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道就是为己，卫道就是卫己
余东海
古之学者为己，儒之行者为己。君子助人救世，弘儒辟马，无非为己。无论手援道援，都是为了尽自己的心。-----东海曰
一
曾有人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相誉。答曰：如果是为国为民，我早就松口了变节了。我是为道为己，故能持之以恒，并乐在其中。
常闻人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亦闻人言，为平天下而读经。皆大不以为然。这么说的人，欲自立自强为真君子，难矣哉。务外必无得于内，无得于内则无恒心。
儒学是典型的为己之学。大学八条目，归结于修身和明明德，就是为己。对于君子和王者来说，亲民、治国、平天下并非最高目的，而是修身的手段和功夫。治国、平天下是为了更好地修身，亲民是为了更好地明自己之明德。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儒门内家功夫也；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亲民，儒门外家功夫也。归根结底，无非为己。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东海曰，儒之行者为己。为道就是为己，卫道就是卫己，道就是己。肉体生命只是道心所现之象，道心才是生命的本质和本来面目。
孔子说无惑无忧无惧，孟子说不移不淫不屈，其前提是上得乎天道，内明其自性，无入而不自得。注意，这里的上和内是一个意思，道和性是一个东西。
明白了为己之理，方能生义理之勇。一般人之勇，血气之勇、意气之勇也，发作起来也很厉害，但终究是靠不住的，经不起利益诱惑、威武恐吓和持久考验。当然，血气之勇也很可贵，尤其是在马邦，多数人已沦为东亚懦夫、东亚愚夫和东亚奴夫。面对极权主义而能生起血气之勇者，犹不失为正人正常人也。
明白了为己之理，一切都可以超越。可以超越贫富贵贱，也可以超越安危乃至生死。儒学是真正的了生脱死之学。
注意，儒家重道而不轻生，重视本质生命而不轻视肉体生命。盖肉体是道心即本质生命最美好的载体，必须特别尊重维护之。只有在肉体和仁义不能两全的特殊情况下，才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故孟子一方面指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一方面又强调：“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舍义取生固然不义，可以不死而轻死，同样不仁，不配为仁者。故圣经倡导明哲保身。仁者必有智，在险恶环境中，必须具备避凶避险的智慧和保身的明哲。
二
君子小人都有为己之心。不同在于，君子重在道德为己，为了道德生命的成就；小人唯知利益为己，为了肉体生命的享受。
但只要知道为己，就有希望长大成人。礼文厅友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有挽救的可能。智极必仁，智可以通向仁。”
杨朱派是利己主义，墨子是利他主义。杨墨都不对，墨子更不对，这是儒门共识。比较而言，利己主义接近儒家一些。孟子辟杨墨，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云，后人省作“去墨归杨，去杨归儒”，故宋儒有“杨尽墨远”说。
赵歧注：“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之别，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不敢毁伤之义。”孙奭疏：“墨翟无亲疏之别，杨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毁伤之义。儒者之道，幼学所以为己；壮而行之，所以为人。故能逃兼爱无亲疏之道，必归于杨朱为己；逃去杨朱为己之道，必归儒者之道也。”朱熹说：“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
注意，利他主义即使是真的，也离儒很远，不足为训。真诚可贵又未必都可贵。真诚信奉利他主义，就会摧残利己之心，轻则失常，重则反常。利他主义与恶性利己主义是双胞胎，真诚的利他主义最容易刺激恶性利己主义膨胀并被利用，就像墨家被暴秦利用、无数先烈被红毛利用一样。
至于伪利他主义，更是一无可取，更加无可救药。墨家的利他主义非常真诚，因为有天志信仰；毛左的利他主义特别虚伪，因为有唯物信仰。
唯物信仰比没有信仰更可怕，直接导致信仰者物化。马家反对异化，却不知物化是最严重的异化恶化，最容易让人丧心病狂。仁者爱人，物化者彻底丧失仁爱的内驱力，只能恨人害人，成为大大小小的灾星，小则灾家，大则灾国，遗害天下，贻害子孙后代。
曾有老先生下问：你说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信仰很坏，我们中也有好人嘛，说明不是信仰的问题，还是人自身的问题。（大意）东海答：不仅马帮，任何邪教恶势力中都会有好人。但必须明白，邪恶势力中的好人，一是人数少，难以占上风；二是质量低，好的程度有限，无论如何好不到君子的高度。
