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邪路已走绝，去马归儒最正道
余东海
殃民祸国百年深，辟马驱狼力自任。
个我安危何足问，千秋王道一生心。
---东海自题
一
大半个地球、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马学是彻头彻尾的邪说，马路是不折不扣的邪路。1991年迫于全苏联人民强大的反共压力，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共同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苏共解体宣言》说：“马列主义这一套荒谬绝伦的邪说经过七十多年的实验，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失败了。并用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祸害人类的荒谬邪说。”完全认同这个历史性的判断。《宣言》接着说：
“斯大林为了统治俄罗斯和世界，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不断推向世界各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出现共产党就会出现内战、饥荒和恐怖，就把烧杀、掠夺、暴乱、篡国夺权、血流成河带到哪里。为此，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真诚地向全世界受共产党迫害的人民和国家道歉。”
受害最深重的人民国家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是马法结合，是为毛时代的左道；继而马西结合，马家西化，是为邓时代的右道。
邓氏善根未绝，比毛氏正常一些，遗憾不学无术，完全不明道德正理和政治正义，纵不无好心，也难办好事。“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富带后富”等等口号的提出，出发点应该不坏。
但他不知道，经济科技建设建设必须与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制度建设并驾齐驱；他不知道，只有在中道文化的教导、王道政治的引领和礼制祥刑的规范下，经济建设才能健康顺利，先富带后富才是可能的，否则就是天方夜谭。要先富带后富，西学西制也不行，遑论马学马制。
在马学马制之下，经济科技的发展必然非正义非健康，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只能是特权阶级及其附庸，贫富只能越来越悬殊。
二
进入習时代，以马为主，加上儒学西学，是为马家杂道，所谓马魂儒体西用是也。不论习对儒家的真实态度如何，其某些言行和将儒家称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有助于将尊孔尊儒从政治错误变为政治正确，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習上台前我有个政治判断：“邓时代，政府对儒家的态度从敌视转变为无视，习时代进一步变为重视，意味着持续近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的终结，儒家获得复兴和新生的机会。”判断无误。当然，習给的只是机会，儒家真正的复兴需要靠广大儒生和仁人义士努力奋斗。这是不能期待于任何人的。
友人寄来《姚洋最新万字方案: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政治哲学的重构》一文，问我有何看法。左眼受伤以后，戒阅长文，略览文章导读，又是一份儒马结合论。
兹就其要点略予评点。导读说：
“将西方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是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典型特征。摆在当代中国学者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将这一过程上升到理论高度，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创造新的中华文明。
“本文认为，20世纪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阶段。革命打破了旧的社会结构，扩大了人际交往范围与政治参与，为工业化提供了条件，就此而言，历史给予了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机会。而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回归务实主义的哲学传统，实现了社会经济巨变，也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不再是西方意义仅仅代表部分利益的政党，而是通过民主集中过程，成为全民族利益的加总机制。
“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张力。从儒家学说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理应充分认识中国传统中的务实主义、个人与秩序相平衡、贤能主义以及德治等优秀成分，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的其他优秀成分对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哲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儒家政治为体，重构党的理论体系，是党完成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关键一步。”
略谈三点意见：
其一、赞同“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创造新的中华文明。”“从儒家学说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云；其二、反对“20世纪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阶段”之说，在儒家文化、政治框架在内，中国可以更好地现代化，20世纪的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百无一利而有大害。
