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王希哲按：这是1976年四五运动被镇压后，老王最“反毛”时期评论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一篇最重要文章。它曾被美国哈佛费正清先生列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参考书目。“人民文革”论，就是老王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虽然后来邓小平所代表的中国“机会主义官僚”89-64对群众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和向资本主义全面无节制复辟的事实，使老王在21世纪后，为鼓励中国左翼的复兴和斗争，对毛的过激评论有所修正，但对毛在文革时期的作为和地位评论的基本思路，并无太大改变。
毛泽东非常特殊。特别在1959庐山会议后，他的思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实际作为，往往是违背的。这个现象更特别表现在他晚年的“十年文革”中。指出和评论这点是痛苦的，曾经还是有生命危险的。但它是事实，就总要有人批评。当文革中，毛泽东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后的党中央才指出了这一点），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造成了危害，与人民的愿望愈趋离心离德之时，“小王”勇敢地公开批评了他；但今天，他逝世近半个世纪，他文革时错误的实际危害，早已过去，而现实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严重危害和给人民造成痛苦的，倒是党内外无节制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右派，站到另一个极端，从另一个方向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甚至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了。此时，就要支持左派站出，捍卫毛泽东，捍卫毛泽东思想了。但也须警惕居心叵测的极左派蒙蔽青年N代，又在乘机将社会思潮推向极左的方向。他们具体的操作，就是在“无限拥毛”的面具掩盖下，诬周倒周，否定周恩来总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忍辱负重，维护大局，委婉而实际地纠正了毛的不少情绪性错误，尽可能地为国家和人民减轻了损失，获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实际上，今日左派为辩护文革中的建设成就，动辄引证“两弹一星”，但文革过来人都看得明白，没有了文革周总理的力挽狂澜，殚精竭虑，极力保护了中国科技精英和四个现代化路线，就甚或不会有两弹一星了。
1980年的此文，也许更“暴露了老王的真面目”。好，就把它放在文集中，作为研究文革史和老王思想史的一份历史资料吧。文中累赘之处，老王作了精简。
2021年8月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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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斗争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胜利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失败
毛泽东的功过论
把社会主义民主改革进行到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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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斗争
青年民主派晋君同志在怀念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时这样赞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对他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当主席而应当维护的社会秩序，对他担任主席的党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之所以称为主席的党……”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党？难道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党的斯大林主义化（它必然要与人民发生尖锐的冲突）使他不满吗？不，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党内产生了一种必然要产生的要求改革的力量，这种改革的要求和力量的的发展，毛泽东并不欢迎。但他接过了改革的口号，发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却在最激烈的革命口号下，实际维持和发展了斯大林主义国家统治体系中最保守最应摈弃的那些内容。
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是怎样发生和展开的呢？我们大概地加以阐述。
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本来并不存在什么太大问题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七次大会和七届二中全会，已经确立了它的路线，就是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使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条道路是建立在这样的分析之上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里是不可能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它必须允许带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私人或集体资本主义以及农村的合作社经济，都得到长期的存在和发展。因为经济规律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
但是，毛泽东本人其实并不相信这些。他是一个气盖三皇、功过五帝的雄主，他一定要创造出奇迹来证实马克思的那些不过是迂腐的书生之见，他一定要证明这一点：他比历代专制君主更高明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他敢于向社会的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于是，毛泽东，这位湖南的农民就提出了他伟大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相信这一点：即使在原始和粗笨的手工劳动工具基础上，在低下和愚昧的文化水平基础上？也能通过不断扩大的简单劳动组合，不断用法令宣布所有权的变更来进入社会主义。
这个纲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的基础上的，穷苦的农民正由于穷苦所以“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个信念不但会使马克思感到惊愕甚至连列宁也一定要冒冷汗的，因为在列宁看来甚至在大工业的工人阶级中也是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的，它必须要由“外部加以灌输”。而毛泽东则断言社会主义积极性早已先验地蕴藏于手执原始劳动工具的穷苦农民之中，共产党的任务不过是去发掘和调动罢了。
既然连农民群众中都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么，如果在其它群众中居然有人表现出甚少或简直没有这种积极性，他就一定有反革命嫌疑了；既然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去调动先验地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么，如果党内居然有人不去调动，甚至反对这样一种农业社会主义，他就一定是右倾机会主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既然这种农业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而只是一种人为的结果，那么，就必须把国家的最后决定权全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就必须把党的最后决定权全部掌握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人手里。
显然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正是毛泽东专制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正如斯大林专制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前提下加速重工业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一样。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必须对经济规律从外部施行一种行政的强制。
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在农业社会主义基础上把国家专制化，把党极权化的做法，一开始就遭到了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和反对，反复的冒进和反冒进就是这一斗争的反映。一九七六年春夏，即将逝世的毛泽东回忆道：“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 ，“走资派还在走”。他很清楚他与刘少奇矛盾的根源。他是至死也没有忘记这一笔旧帐的。
反对新民主主义，推行农业社会主义就一定要使国家专制化，党内极权化；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坚持新民主主义就必然要求国家民主化，党内民主化。正是在这一斗争形势下，苏共二十大召开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主义，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鼓吹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这不啻为刘少奇一派送来了春风，为毛泽东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的恼火是可以想见的，他说：“蚂蚁出洞了，乌龟
王八都出来了。”
刘少奇一派则迅速发展了这一大好形势。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大，在党的改革问题上，刘少奇派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刘少奇的赞同之下，党章删去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的规定，通过了书记处制度，撤销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职务，使邓小平为首的书记处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不再向毛泽东个人负责，而政治局常委会本身也是由八大设立的。邓小平则在八大向全党宣告了这一党内民主改革的理论依据，他说：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个人的神化。”
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的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她民主改革的进程。这一进程虽然被毛泽东多次专横地打断，但它毕竟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方向了。
苏共二十大引起了东欧人民反斯大林主义的浪潮。东欧人民历来有着反对外来压迫（特别是沙俄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的传统。他们并没有什么人要求昔日的地主和资本家重新回来剥削他们，但他们也不能容忍俄国坦克的占领，不能容忍俄国人把斯大林主义式的专制国家机器强加在他们头上。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匈牙利，人民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要求恢复一九五四年纳吉政府时期温和路线的愿望，但是就在这个号称工农是主人的国家里，拉科西--格罗政府用来迎接人民和平请愿的不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案，而是秘密警察密集的子弹。这下子，愤怒爆发了，匈牙利人民与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这一流血冲突，虽然被苏军的坦克压平了，但它却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剧烈的震荡。赫鲁晓夫不得不压低了他反斯大林主义的调子。
毛泽东这下子可高兴了，他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至于他本人受到了什么教育呢？我们听到的是，他宣布，他不丢掉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
匈牙利事件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民主改革的热情。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证据，它证明后来被作为“右派”镇压下去的学生青年，大多数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社会主义民主派。）
面对着党内外民主改革的压力，毛泽东决心反击。反击的策略是先引蛇出洞：
“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然后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份子发言，反击右派。”
结果大家都知道的，“右派”被扫平了。但是，这些“右派”都是一些持着怎样的主张的人们呢？应当承认，在这里面确是有着一些要求恢复旧制度的反动人们，但是就基本来说，他们不过是一些对党的愈趋官僚化表示不满，希望实现某种民主改革的人们。他们反对党政不分和直接由党命令一切的不民主制度，他们认为这是违背政协纲领“联合政府”的原则的，他们反对某些基层党的干部专横的官僚主义行为，他们反对不顾实际可能的急速合作化，他们反对苏联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他们要求在政治、思想、学术各方面获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但这些都是右派，在毛泽东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虽然在他走出长沙第一师范到进入中南海的这段漫长的革命中，他曾经是这些同样主张的积极提出者和纲领制订者。
一九五七年胜利的威力很快就显示出来了。打击党外“右派”不过是毛泽东对党内“右派”的一个警告。党内“右派”们不是要“反冒进”吗？他警告说，今后不但不准再反冒进，而且他还要“大跃进”了。既然你们--党内外的“右派”们不敢再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又怎么敢反对大跃进呢？
既然你们不敢反对大跃进，又怎么能够反对实现大跃进的首要条件：“大权独揽”、“书记挂帅”呢？八届二中全会一开，个人崇拜重新开始了。
但是，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庐山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挑战。这是他在一九四五年最终击败了王明，在党内确立了他的独尊地位之后所未曾遇到过的。这场斗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九六五年冬，毛泽东向吴晗的发难及由此而起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过是这场斗争的延续。因此，了解了这场斗争，也就把握了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秘密的钥匙。
在取得了反“右派”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党内外民主改革力量之后，毛泽东认为他可以放手地推行其农业社会主义纲领了。
兴办水利工程，是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第一件大事。如果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不能在一个早上就彻底地解决中国的旱涝问题，那就不能显示出这种农业社会主义奇迹的性质。
毛泽东必须发现这样一种新生事物，它一曰“大”，大到能够把千千万万农民的简单劳动用行政的铁链串联起来，二曰“公”，公到能够无偿地把分散在各个农村合作社的微薄资金集聚起来。他果然发现了这个“新生事物”，这就是河南那位后来以放卫星出名再以饿死人著名的吴芝圃向他提供的，这就是人民公社。而且，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缺乏一种天才，能够为我们设计出一幅具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天才则是绰绰有余的。他断言，这种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农村公社，就是中国未来共产主义的雏型，他甚至告诉农民，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至多不过是个十年八年的事情了。（他的这个估计，甚至写进了中共中央的决议。）
当然，还有一个钢铁。如果不能在一、二年内赶上英国，就不能证实社会主义的胜利。怎么办？办法是有的，就是让农民也来办重工业。全民大炼钢铁，九千万人上阵，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什么两大部类比例，什么价值规律，什么经济效果，统统不在话下。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巴黎公社三个月就失败了，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他这样一个思想，他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部署和发展可以按照革命军事指挥的方式来进行。它可以不服从经济规律的制约，只需要服从“革命”的要求，而这个“革命”，又不过是毛泽东急切实现其农业社会主义纲领的愿望罢了！
但是，把国民经济置于军事指挥之下，就必然要求一个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威。担负这样一个角色，毛泽东当然胜任愉快，早就对“八大”决议心怀不满的毛泽东开始向党的集体领导进攻了，他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很显然，党内的民主改革派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上为党的集体领导所争得的阵地，还抵抗不住毛泽东个人权威的进攻，在这凌厉的攻势面前，它节节败退。
这不但因为毛泽东在上次革命中所散发的永远正确的光芒和由此形成的党内迷信还在闪耀，还因为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本身就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构成成份--农民。从来没有见过现代化的大工业，更没有机会置身其中的中国农民，是不可能蕴藏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当人们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去鼓动农民们起来革命的时候，他们只能根据他们现实的生存方式去这样意识共产主义：它是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太平天国。毛泽东能够为他们带来这样一个天国，那么他们可以对毛泽东报之的狂热崇拜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党内的民主改革派也不能不战而溃，“大跃进”所带来的一九五九年普遍的灾荒饥馑和混乱也使得那些同情人民疾苦的正直共产党人不能不挺身而出。
“谷撒地，葛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样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于是“海瑞”与“嘉靖”之间的一场冲突，就在庐山上爆发了。
评论这场斗争，人们往往只注意它所表现出来的要不要“三面红旗”的斗争，实际上，它是一场要不要反对个人崇拜，要不要党内民主的斗争。并无历史渊源的彭德怀与张闻天首先取得的共同语言，就在这一点上。
彭德怀在他的检查发言中追述道：
“他（张闻天）向我读了毛泽东同志四月二十九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个人作风，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些人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一些紧张的情况。”“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
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的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很厉害的、英明的。”
在与张闻天作了以上交谈之后，彭德怀就在庐山会议上大呼：“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这就惹翻了毛泽东，那是不能客气的！毛泽东也许能够容忍一切但决不能容忍向他的个人权威的挑战。毛泽东立即把他大跃进失败的全部怒火，倾倒到彭德怀身上。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历史上，毛泽东对他的反对者的批判经历了三个阶段：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他是充份说理的，那时，他还没有独尊的地位。非如此就不能争取全党的拥护；对胡风、梁漱溟和“右派”们的批判，他是揶揄讥俏、嘻笑怒骂的，因为在他看来，他们不过是被他弄于股掌之上的玩物。
但是这一次，对彭德怀的批判就不同了，他发怒了！以此批判为发端，毛泽东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批判方式，就是专横和不讲道理。其方法是先把对方宣布为机会主义或反革命，宣布为没有发言权的人或其任何发言都要从反面来理解的人，然后加以肆无忌惮的挞伐。这种批判方式的优越性是效率极高，其结果总是绝对胜利的，它为后来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及其“梁效”之类所掌握和推行，成为一种正式的官方批判方式，即后来被称为的“文革大批判方式”。
虽然庐山会议使毛泽东获得了一个重大胜利，即由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主持了军委工作，并立即号令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但是，毛泽东有一句话是对的，就是“形势比人强”。面对一九六○和一九六一年持续的国民经济危机，他不得不后退，不得不容忍他的反对派用“新经济政策”去为他收拾残局。党内改革派倒并不看重毛泽东的那个胜利，在他们看来，军队是脱离国民经济与
生产的，他要高举就让他高举去吧，别的地方可不能再高举了！
但经验总是要总结的。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一月二月七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借湖南农民之口，对三年国民经济危机的原因作了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人祸”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毛泽东辩解说，这是因为缺乏经验。刘少奇借党内有疑问批驳了毛泽东，他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错误呢？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他解答道，这是因为“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才犯了严重错误。
这样，他就与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一致了。
还是形势比人强。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强压怒火，低声下气。一月三十日，就在刘少奇讲话后第三天，毛泽东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讲话，承认了民主集中制的好处，并第一次明确承认了这种民主集中制对他本人也有约束力：在中央，在政治局，他本人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
这是党内改革派的一次辉煌胜利，它又一次夺回了“八大”所得到而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失去了的一些阵地。但是对毛泽东，他们也并没有逼之过甚， 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君王有宽厚的传统。
但是，毛泽东是一定要反攻的。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的：
由于三年的经济困难，社会消费品极度匮乏，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这一斗争在农村特别尖锐。一部分在政社合一中独揽了全部大权的社队干部把集体财产变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把农民变成了依附于他们的新式农奴。在他们纵容下，不少坏人贪污盗窃，多吃多占，为非作歹，欺压农民，而三自一包的新经济政策一方面复苏了农村经济，但另一方面也为投机倒把、黑市买卖提供了可能。
很显然这些问题仍然不过是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极“左”政策的后遗症，它是可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随着生产队经济（即实际上的合作社经济）的重新稳定并伴之以国家政权对歪风邪气的打击逐步获得解决的。
但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形势，他要把农村中甚至工矿中出现的这类问题加到他的反对派头上，证明他们都是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自己则是从来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打击赫鲁晓夫主义，是很能获得成效的第一步。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赫鲁晓夫从干涉中国的武力解放台湾政策到撕毁全部经济协定，这些对中国所干的坏事是很能煽起中国人民的不满的。既然赫鲁晓夫是个坏蛋，那么他在苏联所干的一切事情统统都是坏事，什么非斯大林主义的自由化，什么经济和政治的民主改革措施，统统都是坏事；如果什么人要在中国也推行类似赫鲁晓夫式的改革，
那么他也就一定是坏人，就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呢？它当然是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内改革派。他们不但在农村中推行新经济政策，在工矿中试探着孙冶方（此人被称为中国的利别尔曼）式改革的可能性，而且还大幅度地放宽了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和艺术劳动的控制。非但如此，更可怕的是：他们甚至可能试图为彭德怀翻案，这简直就好像赫鲁晓夫试图为布哈林翻案一样。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彭德怀上书要翻案，在广大党员中，为彭德怀翻案的呼声也很高。为求得妥协，刘少奇为彭德怀作了一个折衷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了他在庐山的意见本身的正确性，一方面却批评他有“国际背景”。
