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合作筹备黄埔军校始末
2009年07月06日 15:29凤凰网历史综合
八十年前，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岛，国共合作建立了现代中国第一所军事政治学校。当时祖国四面八方的志士英豪，云集黄埔，广州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短短的几年里，“革命的黄埔”培养了不少军事、政治人才，“黄埔学生军”驰骋沙场，开展了极其壮丽的伟大斗争，取得了巨大功绩，为完成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历史任务，开辟了武装斗争的道路。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过深远影响。
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的？筹备过程中有哪些变化？过去，有许多问题说不清。现在，马林的女婿贡献出大量马林在中国活动的史料；苏联政府解密了大量文件、电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李玉贞、杜魏华等研究员，花费了大量心血，主编了不少著作，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使得部分史实得以澄清，遗憾的是还有一部分档案材料在台湾，至今我们还不能看到。
综观黄埔军校创办的历史资料，当时的形势复杂纷纭，其中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创办过程中，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直接见面不多，其中起穿针引线、搭桥铺路的主要人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驻中国大使越飞、加拉罕，全权代表鲍罗廷，中共代表张太雷等。
现在我们看到的党史资料中，中共领导人有关筹备黄埔军校的具体谈话或文字记录不多。但是，所有史料都明显地指出，创办的全过程中共领导人自始至终都是参与的。例如:1923年12月16日，鲍罗廷与瞿秋白在上海曾有一次谈话，参加谈话的有鲍罗廷、瞿秋白、维里杰，谈话背景是有关“孙逸先博士访问团”赴苏联访问的情况。
“维里杰问:您了解到莫斯科去过的那个王某人（指王登云）吗？?
瞿秋白:他是个XX，我早就建议不要派他去。
鲍罗廷问:蒋介石什么时候回来的？
瞿秋白:昨天早晨，可我还没有见他。陈独秀也没有见他。我只见了沈玄卢，他是中共党员，是我们的组织者。”
接着瞿秋白向鲍罗廷介绍了沈玄卢反映访问团在苏联参观访问的情况，以及访问团成员互相意见不一致的问题，鲍罗廷要瞿秋白报告陈独秀。
“瞿秋白:我一定把此事告诉陈独秀同志”[1]。
以上这段谈话可以看出，关于赴苏联考察的人选，中共领导是研究过的。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苏联办军事学校的经验、谈判军事援助的问题。可见，关于筹备军事学校的问题，中共领导人是知道的。张太雷参加了许多重要会谈活动，可惜他牺牲太早，没有能把他与中共领导人汇报、协商的情况记录下来，留下一段空白。
从筹备过程看，创办黄埔军校大体可以分为:初步酝酿、谈判学习、具体落实、正式成立等四个阶段。
一、初步酝酿
1921年12月，奉列宁派遣，秘密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在中国南方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的考察。在广西桂林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第一次见面，举行了长达9天的会谈。这9天的会谈与四个月的旅程相比，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对于中国革命历史来说，这次会谈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谈不了那么深。9天会谈的内容里虽然没有具体谈到创办军事学校的问题，但是，双方对中国革命战略问题的共识，对尔后创办军事学校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一次奠定思想基础的会谈。
马林在1923年2月，把这次谈话概括为:“中国革命分子采取的方针是在南方集聚力量，在那里占领一块领土，组织革命军队，把革命扩展到北方，武力推翻反动军阀政权，以革命纲领为基础，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2]这就是孙中山关于武装统一中国战略思想。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虽然遭受很多挫折，但他却以无比坚韧的力量，熔炼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反动军阀的决战。孙中山先生总结毕生的经验，深刻分析近代中国的国情，得出中国革命“离开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中国特点之一”，就是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了达到结束国家分裂的局面和实现祖国共和统一的目的，必须把“举行北伐，统一中国”作为既定的统一战略，要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务必保住华南，将其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地”。
国民党对这次会谈很重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要员胡汉民、许崇智、陈少白、曹亚伯、林云陔、朱卓文、李禄超、孙科等人都参加了会谈，9天内进行了三次会谈。
由于这次会谈是考察性的，双方是第一次见面，只就一些大的原则问题进行交流，没有具体谈到开办军事学校的问题。但是，思想认识的统一，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重要酝酿活动。
由于苏联那时候的外交重点在北京，他们认为“国民党的活动中心应该在北京”，不在南方。年青的苏维埃政权诞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紧张进行，被沙皇政府拖入战争的俄国军队正在前线与德奥军队激战。苏联国内，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军队疲惫不堪，许多地区出现了反动势力的暴乱，食品等生活必须品奇缺，供应极其紧张，巩固国家政权需要时间。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敌视苏联，他们寄希望于苏维埃政权的垮台。英美法拒绝承认苏联，直到1922年，美国还一直承认沙皇的驻美大使。那时苏联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处理西线问题，在远东，他们的外交重点则是争取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对其外交上的承认，用当时的话说:“不得不同中国的正式政府打交道”，不想得罪他们，要急于与他们“套交情”。
有进展的酝酿活动是第二次在上海见面。这次在上海见面，双方举行了深入的会谈。因为这次会谈有了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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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广东的陈炯明1922年6月16日公开武装叛变，把孙中山赶出广州，悬赏20万元杀孙中山，孙中山不得不在上海避难，处于革命的低迷时刻。
二是马林南方之行之后，完成了两份报告，在北京向苏联公使馆官员口头汇报没有解决问题，又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马林的报告给予很高的评价，正式授权马林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莫斯科认识了越飞，与越飞坐同一次火车回到北京，互相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结成了友谊。
三是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提出联合国民党和其它革新党派。马林回到上海以后，8月29日，在马林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涛、高君宇等五名中央委员全部到会。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定和八月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联合统一战线。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家表示遵从共产国际的意见和指示，并决定中共少数负责人立即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先生毕竟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临危不乱，在与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中，逐步形成了联俄联共的政策，使得他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和优势的地位。
这一段时间，先是到杭州出席西湖特别会议的中央委员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这是国共两党领导人第一次会面，一见如故，“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会谈达成了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治协议，为建立国共联合统一战线奠定基础。
接着，马林再次会见孙中山，通报了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情况，孙中山先生了解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和指示。
在以上一系列会谈协商的基础上，马林与越飞频繁联络。于是，越飞派出他的军事顾问格克尔，于1922年9月26日到孙中山寓所与孙中山先生进一步会谈，马林担任记录，这是苏联官方对孙中山政治态度的进一步了解和摸底。