其三、欢迎中共进一步儒化，但不看好儒马结合的前景。真儒必辟马，真马必反儒，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就不可能“以儒家政治为体”。儒马结合只能是强制性的捏合。去马归儒才是正道。
三
一个国家的良知，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良好的主体文化，良好的制度法律，良好的领导集团。这可以称为国家良知的三个面相或三大支柱。
三者相辅相成，一良俱良，一坏俱坏，其中主体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文化良好，一切好办；文化不行，一切不行。邪说在上，导出来的必然是恶制恶法和邪路绝路，是以贪官酷吏为中心组成的恶性利益集团。 马克思主义就是典型的极权主义邪说。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论、阶级斗争为纲论、剩余价值论、计划经济等等，都属于外围性之邪，其原则性之大邪有二，其一是唯物主义哲学。
唯物主义世界观，落实为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落实为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物质主义。建立了物质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人，就是物化之人，人形之物，简称物人。物人集团得势，欲不沦为特权阶级和恶性利益集团，不可能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无论选择哪条路线，无论怎样改革，改变不了其本质性的恶劣。
儒马两家都实行爱有差等，儒家是自近而远，先人后物，亲亲仁民爱物；马家是自远而近，先物后人，爱物爱民爱亲。同时，爱物以爱权为主，爱民以异族之民为主，异族又以黑人为主。少族特殊化，黑人更特殊，更高贵。这是唯物主义逻辑的必然。当然，马家的爱，除了爱权爱物，其它都要打个括号。仁者爱人，不仁者不能爱人，唯物主义者彻底丧失了仁爱的能力，焉能爱人，焉有真爱哉。
马克思有一段名言：“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
这是批判资产阶级的趋利性和冒险性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利润，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权阶级的利润相比，孰高孰低，妇孺皆知。西方资本家的利润最高也有限，特权阶级则是真正的一本万利，上不封顶。
世界上什么事业利润最高、利益最大？不是贩毒，不是贩人，而是贩卖邪说恶制的极权主义事业。君本位的暴秦、神本位的长毛属于古典极权主义，族本位的纳粹、党本位的马列都是现代极权主义。论本质之邪恶度，马列远超纳粹。
注意两点：其一、这里说的利润、利益是物质性暂时性的。论综合性持久性利益，当然是正义事业、仁道事业最大；其二、马克思这段话适用于所有利益集团，尤其是经过唯物主义洗脑的恶性利益集团，唯独不适用于圣贤君子。
无论利润多高、利益多大，君子不动心也。君子追求的是仁道事业，是家国天下的利益、千秋万代的利益和自己的道德利益。
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之大邪，其二是社会主义政治学。
马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有一个普遍的思想误区，以为把社会放在第一位，以社会为本位，就可以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殊不知，这是严重的本末颠倒。
社会是由人和民组成的，人民为本，社会为末。只有以民为本或以人为本，人民富强幸福，人人都有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社会才能发达美好起来。社会则不能本位化主义化，社会本位化，既不利于个人，也不利于社会，社会主义害社会。
马家喜欢讲实事求是。殊不知，实事求是需要有一定的道德和政治能力，而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政治学导致马帮天然丧失了这种能力。唯物主义误把物质看成第一性，必然昧于天道、人道和仁性；社会主义误把社会放在第一位，必然悖于民本、人本和仁本。
故马家的道德无能和政治无能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怎么强调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实事求是。欲真而正地实事求是，非仁者不可。仁者即仁本主义者。
常听人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共同富裕”云。不仅一般国人如此说，一些自由派和西方人也如此说，可见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误会。这应该也是社会主义最具有欺骗性的一点。
事实上，社会主义或许能共贫，不可能共富，甚至不可能象自由主义社会那样提供最基本社会保障。这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质决定的。也就是说，不用实践去检验，其理论就注定了不可能。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社会本位，不可能真正关心尊重个体，不可能为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提供刚性保障。
注意，共同富裕的愿景，不仅属于集体主义范畴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个人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也不可能。只有仁本主义导出来的现代王道政治，才有可能。然王道并不盲目追求共富。
王道政治特别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运》）共富只能是物质极大丰富、社会反常公平之后的水到渠成，不宜强求。
人民生活好不好，幸不幸福，是衡量一个国家好不好、衡量政治和制度好不好的最高标准，或者说基本标准，第一标准。但是，富裕并非唯一标准，是否共富更非重点。人民生活好不好，有五个标准，即安全度、富裕度、自由度、和谐度、健康度。五度的综合，构成人民的幸福度。
