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能急转弯-----东海客厅论文化
儒马融合是现中国最为流行的学术追求。几年来常有人问我，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待，什么态度。兹统一简答如下：
我对此以公羊学“文不与而实与”的方式处理。理论上完全不认同，认为儒马没有融合的可能，儒融于马则非儒，马合于儒则非马，此之谓文不与；现实中儒马融合的做法，具有重大的意识形态意义和不可或缺的必要性，是从马时代向儒时代过渡期无法超越的环节，此之谓实与。
东海尝言，对于儒马融合，儒生若文与，那是不通理义，愚儒；若实不与，那是不懂政治，迂儒。盖治大国若烹小鲜，政治不能急转弯，急不来，急转反误事，欲速则不达。
尤其是从极端反儒转向尊孔尊儒，从极邪奇恶转向大中至正，必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别说急转，期间略有反复都是可能的，体制内隐藏的反儒派和马家原教旨派完全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反扑。
历史过渡期初期，政治上不尊儒不行，太尊儒也不行，都稳不住阵脚。马家原教旨和倾向西方是不尊儒，固然不行，但真儒醇儒也不行。儒家不仅缺乏社会基础，而且体制内外还有不小的反儒惯性，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就是醇儒得位，一时也难以行道，难以将儒家文化推为指导思想和第一学科。
我说过，历史转弯不可能太急，再怎么急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过渡期。无论是好转坏还是坏转好都一样，超不了。从古典儒时代转向马时代，民国就是过渡期。从马时代转向现代化的儒时代，也有一个过渡期。马家三期，现在是马加儒的时期，堪称过渡期的开端。
故东海虽然严厉辟马，却能设身处地，自有自知之明，不敢苛责马家中的尊儒派及虎狼丛中立身者。我说过，儒家复兴事业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和社会工程，既需要儒家群体兢兢业业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奉献，也离不开体制内外、国内外各门各派的大力支持帮助。
对于盟友，对于尊儒爱儒、有功于儒的各界正善知识，儒家应重功不重理。即使要论理辩理，也应在恭敬、铭感的基础上依礼进行并适可而止。
多年前推出这个东海律：“尊孔尊儒的恶人好于反孔反儒的善人”，原因在此。此律意谓，只要尊儒，即使恶人，其恶有限，有望改良，值得期待；如果反孔，虽然善人，其善有限，极易恶化，应该警惕。
环中寓庸群友说得好：“若真尊孔尊儒，固然有恶，也必逐渐化去；若反孔反儒，固然有善，也必将逐渐被遮蔽不见。”在政治上，即使低度尊儒乃至伪尊，也好于赤裸裸地公开反儒。
东海志在文化，深知政治家和文化人有同有异，正义追求相同，表现有所不同。文化人可以目中无人，目空天下，惟道是从，虽千万人吾往矣；政治家则不能不瞻前顾后，顾及社会条件和官民意愿。
政治是众人之事。这个众人，包括众民和众官。政治家既不能唯众意，又不能不顾众意，一意孤行；既应该有所超前，又不能超前太多，一骑绝尘。
政治不能急转弯，是因为一个社会的主体文化不可能说转就转，没法急转，急转不了。而文化不转，制度难转，即使勉强转了，代价沉重而后患无穷。
阿鉴就在眼前。
一个国家的主体文化即意识形态，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制度形态和思想道德形态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仁本主义百论之一：文化决定论。曾饱受自由派质疑和批评。阿富汗近日的政权转移，为这个东海观点提供了最好的现实证明。同时，也给制度决定论者上了至关重要的一课，相信他们将记忆深刻。
不同文化体系开出来的必是不同的制度模式。故文化决定制度，可以改变制度，文化变了，制度就变。法家开出君本位的君主制，伊教开出神本位的教主制，马学开出哲学物本、政治党本的党主制，儒家开出道德仁本、政治民本的礼制。
礼制有古典未来之别，古典礼制有大同小康之别，小康礼制有封建制和郡县制之别。制度架构有所不同，但基本模式、制度精神、民本思想和天道信仰一以贯之。
未来礼制，完全可以在敬天保民、以民为本的原则上，吸收传统和西方所有制度的精华而成。具体制度设置，可以由儒家融合群体智慧提出，再由各界精英群策群力共商，最后征求国民意见，全民表决通过，然后实行。
未来王道政治必然可以超越古典王道。盖古典王道政治，历史局限性特别大，即使圣贤在位，也是无法超越的。例如家天下，作为历史性的政治权道，汤武周公，也只能在家天下君主制的框架内实行王道礼制。