格克尔带来越飞的意见，仍然是稳定苏联的对外关系，要孙中山同吴佩孚联合“尽可能避免内战，因内战会引起外国列强的进一步干涉，也许还会（有）北京被占领的情况”[3]。
孙中山则总结多年来的失败教训，为了扭转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也调整了策略。这时，他认为同苏联建立公开的更紧密的联系是完全必要的，同共产党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接受改组国民党的意见。所以，9月4日，他在上海召开改组国民党的首次会议上，即席解释联俄联共的政策，这是新的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当然这个战略的前提是必须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在国民党力量分散、中共还很弱小的情况下，也许中国革命的这段历史将会改写。
所以，他向格克尔提出:“外国列强阻扰中国的统一事业。我们需要一个支持中国统一的朋友。只有俄国可以成为这样的朋友”，希望“在中国西北边界或土耳其斯坦（指新疆），拥有一支自己的由俄国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军队”，“无论如何一定要建立这支独立的军队”，如果越飞同意，孙中山将“派一个军事专家赴长春，与格克尔同志一起给莫斯科拟一个计划”[4]。
从同盟会时代开始，孙中山就很重视军事斗争。他一面运动新军，一面联络会党。辛亥革命后，他主要是拉拢军阀，所依靠的并不是自己的武装力量，结果不断失败。在失败中，孙中山逐步认识到组织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和极端重要性。陈炯明武装叛乱以后，他决定要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自己的武装。所以，这次孙中山第一次正式向苏联提出:在“西北边界”建立“拥有一支自己的由俄国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军队”。史称:“西北建军方案”，这个方案就是“黄埔建军方案”的雏形，先有“西北建军方案”，后有“黄埔建军方案”。这个方案的提出，标志着“黄埔建军”的酝酿已经有了眉目。
二、谈判学习
格克尔回北京向越飞汇报以后，于10月17日向苏联共产党中央、斯大林发了电报，报告了孙中山的最新态度。但是，要在西北建立一支军队，苏联更有军事上的很大顾虑。越飞起初在思想上并没有接受孙中山的要求。1922年11月7日，在越飞致马林的信中，他讲:“孙的关于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我已经报告莫斯科”[5]。
但是，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肯定了越飞关于中国问题的政策，并对此政策作出了具体决议。责成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托洛茨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人仔细研究支持、援助孙中山的要求。[6]
可能是得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授权，越飞于1923年1月17日，特地由北京南下到上海拜会孙中山，李大钊、林伯渠、宋庆龄等也参加了，双方就进一步商讨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建立军队、建立军事学校，以及如何援助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对于这次会谈，孙中山“极为喜悦”，曾吩咐侍卫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申明》。双方确认“当前中国最急最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诚挚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据”[7]等，从而宣告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确立，也标志筹备军事学校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在这次会谈中，孙中山向越飞提出，想得到苏联200万墨西哥元和建立10万军队的物资装备的援助。
会谈成果令人鼓舞，重振了低迷的军心和士气。越飞确立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他向苏联领导人报告:“孙中山是最接近我们（苏联）的，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现在也还在陆续加入国民党的时刻”，“在中国我们（苏联）唯一的朋友只能是孙”。并建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沿着这个方向加强工作”，“务必保住华南，将其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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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并不是这样看的，他们中有的人不同意这样做，如:魏金斯基和萨法罗夫，他们曾经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味热衷于军事手段，不重视群众性的鼓动和宣传工作”，指责马林把“莫斯科的指示篡改为天方夜谈式的神话，粉饰孙中山的立场和国民党内的情况”，要把马林作为“替罪羊”，从中国撤回来。[9]
历史证明，马林、越飞等人的胆识的确有过人之处，他们比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更多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们的思想观念比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要领先，还要突破。他们在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积极活动，大有成效，成功地争取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支持。
《联合申明》发表以后，越飞前往日本热海温泉养病，孙中山仍对合作深有期望，专程派廖仲恺前往，继续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细节进行商谈。
当时，苏联的处境很困难，财力十分有限。自己力有未逮，遑论支持中国。在中国工作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经常拿不到经费，有时候甚至连发电报的钱都没有，正常的经费一次也发不多，只是三百、五百的邮寄。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还是给予无私的援助。1923年 3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开会，决定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墨西哥元的财政援助，派遣一批军事顾问，在中国西部组建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作为革命军队的基础。同时，还指定由托洛茨基、契切林、拉狄克等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
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5月1日，远在日本热海的越飞才把这个决定发电报给在广州的马林，要马林转给孙中山。对于创办黄埔军校来说，这份电报很重要。因为在电报中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孙中山:“苏俄方面愿意协助他（孙中山）在华北或中国西部建立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建立一个“各兵种内部军校，而非野战性质的部队”，[10]用以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训练军事和政治干部。
据蒋介石后来回忆，孙中山曾派代表到北京与加拉罕谈判，计划在广州办军事学校。而苏联人设想是选择在华北和中国西部，办“各兵种内部军校”。为什么？当时开办军事学校，急需的是苏联实质作战物资的援助，特别是开办军事学校运送物资很困难，要是“依靠广州太冒险，因广州系英国势力范围和海军力量中心”。
孙中山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不到十天，他就发电报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报热情洋溢地称:“贵国5月1日回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11]
5月1日的电报，标志着筹备军事学校工作，进入新的里程碑。如果说以前的酝酿协商，只是在纸上，到了5月1日以后则是真正落实的阶段。
为落实这件事，苏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苏联方面，1923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出席，会议通过由斯大林提名的“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2]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方面，1923年1月，共产国际“四大”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指示信，要求“国民党和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协调起来”，建立民族革命和反帝战线，通过“三大”统一全党思想，制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和策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30多名代表在广州参加了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经过热烈争论，最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民主联盟，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马林也参加了大会。
