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亨利·基辛格：美国为何败走阿富汗？
发表于 2021 年 08 月 30 日 由 siyu
【原编者按：针对美国在阿富汗的20年反恐战争以如此狼狈不堪的方式收场，美国第56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在阿富汗之所以会落败，原因在于错误的军事和政治目标，以及内政的极端分裂，导致美国陷入无休止的、盲目的战争。基辛格认为，作为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国应采取政治外交的路线，协调地区重要国家共同遏制恐怖主义，然而川普和拜登都忽视了这一点，最终导致今天的被动局面。】
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接管，将当下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解救被困在阿富汗各地的数万美国人、盟友和阿富汗人。救出他们必须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然而，更根本的担忧是，在没有发出太多警告也没有与盟友或直接相关人员（这些人参与了20年来的阿富汗战争）协商的情况下，美国是如何做出的撤军决定。为什么要把阿富汗的基本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来设定并呈现给公众——在完全控制阿富汗或完全撤军之间做出选择？
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一个潜在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们一代人。美国在冒着军人的生命危险、赌上自己的威信、拉上其他盟友的时候，还必须结合战略目标和政治目标。战略性目标是为了明确我们为之战斗的条件；政治性目标是为了确定治理框架，以在有关国家内部和国际上维持战果。
在打击叛乱的战争中，美国被内部的政治进程撕裂，因为它无法确定可实现的目标，也无法以可持续的方式将目标联系起来。军事目标过于绝对、高不可攀，政治目标过于抽象、难以捉摸。未能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使美国卷入了没有明确终点的冲突，并导致我们在国内的纷争中失去了统一目标。
我们在公众的广泛支持下进入阿富汗，以回应基地组织（以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为根据地）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最初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塔利班基本上是在巴基斯坦避难并得以幸存，在巴基斯坦当局的协助下，塔利班在阿富汗发起了反击。
但随着塔利班逃离阿富汗，我们失去了战略重点。我们说服自己，最终只有通过将阿富汗转变为一个拥有民主机构和宪政政府的现代国家，才能防止重新建立恐怖主义基地。如此雄心壮志的时间表不可能与美国政治进程一致。2010年，在一篇针对增兵的专栏文章中，我提出警告，如此漫长和冒失的进程会让即使是非圣战分子的阿富汗人也会反对整个美军行动。
因为阿富汗从来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一个国家的存在以共同义务感和权力集中为先决条件，而各方势力盘踞的阿富汗土地上缺乏这些元素。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政府法令在全国统一运行的）现代民主国家意味着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框架；这违背了该国的地理和民族宗教本质。正是阿富汗的难以管制、难以进入和缺乏中央权威，使其从一开始就吸引恐怖主义组织来此建立基地。
尽管一个独特的阿富汗实体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其组成民族一直强烈抵制中央集权。阿富汗的政治，特别是军事整合，是沿着民族和宗族的分野进行的，基本上是封建结构，决定性的权力掮客是宗族防御力量的组织者。主要是在一些外部力量（例如1839年入侵的英国军队和 1979年占领阿富汗的苏联军队）寻求强加中央集权和统一时，这些军阀通常会在彼此潜在的冲突中联合起来形成广泛的联盟。
1842年英国灾难性地从喀布尔撤退，以及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的重大撤退，都是由部族之间的这种临时动员造成的。当代关于阿富汗人民不愿意为自己而战的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他们一直是为宗族和部落自治而战的凶猛战士。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争呈现出先前反叛乱运动的无限特征，其中美国国内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塔利班基地的破坏基本上实现了。但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国家建设吸收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塔利班可以被遏制，但不能被消灭。不熟悉的政府形式的引入削弱了政治承诺并加剧了已经盛行的腐败。
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国内争议的模式再次重演。辩论的镇压叛乱方将其定义为进步，而政治方则将其视为灾难。在双方的相继执政期间，这两个群体往往相互拆台。一个例子是 2009 年决定对阿富汗增兵的同时宣布将在 18 个月内开始撤军。
被忽视的是结合可实现目标的、可靠的替代方案。反叛乱本可以降级为遏制而不是摧毁塔利班。政治外交路线可能探究了阿富汗现实的一个特殊方面：该国的邻国——即使彼此敌对，偶尔与我们敌对——也深感阿富汗恐怖主义的潜在威胁。
是否有可能协调一些共同的反叛乱行动？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经常有不同的利益。创造性的外交可能已经提炼出克服阿富汗恐怖主义的共同措施。正是采用这一战略，英国在一个世纪以来，在没有永久基地的情况下，捍卫穿越中东通往印度的陆地通道，与区域临时支持者一起，时刻准备捍卫其利益。
但美国从未探索过这种替代方案。川普总统和拜登总统曾在竞选中提出反战主张，他们与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而在20年前，我们发誓要消灭塔利班，并要求盟友提供帮助。这些最终导致了现在的拜登政府无条件撤军。
描述演变并不能抵消撤军决定的冷酷无情，最重要的是，撤军的突然性。由于美国的能力和历史价值，它不可避免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不能通过撤军来避免这一角色。如何打击、限制和制服由（拥有自我放大和日益先进技术的）国家加强和支持的恐怖主义，仍将是一个全球性挑战。它必须受到国家战略利益以及（我们能够通过相应外交创造的）任何国际结构的抵制。
我们必须认识到，近期内没有任何重大战略举措可以抵消这种自我造成的挫败，例如在其他地区做出新的正式承诺。美国的鲁莽会加剧盟友的失望，鼓励对手，并让观望者感到困惑。
拜登政府仍处于早期阶段。它应该有机会制定和维持与国内和国际需求相适应的综合战略。民主是在派系冲突中发展起来的。他们通过和解而达致伟大。
编译：新约客
