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陈君︱2021新时代科教文宣深改报告：文化体制的深改（4）
https://www.hkanews.com/web/content/detail/id/788.html
吕陈君︱2021新时代科教文宣深改报告：教育体制的深改（3）
https://www.hkanews.com/web/content/detail/id/787.html
吕陈君︱2021新时代科教文宣深改报告：科研体制的深改（2）
https://www.hkanews.com/web/content/detail/id/786.html
吕陈君︱2021新时代科教文宣深改报告：聚焦意识形态问题（1）
https://www.hkanews.com/web/content/detail/id/785.html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这百年历史，总的来说，是中国从山河破碎、国家衰败、民族危亡逐渐走向政权统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大历史；也是中国从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逐渐走向新兴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大历史，中共无疑就是推动这一宏伟历史进程的领导核心。
当今世界，正处于空前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如果我们站在百年党史的视角上，新时代就具有其特殊的意义。新时代究竟“新”在哪里？它在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发展中又处于何种地位？特别是，当前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但“深改”的突破口究竟在哪？找到这个突破口，就是找准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最敏感的变革需求，它也是最容易点燃“星火燎原”的这个爆发点。
聚焦意识形态问题
我个人认为，这个突破口和爆发点，就是科研、教育、文化和宣传这四个领域的深改。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依旧布满“雷区”，因为这涉及到了最根本的利益关系与最核心的权力结构之博弈调整，所以短期内很难见效。
相比之下，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一个薄弱环节，它包括科技口、教育口、文化口和宣传口这四个部门。由于它不属于核心权力部门，只要高层下决心，在这四个领域要取得深改的重大突破，这是完全有可能立马见效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十四五规划提出中国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大国。这其实都跟科教文宣深改有密切关系，这项改革无疑也是非常重要而十分紧迫的。
如果我们能顺利推进科教文宣深改，促使中国人的思想创造潜力爆发出来，那么，知识分子尤其是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就会自发投身到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来。
新时代的伟大事业也就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奋斗目标，这必将点燃新时代的思想火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就会不战而胜。
但有些人可能认为，科教、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不能轻易去改，一改，社会思想就会乱。这种观点似是而非。
自然科学研究，根本不涉及意识形态。国家给了那么多经费，怎么也做不出来重大成果？难道国家不希望出重大成果、出伟大天才吗？显然不是这样的。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中国科教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创新的氛围。虽然总体上讲是行政化带来的弊端。但现在学风也搞坏了，而且已丧失了底线。
国家当然希望科研工作者能做出重大成果。但这些创新成果绝大多数就被所谓的权威给扼杀了。因为创新就是要挑战权威。中国学术界却非常缺乏这种创新的精神。这就不光是单纯的体制问题了。
所以，光靠学者的道德自律和学术圈的自净功能，很难打破这种权威垄断的格局。必须通过最高层的权力介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好的学术风气和不良的科教体制。
我的观点是，学术权威可以解构掉，但政治权威必须建构起来。学术要祛除行政化，必须最高权力介入才能推动。
推进科教文宣深改，首先就要澄清一些深层次的思想观念误区，解决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下面我就来讲科研、教育、文化和宣传这四大领域的深改问题。不讲具体的、详细的，因为那得做几个大课题才能搞得清楚。这里只讲几个认识观念的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之所以不好处理，尚属“改革禁地”或“计划经济最后一座堡垒”，主要还是我们的认识不到位，思想不解放，所以就难下决心。
科研体制的深改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深改委第19次会议，强调要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关键是解决好“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的问题。
目前国内的做法是：“评什么”就是立项，像科技部、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中科院等主管部门，每年都有大笔科研经费，他们每年都要做一个课题规划，然后各个研究机构就来报课题，俗称“跑项目”，这是完全由行政主导的审批程序。
“谁来评”就是组织专家来评审。这主要是看项目申报单位和申报人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关系了，而不是看学术水平的高低。而且越是创新的研究成果，通过评审的可能性就越低。站在申报者的立场，项目只要能通过就行，没必要搞太前沿性的研究。新的学术观点引起的争议肯定也比较大。
“怎么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评审会，找几个大专家来讲几句好话就通过了。当年“汉芯一号”造假，参与评审的院士都是好话连篇，没人提出怀疑。其实大家心知肚明，都是靠做项目来赚点钱，何苦挡别人财路呢？
徐匡迪院士就尖锐地批评过：搞项目评审、专家投票，往往把颠覆性技术“投”没了。
另一种就是发论文，发国内核心期刊还不行，就发国外SCI。如果我能搞到几百万的科研经费（更别说亿万级别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发几篇论文这不是“小儿科”吗？
我有一位朋友在一所985大学，科研经费非常好拿的那种顶级大学。最近中央把国企也纳入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他说一家国企有意向给他们系两个亿，只要求发3篇国内核心论文和1篇国外SCI论文。系主任就天天去跟人喝酒，让他成天查资料写论文改论文。4篇论文2个亿！这简直把我惊呆了！这钱也太好赚哩！
我参加过中央党校“民营企业重大科技创新”课题，国内真正搞创新研究的企业或学者，反而很难拿到科研经费。能拿到这种钱的，都是有关系的“大咖”。他们拿到经费后，再外包给学生或同事，装模作样搞点研究发点论文就可以了。
这其实都是“中国套路”了，跟包工程没啥区别。
我还有一位朋友在华为。他跟我讲，华为本来是可以申请国家科研经费的，但他们不干这种事，就是怕被这种“套路”搞坏了公司的创新文化。
最后“怎么用”，就是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国家投入了这么多科研经费，究竟能对国民经济产生多大实际作用呢？但可惜的很，据统计，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5%，美国是50%。深圳一线技术公司97%都是通过需求导向模式开展创新，极少有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
也就是说，一线技术公司其实跟国家科研规划布局没太大关系。
所以，当中科院宣布“卡脖子清单”时，任正非却对9位大学校长说，“卡脖子”你们就别管了，你们去搞你们的科学研究，我们搞我们的工程问题。
深改委提出的这四个问题，需要从更深层次的整个科研体制上来一揽子予以解决。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我觉得首先要解决对科学技术研究两个根本性的认识问题。
第一，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规律，只有遵循这个基本规律，才能解决好科研体制的顶层设计问题。
从科学研究到技术研发的整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基础理论或纯理论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搞清楚世界现象的基本原理。必须强调的是，这个阶段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纯粹只是为了满足智力上的好奇心。
基础理论研究是科学技术的源头。但能够做出重大成果的科学家却非常少。它最主要的科学社会功能是不断提供新思想，培养人才。在基础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会源源不断地形成新的科学思想，培养出新一代的科研工作者。
由于基础理论研究是不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所以老想着要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去实现成果转化，这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也是缺乏远见的。
爱因斯坦能推导出质能方程，但要让他去搞原子弹肯定搞不出来；麦克斯韦能创造出伟大的电磁学方程，但要让他去设计发电机估计也做不到；薛定谔能写出优美的波动方程，但要让他真去发明量子计算机也会一头雾水。
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技术研发完全是两回事。纯理论研究只是为技术研发提供指导方向，而不是直接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由于基础理论研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基础研究要取得重大突破，主要靠个人的智力，而不是靠“群策群力”或“大兵团作战”，国家在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时，就必须注意到两个原则性的问题。
一是科技部也好，中科院也好，主要精力不要放在搞什么基础科学研究规划，去搞什么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基础研究不是能规划出来的，而是科学家自己探索出来的。你能去规划爱因斯坦、颜宁这样的科学家做什么研究吗？这些大科学家比做规划的官员和专家都要懂得多，你怎么去规划他们？
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给他们创造好的研究环境。特别是尽量不要去干扰他们。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必须保障他们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课题，这样反而能做出重大成果。做基础研究，一定不能有功利性，它体现的是人类智力的尊严。
二是做基础研究。其实也用不着太多经费，杨振宁先生讲这主要是“用笔算”的事情。由于它不产生经济效益，所以基础科学研究经费主要应由国家来提供。在现有体制下，这笔经费主要应提供给大学，以自报课题形式为主。尤其，在民间的杰出学术人物，有学术著作与理论成果的，也可以申请经费与国家奖励。一切，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最基本原则。
国家设立基础科学研究基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搞什么大项目，而是为了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自身的创造潜力，建立起自由、公平竞争的科研环境。说实在的，多给博士生和研究人员发点科研津贴，都要比搞什么“量子卫星”好。
再次强调，基础科学研究并不需要太多经费，只要保障好广大科研人员尤其是年轻科研人员必要的科研条件和学术权利。让他们在自己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尽快做出成果。那么原创性性的科学创新思想就会层出不穷，自然就会涌现出重大的科研成果和伟大的科学天才。
做基础科学研究，一定不要有功利性。它不是能规划出来的。国家这部分科研经费一定要“少而精”、“广而平（公平）”。哪怕这笔钱全部拿来用于提高一线科研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我觉得也比搞那些“华而不实”的重点项目要好。国家支持基础理论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多出成果，而是为了多出人才。
第二个阶段就是应用理论的研究。有些基础理论可以进一步开发成工程技术，从而具有实用价值。但在基础理论和工程技术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应用理论研究。它是指根据基础理论，构建出相关工程技术的理论模型。应用理论还不是真正做出技术产品，它只是一种理论方法，但已经可以转化成应用技术了。
像一些前沿性技术的研究，譬如量子计算、量子通讯和超导材料等，这些都属于应用理论，它们都是根据一些基本的物理学原理而设计出来的技术理论模型，还远远不具备实用的价值。但一旦做成功就潜力巨大，同时失败的风险也很大。
什么是基础理论？什么是应用理论？什么是工程技术？这是要搞清楚的几个关键性概念。可以举例来说明。我们知道，现代计算机科学之父是图灵。但图灵最初根本不要研究什么计算机器。他是想解决“计算是什么”这个数学基础问题，就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这完全属于数学基础理论研究。
后来，冯诺依曼把图灵机的数学原理用到电子计算机的设计上，提出了著名的冯诺依曼体系，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基本架构。但冯诺依曼自己并没有做出一台真正的电子计算机，只是给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这就是应用理论研究。
只有真正把电子计算机做出来，这才是工程技术研究。它涉及到的领域就更广了，是多项应用理论的集成，包括材料和算法等许多研究领域，相当于要把许多成熟的应用技术组合起来，最终做出能应用的技术产品。
我们已经阐明，基础理论研究应该主要由国家来投资，因为它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对于应用理论研究，它是可以最终产生经济效益的。但风险也很大，所以，应用理论研究绝不能由国家独家投资，必须引入企业来做风险投资。即使是潜力很大的前沿性技术，像炒得很火的量子技术，也不应该由国家来主投，因为这些技术都还很不成熟，风险也很大。但行政部门对风险不甚敏感，企业对风险却天生就敏感。
原则上，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由国家来主投，而能产生效益的工程技术研究应由企业来主投，应用理论研究介入两者之间，最好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由国家与企业来共同投资。譬如成立联合实验室之类的研究机构。在科技史上，像贝尔实验室的晶体管发明就是最经典的一个案例。
第三个阶段就是工程技术的研究。这主要是技术员和工程师做的工作。这笔科研经费尤其是商业技术开发的费用，应由企业来主投。工程技术就完全不需要再研究科学理论原理了，它只是把不同成熟的技术组合起来变成一项具体的产品，有点类似于熊皮特定义的“组合式创新”，这就属于企业家精神了。
