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天下转向公天下---东海客厅论礼制
余东海
认为家天下君主制必然皇权独大，是一个普遍而重大的误会。家天下君主制有三种：一种是君本位之君主制，如暴秦；一种是神本位之君主制，如洪杨帮；一种是民本位之君主制，即儒家君主制。
君本位和神本位之君主制，确实皇权独大；民本位之君主制则不然，皇权最大，但非独大，也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苏辙认为天地间之权，三权最重要，即天道之权、君主之权和史官之权。他说：
“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而使贤者无夭横穷困之灾，不贤者无以享其富贵寿考之福。然而季次、原宪，古所谓贤人者也，伏于穷阎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给。盗跖、庄蹻，横行于天下，食人之肝以为粮，而老死于牖下，不见兵革之祸。如此，则是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然而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而赏罚之于一时，犹惧其不能明著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君举而属之于其臣，而名之曰史官。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史官助赏罚论》）
史官之权属于文化之权，文化之权掌握于所有圣贤君子，不限于史官也。
皇权虽大，并非独大，所受到的制约主要有三重：其一、道统的制约，道统高于政统，即意味着道统在皇权之上；其二、礼制的制约，礼制对于皇权既高度尊崇，又有各种规范性限制；其三、道德的制约，包括皇帝的道德自律和臣下以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要求皇帝。儒臣特别善于也勇于对君上进行责备劝谏。
王道之下，对领导阶层和官员群体的监督具有多重性，除了通过儒家文化的学习践履以加强道德自律，还有礼法监督、舆论监督、民众监督等。礼法监督包括御史台的礼制监察和三法司的法律惩罚。
当然，历史上皇权过大，制度对之刚性制约不足，也是历史事实。某些皇帝毫无德养，背天逆理，一意孤行，制度和臣下往往无奈之何。这是家天下的局限性，非古代儒家所能政治解决也。
有人称家天下有原罪，即源头上就是罪恶的。这个观点很流行，但错误，忽略了历史的局限性。个人成长有一个幼稚期，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一个幼稚期。在此期间，儒式家天下君主制，既有其历史局限性，又有其历史适宜性，即天道人道的合理性和民心民意的合法性，故能受到孔孟和历代圣贤的肯定支持。
儒家家天下君主制，是古典小康礼制，未来礼制则是大同新礼制。礼以时为大，礼制必须具有时代特征，符合时代要求。在民主时代，吸收民主制度的精华是新礼制题中应有之义。
在新礼制下，官有官的权力，民有民的权利；君有君的威严，民有民的尊严。维护法律赋予的民权是君王和官员应尽的责任，尊重礼制赋予的君威和官权是民众应有的义务。民不民，责任在官；官不官，责任在国；国不国，责任在君；君不君，退位让贤，让国人重新选贤与能。万方有罪，罪在上层，包括上层建筑、高层官员和最高领导。
有一条东海律：极权社会一大特征是，弱势群体也具有极权主义思维。东海多年前提出“民众享有非礼的特权”的观点，反对批判者都是知识分子和弱势群体。
殊不知，在道德上“严于官而宽于民”是王道政治和自由政治的共性。只有极权主义才会宽于官而严于民，严惩民众非礼言行，甚至道德问题法律解决。这是政治权力极端错误的运用。
关于政治权力之用，王夫之说：“制天下有权。权者，轻重适如其分之准也，非诡重为轻、诡轻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适如其数；轻也，而予之以轻，适如其数；持其平而不忧其忒，权之所审，物莫能越也。”（《读通鉴论-唐高祖》）这是对政治权最好的解释。
未来儒家政治，自当对政治权力进行最好的运用，把民本思想真正地、全面地落实到礼乐刑政的实处。治国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小康家天下方式，一种是大同公天下方式。公天下礼制自然与古不同，自当吸收古代礼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而全面超越它们。
或说：“传统农业社会与极权专制制度具有共生性，而现代工业社会与民主法治制度具有共生性。孔儒哲学和文化与传统社会是高度匹配的，而现代社会则需要平等哲学和文化。”
东海答：这是三昧之见，一昧于中道文化和王道政治之义理普适于一切社会和时代的高度普适性，似乎工业社会就不需要仁义礼智信了；二昧于尧舜禹时代天下为公的古典大同实践，三昧于儒家家天下君主制的开明性和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文明性先进性。同时，将平等与差等割裂开来了。
