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治一国，不能平天下----自由主义的优缺点
余东海

自由主义是立足于人本主义哲学的西方政治学，开出自由人权平等之价值和民主法治宪政之制度，可以代表西方政治、制度、文明和价值观。

自由主义优点多多，远远优于极权主义恶制暴政和神本主义的政教合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总结世界饥荒史时说了一个结论：“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自由政治可以避免大饥荒。仅此一点，就让极权政治和神本政治望尘莫及。自由政治虽然远逊王道，却也不无其道也。注意，极权暴政固然悖道，儒家王朝末期或伪劣民主之国，同样无道，故同样也会发生大规模饥荒。

以民主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是自由主义，与虵蜖主义相对。把自由主义称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持之以久、习以为常的诬蔑性称谓。自由主义五常道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具有相当的正义性文明性，不是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能够容纳的，更不是虵蜖主义所能比拟的。

但自由主义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东海很多年前就提出三个观点：一、美国代表的可以在多数国家实现“国家为公”，但远远不足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天下为公；二、美西搞不定伊教地区；三、欲最终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理想，非王道政治不可。大量国际事实迅速为东海前两个论断提供证明。

小布什在推翻塔利班的时候表示，美国不仅要消灭恐怖主义还担负建设阿富汗民主的任务。塔利班不仅没被消灭，反而重新上台，建设民主阿富汗的任务被拜登彻底取消。又一次暴露了美西的不足。彭涛（德国）先生《西方的“regime change”战略还有多少前景？》指出：

“阿富汗前政权沦陷，极端伊斯兰组织塔利班重新掌权，美国和西方同盟国家苦心经营20年的“制度变更”与现代国家文明建设功亏一篑。在阿富汗变局之前，美欧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国推动的制度转型也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绩效不佳。在这些国家，政府腐败、族群分裂（多族裔、多教派、多部落之间的争斗）和社会动荡充斥一切。它们离一个正常的现代民主国家相去甚远。这让美国及西方盟友在东方国家和地区推动的“制度变更”（regime change)或“颜色革命”战略的前景十分堪忧和暗淡。”

美西无论军事力量如何强大，都搞不定恐怖主义，首先是西方左派持久得势，绥靖恐怖主义和各种邪恶势力会成为常态。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文化体系，文化程度、道德资源都有限，对于极端主义宗教和极权主义思想，都毫无教化的力量，就像一般善人对于盗贼，即使有力制约，也无力教化，文化道德力量不足也。妇仁一发作，盗贼就扬长而去了。

对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军事手段是必须的，仅仅军事手段是不行的。对此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早有判断。他在其口述著作《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全面剖析了伊斯兰问题，被称为可能是当前世界对于伊斯兰问题最富洞见、最为清晰、同时也是最为坦率的论述。李光耀先生指出：

“美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以军事手段寻求解决方案。使用武力是必须的，但武力只能解决表面问题。杀掉恐怖分子，你只是杀掉了工蜂，蜂王是那些传教士，他们在学校和清真寺里宣扬扭曲的伊斯兰教教义，污染并俘虏了年轻人的心灵。恐怖分子说：我乐于献身，之后还会有千千万万的后来人。”

美西文明的道德文明度不足，可以照亮一般晦暗的国家，难以照亮极端黑暗的地区。即使勉强进入，代价重大，容易反复。不易扎根。伊教地区就是人世间最黑暗的地区。必须是中道文化导出来的中华文明，才有望照亮之。

试想一下，未来中国强大如美，而又有大德之士得位，对外儒家文化和正义之战双管齐下，恐怖主义还能存在吗？要么彻底归正，要么就此灭绝。有血债者，只怕连归正的机会都没有。

在没有王道政治的时代，灾难唤醒将是伊区摆脱黑暗的非常重要、不可或缺方式。伊教地区终将抛弃或改革伊教，改邪归正融入人类文明，只是要经受大量人道主义灾难，付出特别持久、极端惨重的代价。或许，这是伊区人民的宿命。

自由政治比极权政治好得多，又比王道政治差得远。极权政治反自由，自由政治和王道政治各有自由。每个人的自由以他人的自由为边界，这是对民主自由最好的解释。每个人都是自由人，每个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

王道自由则进一步，精英人士不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损害道德的尊严；不仅不能非法，而且不能非礼。这就意味着对精英群体要求更高，规范更严，精英群体要更加自律。庶民的自由以法为边界，精英的自由以礼为边界。2021-8-28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首发于儒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