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狼」趙立堅的發家史
ALEX W. PALMER
2021年7月7日
ILLUSTRATION BY OLIVIER BONH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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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30日，週一上午，澳洲總理史考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正在官邸工作，一名助手提醒他注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一條推文。在對日本進行短暫外交訪問後，莫里森即將結束為期兩週的隔離，他上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與澳洲葡萄酒出口商通電話，討論剛剛生效的中國關稅，有些高達212%，這是北京對澳洲實施的一系列不斷升級的懲罰性經濟措施中的最新進展。
但這條由名為趙立堅的外交官發布的推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攻擊。「對澳洲士兵殺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感到震驚，」他寫道。「我們強烈譴責此類行為，並呼籲追究他們的責任。」推文附上了一張電腦插畫，上面畫著一名澳洲士兵用一面巨大的澳洲國旗蒙住一名阿富汗兒童，正準備割開他的喉嚨。「不要害怕，」標題寫道，「我們給你帶來和平！」當天早上這條推文出現在網上時，澳洲議會大廈裡的人們倒吸一口涼氣。
那個月早些時候，澳洲國防軍督查長公布了對澳洲精銳部隊在阿富汗犯下的戰爭罪指控的四年調查結果。該調查列出了殘暴和無法無天的軍隊制度風氣，涉及25名士兵參與非法殺害39名平民和囚犯，其中大部分事件發生在2012年。該報告佔據了數週的新聞頭條，並在澳洲引發了一場痛苦的舉國反思。這個國家最嚴重的罪行已被其政府記錄在案，接著卻看到外國官員將其當作武器用在一條諷刺推文中，這是一種幾乎令人無法理解的侮辱。一位前澳洲政府高級官員說：「我想像不出什麼樣的表達可以塑造得比這更能激怒澳洲，同時又如此冷漠無情。」
趙立堅以前曾經上過一次頭條，那次是因為大流行初期的一條推文，他在推文中提出了病毒起源於美國的陰謀論。「零號病人是什麼時候在美國出現的？」趙立堅寫道。「有多少人被感染？醫院的名字是什麼？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那一次，美國國務院召見了中國大使，抗議這個指控。
但趙立堅對阿富汗事件的猛烈抨擊完全不同。這條推文蓋過了戰爭罪行報告，成為澳洲最大的新聞，成為第二次舉國反思的轉折點——這一次是對中國。那位前政府高級官員說：「在此之前，從總理官邸的院子到郊區燒烤派對，從未出現過舉國上下都在談論中國攻擊性、脅迫性外交的情形。」趙立堅發文後不到兩個小時，莫里森就在電視上從他的官邸發表了現場講話。他譴責這條「真正令人反感」的推文，並要求中國政府道歉。「中國政府絕對應該為這個帖子感到羞恥，」莫里森說。「它玷污了他們在世界眼中的形象。」
但莫里森也謹慎地傳達出，澳洲隨時準備好與中國進行對話。莫里森說：「我希望這個相當糟糕的事件能夠有助於從零開始，不附加任何條件地重新啟動對話。」這種瞻前顧後的態度含蓄地承認了澳洲令人傷腦筋的處境——也是對中國的好戰言論與沉重的經濟和政治壓力緊密相連的確認。
在推文事件發生時，澳洲正受到中國針對其十餘種商品或實際、或威脅要進行的一系列貿易制裁，包括葡萄酒、牛肉、大麥、木材、龍蝦和煤炭。政府的迴旋餘地有限，因為中國市場佔澳大利亞出口總額的36%，而且據估計，每13個澳洲工作崗位當中就有一個與中國市場相關。對澳洲商品徵收關稅顯然是為了報復坎培拉不久前對中國影響力的抵抗，例如禁止華為在該國建設5G基礎設施、通過禁止外國干涉澳洲選舉和公民社會的法律，以及呼籲對新冠病毒起源進行獨立調查。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國家安全學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院長、《印太帝國》(Indo-Pacific Empire)一書的作者羅裡·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表示，澳洲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的外交試驗場：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和美國的盟友，雖然處於中等強國地位，但卻在阻撓中國主導該地區的努力。他說：「對於樹立反抗榜樣的國家，中國一直在進行懲罰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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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很容易將趙立堅的推文視為偶然的挑釁，並將其本人視為這場地緣政治劇中的一個小角色。但事實上，他的影響是巨大的。儘管兩年前幾乎沒人知道趙立堅，哪怕是在中國，但是他已經迅速而徹底地改變了中國與其盟友和對手的溝通方式。他在網路上肆無忌憚的言辭風格蔓延到了中國整個的外交使團，取代了數十年來中國公開聲明中拐彎抹角的外交辭令和令人費解的共產主義套話的冗長組合。
起初，趙立堅似乎是個人行動，把Twitter當成他的私人棍棒，那時只有為數不多的中國外交官使用這個平台。就在他的外交部上司和同事大肆宣揚「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際，趙立堅以近乎殘暴的歡快抨擊批評者：對中國的批評是「骯髒的謊言」，一名與趙立堅意見相左的外國官員則是「一個沒有靈魂和國籍的人」。
事實證明，趙立堅的時機非常好。隨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制定了更加強大和自信的外交政策，趙立堅在這個時候為中國外交引入了一種新的、紊亂的基調——事實證明，這種基調與主席的願景相得益彰。在網路和媒體上，趙立堅被稱為「戰狼」外交官，這個綽號取自兩部同名的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國動作片。
趙立堅最近的崛起，反映了中國對自身力量的更廣泛覺醒，這一進程已經醞釀了幾十年，因疫情的暴發而大為加速。今天，隨著疫情慢慢消退，對下一場戰鬥的控制權的爭奪正緊鑼密鼓地展開，一個開始警惕起來的世界正在注視著中國發現它自己的聲音——一個聽起來很像趙立堅的聲音。
2018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加入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進黨章的習近平思想，指的就是習近平自2013年擔任國家主席以來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仍然希望實現的目標。在國內，他鞏固了個人集權領導地位，發起了一場徹底根除腐敗（以及潛在對手）的運動，並加強了對社會各個層面的控制，以確保黨至高無上的地位。
習近平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也同樣明顯。他在第一個任期裡將外交部的預算增加了一倍，並設立新辦事處和協調機構，以求集中控制並理順外交行動的執行過程 。他就外交事務發表的講話已經比中共歷史上任何一位總書記都要多。習近平外交思想——即國際體系應該具有「中國特色」，讓中國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是當今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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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外交政策願景與他想在中國復興中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他想在中國名垂青史，」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中國項目負責人孫韻說。「他把自己與毛鄧相比。按照他的說法，毛澤東解放了中國，鄧小平讓中國富裕起來。他能做什麼？留給他的唯一選擇就是讓中國強大起來。」對習近平和黨內其他領導人而言，強大不僅代表了傳統的硬實力，還包括主宰國外信息空間，「傳播好中國聲音」，中共稱之為「話語權」。
金融危機之後，塑造和控制外國對中國敘事的努力才真正開始。滿懷著對中國模式優越性的新自信，中共開始大舉投入以提升國家媒體的全球影響力，包括在2009年4月創辦《環球時報》的英文版，這家民族主義小報由黨控制。在習近平治下，中共對話語權的關注只增不減。據估計，中國每年要用100億美元來尋找接觸外部受眾的新途徑，並使輿論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傾斜。中國官媒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廣告宣傳，以增加在Facebook等西方平台上的影響力，根據民主研究和倡導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環球時報》、CGTN和新華社都是Facebook上增長最快的媒體之一。
隨著資金激增而來的，還有新的挑釁信息。雖然中國官方話術中一直存在一種好戰的緊張感，但這仍代表對中國常規外交表態的背離。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曾經寫道，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與中國恢復邦交十分困難，部分原因就是「北京的外交手腕太過微妙迂迴，基本全都超出了華盛頓的我們能夠理解的範疇」。
這種微妙有時是故意為之。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發現自己因鎮壓天安門抗議而面臨國際的強烈反對。後毛澤東時代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意識到這對他的現代化計劃構成了威脅，於是提出了國家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鄧小平說——最終被簡單總結為「韜光養晦」。
在美國霸權時代，鄧小平的方針在國外對中國大有助益，但在國內則沒那麼受歡迎。在一定程度上，因為溫和的外交傳統，外交部通常被視為弱者，沒法與權力更大的同級機構相提並論，比如在國內行使權力的國家安全部，以及監管利潤豐厚行業的商務部。而另一方面，外交部的工作——與外籍人士交流互動，並將其態度傳達給北京——往往也導致中國外交官遭到鷹派和民族主義者的嘲諷質疑，他們總將外交部稱為「賣國部」，認定其在國家安全和主權問題上做出了妥協。普通公民也在表達他們的態度：據中國外交官之間流傳的一則軼事，外交部有時會收到國民寄來的鈣片，要他們表現得更有骨氣。
「韜光養晦」策略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開始瓦解，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美國製造的兩次全球衝擊。首先是伊拉克戰爭，它向中國領導人展示了美國實力令其震驚和意想不到的一面。但關鍵轉折點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如果說伊拉克戰爭損害了美國的道德領袖地位，那金融危機則是對美國基本實力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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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中國官員對西方專家關於改革中國金融體系的指點既有感激，也有不滿。西方的經濟崩潰給中國領導人提供了證據，證明他們的體制就算不是更好，也和西方一樣好；他們覺得中國已經能和西方平起平坐，而不僅僅是個學徒。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在《與中國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書中回憶了2008年6月與中國高級官員王岐山的一次會面。「你曾經是我的老師，」王岐山說。「看看你們的制度吧，漢克。我們都不確定是否還應該向你們學習了。」
