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通上升的渠道，保障懒堕的自由----东海客厅论王道
余东海
追求道德自由者必然追求政治自由。
反对政治自由者不仅非儒而且非人。
----东海律
一
王道政治，仁民亲民，敬天保民，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新民之德，庶之富之教之，正德利用厚生，顺民心厚民生，吉凶与民同患。这都是民本原则应有之题义。
《大雅•皇矣》说：“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就是周文王“视民如伤”的意思，把人民当成伤病员一样。
这里革字有二解，或官刑，或兵革。我认为这里作官刑解更恰当。声色，声指号令，色指容貌。声与色相近，夏与革也应相近。《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夏革之于以化民，更末也。三家诗义集疏曰：“夏，谓夏楚，扑作教刑也；革，谓鞭革，鞭作官刑也。”这个注解准确。
不大声以色，不大而已，并非不要声色。同样道理，不长夏以革，不长而已，并非不要夏革。不长夏以革，即道德挂帅、德主刑辅之意。这句诗可与《论语》孔子一段话互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王道之中，每一个民都是非常珍贵的，都是政府关爱、维护的对象。王道首先要维护的是每一个民的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其人权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其自由包括言论、信仰自由，没有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
不虞匮乏意味着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每一个民的生活都有国家托底，都能获得基本保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再怎么贫穷，也是贫而不困，穷而不难！
王道社会，民众享有充分的自由，包括懒惰、寄生乃至堕落的自由。当然，堕落有底线，法律就是底线。法律限制任何伤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同时，上升渠道畅通。上流社会的大门为每一个民大开着。其入场券是德智，即贤能。儒家政治选贤与能，儒国精英都是贤能之士。那样的社会，既富有生机活力，又良制良法良风良俗，秩序井然。可谓自由与秩序双优。
民众的自由包括懒惰、寄生乃至堕落的自由。这一条必须确定。盖何谓懒惰、寄生和堕落，人言人殊，并无一定规范，国法不能惩罚，否则就会沦为暴政。
前苏联有“反寄生虫法”，国民不参加劳动就是堕落和犯罪，要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这就是极权暴政的标志之一。故东海认为有必要强调，对于懒惰、寄生乃至堕落者，只要没有伤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国家就不能强制性干涉和惩罚。当然，家法族规及乡规民约如何处理，那是民间的自由。家法族规及乡规只要无违国法，道德要求和规范宽严自由。
從容厅友指出：“懒惰不一定不好，多少思想家、艺术家，也是在世俗所谓的懒惰中，取得时间空间开拓自己的生命。孔子被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正是庸众眼中的大懒人。如果孔子也勤于种田，就无法成为照亮万古的先师了。”然哉然哉。如果孔子生活在前苏联，很可能沦为犯罪分子。
二
保障懒堕的自由，其实是明确自由的底线。有些奇怪，一些儒者对此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前有齐义虎，现有蔡柏堂和道之冲。道之冲怒斥曰：
“谁都不干活了，国家那什么去收税，收不到税，又怎么免于贫困的自由？鳏寡孤独者受救助，可不是懒汉受照顾。猛士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郡。如果你连村里的干部都没干过，就别想镇上的。”
诸如此类，可发一噱。此人不知，“猛士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郡”之言出自于《韩非子•显学》，是法家主张。自尧舜至明清，历代中华王朝的宰相，固然不乏起于州郡者，但大多数没有州郡和基层工作经历。
蔡柏堂说：“子曰：爱之能勿劳乎？民众需要引导，化民成俗，民自勤劳。中华民族之所以以勤劳著称，就是几千年教化的结果。懒惰是一种不良习性，难道我们要立法保护不良习惯？ ”