马家中，右派好一点，左派特别坏，毛左是最典型的伪利他主义，以利他主义包装粉饰起来的极端利己主义、恶性利己主义。故毛左往往不可教育，不可救药，极不吉祥，人怨天怒。毛左社会，没有外患必有内斗，没有天灾必有人祸，甚至内忧外患齐至，天灾人祸并发。一切灾祸无非天谴，无非自作孽！
前后三十年都不行，都不好，但相对而言，后三十年好于前三十年，官德民智都有所提升。根本原因就在于，前三十年是伪利他主义泛滥，后三十年是抛弃了伪装的利己主义流行。尽管是极端的、恶性的利己主义，也好于伪利他主义。
伪利他主义泛滥的时代，很多人连利己之心都丧失了，明知不利于己，也要作恶；明知有害于己，也要害人。很多人都知道损人利己是恶，不知道损人不利己、损人又害己是更大的恶。
为了利益而害人，或许还可救药；无利可图而害人，无缘无故而害人，为了害人而害人，那就完全不可救药。那种善根断绝、人性灭绝、魔性深重者，法不惩之，人不杀之，也会天诛地灭！
三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说真话就是一种正义的行动，也是一种为己的方式。
现在是最需要真话的时代，也是说真话最有意义的时代。过去毛时代说真话，纯属找死；未来儒时代说真话，意义不大。那时候真话已经主流化，说真话不需要任何勇气，不会受到政治迫害和法律惩罚。
现在说真话，依然有风险，但不会太大，一般不至于掉脑袋。说真话的意义则十分重大，外有助于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内有助于浩气培养和道德修养，双重意义都很重大。注意，这里的真话包括道德真理、政治真理、现实真相和历史真相。肚子里有货的人，赶快倒出来吧。
现在很多人处于好坏之间，拉他一把也许有望好起来，推他一下也许就堕落下去了。这个时代也是这样，虽然不好，也不太坏。如果说毛时代是恶鬼时代， 后来是禽兽时代，现在已经向夷狄时代进步了。
当然还有很多豺狼禽兽，但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一些君子豪杰出现了。君子豪杰就是时代进步的拉力。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拉这个时代一把。
关于说真话，为政者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敢说真话是臣下真正的忠诚，能听真话是君上必备的开明。故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特补充一句，让人民言论自由是为政者的基础性德行。
凡是防民之口、防儒之笔、以言治罪的政治，必然野蛮邪恶。无论是否极权主义，无论其它方面如何，仅此一点，就足以定性为暴政！
毛时代更是百分百的、极端性的暴政。那时候，对任何人说真话都毫无意义，都是自轻自贱自取灭亡。那时候，反毛和说真话说真理，必死无疑。君子置身于那个时代，能逃则逃，逃不了就装哑巴。对牛弹琴是愚蠢，何况对豺狼弹琴，岂非更蠢。君子大勇无畏，但不作毫无意义的牺牲。
那些因反毛和说真话而死的人，就像对豺狼弹琴而落入豺狼之口，虽勇而不智，虽正而不中，或可称正人，不配为君子。所以，对毛时代那些因说真话而死的人，不妨有所肯定，不宜过度抬举。把林昭说成圣女，就是过度抬举。
那个时代，朝野上下都不配听真话，毛氏君臣、三界精英固然不配，广大民众同样不配。我早就指出，奴隶可救，奴才不可救，自以为是主人翁的奴隶，最不可救。毛时代的人民，绝大多数是极权主义拥护者，自以为是主人翁的奴隶和炮灰，听不进任何真话也不配听真话。
顺便佩服一下红毛，让奴隶们自以为是主人翁，堪称达到了奴役人民的最高境界。要达到这个极权主义的最高境界，非马学莫属，非马学不可，其它学说都不行。
不配听真话就听不到真话。多数马家老人，包括政治老人和文化老人，大多很可怜，一辈子听不到真话真理，要因有三。首先是他们听惯了假话邪说，真假正邪不辨，听不得真话，不许别人说。其次是别人不敢对他们说，害怕冒犯。
更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工作、生活圈子里，根本没有真人，没有人说真话，更没有人说真理，大伙儿一辈子活在假话邪说里而不自知。
有少数马家老人，有两头真之称，意谓青少年时期追求真理，退下来以后敢说真话。这当然比一辈子从不求真理、从不说真话的人强，但在位时不真，两头真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时期，误把邪说当真理；退下来以后，对于中华特色的道德和政治真理，还是一无所知。
他们所谓说真话，或限于现象批评，深不下去；或倡导民主自由，说不到位，一辈子被马学毛思的圈套死死套住了。立足于马列主义讲民主平等，必然偏离民主平等本义而充满民粹主义臭味。立足于马列主义，什么好东西都追不到，越追越远；什么好东西都讲不好，似是而非。