四
被马学深度洗过的人，有三个观念很难改变：一是“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正确观。有此三观打底，其它方面再明白也有限，一隙微明而已。如果加上权欲利欲的遮蔽，那一隙微明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最近一条新闻广传，说的是四川成都某中学有个应届毕业生，放弃港大奖学金，选择去北大读马克思。媒体纷纷赞扬这是信仰的力量，我倒宁愿相信是利益的考量。如果那个中学生真诚信奉马克思主义，那就毁了，后果不堪设想。
人生贵有信仰，信仰贵在真诚，但邪道信仰，有不如无，真不如伪。伪信或许有救，真信不可救药，害人害己，不死不止。
马邦人以入马帮和当马官为有前途，殊不知，马路是最没有前途的邪路绝路，是绝天绝地、毁人毁族的黑暗毁灭之途。马邦人欲追求前途的美好，必须让自己也让同胞们成为中国人。只有彻底去马，才能重新做人；只有真正尊儒，才能重做中国人。这是为自己为国家争取光明前途的唯一办法。
有友人认为，儒马结合，尚未尝试，遽断不行，未免武断。这就是不知不觉中被马家洗脑了。殊不知，儒马两家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存在原则性矛盾。儒马结合只能是强合，必然不伦不类不三不四，行之不远是一定的。马家没有改良的价值，马学没有与儒学融合的可能。抛弃是唯一的办法，也是马帮唯一的出路。
儒家自有明辨功夫和择法之眼，对于各种学术、思想、主义、意识形态的品质和价值，自能根据中道立场观点方法作出基本判断，如理如实地判断其高低优劣正邪善恶。故古今中外很多不良思想，不需要实践检验，仅观其理论就可以判断它们不行，遑论马学这种邪说。
马路已经走绝，马帮欲获得新生，必须彻底去马，彻底去除物本位之哲学、党本位之政治学和社会本位之经济学，彻底进行文化政治双重改革，革命性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儒化西化都不错，都是正道。西化即自由主义道路，次优选择；儒化是仁本主义道路，最优选择。
只不过，马家的路径依赖非常深，欲进行革命性改革，难乎其难。盖恶行恶言沉淀成恶习，就会形成路径依赖。恶行恶言越多，恶习越重，路径依赖越深，越难以改正，就像吸毒上瘾一样，不死不休。故一旦走上马路，基本上非一条道走到黑、走到绝不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方修正，本质难改，原因在此。
另复须知，如果把“儒马结合”当成一个过渡期，通过儒家化实现彻底去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倒是可以的，或许也是有必要的。儒马强合，有儒家一席之地，其政治品质不仅远高于马法结合的马左，也将高于马西结合的马右，作为去马归儒的过渡，或亦难以超越。
从马社会到儒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儒马强合到一定程度，去马归儒将势不可挡，水到渠成。怕就怕，把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成终极真理和追求。
2021-7-14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yibaochina.com/?p=242551
余东海
殃民祸国百年深，辟马驱狼力自任。
个我安危何足问，千秋王道一生心。
---东海自题
一
大半个地球、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马学是彻头彻尾的邪说，马路是不折不扣的邪路。1991年迫于全苏联人民强大的反共压力，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共同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苏共解体宣言》说：“马列主义这一套荒谬绝伦的邪说经过七十多年的实验，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失败了。并用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祸害人类的荒谬邪说。”完全认同这个历史性的判断。《宣言》接着说：
“斯大林为了统治俄罗斯和世界，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不断推向世界各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出现共产党就会出现内战、饥荒和恐怖，就把烧杀、掠夺、暴乱、篡国夺权、血流成河带到哪里。为此，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真诚地向全世界受共产党迫害的人民和国家道歉。”
受害最深重的人民国家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是马法结合，是为毛时代的左道；继而马西结合，马家西化，是为邓时代的右道。
邓氏善根未绝，比毛氏正常一些，遗憾不学无术，完全不明道德正理和政治正义，纵不无好心，也难办好事。“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富带后富”等等口号的提出，出发点应该不坏。
但他不知道，经济科技建设建设必须与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制度建设并驾齐驱；他不知道，只有在中道文化的教导、王道政治的引领和礼制祥刑的规范下，经济建设才能健康顺利，先富带后富才是可能的，否则就是天方夜谭。要先富带后富，西学西制也不行，遑论马学马制。
在马学马制之下，经济科技的发展必然非正义非健康，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只能是特权阶级及其附庸，贫富只能越来越悬殊。
二
进入習时代，以马为主，加上儒学西学，是为马家杂道，所谓马魂儒体西用是也。不论习对儒家的真实态度如何，其某些言行和将儒家称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有助于将尊孔尊儒从政治错误变为政治正确，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習上台前我有个政治判断：“邓时代，政府对儒家的态度从敌视转变为无视，习时代进一步变为重视，意味着持续近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的终结，儒家获得复兴和新生的机会。”判断无误。当然，習给的只是机会，儒家真正的复兴需要靠广大儒生和仁人义士努力奋斗。这是不能期待于任何人的。