搞工程技术，就不需要再去研究基础理论。工程师绝不会去怀疑牛顿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他们只需要把这些基本理论直接拿过来运用就行。当然，工程师中也会产生伟大的科学家，如袁隆平。搞清楚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工程技术的关系，就可以搞清楚科研经费的投资主体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搞清楚基础理论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的关系，是科研体制深改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把搞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称为“理论家”，把搞工程技术研究的科学家称为“工程师”；理论家只想干自己喜欢的没什么实用价值的研究工作，而工程师必须解决各种实际的技术问题。这两种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大不相同。
但对某些重大的技术问题研发，必须从基础理论入手，来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所以，应用理论研究往往需要理论家与工程师来共同完成。基础理论研究不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它却是重大技术革命从0到1的关键一步。最具原创性、前沿性和通用性的工程技术，差不多都是直接从基础理论上发展起来的。
国家科研经费应该处理好怎么平衡基础理论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的关系，激发更多的理论家参与到实际的技术研发工作中来，同时也好保护好科学家探索真理的自由平等之思想权利。
第二，我们还必须了解清楚阻碍中国科学创新的根本认识误区在哪，就是中国人太迷信权威，其实权威才是妨碍科学创新的最大阻力。
科学界其实有一个共识，科学家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大概在25-45岁之间，所以菲尔兹奖只颁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科学家超过50岁后，要想再做出什么重大的发现，就非常困难了，因为科学创新需要非常好的想法，敏锐的直觉，这需要“血气方刚”才能做得到。
像哲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可能需要研究者的阅历与经验的沉淀，但像数学这样的智力型科学，更需要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科学创新是年轻人的事业。长者可能经验更丰富，但他的创造力高峰期已过，已经没有那种强烈的创新能力了，有时经验太多反而不利于产生新思想。
创新的关键是要形成好的新想法。但是，中国科研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科研资源过多地向权威倾向，年轻人只能跟着这些权威“打工”。年轻科研工作者在自己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得不到必要的科研经费支持，而这些其实早已过了创造力高峰期的权威，却占有了过多的科研经费，他们其实自己也不做了，都是分给学生去做。
像院士这个级别的科学家，年龄肯定不小了。他实际上可能早就做不动强度很大的创新研究了。可资源却都向他集中。中国院士的权力太大，好处太多，但他实际上往往早已脱离了一线，这就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
王选院士有个风趣的说法：“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已经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了，却说我是权威。”
院士制度已演变成为一种特权利益，这不利于中国科学的创新发展。院士本质上只是一种荣誉，他不应该具有那么大的学术权力。像加州伯克利大学，诺奖得主的最大福利也就是享有一个停车位而已，他没有任何学术特权。但伯克利有109位诺奖得主，车位还安排不过来，人家这才叫牛逼。
想想中国的院士，挂着这个名头就可以到处建院士站，搞经费，其实都是变着法子在搞国家科研经费。可他又做出什么重要成果呢？
丘成桐说，中国许多院士的学术水平还不如哈佛的本科生，就是太多非学术性的因素混杂其中了。而真正需要科研经费支持的广大年轻科研工作者，却很难得到重视和支持。所以，必须回归院士的荣誉本体，剥离其扭曲的利益与权力附体。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也强调，要回归院士的荣誉性、学术性和纯洁性，其实就是指出了院士制度改革的一个大方向。院士制度是科研体制的一个缩影。如果它沦为一种利益机制，成为学术利益集团想方设法来瓜分国家科研经费的“假面舞会”，那么它肯定就容不得正常的学术批评。你要是批评一位权威或院士，就是让他没了“面子”，就是动了他的“奶酪”，他就会想尽办法来打压你。尤其是年轻人，这样下去，中国科学和学术还有什么希望？
如果国家不下大力气来扭转这种不良的风气和不好的制度，投资越大，就会损失越大。因为学术腐败也会越来越严重。虽然中国科学也会向前迈进，但如果腐败的力量一旦超过进步的力量，整个体系就会崩于一旦。
这个道理跟政治上的反腐是一样的。政治上都这么强力反腐了，为什么学术上反腐还迟迟不去推动呢？我想，这可能是最高层对科学界与学术界的乱象还比较克制。对专家学者还留着三分面情。可能也是因为还没来得及分出精力来管这方面的事情，下决心去改革。但目前时机已成熟了，再不改革真就斯文扫地，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全垮掉了。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迷信权威，迷信院士？我不是说院士不好，一个科学家做出了重大成果，国家给他一个院士荣誉，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我只是反对迷信权威和院士，在科学创新能力上，他们其实不如年轻人，这本来也是一个科学常识。但在行政主导的科研体制下，领导要交代一项重大科研任务，他一般会找一位权威或院士来挂帅。这么做，他的政治风险就小了。要是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位年轻人，万一失败，他面临的政治压力就会非常大。除非这位领导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权力，他才能承担起这种政治风险。
所以，我们要搞科研体制深改；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来牵头主抓才行，就像当年聂荣臻元帅主管“两弹一星”那样。没有这样的政治权威性，要想真正推动科教文宣深改，恐怕也是不能搞彻底、搞成功的。
教育体制的深改
教育是根本问题之所在。这里主要讲高教的深改。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摇篮，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华表。科技强则国家强，文化兴则民族兴，主要就是看大学的好坏，看大学的精神。
对高教改革，大家抱有的期望最大，提出的批评意见也最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讲了20多年，但还是差强人意，壮志难酬。教改涉及面太广，这里我只来探讨两个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即大思政课改革和大学如何去行政化。
我们先来讲大思政课改革的问题。大思政课就是国家统一要求的政治思想理论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4门课程。
严格讲，大思政课是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而通识教育就是专业课程之外的素质教育，这也是大学教育的通识。像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程是8门：审美与解释理解、文化与信仰、道德推理、经验推理、国际社会、世界中的美国、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也是8门：美国文化、艺术与文学、历史、哲学与价值、社会与行为科学、国际研究、物质科学、生命科学。[1]我们的大思政课就相当于美国大学中“文化与信仰”、“道德推理”、“世界中的美国”、“美国文化”、“历史”、“哲学与价值”这类课程，主要目的都是培养学生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国家教育的这个根本目的，古今中外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仅仅只是教学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但现在也有一种负面情绪性的观点在悄然流行，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大思政课没必要占用那么多学分，绝大多数学生不喜欢、也不相信这门课讲的内容。这就等于是强制性学习，反而适得其反。这里确实隐藏着一种危险性，就是这种观念可能会进一步怀疑甚至否定党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
前面论述百年党史时就说过，党史是中国现当代史的核心，它已经深深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不是谁想否定就能否定、想切割就能切割掉的。从大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当代中国是三种文化的集合体。
第一种是“红色文化”，就是党的历史和传统这一套思想体系，这是政治文化的核心；
第二种就是“黄色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套思想体系，这是道德文化的核心；
第三种就是“蓝色文化”，就是从西方文化中引进来的科学与民主这一套思想体系，这是学术文化的核心。
这三种文化就是三种不同的思想语言体系。近代中国一直处在这三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有些价值观念的冲突至今还没有完全理顺统摄。这三种文化不能相互否定，只能相互融合。
通识教育其实讲授的就是这三种文化的精髓。而大思政课主要就是指“红色文化”，它是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文化共识。如果不重视大思政课，对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来说，最终肯定也是要出大乱子的。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政治信仰，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红黄蓝这三种文化，红色文化是国家文化的主体和根本。只有根深蒂固，才能枝繁叶茂。
然而不得不承认，目前大思政课的教学效果确实非常差。不仅学生们不喜欢、不相信，恐怕就是党校学员也不太喜欢、不太相信。大思政课改革，我认为这是教改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不相信思政课？我认为主要是教学方式太落伍，太僵化，都是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来讲，生怕讲错一句，不敢越雷池半步。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太多。这么去讲课，再好的内容也没人喜欢，再好的道理也没人相信。
再说，马恩都是两百年前的人了，有些“普遍原理”也必须与时俱进才能讲得通了。如果只会引经据典，照本宣科，这样来讲理论课程肯定是没有说服力的。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过：“‘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要讲好大思政课，包括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我认为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把红黄蓝三种文化都打通。即，红色文化的道理，用黄色文化的道理也能讲得通，用蓝色文化的道理也能讲得通，三种文化换着讲都能讲得通。
中国文化本来的特点就是能融合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之集大成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我们也可以把红黄蓝文化融合称为“新三教合一”。历史上，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教就是国教，道教是民间信仰，佛教是外来文化，直到北宋周程朱“新理学”才算真正完成三教合一。这跟近百年来中国面临的文明冲突情况其实也差不多。
西学东渐，国家意识形态崩溃后又重新统一，文化积淀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如果用“新三教合一”这种方式来讲大思政课，它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非常具有创造性，也非常吸引学生了。
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是国内量子力学哲学解释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就主张，如果把前沿的科学哲学和传统的自然辩证法放在一块来讲，就会取得非常明显的教学效果。[2]所以，要讲好大思政课，对教师的学术水平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必须突破传统的“八股文”教学模式，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来“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在掌握基本原理、吃透教学大纲后，教师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讲课，这是正常的理论新陈代谢和文化传承发展，这样一门学科才不会固步自封，它才会真正具有思想创造力和学术生命力。
不创新，不发展，任何思想体系最终都会变成“死水一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好，都必须用一种开放性、当代性的教学方式去讲课。那种试图削弱大思政课的观点当然是绝对错误的。但其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也必须改革，以适合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接受习惯。这是新时代教改最关键的一项内容，是提纲挈领的。这个问题先解决好了，其他问题也就好办了。
第二，再来讲大学如何去行政化的问题。这是大家批评最多的，也是最难解决的。教育部往往就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大学校长是教育部任命的，大学经费是教育部拨款的，大学课程是教育部定编的，大学评审也是教育部组织的。教育部把大学管理得严严实实的。而大学这边哩，又总想着要“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这就是一个制度矛盾。
一种偏激的观点认为，只要把教育部撤销了，压在大学身上的“三座大山”就没了，自然也就办好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怎样理顺教育部和大学的关系，这是大学去行政化的一个前提。“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化，而是行政化要更好地为大学改革、大学发展来服务。
那么，先要搞清楚大家争议的焦点在哪。总的来说，教育部也好，科技部也好，行政部门主要是为大学与科研机构搞服务工作的。就像聂荣臻元帅说过的：“科研工作好比打仗，后勤工作一定要跟上，我就是科技战线上的一个后勤部长。”因为行政人员自己不教学，也不搞科研，如果让他来决定怎么搞教学与科研，这怎么能搞得好？最后，不是“外行领导内行”，就是“越俎代庖”，必然会搞错方向。
教学与科研的具体工作，其自主权需要完全交到一线人员的手里，由他们自己决定去怎么做。行政部门的自然扩权倾向就是做大做强，而不是做精做细。所以，在行政主导下，985、211，双一流，未来科技学院，这些“大工程”接连上马，大家把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些评审活动上了。上上下下都忙于奔波，搞得筋疲力尽。可这能搞出什么效果。难道“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能自己评出来的吗？
其实，大家对这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都深恶痛绝。可风气、制度就是如此，每个人都被迫卷入这些无聊的评审游戏里。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的讲话，“决不能让科技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无谓的迎来送往活动上，花在不必要的评审评价活动上，花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活动上”，确实讲出了大家的心声。