但是，自马克思列宁创立共产党以来，在党内斗争中，“国际背景”成为一种罪状是极其可笑的。毛泽东在紧跟斯大林反对铁托的时候，正是指责他把共产党从国际的变为民族的了。王明反对毛泽东，谁也不会指责他引以为傲的“国际背景”，毛泽东本人就没有“国际背景”了？没有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毛泽东能够击败王明确立他在中共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吗？更不利的是，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不得不跟彭德怀握手，“豁达大度”地向他承认了这一点：“现在看来，历史很可能证明你是对的，真理很可能在你那边。”
反攻终于开始了。这场反攻是以反彭德怀为导火线的，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毛泽东不是承认了彭德怀很可能是正确的了吗？那么他又为什么必欲置彭德怀及为彭德怀鸣不平的人们于死地而后快呢？人们至今还总是说，毛泽东的动机是好的，是为国为民的。是的，当苏联大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是能够起而捍卫民族利益的，但是，当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与他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权威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是毫不犹豫地宁可把民族引向灾难也要捍卫个人的权威的。证实这一点，我们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之交，还可以找到证据，那时我们会谈到。
这场反攻一开始就是在阴谋中进行的。
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几乎失去了对一切人的信任，他不得不违背他在延安的承诺，动员他的妻子江青出来干政。江青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一二年内在文艺界为毛泽东的反攻收集了大批炮弹，并网罗了一批文化棍棒。他们发现了吴晗写于一九六一年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像梦魇一样长期压迫在毛泽东心头上的彭德怀案，使他立即直觉地感觉到这是向他挑战了。显然，“彭德怀就是海瑞。”
现在是发难的时候了！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批判吴晗没有得到支持。
这样，毛泽东以合法的党内斗争方式来发难已经不能了。因为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又一次巩固了它的阵地，党内的政治状况已经使得彭真这位中央书记处主管文教的书记有权拒绝执行毛泽东批判吴晗的个人指令，他和整个书记处只向中央政治局集体负责。既然中央没有通过毛泽东批判吴晗的建议，彭真当然有权拒绝执行。这正是自“八大”和七千人大会以来党内民主改革派奋斗的果实，彭真英勇地捍卫这个果实，不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正气。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转移到上海，并委派江青与姚文元合谋策划了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起草后，为了“向北京方面保密”，他们甚至不敢让全党敬重的周恩来总理看一看。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序幕终于揭开了。
但是，必须首先消灭彭真，因为他显然是刘少奇一派维护党的集体领导阵地的前沿堡垒。从姚文元文章抛出后所受到的抵制和“二月提纲”的迅速制定，可以证实这一点，毛泽东下定了这个决心。
一九六五年四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机敏地利用了刘少奇远在仰光和彭真委曲求全的弱点，果然将彭真这个堡垒击溃。现在，外围已经扫清（彭、罗、陆、杨），道路已经打通，只待找到可供驱使的兵马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回答晋君同志的那个问题了。毛泽东的伟大之处，真的“正是在于，他对他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当主席而应当维护的社会秩序，对他担任主席的党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一个他之所以称为主席的党”吗？不！毛泽东的错误之处恰恰在于，他不满意这个按照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已经达到的专制程度和集权程度，他要求更加专制
和更加集权，而党内的民主改革派阻碍了他的这一企图，这一阻碍严重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危及到了他继续凌驾于全党之上，于是，他才下决心冲击这个党，粉碎这个党，难道事实不是这样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吗？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胜利
当一九七六年十月的闪电将江、张、姚、王击得焦黑，当万众欢腾、举杯相贺这几个可憎的人物的垮台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一些青年们这样的评论：左派失败了，官僚胜利了。这几乎成了海内外民主青年的一种公认。
他们认为，毛泽东这个不知休止的不断革命者在他的晚年已经达到了托洛茨基、铁托那样的认识，认识到官僚主义和特权在中国这样的斯大林式的国家里，已经不仅是一种作风，而是一种制度。于是，这位空前绝后的激进的造反者不顾自己已经获得的成为这个制度的最高代表者的既得利益地位，而决心诉诸社会，动员人民起来砸烂这个官僚制度。他失败了，这是因为他的用人不当和官僚制度太强大了。
我不赞成这种见解，要知道，毛泽东决不是官僚制度的敌人，事实能够证明的，正好是它的反面。
是的，毛泽东的确是说过那么几句反官僚主义的话。一九六四年，他提到了吸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一九六七年，他巡视中南时又说，那么多的干部之所以受到冲击是因为群众对他们不平等待人的官僚主义架子有气；一九七○年他对斯诺谈起了中国的官吏阶层问题；一九七六年，他甚至提到了小官和百姓与大人物之冲突不可避免问题。看来，毛泽东真的好像是与中国的官僚
制度誓不两立了。
在这之前，毛泽东还有一句更精彩的话，我们也不要忘了引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好，我们来分析这句话。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由几十万干部来掌握国家命运而不是由六亿（现在是十亿）人民自己来掌握国家命运的这样一种制度，即官僚制度，是很好的制度，应该的制度，需要注意的只是官僚们的作风一定要检点，不要去欺压群众。
但是，这又有什么稀奇？历史上，哪一个官僚制度的最高统治者或统治集团不是这样去要求和约束它的中、下层官僚的呢？如果最高统治者们竟然听任他的中、下层官僚去肆无忌惮地欺压群众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它的整个统治已经面临着崩溃的危机了。
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不但反对特殊的官僚制度，它的精髓正是在于它反对一般的官僚制度，用什么来代替它呢？只能是人民共和的民主制度。
布尔什维克熟悉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砸碎旧的官僚制度的理论，但是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继承人的斯大林和毛泽东拿出了什么制度来代替的旧的官僚制度呢？他们拿出了一种新的官僚制度--共产党官僚制度！
那么，又怎么理解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地鼓动红卫兵们对他所谓的官僚阶层的冲击呢？又怎么理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毛泽东居然以实现巴黎公社原则为革命的目标呢？
我们必须明白，无论这种建立在财产国有制基础上的新的官僚制度与历史上一切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旧的官僚制度之间有着多少不同的特征，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仍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官员手里，官员的命运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党的手里，而党在最好的情况一也只是掌握在一个并非全党普选的领导集团手里，而斯大林和毛泽东则力求把全党掌握在他们一个人手里。
但既然人民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每天都感觉得到它存在的官员手里，那么他们与官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当毛泽东向全国推行一种错误的、极端的政策的时候，或者这种政策遭到了失败引起了普遍的混乱和贫困的时候，这种冲突就愈趋尖锐。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在一片大混乱中，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真有点朴朔迷离了，毛泽东好像是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官僚了。
但是，就在北京的一条谁也不会去注意得到的胡同里，一个身材瘦小单薄，戴着近视眼镜的青年，却冷冷地写下了这样一则日记，他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状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
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宋相当沉着……会上下雨了，群众多半都找到了雨伞或是避雨，宋挨淋，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我同情他吗？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
过。”
这位写日记的青年叫遇罗克。
日记里显然反映了三种矛盾：群众与干部的矛盾；干部与毛泽东的矛盾；群众与毛泽东的矛盾。
群众批斗干部，是因为干部的官僚化与群众发生了冲突。但他们给干部罗列的“罪状”却是因为干部们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真是冤枉！）。这证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群众运动反普遍官僚主义的利益还从属于毛泽东发展中央专制主义的利益。文革中的人民群众并不能反对官僚制度，他们要打击官僚，只能为他们强安个罪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结果，中国的共产党集权的官僚制度，只能更加强化。
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的目标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宣告了他扫荡党内民主改革派的前沿堡垒彭真的胜利，并立即宣布建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那个令他讨厌并早已决心消灭的中央书记处，并实际上直属于他。虽然这是毛泽东的一次严重反党行为，但他终于又可以挟党中央以令全党了，谁能够去追究他呢？
好，现在可以开中央全会了。从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后，整整四年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党内形势对毛泽东不利，他是决不愿开会的。但是，毛泽东的确是没有一点书生气的，既然这是一次向他的宿敌摊牌的会议，那就一定要做好万无一失的部署。于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在三十八军兵临城下，“革命师生列席”虎视其中的高压下召开了。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胜利。他以“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打垮了刘少奇、邓小平，他终于在党内“合法”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林彪这个在一九六二年的党内危机中救驾了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也被他钦定为接班人了。
但是，他清楚地看到，他的胜利是勉强的。因为即使在那样的高压下，他也只得到中央委员们半数多一点的票数。危机仍然潜伏着，不知哪天还会爆发，因此，必须利用人民的力量自下而上地彻底摧垮反对派。于是，他全副军装走上天安门城楼，向成千上万狂热而天真的红卫兵招手，要他们去“革命”，要他们去“造反”，要他们去打倒一切反对他的或有反对他的嫌疑的人们。
很有趣，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俨然是巴黎公社原则的鼓吹者了。他称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和北京公社宣言，他令人鼓舞地给了人们一个印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结束中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公社--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在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他又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告诉人们，巴黎公社原则，这是文化大革命
需要实现的目标。
但是，当他煽动起来的红卫兵们和部分工人们在全国各地向他的反对派们夺权的时候，当被称为“一月革命”的夺权浪潮真的把实现这个马克思的目标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巴黎公社原则”便突然不算数了。
我们看看上海的“一月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在夺权以后，以为毛泽东真的酷爱巴黎公社的上海“造反派”们，宣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在它的成立宣言里，上海宣布：
“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
真是煞有介事了！
却不说在中央文革及其御用造反组织的操纵下，在人民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独立的利益的条件下，上海究竟能不能真正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只是这种可能的前景本身已经使得毛泽东大为不安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短命的“上海人民公社”突然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所取代（这也是毛泽东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一个证据）。为什么呢？张春桥在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摘下来后的第二天，二月二十四日，向上海人民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
“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意思，没什么实际意义”。
原来如此！
几个月后，他在向外国人谈到文化大革命时又告诉我们：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我？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
可怜的马克思，迂腐的马克思！你怎么就不懂得巴黎公社原则除了骗一骗人之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你怎么就不明白，自上而下的等级授职制才是最合理的一种制度呢？
在真正的毛泽东看来，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且只能是一种掌握在他手里翻云覆雨的手段，他垄断着一切，当然也就垄断了人民，他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他的为所欲为就是人民的为所欲为，谁要是不赞成他谁就不是人民，就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文革的政治哲学。
在他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非法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显然有人对他的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质问。他傲慢地回答道：“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这样，毛泽东这位中国真正的末代皇帝就在这充满自信和不可一世的胜利陶醉中走向了他权势的顶峰，走向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确，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但它不是人民的胜利，人民在这次“革命”中除了混乱、恐惧和痛苦什么也没有得到，而驱使人们跳着唱着葵花向阳的忠字歌舞的，已经不是人们感情的自发的冲动，而是落实到了基层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
它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民主派在这次大会上得到的是奇耻大辱，失去了它在八大获得的全部阵地。
但是，九大对民主的反动，不过是中国的沉重历史传统的回光返照。它的前面已经隐隐约约能够看到这样两个字：失败！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失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在他的“５７１”政变计划失败之后逃亡苏联的途中葬身在蒙古沙丘，这件事对中国社会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人们不能相信林彪和毛泽东之间还会发生冲突。人们简直想像不出一个手里没有拿着毛泽东语录的林彪来。但是，现在林彪手里的毛主席语录突然变成了指向毛泽东暗杀的手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人们记得，一九六○年，当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并立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时候，正是由于大跃进政策的失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一九六二的党内辩论中，林彪帮助了毛泽东。在他看来，大跃进的失败，成百万人民死于饥荒不过是他们这些有权随意支配人民命运的人们“交了一点学费”。他辩护道，三年的国民经济的危机并不是毛泽东极左政策的结果，恰恰相反，而是有人“干扰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因此，不是需要抛弃毛泽东的红旗，而是要更高举毛泽东的红旗。
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见的。一九六三年毛泽东赞扬了林彪在军队的创造性的政治工作。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发出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也就是学林彪的号召。
这也是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整个战略思想的。把全国的工农商学兵合成一个大兵营，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按需分配（按社会等级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分配）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是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他在给林彪的那封著名的信里，更进一步把自己一九五八年以来的这种乌托邦纲领系统化了。当然，这种违背社会经济规律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必然要求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就更是他所需要和喜爱的了。
十分清楚，毛泽东选中了林彪，是因为林彪迎合了毛泽东的全部政治需要。而文化大革命普遍的社会混乱，更使得借重军队显得重要。但林彪势力的羽翼迅速丰满，已经有点尾大不掉了。
“把林彪往哪里摆？”在开完了“胜利的大会”之后，这立即成了一个紧急的问题。为四届人大安排人事，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这是一次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国家的官僚制度已经由于全面的军事管制而带上了军事的性质，四届人大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法律上承认这个既成事实，而承认的标志就是再设国家主席并由林彪担任之。
国家主席，这是一个多么恼人的位置！一提起它，毛泽东就不能不回忆起那不愉快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那时候，他在大跃进政策已经面临着失败而不得不实行收缩政策的形势下，让出了国家主席的职务，十分不甘心地将其交到了他的反对派刘少奇手里，而刘少奇是他在一九五五年就决心去掉的了，只是由此引地发了高岗事件而不得不作罢。
现在怎么办呢？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吧，那么，打倒刘少奇的真实动机就将立即大昭于天下，这无异是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让林彪担任国家主席吧，这就势必再次形成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从而动摇毛泽东在九大确立的独裁地位，这是不能允许的，再说，林彪真的可靠吗？……
于是，毛泽东下决心不设国家主席。他的个人意志就是最高的宪法，他有这个权力。
但是，当毛泽东的利益与林彪及其所代表的那些新兴的军事官僚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切个人崇拜立即烟消云散，庐山，又一次成了党内斗争的战场。但是与一九五九年那次不同，它已经不是正义与非正义之战，而是阴谋与阴谋之战。因此，当事后人民被告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的时候，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求设国家主席就会成为“反党的纲领”。
林彪事件的发生，立即把“九大”以来天下大定的局面搞乱了，人们的眼界一下子被大大地打开了，社会各种被压制的潜流迅速活跃起来。
过去，谁敢想象这“一片红”的世界还有改变的一天呢？谁敢想像党中央毛林体制里还会有这么残酷的斗争呢？又有谁敢对毛泽东的英明有一点点怀疑呢？
为了文过饰非，毛泽东公布了他一九六六年七月给江青的私信。但是没有什么效果。人们除了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了普遍的怀疑之外，他们问，既然毛主席早就对林彪的作为表示过不满，又为什么要亲自把他树为接班人来捉弄党和人民呢？这种政治局面是正常的吗？
还有，对于被“打倒”了的干部们来说，既然毛主席认识林彪是个坏人有一个过程，那么，难道认识我们是个好人，就没有一个过程了么？于是，平反的要求和希望就获得了一种精神的支持。
批判极“左”，一定要批判极“左”！
只有批判极“左”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只有批判极“左”才能挽救再次被毛泽东--林彪路线破坏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只有批判极“左”才能使受迫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获得平反。总之，只有批判极“左”才能斩断束缚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锁链！
一九七二年，批极“左”，已经成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争取自身解放的历史潮流。它是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林彪反动的一次革命的清算，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力量和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并开始了维护自己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如果说毛泽东过去还能够鼓动起成千成万受骗的人民群众去向他的反对派发起十字军讨伐的话，从此，他再也办不到这一点了，人民已经不再为毛泽东而战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战了。
批极“左”运动以党内优秀理论家王澈的文章《读反杜林论笔记》为标志发展到了顶点，它是最早出现的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宣言，它召唤着一个伟大的新时期的到来。
这篇文章勇敢地揭露了林彪在理论上的最大罪恶在于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而毛泽东思想是不能绝对化的。这就意味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应当批判，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不犯错误的全知全能的神，而承认毛泽东也可能有错误，是全党纠错，是一切处在毛泽东专制主义压制下的各种社会进步力量求得解放的首要精神条件。
我们至今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毛泽东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有怎样的反应，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反扑立即开始了！
一九七二年底，《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署名文章，强调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因此，林彪路线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接着，至一九七三年春，《人民日报》社组织了对胡绩伟、王若水的批判，他们的罪名是批极“左”，而批极“左”据说就是批判文化大革命。
从此，全国各报刊口径立即一变，开始批判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了。
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沉不住气？为什么要那么匆忙地组织反扑？这要从“九一三”事件后，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阶级关系形势来说明。
