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今天中国大陆人的愚昧和道德败坏，主要是中共造成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今天的中国大陆人，比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人不堪得多——彼时的中国大陆还有许多人为民主上街游行，现在的民运人士在大多数大陆老百姓眼里就是神经病，与之相应的是：今天的中共比八十年代的中共坏得多：
中共比八十年代大大强化的专制和愚民政策，是造成大陆民众大幅败坏的主因。
虽然如此，我也不同意法轮功朋友的观点，即认为中国人的一切败坏都是中共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完美无暇的“神传文化”。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共产党极权下沦落到今天横遭无差别大规模封城的惨境，比朝鲜还不如，中国传统文化是负有小部分责任的，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三个特点：
一是老人政治传统。儒家的过份尊老传统，被邓小平、陈云剪裁利用，搞成了二十世纪的（后清）“垂帘听政”政治，陈云、邓小平犹如中共红朝的东、西两宫皇太后。
此种不在其位，却凭借老资格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控制共产党的现任领导人的做法，在前苏联、前东欧乃至共产党前蒙古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国家都不存在老人政治，因为依据这些国家的传统，不在其位，你就什么也不是，单凭老资格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因为这些民族的传统只崇拜勇敢和年富力强的能人，并不崇拜老人；这个特点在俄罗斯民族身上很典型：
马林科夫曾是斯大林的指定接班人，且与赫鲁晓夫资历相同，算得上苏联开国元老之一，后因与赫鲁晓夫的权斗失败，被逐出苏共权力核心，马林科夫一直活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运动的1988年，但就这样一位活化石一般的苏联开国元老、曾经的苏共最高领导人之一，之后却没有任何影响力，根本不能对戈尔巴乔夫指手画脚。
苏联这种“不尊老”现象，在中共国倒是不可想象的奇葩现象。
客观地说，有无“老人政治传统”，正是这一细微的差别，导致了1989年开始的民主化风潮，在前东欧、前苏联、前蒙古都获得了成功，而在中共国却以惨败收场。
显而易见，中国的老人政治传统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因为其他共产党国家，尤其是前共产党的蒙古、前苏联和前东欧国家，都没有老人政治现象。
二是面子文化心理。中国大陆民众为何对历史真相两眼一抹黑，充满了各种各样歪曲的想当然，中共的愚民洗脑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也不是全然由中共的愚民洗脑造成，其中中国大陆父母们刻意地对自己的后辈隐瞒历史真相，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客观上加剧了中共愚民洗脑的效果。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很多中国父母都是中共专制暴政迫害的见证者、甚至是受害者，但是他们主动选择（非中共逼迫的情况下）向自己的小孩隐瞒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这就加剧了中国下一代的脑残。
中国父母们为什么普遍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不光彩的事情”，说出来很没有面子。于是乎，从“八零后”开始，中国的后辈们对于“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文革、“严打”、六四大屠杀等等中共罪恶，几乎完全两眼一抹抹黑，甚至颠倒黑白，没有中国父母们的主动配合，是不可能有如此彻底的制造史盲效果的。
那么，中国父母们为什么即便自己也是受害者，仍然要主动向下一代掩盖历史？这就是面子文化在作祟；而面子文化主要是中国儒家理学的产物：
由于中国的儒教是一种现实功利的意识形态，它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也没有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的哲学，为了约束人的道德，就发明了面子文化，用“面子”来约束人的行为，“面子”的象征物就是牌坊，所以儒家理学鼓吹“牌坊越大越好”；
面子文化能够强化羞耻心，有效约束人的行为，但是其副作用就是灵活性、柔韧性的丧失，面子文化走向极端，就会丧失丧失修错能力，僵化虚荣到“宁失利，绝不失面子”的病态地步（典型人物如崇祯帝和蒋介石），明朝的过早败亡，根本原因就是面子文化走向极致，完全丧失了求生的柔韧性。
这种“面子文化心理”，显然也不是共产党带来的，共产党一贯厚颜无耻，凭借其“辩证法”如变戏般地百般诡辩，死的说成活的，甚至可以腆着脸宣称《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已经作废云云。。。而前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国家的民众，也并没有面子文化心理。
