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浩劫史，展望中华新文明---谁能代表中国未来？
余东海
东海曰：自由人士常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东海曰，哪里是我的祖国，哪里就应该自由化。自由不是王道，却是王道的基础。
一
顺儒者兴，尊儒而昌，违儒而衰，灭儒而亡。
这是古来多数王朝的发展轨迹，一个历史规律。难怪有人问：为什么历代王朝到了晚年，往往对忠臣和儒家大开杀戒？盖它们晚年无不严重违反儒家道德、政治原则，又不听从劝谏，必然以儒为敌。自古忠臣多出儒门，杀害忠臣即杀害儒家，杀害儒家即自绝于天道和天下。故历代政权杀儒之后，接着往往是彻底的灭亡！
必须指出的是，顺儒者兴，尊儒而昌，这个规律不适用于国共两党。相反，两党都是违儒而兴、反儒而昌的，都是逆淘汰的产物。原因很简单，清末以来是史无前例的反常时代，反孔反儒方能兴昌。
不过，这种兴昌不可能持久，国党迅速败遁，马帮鱼龙百变，勉强维持至今，已是强弩之末，却又对儒家产生了一点温情。这种先激烈反儒、后有所尊儒的政权，自古所无，独此一家。在连伪儒政治都绝迹的世界，颇为特殊。
国共两党的成功各有相应的社会土壤和民意基础。
盖天道对民意具有高度尊重性。整体民意的意愿欲求，往往都能得到满足，求仁得仁，得到仁政；拜魔得魔，得到魔王。《尚书•泰誓上》：“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矜，这里就兼怜悯和尊重二义。万民求仁，上天垂怜，侧重于悯其心；万民拜魔，上天遂愿，侧重于重其意。
民之所欲即民心民意和社会共欲，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全体性意见意愿通过一定程序表达如全民选举；一是共业意义上的民之所欲，通过因果的方式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历代政权无论好不好，儒不儒，都是当时民之所欲的结果。清末时，孙蒋符合民之所欲，故国党成功；民国时，蚂路符合民之所欲，故马帮成功。
缺德缺智的人往往分不清好坏，甚至好坏颠倒。缺德缺智的人占多数，就形成恶社会，三民社会。三民者，愚民刁民暴民也。这种社会必然反常、颠倒、逆淘汰，把一切好东西淘沙似的淘汰掉，把坏东西逆淘金似的淘出来。
民国是恶社会初级阶段，国党虽不好，不够坏，故迅速被淘汰。天从民愿，恶社会迅速进入高级阶段和极端阶段。这是一条东海律：反常反儒社会建起的必然是邪恶的政治和制度，就像邪恶之徒做成的只能是邪恶事业一样。
因为民之所欲未必都具有正确性正义性，故任何学说、人物和势力的正确性正义性，不能以民众的崇信来证明。在某些历史阶段和某些社会国家，邪说邪人和恶势力都可能获得大量民众的崇信。这种事例，古今中外皆非罕见。对于学说、人物和势力的品质判断，必须诉诸于良知、圣经和实践，民情民意仅供参考。
将民情民意民众态度神圣化，是民粹主义的做法，君子不为也。《尚书•大禹谟》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可见违道干誉和违民从欲一样，都为圣经不许，都是政治大忌。当然，对于民众的拥戴赞颂，儒家并非反对，而是视之为仁政德治水到渠成的副产品。
二
百年邪恶空前，民国侧重于邪。邪说泛滥，反儒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等等，激扬乎学校，喧腾乎朝野，汹涌乎社会，不中邪毒者几希。知识群体思想界，除了寥寥几个新儒家，没有一个正常人。
民众愚昧无妨，有精英；政治精英愚昧无妨，有文化精英。文化精英群体性愚昧，那就一切无望。愚昧非邪恶，大愚必邪恶，文化群体愚昧到反孔崇马的程度，至矣尽矣，邪恶程度蔑以加矣，其民其国其社会必然堕落无底线，败坏无止境，人道灾难必然史无前例！
国民党虽然正派，但三正性非常有限，蒋先生虽为正人，却是杂家，文化倾向传统，政治信仰三民，宗教信仰西方，不中不西杂七杂八。其德其智，为将或有余，不足以为相，遑论为君；守成或勉强，不足以御寇剿匪、拨乱反正、导良社会，遑论辟邪弘道，重建王道！
民国各界也涌现了不少正义之士。但民粹主义泛滥成灾，社会道德急遽下降，越来越适合极权主义，故马帮的成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国民党虽有民粹倾向，遇到真正的、极端的民粹主义，缚手缚脚，不可能维持多久。
民国已是蛊社会的初级阶段，任何政党和势力，不毒到一定程度，与社会不配套，被迅速淘汰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
