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韩非----东海客厅论马法
余东海
一
韩非和马克思，即法家和马家，大同大异。两家都是极权主义学说，秦法家是古典极权主义即君本主义，韩非子为集大成者；马家是现代极权主义即党本主义，马克思是创派大宗师。
两家精神高度一致，都是极权主义邪说，提供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都极其错误反常，都是思想、精神毒品。秦法家及拜上帝教是古典毒品，马列和纳粹则是现代毒品。其中马学毛思毒性最高，中毒的人和社会，无恶不作丧心病狂。
我在2017年的两则微言中说过，书有正邪之别。邪书皆有毒，会迷惑读者头脑，遮蔽学者良知，恶化人的思想。在具有一定的择法之眼之前，读毒书很容易中毒，导致思想混乱和三观错误。古代最毒之书莫过于《商君书》《韩非子》。不懂儒学而好此二书者，中毒几乎是必然的，为人无良、为政无道也几乎是必然的。
现代毒书就更多了，数不胜数。一言以蔽之，所有极权主义、民粹主义、反儒主义的书都有毒，最毒莫过马毛。论毒性，秦法家亦小巫。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老母猪可上树也，爱好马毛著作、信奉马学毛思而欲不中其毒，不可能也。
马毛之毒有四种解药：儒佛道和自由主义，其中儒学最佳。当然，都必须是正宗的，假冒伪劣的可不行。在马邦，儒佛道和自由主义无不假货丰富而真货寡。
同样高度极权，同样诈力并重，导出来的都是暴政恶制，这是马法两家之大同。其次，两家对人性的认识颇为接近，都不识本性之善。
我早就指出，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文化体系，导不出、建不起良制良法。秦法家是典型的性恶论，所建立的制度法律为古代最恶。耶教持原罪论，马学持“社会关系总和论”和“阶级性论”，都属于准性恶论，故前者导出的中世纪的教主制，后者建起的党主制，都是恶制。
二
然两家大同中有大异。欲明两家之大异，首先要从哲学入手。
论哲学背景，马家是物本主义，赤裸裸的物本位，极端民粹化；秦法家是道本主义，假惺惺的道本位，颇有学术性。
《韩非子•主道》开宗明义：“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这就是法家道本主义的理论宣示，其道与老子的道颇相仿佛。
然复须知，老子是真得坤道，阴而不险；韩非子将坤道的特征附会为君道而阴险化，非真得坤道可知。故东海称之为假惺惺的道本位。
欲明两家之大异，其次要弄清楚礼制、法制、法治、人治几个概念。
儒家是民本政治，植根于仁本主义，体现为仁政德治，礼乐制度，简称礼制，以礼法维护秩序；现代西方是自由政治，植根于人本主义，体现为民主法治，以法律维护秩序，有自由宪政作为制度配合，有人权平等作为价值支持。
秦法家是君本政治，植根于伪道本主义和君本主义，体现为君主独裁制和法制。恶制恶法，草菅人命。唯一的优点是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和平等性，除了君王，“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堪称古典式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马家是党本政治，植根于物本主义哲学、党本主义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现为党主制。在法律上，左派无法无天，纯属人治；右派和中间派追求法制。然对法律的尊重度，其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都远远不如秦法家。
常有学者将现在政治问题归罪于法家和秦制的遗毒，乃至西方的不良影响，认为马家不过是外衣。谬见也。在现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马家，在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影响具有正面意义，秦法家只是残遗。秦法家的坏处，马家全都有，全都超越；秦法家的好处，即秦法的严肃公正性，马家一点都没有。
百年来学界对秦法家误解重重，最大的误解有二：一曰法治主义，一曰国家主义。其实都不是。法治与法制，正邪善恶有别，性质截然不同。在政治上，秦法家就是君本主义，君主被视为最高政治目的和价值标准。君为贵，国家次之，民为轻。秦法家的法术势，无非为君主独裁提供的工具。
三
2018年，欧洲发行纪念马克思出生200年的欧元纸币，面值是0元。按照新闻的意思，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是废除货币的，故用0元作为纪念。我想，如果改为负无穷数就更恰当了。马主义毫无正面意义，却有无穷无尽无限度无止境的负价值，在古今中外所有邪说中，除了秦法家，没有比马主义更邪的了。
