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立志要崚嶒----东海客厅论立志
一
天下之事，有赖于志，志不立则无所成。即使成名家立商业，发大财发大才；即使黑社会恶势力，要成气候，也是要立志的。无志之徒，连作恶都作不大，遑论成德成圣，成为人世间最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人。
当然，欲成德成圣，就不能立成名成家发大财之志，否则心劳日拙，南辕北辙，终究无成，徒然自苦，如庄子所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南宋理宗时武科进士赵崇泞有一首《勉子读书》，诗虽一般，开头两句倒挺适合用来勉励有志之士。其句曰：男儿立志要崚嶒，莫与闾阎较重轻。
男儿立志要高远挺拔一点。与商贾争富，与世俗争名，与市井争强，都是与闾阎较重轻，自绝于君子之道矣。陆九渊说：“志小不可以语大人事。”同样，志小也不可以成大人德。
朱子说：“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朱子全书•学六》）又告诫：“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朱子语类》）
阳明子《教条示龙场诸生》以四事相规，其一就是立志，然后是勤学，改过，责善。其“立志”之教条说：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无圣贤志则无浩然气，难免沦为懦夫。孟子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顽夫是贪婪之人，懦夫是无志之人。
闻伯夷之风尚能转顽夫为廉者，转懦夫为志士，孔孟之道就更能让人清廉而立志了。只有立定圣贤之志，方能养就浩然之气，此千古不易之理也。欲立志养气，孔孟就是最好的榜样。如《张之象注盐铁论原序》所说：
“夫士贵立志，亦贵养气。志不立则中懦，气不养则外怯。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且云：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君子求诸已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失，当自有任其责者，于我何与焉。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遇；孟子亦奔走齐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岂孔孟之罪哉。然万世之下，六经昭如，七篇具在，道赖以传，至今不泯。说者谓夫子贤于尧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
二
士而不能立圣贤之志，就会产生各种思想品行问题。
例如，得少为足，善于自恕，不能去病。朱子说：
“今朋友之不进者，皆有‘彼善於此为足矣’之心，而无求为圣贤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去其病。故其病常随在，依旧逐事物流转，将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矣。”（《朱子语类训门人九》）
又如，沦为伪君子或滑向禅学。刘蕺山先生说：
“人生末后一着，极是要紧。尽有平日高谈性命，临岐往往失之。其受病有二：一是伪学，饰名欺世，原无必为圣贤之志，利害当前，全体尽露。又有一种是禅学，禅家以无善无恶为宗旨，凡纲常名教，忠孝节义，都属善一边，指为事障理障，一切扫除，而归之空。故惑世害道，莫甚于禅。昔人云：能尽饮食之道，即能尽生死之道，验之日用之间，顺逆之来，梦寐之际，此心屹然不动，自然不为利害所夺矣。惟其平日‘无终日之间违仁’，故能‘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工夫全在平日，不可不兢兢也。”（《明儒学案之蕺山学案》）
又如，歪用圣经圣言。圣人的著述言论，应该用之于正道，以之指导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切忌乱用歪用。歪用就是无志的表现。常见的歪用有三：一、用于装饰门面，当做口头禅，有言无行；二、用于文饰私欲和过错；三用于意气之争和利益之争。这是使用圣经圣言的三大忌，助恶帮凶不予焉。
有人说，妄图做圣人也是一种妄。这种人必不能立志无疑。阳明先生十二岁就立志做圣人，东海四十多岁才立此志，相比阳明先生，太迟太迟，只有愧赧。
注意，立志是自我期待，立志为圣与自诩为圣，不可混为一谈。孔子危难时刻的圣德自信和孟子论及政治时的圣道自信，也与自诩性质截然不同。
自圣非圣。自称、自诩、自封圣人者，即非圣人，康有为就是典型。古人有圣不自圣之说，最早应该出自于唐代韦表微《池州夫子庙麟台》，原话是：“孔不自圣，麟不自祥。”此说明清时代很流行。明•邱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说：
“尧舜之治，至于黎民时雍，万邦咸宁，而其心犹以为病。后世人主，宫闱之中且有怨女，辇毂之下率多丐夫，房闼之外已有呻吟之声，左右之间每形怨恨之语，方且受谀词，以为太平盛治。哆然以张大，欣然以庆幸，自以为唐虞三代不是过也，是何人品高下之悬绝而所见之不同如此哉？盖圣不自圣，愚者不自知其愚也。”
另外，立志为圣和立志为王，也是两回事。对于一般人来说，如果是立志为王，立志于治国平天下，那就未免狂或者妄。
对于儒家来说，尧舜之德，伊尹之志，本也；尧舜之事，伊尹之功，末也，迹也。故理当祖述尧舜，志伊尹之志，不当以尧舜事业和伊尹功业作为衡量圣贤的标准。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古之学者为己，这就抓住了根本。如果说为治国平天下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就舍本逐末矣。
三
士欲立志，须克三心。陆九渊先生感叹：“今之人易为利害所动，只为利害之心重。”在现中国，除了利害之心，有志之士还要进一步去除恐惧之心和苟且之心。