在民国，要对治毛式极权主义，非君子集团和王道政治不可。霸道都未必行，何况远逊于霸道的三民主义集团。而在民国那样的环境中，纵有圣贤君子，难免边缘化，没有建设王道的权位和机会。
国民党仁义度不高，扬善惩恶皆无力。就像不践迹不入室的善人面对剧盗，必然缚手缚脚捉襟见肘最后失败。而毛帮国际背景雄厚，社会基础扎实，思想自圆其说，善于逢迎暴民，手段狠辣无底，欺诈暴力双高，取得国民党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好在蒋家不坏，虽被逆淘，败而不亡，有一定后福。
注意，东海揭示三民主义的问题和孙蒋集团的错误，不是与他们过不去，不是苛责前贤，更不是事后诸葛亮自炫高明，而是为了吸收历史的教训，以便更好地开创未来，重建中华，避免重蹈覆辙。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此之谓也。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说，他要研究的是法兰西的历史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让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平庸小人物，不自觉地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东海曰，对于中国文化人来说，更值得研究的是，中华民国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让反孔反儒运动广泛开展，让日寇深入腹地猖獗八年之久，最后让毛氏扮演“伟人”的角色，让马帮成为天下第一大帮并鸠占鹊巢。
民国和孙蒋自有可取可敬之处，但问题也很多很大。民国的道德、制度、政治、社会、教育、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问题都很多很大，而有文化根源，即立国思想和意识形态非正确。这是民国各种问题的总根源。把这个根源问题剖析清楚，对于重建中华并避免重蹈民国之覆辙，意义重大。
三
古今中西人道主义灾祸数不胜数，有邪说支持的人道灾祸、即学术之祸也很多，其中大者有五，是暴秦、洪杨、纳粹、红蚂、伊恐。它们都是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是用歪理邪说武装起来的反人类势力。
发生在前苏联、中国、红色高棉及所有马邦的人道主义灾难，都是马学导出来的典型的学术之祸，极权主义之祸。马学导出来的道德、政治、制度、法律、社会，都是恶德恶政恶制恶法恶社会。
极权主义的危害具有多重性，其恶制恶法侵犯人权，其邪说歪理毒害人心。极权主义社会是典型的互害型、人吃人社会，官与民、官与官、民与民互害互吃。特权阶级固然吃人不吐骨头，弱势群体只要有机会，吃起人来同样毫不含糊。
东海早就指出，极权社会，大多数弱者也有一颗强人的心，变成强人获得吃人的能力和资格，就是它们最大的理想。
极权主义势力都有一种极其无知盲目的自信，认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殊不知，历史不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是由正义者书写的。极权主义的胜利都是脆而不坚，坚而不久的。
历史自有公道。无论遭到怎样的灾厄和诬蔑，圣贤豪杰自有相应的历史地位；无论受到怎样的崇拜和吹捧，暴君盗贼终将落入历史的垃圾堆，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就是历史的公道。几千年来，没有任何一个非儒家政权有资格写史，遑论暴君邪教！它们进入地狱，就是最下贱的东西；进入历史，就是最弱势的群体。
邪说之灾，正学消之；极权之祸，儒家解之。现在又是儒家来复之时。
顺便指出国人持续百余年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爱好：嫁祸。首先，是把违反中道思想导致的人生问题、把违反王道原则导致的政治问题统统嫁祸给儒家；其次，把三民主义和极权主义制造的问题嫁祸给儒家或自由，把特权资本主义制造的问题嫁祸给资本。儒家成了第一背锅侠，其次是自由，其次是资本。
儒家来复，不再背锅，也不再让自由和资本背锅。谁的锅谁自己背！
最近流行这段话：“经过历朝历代的浩劫，几乎就没有什么读书人的种子了。为了苟活，剩下很多犬儒，只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歌功颂德。”
这个观点理事双违。只要是儒家王朝，读书种子、正人君子就永无穷尽。方孝孺被害，明朝的读书种子、骨鲠之臣和忠义之士前仆后继，直到明末仍然层出不穷。岂止明朝，历代儒家王朝无不如此。