目前教育部有76所直属高校，但大学建设经费投入严重不平衡。2020年清华总经费是310.72亿元，比第二位的北大高出100多亿，与排在最后19位的大学总经费相当。这就是典型的“政绩思维”。
不是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吗？那就集全国之财力，先办出一两所来当典型。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需要很多钱。但如果这么搞，且不说能不能搞成，中国这么多大学就不再是平等关系了。“钦定”几所一流大学，必然损害所有大学的利益。
再者，偌大的中国，光清北几所一流大学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各地分布也要均衡。各大学之间，必须是平等的学术竞争关系，这样形成的一流大学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靠行政垄断形成的一流大学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行政资源是有限的，而社会资源是无限的。行政垄断绝不能损害社会公正。没有自由的大学竞争，建一流大学就会成为无本之源和无根之木。这样的一流大学，其实不建也罢。
中国搞经济体制改革的秘诀就是“增量改革”。国企利益格局很难打破，就别去硬改。先发展民企，慢慢地去跟国企竞争。等民企发展起来了，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也就建立起来了。大学竞争也是打破大学官僚行政化的利器。
我的想法是，国家应鼓励地方办大学，来跟教育部直属高校竞争。大学改革先从地方做起。硬是要改变教育部这套体系恐怕也很难，搞不好也会出乱子。那么中央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创办大学。像广东、浙江等这样经济发达地区，其实他们创办一流大学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凭什么不让地方办一流大学？难道非得教育部才有这个资格？说白了，还是一个部门垄断利益的问题。
深圳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创办了一所南方科技大学，教师、学生都到位了，教育部还卡着不让人家自主招生，这根本就不符合经济学常识。现在看来，南科大的创立，为中国高教体制改革探索出了一条新路。[3]后来杭州创办西湖大学就顺利多了，现在曹德旺又要投100亿创办一流理工大学。国家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来办大学，形成大学竞争的格局。
如果民间闲余资本投入到教育科研领域，就会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多元化投资格局，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光是国家投资，其经济效率是比较低的，也容易造成学术腐败。一些地方性大学，政府没有钱投给它，如果能引入民间资本来发展，这也是两全其美的事情。譬如武汉学院，本是一所财经类民办大学，腾讯公司联合创始人陈一丹无偿捐赠了20亿，它才飞速发展起来。这样利国利民的事情，国家应该多鼓励，多支持，完全没有反对的道理。
目前中国大学的关键问题，并不是缺钱，而是缺乏竞争性体制。如果没有好的大学制度，国家投入再多的钱，最终只会导致大学更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假如，未来中国要建成10所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一半以上是地方和社会投资建成的，而且分布在全国各地，这样来搞才有意义。
像香港科技大学，建成不到10年，就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世界排名也在清华之上。相比之下，国内大学搞了20多年“双一流”，也就清北两所学校有点模样。可国家投了多少经费，这个效率实在太低了。所以，国家应该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创办符合本地特色的大学。谁做得好，国家就支持谁，而不是自己耗费巨资去打造几所世界一流大学。
行政垄断必然导致大学之间缺乏竞争。一流大学是竞争出来的，而不是“内定”出来的。说不定一竞争，效果马上也就出来的。在新形势下，国家应该考虑制定出台地方和企业投资办学的政策，让地方竞争来打破部门垄断，这或许是推动大学去行政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其次，就是这76所部属高校，也必须同时大力推进教学与体制改革。中国大学存在的诸多问题，大家心里其实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是很难下决心来彻底改革而已。
办好一所大学，关键是要选好一位校长，放手去让他做大学的改革。新时代的大学校长应该首先就是一位坚定的改革者。教育部与其去搞什么“双一流”，还不如来搞深改试点。各所大学的情况不同，改革措施必然也会各有千秋，所以不能搞“一刀切”。
如果最高层下决心来推进大学改革，可以考虑先选10所大学来做改革试点。由中组部来任命这10所大学校长，教育部特事特办，全社会围观督促，这10所大学来搞一个改革竞赛，最后看哪所大学改得最成功。
公立大学改革其实没那么复杂。核心就是一条，对行政权力与行政开支必须做出硬性指标约束，把主要经费花到学生与教师的身上。大学改革必须为全社会先做出榜样。如果这么来搞，就会迅速掀起一股改革新浪潮，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大学改革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整个改革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这个领域一旦突破了，必将对新时代的深改产生深远影响。
学术特权相对其他特权利益集团还是“软实力”，算不上“硬实力”，所以它也比较容易被打破。大学里毕竟是搞学术而不是权术。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支持改革的。对学术特权利益集团，他们失去的也只是个人利益，获得的却是整个学术的尊严。所以大学改革一旦启动，形成气候，知识分子就会成为这场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群策群力，大事必成。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斗争。先来搞科教体制深改，这肯定会斗得头破血流，但绝不会斗得你死我活，这样搞才能搞出一条“活路”来。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我们必须下这个决心，来把大学建设好。（待续）
文化体制的深改
文化体制是指文学、艺术、影视、新闻、出版、网络新媒体等这样一个体系。十四五规划提出，中国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强国。也就是说，还有不到15年的时间，我们要创作出世界级水准的文学、艺术与影视作品，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成为引领国际时尚潮流的文创中心。
目前来看，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影视，不要说去跟好莱坞比，就是跟韩剧比也相差一大截。“韩流”已成为世界性的流行文化符号，可中国屏幕上全是抗日神剧、宫廷戏和“小鲜肉”的天下。我们也没有世界第一流的新闻社。中国的发声往往出不了国门。不仅缺少话语权，在国际上还总是“挨骂”。
最重要的是文学艺术。官方支持的主流文艺跟最有创造性的艺术思潮是脱节的。譬如就拿中国当代艺术来说。当代艺术作为时代前沿的概念与符号，或一个艺术生态圈，不仅具有对传统的解构，也具有对传统的融合力。85新潮、玩世写实主义这批当代艺术家都是在体制外产生的，后来受到国外资本的追捧，他们就逐渐成为商业时代某个阶段的“文化英雄”，也产生了一定的世界性影响。还有一部分对传统文化具有内在融合力、主张“文化复兴”的艺术家，在解构了传统的叙事上，重新追本溯源开创新的艺术主张，也在国际上活跃具有相当影响力。无疑他们是最有创造性的艺术形态。
后来国家一看不对劲了，国外资本通过炒作当代艺术掌握了话语权，一方面，从当代艺术领域吸收了部分精英进入了官方的文化艺术机构；比如方力钧、朱其都进入了文旅部；
另一方面，也开始投入政策性资本，来炒作美院体系和传统艺术的作品，希望藉此重新夺回艺术品市场的主流话语权。但这些作品拿到国际上去展览时，由于缺乏过硬的艺术和学术价值，结果闹了不少笑话。国家花了不少钱，但真正起到建设性作用很少。
“笔墨当随时代”、“文章合时而著”。美院传授的审美局限于传统，自身理论创新又很难突破，如果失掉了现实性、当代性和现代性，再好的传统文化都只是文物而已。
国家对最有创造性的当代艺术是不太了解的。不仅如此，像崔健的音乐，海子的诗歌，王小波的小说，贾樟柯的电影，这些现代主义的第一流的文艺作品，也都是在体制外获得广泛认可的。官方对这些艺术形态是不认可的，甚至是一度禁止的。
对比之下，“鲁迅文学奖”办成了金色的“垃圾”，“茅盾文学奖”办得也越来越“内卷化”。《诗刊》上“尿体诗”层出不穷。书协、美协搞得笑话百出、“乌烟瘴气”。作协、文联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小。国家文化机构的权威性，在大家的心目中其实已荡然无存。
为什么官方支持的主流文化不能包容颇有创造性的当代艺术以及别的艺术流派与艺术思潮呢？如果没有这批最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参加，光靠体制内这帮“传统”艺术家，中国可能建成文化强国吗？为什么国家跟这些真正想搞艺术创作的文化精英会对立起来？这是新时代我们必须要好好反思的一个大问题。
当然，艺术家首先都要生存。以前他们只能依赖权力，但现在他们还可以依靠市场。画卖好了，书畅销了，照样可以名利双收、功成名就。艺术家不必吊死在一棵树上。体制内、体制外是“两张皮”，这对艺术家当然是好事，他多了一条成功之路。但对艺术本身来讲，纯粹市场化未必就是好事。
资本是逐利的，市场会产生泡沫。如果纯粹让资本市场来决定艺术标准，这也会导致另一种文化危机。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国家承担着“政教风化”的职责，也就是国家对文化承担着基础性的、顶层性的建设重任。说明白一点，就像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代表着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最高评价，引导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方向，这是其它评价体系代替不了的。如果这个最高奖项都搞歪搞坏了，那么国家对科学事业就没有道德号召力了，这就会严重扭曲科学评价标准。
科学反映了人类探索自然规律的精神面貌；文化则反映了人们改造社会的精神面貌。国家提倡、扶持什么文化，这对文化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国家规定了文化的最高典范。但现在官方文化机构日渐式微，根本就不能让大家产生敬意，失掉了那种令人信服的权威性。国家并没有完全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道德使命和领导责任。至少那种“教化”的权威性已非常淡化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文化存在的三种意识形态。国家必须承担起自己“道德评判”的主流文化建设责任，这是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替代不了的。主流文化亟须改革创新发展，这是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文化、教育其实并没有那么特别重视。虽然管得严，但抓得不紧。因为这需要牵涉到很多精力，领导人可能根本还管不过来。所以文教体制改革就一直搁置起来。只要不出乱子就行，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就行，别去折腾。所以，邓小平曾说过，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我们树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但对文化体制改革，我们的目标始终不清晰。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也不想真正去改变什么。只要政府报告上写上几段漂亮的文字，装个门面就可以了。
具体的文化部门，都是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出版社也好，电视台也好，只要跟权威版本或官方说法有一点点出入，政审马上就毙掉。所以，要搞创作，现实性题材就没法真实去写。历史性题材也没法真正去写。大家就只能一窝蜂去写出不了格的娱乐题材，娱乐至上主义就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最近几年“小鲜肉”这么流行，据说电视台负责审片的人大多都是中年妇女。在文化界，政审决定一切。我一位朋友自费出版了一本政治经济哲学的著作，出版社政审就搞得很可笑。凡是“社会主义”都用A来表示，凡是“资本主义”都用B来表示，生怕担一点风险。我自己也给中央电视台写过纪录片，台里审片搞得也是草木皆兵，心惊胆战。凡是有点敏感的地方，都必须做模糊化处理，甚至不惜完全“抹平”。撰稿人自己绝不能有半点发挥。这样搞文化，只适合做流水线上的快餐文化，都是一个模子定制出来的，不能有个人的思想在里头，这能搞出好作品吗？
说到底，搞文化，究竟政治标准第一，还是艺术标准或学术标准第一？政审当然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政审也不能绝对化，不能搞过头。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学术标准不能搞得对立起来。政审必须严格限定其范围。在范围之内，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道德的言论，必须严加禁止。譬如邪教、恐怖主义、分裂势力等。但在这个范围之外，就应该淡化政审色彩，艺术标准、学术标准就是第一位的。
艺术家也好，文化人也好，都是想表达一些自己对世界的独特认识，这是很正常的，也是正当的言论自由。不能说他的看法跟标准说法或官方说法稍有出入，就是“政治觉悟”不高，或“政治立场”有问题，就得把人家枪毙掉。这样就把文化搞死了。“极左”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政审本是非常手段。绝不能扩大化，哪来那么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搞文化就得有点文化雅量，绝大多数艺术家或文化人都只想搞自己的专业，根本就没有涉及政治，可“政治禁忌”总是无缘无故地找上他们。政审一旦绝对化，作品的生死，作者的命运，说实在的，就掌握在一些不懂艺术、不做学问的行政官员手里了。即使他懂行，他首先考虑的也是怕有争议，惹风险，担责任。
即使像科学研究这样根本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领域，也会被学术行政化卡得死死的，就更别说像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的“喉舌部门”了。说实在的，好的文化传统都往往毁于此，他们已经高度格式化了。任何独创的思想和匠心的语言，都会被他们批改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他们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后，往往会固化滥用这个权力，整个文化就会趋向平庸化。在我有限的从业经验中，文化部门做事情都如惊弓之鸟、笼中困兽一般，都是戴着枷锁在跳舞。但搞文化是必须要有点血性的。
政审太严就等于把文化管死了；太松又怕出乱子，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好办法，还是先严管吧。本来政治与文化应该是亲兄弟，文化不能搞成政治的附庸。政治必须讲组织纪律，文化需要有自由精神。文化要尊敬政治，政治也要尊重文化。政治与文化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不应该搞得如此紧张、内耗。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似乎成为学者文人心中遥不可及的幻梦。就像国家本来也是希望培养出一流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文豪，但最终却事与愿违。究竟卡在哪呢？这似乎成了一个“死结”。早年读书，读到徐复观先生一句话，印象极深。他这样感慨：“我们是正处在由政治来决定生死命运的大悲剧的时代，这才是真正时代的死结。……再由此向下，我认为早已日暮途穷，实再无尺寸之路可走。” [4]难道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还解不开这个“文化死结”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新时代需要新文化、需要新气象。