林彪及其集团垮台后，立即使得怎么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尖锐了起来。这不但继续牵涉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林彪集团遗下的权力空白由谁去填补的问题。
由谁去填补呢？“九大”的“左派”胜利者毛泽东集团中现在只剩下了中央文革集团及其亲信。他们是一伙暴发户，他们野心勃勃，力图攫取更多的权力，并借助这权力的力量使得“九大”以后确立的专制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永世长存。
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者，党内民主改革派和那些遭到连带打击的机会主义官僚们都由于压迫的减轻在重新抬头。在失去了刘少奇之后，周恩来，这个历史上每次党内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都能起了维护党的平衡和统一的人物，便成了他们的旗帜和救星。自“九一三”后短短的一、二年里，邓小平、谭震林、乌兰夫、廖承志、赵紫阳等一大批老干部都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获得了解放。于是党内一个
新的政治中心便悄悄地甚至不以周恩来的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
人民呢？人民早已开始不满毛泽东及其集团对他们的压迫和捉弄。六十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经常引起他们的回忆，他们感觉与其让一些满口极左胡说八道的新领袖在台上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起码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出来工作为好。于是，人民的同情已经逐步转移到了老干部方面。
这里的关键是周恩来！
“他是一面旗帜，一定要把他砍倒！如果今天砍不倒那就准备力量明天把他们砍倒”-
-中央文革集团心里这样想着；
“他是一面旗帜，一定要把他保住！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都一定要把他保住”
--党内改革派和人民群众心里这样想着。
一九七二年七月，周恩来听取了扬振宁中国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意见后，指示周培源整顿北大，并下令：“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障碍是谁？钉子是谁？这是很清楚的！
张春桥针锋相对：“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他也很清楚他的敌人是谁。
但是这场冲突并没有立即白热化，周恩来退让了，他明白，与以毛泽东为靠山的江张姚“文革派”发生剧烈的正面冲突将意味着什么。他以惊人的忍耐，容忍了张铁生事件，容忍了黄帅事件，容忍了风庆轮事件，容忍了安东尼奥尼事件等对他的一连串挑衅和污辱。
但是江张姚王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决心打倒周恩来。在他们的反击下，“十大”开得似乎对他们不错，他们不但一举进入政治局，而且王洪文还事实上接替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
既然节节胜利，那又有什么理由要止步呢？把周恩来打倒，不是更好吗？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毛泽东显然是企图用批孔来扭转群众性自发的且不可遏止的批极“左”局面，把一个人民不认识的“极右的，孔孟之道的”“林彪”抛出来供批判，以掩盖林彪产生的更直接的根源--毛泽东个人崇拜。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批孔的目的一开始就是倒周，这是缺乏证据的。
周恩来在党内的根基实在是太强大太牢固了，虽然被打散了的反对派们现在纷纷聚集到了周恩来的周围形成了对毛泽东的威胁，但是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只要周恩来本人没有野心（这是历史证明了的），那么这种状况对毛泽东来说，也许是好处大于坏处的。任何一种专制的统治，在它的最高统治层中，一定要有人民心中的“正义" 的代表者存在。如果它不是由皇帝本人来担任的话，就一定要由贤臣来担任。因为它是被压迫的下层人民和下层官员们在受到委屈的时候获得保护的最后指望。如果这个“正义”的烛火竟然被扑灭了，那么大乱就将临头了。
但“中央文革”决心把这场运动变为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他们完全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他们还在做这样一个美梦：就像一九六六年那样，他们一影射，一暗示，一煽动，成千成万激动的学生青年就会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朝着他们影射的对象猛扑过去，乱撕乱咬。他们以为这场历史的滑稽戏可以一切原封不动地重新上演一次，只需要江青拍一下导板就可以了。
但这场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起色。无论是江青在批孔万人大会上的演说，还是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无论是在防化连点火，还是在报纸上抛出的大版大版图穷匕现的影周批“孔”文章，都不能鼓动起人民向周恩来发起攻击，就像当年向刘少奇发起攻击那样，相反，只引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怀疑和愤懑。即使是跟他们走的那些人，即在“山河一片红”前后，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一脚踢开过而现在以为又有利可图的翁森鹤、刘继发一类，也只是叫嚷“补台”当官。除了争权夺利外，没有什么人愿意为他们火中取栗，做倒周的先锋了。
不但如此，在广州街头出现的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更直截了当地向他们发出了严厉质问：你们“究竟想把火往哪里烧？”。
李一哲大字报代表了文革中产生的一代与毛泽东御用革命的决裂和对这次“革命”的反省，在这一反省中，他们预言，“一场彻底摧毁林彪体系的群众浪潮，即将来到了！”
就在这时，“文革派”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一个坚强的、嫉恶如仇的反对派领袖邓小平。
邓小平要出来工作，当然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似乎还很欣赏邓小平，说了他不少好话，但这一切都要以邓小平必须作出的“永不翻案”的承诺为前提，只要保证“永不翻案”，那么人才还是可以用的，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毛泽东的“豁达大度”。
但是，毛泽东的这次招降纳叛没有得到成效。因为只要毛泽东的意志违反了社会的普遍意志，那么，社会的意志就一定要找到它的代表者来体现它。
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召开。周恩来抱病出席，并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四个现代化”计划，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提出这个计划了。上一次提出是在新经济政策欣欣向荣的一九六四年。
“现代化”计划的提出是大得人心的。十年来，人们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社会动荡，他们希望有一种一种安宁而物质丰裕的生活，成千万知识青年的失业“上山下乡”和工人工资的长期冻结，更使社会蕴集了强烈的不满，而世界各国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使中国不能不改变现状加快国民经济发展，以适应这个新的世界。
在这种紧迫的社会要求之下，邓小平代替抱病的周恩来要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就一定要拿出办法来。而事情很清楚，只要一拿出具体办法，就势必要像六十年代初期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样，与毛泽东在文革中造成的既定局面相冲突。我们多次提到过，这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毛泽东能够容忍一切，但决不能容忍对他的个人权威的挑战。他甚至也能够体察民情，作出“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但只要这一切一旦危及到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我们将再次看到，就像一九六六年已经看到过的那样，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民族复兴的要求与人民的利益再次抛到动乱中去。
一九七五年八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对毛泽东安插在清华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忍无可忍，上书毛泽东请求处理，这封信是得到教育部长周荣鑫和邓小平的支持的，它显然是邓小平整顿教育事业的产物。因为只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扫除障碍，拔掉钉子”，才能使得整顿教育的工作顺利进行。
毛泽东立即抓住了这一事件实行反击。十一月三日，他答覆道：刘冰要打倒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他指出，刘冰信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他要求就刘冰信件开展一场辩论。
这一下，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的伟大形象立即轰毁了！
过去人民总是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说法：毛主席是谦虚的，能够听得进反对意见的，只是林彪那样一些人才把事情搞成这样，好像毛主席是批评不得的，但现在人们看到毛泽东亲自站出来宣告他本人甚至他的亲信都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了！过去，人们在对从江青到迟群这样一伙新贵们表示厌恶的同时，总是愿意相信毛泽东也是与他们一样厌恶这些人的，只是由于各种奇怪的原因，他们才能继续为非作歹。但现在缓冲没有了，愿望打破了，他们看到毛泽东亲自站出来宣告他支持那些人民已经非常厌恶的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人民那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十里长安街，在刺骨的寒风中，人民伫立街头，流着眼泪送走了总理的灵车。他们多么希望毛泽东能与他们一样有着同样的感情啊，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毛泽东没有一点哀悼的表示，而毛泽东支持的那些坏蛋们，却幸灾乐祸。
接着，他们又惊讶地看到，邓小平，这个在周总理去世后唯一能代表他们的愿望，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地应当接替周总理的人也突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人民都那样地信任毛泽东，毛泽东能够为他们带来幸福，毛泽东能够向他们布施雨露和阳光。即使人民也遭到过几次灾难，但他们都相信那决不是毛泽东的过错，甚至简直就是毛泽东的反对派们的过错。但是现在不同了，一切都公开在眼前。人们亲眼看到了“九一三”以来党内斗争的全过程，亲身体验到了党内什么人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什么人毁坏着他们的利益。他们甚至亲自比较过邓小平的政纲所谓“三株大毒草”与“文革派”的政纲，要知道这是自俄共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就被斯大林禁止了的事情，因此，也是中国共产党内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现在，毛泽东要打倒他们拥护的邓小平，要批判他们拥护的政纲，这下子一切全明白了！经过了十几年的“反修”之后，人民一下子统统都站到“修正主义”一边去了！
于是，当毛泽东号召他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人民真的行动起来了，他们又一次涌向街头。有趣的是，带头的还是当年的红卫兵。但这一次他们已不再是为保卫毛泽东而战，而是为了抵制毛泽东而战了！
没有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在他戏侮人民的时候是可以不受到惩罚的，历史已经为毛泽东安排好了他的滑铁庐。
一九七六年四月初旬，在飘洒着清明细雨的天安门广场上，在毛泽东手书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下，一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始了。
我们不打算详细地叙述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我们需要提醒的是，成千成万的人们在纪念碑上贴满了的那些纸张究竟是什么？是诗词吗？不，它是选票！天安门事件是一次公开的民意测验，是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我们的国家不是“人民共和国”吗？是的，宪法是这样写的，好吧，那么，我们就要行使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权利，我们就要表达我们的意志，如果官方不向我们提供制度的途径表达，那么，我们就有权依据宪法使用一切我们认为合理的形式来表达。现在，我们就是用花圈、诗词和演说的形式来表达，虽然这还只是一些十分温和的形式，但它已经足够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的真实的民意，如果中国人民今日拥有普选权的话，他们将把支持票投给谁，把反对票投给谁。“四五”运动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为中国人民以普选的形式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证据。
我们知道毛泽东历来是鄙视选举制的。我们记得他甚至认为北京市人民选他做人民代表不过是逢场作戏。因此，他干脆拒绝出席四届人大，拒绝担任人民代表。一个拒绝担任人民代表的人却可以主宰人民的命运，这是毛泽东对人民最大的戏弄。
我们现在听到了从天安门广场上发出的中国人民宣言了：
“秦皇的封建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
毛泽东什么时候受过民众这样的挑战呢？如果说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右派还“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话，这次，人民是贪官、皇帝一起反了。
毛泽东决心镇压。
过去，每当毛泽东的反对派们镇压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红卫兵时，毛泽东就站在一边拍手指责：“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现在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北洋军阀”也只得去做了。
这真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一夜之间，天安门广场几十万反对者片甲不留，毛泽东身经百战，很少有失败的纪录，这一次他又胜利了。不是小米加步枪对飞机大炮的胜利，而是民兵加棍棒对学生民众的胜利。
但自此“胜利”之后，毛泽东就自我禁锢在他的中南海的书房里了，除了他的侄子毛远新，没有别人能够去探望他。毛泽东没有亲眼看到他最后的失败，如果不是他的逝世，这个失败还会延续很久才会到来。但他的死无疑是他感到各种社会反对力量对他巨大的无形压迫的结果。人们早已发现，“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好像立即老了十岁。四五的打击之后，他更老了，他感到郁闷、压抑，他感到周围一切都使他不放心。现代医学证明，人们的心理状态对他们的寿命有何等重大的影响。于是，他去世了！他死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那一天，正是中秋月圆的日子，它象征了什么？有人说，它象征了毛泽东再也不能够和中国人民团圆了！
毛泽东的功过论
毛泽东功过是三七开，七三开还是九一开？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分析，这不过是经院式的辩论。
我们知道，毛泽东曾坦率地承认，他一生只办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政权赶下了几个海岛，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的确是事实。
对于他的第二件事，我们已经作了分析，而第一件事则似乎是无需加以分析，他的功劳已经能够得到公认了，这么看来，显然毛泽东的功过应该是一半对一半，但这未免失之于简单。
无疑的，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毛泽东是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劳的，我们不妨简略回忆一下：
一九二七年秋，当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被斯大林投降主义路线葬送了的时候，革命还能不能挽救，怎样挽救，成了极其紧迫的问题。斯大林能够拿出什么办法来呢？除了把责任推给陈独秀外，他一筹莫展，拿不出任何办法，只好听任中国共产党盲动政策的发展。托洛茨基能够拿出什么办法来呢？他拿出了“国民议会”的口号，但这显然是不切现实的，在封建买办专制的中国，当地主们赢得了对革命工农的胜利之后，要地主们实行“国民议会”，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也根本不能争取群众。托洛茨基的这个策略里，显然打上了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印记。但是，如果一九二七年失败了的中国革命要实行一九0五年俄国式的撤退的话，那么正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极可能今天“还要在黑暗中奋斗”。
只有毛泽东是正确的。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毛泽东在这危难的时刻表现了惊人的勇敢。他号召坚持奋斗的共产党员们上山下湖，他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土地革命路线，用不断的革命战争来促进革命危机。事实证明，正是这条路线成功地挽救了中国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一次抵制了斯大林的投降主义路线，放手壮大了革命武装部队，在苏美盟军的配合下，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第三次抵制了斯大林投降主义路线，大军渡江，夺取了全国胜利，而这时的刘少奇，则较多地带着陶里亚蒂和多列士的色彩。
的确，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不愿意把中国革命出卖给斯大林，使之成为斯大林大国外交上的筹码，这种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毛泽东胜利地领导的这一次革命，不过是一次农民革命。虽然它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就其内容来说，它没有超出农民革命的范畴。毛泽东推翻了一个地主政权，但推翻一个地主政权是农民也能够办得到的。朱元璋办到了，李自成办到了，洪秀全也差点办到了，而井岗山的道路在中国也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创造，透过大小五井的山峰，我们可以看到梁山泊水寨的影子。毛泽东这位中国的书生比那些教条主义者优越的地方就在于梁山泊聚义的道路比彼得堡起义的道路，对他有着更深刻的印象。
如果我们只是把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领袖来考察，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责备他的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空前绝后的农民领袖，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了中国的帝王，完全是农民领袖的阶级必然性造成的，这是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一个他应该是（他本人也认为是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考察，把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功劳决不在于他做到了多少农民领袖或资产阶级领袖也能够做到的事情，他的功劳仅仅在于，他做到了多少农民领袖不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们并不苛求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活动的，他们不可能立即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社会（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完美的社会），但他们既然执掌了政权，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提出的绝对要求就是，他们必须在探索无产阶级藉以解放的形式，即人民民主实现的形式方面作出成绩来。，他们的历史应当是逐步引导人民走向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历史。只有作出了这样的贡献，才算是拥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功劳。那么，毛泽东有这方面的贡献吗？很少，甚至没有。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取得了许多可以骄傲的成就的话，历史的真面目恰恰是，它是中国人民与共产党内健康力量和民主改革派不断地克服与排除了毛泽东反复的乌托邦主义干扰的结果。
毛泽东为了打垮党内民主改革派，实现他个人专制不得不鼓动起人民群众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这样就带来了两种结果：一个是毛泽东实现了他个人专制集权的目的，一个却是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与中国数千年畏官的传统决裂了，他们在官僚面前再也不感到自卑了，而这又正是实行民主改革的精神前提，甚至他们还大胆地尝试从制度上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文化大革命似乎是造成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
现在，青年民主派的许多人们十分珍视这个结果，他们认为，这是毛泽东与文革的积极因素，是不容否定的。
但是，这些同志错了。“思考的一代”在中国的崛起，不过是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但是，哪一次革命不会产生反动的副产品呢？又有哪一次反动不会产生革命的副产品呢？据说，意大利人民是欧洲各国最关心政治的人民，意大利各政党的庞大甚至在整个西方都是仅见的，为什么呢？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在意大利群众性的法西斯运动期间，人民养成了参加政党的习惯。
把社会主义民主改革进行到底
“四人帮”的垮台还不是毛泽东的最后失败。毛泽东最后失败是在一九七八十一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是一次党内民主改革派与毛泽东派的战争。这一战争的结果，使得一九七六年秋季以来毛泽东在党内偶像地位剧烈动摇的事实获得了法律的承认，并为三十年来毛泽东最仇恨的敌人--刘少奇的昭雪铺平了道路。
“战争”是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历史的比喻总是不可能严密的，但历史上总有些相似的事件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
今天，我们读到马克思回忆法国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如下一段话，是会感到亲切的。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也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的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进行。”
一九七六年十月事变的胜利，是党内反“四人帮”的各种政治力量的一次临时统一战线的胜利。在胜利之后，这个统一战线或迟或早必然要发生两次分裂。一次是在中国要不要改革问题上的分裂，这次分裂以实践派和凡是派的分裂为标志，已经发生了；第二次是在中国的改革应该前进到哪一步问题上的分裂，这次分裂至今还没有发生，虽然它已露出了端倪。
参加粉碎“四人帮”对于汪东兴一派来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政策有什么不满。在权衡利弊之后，汪东兴一派终于站到了华国锋、叶剑英一边，只不过是江青一伙为争夺正统地位而向中央办公厅咄咄逼人的攻势直接威胁到了他的地位。因此，在翦除“四人帮”之后，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维持原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还应该继续搞下去，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还应该继续抓下去，凡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我们就不能否定，凡是毛主席否定了的我们就不能肯定。如果说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不得不允许世界有一点变化，比如同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话，那他们也必须这样解释，这是因为毛主席早就对邓小平有过“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但是，华国锋、邓小平一派却坚定地主张实行改革，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而只有现代化的口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无论毛泽东怎样的不愿意，无论他曾经花了多么巨大的力量来阻止这一天的到来，但历史又一次不动声色地来向人们证明它的必然性了。现在，邓小平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恰恰就是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那些问题。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为被毛泽东专制主义迫害的成千成万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无辜公民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非如此，便不能使社会松一口气。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打破斯大林--毛泽东教条主义经济体制，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非如此，便不能迅速改善国家经济状况。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强调社会民主、法制和文明。非如此，便不能克服蔓延于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的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改善教条主义时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闹僵了的各兄弟党的关系。非如此，便不能获得更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来指导和辩护自己的改革，如此等等。
