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于言无所苟，儒家修辞立其诚
余东海
东海曰：说真话是最高的礼敬，是对人真正的尊重。
一
孔孟之道，言传身教。言指语言文字和言论文章，明道传道的基本工具和形式。文以载道，即言以载道。在所有学派宗派中，儒家对言的重视、认真和品质要求都是最高的。对训诂的重视，以之为儒学基本功和基础，就是儒家特色之一。
思想语言贵在确定，确定性越高越好，是鹿是马，不能乱指。思想语言的确定有赖于字词和概念的贞定。历代儒家学者，对儒家经典中几乎所有字词和概念，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介绍其原义和引申义，明确其内涵和外延。
对儒家经典中的词语和概念进行现代性阐释，则是包括东海在内的不少儒者的责任和工作。同时，近代以来很多词语外来，或从日本传来，或西方译来，其本义和引申义往往不稳不确，需要以中道立场观点方法，对它们进行准确定义。
对古典词语进行现代性阐释，对各种新概念进行意义贞定，有助于正确理解评判西方各学派宗派的思想，以便更好地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建立新训诂学，应该成为当代儒家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语言贵在确定，也有例外，诗就例外。诗的语言，不确定性越高越好。一句诗一首诗，意义面向越多，艺术性就越高。爱鹿者指之谓鹿，爱马者指之谓马，是鹿是马，越是难辨，越是好诗。
另复须知，训诂是工具价值，义理是更高追求。重训诂不能唯训诂，不能轻义理。否则难免玩字丧志。玩物丧志，玩诗玩字，也会丧志，流沙河先生就是典型。
流先生，诗人、作家、学者、书法家。少壮玩诗，新诗写得不错；老耄玩字，文字学颇有功底。我浏览过他的《白鱼解字》。他有一句名言：“忧国忧民根本不是诗人的事。忧患意识乃是闭锁性的落后意识。多讲艺术吧，少谈政治吧，宁效李白之飘逸，勿学杜甫之沉郁。你看人家李商隐的无题诸篇，多妙！”
一言足以说明其人为未入儒门，不明性与天道之大义。训诂很重要，是入大学、明大道的基础，但毕竟是小学，若沉迷而局限于此，便会所知成障，妨碍上达。不明中道义理，训诂功夫也会大受局限，再高也有限。儒友们和文化人慎之鉴之。
流沙河先生国学就没入门。他在《我看国学》中说：
“现在的国学，学的是好多已经被历史检验过的、不足以救中国的东西，也没有特别大的害处，只是放在这儿不合适，碍事，没有什么用。不要去迷信，说靠那个就可以振兴中华，世界天下一家。我们必须要认同人家的价值观，而且要和国外多文化交流。”
这段话足以说明流先生是国学外行。
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五常道。这是中华特色的五个价值观，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检验，缔造了远超西方的中华文明的辉煌。比起“人家的价值观”，其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和重要性只高不低。
对于个人、国家和天下，没有比五常道更重要的道了。儒学足以道援天下，岂仅足以救中国而已。“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理念就出自《礼运》，这个理念的依据就是“性与天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孔子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不懂训诂容易苟于词语概念，不通义理则容易苟于思想观念，论理不认真，想认真、自以为认真也不起来。重则成为半吊子轻薄子，一开口就错，一开口就闹笑话，轻则为小人儒，不登大雅之堂。
注意，小人儒并非小人，也是真儒，只是义理未能通畅、格局较为卑狭而已。孔子曾经警示子夏勿为小人儒。钱穆注解：“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论语新解》）
现代学者普遍双无，既无训诂功夫又无理义修养，连小人儒都罕见。他们谈儒解经的时候，往往喜欢异议古人、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乃至大唱反调。百年来学界对中华经典的注解阐说，也就新儒家小群体靠谱些，其他人的文字大多垃圾，没必要过目，以免浪费时间。
二
四书五经中不少言论，对言语、言论提出了品质要求。
《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言行并重，并置言论于行为之前。《乾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礼记•缁衣》记载了孔子的两段话，强调君王、君子和大人对言语品质的重视。
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通诡，违背）行，而行不危言矣。《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缉熙（光明正大貌）敬止。”