只有做出一流的文化，我们才能真正具有文化自信的底气。靠这些抗日神剧、千篇一律的花鸟山水、缺乏思想的“主旋律”，怎么可能让人感动，让人尊重，让人信服呢？新时代的文化必须涌现出一股子政治锐气，一种能把“天下英才皆入我毂中”的内圣精神和外王气势，必须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从大势来看，真正改变世界的往往是底层技术。二十一世纪将是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时代，这两项底层技术也将深刻改变人类的文化甚至文明形态。如果我们能走到新理论、新技术时代的最前沿，那么新时代就将开辟新世纪的“汉唐盛世”。
人工智能一旦完全解决了自然语言理解问题，就会形成一种“超级智能文化”，机器就会超出人类正常的智能水平。人们日常的文化需求，无论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智能计算机都能根据指令自动生产出来。尤其是“人机合作”、“人机融合”，这将会让人类知识产生指数暴涨。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正处在一种新文化或新文明诞生的前夜。或许人类将创造出至少能在智力上超越自己的“新智人”，这是超自然和创世纪的。
人工智能技术很可能会创造出人类的新文明。其次，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也将让文化的传播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巨变。迄今为止，人类文化或文明的进步都是依靠少数精英来垄断的。任何文化或文明最终都会形成一个权力中心。你写论文必须在权威杂志上发表；绘画必须在拍卖行买出高价；写诗写小说就必须获文学大奖；拍电影就必须有高票房。也就是说，你的作品首先必须被权力中心认可；必须通过一个制度化的渠道，才能流传开来并被公众所接受。
但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将彻底颠覆这种文化传播的传统模式，那就是“去中心化”。未来全球文化就将成为无界限的“数字海洋”。谁也无法控制洋流，也无法预知海上风暴。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结合，更是将加速解构中心主义。文化传播不再需要任何权力中心的认可，在“数字海洋”的任何一个源点上，都有可能掀起惊天巨浪。
“数字海洋”有点像“狄拉克之海”，它的每个源点都是不确定性的量子涨落起伏。但整个“海洋”是相互纠缠联结在一起的，它没有中心，但处处都是中心。谁想得到，“乡下姑娘”李子柒的粉丝量会超过新华社和BBC。“业余作家”刘慈欣会享誉世界。或许将来在“黑客”中会产生一流的数学家。一台智能机器人也会做出伟大的科学发现。
人类只要自己不限制自己，尤其是用权力来限制自己，其智力的发展就将是无限的。鉴于二战的经验，世界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需要始终掌握一个原则：人类德性的进步必须能够掌握驾驭科技的发展。否则，科技的失控，就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
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甚至成为科学家。正如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一样。而技术的发展，从向善的方面来看，将让人们摆脱权力中心的桎梏，彻底释放自己的创造潜能。但权力也可能控制技术，因为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权力中心是不可“解构”的，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权力中心代替了旧的权力中心而已。
“数字海洋”也可能会形成权力中心。但它是无形的权力，是大道无形。有形的权力只能控制有限的世界，而无形的权力则可控制无限的宇宙。我们必须从有限的权力走向无形的权力，从有限的世界走向无限的宇宙，这是未来人类的必然宿命。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在文明转型空前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如何迎接“超级智能文明”的挑战？新时代文化体制深改的根本目标就是多出一流作品，多出一流人才，打破自我捆绑的制度束缚，松绑放行，激发中国人的文化潜力和活力，释放文化创造力。我们相信，在未来浩瀚无垠的“数字海洋”上，屹立于东方彼岸的“新大陆”，其文明之光辉必将重新照耀世界。
宣传体制的深改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做出了重要指示。对内要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要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宣传工作的两大任务。但相对于中国的经济成就，宣传工作确实是一块“短板”，说话没人听，说理也没人信，在国际舆论上老是“挨骂”。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杆子。新时代的枪杆子是经济工作，笔杆子就是宣传工作，两手都要抓，两手都得硬。宣传无非就是讲好故事，说明道理。我略谈两点观感。
一，就是理论建设的问题。中美竞争，归根结底是两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竞争。美国人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招牌，而我们就高高举起“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旗帜，这两种价值观其实不分谁对谁错、孰高孰低，只是不同的文化而已。西方那套自由主义的观念，通过近三、四百年的强势文化传播，早已深入人心。中国要建立一套自己的新理论体系，来回应西方价值观的挑战，这应当是当代中国学者之使命。
但我必须强调，这是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不是要否定西方的价值观。我们不可能改变人家的文化，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讲得很明白，让别人也能理解我们的道理。
所以，这不是一个“良政和劣政”的比较问题。不是说这些年我们中国发展得好，而西方发展得不好。美国人遇上了大麻烦，“民主失效了”。改革开放这40多年，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进步，总得来说还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全球化，没有技术，没有法治，中国也不可能这么快的发展。
中西方之比较，不是“良政和劣政”的问题。如果硬要说现在中国治理比西方好得多，这大概也只能哄哄自己，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中西方之比较，我前面详细讲过，主要是一个政府赖以建立的政治学原理问题。我们要把自己的政治学原理讲清楚，并且理论体系化。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都要建立起适合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我认为，西方学者还是讲道理的，这个道理不是“理论自信”，而是逻辑自洽，就是你讲的道理得让人家口服心服，这是不容易的，学术上首先必须立得住才行。如果我们能在学术上搞出一套理论体系，能够先说服西方学者，以理服人，以知识为根本，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才能根扎得深，做宣传才有立足之本，做思想工作才有“源头活水来”。
我们现在老是觉得“有理讲不清”，就是这套理论体系逻辑上还没有完整自洽地建立起来。说起来老是有点“卡壳”。扎扎实实在学术上搞出一项有国际声誉的成果，这比培养一批“网红”更好。“网红”只能影响人们的情绪，但理论却能改变人们的思想。
第二，就是队伍建设的问题。所谓宣传，就是要把我们的价值观念或理论体系，旗帜鲜明并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既要让精英信服，也要让民众信仰，这样就无往而不胜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宣传工作是做得最成功的。理论也好，口号也好，都深入人心，真正做到了让红色革命成为全民之信仰。现在的宣传部门只是一个行政机构，基本上都是照本宣科，生怕说错一句话，不敢越雷池半步，半点趣味都没有，老百姓也是敬而远之。
其实，宣传工作不是“党八股”。这种不接地气，干巴巴的甚至凶巴巴的语言风格，对宣传工作来说是一个致命伤。搞宣传，语言必须生动活泼，直指人心。宣传部门的领导人，不能只是宣读文件，他需要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与文化修养，要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这既需要很强的政治把握力，也需要很强的语言表现力。相当于是一个科学家来讲科普知识，这首先需要很专业的能力，甚至需要很强烈的个人魅力。
宣传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大家心服口服，而不是强制性执行。宣传要少打“官腔”，多讲“人话”，它是政府和社会的一个交流窗口，政府再大，也大不过社会。所以，宣传部门不像其他的行政部门，只要按章办事、严格管理就行，它必须还得“专业对口”，不能“外行领导内行”。
你要让一个不懂文学的人去管作协，不懂艺术的人去管美协，不懂影视的人去管CCTV，一个化学硕士的党委书记去管数学系，这哪能管得好？所以，新时代需要引入一些有能力的专家学者、文学艺术家进入宣传部门，这些人可以作为任期制官员进入体制内（即任期结束后，或可离职，亦可留任），为这个行政部门注入新鲜血液，注入新动能，要选一些有社会声誉的“文化能人”进入到宣传系统中来。
官当久了，权力大了，思想就容易固化僵化，自然就很难听进去不同的意见，这也是常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在其他行政部门，也可以这样选拔一些社会精英进入体制内，不断刺激官僚机构，让”鲶鱼效应”来减缓制度惰性和作风腐化，打通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一条制度化渠道。这样或许也可以为行政体制改革探索出一些有益经验。
以上只是讨论了一些粗略的情况，也不一定全面和准确。科教文宣的深改，当然不是这样一篇漫谈文章就可以解决的。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加快推动这个进程。
科教文宣深改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要一竿子插到底，彻底地改革才行。究竟怎么改革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如何下决心来改革才是最主要的问题。不下这个决心，想法再多也没用。能否启动科教文宣深改，完全取决于最高层的决心。
但科教文宣的深改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式的僵局或困境。改就是找死，不改就是等死。意识形态问题，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很难把握好分寸。很多人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认为经济改革之后就要推进政治改革，并搬出邓小平的名言来证明——“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可这种想法也不太切合实际，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必须还要有文化体制改革这么一个中介环节，也就是科教文宣的深改。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选举产生国家最高领导人，选举党政军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这个难题其实我们一直都没解决好。这也是意识形态的“硬核”，搞不好就会出大乱子。虽然新时代是往“法理型权威”迈进了一大步，但一套完善的民主选举制度并未完全建立起来，每次换届选举牵涉到的“山头主义”权力与利益斗争，都像经历一场“生死劫”。风险太大，稍有不慎，我们就会退回到历史周期律的老路上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
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理顺这个大难题，开创出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新制度，把中国这艘疾驶的巨轮带到正轨上去。但解决意识形态问题，需要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这就需要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鼎力支持，中国顶层的权力意志，只有同这个时代最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文化精英结合起来，才能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爆发出来。
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现在等于我们的身体强壮一点了，但头脑还是比较虚弱的。科教文宣的深改，就是要打通我们身体上的任督二脉，把我们思想上的创造潜力激发出来。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确实还处在不同文化观念的巨大冲突中，有许多制度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理顺，那我们就缓一缓，放一放，先来集中力量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科教文宣深改）。只要思想一解放，知识一进步，那时很多难题就会水到渠成，迎刃而解，我们最终就能达成新的政治共识，创造出新的政治文明。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必须建起文化体制改革这一缓冲地带。科教文宣深改必须先行。不经过这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就会非常巨大。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如果知识分子精英和高层权力能联合起来，共同推动科教文宣深改，并动员民众来创建一个新时代，或一个新世纪，让中国人压抑太久的精神蛮力重新耀亮世界，真能如此，则中国文化幸甚，中华民族幸甚也！
对二十大的建议
20大将决定21世纪中国的前途命运。新时代已经开创了一个大局面，但它能不能成为大家的政治共识或政治信仰，在未来30年内成为中国坚定执行的基本国策，就看二十大开得怎么样了。
关键是要给大家带来一种看得见的希望，一种能激发大家内心激情的社会变革。我建议，20大以后，一定要把科教文宣深改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像当年聂荣臻元帅抓“两弹一星”，或18大以后反腐那样，安排一位有威望的常委专职来抓这项工作。一揽子统筹，一改到底，彻底地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新一代知识分子就会投入到新时代伟大改革和伟大斗争的历史洪流中来。
任何伟大变革的时代都是思想先行的，都是风气和形势先掀起来的。我也是希望在文化上能有一场“狂飙突进运动”。在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出一批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把中国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要是文化上、思想上没有大变化，没有这股子精神上的大气势，就不可能彻底冲垮“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坚固的制度堡垒；新时代“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把熊熊大火也就很难烧成燎原之势。新时代一定得有新文化，新气象。科教文宣深改事关全局，势在必行。思想决定未来。站在个人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我愿尽自己微薄之力，为这样一个新时代而鼓与呼！
参考文献
[1]钱颖一.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32(1):1-8.
[2]桂起权,沈健.论科学哲学前沿与自然辩证法传统的一体性[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6(1):1-10.
[3]国家战略与改革研究组.南方科技大学改革的启示——南方科技大学改革调查报告[J],改革内参·高层报告,2012(3).