当然面子文化心理也并非中国人独有的“劣根性”，深受儒家影响的日本人和韩国人，面子文化的心理同样很重，而日韩人从没有受过共产党的统治。如被前苏联红军俘虏的前日本关东军幸存军人，回国后就普遍很不愿意提及在西伯利亚的“劳改”生活，因为太惨（九成战俘死在西伯利亚战俘营），说出来“很没有面子”；日本人病态的超强羞耻心，甚至超过中国人，这种心理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
三是对政治自由的漠视，甚至轻视。客观地说，华人身上的“经济动物”基因是比较强的，这并非都是共产党带来的，而有着文化的先天基因，我们在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华人身上都很容易看到这种强烈的“重经济自由，轻政治自由”的经济动物属性，尽管新加坡和台湾华人从来没有受过共产党的统治。
尽管香港人在1997年受到中共的间接控制，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受到中共的直接控制，但是香港人在1997年之前，在港英宽松统治的大好条件下追求自由民主的热情，比起印度人、爱尔兰人、南非人如何？恐怕即便比起当年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人、匈牙利人，都要逊色不少！香港人的经济动物属性，全世界是有口皆碑的；我决不相信，如果当年英国统治下香港民主运动有反“二十三条”、“反送中”那样百万人游行的规模，港英当局还敢向中共出卖港人的民主！
等到“香港回归”、解放军驻港部队进驻、中共军警特情密布香港、中共铁闸落下后，被逼到墙角的香港经济动物们再来争民主，晚了！
华人之所以“重经济自由，轻政治自由”，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这也就是华人“重实惠”的心理，也不单是大陆华人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新加坡、香港、台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都有这个特点。
华人之所以“重经济自由，轻政治自由”，出自一种崇尚“实惠”的物质主义心理，认为经济才是实惠的，政治自由是缥缈虚无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又不能当饭吃”！
所以我们见到全世界的华人都“重商业，轻政治”，对所在国的政治参与很低——所谓的“不要去管政治”，这也是华人在不止一个国家横遭歧视、迫害乃至屠杀的根本原因（如印尼政府对华人的两次大屠杀）。
因为政治自由是经济自由的保障，没有政治自由，政府的一纸命令，就可以让你的经济成就统统化作乌有！可见，华人根深蒂固“重经济自由，轻政治自由”的聪明，是鼠目寸光的“聪明”。
崇尚“实惠”的物质主义心理，是缺乏宗教信仰的产物，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缺乏民族性宗教信仰的文化，宗教信仰使不同的民族产生了超越物欲的理想冲动，如许多俄罗斯人即便缺衣少食，也要拉手风琴，中国人即便丰衣足食，也普遍没有这种浪漫情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句：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种对自由不计物质得失的炽烈向往，在中国两千多年来浩如烟海的诗词当中，连一片影子都没有，只有民国的徐志摩有一点例外。
此种精神的缺失，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完美的地分之一；说得直白点就是：中国人缺乏追求政治自由的热情，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缺乏追求自由的炽烈的心！
这就是中国人与东欧人、俄罗斯人乃至蒙古人先天性的气质差别。当然，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先天性气质差别非常小，他们没受共产党统治只是因为幸运而已。
中国人以上的三大特点，导致共产党在中国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并不容易（事实上如果不是二战后美、苏以巨大的合力成全中共，中共一统天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同时也导致共产党一旦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就会特别顽固。前苏联、东欧和蒙古共产党政权灰飞烟灭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共政权依然存在并更趋坐大，这不是偶然的。
而今在新时代文革式“封城”惨剧中哀哭切齿的中国大陆民众，某种意义上也是自食其果：谁让他们在相对宽松的僵贼泯、胡紧套时期非但不去追求政治自由，反而普遍地视高智晟等人是“神经病”？——这就是吃了碗豆腐就把自己的尊严与自由拱手相让者的下场。
曾节明 2022.4.6 微寒凌晨