2010年，在河內舉行的東盟(ASEAN)外長會議上，世界第一次感知到了正在發生的轉變。在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支持了東盟對南海航行自由的擔憂、宣稱該問題事關美國「國家利益」之後，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突然退出了會議。等到他在一小時後重新現身，是為了發表長篇大論的抨擊，據稱他在講話中嘲諷了越南東道主，並直視新加坡外長說，「中國是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只是一個事實。」（最近在阿拉斯加與美國官員會面時，現任中共最高外交官員的楊潔篪也表現得同樣火爆。）
在私下場合也能感覺到這種變化。2011年，一位歐洲學者在訪問北京時見到了一位中國著名外交政策思想家，後者長期公開主張與美國合作。他們坐在一間辦公室裡談話，直到那位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隱晦提及自己被監聽，然後將談話轉移到了一家餐廳，那裡的背景音和動靜更大。他在餐廳裡發出了一個警告：「結束了，像我這樣的人完了，」那位公共知識分子說。「沒有人還相信合作的願景。現在的爭論變成了，我們應該現在就獨斷，還是以後再獨斷？這就是唯一的爭論。」
此後不久，隨著習近平的上台，中美雙邊關係中不斷擴大的裂痕變得更難以忽視了。在已經習慣得到中國合作或配合的一些領域，美國突然發現它變成了一個頑抗（如果不是敵對）的新興大國。然而，與這一形勢相適應的敘事仍然缺失。意想不到的是，確立中國與世界互動新模式的人，是一位被派駐巴基斯坦、主要活躍於Twitter的級別相對較低的中國外交官——趙立堅。
趙立堅在職業生涯早期——他沒有回應本文的採訪請求——幾乎沒有展現出會成為中國「戰狼」外交官的跡象。前國務院政策規劃部門南亞負責人丹尼爾·馬基(Daniel Markey)第一次見到他是在2011年。初次見面時，趙立堅是一名級別更高的中國使館官員的陪同。當馬基和這位高級官員討論巴基斯坦和印度時，趙立堅幾乎沒有說話。「我當時對他評價不高，」現為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級研究教授的馬基說。「他只是待在那裡。」
趙立堅後來邀請馬基到華盛頓市中心很受歡迎的餐館重慶樓吃午餐。那是一場投契而放鬆的談話，直到他們聊到巴基斯坦問題。趙立堅對美國與巴基斯坦的互動方式表示了強烈的憤怒。當時，美國和中國在南亞政策上合作良好。馬基說：「大家都沒理由去找不自在。」這頓午餐後，趙立堅給他留下的印象是「鋒芒畢露」，但是個有涵養和學識的人。
趙立堅1996年加入外交部並迅速晉陞，最初在北京的亞洲事務部工作。2009年，在歐巴馬總統開始他的第一個任期後，趙立堅成了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政治處的一等秘書，這對一個處於上升期的外交官來說是一項美差。在華盛頓，中國外交官以專業、準備充分和不跟外人打交道著稱。大多數人住在同一棟公寓樓或大使館提供的住房裡，空閑時間在城市北部的貝塞斯達地區度過。他們閉門不出，只與當地的華人社區交往，大多在中餐館吃飯。
在華盛頓外交圈子裡，台灣和日本等其他東亞代表團以舉辦晚宴、泳池派對和燒烤活動聞名，有開放式酒吧和現場音樂，出席者有時達到數百之眾，中國大使館難以與之相比。外國人幾乎從來不會被邀請到中國的外交官邸。他們的外交官進行社交活動時都是正式場合：官方午餐——總是在中餐館——或者像一位前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官員說的那樣，是「在大使館地下室舉行的乏味的派對，吃的是糟糕的自助餐」。
同樣的保守態度在工作上也很盛行。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前東亞和太平洋事務政策主任弗蘭克·季努茲(Frank Jannuzi)說，「可以說，他們大使館的一個缺點是，他們的工作人員傳統上受到相當嚴格的控制，有層層內部安全措施。」與外國同行的會晤幾乎總是成對進行，大概是為了讓兩位中國外交官能夠互相監視，並彙報任何可疑情況。這種激勵機制阻礙了任何結交外國朋友的嘗試。「你不希望被視為一個單獨與美國人會面的人，」這位前國安會官員說。
中國大使館和大多數使館一樣，等級森嚴，由大使和副團長負責最重要的事務。即使作為一名一等秘書，趙立堅也很少公開露面：據那位前國安委員會官員說，他在會上的身份是「標準的筆記員，為大使提包，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在此期間與趙立堅接觸過的美國外交政策專家回憶說，當時他是一位年輕的外交官，負責內部事務，比如準備報告和向上級彙報。不過，在真的與外界直接合作時，趙立堅可能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曾與他合作過很多項目的企業高管回憶說，趙立堅「極其挑剔、傲慢、不友好、刻薄」。在一次這樣的合作中，由於沒有達到趙立堅的要求，這位高管受到一通批評，趙立堅列舉了他所有的失望之處。「他就不是個很好的人，就這麼簡單，」這位高管說。甚至趙立堅的一些同事也認為他易怒、自命不凡，有異乎尋常的民族主義。
但是，當趙立堅在美國待了四年後回到北京時，兩國雙邊關係的氣氛和基調發生了明確無誤的轉變：歐巴馬政府已經宣布將「重返」亞洲；習近平是國家主席和共產黨領導人；兩國之間的關係開始呈現出螺旋式下降。如果趙立堅從他在華盛頓的經歷中得出什麼結論的話，那很可能也是和兩國首都的許多人同樣的結論：中國來了，韜光養晦的時代已經結束。
然而，趙立堅在美國期間最重要的成就可能是一件當時沒有被注意到的事情：2010年5月，他開通了Twitter帳號。
五年後，也就是2015年的秋天，趙立堅來到了巴基斯坦。在此期間，他的Twitter帳號幾乎完全處於休眠狀態。2010年5月8日，他在自己的第一條推文裡寫道：「母親節快樂。」此後兩年，這個帳號一直沒有消息，直到2012年5月5日，他用中文發推文「你好」。兩個月後，他發布了四條看似隨機和荒謬的信息，比如「@jacuib07 Mizzelle is.gd/LCCdAV」。被提及的是一位澳洲的老奶奶，只有幾十名粉絲；該鏈接被重新定向到一個現已關閉的名為bibankle.info的網站。
然而，幾乎一到巴基斯坦，趙立堅就又開始發推文了。他有理由相信，一位直言不諱的中國外交官會在該國受到歡迎。趙立堅曾在巴基斯坦工作過，那是他在外交部的第一次外派任務；這是一個特別有利於中國咄咄逼人的外交的地方。1950年，巴基斯坦是第一批將外交承認從台灣流亡政府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共產主義國家之一，比其他地區國家更早押注於中國的崛起。中國外交官稱巴基斯坦為「巴鐵」、「全天候夥伴」；巴基斯坦政客經常將兩國的友誼描述為「比喜馬拉雅山還高，比世界最深的海還深，比蜜還甜」。對中國外交官來說，巴基斯坦是他們的第二個家。
趙立堅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抵達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以下簡稱CPEC)的第一批項目正在落地。CPEC在2013年啟動，中國承諾在能源和基礎設施方面初步投資共計460億美元，這相當於巴基斯坦國民生產總值的20%。這個夥伴關係是習近平標誌性外交政策項目「一帶一路」的奠基石，該項目力圖在亞洲各地乃至世界修建基礎設施，以此加強中國全球商業中心的地位。巴基斯坦似乎每週都會宣布一批新的中國投資，但當時沒有發言人負責處理CPEC相關的事宜，發出的信息有時會不清楚或不完整；而中國大使館則基本保持了沉默。
同一時間，在向巴基斯坦投注了15年資金、資源和注意力卻沒有得到什麼回報後，失望而幻滅的美國開始撤回自己的存在。在巴基斯坦媒體和社群媒體上一度極其活躍的美國使館工作人員開始變得低調。踏入那片空白的，正是趙立堅。他成了有關CPEC全部事宜的唯一聲音，不論是在Twitter上，還是更嚴肅的官方交流中。「他那時是中國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外交的門面，」伊斯蘭瑪巴德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Security Studies)執行理事艾米提亞茲·古爾(Imtiaz Gul)說。「他在媒體上的存在感遠遠超過大使。」
這是趙立堅第一份面向公眾的工作，對任何外交官來說，這都是一個巨大的飛躍，尤其是在中國的體系中。而如果說趙對此有任何不安的話，他都沒有表現出來。他經常被看到和顯要政客、記者以及商界人士共進晚餐。他遊歷巴基斯坦的方式對即便常駐那裡的外交官來說也堪稱罕見。「他到處都去了，」Aaj新聞的主持人肖卡特·皮拉查(Shaukat Piracha)說。「我在巴基斯坦旅行的次數也沒有趙先生多。」
趙立堅樹立起了一個工作努力且負責的口碑。當問題出現的時候，比如巴基斯坦學生赴中國留學出現簽證困難時，他會確保立即予以解決。對他來說，沒有什麼細節是不重要的，尤其是涉及CPEC時。「我們忘記了那些道路和高速公路會經過的城市名字，但他能脫稿把這些城市和它們的項目記起來，」古爾說。趙立堅代表著中國數百億美元投資的這一事實加強了他的地位和知名度。
趙立堅的每一步都受益於美國在巴基斯坦的失敗，以及它為下一個潛在超級大國留下的可借鑒的經驗。儘管美國在巴基斯坦的基礎設施和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但美國大使館無法在那裡博得好感。由於未能突破巴基斯坦媒體的刺耳喧囂，積極傳遞信息的嘗試進一步受阻。「我們一再失敗，一直失敗，」前國務院官員馬基說。美國在人員、媒體時間和廣告以及實體項目上花費了巨額資金。這些都沒用，中國人注意到了這一點。「對我們的觀察使他們受益，」馬基說。「他們觀察到我們花費了數百億美元，卻沒有明顯改善廣泛的公眾情緒。」
趙立堅因一再強調巴基斯坦在反恐戰爭中的犧牲而贏得讚譽——許多巴基斯坦人認為美國未能正確認識到這一點。「我們開始注意到北京在2011年、2012年左右推動這條路線，當時和美國的關係惡化了，」詳盡報導了CPEC的巴基斯坦記者瓦賈哈特·S·汗(Wajahat S. Khan)說。「而這傢伙把它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從他在巴基斯坦任職開始，Twitter的存在就成了趙立堅的外交形象的一部分。但隨著趙立堅越來越習慣Twitter，他的節奏和語氣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他的語氣。2016年7月上旬，他發布了一系列挑釁性的推文。首先是歐巴馬總統化身鉚工羅西(Rosie the Riveter)的卡通漫畫，疊加在模糊的國會大廈照片上。「從我有夢想到我有無人機，「趙立堅寫道。第二天，他貼出一幅漫畫，顯示美國導彈擊中了一個標有「阿富汗和平談判」的墳墓，寫道：「巴基斯坦內政部長尼薩爾：阿富汗和平談判被美國用無人機活活炸死了。」趙立堅正在發現這個平台的力量。
同年，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亞洲項目的大西洋事務高級研究員馬安洲(Andrew Small)在巴基斯坦與趙立堅見面。當時趙的Twitter粉絲數量還不是很多，巴基斯坦其他外交官和觀察人士還不確定該如何看待他。馬安洲記得當時他標記了趙立堅的一些推文，拿給一名歐洲官員看。「我一直在仔細查看他的推文頁面，他以前發的那些東西都是反美內容和奇怪的漫畫。」馬安洲向該官員保證，趙立堅的確是一名中國外交官。
他開始頻繁發推，幾乎都是用英文，內容大多是關於CPEC的，尤其是在該倡議受到巴基斯坦記者和國際觀察人士審視的時候，這些人士對該協定的條款、各個項目的花費和對環境造成的後果提出了質疑。儘管趙立堅的許多帖子都是轉發他人推文，但他在網上像在生活中一樣回應及時，他會回答幾乎所有對他的批評和問題，無論出自哪裡。被視為反對CPEC的人被拿出來成為「今日笑料」，而提出關於電站、施工時間表和經濟特區問題的普通巴基斯坦人，則會得到明確且個人的回答，有時候他會加上 #AskLijianZhao 這個標籤。
趙立堅本人承認他當時做的事情很不同尋常，尤其是以中國外交使團的標準來衡量的話。「人們看我就像看熊貓，好像從火星來的外星人一樣，」他2019年接受BuzzFeed採訪時曾說。但他的做法奏效了：在趙立堅急切地在網上和反對者與對手打口水仗吸引了大多數注意力的同時，他也證明自己是個老練的發言人，深知如何贏得朋友和擁躉。他提供的信息大多都不是宣傳，只是關於CPEC的具體細節。在一個謠言滿天飛、人們渴求事實的環境裡，單是這一點就堪稱革命性。
趙立堅尤其精於培養受眾之道。有一段時間，他給自己的帳戶名加上了「默罕默德」(Muhammad)，許多巴基斯坦人以為這意味著他是一名中國穆斯林。他還關注了一大批平民帳戶，不只是名人或記者，而是普通用戶——這些民族主義、熱衷於發展和軍事的用戶，也是CPEC天然的支持者。儘管他偶爾會宣傳中國，但趙立堅發的消息大多數時候是關於巴基斯坦的。就連他重拳出擊的語氣也常常帶有反應，與巴基斯坦鬧哄哄社群媒體環境的主流基調相一致。「簡單來說，他是個民粹主義者，」巴基斯坦大型報紙《黎明報》(Dawn)的前專欄作者西里爾·阿爾梅達(Cyril Almeida)說。「這個名聲是他苦心經營出來的。」
在祖國的社群媒體上，趙立堅也獲得了粉絲。在中國，更富裕、更加民族主義的人們急需一個能將該國不斷增強的國力變為有力國際存在的擁護者。「變得更加堅定自信，對批評聲作出回應的呼籲來自於中國最高領導層，」在西交利物浦大學(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任教、曾研究趙立堅的社群媒體活動的亞歷山德拉·卡佩萊蒂(Alessandra Cappelletti)說。但是她還說，真正的動力是自下而上的，「是源於一個愈發民族主義的社會開始感到，中國的聲音需要在國際舞台得到更令人信服的傾聽。」