历史局限性，包括社会、经济、科技各方面的局限，尤其是民德民智的局限。礼制强调合乎时宜、与时偕宜的时代性，体现了儒家对历史局限性的深刻认知和一定程度的尊重。世易时移，未来儒家受到的局限将比古代儒家少得多。
不同的政治、制度模式形成不同的文明模式。
文明是个多义词。《乾文言》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天下有文章而光明，即文化道德的光明，这是文明一词的基本义。
在一般中西学者笔下，主要有二义，其一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有文化道德的状态，与野蛮、草昧相对，此义近基本义；一指某种文化体系导出来的政治、社会模式，不论社会发展水平如何，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等。
不同的文明模式背后都有不同的文化体系。拥有最好的文化是中国人最大的幸运，儒家文化的一阳来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幸运。
这是有史以来最坏的时代，但我相信，随之而来的将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历史的跌堕史无前例，其反弹的力度高度也将史无前例，儒家道德的光明度和未来中华文明的辉煌度，也必然史无前例。
我相信，最坏的时代将成就最多君子豪杰，成群的君子豪杰正在成长之中。我相信自己所在的几个群体中就有豪杰之士君子人在成长。二十年后回头看，当知吾言不诬也。
厅友方总电话中几句话大好，录此共赏：“文化就是起点，文化就是过程、文化就是结局，文化就是未来，是个人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中国的前途在文化，文化主流必定是儒家，这是不可违逆的规律，顺者昌逆者衰，这是天经地义人道！”
遗憾三界精英中，像方总这样的明白人不多。但我相信，随着儒家影响的不断深入，明白人会越来越多的。明白人，明白儒理天理之人也。文化，文以化人，文化无它，明理而已！
注意，《历史不能急转弯》并非否定急转弯的可能，而是说历史在急转弯之前，必有一个量变的过程；政治在急转弯之前，必须做好相应的准备。也可以说，历史急转弯已经开始，儒家来复就意味着急转弯的开始。
2021-8-18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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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马融合是现中国最为流行的学术追求。几年来常有人问我，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待，什么态度。兹统一简答如下：
我对此以公羊学“文不与而实与”的方式处理。理论上完全不认同，认为儒马没有融合的可能，儒融于马则非儒，马合于儒则非马，此之谓文不与；现实中儒马融合的做法，具有重大的意识形态意义和不可或缺的必要性，是从马时代向儒时代过渡期无法超越的环节，此之谓实与。
东海尝言，对于儒马融合，儒生若文与，那是不通理义，愚儒；若实不与，那是不懂政治，迂儒。盖治大国若烹小鲜，政治不能急转弯，急不来，急转反误事，欲速则不达。
尤其是从极端反儒转向尊孔尊儒，从极邪奇恶转向大中至正，必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别说急转，期间略有反复都是可能的，体制内隐藏的反儒派和马家原教旨派完全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反扑。
历史过渡期初期，政治上不尊儒不行，太尊儒也不行，都稳不住阵脚。马家原教旨和倾向西方是不尊儒，固然不行，但真儒醇儒也不行。儒家不仅缺乏社会基础，而且体制内外还有不小的反儒惯性，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就是醇儒得位，一时也难以行道，难以将儒家文化推为指导思想和第一学科。
我说过，历史转弯不可能太急，再怎么急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过渡期。无论是好转坏还是坏转好都一样，超不了。从古典儒时代转向马时代，民国就是过渡期。从马时代转向现代化的儒时代，也有一个过渡期。马家三期，现在是马加儒的时期，堪称过渡期的开端。
故东海虽然严厉辟马，却能设身处地，自有自知之明，不敢苛责马家中的尊儒派及虎狼丛中立身者。我说过，儒家复兴事业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和社会工程，既需要儒家群体兢兢业业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奉献，也离不开体制内外、国内外各门各派的大力支持帮助。