友请广大网友光临在下油管寒舍，不才虽口拙，但保证你能听到独一无二的东西，别人只有逻辑推理，寒舍既有逻辑推理，又有玄学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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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比八十年代大大强化的专制和愚民政策，是造成大陆民众大幅败坏的主因。
虽然如此，我也不同意法轮功朋友的观点，即认为中国人的一切败坏都是中共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完美无暇的“神传文化”。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共产党极权下沦落到今天横遭无差别大规模封城的惨境，比朝鲜还不如，中国传统文化是负有小部分责任的，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三个特点：
一是老人政治传统。儒家的过份尊老传统，被邓小平、陈云剪裁利用，搞成了二十世纪的（后清）“垂帘听政”政治，陈云、邓小平犹如中共红朝的东、西两宫皇太后。
此种不在其位，却凭借老资格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控制共产党的现任领导人的做法，在前苏联、前东欧乃至共产党前蒙古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国家都不存在老人政治，因为依据这些国家的传统，不在其位，你就什么也不是，单凭老资格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因为这些民族的传统只崇拜勇敢和年富力强的能人，并不崇拜老人；这个特点在俄罗斯民族身上很典型：
马林科夫曾是斯大林的指定接班人，且与赫鲁晓夫资历相同，算得上苏联开国元老之一，后因与赫鲁晓夫的权斗失败，被逐出苏共权力核心，马林科夫一直活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运动的1988年，但就这样一位活化石一般的苏联开国元老、曾经的苏共最高领导人之一，之后却没有任何影响力，根本不能对戈尔巴乔夫指手画脚。
苏联这种“不尊老”现象，在中共国倒是不可想象的奇葩现象。
客观地说，有无“老人政治传统”，正是这一细微的差别，导致了1989年开始的民主化风潮，在前东欧、前苏联、前蒙古都获得了成功，而在中共国却以惨败收场。
显而易见，中国的老人政治传统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因为其他共产党国家，尤其是前共产党的蒙古、前苏联和前东欧国家，都没有老人政治现象。
二是面子文化心理。中国大陆民众为何对历史真相两眼一抹黑，充满了各种各样歪曲的想当然，中共的愚民洗脑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也不是全然由中共的愚民洗脑造成，其中中国大陆父母们刻意地对自己的后辈隐瞒历史真相，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客观上加剧了中共愚民洗脑的效果。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很多中国父母都是中共专制暴政迫害的见证者、甚至是受害者，但是他们主动选择（非中共逼迫的情况下）向自己的小孩隐瞒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这就加剧了中国下一代的脑残。
中国父母们为什么普遍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不光彩的事情”，说出来很没有面子。于是乎，从“八零后”开始，中国的后辈们对于“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文革、“严打”、六四大屠杀等等中共罪恶，几乎完全两眼一抹抹黑，甚至颠倒黑白，没有中国父母们的主动配合，是不可能有如此彻底的制造史盲效果的。
那么，中国父母们为什么即便自己也是受害者，仍然要主动向下一代掩盖历史？这就是面子文化在作祟；而面子文化主要是中国儒家理学的产物：
由于中国的儒教是一种现实功利的意识形态，它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也没有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的哲学，为了约束人的道德，就发明了面子文化，用“面子”来约束人的行为，“面子”的象征物就是牌坊，所以儒家理学鼓吹“牌坊越大越好”；
面子文化能够强化羞耻心，有效约束人的行为，但是其副作用就是灵活性、柔韧性的丧失，面子文化走向极端，就会丧失丧失修错能力，僵化虚荣到“宁失利，绝不失面子”的病态地步（典型人物如崇祯帝和蒋介石），明朝的过早败亡，根本原因就是面子文化走向极致，完全丧失了求生的柔韧性。
这种“面子文化心理”，显然也不是共产党带来的，共产党一贯厚颜无耻，凭借其“辩证法”如变戏般地百般诡辩，死的说成活的，甚至可以腆着脸宣称《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已经作废云云。。。而前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国家的民众，也并没有面子文化心理。