东海答：此言没错，但以此反对维护“民众的自由包括懒惰、寄生乃至堕落的自由”，则大错特错。爱而劳之，教化民众，这是导之以德，王道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教化与刑法有别，刑法是刚性的，犯法必惩；教化是柔性的，不能强制。对于民众的不良习惯，只能耐心引导，不能立法惩罚。
或认为民众有了懒惰、寄生乃至堕落的自由，民众就会普遍懒惰、寄生和堕落，这是一个大误会，是极端昧于本性的思维，秦法家和两极主义思维。殊不知，王道仁政之下，文化教育发达，向上渠道畅通，大多数人都能保障和扩充四心，积极向上必然成为社会主流。
汉儒陆贾说：“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新语•无为》）故认为社会有了自由、民众就会堕落，不仅诬民，也是无知，至少信不过王道政治的文明力量和儒家教化功能的强大。
许东厅友赞我对人民的信心。其实，我是对新王道礼制有信心，我不相信民众在礼法面前会太坏，就像我不相信一般朋友对我会太坏一样。对方尊重我，我自然敬重之；对方无礼冒犯，我可以有所纵容，但会疏远之；对方非法犯我，那就难免吃大亏。我相信大多数民众都愿受敬重而害怕吃大亏。
许东厅友说得好：“教化不能强制，我以为这是儒家根本性的原则，固执这个原则，涉及大根大本，丝毫不能动摇。”注意，道德教化与文化教育有别。文化教育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特别是义务教育，必须落实为教育法。然教化不一样，那是道德上以身作则的示范和潜移默化的引导，急不得，更强制不得。
特此重申，思想问题教育解决，道德问题教化解决，对于精英群体的思想道德问题，还可以纪律解决。唯独不允许法律解决。以法律方式解决思想道德问题，是古今中西极权主义不约而同的一大共同点。我认为，思想问题、道德问题不能法律解决，应该悬为儒家政治厉禁！
三
一些儒生反对自由，主要原因是无知。有两种无知比较普遍。
其一、他们误认民粹主义的自由为自由，不知那是伪自由。真自由只有两种：礼制德治之自由和民主法治之自由，而且前者的自由品质更高。盖自由与秩序相反相成，儒家礼法提供的自由与秩序，品质双优。礼是本于天理之礼，法是依托王道之法，自由是礼法双重保障之自由。
其二，他们分不清楚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之别，只知道道德自由重要，不知道政治自由同样重要，于人于己儒家都很重要。没有政治自由，儒家和国人连言论权都没有。故道德自由追求者，必然也是政治自由追求者。
盖仁者必然爱人，爱人必然尊重人权。人民有人权，就要好好维护；人民没有自由，就要为之追求。借用伊尹的话说，匹夫匹妇没有人权，若己推而内之沟中；一夫不获自由，吾心愧耻，若挞于市！
很多人不知道，自由原是王道故物。传统中国，没有人权自由之名，颇有人权自由之实。在和平时代，民众的生命权、财产权、言论权、信仰权及基本生活保障之权利，都得到相当程度的维护。即使民国，这些人权在政治上也都延续下来了，只是由于战乱而得不到保障耳。如山海群友所说：
“当年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他们高喊自由，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就生活在自由中，首先他家里有地有房子，有他老婆在家帮他们带孩子。实际上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有地有房，唯一缺的是战乱不能好好生活，他们不缺自由，缺的是一个没有战乱的太平生活。相比当时英国工厂里的，没房没地，只能靠每天给工厂主打工换取薪水活着的工人幸福的多。”
民国文化政治精英的需要做的，不是追求自由，而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自由提供更好更有效的制度保障和道德保障。民国精英追求自由，具体原因因人而异，基本原因有二：
一是无知，既不明自由主义之法治自由，更不明儒家德治礼制之自由，一味追求民粹主义的、丛林化的自由；二是缺德，以追求自由为名图谋个人名利和权力。
四
有必要普及一下这个政治常识：自由并非越大越好，社会并非越自由越好，无度、无序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而是民粹主义的禽兽化和丛林化的自由。
所谓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是典型的民粹自由。盖社会主义即社会本位，只能通往君本或党本政治，不可能导出民本或人本文明，不可能维护人权自由。这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先天性规定，简称天注定。
社会主义社会，弱势群体不发财或许还好，发财必然招灾；特权阶级不致富也罢，致富必有后患。社会本位化，仁、人和民就彻底丧失了本位的资格。人不仁、民无权就是逻辑的必然。在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固然苦难深重，毫无希望；特权阶级同样朝不保夕，后患无穷。
