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最后的秘密》透露了哪些重大信息？
2019年“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部新书《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六四”结论文档》，公布了关于“六四”事件的又一批党内机密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在序言中，介绍了这些文件的出处来自两次会议：即1989年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当年6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多位中共元老在会上做了讲话或书面发言。随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西郊宾馆召开，489名中共党内元老和最高级别官员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产生的文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这是中共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对“六四”事件定下结论。这些秘密文件展现“六四”镇压后，中共“统一思想”的过程，揭露高层权力运作的机制。
在6月19日至21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17位中共元老向邓小平表态效忠，并拥护镇压决定。王震、彭真、徐向前、杨尚昆、聂荣臻、万里、宋任穷、李瑞环等，都使用措辞严厉的语言批评赵紫阳。其中，王震两次发言指海外敌对势力采用和平演变手法进行渗透。支持赵紫阳反对镇压学生决定的胡启立、芮杏文和阎明复，则在会上发表了认错忏悔声明。
据悉，赵紫阳列席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被安排发言，但他在会上要求讲话，为自己解决危机的行动辩解。自此之后，赵紫阳被软禁直到逝世。
在此之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首先确定邓小平出动部队镇压和平抗议者是正确的；其次撤销赵紫阳中共党书记职务。而江泽民正式上位，他在全会第二天表示愿意取代赵紫阳的发言，也编入书中。489位中共高层官员在此次会议上，学习中共元老们此前的讲话及书面发言。这些发言以文件形式分发给与会者，并要求他们轮流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决定。
《最后的秘密》透露了很多重大信息，值得认真解读。这里我只谈阎明复和胡启立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两段话。
1、阎明复在6月20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其中谈到他和学生组织对话这件事。
阎明复说：5月13日到18日，我先后四次同学生代表对话。其中一次，中央的同志只有我自己。其中包括同非法学生组织代表谈了两次，并单独到天安门广场去劝学生结束绝食。对此，前些时候我一直认为，这些对话不是我个人行为而是经过政治局常委决定或批准的，问题不大，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甚至以为，在对话中捍卫了《426社论》，捍卫了小平同志；只是回想了自己在对话中的某些说辞，认为过于软弱，特别是16日下午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只一味要求他们停止绝食返回学校，而且还讲了一些错话。学习了9日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李鹏同志的报告，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同非法的学生组织谈话实际上助长了他们的气焰，无异于助纣为虐，实际上有助于动乱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逼迫党和政府承认非法组织。
阎明复这段话告诉我们，原来他先后四次和学生组织对话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经过政治局常委决定或批准的。但既然是政治局常委决定批准过，怎么能算作他阎明复个人的错误呢？对比李鹏，李鹏不是也在5月18日，和所谓非法学生组织的代表对话了吗？想来李鹏这次出面对话，也是经过政治局常委决定或批准的。为什么李鹏按照政治局常委决定去和“非法”学生组织对话就不算错误，阎明复按照政治局常委决定去和“非法”学生组织对话就成了错误呢？
我以为有两点区别：第一，虽然阎明复和李鹏都是按照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去和学生对话的，两人讲话的基调也是政治局常委定下的，但是两人在对话中表现出的态度和倾向，却有明显的差异。阎明复对学生很同情，李鹏对学生很敌视。第二，可以推测，在中共高层的内部争辩中，阎明复是温和派，主张和学生对话、适当地让步；李鹏是强硬派，主张戒严，反对让步。在前阶段，高层中是温和派占上风，主张用对话解决问题，李鹏虽然反对，但也不得不出面和学生对话再试一次。等到后来，高层强硬派占了上风，于是李鹏就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权势大涨；阎明复就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受到整肃，被迫认错。
2、胡启立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胡启立说：“在五月十七日常委会立即调集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问题时，我说：‘在几十万群众上街游行的情况下，调动部队，实施戒严，太危险了。’我虽不赞成赵紫阳同志提出的全面撤销426社论的意见，但却主张让一步，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这样有利于争取中间群众，如平息不了，再采取强硬手段不迟。这是我当时的思想。”
从胡启立的这段话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测出：在5月17、18这几天，中共高层的力量对比正处于一种紧张对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极其微妙阶段。两派意见都已十分明白：是“实软”还是“实硬”？双方暂定的共同前提是，必须尽快让学运退潮。一派力称，采用更正面的、更温和的对话能够奏效；另一派则断言，非动用军队实施戒严不可。在两派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双方只有同意先试一试软办法（因为你不能先试硬办法）。在温和派方面，赵紫阳主张明确宣布撤销426社论，胡启立不赞成。胡启立主张在不明确撤销426社论的情况下，给学生运动以更正面的评价。基于“先用你的办法试试看”的心理，强硬派同意赵紫阳以政治局常委集体的名义发表书面讲话。这篇书面讲话虽然没有明确宣布撤销426社论，但其内容实际上已经是对426社论的否定。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如果赵紫阳这篇书面讲话立即在广场学生中得到正面响应与合作，温和路线就获胜；如果这篇书面讲话没有得到广场学生的积极响应，那么强硬路线就获胜，强硬主张便会决付实行。
不幸的是，赵紫阳代表五常委的书面讲话没有及时地得到广场学生的正面响应。温和路线不奏效，强硬路线就登场了。从胡启立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共高层，大转折是怎样发生的。