此外，广东中共党的组织起初对陈炯明的假革命的面貌认识不清楚。1920年陈炯明曾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学生、中共广东领导人谭平山等在兴办杂志等方面，接受过陈炯明的赞助。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拥孙反陈的指示，中共中央动用了纪律处分，才使他们的立场转变过来。
国民党方面，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会见了马林，并与马林、张继、汪兆明等人一起商议组织“孙逸仙博士访问团”，其任务是有关开办军事学校、争取军事援助的细节榷商。同时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请求经济援助，邀请政治、军事顾问速来广州，帮助改组国民党。
双方确定访问团的成员:蒋介石、沉定一、王登云、张太雷。其中国民党员2人，共产党员2人。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访问团”是以秘密访问的方式进行的，没有公开报道。访问团于1923年9月 2日到达莫斯科，由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接待，进行了多次会谈和协商。在苏联访问期间，访问团参观了144步兵团，海军、空军的军事院校，“红玫瑰”工厂，递交了《中国军事行动方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托洛茨基、斯克梁斯基、加米涅夫等领导。
关于筹备军事学校问题的会谈有二次:
1、9月10日，一到莫斯科，在苏联革命委员会大楼，访问团与斯克梁斯基（托洛茨基的副手）、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会谈时就提出:“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尽可能多派一些人到中国南方，以红军为楷模，训练中国军队”，斯克梁斯基表示:“由于俄国人学习汉语困难，最好开办专门招收中国学员的学校”，“应开办两所军校:一为高等军校，培养（不低于营级的）指挥人员，招收具有一定俄语知识的人，培训名额约30人。地点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另一所为中等军事学校，设在靠近中国的地区——符拉迪沃斯克或伊尔库茨克，可招收一些多少受过军事训练的约500名中国学员。各地方当局在派送人员进入上述军校时，必须保证政治质量，务须严格掌握，使忠诚的人员入学入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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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3年11月27日，访问团临回国前同托洛茨基进行了会谈，托洛茨基向访问团表示:“在目前各种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态势下，无法援助孙中山的军队。不过我们可以开办学校，让中国革命者接受军事训练。”[14]
这次访问团的最大收获:一是苏联人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立军校”，二是访问团学习了苏联军队的组织制度、尤其是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
在谈判中，蒋介石曾经提到:“原拟在广州开办军校”，苏联没有接受，为此他提议，“以该项建校经费来扩大派人（到苏联学习）数量[15]”。最后再次同托洛茨基会见时，苏联人同意单独“开办学校[16]”。蒋介石认为这是赴苏的一大成果，他在11月12日写给马林的信中谈到:“昨天我们与斯克梁斯基同志晤谈，解决了军事计划问题。他强调中国本身要开展政治工作，并说在开展政治工作期间，我们可以为军事工作进行准备。因此，他建议派3-7名有高级军事职务的同志进参谋学院学习，在陆军学校为30-50名忠诚同志开一个班，这是我们赴苏的成果之一。”[17]一度由于谈判过度劳累、成果不理想，蒋介石曾经要求去疗养，自苏联人同意单独“开办学校”以后，他不再要求疗养了。
对于在西北建立军事力量的庞大计划，苏联人简直无法接受这个要求。他们认为“应该从根本上坚决彻底树立一个思想，即使在他们面临着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进而向我们提出纯军事方面的要求，一律要等到欧洲形势明朗化和中国完成一定的政治准备之后再议。”[18]
马林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起初他没有得到什么特别指令，只是遵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记者的身份到中国开展革命活动。但在推动创办黄埔军校中，他参与了许多重大政策的制定工作，身份比较特殊。有的时候，他既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又是中共代表。
访问团到达莫斯科不久，马林也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还与访问团商议有关军事工作提案的问题。由于马林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不和，处境很困难。但是，他仍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很关心，还想第四次来中国。蒋介石曾给马林写信:“本想在离苏之前给你赴华的旅费，但因这里缺少经费，只能给张太雷同志留下约300墨西哥元作为他回国川资。我将汇钱给你，或先请向张太雷同志借用，日后我归还给他。”[19]这份短短的书信，饱含了革命的艰辛。马林、鲍罗廷、越飞等一大批国际友人，始终坚持不渝地支持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他们应该是我们最为感激、不可忘记的好朋友。
三、具体筹备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组织“国民军军官学校”，先是拟以孙中山为校长，以后方医院和测量局为校址。指派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等为军校筹委会委员。后来又改变为:“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校址经孙中山先生多次勘察，最后指定黄埔长洲岛原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为黄埔军校校址。委任廖仲恺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
最终决定在广州开办军事学校，这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的改变有很大关系:
首先，苏联的外交关系有改善。1920年以后，在苏联粉碎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和武装干涉取得胜利以后，世界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两种社会制度及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被一个较长时间的停战所代替，由直接武装冲突过渡到和平共处的新时期。这时，苏联政府在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持积极态度，他们坚定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实现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条件，1924年英国率先与苏联建交。
其次，鲍罗廷在到广州的途中亲自考察了海上运输信道。鲍罗廷是斯大林直接委派的代表、加拉罕的好朋友，钱对于他是不成问题的。他去广州，可以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陆路可以坐火车，水路可以坐客运轮船，但是他却选择了乘坐运牲口的小船，在一名苏联顾问波尔亚克的陪同下，与200只绵羊一起经过台湾海峡到达广州，途中遇到了台风，幸亏找到了避风港，不然就会同200只绵羊一起葬身海底。为什么会有这一趟冒险之旅？主要是这条海上通路是维系苏联与广州革命力量的“生命线”，只剩下了这条通路，它要提供创办黄埔军校最为重要的枪支、弹药、通信器材等物资的供应。苏共中央非常关心这条海上通路的安全。有了这次航行经历，鲍罗廷直接了解了实地情况，为开辟苏联海参威经香港到广州的海路信道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再有，鲍罗廷和孙中山的亲密关系。据1927年采访过鲍罗廷的苏联《星火报》记者说，鲍罗廷曾在纽约见过孙中山，由于鲍会英语，因而能够同讲英语的孙中山直接交谈，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本钱之一。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总顾问。他既是苏联政府的代表，又是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私人代表。10月6日，他到广州是拿着加拉罕写给孙中山的介绍信，信中说:“希望鲍罗廷同志到广州以后，情况会比以前（我为以前的情况深感遗憾）进展快些”[20]，有了鲍罗廷到广州，苏联人更加放心了。
最重要的，广州的形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恶化，孙中山的地位极不稳定。当时，孙中山只有一支150——200人组成的私人卫队可供调遣，而广东军阀队伍的人数约有4万人。1923年11月初，陈炯明企图卷土重来，兵分四路猛攻广州。广州市内宣布戒严，人心浮动。孙中山指挥滇、豫、湘军开往前线抵御敌军，作战表现不佳。不得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召开各区分部执委联席会议，动员全体党员行动起来，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建立军事学校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通过了在广州设立第一所军校的方案。