来源：经济学人
发表于 2021 年 08 月 30 日 由 siyu
【原编者按：针对美国在阿富汗的20年反恐战争以如此狼狈不堪的方式收场，美国第56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在阿富汗之所以会落败，原因在于错误的军事和政治目标，以及内政的极端分裂，导致美国陷入无休止的、盲目的战争。基辛格认为，作为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国应采取政治外交的路线，协调地区重要国家共同遏制恐怖主义，然而川普和拜登都忽视了这一点，最终导致今天的被动局面。】
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接管，将当下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解救被困在阿富汗各地的数万美国人、盟友和阿富汗人。救出他们必须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然而，更根本的担忧是，在没有发出太多警告也没有与盟友或直接相关人员（这些人参与了20年来的阿富汗战争）协商的情况下，美国是如何做出的撤军决定。为什么要把阿富汗的基本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来设定并呈现给公众——在完全控制阿富汗或完全撤军之间做出选择？
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一个潜在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们一代人。美国在冒着军人的生命危险、赌上自己的威信、拉上其他盟友的时候，还必须结合战略目标和政治目标。战略性目标是为了明确我们为之战斗的条件；政治性目标是为了确定治理框架，以在有关国家内部和国际上维持战果。
在打击叛乱的战争中，美国被内部的政治进程撕裂，因为它无法确定可实现的目标，也无法以可持续的方式将目标联系起来。军事目标过于绝对、高不可攀，政治目标过于抽象、难以捉摸。未能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使美国卷入了没有明确终点的冲突，并导致我们在国内的纷争中失去了统一目标。
我们在公众的广泛支持下进入阿富汗，以回应基地组织（以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为根据地）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最初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塔利班基本上是在巴基斯坦避难并得以幸存，在巴基斯坦当局的协助下，塔利班在阿富汗发起了反击。
但随着塔利班逃离阿富汗，我们失去了战略重点。我们说服自己，最终只有通过将阿富汗转变为一个拥有民主机构和宪政政府的现代国家，才能防止重新建立恐怖主义基地。如此雄心壮志的时间表不可能与美国政治进程一致。2010年，在一篇针对增兵的专栏文章中，我提出警告，如此漫长和冒失的进程会让即使是非圣战分子的阿富汗人也会反对整个美军行动。
因为阿富汗从来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一个国家的存在以共同义务感和权力集中为先决条件，而各方势力盘踞的阿富汗土地上缺乏这些元素。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政府法令在全国统一运行的）现代民主国家意味着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框架；这违背了该国的地理和民族宗教本质。正是阿富汗的难以管制、难以进入和缺乏中央权威，使其从一开始就吸引恐怖主义组织来此建立基地。
尽管一个独特的阿富汗实体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其组成民族一直强烈抵制中央集权。阿富汗的政治，特别是军事整合，是沿着民族和宗族的分野进行的，基本上是封建结构，决定性的权力掮客是宗族防御力量的组织者。主要是在一些外部力量（例如1839年入侵的英国军队和 1979年占领阿富汗的苏联军队）寻求强加中央集权和统一时，这些军阀通常会在彼此潜在的冲突中联合起来形成广泛的联盟。
1842年英国灾难性地从喀布尔撤退，以及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的重大撤退，都是由部族之间的这种临时动员造成的。当代关于阿富汗人民不愿意为自己而战的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他们一直是为宗族和部落自治而战的凶猛战士。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争呈现出先前反叛乱运动的无限特征，其中美国国内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塔利班基地的破坏基本上实现了。但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国家建设吸收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塔利班可以被遏制，但不能被消灭。不熟悉的政府形式的引入削弱了政治承诺并加剧了已经盛行的腐败。
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国内争议的模式再次重演。辩论的镇压叛乱方将其定义为进步，而政治方则将其视为灾难。在双方的相继执政期间，这两个群体往往相互拆台。一个例子是 2009 年决定对阿富汗增兵的同时宣布将在 18 个月内开始撤军。
被忽视的是结合可实现目标的、可靠的替代方案。反叛乱本可以降级为遏制而不是摧毁塔利班。政治外交路线可能探究了阿富汗现实的一个特殊方面：该国的邻国——即使彼此敌对，偶尔与我们敌对——也深感阿富汗恐怖主义的潜在威胁。
是否有可能协调一些共同的反叛乱行动？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经常有不同的利益。创造性的外交可能已经提炼出克服阿富汗恐怖主义的共同措施。正是采用这一战略，英国在一个世纪以来，在没有永久基地的情况下，捍卫穿越中东通往印度的陆地通道，与区域临时支持者一起，时刻准备捍卫其利益。
但美国从未探索过这种替代方案。川普总统和拜登总统曾在竞选中提出反战主张，他们与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而在20年前，我们发誓要消灭塔利班，并要求盟友提供帮助。这些最终导致了现在的拜登政府无条件撤军。
描述演变并不能抵消撤军决定的冷酷无情，最重要的是，撤军的突然性。由于美国的能力和历史价值，它不可避免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不能通过撤军来避免这一角色。如何打击、限制和制服由（拥有自我放大和日益先进技术的）国家加强和支持的恐怖主义，仍将是一个全球性挑战。它必须受到国家战略利益以及（我们能够通过相应外交创造的）任何国际结构的抵制。
我们必须认识到，近期内没有任何重大战略举措可以抵消这种自我造成的挫败，例如在其他地区做出新的正式承诺。美国的鲁莽会加剧盟友的失望，鼓励对手，并让观望者感到困惑。
拜登政府仍处于早期阶段。它应该有机会制定和维持与国内和国际需求相适应的综合战略。民主是在派系冲突中发展起来的。他们通过和解而达致伟大。
编译：新约客
来源：经济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