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对的事做对
——纪念刘晓波殉道4周年
胡平

4年前的今天，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被肝癌死于狱中。

刘晓波是殉道者。刘晓波是为了自由、首先是为了言论自由而死的。正如他在2009年12月26日法庭上发表《我的最后陈述》中讲到的——“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刘晓波不是唯一的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殉道者。我们纪念刘晓波，也是纪念一切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殉道者。

在刘晓波殉道4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发现，今日中国的言论空间，竟然比12年前刘晓波发表《最后陈述》时还要狭小，甚至比4年前刘晓波死于狱中时还要狭小；今日中国的言论空间，已经被压缩到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最低点。

回顾4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我们曾经有过令人激动的高峰，有过令人鼓舞的拓展，有过对未来的高度乐观与坚强信心。然而到了40年后的今天，我们却不能不发现，我们陷入了令人悲痛的低谷，以至于曾经有过的那些成果都荡然无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问自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自己在哪里没做对？无怨无悔应是指信念的执着和献身精神的矢志不渝，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先前所作的一切，在方式上和策略上没有任何可以检讨和可以改进之处。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我们没有把对的事做对，如果在“六四”32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和谋得今后的改进之道，那就是辜负了32年的光阴。

波兰的瓦文萨在讲到为什么偏偏是波兰最早取得了自由民主的突破时说：“因为我们比所有人更精明，我们从别人的模式中吸取了教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瓦文萨说：“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战胜的！那取决于你用什么武器，什么方法，抑或是盲目冲动。我以前常坏事，就因为我常常冲动——什么？不行？天啊，这怎么行！然后就被对方一拳打在下巴上。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不是办法。我输了，证明我的方法一定不对。所以我后来改变战术，我想，嘿，我今天打不过你，好的，后会有期。改天换个方式再来，不行的话再换个方式，再换一个。如果我还是落败，就说明我还没学乖，或者没有选对武器。”

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不断反省、不断改进的精神。八九民运遭到严重的挫败，许多人只是一味地去怪中共——不是我们没做好，而是中共太坏了。要么就是去怪民众，去批判中国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就算这些责怪全部正确，那又怎么样呢？既然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民众都是给定的事实，我们的使命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而不是在另外的假想的条件下推进自由民主，因此，我们必须改进自己，我们也只能改进自己。仅仅是做对的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对的事做对。

这就是对刘晓波最好的纪念。

RFA首发。2021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