[4]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C]，汤学智,杨匡汉,编.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87-88.
https://www.hkanews.com/web/content/detail/id/788.html
吕陈君︱2021新时代科教文宣深改报告：教育体制的深改（3）
https://www.hkanews.com/web/content/detail/id/787.html
吕陈君︱2021新时代科教文宣深改报告：科研体制的深改（2）
https://www.hkanews.com/web/content/detail/id/786.html
吕陈君︱2021新时代科教文宣深改报告：聚焦意识形态问题（1）
https://www.hkanews.com/web/content/detail/id/785.html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这百年历史，总的来说，是中国从山河破碎、国家衰败、民族危亡逐渐走向政权统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大历史；也是中国从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逐渐走向新兴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大历史，中共无疑就是推动这一宏伟历史进程的领导核心。
当今世界，正处于空前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如果我们站在百年党史的视角上，新时代就具有其特殊的意义。新时代究竟“新”在哪里？它在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发展中又处于何种地位？特别是，当前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但“深改”的突破口究竟在哪？找到这个突破口，就是找准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最敏感的变革需求，它也是最容易点燃“星火燎原”的这个爆发点。
聚焦意识形态问题
我个人认为，这个突破口和爆发点，就是科研、教育、文化和宣传这四个领域的深改。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依旧布满“雷区”，因为这涉及到了最根本的利益关系与最核心的权力结构之博弈调整，所以短期内很难见效。
相比之下，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一个薄弱环节，它包括科技口、教育口、文化口和宣传口这四个部门。由于它不属于核心权力部门，只要高层下决心，在这四个领域要取得深改的重大突破，这是完全有可能立马见效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十四五规划提出中国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大国。这其实都跟科教文宣深改有密切关系，这项改革无疑也是非常重要而十分紧迫的。
如果我们能顺利推进科教文宣深改，促使中国人的思想创造潜力爆发出来，那么，知识分子尤其是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就会自发投身到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来。
新时代的伟大事业也就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奋斗目标，这必将点燃新时代的思想火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就会不战而胜。
但有些人可能认为，科教、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不能轻易去改，一改，社会思想就会乱。这种观点似是而非。
自然科学研究，根本不涉及意识形态。国家给了那么多经费，怎么也做不出来重大成果？难道国家不希望出重大成果、出伟大天才吗？显然不是这样的。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中国科教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创新的氛围。虽然总体上讲是行政化带来的弊端。但现在学风也搞坏了，而且已丧失了底线。
国家当然希望科研工作者能做出重大成果。但这些创新成果绝大多数就被所谓的权威给扼杀了。因为创新就是要挑战权威。中国学术界却非常缺乏这种创新的精神。这就不光是单纯的体制问题了。
所以，光靠学者的道德自律和学术圈的自净功能，很难打破这种权威垄断的格局。必须通过最高层的权力介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好的学术风气和不良的科教体制。
我的观点是，学术权威可以解构掉，但政治权威必须建构起来。学术要祛除行政化，必须最高权力介入才能推动。
推进科教文宣深改，首先就要澄清一些深层次的思想观念误区，解决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下面我就来讲科研、教育、文化和宣传这四大领域的深改问题。不讲具体的、详细的，因为那得做几个大课题才能搞得清楚。这里只讲几个认识观念的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之所以不好处理，尚属“改革禁地”或“计划经济最后一座堡垒”，主要还是我们的认识不到位，思想不解放，所以就难下决心。
科研体制的深改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深改委第19次会议，强调要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关键是解决好“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的问题。
目前国内的做法是：“评什么”就是立项，像科技部、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中科院等主管部门，每年都有大笔科研经费，他们每年都要做一个课题规划，然后各个研究机构就来报课题，俗称“跑项目”，这是完全由行政主导的审批程序。
“谁来评”就是组织专家来评审。这主要是看项目申报单位和申报人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关系了，而不是看学术水平的高低。而且越是创新的研究成果，通过评审的可能性就越低。站在申报者的立场，项目只要能通过就行，没必要搞太前沿性的研究。新的学术观点引起的争议肯定也比较大。
“怎么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评审会，找几个大专家来讲几句好话就通过了。当年“汉芯一号”造假，参与评审的院士都是好话连篇，没人提出怀疑。其实大家心知肚明，都是靠做项目来赚点钱，何苦挡别人财路呢？
徐匡迪院士就尖锐地批评过：搞项目评审、专家投票，往往把颠覆性技术“投”没了。
另一种就是发论文，发国内核心期刊还不行，就发国外SCI。如果我能搞到几百万的科研经费（更别说亿万级别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发几篇论文这不是“小儿科”吗？
我有一位朋友在一所985大学，科研经费非常好拿的那种顶级大学。最近中央把国企也纳入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他说一家国企有意向给他们系两个亿，只要求发3篇国内核心论文和1篇国外SCI论文。系主任就天天去跟人喝酒，让他成天查资料写论文改论文。4篇论文2个亿！这简直把我惊呆了！这钱也太好赚哩！
我参加过中央党校“民营企业重大科技创新”课题，国内真正搞创新研究的企业或学者，反而很难拿到科研经费。能拿到这种钱的，都是有关系的“大咖”。他们拿到经费后，再外包给学生或同事，装模作样搞点研究发点论文就可以了。
这其实都是“中国套路”了，跟包工程没啥区别。
我还有一位朋友在华为。他跟我讲，华为本来是可以申请国家科研经费的，但他们不干这种事，就是怕被这种“套路”搞坏了公司的创新文化。
最后“怎么用”，就是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国家投入了这么多科研经费，究竟能对国民经济产生多大实际作用呢？但可惜的很，据统计，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5%，美国是50%。深圳一线技术公司97%都是通过需求导向模式开展创新，极少有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
也就是说，一线技术公司其实跟国家科研规划布局没太大关系。
所以，当中科院宣布“卡脖子清单”时，任正非却对9位大学校长说，“卡脖子”你们就别管了，你们去搞你们的科学研究，我们搞我们的工程问题。
深改委提出的这四个问题，需要从更深层次的整个科研体制上来一揽子予以解决。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我觉得首先要解决对科学技术研究两个根本性的认识问题。
第一，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规律，只有遵循这个基本规律，才能解决好科研体制的顶层设计问题。
从科学研究到技术研发的整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基础理论或纯理论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搞清楚世界现象的基本原理。必须强调的是，这个阶段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纯粹只是为了满足智力上的好奇心。
基础理论研究是科学技术的源头。但能够做出重大成果的科学家却非常少。它最主要的科学社会功能是不断提供新思想，培养人才。在基础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会源源不断地形成新的科学思想，培养出新一代的科研工作者。
由于基础理论研究是不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所以老想着要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去实现成果转化，这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也是缺乏远见的。
爱因斯坦能推导出质能方程，但要让他去搞原子弹肯定搞不出来；麦克斯韦能创造出伟大的电磁学方程，但要让他去设计发电机估计也做不到；薛定谔能写出优美的波动方程，但要让他真去发明量子计算机也会一头雾水。
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技术研发完全是两回事。纯理论研究只是为技术研发提供指导方向，而不是直接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由于基础理论研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基础研究要取得重大突破，主要靠个人的智力，而不是靠“群策群力”或“大兵团作战”，国家在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时，就必须注意到两个原则性的问题。
一是科技部也好，中科院也好，主要精力不要放在搞什么基础科学研究规划，去搞什么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基础研究不是能规划出来的，而是科学家自己探索出来的。你能去规划爱因斯坦、颜宁这样的科学家做什么研究吗？这些大科学家比做规划的官员和专家都要懂得多，你怎么去规划他们？
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给他们创造好的研究环境。特别是尽量不要去干扰他们。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必须保障他们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课题，这样反而能做出重大成果。做基础研究，一定不能有功利性，它体现的是人类智力的尊严。
二是做基础研究。其实也用不着太多经费，杨振宁先生讲这主要是“用笔算”的事情。由于它不产生经济效益，所以基础科学研究经费主要应由国家来提供。在现有体制下，这笔经费主要应提供给大学，以自报课题形式为主。尤其，在民间的杰出学术人物，有学术著作与理论成果的，也可以申请经费与国家奖励。一切，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最基本原则。
国家设立基础科学研究基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搞什么大项目，而是为了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自身的创造潜力，建立起自由、公平竞争的科研环境。说实在的，多给博士生和研究人员发点科研津贴，都要比搞什么“量子卫星”好。
再次强调，基础科学研究并不需要太多经费，只要保障好广大科研人员尤其是年轻科研人员必要的科研条件和学术权利。让他们在自己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尽快做出成果。那么原创性性的科学创新思想就会层出不穷，自然就会涌现出重大的科研成果和伟大的科学天才。
做基础科学研究，一定不要有功利性。它不是能规划出来的。国家这部分科研经费一定要“少而精”、“广而平（公平）”。哪怕这笔钱全部拿来用于提高一线科研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我觉得也比搞那些“华而不实”的重点项目要好。国家支持基础理论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多出成果，而是为了多出人才。
第二个阶段就是应用理论的研究。有些基础理论可以进一步开发成工程技术，从而具有实用价值。但在基础理论和工程技术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应用理论研究。它是指根据基础理论，构建出相关工程技术的理论模型。应用理论还不是真正做出技术产品，它只是一种理论方法，但已经可以转化成应用技术了。
像一些前沿性技术的研究，譬如量子计算、量子通讯和超导材料等，这些都属于应用理论，它们都是根据一些基本的物理学原理而设计出来的技术理论模型，还远远不具备实用的价值。但一旦做成功就潜力巨大，同时失败的风险也很大。
什么是基础理论？什么是应用理论？什么是工程技术？这是要搞清楚的几个关键性概念。可以举例来说明。我们知道，现代计算机科学之父是图灵。但图灵最初根本不要研究什么计算机器。他是想解决“计算是什么”这个数学基础问题，就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这完全属于数学基础理论研究。
后来，冯诺依曼把图灵机的数学原理用到电子计算机的设计上，提出了著名的冯诺依曼体系，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基本架构。但冯诺依曼自己并没有做出一台真正的电子计算机，只是给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这就是应用理论研究。
只有真正把电子计算机做出来，这才是工程技术研究。它涉及到的领域就更广了，是多项应用理论的集成，包括材料和算法等许多研究领域，相当于要把许多成熟的应用技术组合起来，最终做出能应用的技术产品。
我们已经阐明，基础理论研究应该主要由国家来投资，因为它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对于应用理论研究，它是可以最终产生经济效益的。但风险也很大，所以，应用理论研究绝不能由国家独家投资，必须引入企业来做风险投资。即使是潜力很大的前沿性技术，像炒得很火的量子技术，也不应该由国家来主投，因为这些技术都还很不成熟，风险也很大。但行政部门对风险不甚敏感，企业对风险却天生就敏感。
原则上，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由国家来主投，而能产生效益的工程技术研究应由企业来主投，应用理论研究介入两者之间，最好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由国家与企业来共同投资。譬如成立联合实验室之类的研究机构。在科技史上，像贝尔实验室的晶体管发明就是最经典的一个案例。
第三个阶段就是工程技术的研究。这主要是技术员和工程师做的工作。这笔科研经费尤其是商业技术开发的费用，应由企业来主投。工程技术就完全不需要再研究科学理论原理了，它只是把不同成熟的技术组合起来变成一项具体的产品，有点类似于熊皮特定义的“组合式创新”，这就属于企业家精神了。