隨著中國的資金流入、項目開始建設（尤其是有助有改善巴基斯坦電力缺乏的老問題的電站），CPEC在巴基斯坦公眾中愈發受歡迎。沒有其他國家願意以中國的這種規模對巴基斯坦進行投資。「在巴基斯坦有一個共識，即CPEC是一個改變命運的項目，」皮拉查說。「該共識認為CPEC會改變巴基斯坦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做到了。」與此同時，即便美國援助在持續大幅下降，美國外交官依然嚴厲斥責CPEC是債務陷阱。
國際環境也發生了變化。當趙立堅抵達巴基斯坦時，唐納德·川普離贏得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還有幾個月時間。川普在2016年春天的崛起和同年11月的當選標誌著舊的規則已經遠去。「趙立堅的時代和川普的時代緊密相連，這不是一個巧合，」斯莫爾說。「由於中國方面的行為和美國很相似，它讓事情看起來是可能的和可以接受的。在川普之前，中國的系統中沒有人會在社群媒體上做這些事情。」由於那些特別針對中國的言論，川普為同樣強烈的回應創造了話頭。「如果美國總統說中國『強姦了我們的國家’，那麼他們就獲得了很多的話語空間，」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中國的前高級研究員朱利安·葛維茲(Julian Gewirtz)說。
任何殘存的國際善意或是對歐巴馬政府的尊重很快就消失了，尤其是當川普在他的政府中堆滿了像理查德·格雷內爾(Richard Grenell)和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這樣的外交官時，後者將國務院的溝通方式明確帶向了一個更具侵略性的方向。「龐皮歐說他想重振雄風，」歐巴馬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傑弗里·A·貝德(Jeffrey A. Bader)說。「對我來說，那只是『戰狼’的英文翻譯。」更廣泛地說，中國領導層可能只是從它想要取代的權力那裡得到了提示。「我認為部分原因是中國正在觀察我們，學習和模仿我們的行為方式，」一位前國防部官員說。「我們很有侵略性。我們是『戰狼’嗎？還是說這只是大國處理自己的方式？」
在巴基斯坦，趙立堅在社群媒體上的表現更為好鬥。他的人氣迅速增長：到2017年11月，他已經積累了超過20萬的粉絲。巴基斯坦著名的外交政策思想家賽義德·裡法特·侯賽因(Syed Rifaat Hussain)說：「老實說，人們就喜歡這種。」斯莫爾回憶他曾向趙立堅詢問過他不尋常的Twitter表現及其所產生的人氣。「他顯然對自己成為一種現象感到高興，同時他也很清楚，這是他刻意為之的，是被批准的，而且將持續下去，」斯莫爾說。趙立堅是話語權的實踐者。
“民族复兴”的目标一直贯穿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至少可追溯到20世纪初。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这个目标已成为界定中国政治的叙事，是整个国家和党恢复中国曾经的伟大的努力总和。在习近平的说法中，从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谓的“百年国耻”是可耻的反常现象，是外国人的恶毒和中国不可原谅的软弱造成的。因此，民族复兴的目标要求中国强大且坚定，以防止国家被那些试图让中国软弱、驯服和分裂的外来势力欺凌。
第一部《战狼》电影在2015年首映时，影片表达的就是这种焦虑和野心的有力组合。剧情围绕着名叫冷锋的兰博式英雄及其战友们展开，讲的是他们在中国南部边境与一群没出息的前海豹突击队队员领导的雇佣兵作战的故事。影片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商业成功，获得了5.45亿元的票房收入。但2017年的续集凭借其创纪录的56.9亿元票房收入和直接的大众共鸣，超出了电影本身的意义，让《战狼2》成为一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捕捉到中国正在变化的自我形象的大片。
续集将中国描绘为一种新的军事强国。冷锋被派往一个没有给出名字的非洲国家，片中的反派是当地一个野心勃勃的军阀雇来的另一个由美国投机者变成雇佣兵的人，他的绰号是“老爹”。“老爹”最终杀死了军阀，因为后者要求雇佣兵不杀中国平民。在影片最后一场非常激动人心的战斗中，冷锋与“老爹”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老爹”持匕首逼近冷锋，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世界上只有强者和弱者，你们这种劣等民族永远属于弱者，”他说。“你要习惯，你他妈必须习惯。”当然，冷锋夺下了匕首，猛刺这个美国人，将他杀死。在给予“老爹”致命一击后，冷锋说，“那他妈是以前！”
这部描述日益崛起的中国与衰落腐败的美帝国较量的系列电影，成为习近平的新型外交官的转喻，也许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习近平敦促这些外交官为民族复兴的事业努力战斗。他们不愁找不到需要打赢的战斗：从维护对台湾和香港的控制，到在南海建立主导地位，再到结束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地区联盟体系。这些目标有个共同的主题：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让中国回到国际体系的中心。实现这些野心的努力有些已在进行中。其他的，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才刚开始。中共制定的目标是在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里程碑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被中国领导人划定了。
在国外贯彻中国愿景的外交官们听起来越来越像赵立坚，这是他的表达风格已从内部重塑了中国外交政策当权者的证明。在中国官僚机构中，总体上，大约只有4%的科员能升至县处级管理层；县处级干部中只有1%的人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对那些希望在外交部晋升的人来说，赵立坚榜样的力量是难以忽视的：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好斗形象为他获得了赞誉和人气，也为他赢得了进入外交部职权高层的机会。“在当今的中国，怎样才能在事业上脱颖而出？”总部位于悉尼的政策研究机构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说。“不是靠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对中国复兴之路——以及“战狼”外交官们帮助国家实现复兴的能力——的第一次真正考验，来自香港以及2019年初席卷该市的民主抗议活动。那年，随着抗议活动势头不断增长，新一批中国外交官们在Twitter上加入到赵立坚的行列中来。“在香港的情况出现之前，除赵立坚外，Twitter上基本上没有中国的外交存在，”布莱特·谢弗(Bret Schafer)说，他是国家安全倡导组织保卫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研究媒体和数字虚假信息的研究员。“现在我们已看到这种帐号在网上的爆炸式增长。”中国政府还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上开始了隐蔽信息行动试验，包括建立虚假的个人资料和页面。对香港抗议活动的回应，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对西方社交媒体上的所谓信息战的重大尝试。
社交媒体上咄咄逼人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平息批评，而是中国外交部门与政府宣传和信息机器呈现的一个统一战线，意在表明，在中国利益和愿望的问题上，没有商讨的余地，或者说，西方不再有否决权。他们向国内和国外听众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中国不会任人摆布，中国不再软弱，”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说，她是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专家。“他们受到的强烈指责越多，他们就回击得越有力。”
2019年7月，随着香港的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赵立坚参与了他迄今为止最有争议、最引人注目的交战。在22位联合国大使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社区的镇压后，赵立坚在Twitter上批评了美国的虚伪。“如果你在华盛顿特区，你会知道白人从来不去西南区，因为那是黑人和拉美人的地区，”他用英文写道。“有一个说法是‘黑人进去，白人出来’，意思是只要有一个黑人家庭搬进来，白人就会搬出来，公寓的价格就会急剧下跌。”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驻联合国大使的苏珊·赖斯(Susan Rice)反驳道：“你是个丢人现眼的种族主义者。而且无知得惊人。在正常情况下，你会因此被视为PNG，”她在Twitter上写道，PNG是国务院术语“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的缩写，这种人将被东道国驱逐出境。她呼吁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崔天凯“做正确的事，送他回家”。让这些公开交流成为可能的是，崔天凯一周前刚在Twitter上建了帐号，这批新建的中国外交官帐号也许受到了赵立坚巨大成功的启发。
赵立坚的推文第二天被删掉。尽管如此，他仍没有认输的意思：他很快用一张对华盛顿的种族隔离做了标示的地图取代了推文，并在Twitter上回复了赖斯。“你也丢人现眼，”他用英文写道。“而且也无知得惊人。我的驻地是伊斯兰堡。实话伤人。我只是说了实话。我十年前在华盛顿住过。给一个说了你不想听的实话的人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可耻而且恶心。”
两周后，赵立坚在Twitter上宣布他将离开巴基斯坦。他没有提新的任命。这似乎让人觉得，赵立坚终于做得太过头了——即使是按照他帮助制定的新标准来衡量。
事实是，赵立坚被提升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了，这个任命通常是升任外交部更重要职位的跳板。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赵立坚回到北京时，他看到一群聚集在他办公室外的年轻工作人员对他的归来表示欢迎。赵立坚在他的新职位上表现出与在巴基斯坦时一样的热情。2019年的感恩节周末，他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他要感激什么的英文推文，他要感激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浪费了数万亿美元……”。他还建议，考虑到美国种族歧视、警察暴行和虐待囚犯的历史，美国在批评中国人权问题之前应该先用镜子照照自己。“但我建议你最好别这样做，尤其是在睡觉前，”他用英文写道。“这会让你做噩梦。”
《环球时报》中文版赞扬了赵立坚反对赖斯这样的批评者的胆量，并鼓励其他人效仿他的做法。“中国媒体和中国外交官都将更积极行动起来，让事实大白于天下，”该报在一篇社评中写道。几个月后，当新冠病毒大流行袭来时，随着赵立坚的态度似乎渐渐出现在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努力中，上述预言被证明异常准确。
2020年2月下旬，时任威斯康星州参议院议长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罗斯(Roger Roth)收到一封Hotmail地址的电子邮件，声称是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人。发件人吴婷说她负责“中威关系”。罗斯以为这是个恶作剧。但是当发件人几周后跟进时，他让他的工作人员审查了这封电子邮件，他们确认了它的真实性。“总领事馆想知道，威斯康星州参议院是否可以考虑采纳一项声援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病毒的决议，”电子邮件写道。“这将是对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巨大鼓舞。如果您能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将不胜感激。”
邮件附上了预先写好的决议。“中国已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透明、迅速地分享病毒关键信息，为其他国家及时应对创造了机会窗口，”决议草案说。“而且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公众的风险依然很低，无需过度反应。”