大意如下。
孔子说：“君王的话如丝，传出来就如绶带那般粗；君王的话如绶带，传出来就如绳索那般粗。所以君长不讲华而不实的话。能说不能做的，君子不说；能做不能说的，君子不做。那样百姓就能言不违其行，行不违其言。《诗经》上：谨慎得体，莫失礼仪。”
孔子说：“君子以言论导人向善，以行为禁人作恶，所以讲话一定要考虑后果，做事一定要考察它会有什么弊端。那样，百姓就能说话谨慎做事小心。《诗经》说：说话要谨慎，举止要端正。《大雅》说：端重恭敬的文王，盛德光明而举止谨慎！”
《礼记》下述言论，都是强调言语、言论品质之重要的。
《礼坊记》：君子约言，小人先言。”《祭义》：“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曲礼下》：“公事不私议。”《杂记下》：“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儒行》：“言必先信，行必中正。”
不苟言，慎于言，不倡游言，不先言，戒恶言忿言，戒公事私议，以居位无言为耻，以有言无行为耻，等等，都是诚于言。
诚于言之最低要求是说真实的话，不谣不谎，无欺无妄，实实在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其次是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言之必可行。最高境界是说中正的话，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天理之矩和仁义之道。口无择言，言满天下无口过；吐辞为经，言而世为天下则。这是圣贤境界了，所言所作就是圣经贤传，中道经典。
《中庸》以诚为天之道，以诚之为人之道。诚之是中道功夫，诚之，诚于言就是诚之的两大功夫之一。诚于言到一定程度，其言必然文质彬彬，既有礼又有理。
理与礼，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思想无问西东，有理则优；语言无问文白，有礼为上。思想第一，思想有理而语言无礼，自有可取；语言第二，语言有礼而思想无理，微不足道。思想无理又语言无礼，纯属垃圾，甚至是毒垃圾。理之优劣，礼之有无，依据仁本主义标准而判。
三
说真话是最高的礼貌，是对人真正的尊敬。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臣子能责难为之事于君，使其勉力而为，就是恭敬；臣子能为君开陈善道，禁止其邪心，就是尊重；臣子认为吾君不能从善和有为，就是贼臣。
责难于君，春秋责备贤者也；陈善闭邪，格君之心、导君于善也；吾君不能，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施仁政行王道，不可教也。可见儒家虽倡忠君，自有特色和特定要求。朱熹集注引范氏曰：“人臣以难事责于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
《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可以参看。有这四端之心却自认为不能扩充，是自暴自弃，自我贼害；认为其君主不行，是暴弃、贼害君主。
当然，臣下对领导人说真话，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委婉有效就不要太直接，温和有效就不要太激烈，可以私下进言就不要公开，能够归功、归善于君上就不要居其功。这都是为人臣下的本分，非蒙启派和现代人所知也。五四蒙启派无论有理无理，都很无礼，喜欢讪君卖直，动辄公开批评贬低领导人并归责归罪于领导人。
孟子这句话针对君臣关系而言，但也适用于师友之间。李二曲说：“责难陈善，不特事君宜尔，即事师交友亦然。”世人多不喜听真话，不喜他人批评异议，纠误指正。殊不知，责难陈善、真话直说是对听者最高的尊重，是把对方看成能听真话的君子。
四
在古今中西所有话语体系中，仁本主义话语体系品质最高，要因有三：一是重视训诂，二是义理中正，三是作者诚于言，一言不苟，这是古来圣贤君子的共性。
概乎言之，人世间话语体系可分为七种：一是仁本主义话语，仁言义语，仁话；二是人本主义话语，常言常语，人话；三是佛本主义话语，佛言佛语，佛话；四是道本主义话语，道言道语，道话；五是神本主义话语，神言神语，神话；六是极端神本主义话语，魔言魔语，魔话；七是物本主义话语，物言物语，兽话鬼话。
论话语品质和诚信度，人本主义、佛本主义、道本主义各有优点，都很不错，都是好话，但都逊于仁本主义话语体系。仁本主义话语最优，是无等等话语。
无等等一词是佛语，为佛之尊称，或表示佛乘之语。《维摩经义疏卷一（大三八•九二二中）：“诸佛无等，唯佛与佛等，是故号佛为无等等也。又实相无等，唯佛与实相等，名无等等。”又形容最尊、最贵而无有与之相等者，如般若心经于诸部般若经典中最为扼要之精髓，故称为无等等咒。圣言圣经才是真正的无等等言，无等等经。“是无等等”即“最好”、“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意思。