搞工程技术，就不需要再去研究基础理论。工程师绝不会去怀疑牛顿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他们只需要把这些基本理论直接拿过来运用就行。当然，工程师中也会产生伟大的科学家，如袁隆平。搞清楚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工程技术的关系，就可以搞清楚科研经费的投资主体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搞清楚基础理论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的关系，是科研体制深改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把搞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称为“理论家”，把搞工程技术研究的科学家称为“工程师”；理论家只想干自己喜欢的没什么实用价值的研究工作，而工程师必须解决各种实际的技术问题。这两种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大不相同。
但对某些重大的技术问题研发，必须从基础理论入手，来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所以，应用理论研究往往需要理论家与工程师来共同完成。基础理论研究不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它却是重大技术革命从0到1的关键一步。最具原创性、前沿性和通用性的工程技术，差不多都是直接从基础理论上发展起来的。
国家科研经费应该处理好怎么平衡基础理论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的关系，激发更多的理论家参与到实际的技术研发工作中来，同时也好保护好科学家探索真理的自由平等之思想权利。
第二，我们还必须了解清楚阻碍中国科学创新的根本认识误区在哪，就是中国人太迷信权威，其实权威才是妨碍科学创新的最大阻力。
科学界其实有一个共识，科学家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大概在25-45岁之间，所以菲尔兹奖只颁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科学家超过50岁后，要想再做出什么重大的发现，就非常困难了，因为科学创新需要非常好的想法，敏锐的直觉，这需要“血气方刚”才能做得到。
像哲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可能需要研究者的阅历与经验的沉淀，但像数学这样的智力型科学，更需要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科学创新是年轻人的事业。长者可能经验更丰富，但他的创造力高峰期已过，已经没有那种强烈的创新能力了，有时经验太多反而不利于产生新思想。
创新的关键是要形成好的新想法。但是，中国科研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科研资源过多地向权威倾向，年轻人只能跟着这些权威“打工”。年轻科研工作者在自己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得不到必要的科研经费支持，而这些其实早已过了创造力高峰期的权威，却占有了过多的科研经费，他们其实自己也不做了，都是分给学生去做。
像院士这个级别的科学家，年龄肯定不小了。他实际上可能早就做不动强度很大的创新研究了。可资源却都向他集中。中国院士的权力太大，好处太多，但他实际上往往早已脱离了一线，这就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
王选院士有个风趣的说法：“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已经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了，却说我是权威。”
院士制度已演变成为一种特权利益，这不利于中国科学的创新发展。院士本质上只是一种荣誉，他不应该具有那么大的学术权力。像加州伯克利大学，诺奖得主的最大福利也就是享有一个停车位而已，他没有任何学术特权。但伯克利有109位诺奖得主，车位还安排不过来，人家这才叫牛逼。
想想中国的院士，挂着这个名头就可以到处建院士站，搞经费，其实都是变着法子在搞国家科研经费。可他又做出什么重要成果呢？
丘成桐说，中国许多院士的学术水平还不如哈佛的本科生，就是太多非学术性的因素混杂其中了。而真正需要科研经费支持的广大年轻科研工作者，却很难得到重视和支持。所以，必须回归院士的荣誉本体，剥离其扭曲的利益与权力附体。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也强调，要回归院士的荣誉性、学术性和纯洁性，其实就是指出了院士制度改革的一个大方向。院士制度是科研体制的一个缩影。如果它沦为一种利益机制，成为学术利益集团想方设法来瓜分国家科研经费的“假面舞会”，那么它肯定就容不得正常的学术批评。你要是批评一位权威或院士，就是让他没了“面子”，就是动了他的“奶酪”，他就会想尽办法来打压你。尤其是年轻人，这样下去，中国科学和学术还有什么希望？
如果国家不下大力气来扭转这种不良的风气和不好的制度，投资越大，就会损失越大。因为学术腐败也会越来越严重。虽然中国科学也会向前迈进，但如果腐败的力量一旦超过进步的力量，整个体系就会崩于一旦。
这个道理跟政治上的反腐是一样的。政治上都这么强力反腐了，为什么学术上反腐还迟迟不去推动呢？我想，这可能是最高层对科学界与学术界的乱象还比较克制。对专家学者还留着三分面情。可能也是因为还没来得及分出精力来管这方面的事情，下决心去改革。但目前时机已成熟了，再不改革真就斯文扫地，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全垮掉了。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迷信权威，迷信院士？我不是说院士不好，一个科学家做出了重大成果，国家给他一个院士荣誉，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我只是反对迷信权威和院士，在科学创新能力上，他们其实不如年轻人，这本来也是一个科学常识。但在行政主导的科研体制下，领导要交代一项重大科研任务，他一般会找一位权威或院士来挂帅。这么做，他的政治风险就小了。要是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位年轻人，万一失败，他面临的政治压力就会非常大。除非这位领导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权力，他才能承担起这种政治风险。
所以，我们要搞科研体制深改；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来牵头主抓才行，就像当年聂荣臻元帅主管“两弹一星”那样。没有这样的政治权威性，要想真正推动科教文宣深改，恐怕也是不能搞彻底、搞成功的。
教育体制的深改
教育是根本问题之所在。这里主要讲高教的深改。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摇篮，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华表。科技强则国家强，文化兴则民族兴，主要就是看大学的好坏，看大学的精神。
对高教改革，大家抱有的期望最大，提出的批评意见也最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讲了20多年，但还是差强人意，壮志难酬。教改涉及面太广，这里我只来探讨两个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即大思政课改革和大学如何去行政化。
我们先来讲大思政课改革的问题。大思政课就是国家统一要求的政治思想理论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4门课程。
严格讲，大思政课是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而通识教育就是专业课程之外的素质教育，这也是大学教育的通识。像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程是8门：审美与解释理解、文化与信仰、道德推理、经验推理、国际社会、世界中的美国、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也是8门：美国文化、艺术与文学、历史、哲学与价值、社会与行为科学、国际研究、物质科学、生命科学。[1]我们的大思政课就相当于美国大学中“文化与信仰”、“道德推理”、“世界中的美国”、“美国文化”、“历史”、“哲学与价值”这类课程，主要目的都是培养学生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国家教育的这个根本目的，古今中外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仅仅只是教学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但现在也有一种负面情绪性的观点在悄然流行，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大思政课没必要占用那么多学分，绝大多数学生不喜欢、也不相信这门课讲的内容。这就等于是强制性学习，反而适得其反。这里确实隐藏着一种危险性，就是这种观念可能会进一步怀疑甚至否定党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
前面论述百年党史时就说过，党史是中国现当代史的核心，它已经深深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不是谁想否定就能否定、想切割就能切割掉的。从大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当代中国是三种文化的集合体。
第一种是“红色文化”，就是党的历史和传统这一套思想体系，这是政治文化的核心；
第二种就是“黄色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套思想体系，这是道德文化的核心；
第三种就是“蓝色文化”，就是从西方文化中引进来的科学与民主这一套思想体系，这是学术文化的核心。
这三种文化就是三种不同的思想语言体系。近代中国一直处在这三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有些价值观念的冲突至今还没有完全理顺统摄。这三种文化不能相互否定，只能相互融合。
通识教育其实讲授的就是这三种文化的精髓。而大思政课主要就是指“红色文化”，它是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文化共识。如果不重视大思政课，对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来说，最终肯定也是要出大乱子的。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政治信仰，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红黄蓝这三种文化，红色文化是国家文化的主体和根本。只有根深蒂固，才能枝繁叶茂。
然而不得不承认，目前大思政课的教学效果确实非常差。不仅学生们不喜欢、不相信，恐怕就是党校学员也不太喜欢、不太相信。大思政课改革，我认为这是教改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不相信思政课？我认为主要是教学方式太落伍，太僵化，都是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来讲，生怕讲错一句，不敢越雷池半步。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太多。这么去讲课，再好的内容也没人喜欢，再好的道理也没人相信。
再说，马恩都是两百年前的人了，有些“普遍原理”也必须与时俱进才能讲得通了。如果只会引经据典，照本宣科，这样来讲理论课程肯定是没有说服力的。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过：“‘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要讲好大思政课，包括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我认为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把红黄蓝三种文化都打通。即，红色文化的道理，用黄色文化的道理也能讲得通，用蓝色文化的道理也能讲得通，三种文化换着讲都能讲得通。
中国文化本来的特点就是能融合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之集大成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我们也可以把红黄蓝文化融合称为“新三教合一”。历史上，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教就是国教，道教是民间信仰，佛教是外来文化，直到北宋周程朱“新理学”才算真正完成三教合一。这跟近百年来中国面临的文明冲突情况其实也差不多。
西学东渐，国家意识形态崩溃后又重新统一，文化积淀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如果用“新三教合一”这种方式来讲大思政课，它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非常具有创造性，也非常吸引学生了。
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是国内量子力学哲学解释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就主张，如果把前沿的科学哲学和传统的自然辩证法放在一块来讲，就会取得非常明显的教学效果。[2]所以，要讲好大思政课，对教师的学术水平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必须突破传统的“八股文”教学模式，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来“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在掌握基本原理、吃透教学大纲后，教师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讲课，这是正常的理论新陈代谢和文化传承发展，这样一门学科才不会固步自封，它才会真正具有思想创造力和学术生命力。
不创新，不发展，任何思想体系最终都会变成“死水一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好，都必须用一种开放性、当代性的教学方式去讲课。那种试图削弱大思政课的观点当然是绝对错误的。但其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也必须改革，以适合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接受习惯。这是新时代教改最关键的一项内容，是提纲挈领的。这个问题先解决好了，其他问题也就好办了。
第二，再来讲大学如何去行政化的问题。这是大家批评最多的，也是最难解决的。教育部往往就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大学校长是教育部任命的，大学经费是教育部拨款的，大学课程是教育部定编的，大学评审也是教育部组织的。教育部把大学管理得严严实实的。而大学这边哩，又总想着要“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这就是一个制度矛盾。
一种偏激的观点认为，只要把教育部撤销了，压在大学身上的“三座大山”就没了，自然也就办好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怎样理顺教育部和大学的关系，这是大学去行政化的一个前提。“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化，而是行政化要更好地为大学改革、大学发展来服务。
那么，先要搞清楚大家争议的焦点在哪。总的来说，教育部也好，科技部也好，行政部门主要是为大学与科研机构搞服务工作的。就像聂荣臻元帅说过的：“科研工作好比打仗，后勤工作一定要跟上，我就是科技战线上的一个后勤部长。”因为行政人员自己不教学，也不搞科研，如果让他来决定怎么搞教学与科研，这怎么能搞得好？最后，不是“外行领导内行”，就是“越俎代庖”，必然会搞错方向。
教学与科研的具体工作，其自主权需要完全交到一线人员的手里，由他们自己决定去怎么做。行政部门的自然扩权倾向就是做大做强，而不是做精做细。所以，在行政主导下，985、211，双一流，未来科技学院，这些“大工程”接连上马，大家把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些评审活动上了。上上下下都忙于奔波，搞得筋疲力尽。可这能搞出什么效果。难道“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能自己评出来的吗？
其实，大家对这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都深恶痛绝。可风气、制度就是如此，每个人都被迫卷入这些无聊的评审游戏里。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的讲话，“决不能让科技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无谓的迎来送往活动上，花在不必要的评审评价活动上，花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活动上”，确实讲出了大家的心声。
目前教育部有76所直属高校，但大学建设经费投入严重不平衡。2020年清华总经费是310.72亿元，比第二位的北大高出100多亿，与排在最后19位的大学总经费相当。这就是典型的“政绩思维”。