只有反孔反儒、焚书坑儒之后，才会出现这段话所述的情况，如百年浩劫。然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儒家一旦有所来复，君子豪杰又将陆续四起。
就眼前来说，问题重重不敢乐观。所有问题的根源可概括为：反孔崇毛的后遗症，马学马制的基础病。儒家犹无言论权，作用有限，又被儒马融合的努力中和了部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好在儒家的来复预兆着中华文明重建的希望，意味着大转型的肇端。大转型是从马时代转向儒时代。马儒之间，或许还有个自由时代。
转型期的社会特征有四：一是混杂，思想观念、道德标准混杂，是非正邪善恶人禽杂成一团；二是混乱，社会无序化加快加重，各种乱象和突发事件频繁；三是政治内斗加剧，官场代谢加速；四是希望在望，体制内外乃至海内外各股势力中，有所尊儒的人物和势力最得天时，最易胜出。
反儒派逆势而动，自绝于天，将迅速自灭。反儒派包括思想上反对、道德上悖逆、政治上敌视和封杀儒家的所有人物和势力。五四至今百年间，堪称反儒派的黄金时代，越反儒越容易成功；而今世易时移，儒家一阳来复，进入见龙在田的二阳时期当为期不远，反儒派就此一蹶，永无再振之时，遑论代表中国。
短期内，代表中国未来的政治力量，或者说中国未来代表性的政治力量，未必是儒家，但必须、也必然是尊儒的。尊儒程度越高者，代表性越大。
四
最近多位学者高调宣称：“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云。此言欲成立，前提是有中国。中国者，中道之国也，必须以中道文化立国治国，实行王道德治和礼制。故“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还远远没有到来，其到来有赖于儒家上位。
或问：“若东海为政于马邦，奚其为政？
答：固知不可能。假设吾为政，必也正名乎！去马归儒就是正意识形态之名。先从教育领域开始，将儒学提升为第一学科，开办国立儒家大学，对各级官员进行简单的儒学教育和考试。同时启动修宪，上层建筑所有领域都配合去马归儒的工程有序展开各项工作。
吾国要自由化，成为正常国家，必须彻底去马；要中国化，成为王道大国，必须全面归儒，以儒立国和治国，意识形态、政治形态、制度形态全方位儒化，那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才能兼取古今中西所有文明精华，重启中华文明新一轮。那样的话，赶超美西，又有何难哉？直达大同，当为期不远也。
或谓去马归儒的思路需要汤武革命方可。这个思路确实是革命性的，是文化上、政治上、制度上的多重性革命。然而又与汤武革命性质大不同。东海的革命性改革思路，完全可以自上而下循序渐进。例如，先让儒家享有言论权，可以自由结社自由出书自由讲学，一二年下来，就可以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人才储备。
《文明的堕落，从语言开始》一文说：
“霍尔姆斯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起于思想的愚蠢。可见，语言与精神的好坏，存在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人类思考世界的根本方式，人如何使用语言，就会如何思考。因此毫不夸张的说，语言的堕落，就是思考能力堕落的先兆，而有毒语言的病变式传播，正在制造肤浅的一代人。”
说得不错，特补充曰：文明的堕落，从语言开始；语言的堕落，从诈力开始。诈即欺诈，力即暴力。欺诈性、暴力性语言的泛滥，意味着语言和文明的堕落。
文明的重建，从语言开始；语言的更新，从“修辞立其诚”开始。欲“修辞立其诚”，从尊儒读经开始。“修辞立其诚”是圣训，出自于《乾文言》，强调立诚是修辞好坏的标准。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说话，这是君子的最基本要求，是进德修业的基础。三界精英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说话，中华文明才有重建的希望。
当历史重新进入儒时代，即儒家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复兴，将带来三个伟大的历史性成果：一、圣贤君子和豪杰之士茁壮成长，量丰质优；二、古今中西各种歪理邪说纷纷破产，进入历史垃圾堆；三、王道政治、礼乐制度和中华文明得以重建，展开更高境界的新一轮的辉煌！2021-8-4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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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东海曰：自由人士常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东海曰，哪里是我的祖国，哪里就应该自由化。自由不是王道，却是王道的基础。