圣言圣经是仁本主义话语的支柱和核心，是最真最正的中国话。信儒文化、说儒家话是中国人最根本的特征。 可惜百余年来，大多数中国人普遍听不懂中国话更不会说了。东海七大恨，其中之一就是恨毁了中国话被毁，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说起话来不堪入耳。
大量学者对人本主义、神本主义、物本主义三种话语习以为常，陷于其中不能自拔。三种学者有优劣之别，但他们都有一个通病：不通儒学，不懂小学，没有基本训诂功夫，没有中华文化常识，外于以儒家为主统的中华文化体系。可笑的是，他们又都自以为高明，都喜欢居高临下地批判、指斥儒家。不由得想起司空图的《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 河湟隔断异乡春。汉人学得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复讥以一联曰：
儒外谈儒千里远，梦中说梦两重虚。
要重新中国化，实现中国梦，就要读中国书，圣贤经典；说中国话，仁言义语；走中国路，仁本主义道路；做中国人，认祖归宗。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之共祖，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之大宗。
五
因为对语言之诚的极端重视，儒家对于好口才特别警惕。对此，东海2017-9随笔《微论口才》曾经谈及，特录于左：
有儒友致力于口才训练，我甚不以为然。儒家不重口才。有人说冉雍“仁而不佞”，短于口才。孔子说：“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孔子说，不知冉雍是否称得上仁，没必要口才好。连着说了两遍，有强调之意。佞字有多才义、巧义。此处以口才之美为佞。
仁而又佞当然好，仁而不佞也无妨，怕就怕佞而不仁，钝于行而敏于言，甚至丑于行而美于言，那就很不堪了。其实，君子仁智勇兼备，满腹经纶，水涨船高，口才最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腹有诗书气自华，胸藏文墨口无碍，此之谓也。所以，关键是不断丰富和强化自己的文化内存。
有学者于儒学颇有造诣，文采口才俱佳，颇为难得。可惜其人佞而不仁，被知识、意气和一时的名闻，遮蔽了心性之光和上达之望。不知真切为己，出众的才华绝顶的聪明，终究只是浮华浮慧，憾甚憾甚，想起晏几道的词句：狂花顷刻香，晚蝶缠绵意。天与短因缘，聚散常容易。
2021-5-28余东海造于广西南宁青秀山下独乐斋，首发于中国文化基金会公众号
余东海
东海曰：说真话是最高的礼敬，是对人真正的尊重。
一
孔孟之道，言传身教。言指语言文字和言论文章，明道传道的基本工具和形式。文以载道，即言以载道。在所有学派宗派中，儒家对言的重视、认真和品质要求都是最高的。对训诂的重视，以之为儒学基本功和基础，就是儒家特色之一。
思想语言贵在确定，确定性越高越好，是鹿是马，不能乱指。思想语言的确定有赖于字词和概念的贞定。历代儒家学者，对儒家经典中几乎所有字词和概念，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介绍其原义和引申义，明确其内涵和外延。
对儒家经典中的词语和概念进行现代性阐释，则是包括东海在内的不少儒者的责任和工作。同时，近代以来很多词语外来，或从日本传来，或西方译来，其本义和引申义往往不稳不确，需要以中道立场观点方法，对它们进行准确定义。
对古典词语进行现代性阐释，对各种新概念进行意义贞定，有助于正确理解评判西方各学派宗派的思想，以便更好地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建立新训诂学，应该成为当代儒家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语言贵在确定，也有例外，诗就例外。诗的语言，不确定性越高越好。一句诗一首诗，意义面向越多，艺术性就越高。爱鹿者指之谓鹿，爱马者指之谓马，是鹿是马，越是难辨，越是好诗。
另复须知，训诂是工具价值，义理是更高追求。重训诂不能唯训诂，不能轻义理。否则难免玩字丧志。玩物丧志，玩诗玩字，也会丧志，流沙河先生就是典型。
流先生，诗人、作家、学者、书法家。少壮玩诗，新诗写得不错；老耄玩字，文字学颇有功底。我浏览过他的《白鱼解字》。他有一句名言：“忧国忧民根本不是诗人的事。忧患意识乃是闭锁性的落后意识。多讲艺术吧，少谈政治吧，宁效李白之飘逸，勿学杜甫之沉郁。你看人家李商隐的无题诸篇，多妙！”
一言足以说明其人为未入儒门，不明性与天道之大义。训诂很重要，是入大学、明大道的基础，但毕竟是小学，若沉迷而局限于此，便会所知成障，妨碍上达。不明中道义理，训诂功夫也会大受局限，再高也有限。儒友们和文化人慎之鉴之。
流沙河先生国学就没入门。他在《我看国学》中说：
“现在的国学，学的是好多已经被历史检验过的、不足以救中国的东西，也没有特别大的害处，只是放在这儿不合适，碍事，没有什么用。不要去迷信，说靠那个就可以振兴中华，世界天下一家。我们必须要认同人家的价值观，而且要和国外多文化交流。”
这段话足以说明流先生是国学外行。