“我气愤极了，”罗斯说。大约在第二封电子邮件到达的同时，大流行将会带来的痛苦变得越发清晰，包括在威斯康星州。“我所在区的人们正在失业，”罗斯说。他给工作人员口述了回复，只有一个词：“疯子。”（这句话来自二战时期，一名德军指挥官要求被包围的美国部队投降，而不服输的美国将军就用了这一个单词作为回复。）
芝加哥领事馆主动联络罗斯，这是出自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用过的一个模板。据报道，在波兰，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总统被迫打电话给习近平主席，表达对中国医疗援助的感谢——这个电话后来被用于中国的内部宣传。在东南亚，中国要求各国政府感谢中国派遣医疗队帮助抗击疫情。“这是他们在许多国家的标准做法，”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孙韵说。“但你不曾听说过，因为那些政府都照做了。”
随着大流行在中国境外加速蔓延，一连串其他例子浮出水面。去年3月，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将美国的疫情称为“特朗普大流行”，并暗示中国可以轻易禁止医疗设备的出口，没有这些医疗设备的美国将会“陷入新冠病毒的汪洋大海之中”。当荷兰将其驻台湾代表处的名称更改为包含“台北”一词时，中国警告说它可能会拒绝提供医疗援助作为回应。再小的冒犯也不放过：《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称，当一位名叫奇兰塔·阿马拉辛赫(Chirantha Amerasinghe)的斯里兰卡活动人士在Twitter上批评中国政府“低级”时，中国驻科伦坡大使馆回复说：“截至今天，#China #pandemic 中的总死亡人数为3344，比你们西方的‘高级’政府要少得多。”当时，关注阿马拉辛赫的人不到30个。
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说：“这里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西方虚伪、西方衰落、推崇中国模式。”他是《中国的文装解放军：“战狼”外交的形成》(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一书的作者。“这背后有一种意识形态。大概是说，我们的系统有一个模型，它很有效，并且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认可，而西方的系统是不道德的、破碎的和正在衰落的。其背后确实是这种‘西降’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中国党国能力的坚定信念。”
不过，这场运动不全是惩罚性的。它还包括对良好行为的奖励。“口罩外交”是回应的一个方面：利用中国对基本个人防护装备制造的近乎垄断来奖励友国，惩罚它认为的敌国。陷入困境的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向荷兰捐赠了80万个口罩，几个月后该国将举行5G电信拍卖。还有更多捐赠流向了加拿大和法国，这两个国家都未决定他们的5G基础设施。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约瑟夫·博雷尔(Josep Borrell)警告他的同事，一场“全球叙事之战”即将来临——这一评估在4月获得更多关注，当时欧盟官员们面临来自北京的压力，重写了一份关于大流行虚假信息的报告，以分散对中国政府行动的关注。
罗斯的反应不同。3月26日，他在州参议院提出了一项决议。“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新冠病毒问题上故意误导世界，”决议称，威斯康星州“声援中国人民，谴责共产党的行为”。该决议还列出了一系列中共涉嫌导致的不当行为，包括镇压藏族人和维吾尔穆斯林、独生子女政策、摘取器官、强制绝育、镇压天安门抗议、操纵货币、盗窃知识产权和限制市场准入。罗斯不确定吴婷在要求他通过决议之前是否查看了他的政党，更不用说查查他的政策立场了。如果她有，她可能就会知道他不太可能同意。
但罗斯清楚知道中国并不真的关心他或威斯康星州。“一开始，我以为他们只是来找我，”去年夏天他告诉我。“然后我意识到这是标准操作程序。他们希望我们通过它，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国家媒体播放它并说，‘看，美国，威斯康星州，在赞美我们。’”结果恰恰相反：他正在制定一项支持香港的决议。“这个完成后，我们还要制定一个关于台湾的，”罗斯说。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10月发布的一项针对14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就在赵立坚的澳大利亚推文发布的前几周，民众在过去一年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飙升，14个国家中有九个达到历史新高。这种变化在澳大利亚、瑞典和荷兰等国家尤其明显，因为它们一直是中国最好战外交策略的针对目标。自2019年以来，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上升了24个百分点，这是皮尤2008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该国变化最大的一年。61%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在疫情应对上做得不好；大部分负面看法都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地区邻国。（在疫情应对上得到更差评价的只有美国。）
调查结果证明了许多人已经提出的观点：“战狼”外交的兴起，可能会浪费美国在特朗普任内四年反复无常、弄巧成拙的外交给中国带来的机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不给他们应有的尊重，”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山卡·梅农(Shivshankar Menon)说。“问题最终会变成，‘战狼’外交是不是无法摆脱民族主义浪潮的症状——你身处其中就不知如何脱身了。”
即使在中国国内，这种新基调也引发了不安，知名学者和前外交官纷纷反对强硬派。著名外交政策学者张峰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外交话语在“削弱自身”的博文。张峰写道，中国的外交话语曾经过于抽象，而现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何不站在道义的高地，以堂堂正正之势与美国在外交话语上进行竞争呢？”他写道。“逞一时之快，与美国‘口水战’，美其名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与美国斗争的下策，只会加大中国外交成本，削弱中国国际道义。”无独有偶，人民解放军将领戴旭指出，“战狼”并未能为中国赢得任何朋友或善意。“中国曾经援助了这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也拿了中国许多好处，但关键时候，这些国家都没有与中国采取统一行动，”他写道。“战狼”唯一做的事，就是“大张旗鼓到美帝的家门口说：‘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
但中国的领导人可能并不在乎国家的好感度有多少——至少对某些受众如此。皮尤调查评估的14个国家都是先进的民主国家，许多都在欧洲。“还有别国的受众，尤其是在那些对美国主导的秩序并无强烈认同的地方，人们对此喜闻乐见，”朱利安·葛维兹(Julian Gewirtz)说。“喷子也很受欢迎。”在后特朗普时代，人们对美国长期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并不明朗，坚决对抗欧美可能是个成功的策略，特别是随着中国援助和投资激增，中国在全球领导地位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而那正是西方曾经为自己打造的角色。
赵立坚的推文为了解中国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全球受众提供了一个窗口。就在他和苏珊·赖斯的骂战前，赵立坚推动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呼应了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他重点指出的签署国有俄罗斯、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和白俄罗斯——这是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广泛联盟，其中许多都将为全球经济的未来增长提供动力，而其中一些则因人权问题变成了美国的指责对象。在最近为期11天的加沙冲突中，赵立坚在Twitter上发了一幅一只秃鹰向该地区投掷导弹的漫画。“看看‘#人权 捍卫者’给 #加沙 人民带来了什么，”他写道。凭借“战狼”外交，中国将自己定位为非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并打赌这一同盟的其他成员也同样渴望看到一个摆脱美国霸权影响的世界。
与此同时，在皮尤调查中包括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富裕国家，中国的意图可能会真如预期的那样被传递到位。“即使（中国的）声誉受损，”葛维兹说，“中国变得强势，其声音更具分量、实力更加强大的观点依然存在。”
澳大利亚可能只是预演。从宣传、威胁到广泛的贸易制裁，该国仍是这场展示软硬实力的强势运动的目标。“中国人以前会对单一行业进行经济胁迫，比如对挪威三文鱼或菲律宾香蕉，”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历史系教授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说。“澳大利亚则是在多个领域同时应战。”自2018年通过反外国干涉法以来，该国已经采取措施，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40年来对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几乎毫无质疑的热情，仍使其处境如履薄冰。去年，对中国的商品服务出口占到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8%。其他南美和非洲的资源丰富的出口国也面临类似风险，而在供应链、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依赖中国的亚洲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也是如此。（由于铁矿石价格达到创纪录的高位，而这又是中国严重依赖澳大利亚的唯一大宗商品，澳大利亚才得以避免最糟糕的后果。）
至少对澳大利亚，“战狼”外交的意图实际上就是不受欢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人畏惧。“中国可能会因其所作所为遭受一些软实力上的挫折，”前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Brookings Institution)杜如松(Rush Doshi)说，他的《长远的策略》(The Long Game)一书对中国大战略进行了分析。“但主导国际关系的到底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
在赵立坚推文和澳大利亚回应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中，令人不适的图片来源几乎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它是由一位网名为“乌合麒麟”的年轻插画家创作的。他的第一幅插画《伪神》描绘了一群香港抗议者崇拜一座诡异的自由女神像的画面，而那座神像手里拿着的是汽油弹和键盘。这些漫画为他赢了《环球时报》的大肆吹捧，以及“战狼画师”的绰号。
《伪神》问世后不久，他又发表了另一幅作品《炮灰》，描绘了一个戴着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的孩子站在铁轨中央，在迎面而来的火车前举起弹弓。一群面带笑容的成年人站在铁轨旁，他们举着雨伞保护自己免受必然的血溅三尺。孩子右边的女性似乎暗指台湾总统蔡英文，而画中三条摇尾吐舌的狗戴着类似美国国旗图案的项圈。但或许，此画最有趣的象征是无意之笔：那就是火车本身，它似乎代表了疾驰而下的中国——毫不妥协、绝不退让，好像已经无法改变方向。