这是一条东海律：无论中西，无论古今，无论姓洪姓马姓希，社会主义都是一条邪路和绝路。任何国家和社会，一旦走上这条路，必然内忧外患交集，天灾人祸不断，天翻地覆一切反常，直到彻底回头，才能重出苦海。
自由必须有序有度有边界，自由的秩序、限度和边界，现代西方由民主法治提供，中华文明由礼制德治提供。中华文明，逝者已矣，历史局限很多；来者待追，有待反本开新。反本就是要返回王道政治的民本原则。
民本有三要素：一是主权在民，二是民贵君轻，三是民为邦本，包括民为君本，民为吏本。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新书•大政上》）
以民为本，意味着政治家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有赖于一定的制度保障，更诉诸于政治家自身的文化道德修养。民主制度有一个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未必都能真正以民为本。例如美西政客，往往有巧言令色足恭和口惠而实不至的毛病。口惠而能实至，言出大多能行，就是特朗普获得多数中下层民众衷心支持的重要原因。
故东海早就指出，民主制度能够“与能”不能“选贤”，很多时候也无贤可选。欲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大道，非王道不可，非霸道所能，古典霸道和现代西方霸道都不能。
反本，政治返回民本，文化返回儒家。
我曾以八个字，概括百年来中国所有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源：反孔反儒，崇马崇毛。又可简化为四个字：反儒崇马。这是百年来内政外交、内忧外患、人道灾难种种问题的两大根源。这一反一崇，就导致了天翻地覆的百年浩劫。
注意，反儒比无儒更可怕。无儒不过无父而已，终将成长起来；有儒而反儒则是弑父，非下地狱走一遭不可。崇马就更可怕了，信邪拜魔，跳过夷狄化、禽兽化的过程，直接魔化，直下十九层地狱！至于拯救之法，说起来很简单，也是四个字：去马归儒！2021-7-16余东海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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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追求道德自由者必然追求政治自由。
反对政治自由者不仅非儒而且非人。
----东海律
一
王道政治，仁民亲民，敬天保民，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新民之德，庶之富之教之，正德利用厚生，顺民心厚民生，吉凶与民同患。这都是民本原则应有之题义。
《大雅•皇矣》说：“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就是周文王“视民如伤”的意思，把人民当成伤病员一样。
这里革字有二解，或官刑，或兵革。我认为这里作官刑解更恰当。声色，声指号令，色指容貌。声与色相近，夏与革也应相近。《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夏革之于以化民，更末也。三家诗义集疏曰：“夏，谓夏楚，扑作教刑也；革，谓鞭革，鞭作官刑也。”这个注解准确。
不大声以色，不大而已，并非不要声色。同样道理，不长夏以革，不长而已，并非不要夏革。不长夏以革，即道德挂帅、德主刑辅之意。这句诗可与《论语》孔子一段话互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王道之中，每一个民都是非常珍贵的，都是政府关爱、维护的对象。王道首先要维护的是每一个民的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其人权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其自由包括言论、信仰自由，没有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
不虞匮乏意味着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每一个民的生活都有国家托底，都能获得基本保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再怎么贫穷，也是贫而不困，穷而不难！
王道社会，民众享有充分的自由，包括懒惰、寄生乃至堕落的自由。当然，堕落有底线，法律就是底线。法律限制任何伤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同时，上升渠道畅通。上流社会的大门为每一个民大开着。其入场券是德智，即贤能。儒家政治选贤与能，儒国精英都是贤能之士。那样的社会，既富有生机活力，又良制良法良风良俗，秩序井然。可谓自由与秩序双优。