但是，要解决这一切问题的首要条件是精神必须获得解放，而精神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是必须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而要破除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像赫鲁晓夫证明斯大林也会犯错误一样证明毛泽东也会犯错误。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它的唯一标准。
若干年后，历史的事实也许能向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区别：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是粗暴的、随意的。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是温和的、谨慎的，但这并没有决定的意义，有决定意义的是，斯大林偶像和毛泽东绝对的偶像从此在苏联和中国消失了！
但是，就在中央委员们唇枪舌剑、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更激进的批判已经在中南海门外出现了。
以西单民主墙为标志的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中国青年民主运动，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运动的主干--《北京之春》、《四五论坛》的领袖们大多是被称为“四.五英雄”的天安门事件的积极参加者，他们的运动是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压制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是什么人呢？是汪东兴、吴德之流。他们有什么理由呢？理由是，天安门事件的案是毛主席定的。
一九七六年的那次追查拥周的“反革命”，牵连了北京市的家家户户。北京市民已经对汪东兴、吴德结下了仇恨，十月事变后，人民本来已经打算原谅他们了，现在他们竟然压制天安门事件平反，于是，北京市民们特别是青年们的怒火就不可避免地一下子喷向了凡是派，不可避免地一下子激起了批毛的情绪。
这样，凡是派突然发现，它已经陷入了群情激愤的内外声讨之中了。它只得败下阵来，只得听任实践派为毛泽东的宿敌彭德怀平反和准备为刘少奇平反，只得听任实践派一步一步夺回他们在“九大”失去了的“八大”的胜利果实。他们虽然又一次组织了反扑，但无济于事。这样，在一九八○年二月的五中全会上中央书记处的重新成立和凡是派的被清出政治局，就才最后宣告了毛泽东的失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次决战性的斗争，党内改革派与青年民主派们配合得相当完满，以至凡是派和西方评论家们怀疑是一次毛泽东式的里外串通的结果，虽然他们没有什么材料证明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它决不是青年们的一次一九六六年式的御用造反，从四五运动开始，青年们已经懂得怎样带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和以自己勇敢的参加来影响国家的事务了。
邓小平以兴高采烈的心情欢迎了这次的“民主墙”青年民主运动，他对西方记者说道：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自由！要自由！”“我们没有权利禁止人民贴大字报！”
但是，青年民主派的批判很快表现出了这样一种意向，他们不但要批判凡是派，他们还要批判使凡是派和毛泽东专制得以产生的中国官僚制度。这就使得青年民主派与邓小平所代表的机会主义官僚们的矛盾迅速尖锐起来。
机会主义官僚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知道，在十九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没有职业革命家的。革命家们只是在业余才是革命家。这种组织形式是与各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斗争方针相适应的。本世纪初，为了准备武装革命，列宁提出了由职业革命家组织成先锋队以领导无产阶级的组织学说，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批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献给革命的职业革命家，就不能完成大量的、艰巨的革命准备工作。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问题在于：当革命胜利之后，特别是当革命稳定之后，社会怎样处理这批职业革命家？
列宁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就逝世了，但列宁显然和马克思一样认为，这批职业革命家们必须在巴黎公社式的普选中由人民的大多数来决定他们的去留，他们决不能因为曾经对革命有过贡献而拥有终生做官的特权，如果是这样，那么共产党革命与农民革命没有区别了。
不幸的是，在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在俄国和后来的中国这批职业革命家却迅速转化成了终生的职业官僚，并不断再生产出了新一代的职业官僚。
但是，有两种共产党员。一种共产党员他们并不满意这种官僚制度也并不满意自己的官僚地位，他们觉得，这不符合他们所信仰的主义，当年他们正是为了这个主义--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才投身革命的。他们不断地与党的官僚化首先是与党内关系的专制化作斗争，这就是党内民主改革派。
另一种共产党员，可以说是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时，大都并不是为了日后作官。但是，当革命胜利之后，在他们享受到了官的甜味之后，他们便安于这种官僚制度的永存了，他们没有任何坚定原则和主意，除了自己的官位，人民的利益和死活在他们的眼里没有太多价值，他们的历史就是随着党内斗争的起伏而左右摇摆的历史。因此，他们只是一批机会主义官僚。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为了打击党内民主改革派也牵连地打击了他们。因此，他们不满毛泽东，仇恨红卫兵，也仇恨江青一伙暴发户（虽然一有投靠的机会他们就一定投靠）。这样，当“四人帮”垮台，他们逐步官复原职后，便立即不择手段地去加倍捞回他们十年失去的全部利益了。现在青年民主派竟敢批判官僚制度，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恼火，因此，他们要求打击青年民主派。
但是在民主墙的青年民主派方面也发生了问题。一部分青年并没有认真考虑造成我国这一场灾难的真正原因，他们向极右走。他们认定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错误；对文革各类控诉的眼泪激动着他们，他们响应了卡特总统的呼吁向共产党要“人权”；他们要求共产党一天之内就实现他们理想的全部改革。如果共产党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要推翻共产党。毛泽东专制时代遗下的大量社会问题给他们提供了冒险主义的活动土壤。这样，脱出了民主墙原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宗旨的全国的青年民主运动，就越来越被一些煽动口号下的脱离群众的闹事事件所淹没了。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决心向青年们发出一个警告，他指示重判了“向外国记者出卖情报”的魏京生，就像诺沃提尼为了控制“布拉格之春”的发展而审判罪名同样是出卖情报的青年作家贝尼斯一样（虽然就角色来说，邓小平应该是杜布切克）。
我们并不赞成一般地指责邓小平，认为魏京生审判案是一次以言治罪的行为，因为魏京生的言行对民主墙确有脱轨。问题在于，非如此能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在经过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突然开放了车闸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局面？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过于激进的改革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往往会把人民推向改革的反面，因此，恰恰是极“左”派通常会成为右派的同盟军。
但邓小平显然的错误是，他没有对青年民主派作一点认真的分析，他18度转弯了。他用“西单墙那些人”这种鄙视的称呼去概括青年民主运动的所有积极参加者，他忘记了正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曾经为他而呐喊、而流血。为了取消“四大”，他说，“四大从来也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这就伤了青年们的心，甚至使许多青年们重新怀念起毛泽东来了！“呵，文革，难忘的文革，那时青年们有四大的权利，有冲击官僚特权的权利，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
如果说法国农民因为土地而思念拿破仑，从而为路易。波拿巴的复辟创造了条件的话，今天青年们因为“四大权利”的丧失而怀念毛泽东，难道不可能为“四人帮”的复辟创造条件吗？
邓小平失去了“思考的一代”的拥护，也许他还没有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是他总有一天会感觉到的，因为站在他背后的还有一个真正能够对他的改革计划造成威胁的敌对力量，那就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机会主义官僚阶层。
如果说“凡是派”的纲领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话，机会主义官僚的纲领就是“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去”。
他们不需要什么改革，他们只需要稳稳当当地做官，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是能够稳稳当当地做官的。那时，他们从来未感到过有什么威胁。怎么会有什么威胁呢？中国官僚制度的大树生长在一块封闭的、僵化的、停滞的社会土壤里，这真是它的乐园哩！
但是现在中国根本就无法继续实行一种封闭的政策了，它只能改革和向世界开放才 能求得发展。如果中国之船的推进器仍然只是一台官僚机器的话，它就只能在世界性竞争的大浪中沉没。
官僚机器的腐朽性在中国已经处处暴露了它极端的浪费和没有效率，它的官员们惊人的无知和不负责任，三年来引进的历史已经证明，这台机器根本就不能带动那成亿成亿的国外资本迅速运转以形成新的生产力。这是极端危险的。别的不说，仅此一端就孕育着国民经济的危机。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就葬送在这台官僚机器的齿轮下面。赫鲁晓夫是个粗野而狂妄的家伙，他这也“改革”那也
“改革”，就是不敢改革官僚机器本身。这几乎是一切东方国家的改革不可逾越的“第二台阶”。
怎么办？退回来吗？退回到闭关政策去，这是机会主义官僚们的愿望；继续前进，彻底改革官僚制度，登上四化光辉的顶点，这是人民的愿望。退回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四个现代化的失败，意味着党内民主改革派政治生命的完结。“凡是派”正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党中央（现在它由改革派执政）已经走出了改革官僚制度的第一步。废除终生制，实行选举制和退休制，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已经马上动摇了机会主义官僚们的地位，而宝钢质询和“渤海二号”审判更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恐慌，他们已经在准备后事了。现在，临下台之前大捞一把之风盛行，表明了他们精神状态的惶恐，他们对各地民主竞选的压制更表明了他们对民主改革
的仇恨。这一切就更激化了他们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加速了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行为已经向人民证明，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积极的价值了。
但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力量会使他们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这一场保卫一定会带上神圣的色彩。当实践派打垮凡是派的时候，机会主义官僚没有帮助他们，因为只要还没有触及他们自身的利益，那么，把毛泽东一百个既定方针抛弃了九十九个，他们也是不会关心的。但现在你要侵犯他们的地位和特权了，他们便会立即宣布自己是凡是派，他们也要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了”。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党内改革派始终不敢对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对赫鲁晓夫改革的发生和失败的教训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估计的话，那么，总有一天，他们要在凡是派和机会主义官僚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主义”问罪的进攻面前处于被动地位的。
这一场斗争还没有到来，但它一定会到来。毛泽东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对了。
只要这场伟大的斗争一旦到来，我们就会看到党内改革派和青年民主派以及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又一次携起手来。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三日初稿毕于广州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晋君同志：
我终于还了一笔债。这笔债已经欠了一年了。当去年底收到您给我的那封著名的信（题为《谈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后，我就打算写这篇东西了，但一直拖到现在。
不，应该说我还的这笔债已经欠了不止一年了。一九六九年，当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社会又归于平静的时候，我常常痛心地回忆起那些在我身边一个一个倒下去了的伙伴们。我们究竟为谁而战，为谁而死呢？那时我便想，一定要把文革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它写出来，否则就对不起死去了的同学，这是我们的责任，死去了的不能白死，现在这笔债终于算还了。
一九六七年湖南“省无联”杨曦光们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使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杨曦光们是中国“思考的一代”的理论先驱。但我不满意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形势所作的估计。这个估计把周恩来视为保守派官僚的总代表，把毛泽东、林彪视为激进的革命者。这个估计还影响了后来武汉的“北、决、杨”。但我不满意，我认为，它不能解释我已越来越感觉到的事实，人们对“激进的革命者”林彪、中央文革的愤恨是远远高于对“走资派”的憎恨的。相反，每当他们在谈到“走资派”们过去的政策时，总是那么津津有味。因此，当在讨论中我向朋友们提起这个事实，并以赵紫阳为例谈到农民对他的欢迎时，这便成了我的罪状遭到了残酷的批斗。这场批斗至今还在我身上留下了痛苦的伤痕。
当然，我的罪状还有“反对毛泽东思想”，那是当时任何一个倒霉的人都不会没有的。但其实，我对毛泽东是忠诚的。我总是愿意从最好的可能去理解他。
一九七三年，由我执笔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那时，我对毛泽东的认识便相当于你和其他一些青年民主派现在对毛泽东的认识。但是，当运动的过程和我接触的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我对毛泽东原来的认识并不正确的时候，我便决心重新清算我过去的认识了。
这篇文章对毛泽东的评价以及对其他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物的评价，在今天的官方和民间的理论家中间还是不多的，我准备着迎接大的非难，甚至是再一次的厄运（果然，十四年牢狱－王希哲注）。我想过，是不是写得吞吞吐吐一些好呢？那样也许少一些风险，但它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的风格。恩格斯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躲躲闪闪了。
只是还有两个问题，文章中不好安排，放在这里再说一下。我对党内改革派的评价是不是过高？一些青年朋友认为，邓小平与毛泽东、“四人帮”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他们都不过是中国官僚制度的正式代表，因此，指望他们能够领导一场彻底的改革，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看来，我确是带着这样一种改良主义的。我的改良主义是从这样的分析出发的：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党或农民革命党，她是一个以彻底革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意识形态和传统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团体有着多么巨大的决定作用。
是的，‘存在决定意识“。但是，存在，决不仅仅是现实的经济条件的存在，它是一切社会存在包括意识形态的历史传统的存在的总和。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在这样一种矛盾状况中运动：一方面，她是一个有着长期的革命传统的党，这个革命传统是以实现人民民主为宗旨的；她是一个至今仍然以彻底的革命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为法定意识形态的党，另一方面，在集权的国家所有制经济
体制中，这个党的干部几乎无例外地处于官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这一存在方式的内部矛盾就不断地转化为这样一种外部冲突：党内一部分人坚持党的革命传统和意识形态，不断要求改变这一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和官僚制度，而另一部分人则力图抛弃革命传统和意识形态以适应他们现实的官僚地位（例如，毛泽东最终把巴黎公社原则视为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就是如此）。
但是，这种集权的国家所有制经济体制，并不是由现代生产力所生产出来的自然结果，它只是一种行政强制的结果。因此，它是一种没有效率的，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在国际资本越来越不可遏止的冲击下，它一定要瓦解。这就为党内改革派提供了一个更强大的内在改革冲动，因为这种体制不但从党的革命传统和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看是不合理的，甚至从经济效果方面看也是不合理的了。
而且，中国的党内改革派还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革十年来他们一直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对基层民众的疾苦有着更痛切的感受，对官僚制度的弊病有着更深刻的了解。因此，他们比一般共产党国家的改革派们有着更坚定的决心，也比一般共产党国家的改革派们能够获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因此，在中国，在党内改革派的领导下实行一场比较彻底的改革，应该是可能的。
再说，除了共产党之外，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能够领导一场改革呢？事实上，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任何一次改革不是由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发动的。这是一个规律。也许人们会说，这是一党专政的缘故，如果允许别的政党存在的话，它们也会大显身手的。这确是一种假设。但一个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能够领导完成一场符合以多数人民利益的改革吗？如果苏辛尼津有党，如果萨哈罗夫有党，如果魏京生有党，他们能够领导这样的改革，我是不相信的。
什么是彻底的改革？彻底的改革并不是看它能够把理想实现到什么程度，而是看它能够把那些已经提出了解放的要求，并且已经具备了解放的客观条件的社会关系解放到什么程度。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已证明，无论是这个革命当初的目标是多么激烈，但它毕竟不能逃脱这历史的铁律。搞得不好，那些经过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国家比那些改良的国家还要更糟糕。柏林墙不是西德社会民主党人
筑的，而是东德的共产党人筑的，我们要记住这个事实。
我还被批评，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带着小资产阶级伤感角色，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因此没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但这些朋友提供了多少事实的证据来说明这一批评呢？他们只是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形式逻辑的三段式：
大前提：任何革命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小前提：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
结论：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但是，这些“理论家”们与那千千万万当初投身“革命”的红卫兵们的感受是多么的不同，今天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那并不是他们当初感受到了什么压迫的结果，而是对毛泽东盲目崇拜的结果。
难道学生把老师们打得死去活来，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吗？难道学生们冲击党委，理由是他们不许学习毛著和包庇右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正是党内改革派修改毛泽东压迫知识分子的政策，）
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吗？难道狂热的红卫兵把毛选之外的一切书籍统统扔进火堆，把文物、古迹和现代艺术品统统砸烂，这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吗？难道“红五类”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镇压“黑七类狗崽子”，是社会矛盾的激化的结果吗？
封报，这几乎是每个地区学生运动达到高潮的标志。但是，为什么要封报？难道是这些报纸的官僚化压迫了学生们么？理由很简单，这是因为它们“放毒”、“造谣”、“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工人阶级呢？作为自发的工人运动，绝大部分都是以“老保”的资格站在学生们的对立面的，他们本能地要保卫自己的利益。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看到了这样一种不利的形势，他批示道：
“此件请看一看，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拟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可干预学生运动。”
我们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造诣的“理论家”应该明白，如此庞大的“老保”工农运动，是不可能由几个恶意的并与人民有仇恨的官僚挑起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又表现在哪里呢？
我们再看下去。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而毛泽东又是站在被官僚们压迫的人民一边并有解救他们的慈悲心的，那么事情就应该会是这样：随着运动的深入，必然是拥护毛泽东的队伍的壮大。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事情恰好相反：第一阶段，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和小部分工人是跟毛泽东走的；第二阶段，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当年的红卫兵和几乎全体工人阶级都不理睬毛泽东的号召了；第三阶段，一九七六年，“红卫兵”和工人们不但不听话（注意，这些话还都是一些“珍贵思想”），反而统统都造反了，站到反对毛拥护周邓的一边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推论，又怎样能解释这些具体而复杂的历史现象呢？
如果我们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那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便是可取的了。这场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开始的：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党内改革派的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施行大大缓和了由于毛泽东五十年代末期极端政策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人们至今还把这个时期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黄金时代），这就使毛泽东加强和发展斯大林主义式官僚国家机器的企图受到了阻遏。于是：一九六六年，他便蒙蔽和煽动了一大批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利益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发动了一场“红卫兵”狂热运动。这样，只是这样，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斯大林式官僚国家机器中最最反动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剧烈冲突起来。于是，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制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爆发了人民完全维护自己利益和愿望的“文化大革命”，接过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形式
。这场“大革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至今还在延续，它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开始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结束的。
今年十月九日深夜，当长沙湖南师院的学生为他们的民主权利请愿，来向他们的副院长苏明提出质问的时候，苏明愤恨地回答学生们说：“你们这是文革的产物。”
他搞错了！这不是毛泽东文革的产物，而是人民的文革产物。他不知道，只要中国的斯大林式官僚制度不被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代替，这场“文革”就永远不会结束！
祝好！
你忠实的朋友