ALEX W. PALMER
2021年7月7日
ILLUSTRATION BY OLIVIER BONH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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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30日，週一上午，澳洲總理史考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正在官邸工作，一名助手提醒他注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一條推文。在對日本進行短暫外交訪問後，莫里森即將結束為期兩週的隔離，他上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與澳洲葡萄酒出口商通電話，討論剛剛生效的中國關稅，有些高達212%，這是北京對澳洲實施的一系列不斷升級的懲罰性經濟措施中的最新進展。
但這條由名為趙立堅的外交官發布的推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攻擊。「對澳洲士兵殺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感到震驚，」他寫道。「我們強烈譴責此類行為，並呼籲追究他們的責任。」推文附上了一張電腦插畫，上面畫著一名澳洲士兵用一面巨大的澳洲國旗蒙住一名阿富汗兒童，正準備割開他的喉嚨。「不要害怕，」標題寫道，「我們給你帶來和平！」當天早上這條推文出現在網上時，澳洲議會大廈裡的人們倒吸一口涼氣。
那個月早些時候，澳洲國防軍督查長公布了對澳洲精銳部隊在阿富汗犯下的戰爭罪指控的四年調查結果。該調查列出了殘暴和無法無天的軍隊制度風氣，涉及25名士兵參與非法殺害39名平民和囚犯，其中大部分事件發生在2012年。該報告佔據了數週的新聞頭條，並在澳洲引發了一場痛苦的舉國反思。這個國家最嚴重的罪行已被其政府記錄在案，接著卻看到外國官員將其當作武器用在一條諷刺推文中，這是一種幾乎令人無法理解的侮辱。一位前澳洲政府高級官員說：「我想像不出什麼樣的表達可以塑造得比這更能激怒澳洲，同時又如此冷漠無情。」
趙立堅以前曾經上過一次頭條，那次是因為大流行初期的一條推文，他在推文中提出了病毒起源於美國的陰謀論。「零號病人是什麼時候在美國出現的？」趙立堅寫道。「有多少人被感染？醫院的名字是什麼？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那一次，美國國務院召見了中國大使，抗議這個指控。
但趙立堅對阿富汗事件的猛烈抨擊完全不同。這條推文蓋過了戰爭罪行報告，成為澳洲最大的新聞，成為第二次舉國反思的轉折點——這一次是對中國。那位前政府高級官員說：「在此之前，從總理官邸的院子到郊區燒烤派對，從未出現過舉國上下都在談論中國攻擊性、脅迫性外交的情形。」趙立堅發文後不到兩個小時，莫里森就在電視上從他的官邸發表了現場講話。他譴責這條「真正令人反感」的推文，並要求中國政府道歉。「中國政府絕對應該為這個帖子感到羞恥，」莫里森說。「它玷污了他們在世界眼中的形象。」
但莫里森也謹慎地傳達出，澳洲隨時準備好與中國進行對話。莫里森說：「我希望這個相當糟糕的事件能夠有助於從零開始，不附加任何條件地重新啟動對話。」這種瞻前顧後的態度含蓄地承認了澳洲令人傷腦筋的處境——也是對中國的好戰言論與沉重的經濟和政治壓力緊密相連的確認。
在推文事件發生時，澳洲正受到中國針對其十餘種商品或實際、或威脅要進行的一系列貿易制裁，包括葡萄酒、牛肉、大麥、木材、龍蝦和煤炭。政府的迴旋餘地有限，因為中國市場佔澳大利亞出口總額的36%，而且據估計，每13個澳洲工作崗位當中就有一個與中國市場相關。對澳洲商品徵收關稅顯然是為了報復坎培拉不久前對中國影響力的抵抗，例如禁止華為在該國建設5G基礎設施、通過禁止外國干涉澳洲選舉和公民社會的法律，以及呼籲對新冠病毒起源進行獨立調查。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國家安全學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院長、《印太帝國》(Indo-Pacific Empire)一書的作者羅裡·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表示，澳洲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的外交試驗場：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和美國的盟友，雖然處於中等強國地位，但卻在阻撓中國主導該地區的努力。他說：「對於樹立反抗榜樣的國家，中國一直在進行懲罰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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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很容易將趙立堅的推文視為偶然的挑釁，並將其本人視為這場地緣政治劇中的一個小角色。但事實上，他的影響是巨大的。儘管兩年前幾乎沒人知道趙立堅，哪怕是在中國，但是他已經迅速而徹底地改變了中國與其盟友和對手的溝通方式。他在網路上肆無忌憚的言辭風格蔓延到了中國整個的外交使團，取代了數十年來中國公開聲明中拐彎抹角的外交辭令和令人費解的共產主義套話的冗長組合。
起初，趙立堅似乎是個人行動，把Twitter當成他的私人棍棒，那時只有為數不多的中國外交官使用這個平台。就在他的外交部上司和同事大肆宣揚「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際，趙立堅以近乎殘暴的歡快抨擊批評者：對中國的批評是「骯髒的謊言」，一名與趙立堅意見相左的外國官員則是「一個沒有靈魂和國籍的人」。
事實證明，趙立堅的時機非常好。隨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制定了更加強大和自信的外交政策，趙立堅在這個時候為中國外交引入了一種新的、紊亂的基調——事實證明，這種基調與主席的願景相得益彰。在網路和媒體上，趙立堅被稱為「戰狼」外交官，這個綽號取自兩部同名的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國動作片。
趙立堅最近的崛起，反映了中國對自身力量的更廣泛覺醒，這一進程已經醞釀了幾十年，因疫情的暴發而大為加速。今天，隨著疫情慢慢消退，對下一場戰鬥的控制權的爭奪正緊鑼密鼓地展開，一個開始警惕起來的世界正在注視著中國發現它自己的聲音——一個聽起來很像趙立堅的聲音。
2018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加入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進黨章的習近平思想，指的就是習近平自2013年擔任國家主席以來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仍然希望實現的目標。在國內，他鞏固了個人集權領導地位，發起了一場徹底根除腐敗（以及潛在對手）的運動，並加強了對社會各個層面的控制，以確保黨至高無上的地位。
習近平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也同樣明顯。他在第一個任期裡將外交部的預算增加了一倍，並設立新辦事處和協調機構，以求集中控制並理順外交行動的執行過程 。他就外交事務發表的講話已經比中共歷史上任何一位總書記都要多。習近平外交思想——即國際體系應該具有「中國特色」，讓中國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是當今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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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外交政策願景與他想在中國復興中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他想在中國名垂青史，」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中國項目負責人孫韻說。「他把自己與毛鄧相比。按照他的說法，毛澤東解放了中國，鄧小平讓中國富裕起來。他能做什麼？留給他的唯一選擇就是讓中國強大起來。」對習近平和黨內其他領導人而言，強大不僅代表了傳統的硬實力，還包括主宰國外信息空間，「傳播好中國聲音」，中共稱之為「話語權」。
金融危機之後，塑造和控制外國對中國敘事的努力才真正開始。滿懷著對中國模式優越性的新自信，中共開始大舉投入以提升國家媒體的全球影響力，包括在2009年4月創辦《環球時報》的英文版，這家民族主義小報由黨控制。在習近平治下，中共對話語權的關注只增不減。據估計，中國每年要用100億美元來尋找接觸外部受眾的新途徑，並使輿論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傾斜。中國官媒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廣告宣傳，以增加在Facebook等西方平台上的影響力，根據民主研究和倡導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環球時報》、CGTN和新華社都是Facebook上增長最快的媒體之一。
隨著資金激增而來的，還有新的挑釁信息。雖然中國官方話術中一直存在一種好戰的緊張感，但這仍代表對中國常規外交表態的背離。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曾經寫道，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與中國恢復邦交十分困難，部分原因就是「北京的外交手腕太過微妙迂迴，基本全都超出了華盛頓的我們能夠理解的範疇」。
這種微妙有時是故意為之。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發現自己因鎮壓天安門抗議而面臨國際的強烈反對。後毛澤東時代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意識到這對他的現代化計劃構成了威脅，於是提出了國家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鄧小平說——最終被簡單總結為「韜光養晦」。
在美國霸權時代，鄧小平的方針在國外對中國大有助益，但在國內則沒那麼受歡迎。在一定程度上，因為溫和的外交傳統，外交部通常被視為弱者，沒法與權力更大的同級機構相提並論，比如在國內行使權力的國家安全部，以及監管利潤豐厚行業的商務部。而另一方面，外交部的工作——與外籍人士交流互動，並將其態度傳達給北京——往往也導致中國外交官遭到鷹派和民族主義者的嘲諷質疑，他們總將外交部稱為「賣國部」，認定其在國家安全和主權問題上做出了妥協。普通公民也在表達他們的態度：據中國外交官之間流傳的一則軼事，外交部有時會收到國民寄來的鈣片，要他們表現得更有骨氣。
「韜光養晦」策略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開始瓦解，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美國製造的兩次全球衝擊。首先是伊拉克戰爭，它向中國領導人展示了美國實力令其震驚和意想不到的一面。但關鍵轉折點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如果說伊拉克戰爭損害了美國的道德領袖地位，那金融危機則是對美國基本實力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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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中國官員對西方專家關於改革中國金融體系的指點既有感激，也有不滿。西方的經濟崩潰給中國領導人提供了證據，證明他們的體制就算不是更好，也和西方一樣好；他們覺得中國已經能和西方平起平坐，而不僅僅是個學徒。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在《與中國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書中回憶了2008年6月與中國高級官員王岐山的一次會面。「你曾經是我的老師，」王岐山說。「看看你們的制度吧，漢克。我們都不確定是否還應該向你們學習了。」
2010年，在河內舉行的東盟(ASEAN)外長會議上，世界第一次感知到了正在發生的轉變。在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支持了東盟對南海航行自由的擔憂、宣稱該問題事關美國「國家利益」之後，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突然退出了會議。等到他在一小時後重新現身，是為了發表長篇大論的抨擊，據稱他在講話中嘲諷了越南東道主，並直視新加坡外長說，「中國是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只是一個事實。」（最近在阿拉斯加與美國官員會面時，現任中共最高外交官員的楊潔篪也表現得同樣火爆。）