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五常道。这是中华特色的五个价值观，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检验，缔造了远超西方的中华文明的辉煌。比起“人家的价值观”，其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和重要性只高不低。
对于个人、国家和天下，没有比五常道更重要的道了。儒学足以道援天下，岂仅足以救中国而已。“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理念就出自《礼运》，这个理念的依据就是“性与天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孔子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不懂训诂容易苟于词语概念，不通义理则容易苟于思想观念，论理不认真，想认真、自以为认真也不起来。重则成为半吊子轻薄子，一开口就错，一开口就闹笑话，轻则为小人儒，不登大雅之堂。
注意，小人儒并非小人，也是真儒，只是义理未能通畅、格局较为卑狭而已。孔子曾经警示子夏勿为小人儒。钱穆注解：“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论语新解》）
现代学者普遍双无，既无训诂功夫又无理义修养，连小人儒都罕见。他们谈儒解经的时候，往往喜欢异议古人、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乃至大唱反调。百年来学界对中华经典的注解阐说，也就新儒家小群体靠谱些，其他人的文字大多垃圾，没必要过目，以免浪费时间。
二
四书五经中不少言论，对言语、言论提出了品质要求。
《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言行并重，并置言论于行为之前。《乾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礼记•缁衣》记载了孔子的两段话，强调君王、君子和大人对言语品质的重视。
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通诡，违背）行，而行不危言矣。《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缉熙（光明正大貌）敬止。”
大意如下。
孔子说：“君王的话如丝，传出来就如绶带那般粗；君王的话如绶带，传出来就如绳索那般粗。所以君长不讲华而不实的话。能说不能做的，君子不说；能做不能说的，君子不做。那样百姓就能言不违其行，行不违其言。《诗经》上：谨慎得体，莫失礼仪。”
孔子说：“君子以言论导人向善，以行为禁人作恶，所以讲话一定要考虑后果，做事一定要考察它会有什么弊端。那样，百姓就能说话谨慎做事小心。《诗经》说：说话要谨慎，举止要端正。《大雅》说：端重恭敬的文王，盛德光明而举止谨慎！”
《礼记》下述言论，都是强调言语、言论品质之重要的。
《礼坊记》：君子约言，小人先言。”《祭义》：“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曲礼下》：“公事不私议。”《杂记下》：“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儒行》：“言必先信，行必中正。”
不苟言，慎于言，不倡游言，不先言，戒恶言忿言，戒公事私议，以居位无言为耻，以有言无行为耻，等等，都是诚于言。
诚于言之最低要求是说真实的话，不谣不谎，无欺无妄，实实在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其次是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言之必可行。最高境界是说中正的话，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天理之矩和仁义之道。口无择言，言满天下无口过；吐辞为经，言而世为天下则。这是圣贤境界了，所言所作就是圣经贤传，中道经典。
《中庸》以诚为天之道，以诚之为人之道。诚之是中道功夫，诚之，诚于言就是诚之的两大功夫之一。诚于言到一定程度，其言必然文质彬彬，既有礼又有理。
理与礼，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思想无问西东，有理则优；语言无问文白，有礼为上。思想第一，思想有理而语言无礼，自有可取；语言第二，语言有礼而思想无理，微不足道。思想无理又语言无礼，纯属垃圾，甚至是毒垃圾。理之优劣，礼之有无，依据仁本主义标准而判。
三
说真话是最高的礼貌，是对人真正的尊敬。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臣子能责难为之事于君，使其勉力而为，就是恭敬；臣子能为君开陈善道，禁止其邪心，就是尊重；臣子认为吾君不能从善和有为，就是贼臣。