鲍罗廷在12月10日写给莫斯科的《关于华南形势的报告》，有具体记录:“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已经最后通过了按营的建制在广州设立第一所军校的方案（未能发现此方案）。与其它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该军校内有完善的政治部。校长由蒋将军担任，他就是孙中山派往莫斯科的代表，目前正在回国的路上。广东省长廖仲恺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已经选定了校址，近期内将整饬就绪，军校即可正式开学了。军校的费用每月约15000——20000美圆，要视情况而定，若是采纳我们提出的三个连为一个营的建制，还是按孙提出的6个连为一个营的建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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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鲍罗廷的报告，加拉罕在12月27日致电鲍罗廷，向孙中山询问“如何把援助物资给他运去”，“一俟收到他的回答，政府就讨论他的要求。”同时，加拉罕还通知鲍罗廷，访问团在苏联之行提交的庞大计划被否定了，今后的全部问题归结到“必须展开政治工作和在军校里培养人才的建议上”。1924年3月27日，苏联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81次会议讨论批准了给孙中山的财政援助，同意“按照1923年5月1日越飞致孙中山电报中所允诺的武器数量给以提供[22]”，开办学校经费和物资也已得到落实。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一大”，发表了宣言，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的领导人有11位进入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了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1月24日，正式宣布在广州黄埔岛开办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亲自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创办，先后发出第61号、钟字第22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团组织认真选拔党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报考军校。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代表带着为黄埔军校招生的任务回到各地，进行了紧张的招生工作。一大批优秀的具有革命精神的学生被召到黄埔军校学习。湖南、河南、北京、河北、山西等地的共产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在当地进行了秘密招生。毛泽东在上海还亲自接待过报考的学生。
在军校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五六十人，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共产党员金佛庄原来在莫斯科，到广州出席中共“三大”以后，就留在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的早期筹备工作，军校成立以后他历任军校教导团第2团第3营营长、党代表、团长等职务。
四、黄埔军校正式成立
1924年6月16日，是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两周年的纪念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鲍罗廷等出席大会。孙中山发表了长篇讲话，勉励军校学生努力，将来成为革命军的骨干。他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23]
黄埔军校是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它以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并重。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后来从黄埔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各级部队，促进了军队的革命化。学校设立了政治部，周恩来是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高语罕等共产党人在校内执教。他们言传身教，信誉很高，素为学生所拥戴。
黄埔军校培养出来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成为革命武装力量的核心和中坚。国民革命军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朱克清、廖干吾、林伯渠等分别担任好几个军的国民党党代表，还有一大批党、团员担任下级军官。广东革命政府依靠这支武装力量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黄埔学生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平定杨刘叛乱，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反动势力，使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黄埔学生曾被誉为“革命前驱”、“东方红军”。大革命失败后，不少黄埔师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工农红军的指挥员。
历史上，中国曾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陷人遭受欺负、备受屈辱的悲惨境地。上百年来，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苦苦追求的目标。为此，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洋务派曾经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主张通过改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的复兴和强大,但他们的“戊戌变法”不到百日便被挫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一深深打动几代中国人心坎的响亮口号,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辛亥革命仍以与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充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先进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民族复兴道路,不可能肩负起领导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历史已经证明,幻想“告别革命”，还是在旧制度下用“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或者“教育救国 ”,是根本行不通的。
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国共两党领导人,运用高超的政治智能,建立了国共两党联合的统一战线，创造性地实行了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
黄埔军校的创办，为完成民族复兴,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创办革命的军事学校，培养新型的革命军官，建立国民革命军，以武装斗争统一中国,这才是一条符合国情的民族复兴之路，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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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7月06日 15:29凤凰网历史综合
八十年前，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岛，国共合作建立了现代中国第一所军事政治学校。当时祖国四面八方的志士英豪，云集黄埔，广州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短短的几年里，“革命的黄埔”培养了不少军事、政治人才，“黄埔学生军”驰骋沙场，开展了极其壮丽的伟大斗争，取得了巨大功绩，为完成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历史任务，开辟了武装斗争的道路。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过深远影响。
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的？筹备过程中有哪些变化？过去，有许多问题说不清。现在，马林的女婿贡献出大量马林在中国活动的史料；苏联政府解密了大量文件、电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李玉贞、杜魏华等研究员，花费了大量心血，主编了不少著作，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使得部分史实得以澄清，遗憾的是还有一部分档案材料在台湾，至今我们还不能看到。
综观黄埔军校创办的历史资料，当时的形势复杂纷纭，其中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创办过程中，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直接见面不多，其中起穿针引线、搭桥铺路的主要人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驻中国大使越飞、加拉罕，全权代表鲍罗廷，中共代表张太雷等。
现在我们看到的党史资料中，中共领导人有关筹备黄埔军校的具体谈话或文字记录不多。但是，所有史料都明显地指出，创办的全过程中共领导人自始至终都是参与的。例如:1923年12月16日，鲍罗廷与瞿秋白在上海曾有一次谈话，参加谈话的有鲍罗廷、瞿秋白、维里杰，谈话背景是有关“孙逸先博士访问团”赴苏联访问的情况。
“维里杰问:您了解到莫斯科去过的那个王某人（指王登云）吗？?