在私下場合也能感覺到這種變化。2011年，一位歐洲學者在訪問北京時見到了一位中國著名外交政策思想家，後者長期公開主張與美國合作。他們坐在一間辦公室裡談話，直到那位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隱晦提及自己被監聽，然後將談話轉移到了一家餐廳，那裡的背景音和動靜更大。他在餐廳裡發出了一個警告：「結束了，像我這樣的人完了，」那位公共知識分子說。「沒有人還相信合作的願景。現在的爭論變成了，我們應該現在就獨斷，還是以後再獨斷？這就是唯一的爭論。」
此後不久，隨著習近平的上台，中美雙邊關係中不斷擴大的裂痕變得更難以忽視了。在已經習慣得到中國合作或配合的一些領域，美國突然發現它變成了一個頑抗（如果不是敵對）的新興大國。然而，與這一形勢相適應的敘事仍然缺失。意想不到的是，確立中國與世界互動新模式的人，是一位被派駐巴基斯坦、主要活躍於Twitter的級別相對較低的中國外交官——趙立堅。
趙立堅在職業生涯早期——他沒有回應本文的採訪請求——幾乎沒有展現出會成為中國「戰狼」外交官的跡象。前國務院政策規劃部門南亞負責人丹尼爾·馬基(Daniel Markey)第一次見到他是在2011年。初次見面時，趙立堅是一名級別更高的中國使館官員的陪同。當馬基和這位高級官員討論巴基斯坦和印度時，趙立堅幾乎沒有說話。「我當時對他評價不高，」現為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級研究教授的馬基說。「他只是待在那裡。」
趙立堅後來邀請馬基到華盛頓市中心很受歡迎的餐館重慶樓吃午餐。那是一場投契而放鬆的談話，直到他們聊到巴基斯坦問題。趙立堅對美國與巴基斯坦的互動方式表示了強烈的憤怒。當時，美國和中國在南亞政策上合作良好。馬基說：「大家都沒理由去找不自在。」這頓午餐後，趙立堅給他留下的印象是「鋒芒畢露」，但是個有涵養和學識的人。
趙立堅1996年加入外交部並迅速晉陞，最初在北京的亞洲事務部工作。2009年，在歐巴馬總統開始他的第一個任期後，趙立堅成了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政治處的一等秘書，這對一個處於上升期的外交官來說是一項美差。在華盛頓，中國外交官以專業、準備充分和不跟外人打交道著稱。大多數人住在同一棟公寓樓或大使館提供的住房裡，空閑時間在城市北部的貝塞斯達地區度過。他們閉門不出，只與當地的華人社區交往，大多在中餐館吃飯。
在華盛頓外交圈子裡，台灣和日本等其他東亞代表團以舉辦晚宴、泳池派對和燒烤活動聞名，有開放式酒吧和現場音樂，出席者有時達到數百之眾，中國大使館難以與之相比。外國人幾乎從來不會被邀請到中國的外交官邸。他們的外交官進行社交活動時都是正式場合：官方午餐——總是在中餐館——或者像一位前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官員說的那樣，是「在大使館地下室舉行的乏味的派對，吃的是糟糕的自助餐」。
同樣的保守態度在工作上也很盛行。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前東亞和太平洋事務政策主任弗蘭克·季努茲(Frank Jannuzi)說，「可以說，他們大使館的一個缺點是，他們的工作人員傳統上受到相當嚴格的控制，有層層內部安全措施。」與外國同行的會晤幾乎總是成對進行，大概是為了讓兩位中國外交官能夠互相監視，並彙報任何可疑情況。這種激勵機制阻礙了任何結交外國朋友的嘗試。「你不希望被視為一個單獨與美國人會面的人，」這位前國安會官員說。
中國大使館和大多數使館一樣，等級森嚴，由大使和副團長負責最重要的事務。即使作為一名一等秘書，趙立堅也很少公開露面：據那位前國安委員會官員說，他在會上的身份是「標準的筆記員，為大使提包，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在此期間與趙立堅接觸過的美國外交政策專家回憶說，當時他是一位年輕的外交官，負責內部事務，比如準備報告和向上級彙報。不過，在真的與外界直接合作時，趙立堅可能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曾與他合作過很多項目的企業高管回憶說，趙立堅「極其挑剔、傲慢、不友好、刻薄」。在一次這樣的合作中，由於沒有達到趙立堅的要求，這位高管受到一通批評，趙立堅列舉了他所有的失望之處。「他就不是個很好的人，就這麼簡單，」這位高管說。甚至趙立堅的一些同事也認為他易怒、自命不凡，有異乎尋常的民族主義。
但是，當趙立堅在美國待了四年後回到北京時，兩國雙邊關係的氣氛和基調發生了明確無誤的轉變：歐巴馬政府已經宣布將「重返」亞洲；習近平是國家主席和共產黨領導人；兩國之間的關係開始呈現出螺旋式下降。如果趙立堅從他在華盛頓的經歷中得出什麼結論的話，那很可能也是和兩國首都的許多人同樣的結論：中國來了，韜光養晦的時代已經結束。
然而，趙立堅在美國期間最重要的成就可能是一件當時沒有被注意到的事情：2010年5月，他開通了Twitter帳號。
五年後，也就是2015年的秋天，趙立堅來到了巴基斯坦。在此期間，他的Twitter帳號幾乎完全處於休眠狀態。2010年5月8日，他在自己的第一條推文裡寫道：「母親節快樂。」此後兩年，這個帳號一直沒有消息，直到2012年5月5日，他用中文發推文「你好」。兩個月後，他發布了四條看似隨機和荒謬的信息，比如「@jacuib07 Mizzelle is.gd/LCCdAV」。被提及的是一位澳洲的老奶奶，只有幾十名粉絲；該鏈接被重新定向到一個現已關閉的名為bibankle.info的網站。
然而，幾乎一到巴基斯坦，趙立堅就又開始發推文了。他有理由相信，一位直言不諱的中國外交官會在該國受到歡迎。趙立堅曾在巴基斯坦工作過，那是他在外交部的第一次外派任務；這是一個特別有利於中國咄咄逼人的外交的地方。1950年，巴基斯坦是第一批將外交承認從台灣流亡政府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共產主義國家之一，比其他地區國家更早押注於中國的崛起。中國外交官稱巴基斯坦為「巴鐵」、「全天候夥伴」；巴基斯坦政客經常將兩國的友誼描述為「比喜馬拉雅山還高，比世界最深的海還深，比蜜還甜」。對中國外交官來說，巴基斯坦是他們的第二個家。
趙立堅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抵達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以下簡稱CPEC)的第一批項目正在落地。CPEC在2013年啟動，中國承諾在能源和基礎設施方面初步投資共計460億美元，這相當於巴基斯坦國民生產總值的20%。這個夥伴關係是習近平標誌性外交政策項目「一帶一路」的奠基石，該項目力圖在亞洲各地乃至世界修建基礎設施，以此加強中國全球商業中心的地位。巴基斯坦似乎每週都會宣布一批新的中國投資，但當時沒有發言人負責處理CPEC相關的事宜，發出的信息有時會不清楚或不完整；而中國大使館則基本保持了沉默。
同一時間，在向巴基斯坦投注了15年資金、資源和注意力卻沒有得到什麼回報後，失望而幻滅的美國開始撤回自己的存在。在巴基斯坦媒體和社群媒體上一度極其活躍的美國使館工作人員開始變得低調。踏入那片空白的，正是趙立堅。他成了有關CPEC全部事宜的唯一聲音，不論是在Twitter上，還是更嚴肅的官方交流中。「他那時是中國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外交的門面，」伊斯蘭瑪巴德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Security Studies)執行理事艾米提亞茲·古爾(Imtiaz Gul)說。「他在媒體上的存在感遠遠超過大使。」
這是趙立堅第一份面向公眾的工作，對任何外交官來說，這都是一個巨大的飛躍，尤其是在中國的體系中。而如果說趙對此有任何不安的話，他都沒有表現出來。他經常被看到和顯要政客、記者以及商界人士共進晚餐。他遊歷巴基斯坦的方式對即便常駐那裡的外交官來說也堪稱罕見。「他到處都去了，」Aaj新聞的主持人肖卡特·皮拉查(Shaukat Piracha)說。「我在巴基斯坦旅行的次數也沒有趙先生多。」
趙立堅樹立起了一個工作努力且負責的口碑。當問題出現的時候，比如巴基斯坦學生赴中國留學出現簽證困難時，他會確保立即予以解決。對他來說，沒有什麼細節是不重要的，尤其是涉及CPEC時。「我們忘記了那些道路和高速公路會經過的城市名字，但他能脫稿把這些城市和它們的項目記起來，」古爾說。趙立堅代表著中國數百億美元投資的這一事實加強了他的地位和知名度。
趙立堅的每一步都受益於美國在巴基斯坦的失敗，以及它為下一個潛在超級大國留下的可借鑒的經驗。儘管美國在巴基斯坦的基礎設施和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但美國大使館無法在那裡博得好感。由於未能突破巴基斯坦媒體的刺耳喧囂，積極傳遞信息的嘗試進一步受阻。「我們一再失敗，一直失敗，」前國務院官員馬基說。美國在人員、媒體時間和廣告以及實體項目上花費了巨額資金。這些都沒用，中國人注意到了這一點。「對我們的觀察使他們受益，」馬基說。「他們觀察到我們花費了數百億美元，卻沒有明顯改善廣泛的公眾情緒。」
趙立堅因一再強調巴基斯坦在反恐戰爭中的犧牲而贏得讚譽——許多巴基斯坦人認為美國未能正確認識到這一點。「我們開始注意到北京在2011年、2012年左右推動這條路線，當時和美國的關係惡化了，」詳盡報導了CPEC的巴基斯坦記者瓦賈哈特·S·汗(Wajahat S. Khan)說。「而這傢伙把它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從他在巴基斯坦任職開始，Twitter的存在就成了趙立堅的外交形象的一部分。但隨著趙立堅越來越習慣Twitter，他的節奏和語氣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他的語氣。2016年7月上旬，他發布了一系列挑釁性的推文。首先是歐巴馬總統化身鉚工羅西(Rosie the Riveter)的卡通漫畫，疊加在模糊的國會大廈照片上。「從我有夢想到我有無人機，「趙立堅寫道。第二天，他貼出一幅漫畫，顯示美國導彈擊中了一個標有「阿富汗和平談判」的墳墓，寫道：「巴基斯坦內政部長尼薩爾：阿富汗和平談判被美國用無人機活活炸死了。」趙立堅正在發現這個平台的力量。
同年，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亞洲項目的大西洋事務高級研究員馬安洲(Andrew Small)在巴基斯坦與趙立堅見面。當時趙的Twitter粉絲數量還不是很多，巴基斯坦其他外交官和觀察人士還不確定該如何看待他。馬安洲記得當時他標記了趙立堅的一些推文，拿給一名歐洲官員看。「我一直在仔細查看他的推文頁面，他以前發的那些東西都是反美內容和奇怪的漫畫。」馬安洲向該官員保證，趙立堅的確是一名中國外交官。
他開始頻繁發推，幾乎都是用英文，內容大多是關於CPEC的，尤其是在該倡議受到巴基斯坦記者和國際觀察人士審視的時候，這些人士對該協定的條款、各個項目的花費和對環境造成的後果提出了質疑。儘管趙立堅的許多帖子都是轉發他人推文，但他在網上像在生活中一樣回應及時，他會回答幾乎所有對他的批評和問題，無論出自哪裡。被視為反對CPEC的人被拿出來成為「今日笑料」，而提出關於電站、施工時間表和經濟特區問題的普通巴基斯坦人，則會得到明確且個人的回答，有時候他會加上 #AskLijianZhao 這個標籤。
趙立堅本人承認他當時做的事情很不同尋常，尤其是以中國外交使團的標準來衡量的話。「人們看我就像看熊貓，好像從火星來的外星人一樣，」他2019年接受BuzzFeed採訪時曾說。但他的做法奏效了：在趙立堅急切地在網上和反對者與對手打口水仗吸引了大多數注意力的同時，他也證明自己是個老練的發言人，深知如何贏得朋友和擁躉。他提供的信息大多都不是宣傳，只是關於CPEC的具體細節。在一個謠言滿天飛、人們渴求事實的環境裡，單是這一點就堪稱革命性。
趙立堅尤其精於培養受眾之道。有一段時間，他給自己的帳戶名加上了「默罕默德」(Muhammad)，許多巴基斯坦人以為這意味著他是一名中國穆斯林。他還關注了一大批平民帳戶，不只是名人或記者，而是普通用戶——這些民族主義、熱衷於發展和軍事的用戶，也是CPEC天然的支持者。儘管他偶爾會宣傳中國，但趙立堅發的消息大多數時候是關於巴基斯坦的。就連他重拳出擊的語氣也常常帶有反應，與巴基斯坦鬧哄哄社群媒體環境的主流基調相一致。「簡單來說，他是個民粹主義者，」巴基斯坦大型報紙《黎明報》(Dawn)的前專欄作者西里爾·阿爾梅達(Cyril Almeida)說。「這個名聲是他苦心經營出來的。」
在祖國的社群媒體上，趙立堅也獲得了粉絲。在中國，更富裕、更加民族主義的人們急需一個能將該國不斷增強的國力變為有力國際存在的擁護者。「變得更加堅定自信，對批評聲作出回應的呼籲來自於中國最高領導層，」在西交利物浦大學(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任教、曾研究趙立堅的社群媒體活動的亞歷山德拉·卡佩萊蒂(Alessandra Cappelletti)說。但是她還說，真正的動力是自下而上的，「是源於一個愈發民族主義的社會開始感到，中國的聲音需要在國際舞台得到更令人信服的傾聽。」