不是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吗？那就集全国之财力，先办出一两所来当典型。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需要很多钱。但如果这么搞，且不说能不能搞成，中国这么多大学就不再是平等关系了。“钦定”几所一流大学，必然损害所有大学的利益。
再者，偌大的中国，光清北几所一流大学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各地分布也要均衡。各大学之间，必须是平等的学术竞争关系，这样形成的一流大学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靠行政垄断形成的一流大学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行政资源是有限的，而社会资源是无限的。行政垄断绝不能损害社会公正。没有自由的大学竞争，建一流大学就会成为无本之源和无根之木。这样的一流大学，其实不建也罢。
中国搞经济体制改革的秘诀就是“增量改革”。国企利益格局很难打破，就别去硬改。先发展民企，慢慢地去跟国企竞争。等民企发展起来了，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也就建立起来了。大学竞争也是打破大学官僚行政化的利器。
我的想法是，国家应鼓励地方办大学，来跟教育部直属高校竞争。大学改革先从地方做起。硬是要改变教育部这套体系恐怕也很难，搞不好也会出乱子。那么中央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创办大学。像广东、浙江等这样经济发达地区，其实他们创办一流大学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凭什么不让地方办一流大学？难道非得教育部才有这个资格？说白了，还是一个部门垄断利益的问题。
深圳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创办了一所南方科技大学，教师、学生都到位了，教育部还卡着不让人家自主招生，这根本就不符合经济学常识。现在看来，南科大的创立，为中国高教体制改革探索出了一条新路。[3]后来杭州创办西湖大学就顺利多了，现在曹德旺又要投100亿创办一流理工大学。国家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来办大学，形成大学竞争的格局。
如果民间闲余资本投入到教育科研领域，就会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多元化投资格局，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光是国家投资，其经济效率是比较低的，也容易造成学术腐败。一些地方性大学，政府没有钱投给它，如果能引入民间资本来发展，这也是两全其美的事情。譬如武汉学院，本是一所财经类民办大学，腾讯公司联合创始人陈一丹无偿捐赠了20亿，它才飞速发展起来。这样利国利民的事情，国家应该多鼓励，多支持，完全没有反对的道理。
目前中国大学的关键问题，并不是缺钱，而是缺乏竞争性体制。如果没有好的大学制度，国家投入再多的钱，最终只会导致大学更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假如，未来中国要建成10所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一半以上是地方和社会投资建成的，而且分布在全国各地，这样来搞才有意义。
像香港科技大学，建成不到10年，就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世界排名也在清华之上。相比之下，国内大学搞了20多年“双一流”，也就清北两所学校有点模样。可国家投了多少经费，这个效率实在太低了。所以，国家应该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创办符合本地特色的大学。谁做得好，国家就支持谁，而不是自己耗费巨资去打造几所世界一流大学。
行政垄断必然导致大学之间缺乏竞争。一流大学是竞争出来的，而不是“内定”出来的。说不定一竞争，效果马上也就出来的。在新形势下，国家应该考虑制定出台地方和企业投资办学的政策，让地方竞争来打破部门垄断，这或许是推动大学去行政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其次，就是这76所部属高校，也必须同时大力推进教学与体制改革。中国大学存在的诸多问题，大家心里其实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是很难下决心来彻底改革而已。
办好一所大学，关键是要选好一位校长，放手去让他做大学的改革。新时代的大学校长应该首先就是一位坚定的改革者。教育部与其去搞什么“双一流”，还不如来搞深改试点。各所大学的情况不同，改革措施必然也会各有千秋，所以不能搞“一刀切”。
如果最高层下决心来推进大学改革，可以考虑先选10所大学来做改革试点。由中组部来任命这10所大学校长，教育部特事特办，全社会围观督促，这10所大学来搞一个改革竞赛，最后看哪所大学改得最成功。
公立大学改革其实没那么复杂。核心就是一条，对行政权力与行政开支必须做出硬性指标约束，把主要经费花到学生与教师的身上。大学改革必须为全社会先做出榜样。如果这么来搞，就会迅速掀起一股改革新浪潮，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大学改革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整个改革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这个领域一旦突破了，必将对新时代的深改产生深远影响。
学术特权相对其他特权利益集团还是“软实力”，算不上“硬实力”，所以它也比较容易被打破。大学里毕竟是搞学术而不是权术。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支持改革的。对学术特权利益集团，他们失去的也只是个人利益，获得的却是整个学术的尊严。所以大学改革一旦启动，形成气候，知识分子就会成为这场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群策群力，大事必成。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斗争。先来搞科教体制深改，这肯定会斗得头破血流，但绝不会斗得你死我活，这样搞才能搞出一条“活路”来。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我们必须下这个决心，来把大学建设好。（待续）
文化体制的深改
文化体制是指文学、艺术、影视、新闻、出版、网络新媒体等这样一个体系。十四五规划提出，中国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强国。也就是说，还有不到15年的时间，我们要创作出世界级水准的文学、艺术与影视作品，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成为引领国际时尚潮流的文创中心。
目前来看，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影视，不要说去跟好莱坞比，就是跟韩剧比也相差一大截。“韩流”已成为世界性的流行文化符号，可中国屏幕上全是抗日神剧、宫廷戏和“小鲜肉”的天下。我们也没有世界第一流的新闻社。中国的发声往往出不了国门。不仅缺少话语权，在国际上还总是“挨骂”。
最重要的是文学艺术。官方支持的主流文艺跟最有创造性的艺术思潮是脱节的。譬如就拿中国当代艺术来说。当代艺术作为时代前沿的概念与符号，或一个艺术生态圈，不仅具有对传统的解构，也具有对传统的融合力。85新潮、玩世写实主义这批当代艺术家都是在体制外产生的，后来受到国外资本的追捧，他们就逐渐成为商业时代某个阶段的“文化英雄”，也产生了一定的世界性影响。还有一部分对传统文化具有内在融合力、主张“文化复兴”的艺术家，在解构了传统的叙事上，重新追本溯源开创新的艺术主张，也在国际上活跃具有相当影响力。无疑他们是最有创造性的艺术形态。
后来国家一看不对劲了，国外资本通过炒作当代艺术掌握了话语权，一方面，从当代艺术领域吸收了部分精英进入了官方的文化艺术机构；比如方力钧、朱其都进入了文旅部；
另一方面，也开始投入政策性资本，来炒作美院体系和传统艺术的作品，希望藉此重新夺回艺术品市场的主流话语权。但这些作品拿到国际上去展览时，由于缺乏过硬的艺术和学术价值，结果闹了不少笑话。国家花了不少钱，但真正起到建设性作用很少。
“笔墨当随时代”、“文章合时而著”。美院传授的审美局限于传统，自身理论创新又很难突破，如果失掉了现实性、当代性和现代性，再好的传统文化都只是文物而已。
国家对最有创造性的当代艺术是不太了解的。不仅如此，像崔健的音乐，海子的诗歌，王小波的小说，贾樟柯的电影，这些现代主义的第一流的文艺作品，也都是在体制外获得广泛认可的。官方对这些艺术形态是不认可的，甚至是一度禁止的。
对比之下，“鲁迅文学奖”办成了金色的“垃圾”，“茅盾文学奖”办得也越来越“内卷化”。《诗刊》上“尿体诗”层出不穷。书协、美协搞得笑话百出、“乌烟瘴气”。作协、文联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小。国家文化机构的权威性，在大家的心目中其实已荡然无存。
为什么官方支持的主流文化不能包容颇有创造性的当代艺术以及别的艺术流派与艺术思潮呢？如果没有这批最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参加，光靠体制内这帮“传统”艺术家，中国可能建成文化强国吗？为什么国家跟这些真正想搞艺术创作的文化精英会对立起来？这是新时代我们必须要好好反思的一个大问题。
当然，艺术家首先都要生存。以前他们只能依赖权力，但现在他们还可以依靠市场。画卖好了，书畅销了，照样可以名利双收、功成名就。艺术家不必吊死在一棵树上。体制内、体制外是“两张皮”，这对艺术家当然是好事，他多了一条成功之路。但对艺术本身来讲，纯粹市场化未必就是好事。
资本是逐利的，市场会产生泡沫。如果纯粹让资本市场来决定艺术标准，这也会导致另一种文化危机。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国家承担着“政教风化”的职责，也就是国家对文化承担着基础性的、顶层性的建设重任。说明白一点，就像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代表着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最高评价，引导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方向，这是其它评价体系代替不了的。如果这个最高奖项都搞歪搞坏了，那么国家对科学事业就没有道德号召力了，这就会严重扭曲科学评价标准。
科学反映了人类探索自然规律的精神面貌；文化则反映了人们改造社会的精神面貌。国家提倡、扶持什么文化，这对文化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国家规定了文化的最高典范。但现在官方文化机构日渐式微，根本就不能让大家产生敬意，失掉了那种令人信服的权威性。国家并没有完全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道德使命和领导责任。至少那种“教化”的权威性已非常淡化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文化存在的三种意识形态。国家必须承担起自己“道德评判”的主流文化建设责任，这是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替代不了的。主流文化亟须改革创新发展，这是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文化、教育其实并没有那么特别重视。虽然管得严，但抓得不紧。因为这需要牵涉到很多精力，领导人可能根本还管不过来。所以文教体制改革就一直搁置起来。只要不出乱子就行，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就行，别去折腾。所以，邓小平曾说过，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我们树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但对文化体制改革，我们的目标始终不清晰。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也不想真正去改变什么。只要政府报告上写上几段漂亮的文字，装个门面就可以了。
具体的文化部门，都是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出版社也好，电视台也好，只要跟权威版本或官方说法有一点点出入，政审马上就毙掉。所以，要搞创作，现实性题材就没法真实去写。历史性题材也没法真正去写。大家就只能一窝蜂去写出不了格的娱乐题材，娱乐至上主义就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最近几年“小鲜肉”这么流行，据说电视台负责审片的人大多都是中年妇女。在文化界，政审决定一切。我一位朋友自费出版了一本政治经济哲学的著作，出版社政审就搞得很可笑。凡是“社会主义”都用A来表示，凡是“资本主义”都用B来表示，生怕担一点风险。我自己也给中央电视台写过纪录片，台里审片搞得也是草木皆兵，心惊胆战。凡是有点敏感的地方，都必须做模糊化处理，甚至不惜完全“抹平”。撰稿人自己绝不能有半点发挥。这样搞文化，只适合做流水线上的快餐文化，都是一个模子定制出来的，不能有个人的思想在里头，这能搞出好作品吗？
说到底，搞文化，究竟政治标准第一，还是艺术标准或学术标准第一？政审当然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政审也不能绝对化，不能搞过头。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学术标准不能搞得对立起来。政审必须严格限定其范围。在范围之内，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道德的言论，必须严加禁止。譬如邪教、恐怖主义、分裂势力等。但在这个范围之外，就应该淡化政审色彩，艺术标准、学术标准就是第一位的。
艺术家也好，文化人也好，都是想表达一些自己对世界的独特认识，这是很正常的，也是正当的言论自由。不能说他的看法跟标准说法或官方说法稍有出入，就是“政治觉悟”不高，或“政治立场”有问题，就得把人家枪毙掉。这样就把文化搞死了。“极左”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政审本是非常手段。绝不能扩大化，哪来那么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搞文化就得有点文化雅量，绝大多数艺术家或文化人都只想搞自己的专业，根本就没有涉及政治，可“政治禁忌”总是无缘无故地找上他们。政审一旦绝对化，作品的生死，作者的命运，说实在的，就掌握在一些不懂艺术、不做学问的行政官员手里了。即使他懂行，他首先考虑的也是怕有争议，惹风险，担责任。
即使像科学研究这样根本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领域，也会被学术行政化卡得死死的，就更别说像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的“喉舌部门”了。说实在的，好的文化传统都往往毁于此，他们已经高度格式化了。任何独创的思想和匠心的语言，都会被他们批改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他们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后，往往会固化滥用这个权力，整个文化就会趋向平庸化。在我有限的从业经验中，文化部门做事情都如惊弓之鸟、笼中困兽一般，都是戴着枷锁在跳舞。但搞文化是必须要有点血性的。
政审太严就等于把文化管死了；太松又怕出乱子，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好办法，还是先严管吧。本来政治与文化应该是亲兄弟，文化不能搞成政治的附庸。政治必须讲组织纪律，文化需要有自由精神。文化要尊敬政治，政治也要尊重文化。政治与文化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不应该搞得如此紧张、内耗。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似乎成为学者文人心中遥不可及的幻梦。就像国家本来也是希望培养出一流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文豪，但最终却事与愿违。究竟卡在哪呢？这似乎成了一个“死结”。早年读书，读到徐复观先生一句话，印象极深。他这样感慨：“我们是正处在由政治来决定生死命运的大悲剧的时代，这才是真正时代的死结。……再由此向下，我认为早已日暮途穷，实再无尺寸之路可走。” [4]难道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还解不开这个“文化死结”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新时代需要新文化、需要新气象。
