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眼人知道，宋朝的灭亡，是华夏文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所以有“崖山以后无中国”之说，所以日本史学界有“南宋灭亡，标志着古典中国的终结”之说。
许多人说南宋亡于蒙古无可避免，因为南宋的军事实力弱于蒙古，或曰南宋“腐败”，但当时朝鲜的军事实力不是比南宋更弱么？朝鲜小朝廷就比南宋清廉么？为何朝鲜避免了遭蒙古直接统治的命运呢？
现在明眼人知道：若没有外力，再腐败也不会亡国。
南宋的灭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南宋的抵抗能力比朝鲜强得多，依照“自古能战方能言和”的道理，南宋在蒙古铁蹄下妥协求存的机会，比朝鲜大得多。
但是，因为战略的巨大错误，南宋落得个彻底灭亡的命运，宋之亡，很大程度上是自取灭亡，其中宋理宗起了首要的作用。他的主要政绩——“端平入洛”，令蒙古全面侵宋的时间，大大提前，他以议和为耻的理学作风，把南宋导向了遭蒙古彻底攻灭的死胡同。
1233年，权奸史弥远病死，29岁的宋理宗赵昀亲政，宋理宗崇尚理学，血气方刚，一心要做恢复中原的“中兴之主”，乘金国危急，下诏联蒙灭金，1234年正月初十，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宋将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运回临安，南宋君臣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庆祝“靖康之耻”的报仇雪耻。
金国灭亡后，蒙古军依照事前双方撤离河南的盟约，撤退到黄河以北，而得意洋洋的宋理宗，却头脑发热，胸中腾起了恢复中原的宏图伟略，企图乘蒙古军北撤，一举收复河南全境：灭金后的四个月内，宋理宗就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谒祖陵，锋芒毕露，并且启用急于立功以取代史家势力的主战派——赵范、赵葵兄弟。
而另一方面，赵昀又要做出“求直言”、从善如流的样子，广泛征求文武大臣的意见，结果支持的多是那些并无政治、军事经验，却一心立功上位的新人，典型如赵氏兄弟，（他们一如今天极力怂恿习近平打美、攻台的愤青、“鹰派”），而朝中资深大臣大多数反对。参知政事乔行简当时带病在家，听说此事后立即抱病上书道：“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 知官告院张煜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当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刚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则说：“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令人意外的是，在外的战区将帅几乎全都反对出兵。赵范的参谋官丘岳就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
主持灭金之战的史嵩之（史弥远侄子），认为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并表示自己宁肯抗旨也不发兵。
由上也可见，懂行的未必激进，军人不一定“热血”，“热血”的愤青愤老，往往都是无知的化身，“无知者无畏”。
虽然懂行的人齐齐反对，愤青皇帝宋理宗仍然撕下了“从善如流”的面具，他“中兴”心切，撇开经验丰富的统帅史嵩之，下诏愤青赵范、赵葵兄弟携大将全才子，统军六万进攻河南。
结果正如反对派所料：宋军收取的商丘、汴梁、洛阳早被蒙古军屠杀掳掠得所剩无几，如同空城，而中原大地被蒙古军屠杀得千里无人烟，根本筹不到粮草，宋军粮草必须由淮南千里转运，由于蒙古军北撤时故意掘开黄河南大堤，导致黄河改道自江苏入海，淮西大片成泽国，更增加了宋军的粮草困难。
蒙古人的“三光政策”很野蛮，但极有效，收到了不费一兵一卒，却让敌方站不住脚的效果。宋军在河南要人找不到人，要粮找不到粮，又因为没有骑兵，机动性很差，很快因为蒙古骑兵的伏击和粮道被阻断，而陷入了绝境，还没等到蒙古军攻城，饿得撑不下去的宋军，就不得不主动放弃洛阳、汴梁、商丘等光复地区，向南突围，结果便成了蒙军骑兵的活靶子，全子才的先遣部队三万人基本全军覆没， 赵范、赵葵兄弟仓皇逃回淮南。