一
顺儒者兴，尊儒而昌，违儒而衰，灭儒而亡。
这是古来多数王朝的发展轨迹，一个历史规律。难怪有人问：为什么历代王朝到了晚年，往往对忠臣和儒家大开杀戒？盖它们晚年无不严重违反儒家道德、政治原则，又不听从劝谏，必然以儒为敌。自古忠臣多出儒门，杀害忠臣即杀害儒家，杀害儒家即自绝于天道和天下。故历代政权杀儒之后，接着往往是彻底的灭亡！
必须指出的是，顺儒者兴，尊儒而昌，这个规律不适用于国共两党。相反，两党都是违儒而兴、反儒而昌的，都是逆淘汰的产物。原因很简单，清末以来是史无前例的反常时代，反孔反儒方能兴昌。
不过，这种兴昌不可能持久，国党迅速败遁，马帮鱼龙百变，勉强维持至今，已是强弩之末，却又对儒家产生了一点温情。这种先激烈反儒、后有所尊儒的政权，自古所无，独此一家。在连伪儒政治都绝迹的世界，颇为特殊。
国共两党的成功各有相应的社会土壤和民意基础。
盖天道对民意具有高度尊重性。整体民意的意愿欲求，往往都能得到满足，求仁得仁，得到仁政；拜魔得魔，得到魔王。《尚书•泰誓上》：“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矜，这里就兼怜悯和尊重二义。万民求仁，上天垂怜，侧重于悯其心；万民拜魔，上天遂愿，侧重于重其意。
民之所欲即民心民意和社会共欲，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全体性意见意愿通过一定程序表达如全民选举；一是共业意义上的民之所欲，通过因果的方式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历代政权无论好不好，儒不儒，都是当时民之所欲的结果。清末时，孙蒋符合民之所欲，故国党成功；民国时，蚂路符合民之所欲，故马帮成功。
缺德缺智的人往往分不清好坏，甚至好坏颠倒。缺德缺智的人占多数，就形成恶社会，三民社会。三民者，愚民刁民暴民也。这种社会必然反常、颠倒、逆淘汰，把一切好东西淘沙似的淘汰掉，把坏东西逆淘金似的淘出来。
民国是恶社会初级阶段，国党虽不好，不够坏，故迅速被淘汰。天从民愿，恶社会迅速进入高级阶段和极端阶段。这是一条东海律：反常反儒社会建起的必然是邪恶的政治和制度，就像邪恶之徒做成的只能是邪恶事业一样。
因为民之所欲未必都具有正确性正义性，故任何学说、人物和势力的正确性正义性，不能以民众的崇信来证明。在某些历史阶段和某些社会国家，邪说邪人和恶势力都可能获得大量民众的崇信。这种事例，古今中外皆非罕见。对于学说、人物和势力的品质判断，必须诉诸于良知、圣经和实践，民情民意仅供参考。
将民情民意民众态度神圣化，是民粹主义的做法，君子不为也。《尚书•大禹谟》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可见违道干誉和违民从欲一样，都为圣经不许，都是政治大忌。当然，对于民众的拥戴赞颂，儒家并非反对，而是视之为仁政德治水到渠成的副产品。
二
百年邪恶空前，民国侧重于邪。邪说泛滥，反儒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等等，激扬乎学校，喧腾乎朝野，汹涌乎社会，不中邪毒者几希。知识群体思想界，除了寥寥几个新儒家，没有一个正常人。
民众愚昧无妨，有精英；政治精英愚昧无妨，有文化精英。文化精英群体性愚昧，那就一切无望。愚昧非邪恶，大愚必邪恶，文化群体愚昧到反孔崇马的程度，至矣尽矣，邪恶程度蔑以加矣，其民其国其社会必然堕落无底线，败坏无止境，人道灾难必然史无前例！
国民党虽然正派，但三正性非常有限，蒋先生虽为正人，却是杂家，文化倾向传统，政治信仰三民，宗教信仰西方，不中不西杂七杂八。其德其智，为将或有余，不足以为相，遑论为君；守成或勉强，不足以御寇剿匪、拨乱反正、导良社会，遑论辟邪弘道，重建王道！
民国各界也涌现了不少正义之士。但民粹主义泛滥成灾，社会道德急遽下降，越来越适合极权主义，故马帮的成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国民党虽有民粹倾向，遇到真正的、极端的民粹主义，缚手缚脚，不可能维持多久。
民国已是蛊社会的初级阶段，任何政党和势力，不毒到一定程度，与社会不配套，被迅速淘汰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
在民国，要对治毛式极权主义，非君子集团和王道政治不可。霸道都未必行，何况远逊于霸道的三民主义集团。而在民国那样的环境中，纵有圣贤君子，难免边缘化，没有建设王道的权位和机会。