瞿秋白:他是个XX，我早就建议不要派他去。
鲍罗廷问:蒋介石什么时候回来的？
瞿秋白:昨天早晨，可我还没有见他。陈独秀也没有见他。我只见了沈玄卢，他是中共党员，是我们的组织者。”
接着瞿秋白向鲍罗廷介绍了沈玄卢反映访问团在苏联参观访问的情况，以及访问团成员互相意见不一致的问题，鲍罗廷要瞿秋白报告陈独秀。
“瞿秋白:我一定把此事告诉陈独秀同志”[1]。
以上这段谈话可以看出，关于赴苏联考察的人选，中共领导是研究过的。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苏联办军事学校的经验、谈判军事援助的问题。可见，关于筹备军事学校的问题，中共领导人是知道的。张太雷参加了许多重要会谈活动，可惜他牺牲太早，没有能把他与中共领导人汇报、协商的情况记录下来，留下一段空白。
从筹备过程看，创办黄埔军校大体可以分为:初步酝酿、谈判学习、具体落实、正式成立等四个阶段。
一、初步酝酿
1921年12月，奉列宁派遣，秘密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在中国南方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的考察。在广西桂林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第一次见面，举行了长达9天的会谈。这9天的会谈与四个月的旅程相比，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对于中国革命历史来说，这次会谈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谈不了那么深。9天会谈的内容里虽然没有具体谈到创办军事学校的问题，但是，双方对中国革命战略问题的共识，对尔后创办军事学校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一次奠定思想基础的会谈。
马林在1923年2月，把这次谈话概括为:“中国革命分子采取的方针是在南方集聚力量，在那里占领一块领土，组织革命军队，把革命扩展到北方，武力推翻反动军阀政权，以革命纲领为基础，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2]这就是孙中山关于武装统一中国战略思想。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虽然遭受很多挫折，但他却以无比坚韧的力量，熔炼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反动军阀的决战。孙中山先生总结毕生的经验，深刻分析近代中国的国情，得出中国革命“离开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中国特点之一”，就是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了达到结束国家分裂的局面和实现祖国共和统一的目的，必须把“举行北伐，统一中国”作为既定的统一战略，要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务必保住华南，将其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地”。
国民党对这次会谈很重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要员胡汉民、许崇智、陈少白、曹亚伯、林云陔、朱卓文、李禄超、孙科等人都参加了会谈，9天内进行了三次会谈。
由于这次会谈是考察性的，双方是第一次见面，只就一些大的原则问题进行交流，没有具体谈到开办军事学校的问题。但是，思想认识的统一，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重要酝酿活动。
由于苏联那时候的外交重点在北京，他们认为“国民党的活动中心应该在北京”，不在南方。年青的苏维埃政权诞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紧张进行，被沙皇政府拖入战争的俄国军队正在前线与德奥军队激战。苏联国内，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军队疲惫不堪，许多地区出现了反动势力的暴乱，食品等生活必须品奇缺，供应极其紧张，巩固国家政权需要时间。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敌视苏联，他们寄希望于苏维埃政权的垮台。英美法拒绝承认苏联，直到1922年，美国还一直承认沙皇的驻美大使。那时苏联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处理西线问题，在远东，他们的外交重点则是争取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对其外交上的承认，用当时的话说:“不得不同中国的正式政府打交道”，不想得罪他们，要急于与他们“套交情”。
有进展的酝酿活动是第二次在上海见面。这次在上海见面，双方举行了深入的会谈。因为这次会谈有了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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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广东的陈炯明1922年6月16日公开武装叛变，把孙中山赶出广州，悬赏20万元杀孙中山，孙中山不得不在上海避难，处于革命的低迷时刻。
二是马林南方之行之后，完成了两份报告，在北京向苏联公使馆官员口头汇报没有解决问题，又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马林的报告给予很高的评价，正式授权马林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莫斯科认识了越飞，与越飞坐同一次火车回到北京，互相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结成了友谊。
三是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提出联合国民党和其它革新党派。马林回到上海以后，8月29日，在马林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涛、高君宇等五名中央委员全部到会。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定和八月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联合统一战线。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家表示遵从共产国际的意见和指示，并决定中共少数负责人立即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先生毕竟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临危不乱，在与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中，逐步形成了联俄联共的政策，使得他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和优势的地位。
这一段时间，先是到杭州出席西湖特别会议的中央委员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这是国共两党领导人第一次会面，一见如故，“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会谈达成了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治协议，为建立国共联合统一战线奠定基础。
接着，马林再次会见孙中山，通报了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情况，孙中山先生了解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和指示。
在以上一系列会谈协商的基础上，马林与越飞频繁联络。于是，越飞派出他的军事顾问格克尔，于1922年9月26日到孙中山寓所与孙中山先生进一步会谈，马林担任记录，这是苏联官方对孙中山政治态度的进一步了解和摸底。
格克尔带来越飞的意见，仍然是稳定苏联的对外关系，要孙中山同吴佩孚联合“尽可能避免内战，因内战会引起外国列强的进一步干涉，也许还会（有）北京被占领的情况”[3]。
孙中山则总结多年来的失败教训，为了扭转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也调整了策略。这时，他认为同苏联建立公开的更紧密的联系是完全必要的，同共产党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接受改组国民党的意见。所以，9月4日，他在上海召开改组国民党的首次会议上，即席解释联俄联共的政策，这是新的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当然这个战略的前提是必须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在国民党力量分散、中共还很弱小的情况下，也许中国革命的这段历史将会改写。
所以，他向格克尔提出:“外国列强阻扰中国的统一事业。我们需要一个支持中国统一的朋友。只有俄国可以成为这样的朋友”，希望“在中国西北边界或土耳其斯坦（指新疆），拥有一支自己的由俄国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军队”，“无论如何一定要建立这支独立的军队”，如果越飞同意，孙中山将“派一个军事专家赴长春，与格克尔同志一起给莫斯科拟一个计划”[4]。