对于盟友，对于尊儒爱儒、有功于儒的各界正善知识，儒家应重功不重理。即使要论理辩理，也应在恭敬、铭感的基础上依礼进行并适可而止。
多年前推出这个东海律：“尊孔尊儒的恶人好于反孔反儒的善人”，原因在此。此律意谓，只要尊儒，即使恶人，其恶有限，有望改良，值得期待；如果反孔，虽然善人，其善有限，极易恶化，应该警惕。
环中寓庸群友说得好：“若真尊孔尊儒，固然有恶，也必逐渐化去；若反孔反儒，固然有善，也必将逐渐被遮蔽不见。”在政治上，即使低度尊儒乃至伪尊，也好于赤裸裸地公开反儒。
东海志在文化，深知政治家和文化人有同有异，正义追求相同，表现有所不同。文化人可以目中无人，目空天下，惟道是从，虽千万人吾往矣；政治家则不能不瞻前顾后，顾及社会条件和官民意愿。
政治是众人之事。这个众人，包括众民和众官。政治家既不能唯众意，又不能不顾众意，一意孤行；既应该有所超前，又不能超前太多，一骑绝尘。
政治不能急转弯，是因为一个社会的主体文化不可能说转就转，没法急转，急转不了。而文化不转，制度难转，即使勉强转了，代价沉重而后患无穷。
阿鉴就在眼前。
一个国家的主体文化即意识形态，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制度形态和思想道德形态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仁本主义百论之一：文化决定论。曾饱受自由派质疑和批评。阿富汗近日的政权转移，为这个东海观点提供了最好的现实证明。同时，也给制度决定论者上了至关重要的一课，相信他们将记忆深刻。
不同文化体系开出来的必是不同的制度模式。故文化决定制度，可以改变制度，文化变了，制度就变。法家开出君本位的君主制，伊教开出神本位的教主制，马学开出哲学物本、政治党本的党主制，儒家开出道德仁本、政治民本的礼制。
礼制有古典未来之别，古典礼制有大同小康之别，小康礼制有封建制和郡县制之别。制度架构有所不同，但基本模式、制度精神、民本思想和天道信仰一以贯之。
未来礼制，完全可以在敬天保民、以民为本的原则上，吸收传统和西方所有制度的精华而成。具体制度设置，可以由儒家融合群体智慧提出，再由各界精英群策群力共商，最后征求国民意见，全民表决通过，然后实行。
未来王道政治必然可以超越古典王道。盖古典王道政治，历史局限性特别大，即使圣贤在位，也是无法超越的。例如家天下，作为历史性的政治权道，汤武周公，也只能在家天下君主制的框架内实行王道礼制。
历史局限性，包括社会、经济、科技各方面的局限，尤其是民德民智的局限。礼制强调合乎时宜、与时偕宜的时代性，体现了儒家对历史局限性的深刻认知和一定程度的尊重。世易时移，未来儒家受到的局限将比古代儒家少得多。
不同的政治、制度模式形成不同的文明模式。
文明是个多义词。《乾文言》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天下有文章而光明，即文化道德的光明，这是文明一词的基本义。
在一般中西学者笔下，主要有二义，其一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有文化道德的状态，与野蛮、草昧相对，此义近基本义；一指某种文化体系导出来的政治、社会模式，不论社会发展水平如何，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等。
不同的文明模式背后都有不同的文化体系。拥有最好的文化是中国人最大的幸运，儒家文化的一阳来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幸运。
这是有史以来最坏的时代，但我相信，随之而来的将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历史的跌堕史无前例，其反弹的力度高度也将史无前例，儒家道德的光明度和未来中华文明的辉煌度，也必然史无前例。
我相信，最坏的时代将成就最多君子豪杰，成群的君子豪杰正在成长之中。我相信自己所在的几个群体中就有豪杰之士君子人在成长。二十年后回头看，当知吾言不诬也。
厅友方总电话中几句话大好，录此共赏：“文化就是起点，文化就是过程、文化就是结局，文化就是未来，是个人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中国的前途在文化，文化主流必定是儒家，这是不可违逆的规律，顺者昌逆者衰，这是天经地义人道！”
遗憾三界精英中，像方总这样的明白人不多。但我相信，随着儒家影响的不断深入，明白人会越来越多的。明白人，明白儒理天理之人也。文化，文以化人，文化无它，明理而已！
注意，《历史不能急转弯》并非否定急转弯的可能，而是说历史在急转弯之前，必有一个量变的过程；政治在急转弯之前，必须做好相应的准备。也可以说，历史急转弯已经开始，儒家来复就意味着急转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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