希哲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王希哲按：这是1976年四五运动被镇压后，老王最“反毛”时期评论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一篇最重要文章。它曾被美国哈佛费正清先生列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参考书目。“人民文革”论，就是老王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虽然后来邓小平所代表的中国“机会主义官僚”89-64对群众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和向资本主义全面无节制复辟的事实，使老王在21世纪后，为鼓励中国左翼的复兴和斗争，对毛的过激评论有所修正，但对毛在文革时期的作为和地位评论的基本思路，并无太大改变。
毛泽东非常特殊。特别在1959庐山会议后，他的思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实际作为，往往是违背的。这个现象更特别表现在他晚年的“十年文革”中。指出和评论这点是痛苦的，曾经还是有生命危险的。但它是事实，就总要有人批评。当文革中，毛泽东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后的党中央才指出了这一点），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造成了危害，与人民的愿望愈趋离心离德之时，“小王”勇敢地公开批评了他；但今天，他逝世近半个世纪，他文革时错误的实际危害，早已过去，而现实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严重危害和给人民造成痛苦的，倒是党内外无节制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右派，站到另一个极端，从另一个方向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甚至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了。此时，就要支持左派站出，捍卫毛泽东，捍卫毛泽东思想了。但也须警惕居心叵测的极左派蒙蔽青年N代，又在乘机将社会思潮推向极左的方向。他们具体的操作，就是在“无限拥毛”的面具掩盖下，诬周倒周，否定周恩来总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忍辱负重，维护大局，委婉而实际地纠正了毛的不少情绪性错误，尽可能地为国家和人民减轻了损失，获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实际上，今日左派为辩护文革中的建设成就，动辄引证“两弹一星”，但文革过来人都看得明白，没有了文革周总理的力挽狂澜，殚精竭虑，极力保护了中国科技精英和四个现代化路线，就甚或不会有两弹一星了。
1980年的此文，也许更“暴露了老王的真面目”。好，就把它放在文集中，作为研究文革史和老王思想史的一份历史资料吧。文中累赘之处，老王作了精简。
2021年8月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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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斗争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胜利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失败
毛泽东的功过论
把社会主义民主改革进行到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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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斗争
青年民主派晋君同志在怀念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时这样赞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对他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当主席而应当维护的社会秩序，对他担任主席的党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之所以称为主席的党……”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党？难道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党的斯大林主义化（它必然要与人民发生尖锐的冲突）使他不满吗？不，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党内产生了一种必然要产生的要求改革的力量，这种改革的要求和力量的的发展，毛泽东并不欢迎。但他接过了改革的口号，发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却在最激烈的革命口号下，实际维持和发展了斯大林主义国家统治体系中最保守最应摈弃的那些内容。
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是怎样发生和展开的呢？我们大概地加以阐述。
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本来并不存在什么太大问题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七次大会和七届二中全会，已经确立了它的路线，就是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使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条道路是建立在这样的分析之上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里是不可能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它必须允许带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私人或集体资本主义以及农村的合作社经济，都得到长期的存在和发展。因为经济规律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
但是，毛泽东本人其实并不相信这些。他是一个气盖三皇、功过五帝的雄主，他一定要创造出奇迹来证实马克思的那些不过是迂腐的书生之见，他一定要证明这一点：他比历代专制君主更高明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他敢于向社会的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于是，毛泽东，这位湖南的农民就提出了他伟大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相信这一点：即使在原始和粗笨的手工劳动工具基础上，在低下和愚昧的文化水平基础上？也能通过不断扩大的简单劳动组合，不断用法令宣布所有权的变更来进入社会主义。
这个纲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的基础上的，穷苦的农民正由于穷苦所以“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个信念不但会使马克思感到惊愕甚至连列宁也一定要冒冷汗的，因为在列宁看来甚至在大工业的工人阶级中也是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的，它必须要由“外部加以灌输”。而毛泽东则断言社会主义积极性早已先验地蕴藏于手执原始劳动工具的穷苦农民之中，共产党的任务不过是去发掘和调动罢了。
既然连农民群众中都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么，如果在其它群众中居然有人表现出甚少或简直没有这种积极性，他就一定有反革命嫌疑了；既然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去调动先验地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么，如果党内居然有人不去调动，甚至反对这样一种农业社会主义，他就一定是右倾机会主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既然这种农业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而只是一种人为的结果，那么，就必须把国家的最后决定权全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就必须把党的最后决定权全部掌握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人手里。
显然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正是毛泽东专制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正如斯大林专制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前提下加速重工业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一样。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必须对经济规律从外部施行一种行政的强制。
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在农业社会主义基础上把国家专制化，把党极权化的做法，一开始就遭到了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和反对，反复的冒进和反冒进就是这一斗争的反映。一九七六年春夏，即将逝世的毛泽东回忆道：“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 ，“走资派还在走”。他很清楚他与刘少奇矛盾的根源。他是至死也没有忘记这一笔旧帐的。
反对新民主主义，推行农业社会主义就一定要使国家专制化，党内极权化；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坚持新民主主义就必然要求国家民主化，党内民主化。正是在这一斗争形势下，苏共二十大召开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主义，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鼓吹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这不啻为刘少奇一派送来了春风，为毛泽东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的恼火是可以想见的，他说：“蚂蚁出洞了，乌龟
王八都出来了。”
刘少奇一派则迅速发展了这一大好形势。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大，在党的改革问题上，刘少奇派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刘少奇的赞同之下，党章删去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的规定，通过了书记处制度，撤销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职务，使邓小平为首的书记处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不再向毛泽东个人负责，而政治局常委会本身也是由八大设立的。邓小平则在八大向全党宣告了这一党内民主改革的理论依据，他说：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个人的神化。”
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的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她民主改革的进程。这一进程虽然被毛泽东多次专横地打断，但它毕竟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方向了。
苏共二十大引起了东欧人民反斯大林主义的浪潮。东欧人民历来有着反对外来压迫（特别是沙俄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的传统。他们并没有什么人要求昔日的地主和资本家重新回来剥削他们，但他们也不能容忍俄国坦克的占领，不能容忍俄国人把斯大林主义式的专制国家机器强加在他们头上。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匈牙利，人民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要求恢复一九五四年纳吉政府时期温和路线的愿望，但是就在这个号称工农是主人的国家里，拉科西--格罗政府用来迎接人民和平请愿的不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案，而是秘密警察密集的子弹。这下子，愤怒爆发了，匈牙利人民与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这一流血冲突，虽然被苏军的坦克压平了，但它却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剧烈的震荡。赫鲁晓夫不得不压低了他反斯大林主义的调子。
毛泽东这下子可高兴了，他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至于他本人受到了什么教育呢？我们听到的是，他宣布，他不丢掉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
匈牙利事件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民主改革的热情。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证据，它证明后来被作为“右派”镇压下去的学生青年，大多数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社会主义民主派。）
面对着党内外民主改革的压力，毛泽东决心反击。反击的策略是先引蛇出洞：
“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然后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份子发言，反击右派。”
结果大家都知道的，“右派”被扫平了。但是，这些“右派”都是一些持着怎样的主张的人们呢？应当承认，在这里面确是有着一些要求恢复旧制度的反动人们，但是就基本来说，他们不过是一些对党的愈趋官僚化表示不满，希望实现某种民主改革的人们。他们反对党政不分和直接由党命令一切的不民主制度，他们认为这是违背政协纲领“联合政府”的原则的，他们反对某些基层党的干部专横的官僚主义行为，他们反对不顾实际可能的急速合作化，他们反对苏联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他们要求在政治、思想、学术各方面获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但这些都是右派，在毛泽东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虽然在他走出长沙第一师范到进入中南海的这段漫长的革命中，他曾经是这些同样主张的积极提出者和纲领制订者。
一九五七年胜利的威力很快就显示出来了。打击党外“右派”不过是毛泽东对党内“右派”的一个警告。党内“右派”们不是要“反冒进”吗？他警告说，今后不但不准再反冒进，而且他还要“大跃进”了。既然你们--党内外的“右派”们不敢再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又怎么敢反对大跃进呢？
既然你们不敢反对大跃进，又怎么能够反对实现大跃进的首要条件：“大权独揽”、“书记挂帅”呢？八届二中全会一开，个人崇拜重新开始了。
但是，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庐山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挑战。这是他在一九四五年最终击败了王明，在党内确立了他的独尊地位之后所未曾遇到过的。这场斗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九六五年冬，毛泽东向吴晗的发难及由此而起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过是这场斗争的延续。因此，了解了这场斗争，也就把握了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秘密的钥匙。
在取得了反“右派”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党内外民主改革力量之后，毛泽东认为他可以放手地推行其农业社会主义纲领了。
兴办水利工程，是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第一件大事。如果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不能在一个早上就彻底地解决中国的旱涝问题，那就不能显示出这种农业社会主义奇迹的性质。
毛泽东必须发现这样一种新生事物，它一曰“大”，大到能够把千千万万农民的简单劳动用行政的铁链串联起来，二曰“公”，公到能够无偿地把分散在各个农村合作社的微薄资金集聚起来。他果然发现了这个“新生事物”，这就是河南那位后来以放卫星出名再以饿死人著名的吴芝圃向他提供的，这就是人民公社。而且，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缺乏一种天才，能够为我们设计出一幅具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天才则是绰绰有余的。他断言，这种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农村公社，就是中国未来共产主义的雏型，他甚至告诉农民，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至多不过是个十年八年的事情了。（他的这个估计，甚至写进了中共中央的决议。）
当然，还有一个钢铁。如果不能在一、二年内赶上英国，就不能证实社会主义的胜利。怎么办？办法是有的，就是让农民也来办重工业。全民大炼钢铁，九千万人上阵，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什么两大部类比例，什么价值规律，什么经济效果，统统不在话下。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巴黎公社三个月就失败了，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他这样一个思想，他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部署和发展可以按照革命军事指挥的方式来进行。它可以不服从经济规律的制约，只需要服从“革命”的要求，而这个“革命”，又不过是毛泽东急切实现其农业社会主义纲领的愿望罢了！
但是，把国民经济置于军事指挥之下，就必然要求一个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威。担负这样一个角色，毛泽东当然胜任愉快，早就对“八大”决议心怀不满的毛泽东开始向党的集体领导进攻了，他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很显然，党内的民主改革派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上为党的集体领导所争得的阵地，还抵抗不住毛泽东个人权威的进攻，在这凌厉的攻势面前，它节节败退。
这不但因为毛泽东在上次革命中所散发的永远正确的光芒和由此形成的党内迷信还在闪耀，还因为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本身就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构成成份--农民。从来没有见过现代化的大工业，更没有机会置身其中的中国农民，是不可能蕴藏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当人们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去鼓动农民们起来革命的时候，他们只能根据他们现实的生存方式去这样意识共产主义：它是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太平天国。毛泽东能够为他们带来这样一个天国，那么他们可以对毛泽东报之的狂热崇拜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党内的民主改革派也不能不战而溃，“大跃进”所带来的一九五九年普遍的灾荒饥馑和混乱也使得那些同情人民疾苦的正直共产党人不能不挺身而出。
“谷撒地，葛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样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于是“海瑞”与“嘉靖”之间的一场冲突，就在庐山上爆发了。
评论这场斗争，人们往往只注意它所表现出来的要不要“三面红旗”的斗争，实际上，它是一场要不要反对个人崇拜，要不要党内民主的斗争。并无历史渊源的彭德怀与张闻天首先取得的共同语言，就在这一点上。
彭德怀在他的检查发言中追述道：
“他（张闻天）向我读了毛泽东同志四月二十九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个人作风，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些人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一些紧张的情况。”“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
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的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很厉害的、英明的。”
在与张闻天作了以上交谈之后，彭德怀就在庐山会议上大呼：“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这就惹翻了毛泽东，那是不能客气的！毛泽东也许能够容忍一切但决不能容忍向他的个人权威的挑战。毛泽东立即把他大跃进失败的全部怒火，倾倒到彭德怀身上。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历史上，毛泽东对他的反对者的批判经历了三个阶段：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他是充份说理的，那时，他还没有独尊的地位。非如此就不能争取全党的拥护；对胡风、梁漱溟和“右派”们的批判，他是揶揄讥俏、嘻笑怒骂的，因为在他看来，他们不过是被他弄于股掌之上的玩物。
但是这一次，对彭德怀的批判就不同了，他发怒了！以此批判为发端，毛泽东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批判方式，就是专横和不讲道理。其方法是先把对方宣布为机会主义或反革命，宣布为没有发言权的人或其任何发言都要从反面来理解的人，然后加以肆无忌惮的挞伐。这种批判方式的优越性是效率极高，其结果总是绝对胜利的，它为后来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及其“梁效”之类所掌握和推行，成为一种正式的官方批判方式，即后来被称为的“文革大批判方式”。
虽然庐山会议使毛泽东获得了一个重大胜利，即由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主持了军委工作，并立即号令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但是，毛泽东有一句话是对的，就是“形势比人强”。面对一九六○和一九六一年持续的国民经济危机，他不得不后退，不得不容忍他的反对派用“新经济政策”去为他收拾残局。党内改革派倒并不看重毛泽东的那个胜利，在他们看来，军队是脱离国民经济与
生产的，他要高举就让他高举去吧，别的地方可不能再高举了！
但经验总是要总结的。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一月二月七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借湖南农民之口，对三年国民经济危机的原因作了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人祸”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毛泽东辩解说，这是因为缺乏经验。刘少奇借党内有疑问批驳了毛泽东，他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错误呢？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他解答道，这是因为“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才犯了严重错误。
这样，他就与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一致了。
还是形势比人强。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强压怒火，低声下气。一月三十日，就在刘少奇讲话后第三天，毛泽东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讲话，承认了民主集中制的好处，并第一次明确承认了这种民主集中制对他本人也有约束力：在中央，在政治局，他本人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
这是党内改革派的一次辉煌胜利，它又一次夺回了“八大”所得到而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失去了的一些阵地。但是对毛泽东，他们也并没有逼之过甚， 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君王有宽厚的传统。
但是，毛泽东是一定要反攻的。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的：
由于三年的经济困难，社会消费品极度匮乏，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这一斗争在农村特别尖锐。一部分在政社合一中独揽了全部大权的社队干部把集体财产变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把农民变成了依附于他们的新式农奴。在他们纵容下，不少坏人贪污盗窃，多吃多占，为非作歹，欺压农民，而三自一包的新经济政策一方面复苏了农村经济，但另一方面也为投机倒把、黑市买卖提供了可能。
很显然这些问题仍然不过是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极“左”政策的后遗症，它是可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随着生产队经济（即实际上的合作社经济）的重新稳定并伴之以国家政权对歪风邪气的打击逐步获得解决的。
但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形势，他要把农村中甚至工矿中出现的这类问题加到他的反对派头上，证明他们都是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自己则是从来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打击赫鲁晓夫主义，是很能获得成效的第一步。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赫鲁晓夫从干涉中国的武力解放台湾政策到撕毁全部经济协定，这些对中国所干的坏事是很能煽起中国人民的不满的。既然赫鲁晓夫是个坏蛋，那么他在苏联所干的一切事情统统都是坏事，什么非斯大林主义的自由化，什么经济和政治的民主改革措施，统统都是坏事；如果什么人要在中国也推行类似赫鲁晓夫式的改革，
那么他也就一定是坏人，就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呢？它当然是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内改革派。他们不但在农村中推行新经济政策，在工矿中试探着孙冶方（此人被称为中国的利别尔曼）式改革的可能性，而且还大幅度地放宽了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和艺术劳动的控制。非但如此，更可怕的是：他们甚至可能试图为彭德怀翻案，这简直就好像赫鲁晓夫试图为布哈林翻案一样。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彭德怀上书要翻案，在广大党员中，为彭德怀翻案的呼声也很高。为求得妥协，刘少奇为彭德怀作了一个折衷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了他在庐山的意见本身的正确性，一方面却批评他有“国际背景”。