从同盟会时代开始，孙中山就很重视军事斗争。他一面运动新军，一面联络会党。辛亥革命后，他主要是拉拢军阀，所依靠的并不是自己的武装力量，结果不断失败。在失败中，孙中山逐步认识到组织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和极端重要性。陈炯明武装叛乱以后，他决定要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自己的武装。所以，这次孙中山第一次正式向苏联提出:在“西北边界”建立“拥有一支自己的由俄国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军队”。史称:“西北建军方案”，这个方案就是“黄埔建军方案”的雏形，先有“西北建军方案”，后有“黄埔建军方案”。这个方案的提出，标志着“黄埔建军”的酝酿已经有了眉目。
二、谈判学习
格克尔回北京向越飞汇报以后，于10月17日向苏联共产党中央、斯大林发了电报，报告了孙中山的最新态度。但是，要在西北建立一支军队，苏联更有军事上的很大顾虑。越飞起初在思想上并没有接受孙中山的要求。1922年11月7日，在越飞致马林的信中，他讲:“孙的关于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我已经报告莫斯科”[5]。
但是，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肯定了越飞关于中国问题的政策，并对此政策作出了具体决议。责成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托洛茨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人仔细研究支持、援助孙中山的要求。[6]
可能是得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授权，越飞于1923年1月17日，特地由北京南下到上海拜会孙中山，李大钊、林伯渠、宋庆龄等也参加了，双方就进一步商讨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建立军队、建立军事学校，以及如何援助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对于这次会谈，孙中山“极为喜悦”，曾吩咐侍卫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申明》。双方确认“当前中国最急最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诚挚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据”[7]等，从而宣告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确立，也标志筹备军事学校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在这次会谈中，孙中山向越飞提出，想得到苏联200万墨西哥元和建立10万军队的物资装备的援助。
会谈成果令人鼓舞，重振了低迷的军心和士气。越飞确立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他向苏联领导人报告:“孙中山是最接近我们（苏联）的，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现在也还在陆续加入国民党的时刻”，“在中国我们（苏联）唯一的朋友只能是孙”。并建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沿着这个方向加强工作”，“务必保住华南，将其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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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并不是这样看的，他们中有的人不同意这样做，如:魏金斯基和萨法罗夫，他们曾经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味热衷于军事手段，不重视群众性的鼓动和宣传工作”，指责马林把“莫斯科的指示篡改为天方夜谈式的神话，粉饰孙中山的立场和国民党内的情况”，要把马林作为“替罪羊”，从中国撤回来。[9]
历史证明，马林、越飞等人的胆识的确有过人之处，他们比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更多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们的思想观念比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要领先，还要突破。他们在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积极活动，大有成效，成功地争取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支持。
《联合申明》发表以后，越飞前往日本热海温泉养病，孙中山仍对合作深有期望，专程派廖仲恺前往，继续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细节进行商谈。
当时，苏联的处境很困难，财力十分有限。自己力有未逮，遑论支持中国。在中国工作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经常拿不到经费，有时候甚至连发电报的钱都没有，正常的经费一次也发不多，只是三百、五百的邮寄。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还是给予无私的援助。1923年 3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开会，决定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墨西哥元的财政援助，派遣一批军事顾问，在中国西部组建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作为革命军队的基础。同时，还指定由托洛茨基、契切林、拉狄克等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
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5月1日，远在日本热海的越飞才把这个决定发电报给在广州的马林，要马林转给孙中山。对于创办黄埔军校来说，这份电报很重要。因为在电报中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孙中山:“苏俄方面愿意协助他（孙中山）在华北或中国西部建立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建立一个“各兵种内部军校，而非野战性质的部队”，[10]用以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训练军事和政治干部。
据蒋介石后来回忆，孙中山曾派代表到北京与加拉罕谈判，计划在广州办军事学校。而苏联人设想是选择在华北和中国西部，办“各兵种内部军校”。为什么？当时开办军事学校，急需的是苏联实质作战物资的援助，特别是开办军事学校运送物资很困难，要是“依靠广州太冒险，因广州系英国势力范围和海军力量中心”。
孙中山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不到十天，他就发电报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报热情洋溢地称:“贵国5月1日回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11]
5月1日的电报，标志着筹备军事学校工作，进入新的里程碑。如果说以前的酝酿协商，只是在纸上，到了5月1日以后则是真正落实的阶段。
为落实这件事，苏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苏联方面，1923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出席，会议通过由斯大林提名的“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2]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方面，1923年1月，共产国际“四大”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指示信，要求“国民党和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协调起来”，建立民族革命和反帝战线，通过“三大”统一全党思想，制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和策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30多名代表在广州参加了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经过热烈争论，最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民主联盟，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马林也参加了大会。