友人寄来《姚洋最新万字方案: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政治哲学的重构》一文，问我有何看法。左眼受伤以后，戒阅长文，略览文章导读，又是一份儒马结合论。
兹就其要点略予评点。导读说：
“将西方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是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典型特征。摆在当代中国学者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将这一过程上升到理论高度，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创造新的中华文明。
“本文认为，20世纪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阶段。革命打破了旧的社会结构，扩大了人际交往范围与政治参与，为工业化提供了条件，就此而言，历史给予了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机会。而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回归务实主义的哲学传统，实现了社会经济巨变，也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不再是西方意义仅仅代表部分利益的政党，而是通过民主集中过程，成为全民族利益的加总机制。
“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张力。从儒家学说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理应充分认识中国传统中的务实主义、个人与秩序相平衡、贤能主义以及德治等优秀成分，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的其他优秀成分对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哲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儒家政治为体，重构党的理论体系，是党完成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关键一步。”
略谈三点意见：
其一、赞同“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创造新的中华文明。”“从儒家学说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云；其二、反对“20世纪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阶段”之说，在儒家文化、政治框架在内，中国可以更好地现代化，20世纪的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百无一利而有大害。
其三、欢迎中共进一步儒化，但不看好儒马结合的前景。真儒必辟马，真马必反儒，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就不可能“以儒家政治为体”。儒马结合只能是强制性的捏合。去马归儒才是正道。
三
一个国家的良知，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良好的主体文化，良好的制度法律，良好的领导集团。这可以称为国家良知的三个面相或三大支柱。
三者相辅相成，一良俱良，一坏俱坏，其中主体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文化良好，一切好办；文化不行，一切不行。邪说在上，导出来的必然是恶制恶法和邪路绝路，是以贪官酷吏为中心组成的恶性利益集团。 马克思主义就是典型的极权主义邪说。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论、阶级斗争为纲论、剩余价值论、计划经济等等，都属于外围性之邪，其原则性之大邪有二，其一是唯物主义哲学。
唯物主义世界观，落实为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落实为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物质主义。建立了物质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人，就是物化之人，人形之物，简称物人。物人集团得势，欲不沦为特权阶级和恶性利益集团，不可能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无论选择哪条路线，无论怎样改革，改变不了其本质性的恶劣。
儒马两家都实行爱有差等，儒家是自近而远，先人后物，亲亲仁民爱物；马家是自远而近，先物后人，爱物爱民爱亲。同时，爱物以爱权为主，爱民以异族之民为主，异族又以黑人为主。少族特殊化，黑人更特殊，更高贵。这是唯物主义逻辑的必然。当然，马家的爱，除了爱权爱物，其它都要打个括号。仁者爱人，不仁者不能爱人，唯物主义者彻底丧失了仁爱的能力，焉能爱人，焉有真爱哉。
马克思有一段名言：“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
这是批判资产阶级的趋利性和冒险性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利润，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权阶级的利润相比，孰高孰低，妇孺皆知。西方资本家的利润最高也有限，特权阶级则是真正的一本万利，上不封顶。
世界上什么事业利润最高、利益最大？不是贩毒，不是贩人，而是贩卖邪说恶制的极权主义事业。君本位的暴秦、神本位的长毛属于古典极权主义，族本位的纳粹、党本位的马列都是现代极权主义。论本质之邪恶度，马列远超纳粹。
注意两点：其一、这里说的利润、利益是物质性暂时性的。论综合性持久性利益，当然是正义事业、仁道事业最大；其二、马克思这段话适用于所有利益集团，尤其是经过唯物主义洗脑的恶性利益集团，唯独不适用于圣贤君子。
无论利润多高、利益多大，君子不动心也。君子追求的是仁道事业，是家国天下的利益、千秋万代的利益和自己的道德利益。