极权主义文化教育和制度熏陶之下，两种人最多，一种是拜金主义小人，一种是拜权主义恶人。两种人的得失利害之心都是超重的。
关于苟且之心，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我们这块土地，这些人终其一生，大多所行不过苟且二字。所谓风光，不过苟且有术；行路坎坷，不过苟且无门。”比起陈先生时代，现在情况严重程度何止百倍。
比苟且之心更普遍更难克服的是恐惧之心。政治环境、言论环境的严酷，让怯懦和恐惧深入无数国人的骨髓，对于真话正理和政治异议，不仅怕说，甚至怕听。文革过来人的恐惧感特别强烈。曾有多位读者表示，东海文章让他害怕。作者不怕读者怕，作者风起云扬，读者心惊胆战，堪称一大马邦特色。
利害之心重则是非之心昏，恐惧之心重则道义之心馁，苟且之心生则进取之心失。
士欲立志，必须克服三心，一心一意一往无前，志圣贤之志，行圣贤之道。其余一切，包括利害得失，贫富贵贱，乃至祸福安危，一切听其自然。
能克三心，必能立志。读古人书，读圣人书，为克服三心和立圣贤志所不可缺。东海有自勉联曰：无志莫谈天下事，成人须读圣人书。
当然，今人的书也有值得好好读的。最值得细读者，非熊公十力之《新唯识论》《体用论》《读经示要》《论六经》诸书莫属。当年东海游移于儒佛道三家多年，一直未决，后来归儒，立场仍然不够坚定纯正，思想上仍有些许疑惑。是熊公为我彻底祛疑解惑，从此大本确立，确乎其不可拔矣。
同时，熊公的孤冷和孤往精神也深深感染了我。熊公《十力语要》说：
“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将王船山与李恕谷拿来对照：“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灌注人间。…然则恕谷以广声气为宏学者，毋亦计之左欤。那般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结纳虽多，恶足宏此学。”
与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相比，当代官僚名士更不足道矣。昨日瞻仰厅友所发熊公十力故居遗址照片，郁然而怀之，作一联曰：五卷雄豪抟十力，一星孤冷压千秋。伟哉熊公，您就是我们立志的好榜样！
儒门修身功夫，说难很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在于能否立志，志立定否。立定了志，一切迎刃而解。遇到问题，无非进退二字。
进即进取，虽千万人吾往矣，老子怕你个鸟；退即有所不为，饶是你千娇百媚一池春水，我自禅心一定枯木死灰。一旦大本确立，一切风行水流，无惑无惧无忧。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2021-6-29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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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下之事，有赖于志，志不立则无所成。即使成名家立商业，发大财发大才；即使黑社会恶势力，要成气候，也是要立志的。无志之徒，连作恶都作不大，遑论成德成圣，成为人世间最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人。
当然，欲成德成圣，就不能立成名成家发大财之志，否则心劳日拙，南辕北辙，终究无成，徒然自苦，如庄子所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南宋理宗时武科进士赵崇泞有一首《勉子读书》，诗虽一般，开头两句倒挺适合用来勉励有志之士。其句曰：男儿立志要崚嶒，莫与闾阎较重轻。
男儿立志要高远挺拔一点。与商贾争富，与世俗争名，与市井争强，都是与闾阎较重轻，自绝于君子之道矣。陆九渊说：“志小不可以语大人事。”同样，志小也不可以成大人德。
朱子说：“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朱子全书•学六》）又告诫：“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朱子语类》）
阳明子《教条示龙场诸生》以四事相规，其一就是立志，然后是勤学，改过，责善。其“立志”之教条说：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无圣贤志则无浩然气，难免沦为懦夫。孟子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顽夫是贪婪之人，懦夫是无志之人。
闻伯夷之风尚能转顽夫为廉者，转懦夫为志士，孔孟之道就更能让人清廉而立志了。只有立定圣贤之志，方能养就浩然之气，此千古不易之理也。欲立志养气，孔孟就是最好的榜样。如《张之象注盐铁论原序》所说：
“夫士贵立志，亦贵养气。志不立则中懦，气不养则外怯。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且云：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君子求诸已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失，当自有任其责者，于我何与焉。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遇；孟子亦奔走齐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岂孔孟之罪哉。然万世之下，六经昭如，七篇具在，道赖以传，至今不泯。说者谓夫子贤于尧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
二
士而不能立圣贤之志，就会产生各种思想品行问题。
例如，得少为足，善于自恕，不能去病。朱子说：