责难于君，春秋责备贤者也；陈善闭邪，格君之心、导君于善也；吾君不能，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施仁政行王道，不可教也。可见儒家虽倡忠君，自有特色和特定要求。朱熹集注引范氏曰：“人臣以难事责于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
《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可以参看。有这四端之心却自认为不能扩充，是自暴自弃，自我贼害；认为其君主不行，是暴弃、贼害君主。
当然，臣下对领导人说真话，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委婉有效就不要太直接，温和有效就不要太激烈，可以私下进言就不要公开，能够归功、归善于君上就不要居其功。这都是为人臣下的本分，非蒙启派和现代人所知也。五四蒙启派无论有理无理，都很无礼，喜欢讪君卖直，动辄公开批评贬低领导人并归责归罪于领导人。
孟子这句话针对君臣关系而言，但也适用于师友之间。李二曲说：“责难陈善，不特事君宜尔，即事师交友亦然。”世人多不喜听真话，不喜他人批评异议，纠误指正。殊不知，责难陈善、真话直说是对听者最高的尊重，是把对方看成能听真话的君子。
四
在古今中西所有话语体系中，仁本主义话语体系品质最高，要因有三：一是重视训诂，二是义理中正，三是作者诚于言，一言不苟，这是古来圣贤君子的共性。
概乎言之，人世间话语体系可分为七种：一是仁本主义话语，仁言义语，仁话；二是人本主义话语，常言常语，人话；三是佛本主义话语，佛言佛语，佛话；四是道本主义话语，道言道语，道话；五是神本主义话语，神言神语，神话；六是极端神本主义话语，魔言魔语，魔话；七是物本主义话语，物言物语，兽话鬼话。
论话语品质和诚信度，人本主义、佛本主义、道本主义各有优点，都很不错，都是好话，但都逊于仁本主义话语体系。仁本主义话语最优，是无等等话语。
无等等一词是佛语，为佛之尊称，或表示佛乘之语。《维摩经义疏卷一（大三八•九二二中）：“诸佛无等，唯佛与佛等，是故号佛为无等等也。又实相无等，唯佛与实相等，名无等等。”又形容最尊、最贵而无有与之相等者，如般若心经于诸部般若经典中最为扼要之精髓，故称为无等等咒。圣言圣经才是真正的无等等言，无等等经。“是无等等”即“最好”、“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意思。
圣言圣经是仁本主义话语的支柱和核心，是最真最正的中国话。信儒文化、说儒家话是中国人最根本的特征。 可惜百余年来，大多数中国人普遍听不懂中国话更不会说了。东海七大恨，其中之一就是恨毁了中国话被毁，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说起话来不堪入耳。
大量学者对人本主义、神本主义、物本主义三种话语习以为常，陷于其中不能自拔。三种学者有优劣之别，但他们都有一个通病：不通儒学，不懂小学，没有基本训诂功夫，没有中华文化常识，外于以儒家为主统的中华文化体系。可笑的是，他们又都自以为高明，都喜欢居高临下地批判、指斥儒家。不由得想起司空图的《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 河湟隔断异乡春。汉人学得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复讥以一联曰：
儒外谈儒千里远，梦中说梦两重虚。
要重新中国化，实现中国梦，就要读中国书，圣贤经典；说中国话，仁言义语；走中国路，仁本主义道路；做中国人，认祖归宗。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之共祖，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之大宗。
五
因为对语言之诚的极端重视，儒家对于好口才特别警惕。对此，东海2017-9随笔《微论口才》曾经谈及，特录于左：
有儒友致力于口才训练，我甚不以为然。儒家不重口才。有人说冉雍“仁而不佞”，短于口才。孔子说：“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孔子说，不知冉雍是否称得上仁，没必要口才好。连着说了两遍，有强调之意。佞字有多才义、巧义。此处以口才之美为佞。
仁而又佞当然好，仁而不佞也无妨，怕就怕佞而不仁，钝于行而敏于言，甚至丑于行而美于言，那就很不堪了。其实，君子仁智勇兼备，满腹经纶，水涨船高，口才最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腹有诗书气自华，胸藏文墨口无碍，此之谓也。所以，关键是不断丰富和强化自己的文化内存。
有学者于儒学颇有造诣，文采口才俱佳，颇为难得。可惜其人佞而不仁，被知识、意气和一时的名闻，遮蔽了心性之光和上达之望。不知真切为己，出众的才华绝顶的聪明，终究只是浮华浮慧，憾甚憾甚，想起晏几道的词句：狂花顷刻香，晚蝶缠绵意。天与短因缘，聚散常容易。
2021-5-28余东海造于广西南宁青秀山下独乐斋，首发于中国文化基金会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