此外，广东中共党的组织起初对陈炯明的假革命的面貌认识不清楚。1920年陈炯明曾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学生、中共广东领导人谭平山等在兴办杂志等方面，接受过陈炯明的赞助。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拥孙反陈的指示，中共中央动用了纪律处分，才使他们的立场转变过来。
国民党方面，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会见了马林，并与马林、张继、汪兆明等人一起商议组织“孙逸仙博士访问团”，其任务是有关开办军事学校、争取军事援助的细节榷商。同时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请求经济援助，邀请政治、军事顾问速来广州，帮助改组国民党。
双方确定访问团的成员:蒋介石、沉定一、王登云、张太雷。其中国民党员2人，共产党员2人。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访问团”是以秘密访问的方式进行的，没有公开报道。访问团于1923年9月 2日到达莫斯科，由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接待，进行了多次会谈和协商。在苏联访问期间，访问团参观了144步兵团，海军、空军的军事院校，“红玫瑰”工厂，递交了《中国军事行动方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托洛茨基、斯克梁斯基、加米涅夫等领导。
关于筹备军事学校问题的会谈有二次:
1、9月10日，一到莫斯科，在苏联革命委员会大楼，访问团与斯克梁斯基（托洛茨基的副手）、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会谈时就提出:“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尽可能多派一些人到中国南方，以红军为楷模，训练中国军队”，斯克梁斯基表示:“由于俄国人学习汉语困难，最好开办专门招收中国学员的学校”，“应开办两所军校:一为高等军校，培养（不低于营级的）指挥人员，招收具有一定俄语知识的人，培训名额约30人。地点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另一所为中等军事学校，设在靠近中国的地区——符拉迪沃斯克或伊尔库茨克，可招收一些多少受过军事训练的约500名中国学员。各地方当局在派送人员进入上述军校时，必须保证政治质量，务须严格掌握，使忠诚的人员入学入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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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3年11月27日，访问团临回国前同托洛茨基进行了会谈，托洛茨基向访问团表示:“在目前各种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态势下，无法援助孙中山的军队。不过我们可以开办学校，让中国革命者接受军事训练。”[14]
这次访问团的最大收获:一是苏联人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立军校”，二是访问团学习了苏联军队的组织制度、尤其是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
在谈判中，蒋介石曾经提到:“原拟在广州开办军校”，苏联没有接受，为此他提议，“以该项建校经费来扩大派人（到苏联学习）数量[15]”。最后再次同托洛茨基会见时，苏联人同意单独“开办学校[16]”。蒋介石认为这是赴苏的一大成果，他在11月12日写给马林的信中谈到:“昨天我们与斯克梁斯基同志晤谈，解决了军事计划问题。他强调中国本身要开展政治工作，并说在开展政治工作期间，我们可以为军事工作进行准备。因此，他建议派3-7名有高级军事职务的同志进参谋学院学习，在陆军学校为30-50名忠诚同志开一个班，这是我们赴苏的成果之一。”[17]一度由于谈判过度劳累、成果不理想，蒋介石曾经要求去疗养，自苏联人同意单独“开办学校”以后，他不再要求疗养了。
对于在西北建立军事力量的庞大计划，苏联人简直无法接受这个要求。他们认为“应该从根本上坚决彻底树立一个思想，即使在他们面临着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进而向我们提出纯军事方面的要求，一律要等到欧洲形势明朗化和中国完成一定的政治准备之后再议。”[18]
马林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起初他没有得到什么特别指令，只是遵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记者的身份到中国开展革命活动。但在推动创办黄埔军校中，他参与了许多重大政策的制定工作，身份比较特殊。有的时候，他既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又是中共代表。
访问团到达莫斯科不久，马林也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还与访问团商议有关军事工作提案的问题。由于马林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不和，处境很困难。但是，他仍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很关心，还想第四次来中国。蒋介石曾给马林写信:“本想在离苏之前给你赴华的旅费，但因这里缺少经费，只能给张太雷同志留下约300墨西哥元作为他回国川资。我将汇钱给你，或先请向张太雷同志借用，日后我归还给他。”[19]这份短短的书信，饱含了革命的艰辛。马林、鲍罗廷、越飞等一大批国际友人，始终坚持不渝地支持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他们应该是我们最为感激、不可忘记的好朋友。
三、具体筹备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组织“国民军军官学校”，先是拟以孙中山为校长，以后方医院和测量局为校址。指派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等为军校筹委会委员。后来又改变为:“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校址经孙中山先生多次勘察，最后指定黄埔长洲岛原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为黄埔军校校址。委任廖仲恺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
最终决定在广州开办军事学校，这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的改变有很大关系:
首先，苏联的外交关系有改善。1920年以后，在苏联粉碎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和武装干涉取得胜利以后，世界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两种社会制度及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被一个较长时间的停战所代替，由直接武装冲突过渡到和平共处的新时期。这时，苏联政府在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持积极态度，他们坚定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实现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条件，1924年英国率先与苏联建交。
其次，鲍罗廷在到广州的途中亲自考察了海上运输信道。鲍罗廷是斯大林直接委派的代表、加拉罕的好朋友，钱对于他是不成问题的。他去广州，可以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陆路可以坐火车，水路可以坐客运轮船，但是他却选择了乘坐运牲口的小船，在一名苏联顾问波尔亚克的陪同下，与200只绵羊一起经过台湾海峡到达广州，途中遇到了台风，幸亏找到了避风港，不然就会同200只绵羊一起葬身海底。为什么会有这一趟冒险之旅？主要是这条海上通路是维系苏联与广州革命力量的“生命线”，只剩下了这条通路，它要提供创办黄埔军校最为重要的枪支、弹药、通信器材等物资的供应。苏共中央非常关心这条海上通路的安全。有了这次航行经历，鲍罗廷直接了解了实地情况，为开辟苏联海参威经香港到广州的海路信道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再有，鲍罗廷和孙中山的亲密关系。据1927年采访过鲍罗廷的苏联《星火报》记者说，鲍罗廷曾在纽约见过孙中山，由于鲍会英语，因而能够同讲英语的孙中山直接交谈，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本钱之一。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总顾问。他既是苏联政府的代表，又是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私人代表。10月6日，他到广州是拿着加拉罕写给孙中山的介绍信，信中说:“希望鲍罗廷同志到广州以后，情况会比以前（我为以前的情况深感遗憾）进展快些”[20]，有了鲍罗廷到广州，苏联人更加放心了。