RFA首发。2021年6月14日
2019年“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部新书《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六四”结论文档》，公布了关于“六四”事件的又一批党内机密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在序言中，介绍了这些文件的出处来自两次会议：即1989年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当年6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多位中共元老在会上做了讲话或书面发言。随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西郊宾馆召开，489名中共党内元老和最高级别官员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产生的文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这是中共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对“六四”事件定下结论。这些秘密文件展现“六四”镇压后，中共“统一思想”的过程，揭露高层权力运作的机制。
在6月19日至21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17位中共元老向邓小平表态效忠，并拥护镇压决定。王震、彭真、徐向前、杨尚昆、聂荣臻、万里、宋任穷、李瑞环等，都使用措辞严厉的语言批评赵紫阳。其中，王震两次发言指海外敌对势力采用和平演变手法进行渗透。支持赵紫阳反对镇压学生决定的胡启立、芮杏文和阎明复，则在会上发表了认错忏悔声明。
据悉，赵紫阳列席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被安排发言，但他在会上要求讲话，为自己解决危机的行动辩解。自此之后，赵紫阳被软禁直到逝世。
在此之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首先确定邓小平出动部队镇压和平抗议者是正确的；其次撤销赵紫阳中共党书记职务。而江泽民正式上位，他在全会第二天表示愿意取代赵紫阳的发言，也编入书中。489位中共高层官员在此次会议上，学习中共元老们此前的讲话及书面发言。这些发言以文件形式分发给与会者，并要求他们轮流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决定。
《最后的秘密》透露了很多重大信息，值得认真解读。这里我只谈阎明复和胡启立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两段话。
1、阎明复在6月20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其中谈到他和学生组织对话这件事。
阎明复说：5月13日到18日，我先后四次同学生代表对话。其中一次，中央的同志只有我自己。其中包括同非法学生组织代表谈了两次，并单独到天安门广场去劝学生结束绝食。对此，前些时候我一直认为，这些对话不是我个人行为而是经过政治局常委决定或批准的，问题不大，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甚至以为，在对话中捍卫了《426社论》，捍卫了小平同志；只是回想了自己在对话中的某些说辞，认为过于软弱，特别是16日下午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只一味要求他们停止绝食返回学校，而且还讲了一些错话。学习了9日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李鹏同志的报告，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同非法的学生组织谈话实际上助长了他们的气焰，无异于助纣为虐，实际上有助于动乱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逼迫党和政府承认非法组织。
阎明复这段话告诉我们，原来他先后四次和学生组织对话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经过政治局常委决定或批准的。但既然是政治局常委决定批准过，怎么能算作他阎明复个人的错误呢？对比李鹏，李鹏不是也在5月18日，和所谓非法学生组织的代表对话了吗？想来李鹏这次出面对话，也是经过政治局常委决定或批准的。为什么李鹏按照政治局常委决定去和“非法”学生组织对话就不算错误，阎明复按照政治局常委决定去和“非法”学生组织对话就成了错误呢？
我以为有两点区别：第一，虽然阎明复和李鹏都是按照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去和学生对话的，两人讲话的基调也是政治局常委定下的，但是两人在对话中表现出的态度和倾向，却有明显的差异。阎明复对学生很同情，李鹏对学生很敌视。第二，可以推测，在中共高层的内部争辩中，阎明复是温和派，主张和学生对话、适当地让步；李鹏是强硬派，主张戒严，反对让步。在前阶段，高层中是温和派占上风，主张用对话解决问题，李鹏虽然反对，但也不得不出面和学生对话再试一次。等到后来，高层强硬派占了上风，于是李鹏就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权势大涨；阎明复就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受到整肃，被迫认错。
2、胡启立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胡启立说：“在五月十七日常委会立即调集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问题时，我说：‘在几十万群众上街游行的情况下，调动部队，实施戒严，太危险了。’我虽不赞成赵紫阳同志提出的全面撤销426社论的意见，但却主张让一步，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这样有利于争取中间群众，如平息不了，再采取强硬手段不迟。这是我当时的思想。”
从胡启立的这段话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测出：在5月17、18这几天，中共高层的力量对比正处于一种紧张对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极其微妙阶段。两派意见都已十分明白：是“实软”还是“实硬”？双方暂定的共同前提是，必须尽快让学运退潮。一派力称，采用更正面的、更温和的对话能够奏效；另一派则断言，非动用军队实施戒严不可。在两派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双方只有同意先试一试软办法（因为你不能先试硬办法）。在温和派方面，赵紫阳主张明确宣布撤销426社论，胡启立不赞成。胡启立主张在不明确撤销426社论的情况下，给学生运动以更正面的评价。基于“先用你的办法试试看”的心理，强硬派同意赵紫阳以政治局常委集体的名义发表书面讲话。这篇书面讲话虽然没有明确宣布撤销426社论，但其内容实际上已经是对426社论的否定。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如果赵紫阳这篇书面讲话立即在广场学生中得到正面响应与合作，温和路线就获胜；如果这篇书面讲话没有得到广场学生的积极响应，那么强硬路线就获胜，强硬主张便会决付实行。
不幸的是，赵紫阳代表五常委的书面讲话没有及时地得到广场学生的正面响应。温和路线不奏效，强硬路线就登场了。从胡启立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共高层，大转折是怎样发生的。
RFA首发。2021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