民众的自由包括懒惰、寄生乃至堕落的自由。这一条必须确定。盖何谓懒惰、寄生和堕落，人言人殊，并无一定规范，国法不能惩罚，否则就会沦为暴政。
前苏联有“反寄生虫法”，国民不参加劳动就是堕落和犯罪，要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这就是极权暴政的标志之一。故东海认为有必要强调，对于懒惰、寄生乃至堕落者，只要没有伤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国家就不能强制性干涉和惩罚。当然，家法族规及乡规民约如何处理，那是民间的自由。家法族规及乡规只要无违国法，道德要求和规范宽严自由。
從容厅友指出：“懒惰不一定不好，多少思想家、艺术家，也是在世俗所谓的懒惰中，取得时间空间开拓自己的生命。孔子被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正是庸众眼中的大懒人。如果孔子也勤于种田，就无法成为照亮万古的先师了。”然哉然哉。如果孔子生活在前苏联，很可能沦为犯罪分子。
二
保障懒堕的自由，其实是明确自由的底线。有些奇怪，一些儒者对此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前有齐义虎，现有蔡柏堂和道之冲。道之冲怒斥曰：
“谁都不干活了，国家那什么去收税，收不到税，又怎么免于贫困的自由？鳏寡孤独者受救助，可不是懒汉受照顾。猛士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郡。如果你连村里的干部都没干过，就别想镇上的。”
诸如此类，可发一噱。此人不知，“猛士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郡”之言出自于《韩非子•显学》，是法家主张。自尧舜至明清，历代中华王朝的宰相，固然不乏起于州郡者，但大多数没有州郡和基层工作经历。
蔡柏堂说：“子曰：爱之能勿劳乎？民众需要引导，化民成俗，民自勤劳。中华民族之所以以勤劳著称，就是几千年教化的结果。懒惰是一种不良习性，难道我们要立法保护不良习惯？ ”
东海答：此言没错，但以此反对维护“民众的自由包括懒惰、寄生乃至堕落的自由”，则大错特错。爱而劳之，教化民众，这是导之以德，王道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教化与刑法有别，刑法是刚性的，犯法必惩；教化是柔性的，不能强制。对于民众的不良习惯，只能耐心引导，不能立法惩罚。
或认为民众有了懒惰、寄生乃至堕落的自由，民众就会普遍懒惰、寄生和堕落，这是一个大误会，是极端昧于本性的思维，秦法家和两极主义思维。殊不知，王道仁政之下，文化教育发达，向上渠道畅通，大多数人都能保障和扩充四心，积极向上必然成为社会主流。
汉儒陆贾说：“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新语•无为》）故认为社会有了自由、民众就会堕落，不仅诬民，也是无知，至少信不过王道政治的文明力量和儒家教化功能的强大。
许东厅友赞我对人民的信心。其实，我是对新王道礼制有信心，我不相信民众在礼法面前会太坏，就像我不相信一般朋友对我会太坏一样。对方尊重我，我自然敬重之；对方无礼冒犯，我可以有所纵容，但会疏远之；对方非法犯我，那就难免吃大亏。我相信大多数民众都愿受敬重而害怕吃大亏。
许东厅友说得好：“教化不能强制，我以为这是儒家根本性的原则，固执这个原则，涉及大根大本，丝毫不能动摇。”注意，道德教化与文化教育有别。文化教育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特别是义务教育，必须落实为教育法。然教化不一样，那是道德上以身作则的示范和潜移默化的引导，急不得，更强制不得。
特此重申，思想问题教育解决，道德问题教化解决，对于精英群体的思想道德问题，还可以纪律解决。唯独不允许法律解决。以法律方式解决思想道德问题，是古今中西极权主义不约而同的一大共同点。我认为，思想问题、道德问题不能法律解决，应该悬为儒家政治厉禁！
三
一些儒生反对自由，主要原因是无知。有两种无知比较普遍。
其一、他们误认民粹主义的自由为自由，不知那是伪自由。真自由只有两种：礼制德治之自由和民主法治之自由，而且前者的自由品质更高。盖自由与秩序相反相成，儒家礼法提供的自由与秩序，品质双优。礼是本于天理之礼，法是依托王道之法，自由是礼法双重保障之自由。
其二，他们分不清楚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之别，只知道道德自由重要，不知道政治自由同样重要，于人于己儒家都很重要。没有政治自由，儒家和国人连言论权都没有。故道德自由追求者，必然也是政治自由追求者。