2021-10-6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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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古之学者为己，儒之行者为己。君子助人救世，弘儒辟马，无非为己。无论手援道援，都是为了尽自己的心。-----东海曰
一
曾有人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相誉。答曰：如果是为国为民，我早就松口了变节了。我是为道为己，故能持之以恒，并乐在其中。
常闻人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亦闻人言，为平天下而读经。皆大不以为然。这么说的人，欲自立自强为真君子，难矣哉。务外必无得于内，无得于内则无恒心。
儒学是典型的为己之学。大学八条目，归结于修身和明明德，就是为己。对于君子和王者来说，亲民、治国、平天下并非最高目的，而是修身的手段和功夫。治国、平天下是为了更好地修身，亲民是为了更好地明自己之明德。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儒门内家功夫也；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亲民，儒门外家功夫也。归根结底，无非为己。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东海曰，儒之行者为己。为道就是为己，卫道就是卫己，道就是己。肉体生命只是道心所现之象，道心才是生命的本质和本来面目。
孔子说无惑无忧无惧，孟子说不移不淫不屈，其前提是上得乎天道，内明其自性，无入而不自得。注意，这里的上和内是一个意思，道和性是一个东西。
明白了为己之理，方能生义理之勇。一般人之勇，血气之勇、意气之勇也，发作起来也很厉害，但终究是靠不住的，经不起利益诱惑、威武恐吓和持久考验。当然，血气之勇也很可贵，尤其是在马邦，多数人已沦为东亚懦夫、东亚愚夫和东亚奴夫。面对极权主义而能生起血气之勇者，犹不失为正人正常人也。
明白了为己之理，一切都可以超越。可以超越贫富贵贱，也可以超越安危乃至生死。儒学是真正的了生脱死之学。
注意，儒家重道而不轻生，重视本质生命而不轻视肉体生命。盖肉体是道心即本质生命最美好的载体，必须特别尊重维护之。只有在肉体和仁义不能两全的特殊情况下，才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故孟子一方面指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一方面又强调：“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舍义取生固然不义，可以不死而轻死，同样不仁，不配为仁者。故圣经倡导明哲保身。仁者必有智，在险恶环境中，必须具备避凶避险的智慧和保身的明哲。
二
君子小人都有为己之心。不同在于，君子重在道德为己，为了道德生命的成就；小人唯知利益为己，为了肉体生命的享受。
但只要知道为己，就有希望长大成人。礼文厅友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有挽救的可能。智极必仁，智可以通向仁。”
杨朱派是利己主义，墨子是利他主义。杨墨都不对，墨子更不对，这是儒门共识。比较而言，利己主义接近儒家一些。孟子辟杨墨，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云，后人省作“去墨归杨，去杨归儒”，故宋儒有“杨尽墨远”说。
赵歧注：“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之别，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不敢毁伤之义。”孙奭疏：“墨翟无亲疏之别，杨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毁伤之义。儒者之道，幼学所以为己；壮而行之，所以为人。故能逃兼爱无亲疏之道，必归于杨朱为己；逃去杨朱为己之道，必归儒者之道也。”朱熹说：“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
注意，利他主义即使是真的，也离儒很远，不足为训。真诚可贵又未必都可贵。真诚信奉利他主义，就会摧残利己之心，轻则失常，重则反常。利他主义与恶性利己主义是双胞胎，真诚的利他主义最容易刺激恶性利己主义膨胀并被利用，就像墨家被暴秦利用、无数先烈被红毛利用一样。
至于伪利他主义，更是一无可取，更加无可救药。墨家的利他主义非常真诚，因为有天志信仰；毛左的利他主义特别虚伪，因为有唯物信仰。
唯物信仰比没有信仰更可怕，直接导致信仰者物化。马家反对异化，却不知物化是最严重的异化恶化，最容易让人丧心病狂。仁者爱人，物化者彻底丧失仁爱的内驱力，只能恨人害人，成为大大小小的灾星，小则灾家，大则灾国，遗害天下，贻害子孙后代。
曾有老先生下问：你说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信仰很坏，我们中也有好人嘛，说明不是信仰的问题，还是人自身的问题。（大意）东海答：不仅马帮，任何邪教恶势力中都会有好人。但必须明白，邪恶势力中的好人，一是人数少，难以占上风；二是质量低，好的程度有限，无论如何好不到君子的高度。