隨著中國的資金流入、項目開始建設（尤其是有助有改善巴基斯坦電力缺乏的老問題的電站），CPEC在巴基斯坦公眾中愈發受歡迎。沒有其他國家願意以中國的這種規模對巴基斯坦進行投資。「在巴基斯坦有一個共識，即CPEC是一個改變命運的項目，」皮拉查說。「該共識認為CPEC會改變巴基斯坦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做到了。」與此同時，即便美國援助在持續大幅下降，美國外交官依然嚴厲斥責CPEC是債務陷阱。
國際環境也發生了變化。當趙立堅抵達巴基斯坦時，唐納德·川普離贏得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還有幾個月時間。川普在2016年春天的崛起和同年11月的當選標誌著舊的規則已經遠去。「趙立堅的時代和川普的時代緊密相連，這不是一個巧合，」斯莫爾說。「由於中國方面的行為和美國很相似，它讓事情看起來是可能的和可以接受的。在川普之前，中國的系統中沒有人會在社群媒體上做這些事情。」由於那些特別針對中國的言論，川普為同樣強烈的回應創造了話頭。「如果美國總統說中國『強姦了我們的國家’，那麼他們就獲得了很多的話語空間，」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中國的前高級研究員朱利安·葛維茲(Julian Gewirtz)說。
任何殘存的國際善意或是對歐巴馬政府的尊重很快就消失了，尤其是當川普在他的政府中堆滿了像理查德·格雷內爾(Richard Grenell)和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這樣的外交官時，後者將國務院的溝通方式明確帶向了一個更具侵略性的方向。「龐皮歐說他想重振雄風，」歐巴馬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傑弗里·A·貝德(Jeffrey A. Bader)說。「對我來說，那只是『戰狼’的英文翻譯。」更廣泛地說，中國領導層可能只是從它想要取代的權力那裡得到了提示。「我認為部分原因是中國正在觀察我們，學習和模仿我們的行為方式，」一位前國防部官員說。「我們很有侵略性。我們是『戰狼’嗎？還是說這只是大國處理自己的方式？」
在巴基斯坦，趙立堅在社群媒體上的表現更為好鬥。他的人氣迅速增長：到2017年11月，他已經積累了超過20萬的粉絲。巴基斯坦著名的外交政策思想家賽義德·裡法特·侯賽因(Syed Rifaat Hussain)說：「老實說，人們就喜歡這種。」斯莫爾回憶他曾向趙立堅詢問過他不尋常的Twitter表現及其所產生的人氣。「他顯然對自己成為一種現象感到高興，同時他也很清楚，這是他刻意為之的，是被批准的，而且將持續下去，」斯莫爾說。趙立堅是話語權的實踐者。
“民族复兴”的目标一直贯穿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至少可追溯到20世纪初。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这个目标已成为界定中国政治的叙事，是整个国家和党恢复中国曾经的伟大的努力总和。在习近平的说法中，从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谓的“百年国耻”是可耻的反常现象，是外国人的恶毒和中国不可原谅的软弱造成的。因此，民族复兴的目标要求中国强大且坚定，以防止国家被那些试图让中国软弱、驯服和分裂的外来势力欺凌。
第一部《战狼》电影在2015年首映时，影片表达的就是这种焦虑和野心的有力组合。剧情围绕着名叫冷锋的兰博式英雄及其战友们展开，讲的是他们在中国南部边境与一群没出息的前海豹突击队队员领导的雇佣兵作战的故事。影片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商业成功，获得了5.45亿元的票房收入。但2017年的续集凭借其创纪录的56.9亿元票房收入和直接的大众共鸣，超出了电影本身的意义，让《战狼2》成为一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捕捉到中国正在变化的自我形象的大片。
续集将中国描绘为一种新的军事强国。冷锋被派往一个没有给出名字的非洲国家，片中的反派是当地一个野心勃勃的军阀雇来的另一个由美国投机者变成雇佣兵的人，他的绰号是“老爹”。“老爹”最终杀死了军阀，因为后者要求雇佣兵不杀中国平民。在影片最后一场非常激动人心的战斗中，冷锋与“老爹”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老爹”持匕首逼近冷锋，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世界上只有强者和弱者，你们这种劣等民族永远属于弱者，”他说。“你要习惯，你他妈必须习惯。”当然，冷锋夺下了匕首，猛刺这个美国人，将他杀死。在给予“老爹”致命一击后，冷锋说，“那他妈是以前！”
这部描述日益崛起的中国与衰落腐败的美帝国较量的系列电影，成为习近平的新型外交官的转喻，也许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习近平敦促这些外交官为民族复兴的事业努力战斗。他们不愁找不到需要打赢的战斗：从维护对台湾和香港的控制，到在南海建立主导地位，再到结束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地区联盟体系。这些目标有个共同的主题：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让中国回到国际体系的中心。实现这些野心的努力有些已在进行中。其他的，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才刚开始。中共制定的目标是在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里程碑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被中国领导人划定了。
在国外贯彻中国愿景的外交官们听起来越来越像赵立坚，这是他的表达风格已从内部重塑了中国外交政策当权者的证明。在中国官僚机构中，总体上，大约只有4%的科员能升至县处级管理层；县处级干部中只有1%的人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对那些希望在外交部晋升的人来说，赵立坚榜样的力量是难以忽视的：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好斗形象为他获得了赞誉和人气，也为他赢得了进入外交部职权高层的机会。“在当今的中国，怎样才能在事业上脱颖而出？”总部位于悉尼的政策研究机构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说。“不是靠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对中国复兴之路——以及“战狼”外交官们帮助国家实现复兴的能力——的第一次真正考验，来自香港以及2019年初席卷该市的民主抗议活动。那年，随着抗议活动势头不断增长，新一批中国外交官们在Twitter上加入到赵立坚的行列中来。“在香港的情况出现之前，除赵立坚外，Twitter上基本上没有中国的外交存在，”布莱特·谢弗(Bret Schafer)说，他是国家安全倡导组织保卫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研究媒体和数字虚假信息的研究员。“现在我们已看到这种帐号在网上的爆炸式增长。”中国政府还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上开始了隐蔽信息行动试验，包括建立虚假的个人资料和页面。对香港抗议活动的回应，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对西方社交媒体上的所谓信息战的重大尝试。
社交媒体上咄咄逼人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平息批评，而是中国外交部门与政府宣传和信息机器呈现的一个统一战线，意在表明，在中国利益和愿望的问题上，没有商讨的余地，或者说，西方不再有否决权。他们向国内和国外听众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中国不会任人摆布，中国不再软弱，”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说，她是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专家。“他们受到的强烈指责越多，他们就回击得越有力。”
2019年7月，随着香港的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赵立坚参与了他迄今为止最有争议、最引人注目的交战。在22位联合国大使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社区的镇压后，赵立坚在Twitter上批评了美国的虚伪。“如果你在华盛顿特区，你会知道白人从来不去西南区，因为那是黑人和拉美人的地区，”他用英文写道。“有一个说法是‘黑人进去，白人出来’，意思是只要有一个黑人家庭搬进来，白人就会搬出来，公寓的价格就会急剧下跌。”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驻联合国大使的苏珊·赖斯(Susan Rice)反驳道：“你是个丢人现眼的种族主义者。而且无知得惊人。在正常情况下，你会因此被视为PNG，”她在Twitter上写道，PNG是国务院术语“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的缩写，这种人将被东道国驱逐出境。她呼吁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崔天凯“做正确的事，送他回家”。让这些公开交流成为可能的是，崔天凯一周前刚在Twitter上建了帐号，这批新建的中国外交官帐号也许受到了赵立坚巨大成功的启发。
赵立坚的推文第二天被删掉。尽管如此，他仍没有认输的意思：他很快用一张对华盛顿的种族隔离做了标示的地图取代了推文，并在Twitter上回复了赖斯。“你也丢人现眼，”他用英文写道。“而且也无知得惊人。我的驻地是伊斯兰堡。实话伤人。我只是说了实话。我十年前在华盛顿住过。给一个说了你不想听的实话的人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可耻而且恶心。”
两周后，赵立坚在Twitter上宣布他将离开巴基斯坦。他没有提新的任命。这似乎让人觉得，赵立坚终于做得太过头了——即使是按照他帮助制定的新标准来衡量。
事实是，赵立坚被提升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了，这个任命通常是升任外交部更重要职位的跳板。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赵立坚回到北京时，他看到一群聚集在他办公室外的年轻工作人员对他的归来表示欢迎。赵立坚在他的新职位上表现出与在巴基斯坦时一样的热情。2019年的感恩节周末，他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他要感激什么的英文推文，他要感激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浪费了数万亿美元……”。他还建议，考虑到美国种族歧视、警察暴行和虐待囚犯的历史，美国在批评中国人权问题之前应该先用镜子照照自己。“但我建议你最好别这样做，尤其是在睡觉前，”他用英文写道。“这会让你做噩梦。”
《环球时报》中文版赞扬了赵立坚反对赖斯这样的批评者的胆量，并鼓励其他人效仿他的做法。“中国媒体和中国外交官都将更积极行动起来，让事实大白于天下，”该报在一篇社评中写道。几个月后，当新冠病毒大流行袭来时，随着赵立坚的态度似乎渐渐出现在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努力中，上述预言被证明异常准确。
2020年2月下旬，时任威斯康星州参议院议长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罗斯(Roger Roth)收到一封Hotmail地址的电子邮件，声称是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人。发件人吴婷说她负责“中威关系”。罗斯以为这是个恶作剧。但是当发件人几周后跟进时，他让他的工作人员审查了这封电子邮件，他们确认了它的真实性。“总领事馆想知道，威斯康星州参议院是否可以考虑采纳一项声援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病毒的决议，”电子邮件写道。“这将是对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巨大鼓舞。如果您能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将不胜感激。”
邮件附上了预先写好的决议。“中国已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透明、迅速地分享病毒关键信息，为其他国家及时应对创造了机会窗口，”决议草案说。“而且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公众的风险依然很低，无需过度反应。”