盖仁者必然爱人，爱人必然尊重人权。人民有人权，就要好好维护；人民没有自由，就要为之追求。借用伊尹的话说，匹夫匹妇没有人权，若己推而内之沟中；一夫不获自由，吾心愧耻，若挞于市！
很多人不知道，自由原是王道故物。传统中国，没有人权自由之名，颇有人权自由之实。在和平时代，民众的生命权、财产权、言论权、信仰权及基本生活保障之权利，都得到相当程度的维护。即使民国，这些人权在政治上也都延续下来了，只是由于战乱而得不到保障耳。如山海群友所说：
“当年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他们高喊自由，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就生活在自由中，首先他家里有地有房子，有他老婆在家帮他们带孩子。实际上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有地有房，唯一缺的是战乱不能好好生活，他们不缺自由，缺的是一个没有战乱的太平生活。相比当时英国工厂里的，没房没地，只能靠每天给工厂主打工换取薪水活着的工人幸福的多。”
民国文化政治精英的需要做的，不是追求自由，而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自由提供更好更有效的制度保障和道德保障。民国精英追求自由，具体原因因人而异，基本原因有二：
一是无知，既不明自由主义之法治自由，更不明儒家德治礼制之自由，一味追求民粹主义的、丛林化的自由；二是缺德，以追求自由为名图谋个人名利和权力。
四
有必要普及一下这个政治常识：自由并非越大越好，社会并非越自由越好，无度、无序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而是民粹主义的禽兽化和丛林化的自由。
所谓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是典型的民粹自由。盖社会主义即社会本位，只能通往君本或党本政治，不可能导出民本或人本文明，不可能维护人权自由。这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先天性规定，简称天注定。
社会主义社会，弱势群体不发财或许还好，发财必然招灾；特权阶级不致富也罢，致富必有后患。社会本位化，仁、人和民就彻底丧失了本位的资格。人不仁、民无权就是逻辑的必然。在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固然苦难深重，毫无希望；特权阶级同样朝不保夕，后患无穷。
这是一条东海律：无论中西，无论古今，无论姓洪姓马姓希，社会主义都是一条邪路和绝路。任何国家和社会，一旦走上这条路，必然内忧外患交集，天灾人祸不断，天翻地覆一切反常，直到彻底回头，才能重出苦海。
自由必须有序有度有边界，自由的秩序、限度和边界，现代西方由民主法治提供，中华文明由礼制德治提供。中华文明，逝者已矣，历史局限很多；来者待追，有待反本开新。反本就是要返回王道政治的民本原则。
民本有三要素：一是主权在民，二是民贵君轻，三是民为邦本，包括民为君本，民为吏本。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新书•大政上》）
以民为本，意味着政治家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有赖于一定的制度保障，更诉诸于政治家自身的文化道德修养。民主制度有一个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未必都能真正以民为本。例如美西政客，往往有巧言令色足恭和口惠而实不至的毛病。口惠而能实至，言出大多能行，就是特朗普获得多数中下层民众衷心支持的重要原因。
故东海早就指出，民主制度能够“与能”不能“选贤”，很多时候也无贤可选。欲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大道，非王道不可，非霸道所能，古典霸道和现代西方霸道都不能。
反本，政治返回民本，文化返回儒家。
我曾以八个字，概括百年来中国所有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源：反孔反儒，崇马崇毛。又可简化为四个字：反儒崇马。这是百年来内政外交、内忧外患、人道灾难种种问题的两大根源。这一反一崇，就导致了天翻地覆的百年浩劫。
注意，反儒比无儒更可怕。无儒不过无父而已，终将成长起来；有儒而反儒则是弑父，非下地狱走一遭不可。崇马就更可怕了，信邪拜魔，跳过夷狄化、禽兽化的过程，直接魔化，直下十九层地狱！至于拯救之法，说起来很简单，也是四个字：去马归儒！2021-7-16余东海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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