马家中，右派好一点，左派特别坏，毛左是最典型的伪利他主义，以利他主义包装粉饰起来的极端利己主义、恶性利己主义。故毛左往往不可教育，不可救药，极不吉祥，人怨天怒。毛左社会，没有外患必有内斗，没有天灾必有人祸，甚至内忧外患齐至，天灾人祸并发。一切灾祸无非天谴，无非自作孽！
前后三十年都不行，都不好，但相对而言，后三十年好于前三十年，官德民智都有所提升。根本原因就在于，前三十年是伪利他主义泛滥，后三十年是抛弃了伪装的利己主义流行。尽管是极端的、恶性的利己主义，也好于伪利他主义。
伪利他主义泛滥的时代，很多人连利己之心都丧失了，明知不利于己，也要作恶；明知有害于己，也要害人。很多人都知道损人利己是恶，不知道损人不利己、损人又害己是更大的恶。
为了利益而害人，或许还可救药；无利可图而害人，无缘无故而害人，为了害人而害人，那就完全不可救药。那种善根断绝、人性灭绝、魔性深重者，法不惩之，人不杀之，也会天诛地灭！
三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说真话就是一种正义的行动，也是一种为己的方式。
现在是最需要真话的时代，也是说真话最有意义的时代。过去毛时代说真话，纯属找死；未来儒时代说真话，意义不大。那时候真话已经主流化，说真话不需要任何勇气，不会受到政治迫害和法律惩罚。
现在说真话，依然有风险，但不会太大，一般不至于掉脑袋。说真话的意义则十分重大，外有助于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内有助于浩气培养和道德修养，双重意义都很重大。注意，这里的真话包括道德真理、政治真理、现实真相和历史真相。肚子里有货的人，赶快倒出来吧。
现在很多人处于好坏之间，拉他一把也许有望好起来，推他一下也许就堕落下去了。这个时代也是这样，虽然不好，也不太坏。如果说毛时代是恶鬼时代， 后来是禽兽时代，现在已经向夷狄时代进步了。
当然还有很多豺狼禽兽，但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一些君子豪杰出现了。君子豪杰就是时代进步的拉力。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拉这个时代一把。
关于说真话，为政者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敢说真话是臣下真正的忠诚，能听真话是君上必备的开明。故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特补充一句，让人民言论自由是为政者的基础性德行。
凡是防民之口、防儒之笔、以言治罪的政治，必然野蛮邪恶。无论是否极权主义，无论其它方面如何，仅此一点，就足以定性为暴政！
毛时代更是百分百的、极端性的暴政。那时候，对任何人说真话都毫无意义，都是自轻自贱自取灭亡。那时候，反毛和说真话说真理，必死无疑。君子置身于那个时代，能逃则逃，逃不了就装哑巴。对牛弹琴是愚蠢，何况对豺狼弹琴，岂非更蠢。君子大勇无畏，但不作毫无意义的牺牲。
那些因反毛和说真话而死的人，就像对豺狼弹琴而落入豺狼之口，虽勇而不智，虽正而不中，或可称正人，不配为君子。所以，对毛时代那些因说真话而死的人，不妨有所肯定，不宜过度抬举。把林昭说成圣女，就是过度抬举。
那个时代，朝野上下都不配听真话，毛氏君臣、三界精英固然不配，广大民众同样不配。我早就指出，奴隶可救，奴才不可救，自以为是主人翁的奴隶，最不可救。毛时代的人民，绝大多数是极权主义拥护者，自以为是主人翁的奴隶和炮灰，听不进任何真话也不配听真话。
顺便佩服一下红毛，让奴隶们自以为是主人翁，堪称达到了奴役人民的最高境界。要达到这个极权主义的最高境界，非马学莫属，非马学不可，其它学说都不行。
不配听真话就听不到真话。多数马家老人，包括政治老人和文化老人，大多很可怜，一辈子听不到真话真理，要因有三。首先是他们听惯了假话邪说，真假正邪不辨，听不得真话，不许别人说。其次是别人不敢对他们说，害怕冒犯。
更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工作、生活圈子里，根本没有真人，没有人说真话，更没有人说真理，大伙儿一辈子活在假话邪说里而不自知。
有少数马家老人，有两头真之称，意谓青少年时期追求真理，退下来以后敢说真话。这当然比一辈子从不求真理、从不说真话的人强，但在位时不真，两头真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时期，误把邪说当真理；退下来以后，对于中华特色的道德和政治真理，还是一无所知。
他们所谓说真话，或限于现象批评，深不下去；或倡导民主自由，说不到位，一辈子被马学毛思的圈套死死套住了。立足于马列主义讲民主平等，必然偏离民主平等本义而充满民粹主义臭味。立足于马列主义，什么好东西都追不到，越追越远；什么好东西都讲不好，似是而非。
2021-10-6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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