但是，自马克思列宁创立共产党以来，在党内斗争中，“国际背景”成为一种罪状是极其可笑的。毛泽东在紧跟斯大林反对铁托的时候，正是指责他把共产党从国际的变为民族的了。王明反对毛泽东，谁也不会指责他引以为傲的“国际背景”，毛泽东本人就没有“国际背景”了？没有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毛泽东能够击败王明确立他在中共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吗？更不利的是，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不得不跟彭德怀握手，“豁达大度”地向他承认了这一点：“现在看来，历史很可能证明你是对的，真理很可能在你那边。”
反攻终于开始了。这场反攻是以反彭德怀为导火线的，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毛泽东不是承认了彭德怀很可能是正确的了吗？那么他又为什么必欲置彭德怀及为彭德怀鸣不平的人们于死地而后快呢？人们至今还总是说，毛泽东的动机是好的，是为国为民的。是的，当苏联大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是能够起而捍卫民族利益的，但是，当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与他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权威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是毫不犹豫地宁可把民族引向灾难也要捍卫个人的权威的。证实这一点，我们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之交，还可以找到证据，那时我们会谈到。
这场反攻一开始就是在阴谋中进行的。
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几乎失去了对一切人的信任，他不得不违背他在延安的承诺，动员他的妻子江青出来干政。江青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一二年内在文艺界为毛泽东的反攻收集了大批炮弹，并网罗了一批文化棍棒。他们发现了吴晗写于一九六一年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像梦魇一样长期压迫在毛泽东心头上的彭德怀案，使他立即直觉地感觉到这是向他挑战了。显然，“彭德怀就是海瑞。”
现在是发难的时候了！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批判吴晗没有得到支持。
这样，毛泽东以合法的党内斗争方式来发难已经不能了。因为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又一次巩固了它的阵地，党内的政治状况已经使得彭真这位中央书记处主管文教的书记有权拒绝执行毛泽东批判吴晗的个人指令，他和整个书记处只向中央政治局集体负责。既然中央没有通过毛泽东批判吴晗的建议，彭真当然有权拒绝执行。这正是自“八大”和七千人大会以来党内民主改革派奋斗的果实，彭真英勇地捍卫这个果实，不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正气。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转移到上海，并委派江青与姚文元合谋策划了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起草后，为了“向北京方面保密”，他们甚至不敢让全党敬重的周恩来总理看一看。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序幕终于揭开了。
但是，必须首先消灭彭真，因为他显然是刘少奇一派维护党的集体领导阵地的前沿堡垒。从姚文元文章抛出后所受到的抵制和“二月提纲”的迅速制定，可以证实这一点，毛泽东下定了这个决心。
一九六五年四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机敏地利用了刘少奇远在仰光和彭真委曲求全的弱点，果然将彭真这个堡垒击溃。现在，外围已经扫清（彭、罗、陆、杨），道路已经打通，只待找到可供驱使的兵马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回答晋君同志的那个问题了。毛泽东的伟大之处，真的“正是在于，他对他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当主席而应当维护的社会秩序，对他担任主席的党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一个他之所以称为主席的党”吗？不！毛泽东的错误之处恰恰在于，他不满意这个按照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已经达到的专制程度和集权程度，他要求更加专制
和更加集权，而党内的民主改革派阻碍了他的这一企图，这一阻碍严重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危及到了他继续凌驾于全党之上，于是，他才下决心冲击这个党，粉碎这个党，难道事实不是这样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吗？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胜利
当一九七六年十月的闪电将江、张、姚、王击得焦黑，当万众欢腾、举杯相贺这几个可憎的人物的垮台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一些青年们这样的评论：左派失败了，官僚胜利了。这几乎成了海内外民主青年的一种公认。
他们认为，毛泽东这个不知休止的不断革命者在他的晚年已经达到了托洛茨基、铁托那样的认识，认识到官僚主义和特权在中国这样的斯大林式的国家里，已经不仅是一种作风，而是一种制度。于是，这位空前绝后的激进的造反者不顾自己已经获得的成为这个制度的最高代表者的既得利益地位，而决心诉诸社会，动员人民起来砸烂这个官僚制度。他失败了，这是因为他的用人不当和官僚制度太强大了。
我不赞成这种见解，要知道，毛泽东决不是官僚制度的敌人，事实能够证明的，正好是它的反面。
是的，毛泽东的确是说过那么几句反官僚主义的话。一九六四年，他提到了吸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一九六七年，他巡视中南时又说，那么多的干部之所以受到冲击是因为群众对他们不平等待人的官僚主义架子有气；一九七○年他对斯诺谈起了中国的官吏阶层问题；一九七六年，他甚至提到了小官和百姓与大人物之冲突不可避免问题。看来，毛泽东真的好像是与中国的官僚
制度誓不两立了。
在这之前，毛泽东还有一句更精彩的话，我们也不要忘了引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好，我们来分析这句话。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由几十万干部来掌握国家命运而不是由六亿（现在是十亿）人民自己来掌握国家命运的这样一种制度，即官僚制度，是很好的制度，应该的制度，需要注意的只是官僚们的作风一定要检点，不要去欺压群众。
但是，这又有什么稀奇？历史上，哪一个官僚制度的最高统治者或统治集团不是这样去要求和约束它的中、下层官僚的呢？如果最高统治者们竟然听任他的中、下层官僚去肆无忌惮地欺压群众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它的整个统治已经面临着崩溃的危机了。
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不但反对特殊的官僚制度，它的精髓正是在于它反对一般的官僚制度，用什么来代替它呢？只能是人民共和的民主制度。
布尔什维克熟悉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砸碎旧的官僚制度的理论，但是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继承人的斯大林和毛泽东拿出了什么制度来代替的旧的官僚制度呢？他们拿出了一种新的官僚制度--共产党官僚制度！
那么，又怎么理解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地鼓动红卫兵们对他所谓的官僚阶层的冲击呢？又怎么理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毛泽东居然以实现巴黎公社原则为革命的目标呢？
我们必须明白，无论这种建立在财产国有制基础上的新的官僚制度与历史上一切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旧的官僚制度之间有着多少不同的特征，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仍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官员手里，官员的命运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党的手里，而党在最好的情况一也只是掌握在一个并非全党普选的领导集团手里，而斯大林和毛泽东则力求把全党掌握在他们一个人手里。
但既然人民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每天都感觉得到它存在的官员手里，那么他们与官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当毛泽东向全国推行一种错误的、极端的政策的时候，或者这种政策遭到了失败引起了普遍的混乱和贫困的时候，这种冲突就愈趋尖锐。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在一片大混乱中，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真有点朴朔迷离了，毛泽东好像是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官僚了。
但是，就在北京的一条谁也不会去注意得到的胡同里，一个身材瘦小单薄，戴着近视眼镜的青年，却冷冷地写下了这样一则日记，他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状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
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宋相当沉着……会上下雨了，群众多半都找到了雨伞或是避雨，宋挨淋，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我同情他吗？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
过。”
这位写日记的青年叫遇罗克。
日记里显然反映了三种矛盾：群众与干部的矛盾；干部与毛泽东的矛盾；群众与毛泽东的矛盾。
群众批斗干部，是因为干部的官僚化与群众发生了冲突。但他们给干部罗列的“罪状”却是因为干部们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真是冤枉！）。这证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群众运动反普遍官僚主义的利益还从属于毛泽东发展中央专制主义的利益。文革中的人民群众并不能反对官僚制度，他们要打击官僚，只能为他们强安个罪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结果，中国的共产党集权的官僚制度，只能更加强化。
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的目标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宣告了他扫荡党内民主改革派的前沿堡垒彭真的胜利，并立即宣布建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那个令他讨厌并早已决心消灭的中央书记处，并实际上直属于他。虽然这是毛泽东的一次严重反党行为，但他终于又可以挟党中央以令全党了，谁能够去追究他呢？
好，现在可以开中央全会了。从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后，整整四年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党内形势对毛泽东不利，他是决不愿开会的。但是，毛泽东的确是没有一点书生气的，既然这是一次向他的宿敌摊牌的会议，那就一定要做好万无一失的部署。于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在三十八军兵临城下，“革命师生列席”虎视其中的高压下召开了。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胜利。他以“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打垮了刘少奇、邓小平，他终于在党内“合法”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林彪这个在一九六二年的党内危机中救驾了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也被他钦定为接班人了。
但是，他清楚地看到，他的胜利是勉强的。因为即使在那样的高压下，他也只得到中央委员们半数多一点的票数。危机仍然潜伏着，不知哪天还会爆发，因此，必须利用人民的力量自下而上地彻底摧垮反对派。于是，他全副军装走上天安门城楼，向成千上万狂热而天真的红卫兵招手，要他们去“革命”，要他们去“造反”，要他们去打倒一切反对他的或有反对他的嫌疑的人们。
很有趣，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俨然是巴黎公社原则的鼓吹者了。他称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和北京公社宣言，他令人鼓舞地给了人们一个印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结束中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公社--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在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他又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告诉人们，巴黎公社原则，这是文化大革命
需要实现的目标。
但是，当他煽动起来的红卫兵们和部分工人们在全国各地向他的反对派们夺权的时候，当被称为“一月革命”的夺权浪潮真的把实现这个马克思的目标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巴黎公社原则”便突然不算数了。
我们看看上海的“一月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在夺权以后，以为毛泽东真的酷爱巴黎公社的上海“造反派”们，宣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在它的成立宣言里，上海宣布：
“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
真是煞有介事了！
却不说在中央文革及其御用造反组织的操纵下，在人民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独立的利益的条件下，上海究竟能不能真正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只是这种可能的前景本身已经使得毛泽东大为不安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短命的“上海人民公社”突然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所取代（这也是毛泽东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一个证据）。为什么呢？张春桥在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摘下来后的第二天，二月二十四日，向上海人民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
“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意思，没什么实际意义”。
原来如此！
几个月后，他在向外国人谈到文化大革命时又告诉我们：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我？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
可怜的马克思，迂腐的马克思！你怎么就不懂得巴黎公社原则除了骗一骗人之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你怎么就不明白，自上而下的等级授职制才是最合理的一种制度呢？
在真正的毛泽东看来，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且只能是一种掌握在他手里翻云覆雨的手段，他垄断着一切，当然也就垄断了人民，他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他的为所欲为就是人民的为所欲为，谁要是不赞成他谁就不是人民，就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文革的政治哲学。
在他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非法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显然有人对他的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质问。他傲慢地回答道：“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这样，毛泽东这位中国真正的末代皇帝就在这充满自信和不可一世的胜利陶醉中走向了他权势的顶峰，走向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确，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但它不是人民的胜利，人民在这次“革命”中除了混乱、恐惧和痛苦什么也没有得到，而驱使人们跳着唱着葵花向阳的忠字歌舞的，已经不是人们感情的自发的冲动，而是落实到了基层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
它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民主派在这次大会上得到的是奇耻大辱，失去了它在八大获得的全部阵地。
但是，九大对民主的反动，不过是中国的沉重历史传统的回光返照。它的前面已经隐隐约约能够看到这样两个字：失败！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失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在他的“５７１”政变计划失败之后逃亡苏联的途中葬身在蒙古沙丘，这件事对中国社会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人们不能相信林彪和毛泽东之间还会发生冲突。人们简直想像不出一个手里没有拿着毛泽东语录的林彪来。但是，现在林彪手里的毛主席语录突然变成了指向毛泽东暗杀的手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人们记得，一九六○年，当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并立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时候，正是由于大跃进政策的失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一九六二的党内辩论中，林彪帮助了毛泽东。在他看来，大跃进的失败，成百万人民死于饥荒不过是他们这些有权随意支配人民命运的人们“交了一点学费”。他辩护道，三年的国民经济的危机并不是毛泽东极左政策的结果，恰恰相反，而是有人“干扰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因此，不是需要抛弃毛泽东的红旗，而是要更高举毛泽东的红旗。
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见的。一九六三年毛泽东赞扬了林彪在军队的创造性的政治工作。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发出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也就是学林彪的号召。
这也是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整个战略思想的。把全国的工农商学兵合成一个大兵营，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按需分配（按社会等级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分配）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是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他在给林彪的那封著名的信里，更进一步把自己一九五八年以来的这种乌托邦纲领系统化了。当然，这种违背社会经济规律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必然要求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就更是他所需要和喜爱的了。
十分清楚，毛泽东选中了林彪，是因为林彪迎合了毛泽东的全部政治需要。而文化大革命普遍的社会混乱，更使得借重军队显得重要。但林彪势力的羽翼迅速丰满，已经有点尾大不掉了。
“把林彪往哪里摆？”在开完了“胜利的大会”之后，这立即成了一个紧急的问题。为四届人大安排人事，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这是一次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国家的官僚制度已经由于全面的军事管制而带上了军事的性质，四届人大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法律上承认这个既成事实，而承认的标志就是再设国家主席并由林彪担任之。
国家主席，这是一个多么恼人的位置！一提起它，毛泽东就不能不回忆起那不愉快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那时候，他在大跃进政策已经面临着失败而不得不实行收缩政策的形势下，让出了国家主席的职务，十分不甘心地将其交到了他的反对派刘少奇手里，而刘少奇是他在一九五五年就决心去掉的了，只是由此引地发了高岗事件而不得不作罢。
现在怎么办呢？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吧，那么，打倒刘少奇的真实动机就将立即大昭于天下，这无异是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让林彪担任国家主席吧，这就势必再次形成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从而动摇毛泽东在九大确立的独裁地位，这是不能允许的，再说，林彪真的可靠吗？……
于是，毛泽东下决心不设国家主席。他的个人意志就是最高的宪法，他有这个权力。
但是，当毛泽东的利益与林彪及其所代表的那些新兴的军事官僚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切个人崇拜立即烟消云散，庐山，又一次成了党内斗争的战场。但是与一九五九年那次不同，它已经不是正义与非正义之战，而是阴谋与阴谋之战。因此，当事后人民被告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的时候，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求设国家主席就会成为“反党的纲领”。
林彪事件的发生，立即把“九大”以来天下大定的局面搞乱了，人们的眼界一下子被大大地打开了，社会各种被压制的潜流迅速活跃起来。
过去，谁敢想象这“一片红”的世界还有改变的一天呢？谁敢想像党中央毛林体制里还会有这么残酷的斗争呢？又有谁敢对毛泽东的英明有一点点怀疑呢？
为了文过饰非，毛泽东公布了他一九六六年七月给江青的私信。但是没有什么效果。人们除了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了普遍的怀疑之外，他们问，既然毛主席早就对林彪的作为表示过不满，又为什么要亲自把他树为接班人来捉弄党和人民呢？这种政治局面是正常的吗？
还有，对于被“打倒”了的干部们来说，既然毛主席认识林彪是个坏人有一个过程，那么，难道认识我们是个好人，就没有一个过程了么？于是，平反的要求和希望就获得了一种精神的支持。
批判极“左”，一定要批判极“左”！
只有批判极“左”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只有批判极“左”才能挽救再次被毛泽东--林彪路线破坏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只有批判极“左”才能使受迫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获得平反。总之，只有批判极“左”才能斩断束缚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锁链！
一九七二年，批极“左”，已经成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争取自身解放的历史潮流。它是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林彪反动的一次革命的清算，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力量和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并开始了维护自己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如果说毛泽东过去还能够鼓动起成千成万受骗的人民群众去向他的反对派发起十字军讨伐的话，从此，他再也办不到这一点了，人民已经不再为毛泽东而战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战了。
批极“左”运动以党内优秀理论家王澈的文章《读反杜林论笔记》为标志发展到了顶点，它是最早出现的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宣言，它召唤着一个伟大的新时期的到来。
这篇文章勇敢地揭露了林彪在理论上的最大罪恶在于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而毛泽东思想是不能绝对化的。这就意味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应当批判，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不犯错误的全知全能的神，而承认毛泽东也可能有错误，是全党纠错，是一切处在毛泽东专制主义压制下的各种社会进步力量求得解放的首要精神条件。
我们至今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毛泽东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有怎样的反应，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反扑立即开始了！
一九七二年底，《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署名文章，强调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因此，林彪路线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接着，至一九七三年春，《人民日报》社组织了对胡绩伟、王若水的批判，他们的罪名是批极“左”，而批极“左”据说就是批判文化大革命。
从此，全国各报刊口径立即一变，开始批判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了。
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沉不住气？为什么要那么匆忙地组织反扑？这要从“九一三”事件后，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阶级关系形势来说明。
林彪及其集团垮台后，立即使得怎么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尖锐了起来。这不但继续牵涉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林彪集团遗下的权力空白由谁去填补的问题。