当然面子文化心理也并非中国人独有的“劣根性”，深受儒家影响的日本人和韩国人，面子文化的心理同样很重，而日韩人从没有受过共产党的统治。如被前苏联红军俘虏的前日本关东军幸存军人，回国后就普遍很不愿意提及在西伯利亚的“劳改”生活，因为太惨（九成战俘死在西伯利亚战俘营），说出来“很没有面子”；日本人病态的超强羞耻心，甚至超过中国人，这种心理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
三是对政治自由的漠视，甚至轻视。客观地说，华人身上的“经济动物”基因是比较强的，这并非都是共产党带来的，而有着文化的先天基因，我们在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华人身上都很容易看到这种强烈的“重经济自由，轻政治自由”的经济动物属性，尽管新加坡和台湾华人从来没有受过共产党的统治。
尽管香港人在1997年受到中共的间接控制，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受到中共的直接控制，但是香港人在1997年之前，在港英宽松统治的大好条件下追求自由民主的热情，比起印度人、爱尔兰人、南非人如何？恐怕即便比起当年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人、匈牙利人，都要逊色不少！香港人的经济动物属性，全世界是有口皆碑的；我决不相信，如果当年英国统治下香港民主运动有反“二十三条”、“反送中”那样百万人游行的规模，港英当局还敢向中共出卖港人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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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之所以“重经济自由，轻政治自由”，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这也就是华人“重实惠”的心理，也不单是大陆华人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新加坡、香港、台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都有这个特点。
华人之所以“重经济自由，轻政治自由”，出自一种崇尚“实惠”的物质主义心理，认为经济才是实惠的，政治自由是缥缈虚无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又不能当饭吃”！
所以我们见到全世界的华人都“重商业，轻政治”，对所在国的政治参与很低——所谓的“不要去管政治”，这也是华人在不止一个国家横遭歧视、迫害乃至屠杀的根本原因（如印尼政府对华人的两次大屠杀）。
因为政治自由是经济自由的保障，没有政治自由，政府的一纸命令，就可以让你的经济成就统统化作乌有！可见，华人根深蒂固“重经济自由，轻政治自由”的聪明，是鼠目寸光的“聪明”。
崇尚“实惠”的物质主义心理，是缺乏宗教信仰的产物，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缺乏民族性宗教信仰的文化，宗教信仰使不同的民族产生了超越物欲的理想冲动，如许多俄罗斯人即便缺衣少食，也要拉手风琴，中国人即便丰衣足食，也普遍没有这种浪漫情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句：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种对自由不计物质得失的炽烈向往，在中国两千多年来浩如烟海的诗词当中，连一片影子都没有，只有民国的徐志摩有一点例外。
此种精神的缺失，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完美的地分之一；说得直白点就是：中国人缺乏追求政治自由的热情，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缺乏追求自由的炽烈的心！
这就是中国人与东欧人、俄罗斯人乃至蒙古人先天性的气质差别。当然，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先天性气质差别非常小，他们没受共产党统治只是因为幸运而已。
中国人以上的三大特点，导致共产党在中国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并不容易（事实上如果不是二战后美、苏以巨大的合力成全中共，中共一统天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同时也导致共产党一旦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就会特别顽固。前苏联、东欧和蒙古共产党政权灰飞烟灭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共政权依然存在并更趋坐大，这不是偶然的。
而今在新时代文革式“封城”惨剧中哀哭切齿的中国大陆民众，某种意义上也是自食其果：谁让他们在相对宽松的僵贼泯、胡紧套时期非但不去追求政治自由，反而普遍地视高智晟等人是“神经病”？——这就是吃了碗豆腐就把自己的尊严与自由拱手相让者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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