宋理宗的“端平入洛”以惨败而告终。在军事实力大弱于蒙古的形势下，愤青宋理宗的军事盲动，使得蒙古攻宋的时间大大提前，南宋战略上滑落被动，而且经此惨败，士气大挫，开始有了“恐蒙症”。
本来，依蒙、宋军力对比，宋军进攻不行，防守尚有余力，宋理宗这时应该与蒙古议和，签订正式合约，把送给金国的岁币，转送给蒙古，以拖待变。因为和平有利于宋朝不利于蒙古，在和平条件下，草原民族的衰落是很快的。
但理学盛行的南宋末年，宋人已失去了北宋妥协求存的韧性，深以赵构的议和“称臣”为奇耻大辱，僵硬得视任何不平等的“议和”为耻，这就是理学的致命缺陷——只重牌坊而不讲实效，甚至重“名节”而不要生存，所以说儒家理学，不折不扣是亡国之学。
宋理宗就是兴起理学的第一个皇帝。
有人认为南宋的这种僵硬，是“血性”——南宋比北宋更有血性，殊不知这种“血性”，正是南宋亡国的原因。在这种“血性”不妥协的氛围下，宋理宗身后的贾似道，也不肯与蒙古议和，宁愿彻底灭亡。
而蒙古灭宋战争持续四十年，代价巨大，不折不扣是一场惨胜，本来宋朝是有本钱妥协求存的。
这种理学的僵硬传到明朝，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宁可亡国，也不议和”——而崇祯之亡国，果然比宋朝大大地彻底，亡得连头发和衣裳，都被鞑子改了。
与宋理宗相仿的，是天天晚上在床上默背理学信条的愤老蒋介石，1946年，在中苏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蒋介石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结果斯大林转而全力扶持中共颠覆国民党的统治，苏联以9亿美元的军火和物资，扶持中共打败了受到美、英军火禁运的国民党。蒋介石不妥协的“血性”，不仅没有保住外蒙地盘，连大陆的江山都丢了。
本来，在1946年夏，中华民国已经被靠山美国抛弃，蒋介石要想保住大陆江山，唯一的办法是向斯大林称臣，就如赵构向金国称臣那样，因为斯大林深知毛泽东是什么东西，并不希望中共统一，斯大林当然知道：只有在分裂的情况下，中共才会最听话。
但是蒋介石以宋金议和为耻的理学信条（如“汉贼不两立”等等），令他错过了保国的最后机会；试看蒋介石最崇拜的文天祥是什么人？是一个打仗没本事，亡国有豪情的理学“名节”之徒——文天祥也是史可法的先声。
曾节明 2018.12.24戊戌甲子庚寅平安夜于雪夜纽约州
许多人说南宋亡于蒙古无可避免，因为南宋的军事实力弱于蒙古，或曰南宋“腐败”，但当时朝鲜的军事实力不是比南宋更弱么？朝鲜小朝廷就比南宋清廉么？为何朝鲜避免了遭蒙古直接统治的命运呢？
现在明眼人知道：若没有外力，再腐败也不会亡国。
南宋的灭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南宋的抵抗能力比朝鲜强得多，依照“自古能战方能言和”的道理，南宋在蒙古铁蹄下妥协求存的机会，比朝鲜大得多。
但是，因为战略的巨大错误，南宋落得个彻底灭亡的命运，宋之亡，很大程度上是自取灭亡，其中宋理宗起了首要的作用。他的主要政绩——“端平入洛”，令蒙古全面侵宋的时间，大大提前，他以议和为耻的理学作风，把南宋导向了遭蒙古彻底攻灭的死胡同。
1233年，权奸史弥远病死，29岁的宋理宗赵昀亲政，宋理宗崇尚理学，血气方刚，一心要做恢复中原的“中兴之主”，乘金国危急，下诏联蒙灭金，1234年正月初十，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宋将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运回临安，南宋君臣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庆祝“靖康之耻”的报仇雪耻。
金国灭亡后，蒙古军依照事前双方撤离河南的盟约，撤退到黄河以北，而得意洋洋的宋理宗，却头脑发热，胸中腾起了恢复中原的宏图伟略，企图乘蒙古军北撤，一举收复河南全境：灭金后的四个月内，宋理宗就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谒祖陵，锋芒毕露，并且启用急于立功以取代史家势力的主战派——赵范、赵葵兄弟。