從容厅友说：“传统的君臣关系，则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绝不平等。”东海答：主奴关系才是绝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君臣则不是。君尊臣卑，但有限度，差等中有平等，权位的尊卑无碍于人格的平等。孔子君礼臣忠，孟子君之视臣如何则臣视君如何，就是君臣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家天下的君臣关系尚能如此，公天下的君臣关系，平等性有增无减。飞龙厅友言之有理：
“所谓朝为田舍翁，夕为天子臣，不能为天子臣大不了继续做个田舍翁，也就清贫一些而已。至于当官，无论是为谋利或道义，为着共同事业目标聚在一起，如果理念不合，好聚好散呗。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但中国这个择的主跟主仆关系是不一样的。”
大牛厅友说：“中华新文明与既往的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华文明是不一样的。东海孜孜于儒家，孜孜于中华文明，这在认知上就产生了极大偏差。即令是‘在新的历史平台上恢复中华文明’也是不对的。重建中华新文明才是正确的做法。”
东海答：恢复和重建同义。恢复中华文明，指恢复其意识形态；重建中华文明，指重建其制度形态。中华文明的核心是王道政治，王道的制度形态是礼制。礼制古今有别，古典礼制有大同和小康之别，小康礼制又有封建制和郡县制之别。郡县制礼制又因时而异。但只要是礼制，就属于王道政治和中华文明，就植根于中道文化。中道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意识形态。
陳忠實先生言：“國民黨是天下爲公，共產黨是天下爲共。”后一句不错，前一句不足，真正的天下为公，非国民党所能，也非西方任何政党所能。
西方自由主义只能实现国家为公。台湾自由化是儒家文化与自由主义夹辅的结果。国民党于三民主义，能够架空之，不无可取，但不能抛弃三民主义而改尊仁本主义，终究是没有前途的。
唯有实证天下万物一体之仁的圣贤君子，唯有圣贤君子组成的政治集团，唯有君子集团建设起来的王道政治，才能真正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蚂没有未来。合围之势将成，破局大不易，但办法还是有的。最好的办法应是从台湾问题入手。台湾提出民主自由统一，我们就应主张中华文化统一。两岸同尊中华文化，共建王道政治礼乐制度，共同重启中华文明新一轮。当然，新礼制当明确地、充分地吸收民主自由的精华和优点，以服台湾人和天下人之心。
2021-9-14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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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认为家天下君主制必然皇权独大，是一个普遍而重大的误会。家天下君主制有三种：一种是君本位之君主制，如暴秦；一种是神本位之君主制，如洪杨帮；一种是民本位之君主制，即儒家君主制。
君本位和神本位之君主制，确实皇权独大；民本位之君主制则不然，皇权最大，但非独大，也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苏辙认为天地间之权，三权最重要，即天道之权、君主之权和史官之权。他说：
“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而使贤者无夭横穷困之灾，不贤者无以享其富贵寿考之福。然而季次、原宪，古所谓贤人者也，伏于穷阎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给。盗跖、庄蹻，横行于天下，食人之肝以为粮，而老死于牖下，不见兵革之祸。如此，则是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然而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而赏罚之于一时，犹惧其不能明著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君举而属之于其臣，而名之曰史官。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史官助赏罚论》）
史官之权属于文化之权，文化之权掌握于所有圣贤君子，不限于史官也。
皇权虽大，并非独大，所受到的制约主要有三重：其一、道统的制约，道统高于政统，即意味着道统在皇权之上；其二、礼制的制约，礼制对于皇权既高度尊崇，又有各种规范性限制；其三、道德的制约，包括皇帝的道德自律和臣下以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要求皇帝。儒臣特别善于也勇于对君上进行责备劝谏。
王道之下，对领导阶层和官员群体的监督具有多重性，除了通过儒家文化的学习践履以加强道德自律，还有礼法监督、舆论监督、民众监督等。礼法监督包括御史台的礼制监察和三法司的法律惩罚。
当然，历史上皇权过大，制度对之刚性制约不足，也是历史事实。某些皇帝毫无德养，背天逆理，一意孤行，制度和臣下往往无奈之何。这是家天下的局限性，非古代儒家所能政治解决也。