只有做出一流的文化，我们才能真正具有文化自信的底气。靠这些抗日神剧、千篇一律的花鸟山水、缺乏思想的“主旋律”，怎么可能让人感动，让人尊重，让人信服呢？新时代的文化必须涌现出一股子政治锐气，一种能把“天下英才皆入我毂中”的内圣精神和外王气势，必须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从大势来看，真正改变世界的往往是底层技术。二十一世纪将是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时代，这两项底层技术也将深刻改变人类的文化甚至文明形态。如果我们能走到新理论、新技术时代的最前沿，那么新时代就将开辟新世纪的“汉唐盛世”。
人工智能一旦完全解决了自然语言理解问题，就会形成一种“超级智能文化”，机器就会超出人类正常的智能水平。人们日常的文化需求，无论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智能计算机都能根据指令自动生产出来。尤其是“人机合作”、“人机融合”，这将会让人类知识产生指数暴涨。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正处在一种新文化或新文明诞生的前夜。或许人类将创造出至少能在智力上超越自己的“新智人”，这是超自然和创世纪的。
人工智能技术很可能会创造出人类的新文明。其次，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也将让文化的传播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巨变。迄今为止，人类文化或文明的进步都是依靠少数精英来垄断的。任何文化或文明最终都会形成一个权力中心。你写论文必须在权威杂志上发表；绘画必须在拍卖行买出高价；写诗写小说就必须获文学大奖；拍电影就必须有高票房。也就是说，你的作品首先必须被权力中心认可；必须通过一个制度化的渠道，才能流传开来并被公众所接受。
但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将彻底颠覆这种文化传播的传统模式，那就是“去中心化”。未来全球文化就将成为无界限的“数字海洋”。谁也无法控制洋流，也无法预知海上风暴。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结合，更是将加速解构中心主义。文化传播不再需要任何权力中心的认可，在“数字海洋”的任何一个源点上，都有可能掀起惊天巨浪。
“数字海洋”有点像“狄拉克之海”，它的每个源点都是不确定性的量子涨落起伏。但整个“海洋”是相互纠缠联结在一起的，它没有中心，但处处都是中心。谁想得到，“乡下姑娘”李子柒的粉丝量会超过新华社和BBC。“业余作家”刘慈欣会享誉世界。或许将来在“黑客”中会产生一流的数学家。一台智能机器人也会做出伟大的科学发现。
人类只要自己不限制自己，尤其是用权力来限制自己，其智力的发展就将是无限的。鉴于二战的经验，世界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需要始终掌握一个原则：人类德性的进步必须能够掌握驾驭科技的发展。否则，科技的失控，就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
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甚至成为科学家。正如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一样。而技术的发展，从向善的方面来看，将让人们摆脱权力中心的桎梏，彻底释放自己的创造潜能。但权力也可能控制技术，因为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权力中心是不可“解构”的，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权力中心代替了旧的权力中心而已。
“数字海洋”也可能会形成权力中心。但它是无形的权力，是大道无形。有形的权力只能控制有限的世界，而无形的权力则可控制无限的宇宙。我们必须从有限的权力走向无形的权力，从有限的世界走向无限的宇宙，这是未来人类的必然宿命。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在文明转型空前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如何迎接“超级智能文明”的挑战？新时代文化体制深改的根本目标就是多出一流作品，多出一流人才，打破自我捆绑的制度束缚，松绑放行，激发中国人的文化潜力和活力，释放文化创造力。我们相信，在未来浩瀚无垠的“数字海洋”上，屹立于东方彼岸的“新大陆”，其文明之光辉必将重新照耀世界。
宣传体制的深改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做出了重要指示。对内要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要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宣传工作的两大任务。但相对于中国的经济成就，宣传工作确实是一块“短板”，说话没人听，说理也没人信，在国际舆论上老是“挨骂”。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杆子。新时代的枪杆子是经济工作，笔杆子就是宣传工作，两手都要抓，两手都得硬。宣传无非就是讲好故事，说明道理。我略谈两点观感。
一，就是理论建设的问题。中美竞争，归根结底是两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竞争。美国人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招牌，而我们就高高举起“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旗帜，这两种价值观其实不分谁对谁错、孰高孰低，只是不同的文化而已。西方那套自由主义的观念，通过近三、四百年的强势文化传播，早已深入人心。中国要建立一套自己的新理论体系，来回应西方价值观的挑战，这应当是当代中国学者之使命。
但我必须强调，这是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不是要否定西方的价值观。我们不可能改变人家的文化，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讲得很明白，让别人也能理解我们的道理。
所以，这不是一个“良政和劣政”的比较问题。不是说这些年我们中国发展得好，而西方发展得不好。美国人遇上了大麻烦，“民主失效了”。改革开放这40多年，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进步，总得来说还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全球化，没有技术，没有法治，中国也不可能这么快的发展。
中西方之比较，不是“良政和劣政”的问题。如果硬要说现在中国治理比西方好得多，这大概也只能哄哄自己，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中西方之比较，我前面详细讲过，主要是一个政府赖以建立的政治学原理问题。我们要把自己的政治学原理讲清楚，并且理论体系化。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都要建立起适合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我认为，西方学者还是讲道理的，这个道理不是“理论自信”，而是逻辑自洽，就是你讲的道理得让人家口服心服，这是不容易的，学术上首先必须立得住才行。如果我们能在学术上搞出一套理论体系，能够先说服西方学者，以理服人，以知识为根本，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才能根扎得深，做宣传才有立足之本，做思想工作才有“源头活水来”。
我们现在老是觉得“有理讲不清”，就是这套理论体系逻辑上还没有完整自洽地建立起来。说起来老是有点“卡壳”。扎扎实实在学术上搞出一项有国际声誉的成果，这比培养一批“网红”更好。“网红”只能影响人们的情绪，但理论却能改变人们的思想。
第二，就是队伍建设的问题。所谓宣传，就是要把我们的价值观念或理论体系，旗帜鲜明并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既要让精英信服，也要让民众信仰，这样就无往而不胜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宣传工作是做得最成功的。理论也好，口号也好，都深入人心，真正做到了让红色革命成为全民之信仰。现在的宣传部门只是一个行政机构，基本上都是照本宣科，生怕说错一句话，不敢越雷池半步，半点趣味都没有，老百姓也是敬而远之。
其实，宣传工作不是“党八股”。这种不接地气，干巴巴的甚至凶巴巴的语言风格，对宣传工作来说是一个致命伤。搞宣传，语言必须生动活泼，直指人心。宣传部门的领导人，不能只是宣读文件，他需要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与文化修养，要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这既需要很强的政治把握力，也需要很强的语言表现力。相当于是一个科学家来讲科普知识，这首先需要很专业的能力，甚至需要很强烈的个人魅力。
宣传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大家心服口服，而不是强制性执行。宣传要少打“官腔”，多讲“人话”，它是政府和社会的一个交流窗口，政府再大，也大不过社会。所以，宣传部门不像其他的行政部门，只要按章办事、严格管理就行，它必须还得“专业对口”，不能“外行领导内行”。
你要让一个不懂文学的人去管作协，不懂艺术的人去管美协，不懂影视的人去管CCTV，一个化学硕士的党委书记去管数学系，这哪能管得好？所以，新时代需要引入一些有能力的专家学者、文学艺术家进入宣传部门，这些人可以作为任期制官员进入体制内（即任期结束后，或可离职，亦可留任），为这个行政部门注入新鲜血液，注入新动能，要选一些有社会声誉的“文化能人”进入到宣传系统中来。
官当久了，权力大了，思想就容易固化僵化，自然就很难听进去不同的意见，这也是常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在其他行政部门，也可以这样选拔一些社会精英进入体制内，不断刺激官僚机构，让”鲶鱼效应”来减缓制度惰性和作风腐化，打通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一条制度化渠道。这样或许也可以为行政体制改革探索出一些有益经验。
以上只是讨论了一些粗略的情况，也不一定全面和准确。科教文宣的深改，当然不是这样一篇漫谈文章就可以解决的。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加快推动这个进程。
科教文宣深改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要一竿子插到底，彻底地改革才行。究竟怎么改革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如何下决心来改革才是最主要的问题。不下这个决心，想法再多也没用。能否启动科教文宣深改，完全取决于最高层的决心。
但科教文宣的深改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式的僵局或困境。改就是找死，不改就是等死。意识形态问题，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很难把握好分寸。很多人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认为经济改革之后就要推进政治改革，并搬出邓小平的名言来证明——“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可这种想法也不太切合实际，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必须还要有文化体制改革这么一个中介环节，也就是科教文宣的深改。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选举产生国家最高领导人，选举党政军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这个难题其实我们一直都没解决好。这也是意识形态的“硬核”，搞不好就会出大乱子。虽然新时代是往“法理型权威”迈进了一大步，但一套完善的民主选举制度并未完全建立起来，每次换届选举牵涉到的“山头主义”权力与利益斗争，都像经历一场“生死劫”。风险太大，稍有不慎，我们就会退回到历史周期律的老路上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
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理顺这个大难题，开创出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新制度，把中国这艘疾驶的巨轮带到正轨上去。但解决意识形态问题，需要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这就需要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鼎力支持，中国顶层的权力意志，只有同这个时代最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文化精英结合起来，才能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爆发出来。
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现在等于我们的身体强壮一点了，但头脑还是比较虚弱的。科教文宣的深改，就是要打通我们身体上的任督二脉，把我们思想上的创造潜力激发出来。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确实还处在不同文化观念的巨大冲突中，有许多制度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理顺，那我们就缓一缓，放一放，先来集中力量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科教文宣深改）。只要思想一解放，知识一进步，那时很多难题就会水到渠成，迎刃而解，我们最终就能达成新的政治共识，创造出新的政治文明。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必须建起文化体制改革这一缓冲地带。科教文宣深改必须先行。不经过这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就会非常巨大。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如果知识分子精英和高层权力能联合起来，共同推动科教文宣深改，并动员民众来创建一个新时代，或一个新世纪，让中国人压抑太久的精神蛮力重新耀亮世界，真能如此，则中国文化幸甚，中华民族幸甚也！
对二十大的建议
20大将决定21世纪中国的前途命运。新时代已经开创了一个大局面，但它能不能成为大家的政治共识或政治信仰，在未来30年内成为中国坚定执行的基本国策，就看二十大开得怎么样了。
关键是要给大家带来一种看得见的希望，一种能激发大家内心激情的社会变革。我建议，20大以后，一定要把科教文宣深改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像当年聂荣臻元帅抓“两弹一星”，或18大以后反腐那样，安排一位有威望的常委专职来抓这项工作。一揽子统筹，一改到底，彻底地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新一代知识分子就会投入到新时代伟大改革和伟大斗争的历史洪流中来。
任何伟大变革的时代都是思想先行的，都是风气和形势先掀起来的。我也是希望在文化上能有一场“狂飙突进运动”。在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出一批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把中国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要是文化上、思想上没有大变化，没有这股子精神上的大气势，就不可能彻底冲垮“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坚固的制度堡垒；新时代“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把熊熊大火也就很难烧成燎原之势。新时代一定得有新文化，新气象。科教文宣深改事关全局，势在必行。思想决定未来。站在个人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我愿尽自己微薄之力，为这样一个新时代而鼓与呼！
参考文献
[1]钱颖一.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32(1):1-8.
[2]桂起权,沈健.论科学哲学前沿与自然辩证法传统的一体性[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6(1):1-10.
[3]国家战略与改革研究组.南方科技大学改革的启示——南方科技大学改革调查报告[J],改革内参·高层报告,2012(3).
[4]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C]，汤学智,杨匡汉,编.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8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