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命和文化生命當然都重要，但若一定要推到極端而論的話，必須承認，民族生命更重要于文化生命。
因爲有民族，就算沒了文化，理論上這個文化也有恢復的可能，沒有了民族，那就是連民族帶這個民族的文化，一起消失，再無恢復的可能。俗話的留的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就是這個道理。
此所以牟宗三说：“民族生命一受挫折，文化生命也就受挫折；当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不统一，也就诞生了悲剧。”而不反過來說的道理。
太平天囯要恢復的是民族的生命，雖然文化上確實有過激之處，但若恢復了民族的生命，文化重回正道不是沒有可能（實際我預測太平天囯如果成功，很可能從第二代起就會回歸中國傳統文化）。但民族生命不恢復，什麼文化生命也談不上。
所以曾國藩罪惡滔天。牟宗三說他是第二等人，已經是很高很客氣的評價了，曾國藩那配得上第二等。
至於說滿清“文化主统为儒家”，也是自作多情罷了。滿清真正信的是堂子薩滿妖神，哪裡真的信仰過儒家？滿清的漢化儒化，比北魏差的遠了。
滿清不可能真的信奉儒家。退一萬步說，就算滿清真的信奉儒家了，只要它與漢族為敵，對漢族又有什麼好處。它若竊取漢族的儒家，亦不過鳩佔鵲巢罷了。
爲儒家計，跟曾國藩糾纏不清，沒任何好處，早劃清界限早有利。對曾國藩要正名爲偽儒，開除出儒家系統——說曾國藩是偽儒，根據甚多，本是事實，一點不冤枉他。對太平天囯則要兩面評價，太平天囯雖然反儒，但具體行動中有些是符合儒家原始教義的，比如尊王攘夷，那不是儒家的口號？曾國藩跪倒在夷狄腳下，太平天囯挺身驅逐夷狄，誰更符合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