最重要的，广州的形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恶化，孙中山的地位极不稳定。当时，孙中山只有一支150——200人组成的私人卫队可供调遣，而广东军阀队伍的人数约有4万人。1923年11月初，陈炯明企图卷土重来，兵分四路猛攻广州。广州市内宣布戒严，人心浮动。孙中山指挥滇、豫、湘军开往前线抵御敌军，作战表现不佳。不得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召开各区分部执委联席会议，动员全体党员行动起来，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建立军事学校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通过了在广州设立第一所军校的方案。
鲍罗廷在12月10日写给莫斯科的《关于华南形势的报告》，有具体记录:“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已经最后通过了按营的建制在广州设立第一所军校的方案（未能发现此方案）。与其它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该军校内有完善的政治部。校长由蒋将军担任，他就是孙中山派往莫斯科的代表，目前正在回国的路上。广东省长廖仲恺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已经选定了校址，近期内将整饬就绪，军校即可正式开学了。军校的费用每月约15000——20000美圆，要视情况而定，若是采纳我们提出的三个连为一个营的建制，还是按孙提出的6个连为一个营的建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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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鲍罗廷的报告，加拉罕在12月27日致电鲍罗廷，向孙中山询问“如何把援助物资给他运去”，“一俟收到他的回答，政府就讨论他的要求。”同时，加拉罕还通知鲍罗廷，访问团在苏联之行提交的庞大计划被否定了，今后的全部问题归结到“必须展开政治工作和在军校里培养人才的建议上”。1924年3月27日，苏联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81次会议讨论批准了给孙中山的财政援助，同意“按照1923年5月1日越飞致孙中山电报中所允诺的武器数量给以提供[22]”，开办学校经费和物资也已得到落实。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一大”，发表了宣言，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的领导人有11位进入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了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1月24日，正式宣布在广州黄埔岛开办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亲自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创办，先后发出第61号、钟字第22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团组织认真选拔党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报考军校。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代表带着为黄埔军校招生的任务回到各地，进行了紧张的招生工作。一大批优秀的具有革命精神的学生被召到黄埔军校学习。湖南、河南、北京、河北、山西等地的共产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在当地进行了秘密招生。毛泽东在上海还亲自接待过报考的学生。
在军校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五六十人，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共产党员金佛庄原来在莫斯科，到广州出席中共“三大”以后，就留在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的早期筹备工作，军校成立以后他历任军校教导团第2团第3营营长、党代表、团长等职务。
四、黄埔军校正式成立
1924年6月16日，是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两周年的纪念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鲍罗廷等出席大会。孙中山发表了长篇讲话，勉励军校学生努力，将来成为革命军的骨干。他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23]
黄埔军校是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它以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并重。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后来从黄埔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各级部队，促进了军队的革命化。学校设立了政治部，周恩来是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高语罕等共产党人在校内执教。他们言传身教，信誉很高，素为学生所拥戴。
黄埔军校培养出来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成为革命武装力量的核心和中坚。国民革命军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朱克清、廖干吾、林伯渠等分别担任好几个军的国民党党代表，还有一大批党、团员担任下级军官。广东革命政府依靠这支武装力量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黄埔学生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平定杨刘叛乱，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反动势力，使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黄埔学生曾被誉为“革命前驱”、“东方红军”。大革命失败后，不少黄埔师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工农红军的指挥员。
历史上，中国曾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陷人遭受欺负、备受屈辱的悲惨境地。上百年来，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苦苦追求的目标。为此，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洋务派曾经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主张通过改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的复兴和强大,但他们的“戊戌变法”不到百日便被挫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一深深打动几代中国人心坎的响亮口号,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辛亥革命仍以与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充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先进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民族复兴道路,不可能肩负起领导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历史已经证明,幻想“告别革命”，还是在旧制度下用“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或者“教育救国 ”,是根本行不通的。
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国共两党领导人,运用高超的政治智能,建立了国共两党联合的统一战线，创造性地实行了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
黄埔军校的创办，为完成民族复兴,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创办革命的军事学校，培养新型的革命军官，建立国民革命军，以武装斗争统一中国,这才是一条符合国情的民族复兴之路，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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