然有必要说明，马家政治有左中右之别。毛左派与秦法家结合，赞法批儒，恶上加恶，特别邪恶。毛左派与秦法家有两个不约而同的共同点：一、都极端反儒，以儒为敌；二、下场都特别悲惨，前者全部被暴秦诛杀乃至族灭，后者几乎被自己人群体灭绝。还有前苏联的马左，也被斯大林杀得七零八落。
不仅此也，古往今来，邪恶势力和邪教群体，命运和下场都不好，即使开始不错，也会迅速恶化！它们的文化帮凶和邪说发明家，更是厄运缠身并万劫不复。
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洪杨帮的洪杨，纳粹的希特勒，马帮的马恩列斯，都是邪说大宗师。古代的韩非，现代的马恩，都没有政治实践的机会，是理论家而非实践家。但是，韩非死于非命，马恩厄运不断，一样无世在下。这是它们理所当然的报应，天理之所当然，因果之所必然。
马家右派倾向西方，中间派倾向儒家，相对略正。主张马主儒辅者，陈先达教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堪称样板。其文一方面强调马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方面主张继承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同时认同西方先进文化，颇为应时当令。
东海2017年8月微言指出，在现中国，醇儒固然不行，反儒家反西方的纯种马也不行。只有马儒通吃、兼容西学的知识分子如陈先达教授，最契合这个时代的要求，故最受欢迎，最易吃香。当然，要在物本主义的主导下将物本主义、仁本主义、人本主义三种文化体系结合起来，只能是苟合，儒学和西学难免沦为摆设。
对于马主儒辅、马儒通吃、兼容西学的主张，方克立堪称开山祖师。他早就概括性地提出了“马魂，儒体，西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就是“马魂，儒体，西用”的意识形态体现。社会主义是马魂，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则是马、儒、西三方价值观的混合。
殊不知，有马魂在，儒体，西用就会空洞化和摆设化。当然，也并非完全无用。十分尊儒就有十分大用，一分尊儒也有一分微用。意识形态无小事，儒学即使在其中占一个名分，多少就会起点作用。虽有社会主义的恶性限制，但仁义礼智信和文明、和谐、自由、公正、法治、诚信等良性价值观，多多少少仍会在缝隙里散发出自身的芬芳来。2021-6-28余东海集于广西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628202160953.htm
余东海
一
韩非和马克思，即法家和马家，大同大异。两家都是极权主义学说，秦法家是古典极权主义即君本主义，韩非子为集大成者；马家是现代极权主义即党本主义，马克思是创派大宗师。
两家精神高度一致，都是极权主义邪说，提供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都极其错误反常，都是思想、精神毒品。秦法家及拜上帝教是古典毒品，马列和纳粹则是现代毒品。其中马学毛思毒性最高，中毒的人和社会，无恶不作丧心病狂。
我在2017年的两则微言中说过，书有正邪之别。邪书皆有毒，会迷惑读者头脑，遮蔽学者良知，恶化人的思想。在具有一定的择法之眼之前，读毒书很容易中毒，导致思想混乱和三观错误。古代最毒之书莫过于《商君书》《韩非子》。不懂儒学而好此二书者，中毒几乎是必然的，为人无良、为政无道也几乎是必然的。
现代毒书就更多了，数不胜数。一言以蔽之，所有极权主义、民粹主义、反儒主义的书都有毒，最毒莫过马毛。论毒性，秦法家亦小巫。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老母猪可上树也，爱好马毛著作、信奉马学毛思而欲不中其毒，不可能也。
马毛之毒有四种解药：儒佛道和自由主义，其中儒学最佳。当然，都必须是正宗的，假冒伪劣的可不行。在马邦，儒佛道和自由主义无不假货丰富而真货寡。
同样高度极权，同样诈力并重，导出来的都是暴政恶制，这是马法两家之大同。其次，两家对人性的认识颇为接近，都不识本性之善。
我早就指出，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文化体系，导不出、建不起良制良法。秦法家是典型的性恶论，所建立的制度法律为古代最恶。耶教持原罪论，马学持“社会关系总和论”和“阶级性论”，都属于准性恶论，故前者导出的中世纪的教主制，后者建起的党主制，都是恶制。
二
然两家大同中有大异。欲明两家之大异，首先要从哲学入手。
论哲学背景，马家是物本主义，赤裸裸的物本位，极端民粹化；秦法家是道本主义，假惺惺的道本位，颇有学术性。
《韩非子•主道》开宗明义：“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这就是法家道本主义的理论宣示，其道与老子的道颇相仿佛。
然复须知，老子是真得坤道，阴而不险；韩非子将坤道的特征附会为君道而阴险化，非真得坤道可知。故东海称之为假惺惺的道本位。
欲明两家之大异，其次要弄清楚礼制、法制、法治、人治几个概念。