有人称家天下有原罪，即源头上就是罪恶的。这个观点很流行，但错误，忽略了历史的局限性。个人成长有一个幼稚期，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一个幼稚期。在此期间，儒式家天下君主制，既有其历史局限性，又有其历史适宜性，即天道人道的合理性和民心民意的合法性，故能受到孔孟和历代圣贤的肯定支持。
儒家家天下君主制，是古典小康礼制，未来礼制则是大同新礼制。礼以时为大，礼制必须具有时代特征，符合时代要求。在民主时代，吸收民主制度的精华是新礼制题中应有之义。
在新礼制下，官有官的权力，民有民的权利；君有君的威严，民有民的尊严。维护法律赋予的民权是君王和官员应尽的责任，尊重礼制赋予的君威和官权是民众应有的义务。民不民，责任在官；官不官，责任在国；国不国，责任在君；君不君，退位让贤，让国人重新选贤与能。万方有罪，罪在上层，包括上层建筑、高层官员和最高领导。
有一条东海律：极权社会一大特征是，弱势群体也具有极权主义思维。东海多年前提出“民众享有非礼的特权”的观点，反对批判者都是知识分子和弱势群体。
殊不知，在道德上“严于官而宽于民”是王道政治和自由政治的共性。只有极权主义才会宽于官而严于民，严惩民众非礼言行，甚至道德问题法律解决。这是政治权力极端错误的运用。
关于政治权力之用，王夫之说：“制天下有权。权者，轻重适如其分之准也，非诡重为轻、诡轻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适如其数；轻也，而予之以轻，适如其数；持其平而不忧其忒，权之所审，物莫能越也。”（《读通鉴论-唐高祖》）这是对政治权最好的解释。
未来儒家政治，自当对政治权力进行最好的运用，把民本思想真正地、全面地落实到礼乐刑政的实处。治国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小康家天下方式，一种是大同公天下方式。公天下礼制自然与古不同，自当吸收古代礼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而全面超越它们。
或说：“传统农业社会与极权专制制度具有共生性，而现代工业社会与民主法治制度具有共生性。孔儒哲学和文化与传统社会是高度匹配的，而现代社会则需要平等哲学和文化。”
东海答：这是三昧之见，一昧于中道文化和王道政治之义理普适于一切社会和时代的高度普适性，似乎工业社会就不需要仁义礼智信了；二昧于尧舜禹时代天下为公的古典大同实践，三昧于儒家家天下君主制的开明性和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文明性先进性。同时，将平等与差等割裂开来了。
從容厅友说：“传统的君臣关系，则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绝不平等。”东海答：主奴关系才是绝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君臣则不是。君尊臣卑，但有限度，差等中有平等，权位的尊卑无碍于人格的平等。孔子君礼臣忠，孟子君之视臣如何则臣视君如何，就是君臣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家天下的君臣关系尚能如此，公天下的君臣关系，平等性有增无减。飞龙厅友言之有理：
“所谓朝为田舍翁，夕为天子臣，不能为天子臣大不了继续做个田舍翁，也就清贫一些而已。至于当官，无论是为谋利或道义，为着共同事业目标聚在一起，如果理念不合，好聚好散呗。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但中国这个择的主跟主仆关系是不一样的。”
大牛厅友说：“中华新文明与既往的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华文明是不一样的。东海孜孜于儒家，孜孜于中华文明，这在认知上就产生了极大偏差。即令是‘在新的历史平台上恢复中华文明’也是不对的。重建中华新文明才是正确的做法。”
东海答：恢复和重建同义。恢复中华文明，指恢复其意识形态；重建中华文明，指重建其制度形态。中华文明的核心是王道政治，王道的制度形态是礼制。礼制古今有别，古典礼制有大同和小康之别，小康礼制又有封建制和郡县制之别。郡县制礼制又因时而异。但只要是礼制，就属于王道政治和中华文明，就植根于中道文化。中道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意识形态。
陳忠實先生言：“國民黨是天下爲公，共產黨是天下爲共。”后一句不错，前一句不足，真正的天下为公，非国民党所能，也非西方任何政党所能。
西方自由主义只能实现国家为公。台湾自由化是儒家文化与自由主义夹辅的结果。国民党于三民主义，能够架空之，不无可取，但不能抛弃三民主义而改尊仁本主义，终究是没有前途的。
唯有实证天下万物一体之仁的圣贤君子，唯有圣贤君子组成的政治集团，唯有君子集团建设起来的王道政治，才能真正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蚂没有未来。合围之势将成，破局大不易，但办法还是有的。最好的办法应是从台湾问题入手。台湾提出民主自由统一，我们就应主张中华文化统一。两岸同尊中华文化，共建王道政治礼乐制度，共同重启中华文明新一轮。当然，新礼制当明确地、充分地吸收民主自由的精华和优点，以服台湾人和天下人之心。
2021-9-14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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