和无欲之教，故不为二程所可，虽然礼貌，不称先生。
其二、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一语常常遭到严厉批判，其实此说无误，只是其表达容易导致现代人误解。因为宋儒将正常的人欲视为天理，所谓的人欲特指非正常欲望。其言可以改为：存天理，灭邪欲。也可以改为存天理，寡人欲。
七情六欲发而中节，就属于天理的范畴；发不中节，就滑向人欲的范畴。这里的节可以理解为礼制。君子视听言动无违于礼，就是存天理。注意，凡心有所向就是人欲，没错，但这个人欲不是与天理相对的的人欲，因为心有所向有正有邪，邪欲才是宋儒所说的、与天理相对的人欲。
其三、或谓理学是宋朝衰弱的重要原因。恰相反，反理学运动才是两宋衰亡的根本因。宋朝虽以儒立国，但两宋皇帝都儒佛道并尊或倡导三教合一。严辟佛道的理学兴起后，一再遭到朝廷的排斥，甚至诬为伪学加以镇压。即使最推尊理学的宋理宗，也是佛道并重。详见东海《宋儒与理学》一书（待出版）2021-6-6
首发于东海儒钟公众号
汉唐儒和宋明儒各有侧重和特长，又各有不足。汉唐儒侧重外王，长于制度建设，内圣功夫有所逊色，在佛道面前难占上风；宋明儒侧重内圣，长于道德建设，外王追求略嫌不足，在制度方面优势未彰。
然复须知，内圣外王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内圣是外王的道德依靠，外王是内圣的政治作用，内圣开外王。略微侧重内圣，原是儒家应有之义。故比较而言，宋明儒更合孔孟之道，更得道统之正。
有学者将儒学分为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认为宋儒属于心性儒学，此论有误。不同的儒家学派，于心性和政治，或有所侧重和偏重，但只要是儒家，都不会偏废。盖心性政治两面一体，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偏废了任何一块，就自绝于儒门了。
不仅五经，宋儒最重的四书，都是心性政治并重、内圣外王不二的。宋儒特别重视内圣即心性学，是时代的需要。
当时最大的问题，并非制度落后，而是因为佛道过度旺盛，导致思想价值混乱，社会流弊多多；导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大量英雄豪杰入佛道彀中。
对于家国天下，佛道并非全不关心，而是关心的深度、高度、正义度和全面性都很不够，关心不到位。上不足以正君心，下不足以正民心，内不足以正政治，外不足以御敌寇，正面意义有限，负面作用很大。故宋儒辟佛道，实在是迫不得已。宋儒将工作重点放在内圣和形上领域，理所当然，势所必然。
佛道可以为儒家政治锦上添花，但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反客为主，凌驾儒家之上，否则后患无穷，不仅危害政治，也会祸及自身。唐初儒家兴旺，故佛教鼎盛道气充盈无妨；武则天时，佛教独大起来，国家忧患也随之越来越多和大。唐朝后期，终于遭到崇信道教的唐武宗的大规模摧残。呜呼！
常有学人说宋儒辟佛道是出于门户之见，实在太无知于宋朝历史又小看程朱了。程朱唯理是从，唯道为尊，他们的门户就是孔孟的门户，岂有孔孟之外、天理之外之门户哉。小贩之心度大儒之腹，乌乎可！
宋朝制度没有大问题，整体品质优于辽金，领先世界。但到了明朝，制度问题开始凸显出来，而明儒未能及时将主要关注点转移到外王层面。这是明儒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明儒的内圣功夫有失纯正。
相对于汉唐儒，宋明儒可以合言。然宋儒与明儒同中有异，有所不同。论内圣功夫，程朱高于陆王，程朱甚正，陆王略偏；在外王方面，宋儒无失，明儒有失，宋儒不重制度应该，明儒不重制度不应该。
汉唐宋明四朝儒家，宋儒最正。汉唐儒内圣功力不足，导致佛道泛滥；明儒外王追求不足，导致制度越来越僵化并开始落后于西方。外王不足的根本因还是在内圣。陆王本来有偏，阳明后学更偏。
注意，一般说宋儒，都是指程朱和理学派，不包括三苏的蜀学派和王安石的新学派。蜀学远逊理学，新学又等而下之。王安石不失为正人，其新学团队则正人罕见，小人成群。根本原因在于王安石和新学。王安石为儒门杂家，其学为儒家杂学，杂入了诸子百家特别是佛道和商韩，正义性严重不足。新学上升为北宋指导思想之后，宋朝政治品质急遽下降，内忧外患迅速上升，数十年即告灭亡。
顺便为宋儒作两点辩护。
其一、有一个相当持久而普遍的学术误会，认为理学吸收乃至抄袭了佛道思想，或认为理学是儒释道融合的产物。殊不知，理学是纯粹的儒学，完全延续孔孟之道，只是在形上层面更加精细化，是在批判、排斥佛道的过程中对儒家内圣学的深层展开。东海《宋儒和理学》（待出版）一书已对此予以分析澄清。
对于人性的认识，程朱理学最符合儒家人性观。泛泛说宋儒主静无欲，皆不明理学者。理学以程朱为主，程朱都是反对主静和无欲的。周敦颐虽为二程业师，因有主静和无欲之教，故不为二程所可，虽然礼貌，不称先生。
其二、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一语常常遭到严厉批判，其实此说无误，只是其表达容易导致现代人误解。因为宋儒将正常的人欲视为天理，所谓的人欲特指非正常欲望。其言可以改为：存天理，灭邪欲。也可以改为存天理，寡人欲。
七情六欲发而中节，就属于天理的范畴；发不中节，就滑向人欲的范畴。这里的节可以理解为礼制。君子视听言动无违于礼，就是存天理。注意，凡心有所向就是人欲，没错，但这个人欲不是与天理相对的的人欲，因为心有所向有正有邪，邪欲才是宋儒所说的、与天理相对的人欲。
其三、或谓理学是宋朝衰弱的重要原因。恰相反，反理学运动才是两宋衰亡的根本因。宋朝虽以儒立国，但两宋皇帝都儒佛道并尊或倡导三教合一。严辟佛道的理学兴起后，一再遭到朝廷的排斥，甚至诬为伪学加以镇压。即使最推尊理学的宋理宗，也是佛道并重。详见东海《宋儒与理学》一书（待出版）2021-6-6
首发于东海儒钟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