儒家是民本政治，植根于仁本主义，体现为仁政德治，礼乐制度，简称礼制，以礼法维护秩序；现代西方是自由政治，植根于人本主义，体现为民主法治，以法律维护秩序，有自由宪政作为制度配合，有人权平等作为价值支持。
秦法家是君本政治，植根于伪道本主义和君本主义，体现为君主独裁制和法制。恶制恶法，草菅人命。唯一的优点是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和平等性，除了君王，“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堪称古典式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马家是党本政治，植根于物本主义哲学、党本主义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现为党主制。在法律上，左派无法无天，纯属人治；右派和中间派追求法制。然对法律的尊重度，其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都远远不如秦法家。
常有学者将现在政治问题归罪于法家和秦制的遗毒，乃至西方的不良影响，认为马家不过是外衣。谬见也。在现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马家，在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影响具有正面意义，秦法家只是残遗。秦法家的坏处，马家全都有，全都超越；秦法家的好处，即秦法的严肃公正性，马家一点都没有。
百年来学界对秦法家误解重重，最大的误解有二：一曰法治主义，一曰国家主义。其实都不是。法治与法制，正邪善恶有别，性质截然不同。在政治上，秦法家就是君本主义，君主被视为最高政治目的和价值标准。君为贵，国家次之，民为轻。秦法家的法术势，无非为君主独裁提供的工具。
三
2018年，欧洲发行纪念马克思出生200年的欧元纸币，面值是0元。按照新闻的意思，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是废除货币的，故用0元作为纪念。我想，如果改为负无穷数就更恰当了。马主义毫无正面意义，却有无穷无尽无限度无止境的负价值，在古今中外所有邪说中，除了秦法家，没有比马主义更邪的了。
然有必要说明，马家政治有左中右之别。毛左派与秦法家结合，赞法批儒，恶上加恶，特别邪恶。毛左派与秦法家有两个不约而同的共同点：一、都极端反儒，以儒为敌；二、下场都特别悲惨，前者全部被暴秦诛杀乃至族灭，后者几乎被自己人群体灭绝。还有前苏联的马左，也被斯大林杀得七零八落。
不仅此也，古往今来，邪恶势力和邪教群体，命运和下场都不好，即使开始不错，也会迅速恶化！它们的文化帮凶和邪说发明家，更是厄运缠身并万劫不复。
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洪杨帮的洪杨，纳粹的希特勒，马帮的马恩列斯，都是邪说大宗师。古代的韩非，现代的马恩，都没有政治实践的机会，是理论家而非实践家。但是，韩非死于非命，马恩厄运不断，一样无世在下。这是它们理所当然的报应，天理之所当然，因果之所必然。
马家右派倾向西方，中间派倾向儒家，相对略正。主张马主儒辅者，陈先达教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堪称样板。其文一方面强调马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方面主张继承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同时认同西方先进文化，颇为应时当令。
东海2017年8月微言指出，在现中国，醇儒固然不行，反儒家反西方的纯种马也不行。只有马儒通吃、兼容西学的知识分子如陈先达教授，最契合这个时代的要求，故最受欢迎，最易吃香。当然，要在物本主义的主导下将物本主义、仁本主义、人本主义三种文化体系结合起来，只能是苟合，儒学和西学难免沦为摆设。
对于马主儒辅、马儒通吃、兼容西学的主张，方克立堪称开山祖师。他早就概括性地提出了“马魂，儒体，西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就是“马魂，儒体，西用”的意识形态体现。社会主义是马魂，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则是马、儒、西三方价值观的混合。
殊不知，有马魂在，儒体，西用就会空洞化和摆设化。当然，也并非完全无用。十分尊儒就有十分大用，一分尊儒也有一分微用。意识形态无小事，儒学即使在其中占一个名分，多少就会起点作用。虽有社会主义的恶性限制，但仁义礼智信和文明、和谐、自由、公正、法治、诚信等良性价值观，多多少少仍会在缝隙里散发出自身的芬芳来。2021-6-28余东海集于广西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62820216095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