“我气愤极了，”罗斯说。大约在第二封电子邮件到达的同时，大流行将会带来的痛苦变得越发清晰，包括在威斯康星州。“我所在区的人们正在失业，”罗斯说。他给工作人员口述了回复，只有一个词：“疯子。”（这句话来自二战时期，一名德军指挥官要求被包围的美国部队投降，而不服输的美国将军就用了这一个单词作为回复。）
芝加哥领事馆主动联络罗斯，这是出自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用过的一个模板。据报道，在波兰，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总统被迫打电话给习近平主席，表达对中国医疗援助的感谢——这个电话后来被用于中国的内部宣传。在东南亚，中国要求各国政府感谢中国派遣医疗队帮助抗击疫情。“这是他们在许多国家的标准做法，”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孙韵说。“但你不曾听说过，因为那些政府都照做了。”
随着大流行在中国境外加速蔓延，一连串其他例子浮出水面。去年3月，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将美国的疫情称为“特朗普大流行”，并暗示中国可以轻易禁止医疗设备的出口，没有这些医疗设备的美国将会“陷入新冠病毒的汪洋大海之中”。当荷兰将其驻台湾代表处的名称更改为包含“台北”一词时，中国警告说它可能会拒绝提供医疗援助作为回应。再小的冒犯也不放过：《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称，当一位名叫奇兰塔·阿马拉辛赫(Chirantha Amerasinghe)的斯里兰卡活动人士在Twitter上批评中国政府“低级”时，中国驻科伦坡大使馆回复说：“截至今天，#China #pandemic 中的总死亡人数为3344，比你们西方的‘高级’政府要少得多。”当时，关注阿马拉辛赫的人不到30个。
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说：“这里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西方虚伪、西方衰落、推崇中国模式。”他是《中国的文装解放军：“战狼”外交的形成》(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一书的作者。“这背后有一种意识形态。大概是说，我们的系统有一个模型，它很有效，并且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认可，而西方的系统是不道德的、破碎的和正在衰落的。其背后确实是这种‘西降’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中国党国能力的坚定信念。”
不过，这场运动不全是惩罚性的。它还包括对良好行为的奖励。“口罩外交”是回应的一个方面：利用中国对基本个人防护装备制造的近乎垄断来奖励友国，惩罚它认为的敌国。陷入困境的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向荷兰捐赠了80万个口罩，几个月后该国将举行5G电信拍卖。还有更多捐赠流向了加拿大和法国，这两个国家都未决定他们的5G基础设施。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约瑟夫·博雷尔(Josep Borrell)警告他的同事，一场“全球叙事之战”即将来临——这一评估在4月获得更多关注，当时欧盟官员们面临来自北京的压力，重写了一份关于大流行虚假信息的报告，以分散对中国政府行动的关注。
罗斯的反应不同。3月26日，他在州参议院提出了一项决议。“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新冠病毒问题上故意误导世界，”决议称，威斯康星州“声援中国人民，谴责共产党的行为”。该决议还列出了一系列中共涉嫌导致的不当行为，包括镇压藏族人和维吾尔穆斯林、独生子女政策、摘取器官、强制绝育、镇压天安门抗议、操纵货币、盗窃知识产权和限制市场准入。罗斯不确定吴婷在要求他通过决议之前是否查看了他的政党，更不用说查查他的政策立场了。如果她有，她可能就会知道他不太可能同意。
但罗斯清楚知道中国并不真的关心他或威斯康星州。“一开始，我以为他们只是来找我，”去年夏天他告诉我。“然后我意识到这是标准操作程序。他们希望我们通过它，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国家媒体播放它并说，‘看，美国，威斯康星州，在赞美我们。’”结果恰恰相反：他正在制定一项支持香港的决议。“这个完成后，我们还要制定一个关于台湾的，”罗斯说。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10月发布的一项针对14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就在赵立坚的澳大利亚推文发布的前几周，民众在过去一年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飙升，14个国家中有九个达到历史新高。这种变化在澳大利亚、瑞典和荷兰等国家尤其明显，因为它们一直是中国最好战外交策略的针对目标。自2019年以来，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上升了24个百分点，这是皮尤2008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该国变化最大的一年。61%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在疫情应对上做得不好；大部分负面看法都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地区邻国。（在疫情应对上得到更差评价的只有美国。）
调查结果证明了许多人已经提出的观点：“战狼”外交的兴起，可能会浪费美国在特朗普任内四年反复无常、弄巧成拙的外交给中国带来的机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不给他们应有的尊重，”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山卡·梅农(Shivshankar Menon)说。“问题最终会变成，‘战狼’外交是不是无法摆脱民族主义浪潮的症状——你身处其中就不知如何脱身了。”
即使在中国国内，这种新基调也引发了不安，知名学者和前外交官纷纷反对强硬派。著名外交政策学者张峰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外交话语在“削弱自身”的博文。张峰写道，中国的外交话语曾经过于抽象，而现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何不站在道义的高地，以堂堂正正之势与美国在外交话语上进行竞争呢？”他写道。“逞一时之快，与美国‘口水战’，美其名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与美国斗争的下策，只会加大中国外交成本，削弱中国国际道义。”无独有偶，人民解放军将领戴旭指出，“战狼”并未能为中国赢得任何朋友或善意。“中国曾经援助了这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也拿了中国许多好处，但关键时候，这些国家都没有与中国采取统一行动，”他写道。“战狼”唯一做的事，就是“大张旗鼓到美帝的家门口说：‘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
但中国的领导人可能并不在乎国家的好感度有多少——至少对某些受众如此。皮尤调查评估的14个国家都是先进的民主国家，许多都在欧洲。“还有别国的受众，尤其是在那些对美国主导的秩序并无强烈认同的地方，人们对此喜闻乐见，”朱利安·葛维兹(Julian Gewirtz)说。“喷子也很受欢迎。”在后特朗普时代，人们对美国长期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并不明朗，坚决对抗欧美可能是个成功的策略，特别是随着中国援助和投资激增，中国在全球领导地位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而那正是西方曾经为自己打造的角色。
赵立坚的推文为了解中国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全球受众提供了一个窗口。就在他和苏珊·赖斯的骂战前，赵立坚推动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呼应了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他重点指出的签署国有俄罗斯、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和白俄罗斯——这是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广泛联盟，其中许多都将为全球经济的未来增长提供动力，而其中一些则因人权问题变成了美国的指责对象。在最近为期11天的加沙冲突中，赵立坚在Twitter上发了一幅一只秃鹰向该地区投掷导弹的漫画。“看看‘#人权 捍卫者’给 #加沙 人民带来了什么，”他写道。凭借“战狼”外交，中国将自己定位为非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并打赌这一同盟的其他成员也同样渴望看到一个摆脱美国霸权影响的世界。
与此同时，在皮尤调查中包括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富裕国家，中国的意图可能会真如预期的那样被传递到位。“即使（中国的）声誉受损，”葛维兹说，“中国变得强势，其声音更具分量、实力更加强大的观点依然存在。”
澳大利亚可能只是预演。从宣传、威胁到广泛的贸易制裁，该国仍是这场展示软硬实力的强势运动的目标。“中国人以前会对单一行业进行经济胁迫，比如对挪威三文鱼或菲律宾香蕉，”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历史系教授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说。“澳大利亚则是在多个领域同时应战。”自2018年通过反外国干涉法以来，该国已经采取措施，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40年来对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几乎毫无质疑的热情，仍使其处境如履薄冰。去年，对中国的商品服务出口占到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8%。其他南美和非洲的资源丰富的出口国也面临类似风险，而在供应链、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依赖中国的亚洲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也是如此。（由于铁矿石价格达到创纪录的高位，而这又是中国严重依赖澳大利亚的唯一大宗商品，澳大利亚才得以避免最糟糕的后果。）
至少对澳大利亚，“战狼”外交的意图实际上就是不受欢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人畏惧。“中国可能会因其所作所为遭受一些软实力上的挫折，”前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Brookings Institution)杜如松(Rush Doshi)说，他的《长远的策略》(The Long Game)一书对中国大战略进行了分析。“但主导国际关系的到底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
在赵立坚推文和澳大利亚回应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中，令人不适的图片来源几乎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它是由一位网名为“乌合麒麟”的年轻插画家创作的。他的第一幅插画《伪神》描绘了一群香港抗议者崇拜一座诡异的自由女神像的画面，而那座神像手里拿着的是汽油弹和键盘。这些漫画为他赢了《环球时报》的大肆吹捧，以及“战狼画师”的绰号。
《伪神》问世后不久，他又发表了另一幅作品《炮灰》，描绘了一个戴着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的孩子站在铁轨中央，在迎面而来的火车前举起弹弓。一群面带笑容的成年人站在铁轨旁，他们举着雨伞保护自己免受必然的血溅三尺。孩子右边的女性似乎暗指台湾总统蔡英文，而画中三条摇尾吐舌的狗戴着类似美国国旗图案的项圈。但或许，此画最有趣的象征是无意之笔：那就是火车本身，它似乎代表了疾驰而下的中国——毫不妥协、绝不退让，好像已经无法改变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