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之大邪，其二是社会主义政治学。
马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有一个普遍的思想误区，以为把社会放在第一位，以社会为本位，就可以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殊不知，这是严重的本末颠倒。
社会是由人和民组成的，人民为本，社会为末。只有以民为本或以人为本，人民富强幸福，人人都有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社会才能发达美好起来。社会则不能本位化主义化，社会本位化，既不利于个人，也不利于社会，社会主义害社会。
马家喜欢讲实事求是。殊不知，实事求是需要有一定的道德和政治能力，而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政治学导致马帮天然丧失了这种能力。唯物主义误把物质看成第一性，必然昧于天道、人道和仁性；社会主义误把社会放在第一位，必然悖于民本、人本和仁本。
故马家的道德无能和政治无能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怎么强调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实事求是。欲真而正地实事求是，非仁者不可。仁者即仁本主义者。
常听人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共同富裕”云。不仅一般国人如此说，一些自由派和西方人也如此说，可见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误会。这应该也是社会主义最具有欺骗性的一点。
事实上，社会主义或许能共贫，不可能共富，甚至不可能象自由主义社会那样提供最基本社会保障。这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质决定的。也就是说，不用实践去检验，其理论就注定了不可能。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社会本位，不可能真正关心尊重个体，不可能为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提供刚性保障。
注意，共同富裕的愿景，不仅属于集体主义范畴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个人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也不可能。只有仁本主义导出来的现代王道政治，才有可能。然王道并不盲目追求共富。
王道政治特别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运》）共富只能是物质极大丰富、社会反常公平之后的水到渠成，不宜强求。
人民生活好不好，幸不幸福，是衡量一个国家好不好、衡量政治和制度好不好的最高标准，或者说基本标准，第一标准。但是，富裕并非唯一标准，是否共富更非重点。人民生活好不好，有五个标准，即安全度、富裕度、自由度、和谐度、健康度。五度的综合，构成人民的幸福度。
四
被马学深度洗过的人，有三个观念很难改变：一是“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正确观。有此三观打底，其它方面再明白也有限，一隙微明而已。如果加上权欲利欲的遮蔽，那一隙微明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最近一条新闻广传，说的是四川成都某中学有个应届毕业生，放弃港大奖学金，选择去北大读马克思。媒体纷纷赞扬这是信仰的力量，我倒宁愿相信是利益的考量。如果那个中学生真诚信奉马克思主义，那就毁了，后果不堪设想。
人生贵有信仰，信仰贵在真诚，但邪道信仰，有不如无，真不如伪。伪信或许有救，真信不可救药，害人害己，不死不止。
马邦人以入马帮和当马官为有前途，殊不知，马路是最没有前途的邪路绝路，是绝天绝地、毁人毁族的黑暗毁灭之途。马邦人欲追求前途的美好，必须让自己也让同胞们成为中国人。只有彻底去马，才能重新做人；只有真正尊儒，才能重做中国人。这是为自己为国家争取光明前途的唯一办法。
有友人认为，儒马结合，尚未尝试，遽断不行，未免武断。这就是不知不觉中被马家洗脑了。殊不知，儒马两家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存在原则性矛盾。儒马结合只能是强合，必然不伦不类不三不四，行之不远是一定的。马家没有改良的价值，马学没有与儒学融合的可能。抛弃是唯一的办法，也是马帮唯一的出路。
儒家自有明辨功夫和择法之眼，对于各种学术、思想、主义、意识形态的品质和价值，自能根据中道立场观点方法作出基本判断，如理如实地判断其高低优劣正邪善恶。故古今中外很多不良思想，不需要实践检验，仅观其理论就可以判断它们不行，遑论马学这种邪说。
马路已经走绝，马帮欲获得新生，必须彻底去马，彻底去除物本位之哲学、党本位之政治学和社会本位之经济学，彻底进行文化政治双重改革，革命性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儒化西化都不错，都是正道。西化即自由主义道路，次优选择；儒化是仁本主义道路，最优选择。
只不过，马家的路径依赖非常深，欲进行革命性改革，难乎其难。盖恶行恶言沉淀成恶习，就会形成路径依赖。恶行恶言越多，恶习越重，路径依赖越深，越难以改正，就像吸毒上瘾一样，不死不休。故一旦走上马路，基本上非一条道走到黑、走到绝不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方修正，本质难改，原因在此。
另复须知，如果把“儒马结合”当成一个过渡期，通过儒家化实现彻底去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倒是可以的，或许也是有必要的。儒马强合，有儒家一席之地，其政治品质不仅远高于马法结合的马左，也将高于马西结合的马右，作为去马归儒的过渡，或亦难以超越。
从马社会到儒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儒马强合到一定程度，去马归儒将势不可挡，水到渠成。怕就怕，把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成终极真理和追求。
2021-7-14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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