由谁去填补呢？“九大”的“左派”胜利者毛泽东集团中现在只剩下了中央文革集团及其亲信。他们是一伙暴发户，他们野心勃勃，力图攫取更多的权力，并借助这权力的力量使得“九大”以后确立的专制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永世长存。
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者，党内民主改革派和那些遭到连带打击的机会主义官僚们都由于压迫的减轻在重新抬头。在失去了刘少奇之后，周恩来，这个历史上每次党内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都能起了维护党的平衡和统一的人物，便成了他们的旗帜和救星。自“九一三”后短短的一、二年里，邓小平、谭震林、乌兰夫、廖承志、赵紫阳等一大批老干部都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获得了解放。于是党内一个
新的政治中心便悄悄地甚至不以周恩来的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
人民呢？人民早已开始不满毛泽东及其集团对他们的压迫和捉弄。六十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经常引起他们的回忆，他们感觉与其让一些满口极左胡说八道的新领袖在台上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起码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出来工作为好。于是，人民的同情已经逐步转移到了老干部方面。
这里的关键是周恩来！
“他是一面旗帜，一定要把他砍倒！如果今天砍不倒那就准备力量明天把他们砍倒”-
-中央文革集团心里这样想着；
“他是一面旗帜，一定要把他保住！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都一定要把他保住”
--党内改革派和人民群众心里这样想着。
一九七二年七月，周恩来听取了扬振宁中国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意见后，指示周培源整顿北大，并下令：“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障碍是谁？钉子是谁？这是很清楚的！
张春桥针锋相对：“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他也很清楚他的敌人是谁。
但是这场冲突并没有立即白热化，周恩来退让了，他明白，与以毛泽东为靠山的江张姚“文革派”发生剧烈的正面冲突将意味着什么。他以惊人的忍耐，容忍了张铁生事件，容忍了黄帅事件，容忍了风庆轮事件，容忍了安东尼奥尼事件等对他的一连串挑衅和污辱。
但是江张姚王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决心打倒周恩来。在他们的反击下，“十大”开得似乎对他们不错，他们不但一举进入政治局，而且王洪文还事实上接替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
既然节节胜利，那又有什么理由要止步呢？把周恩来打倒，不是更好吗？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毛泽东显然是企图用批孔来扭转群众性自发的且不可遏止的批极“左”局面，把一个人民不认识的“极右的，孔孟之道的”“林彪”抛出来供批判，以掩盖林彪产生的更直接的根源--毛泽东个人崇拜。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批孔的目的一开始就是倒周，这是缺乏证据的。
周恩来在党内的根基实在是太强大太牢固了，虽然被打散了的反对派们现在纷纷聚集到了周恩来的周围形成了对毛泽东的威胁，但是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只要周恩来本人没有野心（这是历史证明了的），那么这种状况对毛泽东来说，也许是好处大于坏处的。任何一种专制的统治，在它的最高统治层中，一定要有人民心中的“正义" 的代表者存在。如果它不是由皇帝本人来担任的话，就一定要由贤臣来担任。因为它是被压迫的下层人民和下层官员们在受到委屈的时候获得保护的最后指望。如果这个“正义”的烛火竟然被扑灭了，那么大乱就将临头了。
但“中央文革”决心把这场运动变为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他们完全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他们还在做这样一个美梦：就像一九六六年那样，他们一影射，一暗示，一煽动，成千成万激动的学生青年就会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朝着他们影射的对象猛扑过去，乱撕乱咬。他们以为这场历史的滑稽戏可以一切原封不动地重新上演一次，只需要江青拍一下导板就可以了。
但这场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起色。无论是江青在批孔万人大会上的演说，还是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无论是在防化连点火，还是在报纸上抛出的大版大版图穷匕现的影周批“孔”文章，都不能鼓动起人民向周恩来发起攻击，就像当年向刘少奇发起攻击那样，相反，只引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怀疑和愤懑。即使是跟他们走的那些人，即在“山河一片红”前后，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一脚踢开过而现在以为又有利可图的翁森鹤、刘继发一类，也只是叫嚷“补台”当官。除了争权夺利外，没有什么人愿意为他们火中取栗，做倒周的先锋了。
不但如此，在广州街头出现的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更直截了当地向他们发出了严厉质问：你们“究竟想把火往哪里烧？”。
李一哲大字报代表了文革中产生的一代与毛泽东御用革命的决裂和对这次“革命”的反省，在这一反省中，他们预言，“一场彻底摧毁林彪体系的群众浪潮，即将来到了！”
就在这时，“文革派”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一个坚强的、嫉恶如仇的反对派领袖邓小平。
邓小平要出来工作，当然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似乎还很欣赏邓小平，说了他不少好话，但这一切都要以邓小平必须作出的“永不翻案”的承诺为前提，只要保证“永不翻案”，那么人才还是可以用的，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毛泽东的“豁达大度”。
但是，毛泽东的这次招降纳叛没有得到成效。因为只要毛泽东的意志违反了社会的普遍意志，那么，社会的意志就一定要找到它的代表者来体现它。
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召开。周恩来抱病出席，并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四个现代化”计划，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提出这个计划了。上一次提出是在新经济政策欣欣向荣的一九六四年。
“现代化”计划的提出是大得人心的。十年来，人们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社会动荡，他们希望有一种一种安宁而物质丰裕的生活，成千万知识青年的失业“上山下乡”和工人工资的长期冻结，更使社会蕴集了强烈的不满，而世界各国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使中国不能不改变现状加快国民经济发展，以适应这个新的世界。
在这种紧迫的社会要求之下，邓小平代替抱病的周恩来要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就一定要拿出办法来。而事情很清楚，只要一拿出具体办法，就势必要像六十年代初期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样，与毛泽东在文革中造成的既定局面相冲突。我们多次提到过，这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毛泽东能够容忍一切，但决不能容忍对他的个人权威的挑战。他甚至也能够体察民情，作出“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但只要这一切一旦危及到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我们将再次看到，就像一九六六年已经看到过的那样，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民族复兴的要求与人民的利益再次抛到动乱中去。
一九七五年八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对毛泽东安插在清华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忍无可忍，上书毛泽东请求处理，这封信是得到教育部长周荣鑫和邓小平的支持的，它显然是邓小平整顿教育事业的产物。因为只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扫除障碍，拔掉钉子”，才能使得整顿教育的工作顺利进行。
毛泽东立即抓住了这一事件实行反击。十一月三日，他答覆道：刘冰要打倒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他指出，刘冰信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他要求就刘冰信件开展一场辩论。
这一下，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的伟大形象立即轰毁了！
过去人民总是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说法：毛主席是谦虚的，能够听得进反对意见的，只是林彪那样一些人才把事情搞成这样，好像毛主席是批评不得的，但现在人们看到毛泽东亲自站出来宣告他本人甚至他的亲信都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了！过去，人们在对从江青到迟群这样一伙新贵们表示厌恶的同时，总是愿意相信毛泽东也是与他们一样厌恶这些人的，只是由于各种奇怪的原因，他们才能继续为非作歹。但现在缓冲没有了，愿望打破了，他们看到毛泽东亲自站出来宣告他支持那些人民已经非常厌恶的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人民那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十里长安街，在刺骨的寒风中，人民伫立街头，流着眼泪送走了总理的灵车。他们多么希望毛泽东能与他们一样有着同样的感情啊，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毛泽东没有一点哀悼的表示，而毛泽东支持的那些坏蛋们，却幸灾乐祸。
接着，他们又惊讶地看到，邓小平，这个在周总理去世后唯一能代表他们的愿望，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地应当接替周总理的人也突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人民都那样地信任毛泽东，毛泽东能够为他们带来幸福，毛泽东能够向他们布施雨露和阳光。即使人民也遭到过几次灾难，但他们都相信那决不是毛泽东的过错，甚至简直就是毛泽东的反对派们的过错。但是现在不同了，一切都公开在眼前。人们亲眼看到了“九一三”以来党内斗争的全过程，亲身体验到了党内什么人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什么人毁坏着他们的利益。他们甚至亲自比较过邓小平的政纲所谓“三株大毒草”与“文革派”的政纲，要知道这是自俄共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就被斯大林禁止了的事情，因此，也是中国共产党内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现在，毛泽东要打倒他们拥护的邓小平，要批判他们拥护的政纲，这下子一切全明白了！经过了十几年的“反修”之后，人民一下子统统都站到“修正主义”一边去了！
于是，当毛泽东号召他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人民真的行动起来了，他们又一次涌向街头。有趣的是，带头的还是当年的红卫兵。但这一次他们已不再是为保卫毛泽东而战，而是为了抵制毛泽东而战了！
没有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在他戏侮人民的时候是可以不受到惩罚的，历史已经为毛泽东安排好了他的滑铁庐。
一九七六年四月初旬，在飘洒着清明细雨的天安门广场上，在毛泽东手书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下，一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始了。
我们不打算详细地叙述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我们需要提醒的是，成千成万的人们在纪念碑上贴满了的那些纸张究竟是什么？是诗词吗？不，它是选票！天安门事件是一次公开的民意测验，是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我们的国家不是“人民共和国”吗？是的，宪法是这样写的，好吧，那么，我们就要行使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权利，我们就要表达我们的意志，如果官方不向我们提供制度的途径表达，那么，我们就有权依据宪法使用一切我们认为合理的形式来表达。现在，我们就是用花圈、诗词和演说的形式来表达，虽然这还只是一些十分温和的形式，但它已经足够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的真实的民意，如果中国人民今日拥有普选权的话，他们将把支持票投给谁，把反对票投给谁。“四五”运动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为中国人民以普选的形式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证据。
我们知道毛泽东历来是鄙视选举制的。我们记得他甚至认为北京市人民选他做人民代表不过是逢场作戏。因此，他干脆拒绝出席四届人大，拒绝担任人民代表。一个拒绝担任人民代表的人却可以主宰人民的命运，这是毛泽东对人民最大的戏弄。
我们现在听到了从天安门广场上发出的中国人民宣言了：
“秦皇的封建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
毛泽东什么时候受过民众这样的挑战呢？如果说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右派还“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话，这次，人民是贪官、皇帝一起反了。
毛泽东决心镇压。
过去，每当毛泽东的反对派们镇压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红卫兵时，毛泽东就站在一边拍手指责：“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现在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北洋军阀”也只得去做了。
这真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一夜之间，天安门广场几十万反对者片甲不留，毛泽东身经百战，很少有失败的纪录，这一次他又胜利了。不是小米加步枪对飞机大炮的胜利，而是民兵加棍棒对学生民众的胜利。
但自此“胜利”之后，毛泽东就自我禁锢在他的中南海的书房里了，除了他的侄子毛远新，没有别人能够去探望他。毛泽东没有亲眼看到他最后的失败，如果不是他的逝世，这个失败还会延续很久才会到来。但他的死无疑是他感到各种社会反对力量对他巨大的无形压迫的结果。人们早已发现，“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好像立即老了十岁。四五的打击之后，他更老了，他感到郁闷、压抑，他感到周围一切都使他不放心。现代医学证明，人们的心理状态对他们的寿命有何等重大的影响。于是，他去世了！他死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那一天，正是中秋月圆的日子，它象征了什么？有人说，它象征了毛泽东再也不能够和中国人民团圆了！
毛泽东的功过论
毛泽东功过是三七开，七三开还是九一开？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分析，这不过是经院式的辩论。
我们知道，毛泽东曾坦率地承认，他一生只办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政权赶下了几个海岛，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的确是事实。
对于他的第二件事，我们已经作了分析，而第一件事则似乎是无需加以分析，他的功劳已经能够得到公认了，这么看来，显然毛泽东的功过应该是一半对一半，但这未免失之于简单。
无疑的，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毛泽东是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劳的，我们不妨简略回忆一下：
一九二七年秋，当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被斯大林投降主义路线葬送了的时候，革命还能不能挽救，怎样挽救，成了极其紧迫的问题。斯大林能够拿出什么办法来呢？除了把责任推给陈独秀外，他一筹莫展，拿不出任何办法，只好听任中国共产党盲动政策的发展。托洛茨基能够拿出什么办法来呢？他拿出了“国民议会”的口号，但这显然是不切现实的，在封建买办专制的中国，当地主们赢得了对革命工农的胜利之后，要地主们实行“国民议会”，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也根本不能争取群众。托洛茨基的这个策略里，显然打上了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印记。但是，如果一九二七年失败了的中国革命要实行一九0五年俄国式的撤退的话，那么正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极可能今天“还要在黑暗中奋斗”。
只有毛泽东是正确的。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毛泽东在这危难的时刻表现了惊人的勇敢。他号召坚持奋斗的共产党员们上山下湖，他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土地革命路线，用不断的革命战争来促进革命危机。事实证明，正是这条路线成功地挽救了中国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一次抵制了斯大林的投降主义路线，放手壮大了革命武装部队，在苏美盟军的配合下，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第三次抵制了斯大林投降主义路线，大军渡江，夺取了全国胜利，而这时的刘少奇，则较多地带着陶里亚蒂和多列士的色彩。
的确，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不愿意把中国革命出卖给斯大林，使之成为斯大林大国外交上的筹码，这种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毛泽东胜利地领导的这一次革命，不过是一次农民革命。虽然它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就其内容来说，它没有超出农民革命的范畴。毛泽东推翻了一个地主政权，但推翻一个地主政权是农民也能够办得到的。朱元璋办到了，李自成办到了，洪秀全也差点办到了，而井岗山的道路在中国也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创造，透过大小五井的山峰，我们可以看到梁山泊水寨的影子。毛泽东这位中国的书生比那些教条主义者优越的地方就在于梁山泊聚义的道路比彼得堡起义的道路，对他有着更深刻的印象。
如果我们只是把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领袖来考察，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责备他的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空前绝后的农民领袖，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了中国的帝王，完全是农民领袖的阶级必然性造成的，这是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一个他应该是（他本人也认为是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考察，把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功劳决不在于他做到了多少农民领袖或资产阶级领袖也能够做到的事情，他的功劳仅仅在于，他做到了多少农民领袖不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们并不苛求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活动的，他们不可能立即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社会（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完美的社会），但他们既然执掌了政权，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提出的绝对要求就是，他们必须在探索无产阶级藉以解放的形式，即人民民主实现的形式方面作出成绩来。，他们的历史应当是逐步引导人民走向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历史。只有作出了这样的贡献，才算是拥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功劳。那么，毛泽东有这方面的贡献吗？很少，甚至没有。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取得了许多可以骄傲的成就的话，历史的真面目恰恰是，它是中国人民与共产党内健康力量和民主改革派不断地克服与排除了毛泽东反复的乌托邦主义干扰的结果。
毛泽东为了打垮党内民主改革派，实现他个人专制不得不鼓动起人民群众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这样就带来了两种结果：一个是毛泽东实现了他个人专制集权的目的，一个却是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与中国数千年畏官的传统决裂了，他们在官僚面前再也不感到自卑了，而这又正是实行民主改革的精神前提，甚至他们还大胆地尝试从制度上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文化大革命似乎是造成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
现在，青年民主派的许多人们十分珍视这个结果，他们认为，这是毛泽东与文革的积极因素，是不容否定的。
但是，这些同志错了。“思考的一代”在中国的崛起，不过是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但是，哪一次革命不会产生反动的副产品呢？又有哪一次反动不会产生革命的副产品呢？据说，意大利人民是欧洲各国最关心政治的人民，意大利各政党的庞大甚至在整个西方都是仅见的，为什么呢？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在意大利群众性的法西斯运动期间，人民养成了参加政党的习惯。
把社会主义民主改革进行到底
“四人帮”的垮台还不是毛泽东的最后失败。毛泽东最后失败是在一九七八十一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是一次党内民主改革派与毛泽东派的战争。这一战争的结果，使得一九七六年秋季以来毛泽东在党内偶像地位剧烈动摇的事实获得了法律的承认，并为三十年来毛泽东最仇恨的敌人--刘少奇的昭雪铺平了道路。
“战争”是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历史的比喻总是不可能严密的，但历史上总有些相似的事件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
今天，我们读到马克思回忆法国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如下一段话，是会感到亲切的。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也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的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进行。”
一九七六年十月事变的胜利，是党内反“四人帮”的各种政治力量的一次临时统一战线的胜利。在胜利之后，这个统一战线或迟或早必然要发生两次分裂。一次是在中国要不要改革问题上的分裂，这次分裂以实践派和凡是派的分裂为标志，已经发生了；第二次是在中国的改革应该前进到哪一步问题上的分裂，这次分裂至今还没有发生，虽然它已露出了端倪。
参加粉碎“四人帮”对于汪东兴一派来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政策有什么不满。在权衡利弊之后，汪东兴一派终于站到了华国锋、叶剑英一边，只不过是江青一伙为争夺正统地位而向中央办公厅咄咄逼人的攻势直接威胁到了他的地位。因此，在翦除“四人帮”之后，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维持原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还应该继续搞下去，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还应该继续抓下去，凡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我们就不能否定，凡是毛主席否定了的我们就不能肯定。如果说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不得不允许世界有一点变化，比如同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话，那他们也必须这样解释，这是因为毛主席早就对邓小平有过“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但是，华国锋、邓小平一派却坚定地主张实行改革，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而只有现代化的口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无论毛泽东怎样的不愿意，无论他曾经花了多么巨大的力量来阻止这一天的到来，但历史又一次不动声色地来向人们证明它的必然性了。现在，邓小平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恰恰就是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那些问题。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为被毛泽东专制主义迫害的成千成万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无辜公民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非如此，便不能使社会松一口气。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打破斯大林--毛泽东教条主义经济体制，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非如此，便不能迅速改善国家经济状况。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强调社会民主、法制和文明。非如此，便不能克服蔓延于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的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改善教条主义时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闹僵了的各兄弟党的关系。非如此，便不能获得更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来指导和辩护自己的改革，如此等等。