而另一方面，赵昀又要做出“求直言”、从善如流的样子，广泛征求文武大臣的意见，结果支持的多是那些并无政治、军事经验，却一心立功上位的新人，典型如赵氏兄弟，（他们一如今天极力怂恿习近平打美、攻台的愤青、“鹰派”），而朝中资深大臣大多数反对。参知政事乔行简当时带病在家，听说此事后立即抱病上书道：“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 知官告院张煜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当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刚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则说：“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令人意外的是，在外的战区将帅几乎全都反对出兵。赵范的参谋官丘岳就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
主持灭金之战的史嵩之（史弥远侄子），认为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并表示自己宁肯抗旨也不发兵。
由上也可见，懂行的未必激进，军人不一定“热血”，“热血”的愤青愤老，往往都是无知的化身，“无知者无畏”。
虽然懂行的人齐齐反对，愤青皇帝宋理宗仍然撕下了“从善如流”的面具，他“中兴”心切，撇开经验丰富的统帅史嵩之，下诏愤青赵范、赵葵兄弟携大将全才子，统军六万进攻河南。
结果正如反对派所料：宋军收取的商丘、汴梁、洛阳早被蒙古军屠杀掳掠得所剩无几，如同空城，而中原大地被蒙古军屠杀得千里无人烟，根本筹不到粮草，宋军粮草必须由淮南千里转运，由于蒙古军北撤时故意掘开黄河南大堤，导致黄河改道自江苏入海，淮西大片成泽国，更增加了宋军的粮草困难。
蒙古人的“三光政策”很野蛮，但极有效，收到了不费一兵一卒，却让敌方站不住脚的效果。宋军在河南要人找不到人，要粮找不到粮，又因为没有骑兵，机动性很差，很快因为蒙古骑兵的伏击和粮道被阻断，而陷入了绝境，还没等到蒙古军攻城，饿得撑不下去的宋军，就不得不主动放弃洛阳、汴梁、商丘等光复地区，向南突围，结果便成了蒙军骑兵的活靶子，全子才的先遣部队三万人基本全军覆没， 赵范、赵葵兄弟仓皇逃回淮南。
宋理宗的“端平入洛”以惨败而告终。在军事实力大弱于蒙古的形势下，愤青宋理宗的军事盲动，使得蒙古攻宋的时间大大提前，南宋战略上滑落被动，而且经此惨败，士气大挫，开始有了“恐蒙症”。
本来，依蒙、宋军力对比，宋军进攻不行，防守尚有余力，宋理宗这时应该与蒙古议和，签订正式合约，把送给金国的岁币，转送给蒙古，以拖待变。因为和平有利于宋朝不利于蒙古，在和平条件下，草原民族的衰落是很快的。
但理学盛行的南宋末年，宋人已失去了北宋妥协求存的韧性，深以赵构的议和“称臣”为奇耻大辱，僵硬得视任何不平等的“议和”为耻，这就是理学的致命缺陷——只重牌坊而不讲实效，甚至重“名节”而不要生存，所以说儒家理学，不折不扣是亡国之学。
宋理宗就是兴起理学的第一个皇帝。
有人认为南宋的这种僵硬，是“血性”——南宋比北宋更有血性，殊不知这种“血性”，正是南宋亡国的原因。在这种“血性”不妥协的氛围下，宋理宗身后的贾似道，也不肯与蒙古议和，宁愿彻底灭亡。
而蒙古灭宋战争持续四十年，代价巨大，不折不扣是一场惨胜，本来宋朝是有本钱妥协求存的。
这种理学的僵硬传到明朝，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宁可亡国，也不议和”——而崇祯之亡国，果然比宋朝大大地彻底，亡得连头发和衣裳，都被鞑子改了。
与宋理宗相仿的，是天天晚上在床上默背理学信条的愤老蒋介石，1946年，在中苏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蒋介石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结果斯大林转而全力扶持中共颠覆国民党的统治，苏联以9亿美元的军火和物资，扶持中共打败了受到美、英军火禁运的国民党。蒋介石不妥协的“血性”，不仅没有保住外蒙地盘，连大陆的江山都丢了。
本来，在1946年夏，中华民国已经被靠山美国抛弃，蒋介石要想保住大陆江山，唯一的办法是向斯大林称臣，就如赵构向金国称臣那样，因为斯大林深知毛泽东是什么东西，并不希望中共统一，斯大林当然知道：只有在分裂的情况下，中共才会最听话。
但是蒋介石以宋金议和为耻的理学信条（如“汉贼不两立”等等），令他错过了保国的最后机会；试看蒋介石最崇拜的文天祥是什么人？是一个打仗没本事，亡国有豪情的理学“名节”之徒——文天祥也是史可法的先声。
曾节明 2018.12.24戊戌甲子庚寅平安夜于雪夜纽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