国民党仁义度不高，扬善惩恶皆无力。就像不践迹不入室的善人面对剧盗，必然缚手缚脚捉襟见肘最后失败。而毛帮国际背景雄厚，社会基础扎实，思想自圆其说，善于逢迎暴民，手段狠辣无底，欺诈暴力双高，取得国民党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好在蒋家不坏，虽被逆淘，败而不亡，有一定后福。
注意，东海揭示三民主义的问题和孙蒋集团的错误，不是与他们过不去，不是苛责前贤，更不是事后诸葛亮自炫高明，而是为了吸收历史的教训，以便更好地开创未来，重建中华，避免重蹈覆辙。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此之谓也。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说，他要研究的是法兰西的历史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让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平庸小人物，不自觉地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东海曰，对于中国文化人来说，更值得研究的是，中华民国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让反孔反儒运动广泛开展，让日寇深入腹地猖獗八年之久，最后让毛氏扮演“伟人”的角色，让马帮成为天下第一大帮并鸠占鹊巢。
民国和孙蒋自有可取可敬之处，但问题也很多很大。民国的道德、制度、政治、社会、教育、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问题都很多很大，而有文化根源，即立国思想和意识形态非正确。这是民国各种问题的总根源。把这个根源问题剖析清楚，对于重建中华并避免重蹈民国之覆辙，意义重大。
三
古今中西人道主义灾祸数不胜数，有邪说支持的人道灾祸、即学术之祸也很多，其中大者有五，是暴秦、洪杨、纳粹、红蚂、伊恐。它们都是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是用歪理邪说武装起来的反人类势力。
发生在前苏联、中国、红色高棉及所有马邦的人道主义灾难，都是马学导出来的典型的学术之祸，极权主义之祸。马学导出来的道德、政治、制度、法律、社会，都是恶德恶政恶制恶法恶社会。
极权主义的危害具有多重性，其恶制恶法侵犯人权，其邪说歪理毒害人心。极权主义社会是典型的互害型、人吃人社会，官与民、官与官、民与民互害互吃。特权阶级固然吃人不吐骨头，弱势群体只要有机会，吃起人来同样毫不含糊。
东海早就指出，极权社会，大多数弱者也有一颗强人的心，变成强人获得吃人的能力和资格，就是它们最大的理想。
极权主义势力都有一种极其无知盲目的自信，认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殊不知，历史不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是由正义者书写的。极权主义的胜利都是脆而不坚，坚而不久的。
历史自有公道。无论遭到怎样的灾厄和诬蔑，圣贤豪杰自有相应的历史地位；无论受到怎样的崇拜和吹捧，暴君盗贼终将落入历史的垃圾堆，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就是历史的公道。几千年来，没有任何一个非儒家政权有资格写史，遑论暴君邪教！它们进入地狱，就是最下贱的东西；进入历史，就是最弱势的群体。
邪说之灾，正学消之；极权之祸，儒家解之。现在又是儒家来复之时。
顺便指出国人持续百余年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爱好：嫁祸。首先，是把违反中道思想导致的人生问题、把违反王道原则导致的政治问题统统嫁祸给儒家；其次，把三民主义和极权主义制造的问题嫁祸给儒家或自由，把特权资本主义制造的问题嫁祸给资本。儒家成了第一背锅侠，其次是自由，其次是资本。
儒家来复，不再背锅，也不再让自由和资本背锅。谁的锅谁自己背！
最近流行这段话：“经过历朝历代的浩劫，几乎就没有什么读书人的种子了。为了苟活，剩下很多犬儒，只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歌功颂德。”
这个观点理事双违。只要是儒家王朝，读书种子、正人君子就永无穷尽。方孝孺被害，明朝的读书种子、骨鲠之臣和忠义之士前仆后继，直到明末仍然层出不穷。岂止明朝，历代儒家王朝无不如此。