但是，要解决这一切问题的首要条件是精神必须获得解放，而精神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是必须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而要破除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像赫鲁晓夫证明斯大林也会犯错误一样证明毛泽东也会犯错误。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它的唯一标准。
若干年后，历史的事实也许能向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区别：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是粗暴的、随意的。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是温和的、谨慎的，但这并没有决定的意义，有决定意义的是，斯大林偶像和毛泽东绝对的偶像从此在苏联和中国消失了！
但是，就在中央委员们唇枪舌剑、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更激进的批判已经在中南海门外出现了。
以西单民主墙为标志的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中国青年民主运动，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运动的主干--《北京之春》、《四五论坛》的领袖们大多是被称为“四.五英雄”的天安门事件的积极参加者，他们的运动是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压制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是什么人呢？是汪东兴、吴德之流。他们有什么理由呢？理由是，天安门事件的案是毛主席定的。
一九七六年的那次追查拥周的“反革命”，牵连了北京市的家家户户。北京市民已经对汪东兴、吴德结下了仇恨，十月事变后，人民本来已经打算原谅他们了，现在他们竟然压制天安门事件平反，于是，北京市民们特别是青年们的怒火就不可避免地一下子喷向了凡是派，不可避免地一下子激起了批毛的情绪。
这样，凡是派突然发现，它已经陷入了群情激愤的内外声讨之中了。它只得败下阵来，只得听任实践派为毛泽东的宿敌彭德怀平反和准备为刘少奇平反，只得听任实践派一步一步夺回他们在“九大”失去了的“八大”的胜利果实。他们虽然又一次组织了反扑，但无济于事。这样，在一九八○年二月的五中全会上中央书记处的重新成立和凡是派的被清出政治局，就才最后宣告了毛泽东的失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次决战性的斗争，党内改革派与青年民主派们配合得相当完满，以至凡是派和西方评论家们怀疑是一次毛泽东式的里外串通的结果，虽然他们没有什么材料证明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它决不是青年们的一次一九六六年式的御用造反，从四五运动开始，青年们已经懂得怎样带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和以自己勇敢的参加来影响国家的事务了。
邓小平以兴高采烈的心情欢迎了这次的“民主墙”青年民主运动，他对西方记者说道：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自由！要自由！”“我们没有权利禁止人民贴大字报！”
但是，青年民主派的批判很快表现出了这样一种意向，他们不但要批判凡是派，他们还要批判使凡是派和毛泽东专制得以产生的中国官僚制度。这就使得青年民主派与邓小平所代表的机会主义官僚们的矛盾迅速尖锐起来。
机会主义官僚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知道，在十九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没有职业革命家的。革命家们只是在业余才是革命家。这种组织形式是与各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斗争方针相适应的。本世纪初，为了准备武装革命，列宁提出了由职业革命家组织成先锋队以领导无产阶级的组织学说，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批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献给革命的职业革命家，就不能完成大量的、艰巨的革命准备工作。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问题在于：当革命胜利之后，特别是当革命稳定之后，社会怎样处理这批职业革命家？
列宁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就逝世了，但列宁显然和马克思一样认为，这批职业革命家们必须在巴黎公社式的普选中由人民的大多数来决定他们的去留，他们决不能因为曾经对革命有过贡献而拥有终生做官的特权，如果是这样，那么共产党革命与农民革命没有区别了。
不幸的是，在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在俄国和后来的中国这批职业革命家却迅速转化成了终生的职业官僚，并不断再生产出了新一代的职业官僚。
但是，有两种共产党员。一种共产党员他们并不满意这种官僚制度也并不满意自己的官僚地位，他们觉得，这不符合他们所信仰的主义，当年他们正是为了这个主义--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才投身革命的。他们不断地与党的官僚化首先是与党内关系的专制化作斗争，这就是党内民主改革派。
另一种共产党员，可以说是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时，大都并不是为了日后作官。但是，当革命胜利之后，在他们享受到了官的甜味之后，他们便安于这种官僚制度的永存了，他们没有任何坚定原则和主意，除了自己的官位，人民的利益和死活在他们的眼里没有太多价值，他们的历史就是随着党内斗争的起伏而左右摇摆的历史。因此，他们只是一批机会主义官僚。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为了打击党内民主改革派也牵连地打击了他们。因此，他们不满毛泽东，仇恨红卫兵，也仇恨江青一伙暴发户（虽然一有投靠的机会他们就一定投靠）。这样，当“四人帮”垮台，他们逐步官复原职后，便立即不择手段地去加倍捞回他们十年失去的全部利益了。现在青年民主派竟敢批判官僚制度，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恼火，因此，他们要求打击青年民主派。
但是在民主墙的青年民主派方面也发生了问题。一部分青年并没有认真考虑造成我国这一场灾难的真正原因，他们向极右走。他们认定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错误；对文革各类控诉的眼泪激动着他们，他们响应了卡特总统的呼吁向共产党要“人权”；他们要求共产党一天之内就实现他们理想的全部改革。如果共产党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要推翻共产党。毛泽东专制时代遗下的大量社会问题给他们提供了冒险主义的活动土壤。这样，脱出了民主墙原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宗旨的全国的青年民主运动，就越来越被一些煽动口号下的脱离群众的闹事事件所淹没了。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决心向青年们发出一个警告，他指示重判了“向外国记者出卖情报”的魏京生，就像诺沃提尼为了控制“布拉格之春”的发展而审判罪名同样是出卖情报的青年作家贝尼斯一样（虽然就角色来说，邓小平应该是杜布切克）。
我们并不赞成一般地指责邓小平，认为魏京生审判案是一次以言治罪的行为，因为魏京生的言行对民主墙确有脱轨。问题在于，非如此能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在经过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突然开放了车闸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局面？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过于激进的改革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往往会把人民推向改革的反面，因此，恰恰是极“左”派通常会成为右派的同盟军。
但邓小平显然的错误是，他没有对青年民主派作一点认真的分析，他18度转弯了。他用“西单墙那些人”这种鄙视的称呼去概括青年民主运动的所有积极参加者，他忘记了正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曾经为他而呐喊、而流血。为了取消“四大”，他说，“四大从来也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这就伤了青年们的心，甚至使许多青年们重新怀念起毛泽东来了！“呵，文革，难忘的文革，那时青年们有四大的权利，有冲击官僚特权的权利，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
如果说法国农民因为土地而思念拿破仑，从而为路易。波拿巴的复辟创造了条件的话，今天青年们因为“四大权利”的丧失而怀念毛泽东，难道不可能为“四人帮”的复辟创造条件吗？
邓小平失去了“思考的一代”的拥护，也许他还没有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是他总有一天会感觉到的，因为站在他背后的还有一个真正能够对他的改革计划造成威胁的敌对力量，那就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机会主义官僚阶层。
如果说“凡是派”的纲领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话，机会主义官僚的纲领就是“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去”。
他们不需要什么改革，他们只需要稳稳当当地做官，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是能够稳稳当当地做官的。那时，他们从来未感到过有什么威胁。怎么会有什么威胁呢？中国官僚制度的大树生长在一块封闭的、僵化的、停滞的社会土壤里，这真是它的乐园哩！
但是现在中国根本就无法继续实行一种封闭的政策了，它只能改革和向世界开放才 能求得发展。如果中国之船的推进器仍然只是一台官僚机器的话，它就只能在世界性竞争的大浪中沉没。
官僚机器的腐朽性在中国已经处处暴露了它极端的浪费和没有效率，它的官员们惊人的无知和不负责任，三年来引进的历史已经证明，这台机器根本就不能带动那成亿成亿的国外资本迅速运转以形成新的生产力。这是极端危险的。别的不说，仅此一端就孕育着国民经济的危机。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就葬送在这台官僚机器的齿轮下面。赫鲁晓夫是个粗野而狂妄的家伙，他这也“改革”那也
“改革”，就是不敢改革官僚机器本身。这几乎是一切东方国家的改革不可逾越的“第二台阶”。
怎么办？退回来吗？退回到闭关政策去，这是机会主义官僚们的愿望；继续前进，彻底改革官僚制度，登上四化光辉的顶点，这是人民的愿望。退回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四个现代化的失败，意味着党内民主改革派政治生命的完结。“凡是派”正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党中央（现在它由改革派执政）已经走出了改革官僚制度的第一步。废除终生制，实行选举制和退休制，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已经马上动摇了机会主义官僚们的地位，而宝钢质询和“渤海二号”审判更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恐慌，他们已经在准备后事了。现在，临下台之前大捞一把之风盛行，表明了他们精神状态的惶恐，他们对各地民主竞选的压制更表明了他们对民主改革
的仇恨。这一切就更激化了他们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加速了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行为已经向人民证明，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积极的价值了。
但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力量会使他们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这一场保卫一定会带上神圣的色彩。当实践派打垮凡是派的时候，机会主义官僚没有帮助他们，因为只要还没有触及他们自身的利益，那么，把毛泽东一百个既定方针抛弃了九十九个，他们也是不会关心的。但现在你要侵犯他们的地位和特权了，他们便会立即宣布自己是凡是派，他们也要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了”。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党内改革派始终不敢对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对赫鲁晓夫改革的发生和失败的教训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估计的话，那么，总有一天，他们要在凡是派和机会主义官僚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主义”问罪的进攻面前处于被动地位的。
这一场斗争还没有到来，但它一定会到来。毛泽东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对了。
只要这场伟大的斗争一旦到来，我们就会看到党内改革派和青年民主派以及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又一次携起手来。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三日初稿毕于广州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晋君同志：
我终于还了一笔债。这笔债已经欠了一年了。当去年底收到您给我的那封著名的信（题为《谈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后，我就打算写这篇东西了，但一直拖到现在。
不，应该说我还的这笔债已经欠了不止一年了。一九六九年，当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社会又归于平静的时候，我常常痛心地回忆起那些在我身边一个一个倒下去了的伙伴们。我们究竟为谁而战，为谁而死呢？那时我便想，一定要把文革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它写出来，否则就对不起死去了的同学，这是我们的责任，死去了的不能白死，现在这笔债终于算还了。
一九六七年湖南“省无联”杨曦光们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使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杨曦光们是中国“思考的一代”的理论先驱。但我不满意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形势所作的估计。这个估计把周恩来视为保守派官僚的总代表，把毛泽东、林彪视为激进的革命者。这个估计还影响了后来武汉的“北、决、杨”。但我不满意，我认为，它不能解释我已越来越感觉到的事实，人们对“激进的革命者”林彪、中央文革的愤恨是远远高于对“走资派”的憎恨的。相反，每当他们在谈到“走资派”们过去的政策时，总是那么津津有味。因此，当在讨论中我向朋友们提起这个事实，并以赵紫阳为例谈到农民对他的欢迎时，这便成了我的罪状遭到了残酷的批斗。这场批斗至今还在我身上留下了痛苦的伤痕。
当然，我的罪状还有“反对毛泽东思想”，那是当时任何一个倒霉的人都不会没有的。但其实，我对毛泽东是忠诚的。我总是愿意从最好的可能去理解他。
一九七三年，由我执笔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那时，我对毛泽东的认识便相当于你和其他一些青年民主派现在对毛泽东的认识。但是，当运动的过程和我接触的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我对毛泽东原来的认识并不正确的时候，我便决心重新清算我过去的认识了。
这篇文章对毛泽东的评价以及对其他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物的评价，在今天的官方和民间的理论家中间还是不多的，我准备着迎接大的非难，甚至是再一次的厄运（果然，十四年牢狱－王希哲注）。我想过，是不是写得吞吞吐吐一些好呢？那样也许少一些风险，但它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的风格。恩格斯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躲躲闪闪了。
只是还有两个问题，文章中不好安排，放在这里再说一下。我对党内改革派的评价是不是过高？一些青年朋友认为，邓小平与毛泽东、“四人帮”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他们都不过是中国官僚制度的正式代表，因此，指望他们能够领导一场彻底的改革，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看来，我确是带着这样一种改良主义的。我的改良主义是从这样的分析出发的：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党或农民革命党，她是一个以彻底革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意识形态和传统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团体有着多么巨大的决定作用。
是的，‘存在决定意识“。但是，存在，决不仅仅是现实的经济条件的存在，它是一切社会存在包括意识形态的历史传统的存在的总和。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在这样一种矛盾状况中运动：一方面，她是一个有着长期的革命传统的党，这个革命传统是以实现人民民主为宗旨的；她是一个至今仍然以彻底的革命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为法定意识形态的党，另一方面，在集权的国家所有制经济
体制中，这个党的干部几乎无例外地处于官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这一存在方式的内部矛盾就不断地转化为这样一种外部冲突：党内一部分人坚持党的革命传统和意识形态，不断要求改变这一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和官僚制度，而另一部分人则力图抛弃革命传统和意识形态以适应他们现实的官僚地位（例如，毛泽东最终把巴黎公社原则视为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就是如此）。
但是，这种集权的国家所有制经济体制，并不是由现代生产力所生产出来的自然结果，它只是一种行政强制的结果。因此，它是一种没有效率的，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在国际资本越来越不可遏止的冲击下，它一定要瓦解。这就为党内改革派提供了一个更强大的内在改革冲动，因为这种体制不但从党的革命传统和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看是不合理的，甚至从经济效果方面看也是不合理的了。
而且，中国的党内改革派还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革十年来他们一直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对基层民众的疾苦有着更痛切的感受，对官僚制度的弊病有着更深刻的了解。因此，他们比一般共产党国家的改革派们有着更坚定的决心，也比一般共产党国家的改革派们能够获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因此，在中国，在党内改革派的领导下实行一场比较彻底的改革，应该是可能的。
再说，除了共产党之外，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能够领导一场改革呢？事实上，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任何一次改革不是由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发动的。这是一个规律。也许人们会说，这是一党专政的缘故，如果允许别的政党存在的话，它们也会大显身手的。这确是一种假设。但一个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能够领导完成一场符合以多数人民利益的改革吗？如果苏辛尼津有党，如果萨哈罗夫有党，如果魏京生有党，他们能够领导这样的改革，我是不相信的。
什么是彻底的改革？彻底的改革并不是看它能够把理想实现到什么程度，而是看它能够把那些已经提出了解放的要求，并且已经具备了解放的客观条件的社会关系解放到什么程度。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已证明，无论是这个革命当初的目标是多么激烈，但它毕竟不能逃脱这历史的铁律。搞得不好，那些经过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国家比那些改良的国家还要更糟糕。柏林墙不是西德社会民主党人
筑的，而是东德的共产党人筑的，我们要记住这个事实。
我还被批评，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带着小资产阶级伤感角色，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因此没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但这些朋友提供了多少事实的证据来说明这一批评呢？他们只是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形式逻辑的三段式：
大前提：任何革命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小前提：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
结论：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但是，这些“理论家”们与那千千万万当初投身“革命”的红卫兵们的感受是多么的不同，今天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那并不是他们当初感受到了什么压迫的结果，而是对毛泽东盲目崇拜的结果。
难道学生把老师们打得死去活来，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吗？难道学生们冲击党委，理由是他们不许学习毛著和包庇右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正是党内改革派修改毛泽东压迫知识分子的政策，）
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吗？难道狂热的红卫兵把毛选之外的一切书籍统统扔进火堆，把文物、古迹和现代艺术品统统砸烂，这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吗？难道“红五类”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镇压“黑七类狗崽子”，是社会矛盾的激化的结果吗？
封报，这几乎是每个地区学生运动达到高潮的标志。但是，为什么要封报？难道是这些报纸的官僚化压迫了学生们么？理由很简单，这是因为它们“放毒”、“造谣”、“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工人阶级呢？作为自发的工人运动，绝大部分都是以“老保”的资格站在学生们的对立面的，他们本能地要保卫自己的利益。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看到了这样一种不利的形势，他批示道：
“此件请看一看，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拟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可干预学生运动。”
我们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造诣的“理论家”应该明白，如此庞大的“老保”工农运动，是不可能由几个恶意的并与人民有仇恨的官僚挑起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又表现在哪里呢？
我们再看下去。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而毛泽东又是站在被官僚们压迫的人民一边并有解救他们的慈悲心的，那么事情就应该会是这样：随着运动的深入，必然是拥护毛泽东的队伍的壮大。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事情恰好相反：第一阶段，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和小部分工人是跟毛泽东走的；第二阶段，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当年的红卫兵和几乎全体工人阶级都不理睬毛泽东的号召了；第三阶段，一九七六年，“红卫兵”和工人们不但不听话（注意，这些话还都是一些“珍贵思想”），反而统统都造反了，站到反对毛拥护周邓的一边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推论，又怎样能解释这些具体而复杂的历史现象呢？
如果我们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那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便是可取的了。这场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开始的：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党内改革派的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施行大大缓和了由于毛泽东五十年代末期极端政策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人们至今还把这个时期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黄金时代），这就使毛泽东加强和发展斯大林主义式官僚国家机器的企图受到了阻遏。于是：一九六六年，他便蒙蔽和煽动了一大批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利益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发动了一场“红卫兵”狂热运动。这样，只是这样，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斯大林式官僚国家机器中最最反动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剧烈冲突起来。于是，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制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爆发了人民完全维护自己利益和愿望的“文化大革命”，接过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形式
。这场“大革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至今还在延续，它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开始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结束的。
今年十月九日深夜，当长沙湖南师院的学生为他们的民主权利请愿，来向他们的副院长苏明提出质问的时候，苏明愤恨地回答学生们说：“你们这是文革的产物。”
他搞错了！这不是毛泽东文革的产物，而是人民的文革产物。他不知道，只要中国的斯大林式官僚制度不被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代替，这场“文革”就永远不会结束！
祝好！
你忠实的朋友
希哲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1-09-27 05: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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