“今朋友之不进者，皆有‘彼善於此为足矣’之心，而无求为圣贤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去其病。故其病常随在，依旧逐事物流转，将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矣。”（《朱子语类训门人九》）
又如，沦为伪君子或滑向禅学。刘蕺山先生说：
“人生末后一着，极是要紧。尽有平日高谈性命，临岐往往失之。其受病有二：一是伪学，饰名欺世，原无必为圣贤之志，利害当前，全体尽露。又有一种是禅学，禅家以无善无恶为宗旨，凡纲常名教，忠孝节义，都属善一边，指为事障理障，一切扫除，而归之空。故惑世害道，莫甚于禅。昔人云：能尽饮食之道，即能尽生死之道，验之日用之间，顺逆之来，梦寐之际，此心屹然不动，自然不为利害所夺矣。惟其平日‘无终日之间违仁’，故能‘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工夫全在平日，不可不兢兢也。”（《明儒学案之蕺山学案》）
又如，歪用圣经圣言。圣人的著述言论，应该用之于正道，以之指导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切忌乱用歪用。歪用就是无志的表现。常见的歪用有三：一、用于装饰门面，当做口头禅，有言无行；二、用于文饰私欲和过错；三用于意气之争和利益之争。这是使用圣经圣言的三大忌，助恶帮凶不予焉。
有人说，妄图做圣人也是一种妄。这种人必不能立志无疑。阳明先生十二岁就立志做圣人，东海四十多岁才立此志，相比阳明先生，太迟太迟，只有愧赧。
注意，立志是自我期待，立志为圣与自诩为圣，不可混为一谈。孔子危难时刻的圣德自信和孟子论及政治时的圣道自信，也与自诩性质截然不同。
自圣非圣。自称、自诩、自封圣人者，即非圣人，康有为就是典型。古人有圣不自圣之说，最早应该出自于唐代韦表微《池州夫子庙麟台》，原话是：“孔不自圣，麟不自祥。”此说明清时代很流行。明•邱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说：
“尧舜之治，至于黎民时雍，万邦咸宁，而其心犹以为病。后世人主，宫闱之中且有怨女，辇毂之下率多丐夫，房闼之外已有呻吟之声，左右之间每形怨恨之语，方且受谀词，以为太平盛治。哆然以张大，欣然以庆幸，自以为唐虞三代不是过也，是何人品高下之悬绝而所见之不同如此哉？盖圣不自圣，愚者不自知其愚也。”
另外，立志为圣和立志为王，也是两回事。对于一般人来说，如果是立志为王，立志于治国平天下，那就未免狂或者妄。
对于儒家来说，尧舜之德，伊尹之志，本也；尧舜之事，伊尹之功，末也，迹也。故理当祖述尧舜，志伊尹之志，不当以尧舜事业和伊尹功业作为衡量圣贤的标准。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古之学者为己，这就抓住了根本。如果说为治国平天下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就舍本逐末矣。
三
士欲立志，须克三心。陆九渊先生感叹：“今之人易为利害所动，只为利害之心重。”在现中国，除了利害之心，有志之士还要进一步去除恐惧之心和苟且之心。
极权主义文化教育和制度熏陶之下，两种人最多，一种是拜金主义小人，一种是拜权主义恶人。两种人的得失利害之心都是超重的。
关于苟且之心，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我们这块土地，这些人终其一生，大多所行不过苟且二字。所谓风光，不过苟且有术；行路坎坷，不过苟且无门。”比起陈先生时代，现在情况严重程度何止百倍。
比苟且之心更普遍更难克服的是恐惧之心。政治环境、言论环境的严酷，让怯懦和恐惧深入无数国人的骨髓，对于真话正理和政治异议，不仅怕说，甚至怕听。文革过来人的恐惧感特别强烈。曾有多位读者表示，东海文章让他害怕。作者不怕读者怕，作者风起云扬，读者心惊胆战，堪称一大马邦特色。
利害之心重则是非之心昏，恐惧之心重则道义之心馁，苟且之心生则进取之心失。
士欲立志，必须克服三心，一心一意一往无前，志圣贤之志，行圣贤之道。其余一切，包括利害得失，贫富贵贱，乃至祸福安危，一切听其自然。
能克三心，必能立志。读古人书，读圣人书，为克服三心和立圣贤志所不可缺。东海有自勉联曰：无志莫谈天下事，成人须读圣人书。
当然，今人的书也有值得好好读的。最值得细读者，非熊公十力之《新唯识论》《体用论》《读经示要》《论六经》诸书莫属。当年东海游移于儒佛道三家多年，一直未决，后来归儒，立场仍然不够坚定纯正，思想上仍有些许疑惑。是熊公为我彻底祛疑解惑，从此大本确立，确乎其不可拔矣。
同时，熊公的孤冷和孤往精神也深深感染了我。熊公《十力语要》说：
“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将王船山与李恕谷拿来对照：“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灌注人间。…然则恕谷以广声气为宏学者，毋亦计之左欤。那般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结纳虽多，恶足宏此学。”
与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相比，当代官僚名士更不足道矣。昨日瞻仰厅友所发熊公十力故居遗址照片，郁然而怀之，作一联曰：五卷雄豪抟十力，一星孤冷压千秋。伟哉熊公，您就是我们立志的好榜样！
儒门修身功夫，说难很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在于能否立志，志立定否。立定了志，一切迎刃而解。遇到问题，无非进退二字。
进即进取，虽千万人吾往矣，老子怕你个鸟；退即有所不为，饶是你千娇百媚一池春水，我自禅心一定枯木死灰。一旦大本确立，一切风行水流，无惑无惧无忧。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2021-6-29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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