只有反孔反儒、焚书坑儒之后，才会出现这段话所述的情况，如百年浩劫。然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儒家一旦有所来复，君子豪杰又将陆续四起。
就眼前来说，问题重重不敢乐观。所有问题的根源可概括为：反孔崇毛的后遗症，马学马制的基础病。儒家犹无言论权，作用有限，又被儒马融合的努力中和了部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好在儒家的来复预兆着中华文明重建的希望，意味着大转型的肇端。大转型是从马时代转向儒时代。马儒之间，或许还有个自由时代。
转型期的社会特征有四：一是混杂，思想观念、道德标准混杂，是非正邪善恶人禽杂成一团；二是混乱，社会无序化加快加重，各种乱象和突发事件频繁；三是政治内斗加剧，官场代谢加速；四是希望在望，体制内外乃至海内外各股势力中，有所尊儒的人物和势力最得天时，最易胜出。
反儒派逆势而动，自绝于天，将迅速自灭。反儒派包括思想上反对、道德上悖逆、政治上敌视和封杀儒家的所有人物和势力。五四至今百年间，堪称反儒派的黄金时代，越反儒越容易成功；而今世易时移，儒家一阳来复，进入见龙在田的二阳时期当为期不远，反儒派就此一蹶，永无再振之时，遑论代表中国。
短期内，代表中国未来的政治力量，或者说中国未来代表性的政治力量，未必是儒家，但必须、也必然是尊儒的。尊儒程度越高者，代表性越大。
四
最近多位学者高调宣称：“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云。此言欲成立，前提是有中国。中国者，中道之国也，必须以中道文化立国治国，实行王道德治和礼制。故“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还远远没有到来，其到来有赖于儒家上位。
或问：“若东海为政于马邦，奚其为政？
答：固知不可能。假设吾为政，必也正名乎！去马归儒就是正意识形态之名。先从教育领域开始，将儒学提升为第一学科，开办国立儒家大学，对各级官员进行简单的儒学教育和考试。同时启动修宪，上层建筑所有领域都配合去马归儒的工程有序展开各项工作。
吾国要自由化，成为正常国家，必须彻底去马；要中国化，成为王道大国，必须全面归儒，以儒立国和治国，意识形态、政治形态、制度形态全方位儒化，那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才能兼取古今中西所有文明精华，重启中华文明新一轮。那样的话，赶超美西，又有何难哉？直达大同，当为期不远也。
或谓去马归儒的思路需要汤武革命方可。这个思路确实是革命性的，是文化上、政治上、制度上的多重性革命。然而又与汤武革命性质大不同。东海的革命性改革思路，完全可以自上而下循序渐进。例如，先让儒家享有言论权，可以自由结社自由出书自由讲学，一二年下来，就可以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人才储备。
《文明的堕落，从语言开始》一文说：
“霍尔姆斯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起于思想的愚蠢。可见，语言与精神的好坏，存在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人类思考世界的根本方式，人如何使用语言，就会如何思考。因此毫不夸张的说，语言的堕落，就是思考能力堕落的先兆，而有毒语言的病变式传播，正在制造肤浅的一代人。”
说得不错，特补充曰：文明的堕落，从语言开始；语言的堕落，从诈力开始。诈即欺诈，力即暴力。欺诈性、暴力性语言的泛滥，意味着语言和文明的堕落。
文明的重建，从语言开始；语言的更新，从“修辞立其诚”开始。欲“修辞立其诚”，从尊儒读经开始。“修辞立其诚”是圣训，出自于《乾文言》，强调立诚是修辞好坏的标准。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说话，这是君子的最基本要求，是进德修业的基础。三界精英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说话，中华文明才有重建的希望。
当历史重新进入儒时代，即儒家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复兴，将带来三个伟大的历史性成果：一、圣贤君子和豪杰之士茁壮成长，量丰质优；二、古今中西各种歪理邪说纷纷破产，进入历史垃圾堆；三、王道政治、礼乐制度和中华文明得以重建，展开更高境界的新一轮的辉煌！2021-8-4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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